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力把塑料袋的口往上拉，只能拉到约约的脖颈处，他的头还露在外面。另一种办法就是从他头部往下套，但是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他的脚要露在外面。解决的办法是，让他膝盖弯曲。尽管我又踢又踹帮助他，他那双僵直的腿还是不弯曲。最后我总算把他的腿弄弯了，可塑料口袋也随之弯曲了，这样反而更难搬运，他的头比原先更显露在外面了。
“约约，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摆脱你呢？”我冲他说道。我每次翻转他的尸体时总能看到他那呆滞的面孔，富有扭力的胡须，抹有发蜡的头发和飘在口袋外面的领带。那些年他赶时髦把领带露在毛衣外面。要说那是时髦，也许约约赶得晚点，因为当时已经不时髦了，但是他，因为年轻时羡慕人家这样穿戴，羡慕人家的发蜡，羡慕人家刷过油漆并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便认为这是一个人交了好运应有的模样，等他也交了好运时，他是那样兴奋，以至忘了看看周围那些他要模仿的人，他们现在的模样已经完全改变了。
发蜡粘着得很牢，就是按着他的头往口袋里塞，他的头发还像衬帽那样整整齐齐，至多分成整整齐齐的几绺，略微有点弯曲。他的领带给有点歪了，我本能地替他扶正，仿佛领结打歪了的尸体比领结正常的尸体更会引人注目。
“还得用个口袋套着他的头，”贝尔纳德特说道。我再一次发现，这个姑娘的智力超出她这种社会地位的人能够具备的智能。
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再弄到一个大号的塑料口袋。那里只有一个厨房里装垃圾用的塑料袋，橘黄色，可以用来罩在他头上，但它并掩盖不了这一事实：这是具死尸，装在口袋里，头上罩着个小口袋。
问题是这样，我们在这间地下室里不能再待得太久，天亮之前我们得把约约从这里清除掉。我们开车带着他到处转已经两个小时了，他好似我这个带活动车篷的汽车中的第三位乘客。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例如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静悄悄骑了过来，正盯着我们看；我们那时正要把他，约约，扔到河里去（刚才贝尔西桥上好像没有人），他的头与手已伸到桥栏杆外面去了。我和贝尔纳德特这时只好装着锤打他的背。“吐吧，老朋友，把你的灵魂也吐出来吧，让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声嚷道，并和贝尔纳德特一起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到车上。这时他腹腔里的气体泄露出来，放了个响屁，两个警察哈哈大笑往桥下骑去。我想，约约死后与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全然不同，变得体贴人了；否则他是不会帮助我们这两个因杀害他而将要走上断头台的朋友。
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道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头顶秃了，脸色黄得像只柚子，人家也能认出我。我的头发是在斯蒂亚纳船上流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巴黎市郊这幢带院子的房子。我在这里建起了热带鱼养殖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巴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出一点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子，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毛茸茸的屁股夹在她的两条白大腿之间像活塞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头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头认出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干扰他的欢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种，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头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色油漆和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出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部塞进她那部生了锈的吃角子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瘫痪了的老妓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头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子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进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身上洒的劣质花露水味已掩盖不住尸体的臭味了，但我知道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管从哪个时刻、哪个地点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不，如果我全面观察那些被我排除在主要故事之外的素材，我会觉得它们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包围着我，外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总之，这些素材比起我讲这个故事时突出的那些素材要丰富得多，致使听我讲述的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看到故事的主流包括许多支流，一些重要的素材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回响或看到一点微弱的反光。然而我应该承认，这正是我讲述这个故事要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就是我努力运用的一种叙述艺术的手法。我进行选材的标准，就是坚持不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全部讲出来。
