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西尔弗从店里向外面的我招手，他的脑袋从两件东西之间露出，一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官服，另一件是挂在官服旁边的吉奥狄斯[52]地毯。他扒开那两样东西，使劲挥手。在他身子下方，一尊石质的高棉佛像凝视着大街。我走进店里。
“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边问边寻找那件青铜器。
他点点头。“我把那东西给卢氏公司的弗兰克·卡罗看了，是件赝品。”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我不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离老远就冲我拼命招手。
“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会把它收回的。您不该在我们这儿吃亏。”
说着西尔弗去掏钱包，我觉得他拿钱的动作太快了。此外，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也与他宣告的消息不吻合。“不，”我说，冒着损失自己一半财产的风险，“我愿意留下那东西。”
“好，”西尔弗边回复边冷不防地笑了，“这证明您已经知道古董商人的第一条规矩了：不能让他人吓住自己。”
“这我早就学会了，不是当古董商时学的，是遭奴役的时候学的。这么说青铜器是真品了？”
“您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根据三个不重要的原因分析出来的。咱们就别绕弯子了，那东西是真的？”
“卡罗认为是真的。他不明白怎么有人会说它是假的。他以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博物馆的年轻工作人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有时会过分热心，出现评判过严的现象。特别是刚刚受雇的，他们觉得必须表现出自己比前任懂得更多才行。”
“那件青铜器值多少钱？”
“它不是什么珍品，周朝中期的。据说在帕克-勃内[53]那儿拍卖大概值四五百美元，不会再多了。中国青铜器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古董都贱卖了，打仗嘛。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收藏中国青铜器。”
“也是因为打仗吗？”
西尔弗笑了，露出嘴里的许多金牙。“您自己那份想要多少钱呢？”
“我付过的钱，再加上利润的一半，不用四六开了，就五五开吧。”
“我们先得把青铜器卖掉。卡罗估的拍卖价也许只能卖到一半，或者更少。”
他说得对。青铜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能卖出的价钱之间有天壤之别。我考虑着是否该亲自出马与卡罗洽谈。
“我们去喝杯咖啡，”西尔弗说，“是喝咖啡的时候了。”
“为什么？”我问，时间才上午十点。
“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杯咖啡。”
我们穿过马路。西尔弗又穿着紫色长袜配他那双漆皮鞋，看上去像个穿小方格裤子的犹太主教。“我想告诉您，我打算怎么干，”他解释道，“我会给卖给我那件青铜器的博物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把它转手卖了，买主拿着它去了卢氏公司的卡罗那儿，结果那东西被鉴定为真品。然后我会对博物馆的人说，我会试着把它再买回来。”
“按原价？”
“价钱嘛，我们喝第二杯咖啡时再谈。今天的咖啡味道如何？”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可您为什么偏偏要再卖回给那家博物馆呢？这只会让那个说这件东西是赝品的人很没面子，甚至会惹怒他。”
“没错。他可以再次拒绝，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世界上的艺术品生意就像是在村里做买卖，艺术品商人都爱吹牛。博物馆那主儿可能从下一个买主嘴里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我将永远失去博物馆这个客户。您明白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可要是我首先问他要不要，他只能感谢我，甚至必须如此。如果他拒绝了，那好，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行动了。这个领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其中之一。”
“您打算跟他开什么价呢？”我问。
“就是所谓您付的那个价钱。不是五十美元，而是二百五十美元。”
“您得多少呢？”
“七十五美元，”西尔弗边说边做了个漂亮手势，“不是一百美元，而是七十五。我们都是人啊，您觉得怎么样？”
“这招儿是挺高，但这桩买卖中毕竟我成了输家。卢氏公司不是说在帕克-勃内拍卖会上那件青铜器……”
西尔弗打断我的话。“亲爱的先生，做股票和艺术品生意可不能追求最大利润，否则会血本无归啊。您可别当赌徒啊！如果有利可图，就赶紧下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54]的座右铭，您该一辈子记住它！”
“好吧，”我答复说，“可对自己的第一笔买卖，我需要一种奖励，我是用自己的一半财产冒的险。”
