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尔弗那里已经工作两周了。这家店有个巨大的地下室，一直延伸到街道下面。它还分成许多隔间，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有童车挂在天花板上。这一切都是西尔弗兄弟继承过来的，他们曾几次尝试对这些东西进行整理和登记，但都未见成效，很快也就放弃了。他们告别律师这一行当，并非为了到一个“地下墓穴”来当簿记员。要是地下室中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那是越放越值钱的。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有时间就心安理得地去喝咖啡了，他们对自己波希米亚人[58]的“职业”很当真。

我每天早晨消失在“地下墓穴”，一般中午再回到地面，就像一只鼹鼠。地下室只安装了几只不带灯罩的灯泡，光线昏暗，常令我忆起自己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时光。我起初担忧这种工作环境也许会让我过多地回忆起过去，但我立即决定，要慢慢而有意识地适应这种环境，以便逐步化解自己内心的情结。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不得不进行这类尝试，即通过习惯类似但并非绝对不可忍受的事情，来把不可忍受的变成凑合着还能忍受的。

西尔弗兄弟常常来地下室找我，他们从一个类似梯子的楼梯上走下来。在灯光下，首先能看到的是亚历山大·西尔弗的细方格裤、他的漆皮鞋和长袜；然后是弟弟阿诺德的漆皮鞋、丝质长袜和黑裤子。两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喜欢交际，他们不是想监督我，而是为了与我闲聊。

我已经习惯了这“地下墓穴”和头顶上轿车及卡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慢慢地，我在地下室中居然收拾出一些空地来。有一部分东西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保留，例如几把厨房用的破椅子，还有几张非手工制作的烂沙发。西尔弗兄弟夜里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马路上去，好让城市清洁队早晨收垃圾时把它们拉走。

几天后我在一堆几乎毫无价值的旧机织地毯中发现了两块吉奥狄斯祈祷用跪毯，上面有祈祷壁龛的图案，其中一条图案是蓝色的，另一条则是绿色的。它们非现代仿制品，而是真品，大概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无缺损。我像只犬般骄傲地把它们当作猎物拖到楼上。

店里坐着一位戴着好几条金项链的阔太太。“这是我们的专家，夫人。”看到我上来，亚历山大·西尔弗不动声色地说。“佐默先生，来自巴黎卢浮宫。他主要讲法语。佐默先生，您觉得这张桌子怎么样？”

“路易十五时代的上品，线条很纯净。品相也好，稀世之宝。”我带着很重的法国腔回复道，为效果起见，我又用法语把全部内容重复了一遍。

“太贵了！”戴项链的太太说。

西尔弗听了一愣。“可我还根本没向您报价呢，对吧？”

“报没报价都一样，太贵了！”

“好，”西尔弗很快反应过来说，“那您开个价吧，夫人。”

这时轮到这位太太发愣了。她犹豫了一会儿，指了指那块绿色吉奥狄斯跪毯问：“这块地毯多少钱？”

“这块无价，”西尔弗回答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不卖。”

那位太太笑了。

“只有那条绿色的是遗物，”我解释道，“那条蓝色的是我的，我带来给西尔弗先生看的。他如果买了，就可以凑成一对儿，价值就能升高两成。”

“在您这儿根本就甭想买到任何东西了？”这位太太嘲讽地问。

“这张桌子和所有其他您所看到的东西。”西尔弗说。

“也包括那条绿地毯？”

地毯的麻烦在于：西尔弗不知道它们的价值，而我也不了解它们的售价该是多少美元。那位太太坐在我们俩中间观察着我们，这样我们也无法沟通。

“那好，”西尔弗碰运气地说，“地毯也可以卖给您。”

那位太太笑道：“我想也该如此嘛，多少钱？”

“八百美元。”

“太贵了！”那位太太说。

“您好像挺喜欢这句口头禅。那您愿意付多少钱呢？”

“一个子儿也不付，”那位太太边说边站起身，“我就是想听听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全是破烂儿。”她快步走向店门的时候脖子上的项链发出叮当的响声，半路还撞倒了一盏荷兰挂灯，连扶都不扶。西尔弗扶起那盏灯，用甜美的声调问：“您结婚了吗，夫人？”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我们，我的同事和我，只想在今晚做夜祷时为您那可悲的丈夫祷告，用英语和法语。”

“这女人不会再来了，”我说，“要么就会带着警察来。”

西尔弗不屑地摆了摆手。“我那律师可没有白当。这匹拉雪橇的牝马反正也不会买任何东西的。这种讨厌鬼成千上万，他们出于无聊到处跟售货员找碴儿。他们一般待在鞋店和服装店，在那儿一连几小时地试穿，最后什么也不买。”他看了一眼地毯问：“我母亲这件遗物情况如何？”|||||

“吉奥狄斯，出产年代是十九世纪初，甚至可能是十八世纪末，产地小亚细亚。很漂亮的地毯，可以算是半古董，真正的古董得是十六或十七世纪的东西。可那时候的祈祷用跪毯比较少见，要是有也大多是波斯货。”

“您认为它们值多少钱呢？”

“战前在巴黎的地毯商那里差不多值五百美元。”