这种做法恰恰象征着极大丰富，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故事要叙述，我就会过分地围绕这个故事而奔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它丧失价值；如果我要叙述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便可以不带偏见地、从容不迫地进行讲述，尽管由于我过多地讲些细枝末节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每次听见栅栏门响时（我住在车库里，养鱼池在院子边上），我都这样自问：我过去生活中的熟人谁能上这里来找我呢？也许只有昨天认识的人，在这个村庄认识的人才会上这里来找我，例如那个身材矮小的阿拉伯清洁工（他从十月份就开始逐户给人送贺年片讨钱，因为他说十二月份时讨来的钱都给他的伙伴们吞了，他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也许还有在更遥远的过去知道我叫鲁埃第的那些人也可能一直追寻到巴黎郊区英帕斯这道栅栏门来，如瓦莱[1]的走私贩，加丹加[2]的雇佣军和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3]时代巴拉德罗赌场中收赌资的人。
贝尔纳德特与我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毫无关系；导致我这样结果约约的那些旧账贝尔纳德特一点也不知道，也许她还以为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干的呢，因为她曾向我讲述过是约约胁迫她过着现在这种生活的。自然，我们是为了钱，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十拿九稳地可以拿到这笔钱财了。我和她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贝尔纳德特这种姑娘机灵过人，一点即通；这件事要么使我们共同摆脱困境，要么使我们一起遭殃。当然贝尔纳德特还有另一种想法，因为像她这样的姑娘要想在江湖上闯荡，必须依靠一个懂得她那门行当的男人。如果她邀我帮她干掉约约，那是因为她要我代替他。这种事我过去见得多了，但没有一次结果对我有利；因此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愿再插手这种事。
喏，正当我们要带他往回返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车篷内），贝尔纳德特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只手还得伸到后面车篷里扶着约约。我正要发动汽车，她却突然把左腿跷向排挡操纵杆，架到我的右腿上。“贝尔纳德特！”我大声嚷道，“你要干什么？你觉得现在是干那种事的时候吗？”她向我解释说，我不该在那个时候闯进她房间，不该在那个时候打断她；不管是跟哪个男人，现在她都要恢复并享受那被中断了的欢乐。她一只手扶着死尸，另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裤扣。我们三人挤在这窄小的汽车里，待在福布尔格·圣安托安内公共停车场上；她骑在我的双膝上，（应该说）和谐地扭动大腿；她那柔软的乳房像雪崩一样压得我端不过气来。约约的尸体向我们这边倾斜过来，她小心地把他推开；她的脸离死者的脸只有几厘米远，死者翻着白眼望着她。我呢，我却毫无思想准备，我的生理反应仿佛我行我素，宁可服从她的意志而不受我的控制；我也无需动弹，因为一切都由着她。然而这时我总算明白了，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但她那温情的强有力的肌肉收缩令我神魂飘荡，无力抗拒。
“不，姑娘，你想错了。”我真想对她这么说，“他不是由于你死的，他是由于另一段尚未结束的故事而死的。”我真想告诉她，在我与约约之间还有另一个女人，还有另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并未结束。如果说我不停地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那是因为我仍旧在围着那段历史转，仍旧在逃避那段历史，如同我得知那个女人与约约勾结起来要毁灭我，我便立即逃跑了一样。那段故事我早晚会讲出来的，不过得在讲述其他故事时顺便讲出来，既不特别突出它，也不带有特殊的感情色彩，不过是愉快地去回忆它与讲述它。回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也能给人带来愉快，如果这件不愉快的事与各种事件搀和在一起（我不是说与愉快的事件搀和在一起），与不断变化的、不断发展的事件搀和在一起，简单地说吧，与我可以称为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与过后把它们作为往事来回忆与讲述时能够带来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干完这些事以后，这件事也是可供讲述的一段好故事。”我们带着装有约约的塑料口袋走进电梯时，我对贝尔纳德特说道。我们打算从楼顶阳台上把他扔到那个窄小的院子里去，第二天等人发现他时，会以为他是跳楼自杀或者他在行窃时失足掉下去摔死的。假如中途有人上电梯，看见我们带着这个口袋，怎么办呢？我会说，我正往楼下送垃圾，却被上面的人把电梯召上来了。对，天快亮了，是丢垃圾的时候了。
