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女人的最高使命，当她把爱情指向男人时，她是在通过他去寻找上帝；如果环境不能给她以人的爱情，如果她失恋或过于苛求，她便可能决定去崇拜上帝本人的神性。诚然也曾有男人燃起过这种火焰，但他们的数量甚少，而且他们的激情具有被高度提炼过的智慧性质；而沉溺于天国婚礼之乐的女人却是成群结队，并且她们的体验具有特殊的感情性质。女人习惯跪着生活；她通常期望对她的拯救，能从男人拥有最高地位的天国降临。她们也会被彩云围绕，因为她们的尊严将来自于她们肉体消失之后的未知世界。被爱者总是或多或少虚无飘渺的；他用含糊的符号与他的崇拜者沟通；她只有通过信仰的作用才能够懂得他的心；他在她面前越是仿佛优越，他的行为就越是显得高深莫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信仰在色情狂身上抵制了所有矛盾。女人不用摸也不用看就可以感到最高存在（the presence）就在她的身边。无论这个最高存在是医生、神父，还是上帝，她都会感到同样无可置疑的确实性，作为婢女她将要在心中接受从上苍所涌下来的爱。人的爱情和神的爱情之所以被混在一起，不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升华，而是因为前者是向超越的延伸，是绝对。这在两种情况中都是一个通过恋爱女人与体现为至高者（a spreme person）的整体的结合，来拯救她的偶然性生存的问题。
这种暧昧性在许多病态的或正常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此时要么情人被神化，要么上帝具有人的特性。我只举一个例子，这是斐迪埃尔在他的论述色情狂的著作中报告的。那个女病人说：
我在1923年和〈新闻〉杂志的一位撰稿人通信；
我领会到了他的文章的言外之意，他似乎在回答我的问题，在给我以忠告……我给他写了许多情书……
1924年我突然感到上帝要找一个女人，他要来和我讲话；我觉得他赋予了我一种使命，决定让我建一座神殿；里面要有一个中心，供医生照料女人用……恰好这时我被送进克莱蒙精神病院……有许多医生希望改造这个世界d我在我的小黑屋里感到他们在吻我的手指；我感到他们的性器官就在我的手里；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敏感，但很性感；翻过身去”；我把身子翻了过去，并感到他们就在我身上；这很愉快。
……主任医师以博士真像个神；他走近我的床时，我觉得他有点问题；他看我时仿佛在说：“我是属于你的。”他确实爱我……有一天他的绿眼睛变蓝了，和天空似的，睁得那么大，真令人惊讶……他和另一个病人谈话时看他们对我的作用，他笑了……我被他吸引住了……虽然我有情人（我有十五六个），我还是无法离开他；他应当受谴责……每当我想把他忘掉时，他就会回到我的脑海……他会挖苦说：“别担心，你可以爱别人，但你终归要回到我身边”我常常给他写信，定下约会时间，我很守约；他相当冷淡；
我觉得很蠢，便离开了……我听说他结婚了，但他会一直爱我……他是我的丈夫，但那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会说，“离开一切，和我在一起你会永远向上攀登，你会不再是个凡人。”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每当我去寻找上帝时，我就会发现一个男人；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求助于何种宗教。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一个病态的实例。但是我们在许多奉献者身上仍然可以碰到这种人与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混乱。忏悔神父在尘世与天国之间尤其有含糊不清的位置。当忏悔者袒露她的心灵时，他用道德的耳朵去倾听，但是他的注视却把她罩在超自然的光明之中；他是上帝的人，他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上帝。居荣夫人就是这样描写她和拉·孔市神父的会面的：
“感化的力量仿佛沿着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小路，从他那儿来到我这儿，又从我这儿回到他那儿，所以他感受到了同样的作用。”僧侣的干预可以治愈她长期所忍受的心灵空虚，使她的灵魂燃起新的热情。她生活在他身边，度过她神秘主义的重要时期。而且她还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无法分辨出他和上帝。”说她实际上在爱一个男人，而爱上帝是装模作样，这未免过于简单；她也在爱上帝这个男人，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有别于他自己的某个人。和斐迪埃尔的病人一样，她也想抵达价值的最高之源。这的确是任何神秘主义者的目标。在她开始飞向空无人迹的天空时，男性中介有时对她有用，但他并不是不可或缺。女人分辨不清楚现实与假托、行动与魔力、客观与想像之间的区别，所以她特别容易把虚无飘渺的东西物化在她自己的身体中。识别神秘主义和色情狂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问题，如有时所做的那样。色情狂觉得通过爱上一个主权者，她就可以变得有价值；他在色情关系中具有主动精神，他的爱比爱他更有热情；他的情感借助于可见但又神秘的符号是可知的；他是嫉妒的，对上帝选民任何缺乏热情的表现又是恼火的，所以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惩罚；他从不以具体的肉体形式表现他自己。这一切都会在修女那里碰到；尤其是，上帝永远会爱心中充满对他爱的人，他已经为她献身，他已经为她准备好了许多宅邸，并随时准备对她进行光荣的神化。她所要做的只是毫不反抗地沉湎于他的热情之中。
