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国的法律，服从不再是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这些公民自由如果不与经济自由相伴随，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被男人供养的女人——妻子或高级妓女，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而从男性那里获得解放；习俗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固然比以前少了，但隐含的消极自由并未根本改变她的处境；她仍被禁烟在依附地位上。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奇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

如我们所见，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being）。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许多女人意识到了这些利益，即使是那些非常有节制的女人。我曾听到一个在旅馆门厅擦地板的女勤杂工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求任何事；我成功全靠我自己。”她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就跟洛克菲勒似的。然而不要以为只要有选举权和工作的结合，就可以构成彻底解放，因为工作在今天还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女人才能够用一种自由获得另一种自由。今天多数工人是受剥削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未由于女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有多大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现在仍然保持着他们所赋予它的形式。

我们不应对把妇女劳动问题弄得复杂化的那些事实视而不见。最近，一个颇有思想的知名女人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了一个调查；她指出，她们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到工厂工作。

无疑她们只是作为受经济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经济独立的；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工作并未使她们免于家务负担。如果让她们进行选择，要么每周在工厂工作40小时，要么每周在家工作物小时，她们肯定会作出全然不同的答复。也许两种工作她们都乐于接受，只要她们作为工人，在理应属于她们的世界上能够受到平等对待，在理应愉快而自豪地分享的发展中能够有充分的权利。姑且不说农民，目前多数女人尚未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既不能从社会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因而不能使与男人平等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那些有政治信念、在工会积极活动、对她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女人，才能赋予默默无闻的日常工作以道德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空闲时间以及沿袭屈从的传统，女人自然刚刚开始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意识。由于在工作交换中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利益，她们自然不会热烈服从工作的约束。

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制帽厂的女徒工，女店员和女秘书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所带来的利益。我已经指出，对年轻女人来说，特权等级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有交出自己的身体才能加入这个行列。由于实际上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期望于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去风流。她若是满足于靠工资度日，便只会沦为贱民，这意味着住房简陋，衣衫褴褛，被各种娱乐乃至爱情拒之门外。善男信女们向她鼓吹苦行主义，而她的粗茶淡饭同苦行僧的确没有什么两样。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上帝当做情人：如果要成功地过女人的生活，她就只能取悦于男人。所以她会接受援助，而这是玩世不恭的雇主付给她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时所指望的。这种援助有时会让她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并取得一种真正的独立；然而有时也会使她放弃自己的工作，变成情妇。她往往同时保持着两种收入来源，每～种都或多或少地被当做逃避另一种的手段；但实际上她却在受到双重奴役：工作的奴役和保护人的奴役。就已婚女人而言，她的工资通常只是一种零用钱；对于“还另外有事可做”的女孩子，男性资助似乎是一种额外收入；但她们都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完全的独立。

然而，有相当多的特权女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了取得经济和社会自主的手段。当考察女人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时，这些女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深入调查她们的处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即使她们现在还只是少数。她们一直是女权主义者同反女权主义者论争的主题。后者认为，今天解放型的女人对世界没有任何建树，而且难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

前者则夸大了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成果，对她们的心理紊乱视而不见。实际上，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她们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她们在新的领域尚不能安然落脚，这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们目前仅仅处于过渡阶段。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她对职业的态度和献身精神，与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为当她进人成年生活时，她背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也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对待；世界在她面前呈现出另一番前景。身为女人，今天该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真正意义的人，这是她们面临的特殊难题。

男人拥有优势，这点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这种优势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由于男性生殖器与超越具有同一性，反过来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也赋予他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威望。他不是分裂的。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正是这种冲突使得解放型文人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她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厌恶女性的人常常指责知识妇女“无视她们自己”；但是他们也向她们鼓吹这种论调：如果你们希望成为和我们平等的人，那么就别使用化妆品和指甲油了。

