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街道上已响起了军用运输车的轰隆声；食品店前妇女们手持灯笼排起了长队；临时委员会内各个派别的宣传队连夜在沿街的墙壁上刷写了标语口号，墨迹未干。
乐队队员们收起乐器走出地下室来，感到外面的空气分外新鲜。“新时代的堤坦尼亚”[1]夜总会的顾客们，不论是偶尔上这里来的还是经常上这里来的，都跟在乐队队员后面，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仿佛大家都不愿破坏夜间在那个地下室内达成的协议。男人们竖起大衣领，行动显得僵直，仿佛是从四千多年前的墓穴里发掘出来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就会顷刻化为灰烬；妇女们则仿佛受到冷空气的激励，一个个哼着小调，敞着大衣，露出胸怀，在泥泞与积水的街道上跳跃着择路而行，宛如在练习某种舞步。妇女们的行动好像是对男人们醉态的控诉，仿佛她们希望这渐渐衰歇的欢快之中再爆发出新的欢乐。他们这支队伍好像都希望这欢乐的节日尚未结束，希望走到某个地点乐队队员们也许会停止前进，在大街上打开乐器盒拿出萨克斯管与
低音号来演奏。
走到莱文森银行大楼（现在莱文森银行已由人民警卫队的巡逻队警戒着，他们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头戴附有标记的帽子）对面时，这帮夜游神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悄悄散开，相互也不告别就各行其路。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诺一边一个搀着伊琳娜。我总是站在伊琳娜的右边，这样就不碍着我腰带上别着的盒子枪皮套；瓦列里安诺在重工业委员会工作，穿便衣，如果带手枪的话（我想他也带着枪），一定是那种小手枪，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现在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忧郁，我们呢，心里则有些害怕（我是说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诺与我的心情一样，虽然我们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觉得她现在完全控制住我们了。虽然我们做过一些荒唐透顶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与她头脑里无休止的幻想相比，与她对肉欲的追求相比，与她的狂热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很年轻，面对现在经历的事件我们太年轻了。我是说我们两个男人，因为伊琳娜这种女人已经过早成熟了。虽然她在我们三人中间年纪最轻，但她的意愿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伊琳娜低声吹起口哨，满脸堆着微笑，仿佛她已预先尝到了某个新主意的甜头。她的口哨声越吹越响，听得出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进行曲；我们提心吊胆的，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跟着她吹起口哨来，并身不由己地踩着乐曲的节奏齐步行进，。心里都有种既是牺牲品又是胜利者的模糊感觉。
我们来到圣阿波罗尼教堂前面。这个教堂现已改为霍乱病医院，外面停放着许多灵枢等候灵车运往墓地。灵枢周围用石灰画上圈圈，不让人接近。有个年迈的妇女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祈祷，我们踏着进行曲的节拍前进，差一点踩着她了。她举起又瘦又黄像个毛栗子似的拳头指向我们，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先生！”不，她这么嚷道：“可恶！先生们！”仿佛这是两句诅咒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凶狠，称呼我们先生等于视我们加倍可恶。还说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养的”；还有什么“不得好……”这时她发现我穿着军服，话没说完便把头低下去了。
这一段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预兆，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应该贯穿这本小说的始末。这些形象包括军用运输车穿过这座城市（虽然军用运输车这个词唤起的表象有点笼统，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确切性），包括在街道两旁大楼间挂着的一条条横幅（这些横幅号召人们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队伍。各种工人游行的队伍经过不同的路线，因为它们是由相互对立的工会中央组织的，有的主张坚决把考德雷尔军需品工厂的罢工运动进行到底，有的主张停止罢工支持人民武装抗击反革命军队对城市的包围。这些路线纵横交错，却为我们划出一块地盘，让我、瓦列里安诺与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们的故事：发生、起步、发展、趋向与意图。
我认识伊琳娜那天，战线已经收缩到距东城门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与预备役中的中老年人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对谁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设置防线，这时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至，穿过铁桥向城内逃来。有头上顶着鹅篮子的妇女，有赶着唧哇乱叫东奔西窜的猪群的小青年（农民们为逃避夫役与掠夺，把他们的子女与牲畜也带出来，让他们听天由命），有骑马或步行的逃兵与落伍的散兵，有领着一大帮背着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贵妇人，还有担着担架的民夫、刚刚出院的病员、游乡串户的商贩、政府官员、修道士、吉卜赛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装的原军官女儿学校的学员们。他们一起拥进铁桥两边的栏杆之间，仿佛被一阵撕毁地图、冲破国界与战线的阴冷的狂风裹带着猛扑过来。这些日子里这种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内来寻找庇护所。他们之中有人害怕暴乱与抢掠，有人担心会遇上复辟势力的武装，有人为了得到临时委员会的脆弱而合法的保护，有人则为了浑水摸鱼进行违法活动（有违反旧法律的，也有违反新法律的）。现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胁，再用不着什么团结，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开拓一条生路。虽然在遇到障碍时他们也会有某种协作或一致行动，但那并不需要讲许多话就能心照不宣。