在安布鲁斯最后一次出门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秒。当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每年到了秋天，他都按照医生的吩咐，到国外某个地方去过冬。这已是第三次了。他总不在家，对此我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总是在他不在家时替他料理家产。他第一次冬天外出时，我还在牛津读书，他是否在家我当然觉得无所谓，但到了第二个冬天，我就回家安安稳稳地住下，整日足不出户，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我对牛津的那种集体生活一点也不留恋，事实上，摆脱了那种生活，心里倒觉得挺快活。
我一向都是只愿意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自从一岁半父母双亡后来到这个家，除了先在哈罗，后又在牛津读书外，我没去过任何其他地方。安布鲁斯十分怜惜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小堂弟，就像对待其他孤苦伶仃、弱不禁风的幼小生命，像对待小猫小狗或是其他需要关怀的小动物一样，用他独有的那份宽厚，把我抚养成人。
我们这个家从一开始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还是三岁孩子的时候，我的保姆用毛刷子打了我的屁股，他就让她卷铺盖走人。这件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看到那个女人为了这么丁点儿小事，用她那双粗大的手打小孩，”他对我说，“我简直气得火冒三丈。小孩子不懂事，淘气是难免的。她一点儿事理都不懂，实在是太蠢。从那以后，你做了错事，都由我来教育你。”
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抱怨。绝不会有人比他更正直，更公正，更富有爱心，更善解人意。他教我学二十六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找出一句骂人话，我要学的字母就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母。他就是用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办法教我学会了字母。要给每个字母都找到一句骂人的话，这着实让他下了一番工夫，但他最终还是都找到了。同时他警告我说，这些骂人话可不能连起来说。
他待人处世一贯谦恭有礼，然而对女人却总是很腼腆，充满戒心，他认为女人是家里的祸害，所以总是雇佣男仆。我们这个家族一直都是由我伯父原来的管家老斯考比掌管的。
也许他很古怪——西部人性格古怪尽人皆知——尽管他对女人看法独特，教育孩子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但他绝不是一个怪人。邻居们喜欢他，敬重他，佃户也都爱戴他。在得风湿病之前，他常常冬天出去打猎，夏天则驾着那艘平时停泊在海湾里的帆船去钓鱼，有兴致的时候也出去吃吃饭，在外面玩一玩。每个星期天，他都去做两次礼拜，有时布道时间过长，他会在我们家的教堂固定座位上看着我，面露一副苦相。他还极力影响我，让我像他一样有兴趣种植一些稀有灌木。
“这是一种创造，”他常常这么说，“就像其他创造一样。有些人喜欢养点什么，我倒喜欢看着从土里长出东西来。不那么费劲，结果却更令人满意。”
安布鲁斯的话让我的教父尼克大为震惊，赫伯特·帕斯科牧师，还有他的其他朋友们也都很吃惊，这些人过去常劝他安下心来，享受享受家中的欢乐，好好成个家，不要只知道侍弄那些杜鹃花。
“我已经有了接班人。”他总是揪着我的耳朵回答说，“为了他我是少活了二十年还是多活了二十年，就看我怎么看了。再说，菲利普就是现成的继承人，所以，不存在我是否尽到责任的问题，到时候他会替我做的。舒舒服服地坐一会儿吧，先生们，家里没有女人，我们可以穿着靴子把脚跷到桌子上，痰就吐在地毯上好了。”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安布鲁斯非常挑剔。他之所以当着新来的牧师这样说，完全只是为了寻开心。牧师是个可怜的妻管严，养了一大串女儿。安布鲁斯坐在桌子的一边朝我挤挤眼睛。
我现在依然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沙发里，上身略略有些前倾——我也从他那儿学来了这个习惯——看着牧师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无济于事地辩白着，他不出声地笑起来，笑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又惶恐伤了牧师的感情，本能地改变了谈话的口吻，转而谈起一些让牧师开心的话题。他是在尽全力让牧师觉得舒服一些。我去了哈罗以后越发欣赏他的这种品质。假期实在过得太快。这期间，我不断能感受到他的言谈举止以及和他相处与学校里的那些同学和老师是多么的不同，同学们调皮捣蛋，老师们冷酷刻板，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每当我准备坐车去伦敦时，总是脸色煞白，眼泪汪汪的，而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没事，这是一种训练，就像驯马一样。我们谁都逃不过这一天，这个假期过去了，下一个假期转眼就到，到时候我就接你回来，就哪儿也不去了。我自己来训练你。”
“训练我什么呢？”