“两条值这么多？”

“一条。”

“天哪！您不认为我们该为此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吗？”

我们起身去街对面，西尔弗过马路的方式像是要自杀，迫使一辆福特车紧急刹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司机对他破口大骂，蠢阉羊还算是其中最温和的字眼。西尔弗满面春风地挥手向男子致歉。“这么一来，”他解释说，“我的自信又恢复了，它先前被那拉雪橇的牝马给践踏了。”

我不解地望着他。“可惜我是个容易动怒的人，”他说，“是那种最暴躁的类型。那司机有理由骂我，但那拉雪橇的牝马没有。现在这两种责骂就扯平了，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咖啡加黄油羊角小面包行吗？”

“行。”

对西尔弗的逻辑我无法全部认同，但我接受了黄油羊角小面包。在法国度过的战争年代以及流亡中的饥饿岁月使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无论什么钟点我都可以吃东西，而且也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在城里闲逛时，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驻足在食品店的橱窗前，欣赏里面摆放的大火腿、美味小吃和圆蛋糕。

西尔弗掏出钱包。“青铜器的事有结果了，”他得意洋洋地说，“那家博物馆来电报了，愿意收回那件青铜器，出的价钱比我们想象得还要高。那儿的馆长被撤换了，不是因为这件事，他还犯了一些别的错。这是您该得到的份额。”

西尔弗把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到我那盛着黄油羊角小面包的碟子旁。“满意吗？”

我点点头。“预付款怎么办呢？”我问。“我该从这笔钱里退还给您，还是您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西尔弗笑了。“那笔钱已经扣了。您赚了三百美元。”

“两百五十美元，”我解释说，“我自己还付了五十美元呢。”

“对。如果我们把地毯卖出去，您照样会得到一笔佣金。我们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我们以前曾是赚钱的机器。同意吗？”

“同意，甚至非常同意。您是个有双重人格的人，西尔弗先生！”

“再来一个黄油羊角小面包？”

“行。这种面包很好吃，就是个儿太小了。”

“这里很棒，是吧？”西尔弗说。“我一直向往着，店铺附近能有一家好的咖啡馆。”他一直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盯着对面的店铺，看有没有顾客上门。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勤奋的麻雀，蹦蹦跳跳地冒着被马蹄踩扁的危险在觅食。他突然长叹一声说：“要是我弟弟没有那个疯狂的念头就好了！”

“什么念头？”

“他有个女朋友，是个schickse [59]。您想想看，现在他居然想娶她！一个悲剧！这会毁了我们大家！”

“schickse？什么意思？”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犹太人，却连这都不知道？也是，您是不可知论者。schickse就是女基督徒！这个女基督徒耳边的发绺是用过氧化氢染过的，她长着一双鲱鱼眼，那张有四十八颗大牙的大嘴想吞掉我们含辛茹苦节省下来的美元。她就是只染着金发、长着两条罗圈右腿的鬣狗！”

到我想象出他描绘的画面，还真过了好一阵。“我那可怜的母亲，”西尔弗继续说，“要不是八年前在火葬场被火化了，她在坟里也会恼火的。”

我来不及思索这些杂乱无章的事。“火葬场”这个词像警钟一样击中了我，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往后推了推。那股我所熟悉的甜丝丝的无聊气味突然浮现，令我直想吐。“火葬场？”我问。

“是的，火葬是这里最简单，也是最干净的方式。我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死在这里了。您知道……”

“我知道，”我匆忙说，“您弟弟呢？他为什么不该结婚呢？”

“可是不能娶非犹太人！西尔弗气愤地说，“在纽约，正派的犹太姑娘比在巴勒斯坦还多。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犹太人！难道他在这儿就找不到一个犹太女人？要是在这儿找不到，那就没地儿能找到了！可他偏要标新立异！这就跟在耶路撒冷非要娶布伦希尔德[60]为妻一样。”

我一言不发听着他抱怨，刻意不向西尔弗指出他言论中逆向反犹主义的悖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连讽刺性比喻都不行。

西尔弗恢复了平静。“我本来根本不想向您讲这一切的，”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此事的悲剧性。”|||||

“没有真正理解。悲剧对我而言几乎总是与死亡有关，与婚礼无关。我这个人本性非常简单。”

他点点头，继续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不与其他教派的人通婚，这是我们的教规。”他看着我说：“您所受的犹太教育肯定已经不是笃信宗教的了，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总是忘记自己在他眼里是个犹太人。

“无神论者，”他说，“自由思想者！您真是这种人吗？”

我略加思索后说：“我是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又补充道：“在夜里。”