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混乱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感到高兴，但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早晨我夹杂在拥上铁桥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轻松又愉快，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未像那天那样感到自己与他人、与我自己、与整个世界如此和谐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也许我最好还是说：我觉得我与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和谐一致）。我已经到达桥头，这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岸边；人流减慢了速度，拥挤着、向后面抗着，以免压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台阶的人身上；那些锯掉腿的人先拄着这根拐杖再换到那根拐杖；马匹被抓着嚼子横牵着，以免铁掌在铁台阶上打滑；带边斗的摩托车需要倾斜着把边斗抬起来（人们免不了抨击这些被迫下来推车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走供机动车行驶的大桥，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这时我发现我身边有位妇女也在沿台阶往下边走。
她的大衣下摆与袖口处有一条毛皮镶边，圆顶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挂着一块面纱。总之，我很快发现，她不仅年轻、诱人，而且穿着入时。正当我从侧面观察她时，只见她突然睁大眼睛，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惊恐地大叫一声，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动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会跌倒在地，被这股洪水猛兽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问她。“那您就靠着我点、没有关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渊，深渊，桥下边，”她说着，“救命哪，我头晕—…·’”
桥下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头晕，但是她确实被吓呆了。
“别往下边看，扶着我的胳膊；跟着大伙往前走，我们已经到桥头了。”我对她说道，希望这些话能使她镇定下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踩着台阶，脚步迈向空中，掉进深渊，大伙都掉进深渊……”她摇摇晃晃地说道。
我透过桥头台阶的缝隙望见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块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觉得一阵眼花，好像也感觉到了她那种感觉：悬空，一直悬在空中；下坠，不停地下坠；漩涡，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尽力抵御着后面咒骂我们下得太慢的人群。“喂，让开点！上一边搂着去，不害臊！”要想躲开这势不可当的人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长我们的步伐，把脚伸向空中，腾空而起……喏，我也觉得悬在空中了……
也许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桥梁。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描写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觉和心绪，为各种事件（众人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制造一种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上开拓出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还有许多历史情况与地理情况尚未交待清楚。我在这座空中桥梁上拥挤前进，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下铁桥，让她的脚站在滨江路的路面上，她则老是被人群挤得急于空中。
她终于镇定下来了，昂着头骄傲地望着前方，并迈着迅速的步伐坚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这篇故事也应该尽力跟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逐句记录下我们关于深渊的对话。铁桥虽然走完了，但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桥梁并未走完，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词语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吗？”我问她。
“没什么。我常常头晕，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发作，有时没有什么危险也发作……高呀，矮呀，没有什么关系……夜晚我望着星空，想到星星离我们多么遥远时……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这里时，我都会感到头晕……”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飞驰而过的乌云。她讲头晕就像讲述吸引着她的某种诱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话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躺着观察天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懂得这种事。”
我们谈话，一人说完另一位尚未开口时，这中间存在一段间歇，如同这座铁桥两级台阶之间存在空隙一样。
“您懂得如何观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学家？”
“不，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观察。”我指了指我的军装领口上佩戴的炮兵领章。“打炮的时候观察炮弹飞行。”
她把目光从我的领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没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缝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显的袖章上。“中尉，您是从前线下来的？”