当今人们认为色情狂可能会以柏拉图式的或性的形式出现。正因为如此，身体在修女对上帝的感情中才会起或大或小的作用。
她表露感情的方式和世俗情人相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正在冥思基督拥抱圣·弗朗西斯的情景时，他对她说：“所以我也要拥抱你，而且还要让道德的眼睛看不到……如果你爱我，我会永远不离开你。”居荣夫人写道：“爱情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我对他说：‘噢，我亲爱的，够了，松开我吧’……我渴望爱情能把难以言喻的战栗传到灵魂，渴望爱情能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噢，我的上帝，你若能让最淫荡的女人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她们就会马上放弃她们那虚假的快乐，去享受真正的快乐。”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圣·泰丽莎的有名幻觉：
天使双手握着长长的金矛，不时地刺入我的心，并用力进入我的内脏。当他把金矛拔出来时，仿佛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也给抽出来，并给我留下了充满神之爱的一切……我的确感到了刺入我内脏最深处时的疼痛，当我的精神配偶把他刺入内脏的箭拔出来时，内脏仿佛被撕裂人
有时人们会虔诚地坚持说，语言的贫乏使修女不得不借用性爱的词汇；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身体由她支配，所以她从世俗爱情借用的不仅是词汇，还有肉欲的态度。她在上帝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她献身于一个男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这绝不会减少她情感的价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依照她的心情而轮番变得“苍白憔悴”和“丰满红润”时，当她的热泪汹涌以至她不得不泼冷水（如她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时，当她晕倒在地时，我们很难认为这些现象纯粹是“精神的”；但要是用她过于“感情丰富”来予以解释，就等于乞灵于鸦片的“麻醉效用”；身体根本不是主观体验的原因，因为它是主体本身的客观形式：主体完全根据他所生存的整体需要来表明他的态度。
无论修女的崇拜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会认为，若是把性满足归因于圣·泰丽莎的狂喜，就等于把她贬到歇斯底里者的地位。但是让歇斯底里者受到贬低的，不是她的身体主动去表现她的魔念这个事实，而是她被魔念给缠住、她的自由被符咒给镇住从而被取消那个事实。印度苦行僧所得到的对自己身体的驾驭，并未使他变成身体的奴隶；肉体模仿可以成为清醒而自由的意识办法［冲动]的一种要素。圣·泰丽莎的作品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怀疑的余地，它们为贝尔尼尼的雕像进行辩护，而他的雕像向我们表现了被最高者的极度淫欲弄得神魂颠倒的圣徒。把她的感情解释成简单的“性的升华”也同样是错误的；没有一种最初是隐秘的欲望后来能具有神圣爱的形式。［私通女人]本人也并非最初是无对象的、后来又逐渐固定于某个男人的欲望的猎物；是情人的出现使她产生了直接指向他的欲望。同样，圣·泰丽莎真诚地要求同上帝结合，并在她的身体中彻底实现了这种结合；她没有受她的神经和荷尔蒙的奴役：人们倒是要去羡慕那强烈的信仰竟能穿透她肉体的最隐秘的区域。实际上连她也明白，神秘体验的价值是不可能根据它的主观感受方式来衡量的，而是要根据它的客观影响来予以衡量。狂喜现象在圣·泰丽莎身上和在玛丽·阿拉克奎身上几乎一样，但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却有着大不相同的重要性。圣·泰丽莎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个人与超然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她彻底地经历了其含义远在她的性别事实之外的一种体验；她必然能够同苏索和十字架的圣约翰齐名。但她也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她的小修女们所给予我们的，主要是女性对世界和拯救的看法；她们要寻求的不是超越，而是对女性气质的补偿。