“你善于随机应变。”贝尔纳德特说道，我真想回答她说，不这样我就无法生存。多少年来我都提防约约这一伙，他们在各大城市都有人。如果我这么对她说，我还得向她交待约约和那个女人的底细。他们一直坚持要我赔偿我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要把那条锁链再套到我的脖颈上；他们逼得我只好把这位朋友装进这条塑料口袋里，并且要连夜为他找个安身之地。
我想，我跟那个僧伽罗人之间也有某种关系。“年轻人，我不要小鳄鱼。”我对他说，“你去找动物园，我经营别的商品，为市内的商店和个人的鱼缸提供奇异的鱼类，最多包括乌龟在内。有时候有人要买鬣蜥，可是我不经营，它们太难养了。”
那个小伙子（他大概有十七八岁）仍站在那里不走。他的面颊像黄色的柑橘，胡须与眉毛像黑色的羽毛。
“告诉我，谁叫你来的？”我问道。涉及到东南亚的人时，我总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
“西比尔小姐。”他说。
“我女儿与鳄鱼有什么关系？”我大声嚷道。虽然她早已独立生活了，但每当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时都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儿女们我总觉得内疚。
因此，当我听说西比尔在克利奇广场一家夜总会里同大鳄鱼表演节目时，我立刻感到很难过，无需再询问其他细节。我知道她在夜总会工作，但是在公共场合同鳄鱼表演节目却是一个做父亲的最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从事的工作；至少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新教教育的人是不会忍受的。
“那个夜总会叫什么名字？”我面色铁青地问道。“我要亲自去看看。”
他递给我一张海报，我一看到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就出了一身冷汗：“新时代的堤坦尼亚”。这个地方我熟悉，简直太熟悉了，让我想起地球上另一个地方。
“谁是主事？”我问道，“对，经理，主人！”
“哦，是塔塔雷斯库夫人，您要……”他提起桶来把那窝鳄鱼崽带走了。
我望着那堆蠢动的绿色背甲、脚爪、尾巴和张开的大口，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时，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两耳轰轰作响，又仿佛听见了死亡的号角。我好不容易把西比尔从这个女人的魔爪下拯救出来，隐姓埋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我和女儿建立起安全的、默默无闻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了：伏拉达终于找到了她的女儿，并通过西比尔重新把我控制在她手心里；她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既能重新点起我心中最残忍的仇恨，又能重新引起我那莫名其妙的倾心。她这是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亦即她对爬行动物的酷爱，让我能认出她，并提醒我说，作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认为世界就像一口长满鳄鱼的井，我决逃脱不了鳄鱼对我的袭击。
现在我站在凉台上往下看，就像盯着一个关着麻风病人的院子。天空渐渐发白了，但院子下面还很暗，我能够隐隐看到约约那堆不规则的尸体。他在空中翻滚几下后（他的衣襟像翅膀一样扇动着），沉重地摔到地上，像打炮那样发出啥的一声轰鸣，跌得粉身碎骨。
塑料口袋还留在我手中。我们可以把它丢在那里，但贝尔纳德特担心，如果人们见到那条口袋，可以推测事实经过，因此最好还是把它带走藏起来。
到了楼下走出电梯时，电梯口站着三个男人，手都插在衣兜里。
“贝尔纳德特，你好。”
她回答道：“你们好。”
她认识他们，我有点吃醋；再说，从穿着上看，虽然他们比约约穿得更入时，我也觉得他们与他很相像。
“你那塑料口袋里装的什么？让我看看。”三人之中那个身材最魁梧的说道。
“看吧，空的。”我若无其事地说。
他把手伸进口袋。“这是什么？”随即掏出一只刷过黑色油漆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
--------------------------------------------------------------------------------
[1]瓦莱为瑞士南部一州，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
[2]加丹加是扎伊尔巴沙省的旧称。
[3]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曾是古巴军事独裁者，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四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两次执政。一九五九年一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推翻。
影印件到此结束，你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才能继续读下去。完整的小说在什么地方呢？你的目光四下搜寻，然而你立即灰心失望了；这个接待室里只有书籍的原材料、零配件、有待装上或卸下的齿轮。现在你明白柳德米拉为何不随你来了；你现在也耽心越过那条“界线”，耽心丧失做为读者应与书籍保持的那种特殊关系：把书看成一种成品，一种终止的东西，无需再补充或删改什么。但是，卡维达尼亚不停地说服你；即使在出版社这里也可以真正读书，这使你感到欣慰。
喏，这位老编辑又出现在玻璃门口了。赶快抓住他衣袖，告诉他你要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的下文。