“我叫阿列克斯·晋诺贝尔，”我自我介绍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尉。我们团里已经取消了军衔，不过现在的命令老是变来变去的。现在我是个袖口上带两条杠的军人，只能这么讲。”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道：“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种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感，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管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点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顶插着玫瑰花的圆帽尚在头戴灰帽子、钢盔或头巾的人流中飘荡；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头望望我。
后面几段讲的是前线上的炮击与溃败，临时委员会内各政党的分裂与统一，充满了一些将军和议员的名字，并夹杂着一些有关天气的消息，如暴风雪、降霜、阴云、大风降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我的各种心情：我时而愉快地投身到各种事件的浪潮中去，时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思考某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隐蔽起来，如同市内到处用沙袋垒起掩体（这座城市似乎在准备巷战）与鹿砦一样（每天夜晚各种派别的人都往鹿砦上贴标语口号，但由于雨水和纸、墨质量低劣，这些标语口号很快就变得辨认不清了）。
每当我经过重工业委员会大楼前时，我都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进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诺。”从我来到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这么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种当务之急而推迟了，大家都说，我这个现役军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确，常常到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去走动，很少待在兵营里，好像我不属于任何部队的编制，也不坐在任何办公桌上。
瓦列里安诺不一样，他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我进楼里去找他那天，看见他坐在那里，但并未处理什么公事，而是在擦左轮手枪。看见我走过去，他冷笑一下说道：“好啊，你也来和我们一起钻圈套了。”
“也许我是来让别人钻圈套呢。”我回答说。
“圈套都是连环的，一个套一个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当心。
重工业委员会占用的大楼原是一位发战争财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时被征用了。这里的家具阔绰而俗气，现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机关常见的死气沉沉的摆设；瓦列里安诺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式闺房中的摆设，如画有龙的图案的花瓶、雕漆首饰盒和一组屏风。
“你想把谁关进这间绣楼里去呢？一位东方的王后？”
屏风后面走出一位短发女郎，上穿灰色绸衫，下穿乳白色裤子。
“男人的梦幻不会因为革命而改变，”她开口说道。她那挑衅似的连损带挖苦的声音与语调，使我认出她就是我在铁桥上碰上的那位女子。
“你看，隔墙有耳吧，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瓦列里安诺微笑着对我说。
“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并不反对梦幻哪。”我对她说。
“革命同样也不会使我们摆脱噩梦。”她反驳道。
瓦列里安诺插话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认识呢。”
“我们是在一次梦境中相遇的，”我说，“那时我们正从一座桥梁上跌落下去。”
她却说道：“不对，我们是各做各的梦。”
“嘿，也有人醒来时待在这种安全的地方，不会感到头晕吧。”我接着说。
“晕眩到处都会发生，”她接过瓦列里安诺刚刚装好的枪，并把它抽出来，再把眼睛凑近枪管好像要看看枪是否擦拭干净；然后甩出转轮，往弹孔中安放一粒子弹，并打开击锤，把枪对准自己眼睛转动转轮。“这枪管倒像个无底洞，能听见虚无向你发出的召唤，引诱你跳下去，跳进那向你召唤的黑暗之中……”
“喂，别拿枪开玩笑！”我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可是她把手枪对准我。
“为什么？”她说，“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
“让男人们都赤手空拳？同志，你觉得那样合适吗？妇女们武装起来干什么呢？”
“取代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在下边，我们在上边。让你们也尝尝做个妇女是什么滋味。快，站到那边去，站到你的朋友身边去。”她命令道，一直用枪指着我。
“伊琳娜是不会改变主意的，”瓦列里安诺告诫我说，“违拗她不会有好处。”
“那你？……”我望着瓦列里安诺问道，希望他出来干预一下，以结束这场玩笑。
瓦列里安诺望着伊琳娜，但伊琳娜的目光毫无表情、仿佛处于呆滞状态、无为状态，又好像一个只有别人顺从了他的意志才会感到高兴的人。
这时驻军司令部的一位身着摩托服的通信兵带着一沓儿卷宗走进来，门打开时正好把伊琳娜隐蔽住了。瓦列里安诺好像什么也未发生，泰然自若地迅速处理那些文件。
“你说……”来人刚走出门，我便问他，“你觉得这种玩笑能开吗？”
“你会明白的，伊琳娜从不开玩笑。”他说道，依旧低着头看那些文件。
此后时间似乎变了，黑夜延长了，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似乎再也没有白天了。我们三人或外出或在家里，从此形影不离，活动的高潮总是在伊琳娜的房间里上演一场既是隐秘又带表现主义与挑衅的闹剧，举行一次秘密祭扫。在这场祭扫中伊琳娜既是主祭又是亵渎者，既是神灵又是牺牲品。