“嗯，你是我的继承人，不是吗？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于是，我就走了。马车夫威灵顿赶车送我到波得敏坐去伦敦的车。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安布鲁斯。他拄着手杖站在那儿，几只狗围绕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确信无疑的理解。他一头浓密的卷发已渐渐变白。看到他向狗打了一声呼哨，转身走进房子，我只觉得喉头一阵哽咽。马车穿过门口的草场，驶出白色的院门，经过一片农舍，车轮压在砾石路面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马车载着无可奈何的我向学校走去，向远离安布鲁斯的日子走去。
然而，他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健康状况，等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他却要离去了。
“他们对我说，如果再待在这样一个天天都下雨的地方过冬的话，我就得一直坐在轮椅上，再也别想站起来了。”他对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去过冬，西班牙或是埃及的海滨，或者是到地中海沿岸任何干燥温暖的地方去过冬。我倒不是非去不可，但我要是成了瘸子，那就完蛋了。我出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带回来一些谁都没有的花木。我们可以看着它们是如何鬼使神差地在康沃尔的土地上生长。”
冬去冬来，头两个冬天都是这样过去的。他在外面过得挺好，我觉得他倒也不孤单。他回来的时候，天知道带回来了多少种树、灌木，还有花。那些植物真是形状各异，色彩纷呈。其中，茶花是他最热衷的，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茶花园。不知是他特别精通园艺还是有什么其他门路，反正这些花一直都长得很好，一株也没死。
日复一日，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次他决定去意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花园。这两个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这对他来说没大要紧的，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听说那里虽然很冷，却很干燥，而且他也没必要介意雨水多少。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从来都是很晚才睡觉的，我们经常在书房里坐到凌晨一两点。有时说说话，偶尔一句话也不说。那晚我们俩伸展双腿，烤着火，几条狗蜷伏在我们脚边。前面说了，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倒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不时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却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画，一会儿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
“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我赶紧说。
他摇了摇头，笑笑说：“不用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咱们不能两人一起离家几个月，这是一种责任，知道吗？一个庄园主的责任，不管别人是不是都这么想，我是这样一种想法。”
“我可以和你同行到罗马，”我说，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要是天气没什么不测的话，我能在圣诞节前赶回家。”
“不，”他慢声细语地说，“不行的，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再别往这上面想了。”
“你没什么感觉不好的吧？”我问他，“没觉得哪处疼吧？”
“我的天，看你说哪儿去了，”他笑了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病人？我都有好几个月没得风湿了。麻烦的是，菲利普，我对家实在过于迷恋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许也会有这种感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凝视着窗外的草坪，静默了好一阵。寂静无声的傍晚，穴鸟已经归巢，猫头鹰已不再啼叫。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把小路都挖了，种上了草，现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说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头的马厩旁，效果可能会更好。什么时候你再把那些灌木处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干吗是我来处理，而不是你？”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疑问。“一回事，”他最后说道，“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你可得记着做啊。”
我的老伙伴当恩犬，这时抬起头看着他，它已经看到了厅里整理好的箱子，也嗅到了离别的气息，它吃力地起身，走到安布鲁斯身边，垂着尾巴站在那儿。我轻声唤它，它却不过来。我在炉缸上磕了磕烟斗，钟塔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几下，仆人的房间里传来斯考比嘟嘟囔囔骂伙计的声音。
“安布鲁斯，”我忙说，“安布鲁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别犯傻了，菲利普，去睡觉吧。”他对我说。