“啊，谁知道下文在哪里呢……马拉纳的全部稿件都不翼而飞了。他的手稿，他的原文，钦布里语原文、波兰语原文、法语原文都没有了。他消失了，这一切都随之消失了。”
“后来没有得到他一点消息？”
“得到消息了，他写过信……我们收到了他许多信……都是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我不想跟你叙述这些事情，因为我一点也弄不明白。要看他那些信件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信件吗？”
卡维达尼亚见你执意要刨根问底，同意把“艾尔梅斯·马拉纳博士”的卷宗拿给你看。
“您有时间？那好，请您坐在这里看。然后告诉我您的看法。也许您能看出点名堂来。”
马拉纳总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给卡维达尼亚写信，例如为自己延迟交稿辩解，请求提前支付稿酬，通报国外新书，等等。
这些信件中除事务性的话题外，隐隐可以看到阴谋诡计、故弄玄虚的一些蛛丝马迹。他不愿讲明这些阴谋诡计，或者说，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多讲，他的信变得越来越像狂言呓语。
他的信件发信地点分散在五大洲各个地方，并且不是通过正常的邮寄方式，而是遇到偶然机会让人带到别的地方寄出的，因此信封上贴的邮票并非投寄国的邮票。信件的时间顺序也很混乱，因为有些信件援引后来才写的信件中的话，而另一些信件说要进一步解释的事却包含在署明日期早一个星期的信件之中。
他最后的信件中有封信发自“契罗·内格罗”，（好像）是南美洲某个偏僻村庄的名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安第斯山脉之中还是在奥里诺科河[1]流域的森林之中，搞不清楚，因为他对当地风景的一些简单描写矛盾百出。你现在看的这封信，外表上像封通常的商务信函，可是鬼知道，一个辛梅里亚语出版社怎么会在那个角落里呢？如果说那些书籍是为少数侨居在南北美洲的辛梅里亚人出版的，他们可以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的新书翻译成辛梅里亚语出版，难道他们对该作家的原著也具有在全世界独家发行的权利吗？艾尔梅斯·马拉纳仿佛以他们的代理的身分，建议卡维达尼亚翻译出版爱尔兰著名作家西拉·弗兰奈里[2]的读者期待已久的新作《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
另一封从契罗·内格罗发出的信函充满了深情的回忆。他（似乎）转述当地的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被誉为“故事之父”的印第安老人的。这位盲人老汉不知活了多久，一字不识却能不歇气地讲述发生在他未曾到过的地方、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的种种故事。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人类学家与灵学家前来考察，证明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在出版前几年已由这位“故事之父”的沙哑的喉咙一字不差地讲述出来了。有些人认为，这位印第安老人就是叙事艺术的源泉，是作家们的作品生长的土壤；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位先知由于食用致幻菌，能够与幻想世界沟通，并能接收来自幻想世界的心理波；第三种人则认为他是荷马转世，《一千零一夜》与《圣书》[3]的作者再现，是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詹姆斯·乔伊斯。但是也有人反驳说，荷马无需转世，因为他从未死亡，几千年来他一直活着，一直在创作；他不仅是人们寻常归功于他的那两部史诗的作者，而且是迄今为止大部分文学名著的作者。艾尔梅斯·马拉纳把录音机对着这位老人隐居的山洞洞口……
但是，一封较早的信件——这封信是从纽约寄出的——证明，马拉纳提供的那些末出版的作品来自其他人。
“文学作品均一化电子创作公司（您从信笺上印的名称得知这个公司的名称），总部设在华尔街。自从经济界离开这条街道上庄严的大楼之后，这里英国银行式的、教堂一般的建筑物外表变得十分恐怖。我接了一下对讲机的按钮，说道：‘我是艾尔梅斯，来给你们送弗兰奈里小说的开头。’他们早就在恭候我了，因为我从瑞士打电报告诉他们说，我已说服这位惊险小说的老作家把他那部写不下去的小说开头委托给我，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写下去，我们的计算机有种程序，能根据作者的观念与写作特点把原著的素材展开。”
如果我们相信马拉纳从黑非洲某个首都寄出的信中写的那些话，相信他的冒险精神，那么他把这些材料带到纽约的确不容易。
“飞机钻进了一片乳白色的云区，我正聚精会神地阅读西拉·弗兰纳未出版的小说《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各国出版商都贪婪地在寻找本书原稿，却被我幸运地从作者那里搞到了。恰巧这时一支短筒冲锋枪架到我的眼镜腿上。
“一支手持武器的青年突击队劫持了飞机；机内的空气臭得难闻。我很快发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劫取我这份手稿。这些一定是第二政权组织的青年；这个组织新近吸收的成员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留着络腮胡须，板着面孔，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无法辨别他们属该运动两翼中的哪一翼。
“……我不想向你们详细叙述我们这架飞机摇摆不定的航行，它不停地调头，从这座机场的指挥塔飞向另一座机场的指挥塔，因为没有一个机场同意它在那里降落。最后布塔马塔里总统，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独裁者，允许这架汽油已经耗尽的喷气飞机在他那长满荆棘的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着陆，并充当在这支极端主义突击队与惊慌失措的各大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调解人。对我们这些人质来说，待在这空旷的、尘土飞扬的机场上，闷在这锌板制造的机舱里，时间变得更长了、更难熬了。机舱外面一些羽毛泛蓝色的秃鹫正在泥土里啄食蚯蚓。”