小说在这里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上，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却是个十分封闭的地方，挂着印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没有一丝缝隙可以看到外面那可怕的场面。我们躺在床上，一丝不挂。房间里充满了裸露人体的汗臭味。伊琳娜干瘪的胸膛上乳房微微隆起，ru头四周乳晕显得分外大，似乎应该长在一对更加丰满的乳房上；她的外阴又窄又尖，像等腰三角形（自从我把伊琳娜的外阴与等腰三角形联系起来以后，我再说“等腰三角形”这个词时身上总不免要起鸡皮疙瘩）。这个场面的中央，没有笔直的线条，只有弯弯曲曲的线条并且交叉在一起，就像床边香炉里缭绕萦回、团团升起的青烟（香炉里正烧着一家阿美尼亚人开的香料店被砸之后仅剩的一点香料。一群尚未沾上恶习的人误认为这家香料店是大烟馆，出于义愤把它捣毁了）。仿佛有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三个人捆在一起，我们越是挣扎，被捆绑得越结实。在这捆人体中间，在这场闹剧的中心，是我深藏在内；心里的隐密，我不能将它告诉任何人，更不能告诉伊琳娜和瓦列里安诺。我肩负的秘密使命是：查出谁是钻进革命委员会内部并企图使我们这座城市落人白军手中的间谍。
那年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吹遍首都的各条街道，革命势力中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伊琳娜就持这种观点，并成功地不仅使瓦列里安诺而且使我也都相信她的观点。瓦列里安诺是个县级法院法官的儿子，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信奉印度教修士与瑞士神智学家[2]，是各种稀奇古怪学说的最好信徒；我呢，我受过严格的教育，知道未来的革命即将由革命法庭或白色军事法庭裁定，它们两家的行刑队都在整装待命。
我尽力放松，随着伊琳娜手臂的屈扭做出各种曲线的匍匐动作，仿佛我们在舞蹈，但在这种舞蹈中重要的不是节奏而是动作的柔软与放松。她一手按着一颗人头；人头因习惯做直线运动，不听她的摆布，但她要求我们像爬行动物一样，做出各种离奇的动作来占有她。
因为这是伊琳娜为我们制定的信仰的第一条：放弃直线，放弃垂线。我们虽然同意她，做她的奴仆，但是男子汉的气度依旧残留在我们心中。她不允许我们争风吃醋。她把手放在瓦列里安诺的后颈上，手指伸进他那蓬乱的红发，不让他的头钻进她的腹部，并命令道：“往下！再往下！”同时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望着我，要求我也望着她，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做曲线运动。
我觉得她一直盯着我，同时也觉得有另一双眼睛随时随地都直盯着我。后者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期待于我的只有一件事：死亡，不管是我让别人死亡还是我自己死亡。
我等待伊琳娜的目光放松对我注意的时刻。喏，她现在闭上眼睛了，我悄悄爬到阴暗的地方，爬到床头后面、沙发后面、香炉后面，爬到瓦列里安诺脱去衣服的地方（他养成了把衣服叠放整齐的习惯），爬到伊琳娜看不到我的地方。我躲在由于她闭上眼睛而带来的黑暗之中，躲在她微微的呻吟带来的不注意之中，在瓦列里安诺的口袋里与钱夹里翻找，找到了一张折叠两次的密件。那是一张因背叛罪而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上面有钢笔填写的我的名字，也有签名、副署签名和符合各种规定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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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坦尼亚是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性格开朗、活泼，富于浪漫精神。这里用来比喻到这家夜总会来寻欢作乐的人们。
[2]印度教亦称婆罗门教，是公元八九世纪后流行于印度的宗教，由婆罗门教吸收怫教、耆那教等教义加上民间信仰演化而成。主要教义是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十九世纪前，随着大量印度教徒外迁，在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也有传播。神智学是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布拉瓦茨卡娅和美国军官奥尔考特共同创立的神秘主义神学。它杂糅了西方神秘主义与婆罗门教、佛教教义，鼓吹通过“修行”、“断念”、“净化”等神秘活动与“神明”相交往。主要流行于欧美资产阶级中。
小说念到这里，开始讨论。各种事件、人物、环境和感觉都被一一摒弃，仅留下一般概念。
——多态型邪恶愿望……
——市场经济法则……
——意谓结构的对等关系……
——偏差与规定……
——阉割……
只有你，你和柳德米拉还在那里等待，别的人谁也不想再念下去了。
你走近罗塔里娅，把手伸向摊在她面前的书页并问道：“可以吗？”你想拿到书。但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二十页左右拆开的书页。其余部分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起，我找另一部分书页，找它的下文。”你说。
“下文？……哦，这些就够讨论一个月了。你还嫌不够？”
“不是要讨论，是要看……”你说。
“唉，我们的学习小组很多，赫鲁利-阿尔泰研究所的图书馆中只有一本小说。于是我们就把它拆开，你争我抢，把书都扯坏了。不过我觉得，我抢到的这部分是最精彩的。”
你与柳德米拉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小桌旁进行小结。“简单地说，《不怕寒风，不顾眩晕》不是《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后者也不是《在马尔堡市郊外》；这后一本书呢，又根本不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寻根溯源。”
“对，是出版社让我们屡受挫折，出版社应该设法对我们进行补偿。”
“假如阿蒂与维利安第是同一个人怎么办呢？”
“首先追问《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要一本完整的书，再要一本完整的《在马尔堡市郊外》。我是说，要求我们看了一半的带这些书名的小说，如果真正的书名与作者并非如此，那就请他们告诉我们并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本又一本的书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样追下去，”你补充说，“也许我们就能找到通向《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的线索，不管它是完成了的还是没完成的小说……”
“我不否认，”柳德米拉说，“当听说找到这本小说的下文时，我对这本小说曾抱过很大希望。”
“……可我现在倒是迫不及待地想接着读《不怕寒风，不顾眩晕》……”
“我也是，虽然应该说，这本小说并非我理想的小说……”
喏，我们又碰上老问题了。不论是在阅读时，在追寻中断的小说时，还是在辨别柳德米拉的爱好时，你刚刚觉得找到点门道，就被她立即堵死了，让她溜掉了。
“我现在最想看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的枝叶纵横交错……”
你对她的这个观点立即表示同意。你把那些充满了理智分析的书页统统弃之不要，幻想获得一种自然的、纯洁的、原始的阅读条件……
“必须找到中断了的线索，”你说，“我们立即上出版社去吧。”
她则说：“没有必要我们两人都去。你自己去吧，然后转告我。”