“我们在争论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博物馆可能会拒绝，那我们就得费尽全力再找新的买主，在这种非常时期！”|||||
“要是您知道这件青铜器是真品，您自己会出多少钱？”我问。
“一百美元，”西尔弗的回答像子弹出膛那么快，“一美分都不能多。”
“西尔弗先生！上午十点半您就说这种话。”
西尔弗冲咖啡店的捷克女服务员招了招手。“您尝尝捷克的奶油蜜糕，”他对我说，“这种点心配咖啡是一绝！”
“上午十点半就吃？”
“为什么不可以呢？生活中，人必须我行我素，否则就成了机器。”
“那好。我在您那儿工作的事有结果了吗？”
西尔弗往我的盘子上放了一块奶油蜜糕，这种点心扁平，有一层厚厚的杏仁和糖。“我跟我弟弟说过了，您明天就可以开始干。这与青铜器的买卖无关。”
我深深吸了口气。“每天十五美元？”
西尔弗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十二块五，这是已经说好的价钱。我甚至觉得您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会尝试这种愚蠢手法的。”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也许不会。可我是个不幸的自由思想者，得为生存而奋斗，西尔弗先生。”
“那就更糟了。您真的这么缺钱吗？”
“比缺还缺，甚至负了债。欠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律师的钱。”
“律师们可以等，他们甚至习惯于此。我本人就曾是律师。”
“可我还需要这位律师的帮助，马上就该延长签证了。他肯定等着我偿还部分债务呢。”
“我们回店里去，”西尔弗说，“您的话让我心碎！”
我们又冲进车流中，就像犹太人跳进红海，并幸运地到达对岸。西尔弗看来有一颗叛逆的心，他胸有成竹，根本无视红绿灯，就好比滑冰的人明知摔断骨头得去医院，还乐此不疲一样。“要是喜欢泡咖啡馆，从那儿盯着店里的动静，一旦看见顾客上门，就得迅速跑回去，”他对我解释道，“所以我过十字路口时才这么奋不顾身。”
他抽出磨损了的钱包。“您需要预支款，”他说，“一百美元怎么样？”
“预支的工作报酬还是卖青铜器的钱？”
“加一块儿。”
“好，”我说，“但只算预支的卖青铜器的钱。工作报酬得另付，您最好每周周末付我钱。”
西尔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想要银币还是金条？”
“哪儿的话。我又不是贪婪的鲨鱼。但这笔钱是我在美国挣的第一笔钱。它让我怀抱希望，不必沿街乞讨或是饿死路旁。您懂吗？这使我变得有点儿幼稚。”
“这种变幼稚的方式倒不错。”
西尔弗拿出十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咱们合伙做生意的预付款，”说着他又掏出五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您为青铜器付过的钱，对吗？”
“够大方。我明天什么时候该开始干活？”
“不用八点来，九点吧。这也是干咱们这行的好处，早晨八点没人买古董。”
我把钱装进兜里，然后告辞。外面艳阳高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我享受自由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忘掉金钱与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对我来说一向是一回事。我摸着钞票就像把握着生活本身，这些钱够我过三周的。
时值午间，我们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拉维克、罗伯特·希尔施和我。外面会计们午休的时间刚刚开始。
“人啊，”拉维克说，“人的价值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根本不想谈什么情感，这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因人而异。某人对一个人来说价值高于整个世界，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狗屁不值。从化学角度来看，人也毫无特别之处：碳酸钙、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很多水分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合起来大约值七美元。只有想消灭一个人的时候，事情才变得有趣。在恺撒进行高卢战争时，杀死一名士兵的平均费用是七十美分。到拿破仑时代，有了枪炮、重炮什么的，杀死一名士兵的总费用已经接近两千美元，然而进行杀人培训的费用还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使用了巨量的大炮、碉堡、战舰和弹药，估计每杀死一名士兵的费用大约已涨到一万美元。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据专家们估计，杀死一名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会计的费用几乎将达到五万美元。”
“要是杀人这么昂贵，那战争将会慢慢绝迹，”希尔施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
拉维克摇摇头。“可惜不是这样。军界寄很大希望于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使用它可以抑制大屠杀中出现的价格飙升，据说甚至有望恢复至拿破仑时代的水平。”