马拉纳与第二政权组织的劫机者单独待在一起时，从他训斥他们的语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孩子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头，下次派些更老练的侦探来，如果他还想改写他的历史的话……’他们好似执行任务受阻的人那样，呆滞而平静地望着我。这个寻找与崇拜秘密书籍的团体，现在竟是一帮对他们的任务不甚了解的孩子。‘你是什么人？’他们问我。我报出姓名，把他们一个个都吓呆了。这个组织的新成员不可能认识我本人，只听到过我被开除出该组织后对我散布的一些谣言：双料特务，甚至三料、四料特务，谁知是为谁效劳，肩负什么使命。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创建的第二政权组织在我的影响还存在时还是个有意义的组织，还未落入那些不可信赖的头目手中。‘你把我们当成光明派了吧，讲实话……’他们对我说，‘按你的标准我们却是黑暗派。我们不会上你的当！’这正是我想从他们那里知道的；我只是晃着肩膀冲他们微笑。不论是黑暗派还是光明派，他们都把我看做叛徒，要干掉我，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无法干掉我，因为布塔马塔里总统保证给予他们避难权，同时也对我加以保护。”
为什么第二政权的劫机者要控制那部手稿呢？你焦急地翻阅一张张信纸，希望找到个答案，但你看到的却是马拉纳的自我吹嘘：吹他按外交方式与布塔马塔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总统保证在解除突击队武装、拿到弗兰奈里的手稿之后，把原稿归还作者；作为报偿，作者保证写一部有关该王朝的小说，为布塔马塔里就任总统及其对邻国的领土要求进行辩护。
“协议草案是由我提出的，并由我主持了谈判。我以专门开发文学与哲学著作的宣传价值的‘水星与缪斯’公司代表的身分参与谈判，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先取得了这位非洲独裁者的信任，然后又取得了这位凯尔特族[4]的后裔的信任（我把他的著作徐徐携带出来之前，曾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地方，使他免遭各种秘密组织的逮捕），顺利地说服双方鉴定这项对双方有利的协议……”
在这以前一封发自列支敦士登[5]的信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弗兰来里与马拉纳之间这种关系的前兆。
“您不要相信那些谣传，说阿尔卑斯山脉中的这个公国打算只向这家匿名出版社提供行政管理与纳税的场所。该出版社与这位畅销书的作家签订合同，并享有他的版权，至于作家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会知道，甚至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人……应该说，我与他的最初几次会面，通过秘书找律师、通过律师再找代理人，似乎证实了您的情报……这家匿名出版社，它从这位年迈作家有关恐怖。犯罪与淫荡的不计其数的创作中大发其财，从机构上看像是一家效率很高的银行。但出版社内的气氛却充满了不安与焦虑，仿佛处于即将爆炸的前夕……
“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弗兰奈里几个月以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一个字也无法再写；许多他已下笔的小说，由于这场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精神危机，都已半途而废，可他已从世界各地的出版商那里预支了稿酬，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小说中人物喝什么牌号的酒，到什么地方旅游，穿什么式样的服装，用什么式样的家具与摆设，等等，早已与有关的广告公司签订了合同。一帮影子作家与模仿这位大师语言和创作风格的专家早已待命行动，随时准备填补漏洞，整修与完成那些半成品，使读者看不出它们属于不同的手笔……（他们仿佛在我们这位作家的近期创作中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在弗兰奈里要求大家耐心等待，推迟交稿日期，宣布改变计划并保证尽快开始工作。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帮助。根据最悲观的说法，他将着手写一部日记，一本反思，其中没有任何事件，只有他在阳台上手执望远镜进行观察时他的心绪与地观察到的景物……”
几天之后马拉纳从瑞士寄来的信件充满喜悦。
“请您注意：众人失败之日，就是艾尔梅斯·马拉纳成功之时！我已会见了弗兰奈里本人：他正在乡村小别墅的阳台上给盆栽百日草浇水；他是个文静的老人，相貌和蔼可亲，直到我尚未触及那根使他恼火的神经以前他都如此……我可以告诉您许多有关他的消息，对你们的出版事业极其宝贵。一旦收到你们对此抱有兴趣的信息，我即告知你们。请速电示下述银行，我在那里的账号是……”
从全部信件来看，不知马拉纳为什么要去拜访这位年迈的小说家。他好像是以文学作品均一化电子创作公司的代表身分去见这位作家的，要为作家完成自己的小说提供技术服务（弗兰奈里面色铁青、浑身颤抖，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说道：“不，这不行，我决不允许……”）；又好像是去捍卫被弗兰奈里剽窃的比利时作家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版权……但是，根据马拉纳写给卡维达尼亚的信件，他要求卡维达尼亚设法使他与这位难以找到的作家接触，以便建议作家把下部小说《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的主要背景移到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那是被一片钴蓝色的海洋环抱着的一个赭石色海岛”。这个建议是以米兰一家不动产投资公司的名义提出的，这家公司打算在那个岛屿上建造带有公共游廊的平房然后分户出售，可采取分期付款或通信的方式购买。