你感到失望。这场追踪行动之所以使你着迷，是因为你可以和她一起进行，一起经历，一起评议。现在你觉得你们似乎有了某种协议、某种信任，这倒不是因为你们开始用“你”字相互称呼，而是因为你们觉得是在合伙干一件事（这件事也许任何第三者都不会理解），可偏偏在这时候她拒绝去。。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
“这是原则。”
“你这话什么意思？”
“造书的人与看书的人之间有一条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这条界线并不十分严格，正在趋向消失，因为造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有与看书的人合二为一的倾向。当然，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应该承认，用这些书来制造另一些书的人却比仅仅爱好看书的人增加得快。我知道，如果我跨过这条界线，即使是暂时地、偶然地跨过这条界线，那么我就可能遇到这样的危险：和那帮人数像潮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因此，我拒绝把脚迈进出版社去，哪怕是进去几分钟也不干。”
“那我呢？’你反驳说。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每个人有自己的应付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你只好独自去进行这次考察，然后，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再在这家咖啡馆会面。
“您是为手稿的事来的？正在拜读，不，不，我说错了，以极大的兴趣已经拜读完了，对，对，我记得很清楚！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您未收到信？很遗憾，我只好向您通报一下，信中都写明白了，发出去有段时间了，邮局老是耽误事，您会收到的，出版计划安排满了，行情疲软，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说什么？感谢您使我们有幸拜读大作，我们应该尽快退还，啊，您是来取稿件的？不，我们还没有找到您的稿件，请您再耐心地等几天，会找到的，您别担心，我们这里什么也丢不了，刚刚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稿件，哦，不会过十年，我们一定会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码我希望如此，我们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这么高，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领您去看，当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别人的，当然，当然，我是说，我们这里许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着，还能把您那份稿件丢掉？我们十分珍视您的稿件，不，木，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退还给您。”
讲话的是一个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只要有人呼唤他：“卡维达尼亚博士！”“请问，卡维达尼亚博士！”“请教卡维达尼亚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个问题，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怀抱中，他顿时变得更加干瘪、背驼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问者的问题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并以一个十分急躁的人迫不得已时表现出的耐心，或者以一个十分耐心的人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发作，尽量把别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撇在一边，或者一一详加说明。他的这些努力使他的下颏和颈脖微微颤悠着。
你走进出版社大门时，向门房说明那几本书拼版有误希望更换，他们先告诉你找发行科；后来，由于你补充说你不仅希望更换而且希望他们对此做出解释，他们又让你去找技术科；当你说明你最关切的是那些被拦腰砍断的小说下文时，他们得出结论说：“那么您最好同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谈。请您到候见室去，那里已有许多人了，会轮到您的。”
因此，你挤身于来访者之中，数次听见卡维达尼亚博士重复有关手稿找不到了的谈话。他不管跟谁谈话，包括你在内，都从这个话题谈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编辑、工作人员打断他的话时，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误会。你立即明白了，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企业或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负着别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使命。正当你要开始跟他谈话时，有人拿着一份需要修订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计划来找他，或者拿着一张需要重新编排页码的书名清单来找他，或者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来找他，因为该书需要从头至尾改版，原来的马利亚现在应改为玛丽娅，原来的彼得应改为彼埃特罗。谁讲话他都听，虽然想到他与另一位来访者的谈话被打断了时也不免有些心烦；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说，他并未忘记他们，记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那种幻想的气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兰托洛茨基分裂派历史的学者悄声说道。）“也许您不该过多地描写那些淫秽的场面……”（“您说什么呀！”一位研究卖方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抗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如不集体行动单靠个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护土、执笔护士，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这些人物都要求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都被打发来见卡维达尼亚博士。各种学科与各种学说的专门用语和独特词汇，统统倾倒到这位被你称为“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老编辑身上，不是为了让他变得比其他老头个子更小，更干瘪、更驼背，也不是为了让“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这句话成为他的表现方式，而是因为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哦，不，他仿佛来自这样一本书……对，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还在阅读这种书，书中经常有“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形象。