“每具尸体两千美元？”
“是的，也可能更低。”
电视屏幕上跳跃着一条条午间新闻。播音员不遗余力地报道着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这么做，好像给大家正餐前献上的开胃拼盘。|||||
“将军们甚至期待着价格下跌，”拉维克说，“他们发明了全面战争，现在他们不用只在前线消灭昂贵的士兵了，而是实际上也在后方狂轰滥炸，轰炸机在此派上了大用场。现在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全都在劫难逃，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他指着屏幕上的播音员说：“你们看他那副模样，装腔作势像个布道的！”
“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正，”希尔施解释说，“军界对此一向就很在意。为什么就该战士单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为什么不能风险均摊呢？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的谨慎而已。孩子会长大，女人会生出新的战士——为什么不趁他们成为危险之前就马上把他们杀死呢？军阀和政客的人道是无限的！聪明的医生也不会等着瘟疫失控再采取措施。对吧，拉维克？”
“没错。”拉维克说，瞬间他显得很疲倦。
罗伯特·希尔施望着他问：“要不要我把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关掉？”
拉维克点点头。“关了吧，罗伯特。我们只能短时间忍受这挺机关枪兴高采烈的扫射。你们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再爆发吗？”
“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我说，“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拉维克摇摇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是感觉不到的，”他说，“这才是症结所在。他也感觉不到他人的死，短时间后他所能知道的就仅仅是自己得以幸免。是我们那可恶的皮肤将我们和他人隔开，使我们成了自私的孤岛。你们在集中营都经历过，对死者的哀痛并不能阻止人们吞下尽其所能搞到的一块面包。”他举起酒杯。“那儿那个胖播音员滔滔不绝地播报死亡人数，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仅仅是猪排骨似的，咱们还喝得下这白兰地吗？”
“喝不下，”希尔施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能坦然地活着吗？”
窗前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女人在打一个小男孩耳光，孩子差不多四岁。孩子挣脱后往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跑得直到离母亲有一段距离，让她追不上，并做出各种鬼脸。最后两人消失在四处闲逛的会计们当中了。
“军界人道地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希尔施说，“他们不喜欢说‘数百万死者’，不久他们在报道中就会用‘超级死亡人数’来粉饰。‘超级死亡人数’听上去比‘一千万死者’要好一些。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在古代中国，军人属于下九流，地位还不如刽子手，因为刽子手只杀罪犯，而将军们则滥杀无辜。今天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杀人越多，他们的荣誉越高。”
我回身看了看，拉维克靠在扶手椅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他的特点，那是医生的典型特点：他可以随时入睡，也可以随时醒来。
“他睡了，”希尔施说，“大屠杀、超级死亡人数和偶然的狰狞面目，我们管这些叫历史，它们像无声的雨丝坠入他打的盹。这全靠他所诅咒的、把我们分隔开的皮肤的保佑。噢，能够置身度外是多么幸福啊！”
拉维克睁开双眼。“我没有睡，我在用英文复习子宫切除术的各种问题。你们这些理论上的浪漫派真是不可救药！你们忘了《拉昂摘要》中的条款了？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
他站起来向街上望去。会计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已婚妇女，她们穿着花连衣裙前往各处买东西。“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医院了！”
“你可以轻易数落我们，”希尔施说，“你起码有个体面的职业。”
拉维克笑了。“却是个毫无希望的职业，罗伯特。”
“你今天话不多，”罗伯特·希尔施对我说，“这种毫无意义的午间专题讨论会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无聊了？”
我摇摇头。“我今天成资本家了，当上了雇员。那件青铜器卖掉了，明天我开始在西尔弗那儿帮他们清理地下室的货物。这令人激动。”
希尔施笑道：“看我们从事的这些职业！”
“我对自己的职业并无反感，”我说，“人可以把职业看作是象征性的。清理货物和做古董生意！”我从口袋里掏出西尔弗给我的钱：“这钱你至少拿一半吧，罗伯特。就这样我欠你的还是太多呢。”