女人在神之爱中要去寻找[私通女人]在男人之爱中所寻找的东西，这就是对她自恋的赞美；这位主权者对她目不转睛和情意绵绵的注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赐。同少女和年轻女人一样，居荣夫人整个早年也一直受到想为人所爱、为人所赞美这种欲望的折磨。现代新教的信徒维爱小姐写道：“对于我来说，最不幸的事是没有人对我特别感兴趣，没有人同情我这儿发生的事情。”圣伯夫在写到克吕登纳夫人时说，她认为上帝在不断地关心她，这种关心是那么强烈，以至她在自己和情人的危机时刻会呻吟说：“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幸福！我请你原谅我的过分幸福！”我们可以理解，当整个天国变成自恋者的镜子时，她是何等的陶醉；她的神化反映和上帝本人一样永恒，将永远不会衰落。同时，在燃烧的、跳动的、充满爱的胸膛中，她也感到她的灵魂被可敬的天父给创造了、免罪了、珍爱了；她的双我，她所拥抱的她自己，通过上帝这个中介被无限扩大了。在这方面福利尼奥的圣·安琪拉的这些经文尤其意味深长。耶稣对她这样说：
我甜蜜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爱人，我的神殿。我的女儿，我的爱人，爱我吧，因为我对你的爱远远超出了你可能给予我的爱。你的整个生活：你的吃，你的喝，你的题，你的全部生活都会受到我的宠爱。通过你，我将建树弃教眼中的伟大业绩；通过你，我将变得有名；通过你，我的名字将得到许多人的赞美。我的女儿，我甜蜜的妻子，我非常爱你。他还说：
我的女儿，你对于我比我对于你更珍贵，你是我的快乐，万能的上帝此刻就压在你的心上……万能的上帝已经给予你的爱，要比给予这个城市任何女人的爱多得多；他已经让你成了他的快乐。还有：
我是那样地爱你，以至我不再注意你的失败，我的眼睛不能再看到这些失败。我给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上帝的选民，对如此之高的本原的如此热烈的表白，不可能不作出回应。她想借助于恋爱女人的惯用伎俩，借助于自我毁灭，和他的情人结合起来。玛丽·阿拉克奎写道：“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去爱，去忘却自我，去消灭自己。”狂喜在肉体上模仿对自我的那种取消；主体不再去看，也不再去感觉，身体被忘却了，被否定了。令人眩目的主权存在，被那种极端的放纵，被那种所疯狂接受的被动性，表现在凹雕里。这种被动性在居荣夫人的寂静教（quietism）那里被树为一个体系：至于她，她在僵住症和昏睡状态中生活了大半辈子；
这是一种醒着的睡眠。
大多数修女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沉湎于上帝，因此她们要通过破坏自己的肉体，主动地去适应自我毁灭。无疑禁欲主义已由僧侣和教士实行了，但女人蔑视自己肉体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疯狂的愤怒，却有着特殊和奇怪的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暧昧态度：通过羞辱和折磨，她把它变成了光荣。在作为供享乐用的物交给她的情人时，她变成了一座神殿，一个偶像；在经历分娩阵痛的折磨时，她创造了英雄。修女将为有权得到自己的肉体，而去折磨这一肉体；她把它贬到卑微地位，是为了将它提升为拯救的手段。这样便可以理解某些圣徒所沉溺于的过分行为。福利尼奥的圣·安棋拉告诉我们说，她愉快地喝下了刚用来给麻疯病人洗手洗脚的水：
这水使我们充满了无限的甜蜜，以至我们快活到极点。我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高兴过。我的喉咙里还留着一块麻疯病人溃疡处掉下来的鳞状皮。我没有把它吐出来，而是费很大劲儿把它给咽了下去，我成功了。对我来说，仿佛我刚才吃了一顿圣餐。我将永远无法表达我心中充满的快乐。
我们知道，玛丽·阿拉克奎曾用她的舌头舔净病人呕吐出来的秽物；她在自己的自传里描写了，当她嘴里塞满了一个男病人腹泻出来的粪便时，她所感到的快活；当她把嘴唇贴在圣心上3小时时，耶稣回报了她。在诸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十分淫荡的国家，奉献尤其具有肉欲的特征：甚至在今天阿布鲁齐一个村庄的女人，还依然去舔十字路口路面上的石头，哪怕是划破了舌头。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女人只不过是要去模仿用贬辱自己的肉体去拯救肉体的救世主。女人比男性更为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一伟大的神秘。