马拉纳在这家公司的任务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公共关系，特别注意那些国家的革命势力掌握政权前后的情况，保证不要因为政治制度的变更弄不到建筑许可证”。他以这种身分第一次执行的任务是访问波斯湾的某苏丹国家，商谈承包一个摩天大楼的建筑工程。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的翻译工作有关，被他打开了对任何欧洲人都关闭着的大门……“苏丹的新后是我们的同胞，她生性敏感、不甘寂寞，对由于地理位置、地方习俗和宫廷生活给她带来的孤独深为不满，只是因为她酷爱读书才有所克制……”
这位年轻的苏丹王后由于印刷错误被迫中止《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以后，写信给翻译表示抗议。马拉纳迅速来到阿拉伯半岛。“一位头戴面纱、眼睛多障的年迈妇女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她走。在那带顶棚的小花园里，那儿有香柠檬树、琴鸟和喷流，王后迎着我走过来。她身披靛蓝色斗篷，面前罩着带金色圆点的绿丝纱，头顶绕着一串蓝晶珠串……”
你很想多了解一些有关这位苏丹王后的情况；你的目光焦急不安地在很薄的航空信纸上寻找，仿佛你期待她会即刻浮现在信纸上……马拉纳在写这封信时仿佛也有这个愿望，他仿佛也在追逐她，而她却在躲避他……这段历史一封信比一封信变得更加复杂。马拉纳从“沙漠边缘豪华的宫殿”致函卡维达尼亚，为自己突然出走进行辩解，说他是迫于苏丹特务的武力（也许是受什么合同吸引吧？）才迁居到这里的，来继续他原来所从事的翻译工作……苏丹王后决不能没有她喜爱的书，因为婚约上有这么一条，是姑娘同意嫁给这位可敬的求婚者之前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的……蜜月期间年轻的王后收到西方几种主要文学的新作原文版，她能流利地阅读这些语言的作品，生活过得很平静，但蜜月之后形势变得棘手了……苏丹担心（他有充分理由担心）有人密谋革命。他的秘密警察发现，这些阴谋家收到的密码消息恰恰搀杂在用我们这种字母印刷的书籍之中。从此国王下令在他的领地内禁止并没收一切西方书籍。他夫人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来源也切断了。（许多迹象证实）猜疑心促使苏丹怀疑自己的妻子纵容革命。然而，不履行婚约中众所周知的条款又会给苏丹王朝造成重大损失。当王后打开刚刚收到的一本小说，即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小说时，卫兵从她手中把小说抢走，她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便威胁要给王朝造成这种损失……
苏丹国的秘密警察知道艾尔梅斯·马拉纳正在把这本小说翻译成王后的母语，于是千方百计劝说他移居阿拉伯半岛。苏丹王后每天晚上收到一札约定数量的小说，不是印刷的原文小说，而是译者用打字机刚刚打出来的译文。即使原文中包含着某种密码信息，经过翻译改写成另一种文字，这些信息便不可能再辨认出来了……
“苏丹派人把我找来，问我还有多少页未译出。我明白了，他虽然怀疑夫人在政治上对他不忠，但最担心的却是小说结束时夫人头脑里被小说拉紧的那根弦突然松弛下来，在开始阅读另一本小说之前，夫人可能又要对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满。苏丹知道，那些阴谋家正等待王后发出信号以便发动革命，但王后的命令却是她读书的时候谁也不许打扰她，即使王宫要塌下来了也不许打扰她，……我也有充分理由担心那个时刻到来，那可能意味着我去王宫里的特权随之消失……”
因此马拉纳向苏丹提出一条符合东方文学传统的战略：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中止翻译，开始翻译另一本小说，并采取一些基本手法把后者镶嵌到前者中去，例如让第一本小说的某个人物打开另一本小说并开始读下去……第二本小说也中途停止，让位给第三本小说，第三本让位给第四本，如此等等……
你一边翻阅这些信件，一边感到心烦意乱。你透过人物镶嵌术刚刚看到一点下文又被河断了……你觉得艾尔梅斯·马拉纳仿佛是一条蛇，它迂回行进，钻进了书籍的天堂……那位能够预见世界上一切小说的印第安老人，被这个发明了小说圈套的无耻翻译者所代替；这些小说圈套只有开头，没有结尾……那些阴谋家拟议中的革命也没结尾，议而不行，他们徒然期待着与那位尊贵的同谋取得联系，阿拉伯半岛上空的时间仿佛停滞不前……你是在阅读信件还是在幻想？一个好大喜功追求长篇的人的狂言呓语对你竟能起这么大作用？你也幻想着石油女王？你羡慕阿拉伯半岛王宫里的这位小说家的时运？你希望代替他，与王后建立那样一种独特的联系，即两个人通过同时念同一本书达到心理节奏的一致性，恰似你与柳德米拉建立的那种关系？马拉纳提到的这位女读者相貌如何，你只能按你认识的女读者柳德米拉的样子去想像，你仿佛看见柳德米拉在蚊帐里侧身而卧，拳曲的头发搭到书本上。室外刮着令人发困的季风；宫廷内的阴谋活动蠢蠢欲动；她专心致志地阅读着，仿佛阅读才是这块由于政权与能源瓜分方面的原因，除了沙漠与沥青就是死亡的国土上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你翻阅着全部信件，企图找到有关这位王后的最新消息……你却看到其他一些女人的形象出现了、消逝了。
在印度洋这个岛屿上，一位脱去衣服洗海水浴的妇女，“戴着黑色太阳镜，涂着防晒油，并用纽约一家著名杂志遮拦炎炎日光照射她的面部”。她读的这期杂志提前发表了西拉·弗兰奈里最近创作的一部惊险小说的开头。马拉纳向她解释说，该书
第一章的发表，说明这位爱尔兰作家准备接受有关厂商的合同，把威士忌或香槟酒的商标，汽车型号与旅游地点写入那本小说。“他的想像力似乎取决于他能拿到多少广告费。”这位妇人感到失望，因为她是西拉·弗兰奈里最热忱的读者。她说：“我最喜欢读那些一开始就令人感到焦虑的小说……”