他拒绝了。“你最好还是先付给莱文和沃森一些吧，你马上又得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别错过机会，不管是否打仗，主管当局都是主管当局。你的英语知识有进步吗？”
我笑了。“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突然听力长进许多，大概是步入市民生活的效果吧。从看什么都新鲜到自己赚到钱，从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过上小日子。未来开始了。工作、赚钱、安全。”|||||
罗伯特·希尔施审视地看着我。“你觉得我们还适合过这种生活吗？”
“为什么不适合呢？”
“路德维希，也许流亡的岁月已经毁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再过正常生活了？”
“这我不知道。这是我开始市民生活的第一天，还是靠打黑工。也就是说我还有可能落到警察手里。”
“有些士兵战后已经不适合再从事任何职业。”希尔施说。
“那咱们就等着瞧吧，”我回复道，“《拉昂摘要》中的第九条说：为明天担忧会削弱今天的判断力。”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我傍晚走进旅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时问莫伊科夫。
“一场灾难！拉乌尔！我们最有钱的房客！此人租用着豪华套间，带沙龙、餐室和大理石浴盆，床对面还有电视。他想自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下午。他失去了基基，那是他交了四年的朋友。”
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声号哭，就在观叶植物和盆栽棕榈下。“这家旅馆里有不少人掉眼泪，”我说，“而且总是在棕榈下！”
“哪家旅馆里都有不少人哭。”莫伊科夫解释说。
“里兹酒店里也这样吗？”
“在那儿股市下跌时有人哭，在我们这儿则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望的孤独时会哭，尽管他不相信是这样。”
“这不也同样可以是高兴的理由嘛，能够庆祝自由了。”
“或者说庆祝残酷。”
“基基死了吗？”我问。
“比死还糟！他订婚了，跟一个女人！这才是拉乌尔的悲剧命运。如果他跟另一个同性恋者走了，那还可以算是内讧。可偏偏是个女人！那是永远敌对的阵营！背叛！违背圣灵的罪过！”
“可怜的魔鬼！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同时与别的男人以及女人竞争。”
莫伊科夫微笑道：“刚才拉乌尔说了一大堆有趣的话，谈他眼中的女人。最简单的莫过于：女人是没皮的海豹。对在美国最受尊崇的女性饰物——丰乳，他也大放厥词。蜕化了的哺乳动物那摇摇晃晃的母牛奶子，这还算是最轻微的诅咒。每当他想象基基拜倒在女人的奶子下时，他就咆哮不止。你回来得太好了，你已经习惯灾难了。我们得把他弄回他的房间去，不能再让他留在下面了。帮帮我！这家伙的体重超过两百磅[55]。”
我们向摆放着盆栽棕榈的那个角落走去。“他会回来的，拉乌尔！”莫伊科夫赌咒说。“别激动！明天一切都会好的。基基会回来的。”
“不干净了！”拉乌尔咬牙切齿地说，他躺在沙发上像一匹受伤的河马。
我们想把他抬起来，但他死死抵住大理石桌子，号啕大哭。莫伊科夫继续劝他：“这是个小错误，可以原谅的，拉乌尔！但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基基会万分懊悔地回来！”
“不干净了，那母猪！那封信是他写的吧？那流氓不会回来了！我的金表他也拿走了！”
拉乌尔又号哭起来。我们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踩到了我的脚，两百多磅啊！我想都没想就骂了一句：“小心点儿，您这娘们儿！”
“什么？”
“哦，”我平和了些，“您的举止确实像个多愁善感、嚼舌根的娘们儿。”
“我是娘们儿？”拉乌尔突然有几分正常地问。
“佐默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莫伊科夫安抚道，“他英语讲不好。这话如果用法语说意思完全不同！是大加恭维。”
拉乌尔揉了揉眼睛，我们预计他会再次爆发歇斯底里的喊叫。“我，娘们儿！”他没有喊叫，而是轻声地说：“偏偏这么评价我！”他感到受了彻底的侮辱。
“他是用的法语的意思，”莫伊科夫骗他，“在法语里那是一种荣耀！一个蛇蝎美人！”
“人就是这么被抛弃的！”拉乌尔边解释边自己站了起来，没要我们的帮助。“被所有人抛弃了！”
我们毫不困难地把他送到楼梯那儿。“睡几个小时！”莫伊科夫劝慰道。“吃两片或三片速可眠，待会儿再喝杯咖啡。然后事情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拉乌尔没有搭腔。我们也属于弃他于不顾的人，全世界都弃他而去。莫伊科夫扶他上楼，“明天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得多！基基没有死，只是年轻人一时误入歧途！”
“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的袖扣[56]他也给带走了！”
“那是您自己送给他的，过生日的时候。另外，他会把它们带回来的。”
莫伊科夫从楼上下来后我问他：“对那个病态的白痴胖子你干吗那么上心呢？”
“他是这儿最好的房客。你看见他的公寓套间了吗？要是没有他，我们就得涨房租，包括你的。”
“慈悲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