这事就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又最后指点吩咐了几句，有关春天种植，诸如此类他认为在他回来前我该做的事。他竟然还突发奇想要弄一个天鹅池，就在庭院里通向东车道的入口那地方，那儿有些沼泽，所以冬天天气还好的时候要把池子挖出来，还要筑堤加固。
时间实在是太快，马上就要上路了。七点钟早餐就匆匆结束了，因为他得早点出发，要赶在普利茅斯过夜，然后在那儿乘早班轮船。那是一艘商船，他得坐那艘商船到马赛，到了马赛就可以抽空转转意大利。这一路是很漫长的海上旅行。那是一顿阴冷潮湿的早餐，威灵顿把马车停在门口，车上很快就堆满了行李，几匹马已是蠢蠢欲动，急于要走。这时安布鲁斯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要把一切都照料好，别让我失望。”
“这叫什么话，”我说，“我可从没让你失望过。”
“你还年轻，”他又说，“我留给你的担子很重。总之，你要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你。”
我想，那时要是我坚持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我没再说什么。我和斯考比把他扶进马车，又把旅行毛毯和手杖递进去。他从开着的窗口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对威灵顿说：“好了，威灵顿，走吧！”
于是他们沿着车道走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冬天的日子一如既往。我像以前一样思念他，同时又有很多事情要忙。有时想找个伴，我就会驾车去看尼克·肯达尔教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露易丝，比我小几岁，和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她长得很结实，人也很实在，而且挺漂亮。安布鲁斯以前总开玩笑，说她会做我的妻子，可我心里从没这么想过。
十一月中旬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信是他去马赛时坐的那艘商船捎回来的。信上说他一路很顺利，天气也很好，只是在比斯坎湾稍微颠簸了一下。说他身体状况良好，兴致也很高，急着去意大利玩。他不大敢乘坐公共马车，怕把他带到里昂去，于是就自己雇了马和车，打算沿着海岸进入意大利，然后再转去佛罗伦萨。威灵顿听了直摇头，说那样会出事的，他坚信一点：法国人没一个会赶马车，意大利人则都是强盗。然而安布鲁斯并未遇上麻烦，从佛罗伦萨寄来了第二封信。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
就是在寄自佛罗伦萨的第一封信——显然他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的结尾处，他首次提到了表姐瑞秋。
“我结识了咱们的一个亲戚，”他在信中写道，“你以前听我说起过科林家族吧，这个家族原来在塔默尔有家业，后来卖给了别人。查查家谱，可以发现上上一辈有个科林和艾什利家族的人结了婚，这个支脉便有了后裔，其中有一个孩子出生在意大利，由一个穷困的父亲和一个意大利母亲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叫桑格莱提的意大利贵族。这个贵族好像是在有次喝得半醉和人决斗中丧生，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座空荡荡的大别墅，但没有孩子。这个桑格莱提伯爵夫人，或者叫她自称的名字瑞秋，就是我的表妹。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也是个好伙伴，她很尽心尽职地带我看了佛罗伦萨和罗马的花园，这些地方以后咱们俩要一起去的。”
安布鲁斯能有个朋友，而且还是个热衷于园艺的朋友，对此我感到很宽慰。因为我对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所以一直担心他在那里不太可能结识英国人，现在至少有这么个人，祖辈是康沃尔的，这样他们俩就有了共同之处。
接下来的一封信几乎全列满了各种花园，这些花园虽然不在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候，却似乎给安布鲁斯，还有我们的那个亲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已逐渐对咱们的表亲瑞秋产生了诚挚的敬意，”安布鲁斯在初春时写来的信上这么说，“而且一想到她跟着桑格莱提那个家伙受的那份委屈，心里着实难过。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一帮无耻的恶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她在外貌和行为方式上都和你我一样，俨然一个英国人，就好像昨天还生活在塔默尔似的，只是对家族了解甚少，一切都得我讲给她听。谢天谢地，她绝对机灵，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丝毫没有妇道人家常有的喋喋不休的毛病。她帮我在费索勒找了很好的住处，离她的别墅不远，随着天气日渐转暖，我会更多地去她那儿，在阳台上坐坐，或者去花园里逛逛，这些花园的造型和里面的雕塑看上去都是出自名家手笔，不过我不大熟悉。她的日子怎么过的，我不清楚，可我猜想她大概得把别墅里许多值钱的东西卖了还丈夫欠的债。”
我问了尼克·肯达尔教父，问他对科林家族有没有印象，他说有印象，但印象不好。“他们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家伙，”他说，“我小的时候只知道他们赌博，把房产和钱财都输光，现在留在塔默尔那里的只不过是个破烂不堪的农场。四十年前就衰败了。这个女人的父亲一定叫亚历山大·科林——我想他消失在大陆了，他排行第二，和他父亲一样，不过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安布鲁斯讲到这个伯爵夫人的年龄了吗？”