为了排除干扰，他摇着头，让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他的秃顶上滑过，并尽量抓住问题的实际方面。“您不能，请原谅，把书中的脚注放到正文中间去吗？或者把正文提炼一下，把它也变成一条脚注呢？您考虑考虑。”
“我是个读者，只是个读者，不是作者。”你急忙声明说，犹如猛扑过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吗？好，提醒得好，我很高兴！”他投过来的目光确实充满友情与感激。“我很高兴。现在我会见读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绪控制着他，他也不愿抵御这种情绪；他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把你叫到一边说：“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经过我手的书很多很多……可是，这能说我在读书吗？不，这不是我所谓的读书……我的故乡书很少，可我读，那时候是真读……我总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样读书。现在我常常扣下一本书，说：‘这本书等我退休时读。’可过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故乡了；在鸡圈里找寻着什么；后来在母鸡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书，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是个简装本，书页都破烂了，上面还有我画的图画、用彩色粉笔涂上了颜色……知道吗？我小时候躲在鸡圈里读书……”
你向他解释你来访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让你再讲下去。他说：“您也遇上了，印张弄乱了，我们知道了，小说有开头没有结尾，出版社近期的书籍全弄乱了，您能看明白点什么吗？尊敬的先生，我们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样再轻轻放下去，仿佛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就会把铅字的顺序弄乱。“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他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便会逐渐扩展，使整个出版社陷入混乱。请原谅，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头晕。”他双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见亿万张书页与词句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飘荡。
“别，别，卡维达尼亚博士，快别为此烦恼！”喏，现在你却要安慰他。“我这只不过是个读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诉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这位编辑说道。“请你听我说。开始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出版社，他自称是个什么语的翻译，是什么语来着……”
“波兰语？”
“不，不是波兰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语，对，是叫钦布里语。他给我们带来一本用那种语言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小说，书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
，是另一本书……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尔；我是说从陡壁悬崖什么的……”
“是阿蒂写的？”
“对，就是这个乌科·阿蒂。”
“请原谅，乌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吗？”
“嘿，众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境线修改过了，竖起了铁幕，过去是辛梅里亚的地方现在是钦布里亚，辛梅里亚被往边上挪了挪。这样钦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亚人的文学也接收过来了，以补偿战争给
……”
“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观点，乌齐-图齐教授反对这种……”
“可以想像，这是大学里两个研究所、两个教研室、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甚至会不共戴天，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乌齐-图齐承认他研究的那种语言的杰作应该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种语言来阅读，那会……”
“可事实是，”你坚持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是本未完成的小说，不，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看到原稿了……
”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1]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2]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3]。”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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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2]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3]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