我现在冒名顶替的这位路德维希·佐默，他曾在巴黎打过黑工，为一位法国商人修复绘画作品。同时他还兼做古董生意，我为他跑过一阵业务，因为他心脏不好，行动受限。他最大的专长是买卖旧地毯，这方面他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馆长还在行。他曾带我去过卖主那里，多是一些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他给我讲过这个领域造假的诡计以及如何识破它们。这和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如出一辙：必须完全了解编织手法、颜色以及装饰图案，并对它们进行比较。造假者最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多是些没受过教育的织工，往往在仿制过程中把真正古老的地毯的不规则性当成错误给纠正了。而恰恰这种不规则性才是真品的标志，古地毯没有整块花纹是完全规则的。织工们相信不规则可以避邪，而且使地毯生动。相反，赝品则总是显得有些呆板和做作。佐默收藏了一些小块的地毯残片，他用这些残片给我讲解真品与赝品的区别。我们星期天去博物馆，为的是研究那里珍藏的杰作。那段时光几乎是田园式的，也是我在流亡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一个夏天而已。正是这段经历令我学会了一些本事，才能识别西尔弗那两块吉奥狄斯。

那年是佐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清楚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幻想。他也知道自己在替一个骗子修复绘画作品，以后这些作品会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但他连对此进行嘲讽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历尽艰辛，损失无数，同时却始终保持了理智，以致在最后几个月甚至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愁苦的情绪。他是第一个教导我与命运抗争要适可而止的人，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被命运击毁。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就像我也未能学会忘却复仇那样。

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

“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

“拿着我的护照，”他接着说，“用它活下去。”

“你可以把它卖了。”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流亡者中有个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他愿意出一千二百瑞士法郎买一本护照。这可是个天价，用这笔钱可以送佐默去住院。但他不愿意，他想死在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周围是地毯残片，闻着熟悉的松节油味道。他的医生古根海姆以前是位教授，现在做长袜生意，比这更好的医生他几乎找不到了。“拿着护照，”他说，“这是一线生机。把这个也拿上，这是死亡通行证。”他塞给我一个带链子的小金属盒，盒内用棉花包着一粒氰化钾。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佐默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以备一旦落入盖世太保魔爪时用。他认为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情愿速死。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给我留下了自己的衣物、几幅石版画和他收集的地毯残片。我把这些东西全卖了，为的是给他凑丧葬费。我留下了装有氰化钾的盒子与护照，下葬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留了一小块吉奥狄斯地毯的残片，是一块带浅蓝色祈祷神龛的边饰，蓝得就像巴黎八月的蓝天，和我在西尔弗那儿找到的那块地毯一样蓝。那粒毒药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我们来到埃利斯岛，我才把它扔进水中，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询问。拿着佐默的护照开始几周有些异样，就像一个死者在休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罗伯特·希尔施再次拒绝接受我还给他的钱。“我现在钱有富余，”我抗议道，“何况我还有一份固定黑工，至少可以干六周。”

“先把你欠律师的钱付了，”他回复道，“莱文和沃森先生的钱，这是重要的，你还需要他们的帮助。最后再还朋友，他们可以等，《拉昂摘要》第四条b款就是这么说的。”

我笑了。“你记错了！《拉昂摘要》上的话正相反，先朋友，后他人。”

“这是修订版的纽约《拉昂摘要》。最重要的是逗留许可。或者你情愿进美国拘留营？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有不少这类拘留营，加利福尼亚的是关押日本人的，佛罗里达的是关押德国人的。你愿意与德国纳粹关押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如果遭到怀疑。而遭到怀疑并不难，只要护照可疑就够了，路德维希。你难道把那句老话忘了？陷入法律的利爪易，想逃脱它却难。”

“没忘。”我不安地回复道。

“那你愿意在拘留营挨揍吗？挨人多势众的纳粹分子的揍？”

“拘留营难道没有警卫吗？”

希尔施充满同情地微笑道：“我说路德维希！你自己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嘛，在一个关押着几百号囚徒的拘留营里，夜间是没有保护措施的。那时‘圣灵’就会来揍人，而且不留任何痕迹。有时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事情。当美国人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在欧洲时，谁又会对一桩所谓的自杀感兴趣呢？”

“那拘留营的指挥官不管吗？”

希尔施不屑地摆摆手。“这种拘留营的指挥官大多是退了役的老兵油子，对他们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纳粹分子会笔挺地敬礼，站得笔直，举手投足都有军人风范，所以他们比起那些其他的可疑分子更容易招指挥官喜欢。而其他嫌疑犯只会抱怨别人骚扰他们。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答道。

“国家毕竟是国家，”希尔施说，“我们在此不遭追杀，受到容忍，这已经是种进步了！但切勿掉以轻心，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我们也是二等公民。”他掏出自己的粉色护照：“敌国侨民。二等公民。”

“那一旦战争结束情况会怎样呢？”

希尔施笑了。“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你仍旧是二等公民。你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资格。护照到期时你得不断回美国来延长，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麻烦。谁有这么多钱来回跑呢？”

他从某个角落拿出一瓶白兰地。“下班了！”他说。“苦役结束。今天我卖出四台收音机、两个吸尘器和一个烤面包机。业绩太差，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你适合做什么呢？”

“无论你相信与否，我想成为法学家。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就是法。这个国家是用法律条文杀人者的乐园！法学家我是当不成了，还能干什么呢？人还能相信什么呢，路德维希？”

我耸了耸肩。“我不能预测太远的未来，罗伯特。”

他望着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这怎么讲？”

他嘲讽地微笑道：“不捉摸不该知道的。”

“是啊，罗伯特，”我性急地回复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结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