“没有，”我说，“他只提到她年纪轻轻就嫁人了，但没说多久以前，猜想该是人到中年了吧。”
“她肯定特别迷人，不然艾什利先生不会注意她，”露易丝说道，“我还从没听过他对哪个女人有好感。”
“这大概值得推敲，”我说，“她长相一般，十分普通，根本没什么值得恭维，我为此感到高兴。”
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一两封信，都是些闲言碎语，没什么新鲜事，比如说刚和瑞秋表妹用过餐回去，或者是正准备去她那儿吃饭。他说她那些佛罗伦萨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无私地给她出主意，他自诩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她很感激。尽管她兴趣广泛，但不知何故总是显得很落寞，大概从来就没有能和桑格莱提沟通过，她说她一直渴望有英国人做朋友。“我觉得回家的时候除了能带回几百株植物之外，还能另有所成。”他说。
接下来是一大段漫长的日子，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但以往都在四月底前回家。寒冷的冬季好像迟迟不去，西部国家一向有很轻微的霜冻，今年出人意料得严重，有些山茶花已经受了影响。我希望他不要很快回来，免得和我们一起经受风霜雪雨。
复活节刚过不久，他的信又来了。
亲爱的小弟：
最近没我的音讯，你一定很纳闷。确实，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一天写这么一封信给你。真是天意不测，命运难料。你和我这么亲，大概能揣测这几个星期我内心的骚动。骚动这个词用得不对，也许应该说是从幸福的迷茫到最终下决心的过程。我并没有仓促决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刻板的男人，不会一时兴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几个星期前，我知道了没有其他路可走，我发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甚至曾经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即便现在，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我都想把想法告诉你，但直到今天才能够心平气和地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和瑞秋表妹在两个星期前结婚了，现在我们俩在那不勒斯度蜜月，打算不久回佛罗伦萨。其余就不多说了，我们没作什么安排，目前我们俩谁都没想过以后怎么办。
希望有一天，菲利普，不太遥远的某一天，你能认识她。我可以写一大堆我对她的印象，写她多么多么好，多么温柔可爱，写多了会让你烦的，还是以后你自己去了解吧。我真说不清她为什么会在一大群男人中选中我这样一个性情乖戾、出言不逊的“女性反感者”——如果有这么个词的话，她常为此取笑我。我承认自己被打败了，不过被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打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胜利。如果不是非要这么讨厌地声明一下的话，我宁可说自己是没有被征服的胜利者。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并转达我和她对大家的问候与祝福。记住一点，我亲爱的小乖弟，我这桩迟来的婚姻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深厚的爱，反而还加深了这份感情。既然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尽心尽力为你做一切事情，而且还会有她的协助。尽快回信，可能的话，加一句热忱的话，欢迎表亲瑞秋。
你永远忠心的
安布鲁斯
信是五点半左右送到的，正好我刚吃过饭。所幸当时我一人在，斯考比把邮包送进来就走开了。我把信放在口袋里，穿过田野来到海边。斯考比的侄子见到我，向我问了声好，他在海边开了家磨坊，石头墙上的渔网晾晒在落日的余晖中。我没大理会他，这一定会让他觉得我很无礼。我爬过岩石堆，来到小海湾边一块凸出的狭窄岩石上，夏天我常来这里游泳，那时安布鲁斯总坐着小船，停泊在五十码以外的地方，我就从这里朝他游去。我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信，又读了一遍。如果我对那两个在那不勒斯共享幸福的人有一丝同情，一点快慰，哪怕一点点的激动，我的良心都能有些许的安慰。我真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想想自己这么自私，内心一点温情都没有，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坐在那儿，两眼呆呆地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水，心中无限悲哀。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像多年以前在哈罗第四讲堂的凳子上坐着的时候那样，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落寞，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前景一片茫然，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世家，这个世界里有着我从未有过，也不想有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