西拉·弗兰奈里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的一幢小别墅的阳台上架起一部望远镜，从镜中观察山下二百米处另一个阳台上的一位女子，她躺在躺椅上专心致志地读书。“她天天都这样在那里读书，”这位作家说，“每天我要开始写作时，都觉得必须看着她。谁知道她在读什么书呢？我知道她读的不是我的作品，心里有些难过。我觉得我的作品羡慕她那本书，希望也能成为她青睐的那种作品。我观察她毫不厌烦，因为她仿佛是居住在另外一个时空之中。我坐到写字台前，可是我构思的一切故事都不是我要写的故事。”马拉纳问他，是否这就是他现在不进行写作的原因。他回答说：“啊，不，不，我现在写作，自从我开始观察她之后，我就开始写作了。我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地注视这位女子的读书活动，从她的面部表情上看她喜欢读什么，然后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马拉纳十分惊讶，打断他的话说：“您未免记录得太忠实了吧，您简直像个翻译工作者，像是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代理人。那位女子现在读的恰是这位作家的小说《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告诫您，不要再抄袭别人的著作了！”弗兰奈里面色铁青，令他担忧的仿佛只有下面这种想法：“那么您认为，那位女子如饥似渴地阅读的那些书是汪德尔维尔德的小说了？我无法容忍……”
马拉纳在这个非洲机场上，挤在那些人质中间，他们有的半仰半卧在地上休息，有的蜷缩在因气温骤然下降航空小姐发的方格花呢披衣中酣睡。人质中有位年轻姑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她挽起双腿当书桌，长发下垂到书本上遮盖了她的面容，一只手抱着膝盖，一只手翻着书页，仿佛一切重大问题都将在她那本书的下一章中见分晓。她这种不受干扰的态度令马拉纳惊叹不已。“由于长时间地失去行动自由的和男女混杂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仪表和行为上都有些有失体面，但我觉得这位姑娘未受影响，她仿佛独自生活在遥远的月球上……”因此，马拉纳想道：“我应该说服第二政权组织的劫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们为之采取冒险行动的小说不是他们从我手中抢去的那本书，而是这位年轻姑娘正在阅滚的那本小说……”
在纽约的监察室内，女读者被检查腰带捆在沙发上，手腕上铐着测压计，太阳穴上罩着做脑电图用的头冠，上面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导线记录她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和受到的刺激频率。“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实验检查被试的敏感程度，我们的人应该具备坚强的视力与神经，能够不间断地阅读计算机制作的小说或小说方案。如果一部小说在一定刺激频率下能使被试的视觉注意力达到一定数值，那么这部小说便是部成功的小说，可以投放市场；如果被试的注意力下降或者摇摆不定，那么这部小说便是不成功的组合，应该放弃，应把它的材料拆散另行装配。”那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像撕日历一样扯下一张又一张脑电图，说道：“越来越糟。没有一部小说能站得住脚。这个程序也应该修改一下，也许是这位女读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女读者戴着护目镜、耳塞和固定下巴的托架，面部毫无表情。她的命运如何呢？
你对这个问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马拉纳对此毫不关心。你惴惴不安地读着另外一些信件，有关女读者变化的信件，仿佛那里讲的始终是一个人……即使她们并非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你赋予她们的形象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柳德米拉的形象……今天我们只能要求小说唤醒我们内心的不安，这是认识真理的惟一条件，也是使小说摆脱模式化命运的惟一条件。这难道不是柳德米拉的意见吗？那位躺在赤道日光下的裸体女人的形象，你觉得更像柳德米拉，而不像戴着面纱的苏丹王后，不过那也许是一位玛塔·哈里[6]，她活动于欧洲之外各种革命运动中，为某水泥公司销售推土机开拓道路……你把这个女人的形象从头脑中赶走，把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人形象迎进脑中：喏，她正穿过阿尔卑斯山中清澈透明的天空向你走来。你准备放下一切，立即出发去寻找弗兰奈里的住所，通过望远镜观察这位读书的少妇，或者在陷入危机的这位作者的日记中寻找她的踪迹……（啊，接着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这个想法吸引着你，不管它的下文是否还用这个书名，也不管作者署名是否相同。对吗？）但是，马拉纳现在写的事情越来越令人担忧：她先是那帮劫机者的人质，后是曼哈顿[7]区某贫民窟中的囚犯……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怎么被捆到这架刑具上了？为什么她应像受刑那样进行阅读？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使她、马拉纳和抢劫手稿的这拨神秘的团伙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呢？
从这些信件中数次提到的一些迹象判断，第二政权组织由于内部矛盾所致，避开了它的发起人艾尔梅斯·马拉纳的控制，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光明大天使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黑暗执政官的虚无主义者们。前者深信应该从全世界泛滥成灾的假书之中寻出少数几本携带着超人类或超地球真理的真书；后者则认为，惟有书中的伪造、篡改、故意欺骗才能代表该书的绝对价值，才能在普遍流行的虚假之上表现出未被玷污的真理。