上帝极经常以丈夫的形式出现在女人面前；有时他出现在他的光轮之中，这位万物之主，令人眼花缭乱地穿着白袍，展示着他的美；他请她穿上结婚礼服，把皇冠放在她的头上，用手领着她，答应让她升入天堂。但往往他是一个肉体的人：耶稣送给圣·卡特琳的那枚她戴在手指上却又看不见的戒指，是他在行割礼时切下的“肉体戒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流着血的身体：她以超乎一切的极大热情，沉浸在对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的冥想之中；她把自己认同于圣母玛丽亚，把圣子的遗体抱在怀里，或者认同于抹拉大的玛丽亚，站在十字架的下面，洒着她最心爱的人的血。这样她便满足了她的虐待-被虐的幻想。
她在上帝的羞辱中惊奇地发现了对人的废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是惰性的、被动的、遍体鳞伤的，他有一种苍白的、有血痕的，暴露在野兽、匕首、男性之前的受难者的翻转过来的形象，小女孩常常被迫认同于这一形象；她十分感动地看到，这个人，是人的上帝，扮演了她的角色。她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她被许诺会有耶稣复活的光辉。这就是她：
她证实了；她的前额在荆冠下流着血，她的手、她的脚、她的侧面，已被无形的铁器刺破。
在天主教教会所承认的321个带有圣痕的人当中，只有47个是男人；其他的人——包括一些像让南·德·拉·克鲁瓦那样有名的圣徒——则是些女人，一般都过了绝经期。最负盛名的当属凯瑟琳·埃默里奇，她明显早熟。她24岁时便渴望去受荆冠之苦；她看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轻男子走到身旁，把荆冠扣在她头上。第二天她头的两边和前额肿了并开始流血。4年后，她欣喜若狂地看到基督带着累累的伤口，伤口中射出利刃般寒光，把血从这个圣徒的手上、脚上和侧面给吸走。她时常流血和咯血。而直到今天，每逢到耶稣受难日，泰丽莎·纽曼也要向来访者展示她那张正在流着基督的血的脸。
从圣痕当中可以获得使肉体倍生光辉的神秘炼金术，因为圣痕表现了以流血形式出现的神圣爱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女人特别关心鲜红的血液变成金光灿灿的火焰。她们被男人之王侧面所流出来的血给迷住了。锡耶那的圣·卡特琳在大多数书信中提到了这一点。
福利尼奥的安琪拉谦卑地冥思耶稣的心和他侧面那裂开的伤口。凯瑟琳·埃默里奇穿红色衬衫是为了和似乎穿着“浸着血的衣服”的耶稣相似；她“通过耶稣的血’看到了一切。玛丽·阿拉克奎（我们已经看到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花了3个小时用耶稣的圣心来解她的渴。她用硕大的血块来表达信徒的崇拜，她周围到处都是爱的热情之箭。这个标志集中了伟大的女性梦想：通过爱情，从流血走向光荣。
狂喜、幻觉、和上帝谈话——这种内心体验对有些女人是足够了。其他女人则觉得必须通过行动把这种体验传到世界。行动和冥想之间的联系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有些行动的女人，如圣·卡特琳、圣·泰丽莎、冉·达克，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明确制定了达到目标的措施：她们的幻觉只不过是为她们的坚信不移提供了客观意象，从而鼓励这些女人在她们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还有一些自恋的女人，如居荣夫人和克吕登纳夫人，在经历了一个无声的热情时期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处在居荣夫人所谓的“使徒地位”上。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太有把握；而且，和在社会服务机构中寻求刺激的女士们一样，她们极少关心倘若要做某件事，她们该怎么办。克吕登纳夫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在把自己表现为大使和小说家以后，把对自己优点的看法内在化了：她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命运负责，不是为了保证某些明确想法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通过她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是一个得到上帝灵感的人。如果说有点美、有点聪明就往往足以让女人感到她是值得效忠的，那么她会更有理由认为，当她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时，她就会承担一种使命；她传播模糊的教义，她经常建立教派，所以这可以让她通过她所激励的群体成员，去实现她那令人激动的人格丰富。
和爱情乃至自恋一样，修女的热情也可以与主动和独立的生活并为一体。但是她们本身的这些拯救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或者每一个女人都和某种非现实（她的双我，或上帝）有关系；或者她制造一种同现实存在的非现实关系。两种情况她都未能把握世界；她没有摆脱她的主观性；她的自由仍然受挫。唯一存在的道路就是真实地利用她的自由，这就是说，要通过积极进入人类社会的行动去设计这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