马拉纳又从纽约写道：“我以为是独自待在电梯里呢，然而我身边还蹲着一位蓬头散发、身穿粗布衣服的青年。这不仅是电梯，还是一台卷扬机的铁笼子，带扇可以开关的栅栏门。每升到一层楼，都能看到一排排空空荡荡的房间，墙壁上留着搬走的家具和拆卸的管道的痕迹，空空的地板和长霉的天花板。这位青年用那双发红的手把卷场机停在两层楼之间。
“‘把手稿给我，你是带来给我们的，不是给别人的。不管你怎么想，你都要把它给我。那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虽然它的作者写了许多虚假的小说。因此，它应该属于我们。’
“他用个柔道动作把我打倒在地并抢去了手稿。这时我才明白，这位狂热的青年相信他手中握的是西拉·弗兰奈里精神危机时写的日记，并非他写的那些惊险小说的原稿。非常奇怪，这些秘密团伙对符合它们期望的消息反应极快，常常忽视这些消息的真伪。弗兰奈里的精神危机，使第二政权组织敌对的两派惶恐不安。他们虽然抱着相互矛盾的希望，却同时向这位小说家的别墅四周派出许多人刺探情报。黑暗派的人得知这位制作系列小说的大师陷入危机，不再相信自己的写作技巧，因此相信他的下一部小说一定标志着他从一般的、相对的骗术飞跃到基本的、绝对的骗术，是以虚假作为认识手段的杰作，是他们长期寻找的那本书。而光明派的人则认为，这位说谎专家的危机不可能不产生集真理之大全的书籍，他们认为该作家的日记就是这样一本书……听到弗兰奈里散布的谣言说，我窃取了他一部重要手稿，这两派便认为那便是他们寻求的书籍，于是便开始跟踪我。黑暗派制造了劫机事件，光明派制造了卷扬机内的那个场面……
“那位蓬头散发的青年把手稿藏进怀里，溜出卷扬机笼子，关上栅栏门，把我留在笼内。现在他按下电钮把我打发下去，并威胁我说：‘谎言代理人，你的账还未算清呢！我们还要把捆绑在你那部谎言机上的兄弟解放出来呢！’我一边徐徐下降，一边哈哈笑道：‘哈，你这个学舌的鹦哥，哪有什么机器！是故事之父向我们口述小说！’
“他停住卷场机。‘你说什么？故事之父？’他问道，脸色变得苍白。世界各地世世代代都存在有关这位双目失明的老叟的无数传说。光明派的追随者们多年来一直在各地寻找他。
“‘对，去告诉你们的光明大天使！告诉他我找到了故事之父！我控制了故事之父，他现在为我工作！哪是什么电子计算机！’这次是我按了一下电钮让卷扬机下降。”
这时你心里同时产生了三种相互抵触的愿望：首先，你想立刻出发，跨过海洋，去到南十字架[8]下的大陆搜寻艾尔梅斯·马拉纳隐居的地点，向他询问事实真相，或者，至少也要向他索取这些半途而废的小说下文；同时，你想问问卡维达尼亚，看他能否立即把那个化名（也许是真名）弗兰奈里的作家写的小说《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拿给你看，这本小说也许就是名叫（或化名叫）汪德尔维尔德的作家写的那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第三，你急不可待地要到与柳德米拉约会的咖啡馆去，向她叙述你这次调查得到的混乱不堪的结果，并当面告诉她说，她与这位说谎成癖的译者的译著中的任何一位女读者都绝然不同。
这后两个愿望容易实现，且不矛盾。你在咖啡馆里等待柳德米拉，打开马拉纳寄来的那本小说阅读起来。
--------------------------------------------------------------------------------
[1]安第斯山脉是纵贯南美洲西部的主要山脉，绵延八千九百公里，森林茂密，大部分海拔在三千米以上，许多山峰超过六千米，对整个南美大陆的气候、文化、土壤及交通等有重要影响。奥里诺科河是南美北部的河流，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帕里马山，长二千四百公里，是南美洲的第三大河。
[2]西拉·弗兰奈里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作家。
[3]《圣书》是有关古代玛雅神话与文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一五五四至一五五八年用玛雅文写成。十八世纪初被西班牙传教士在危地马拉发现并译成西班牙文。原本已毁，抄本与译本藏在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内。
[4]凯尔特族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西欧、中欧的部落集团。公元前四世纪由于受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攻击，大部分居民并入罗马版图，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混合。另一部分后裔今分散在法国北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因作者称这位虚构的作家为爱尔兰人，所以这里又称他为凯尔特族的后裔。
[5]列支敦士登是位于瑞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公国，面积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二万多。一七一九年建国，一八一五至一八六六年间是德意志同盟的一部分，一八六六年宣告独立。
[6]玛塔·哈里（一八七六—一九一七），是荷兰舞女名妓，出生殷实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一八九五年与一荷兰军官结婚，旅居爪哇，后离异。一九○五年后在巴黎当舞女，因美貌动人，会跳东印度舞蹈，尤其可以当众一丝不挂，在巴黎等地趋之者若骛。一九一七年因间谍罪在法国被处决。但就其性质与范围而言，她的间谍活动与其经历一样，错综复杂，难以弄清。
[7]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一个区，位于哈得孙河河口。
[8]南十字架为南天小星座，这里喻指南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