这种劝告纯属胡说。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习俗和时尚人为制造的，它才从外部硬加到每个女人的头上；她可以得到逐步的改造，直到她的礼仪规范接近男性所采纳的礼仪规范，所以在海边（在别的地方也常常如此），裤子变得女性化了。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任何根本性变化：女人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改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女人若是不顺从就会贬低自己的性价值，因而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性价值是社会的主要特征。女人在放弃女性特质时不会取得男性特质；甚至易装癖也无法让她成为男人——她是个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中性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不隐含着相对应的肯定态度。少女往往认为她绝对能够蔑视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她甚至还要去参加那方面的鼓动；她正在创造她必须承担其后果的新处境。当一个人不能遵循公认规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造反者。当一个穿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貌似天真的态度断言她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穿穿而已时，她其实在撒谎。她非常清楚随心所欲就是标新立异。

反之，一个不愿意偏离常规的女人会遵循通常的规范。除非与绝对有效的行动有关，否则采取挑衅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它是浪费而不是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让自己引起社会的愤慨或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以女性的方式去经历完她的女性处境；

关于这一点，她的职业成功也往往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和男人可以自然地符合习俗（习俗要求他做一个独立而主动的人，并为此而建立）相反，一个同样是主体和主动者的女人，却必须让自己偷偷地挤进一个注定要使她被动的世界。这会引起不少麻烦，因为受女性范围束缚的女人已明显扩大了这一范围的重要性：她们已把穿着打扮和家务劳动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去关心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他的主动生活的，未必要典雅；他的衣服几乎不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某个好心的或雇来女性会让他免去这种麻烦。

女人则与此相反，她知道自已被注视时对她的关注离不开她的外貌：她是因为并通过她的装束才得到人们的评价、尊重和渴望的。她的衣服原本就是为了让她显得重要，所以很不方便，容易毁坏：袜子容易脱落，鞋子容易掉跟，浅色衣服容易脏，褶折容易弄平。然而她还必须亲手去做这大部分的修修补补工作；别的女人不会自动来帮忙，而她对雇人去做她本来可以自己去做的工作，也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电烫发、固定发型、化妆品、新衣服，它们的开销已经够大的了。当学生和秘书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后，她们总有一只脱落的袜子需要固定，总有衣服需要洗，总有裙子需要熨平。一个有较高收入的女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这类琐事，但她必须保持更为复杂的典雅；她将会把时间浪费在购物、配置家具之类的事情上。

传统甚至还要求单身女人对她的住处给予某种注意。一个被派到新城市去的官员，将会很容易在旅馆里找到住处；但同样职务的女人却希望住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她必须处处小心，保持房间整洁，因为人们不会原谅她在这方面发生的疏忽，虽然这种疏忽发生在男人身上他们又认为是很自然的。

不只是尊重别人的看法才使得她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仪表和家务上，她还希望保持她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是为了使她自己得到满足。只有把她那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的童年游戏和她的少女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她才能够通过她的全部的现在和过去，对她自己采取赞同的态度。她一直怀着自恋梦想；她一直以她的自我迷信，去反对男性对自己生殖器所产生的自豪；她希望自已被别人看到，希望自己对别人是有吸引力的。她的母亲和姐姐反复教导说要喜欢那个小窝：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内部世界”！这始终是她对独立的基本梦想；即便已经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自由，她也根本不打算抛弃这些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男性世界仍感到不安全，仍倾向于保留隐退的要求，而这种隐退，又是以她已惯于在心里寻找内部庇护作为象征的。由于服从女性传统，她会给地板打蜡，会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不会像男人那样到饭馆里去吃饭。她希望既生活得像个男人，又生活得像个女人，这样一来她便增加了自己的义务，也增加了自己的疲劳。

如果她想表现出充分的女性气质，那么就意味着她也想用尽可能讨人喜欢的差别去迎合异性。她的最大难题将在性的领域出现。为了做一个健全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人必须如男性有接近女性世界的途径那样，有接近男性世界的途径，必须有接近他人的途径；但是，他人的要求在这两种对称的情况中并不是对称的。一旦取得了名声和财富，表现出内在气质就可能增加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主动性的人这一事实，又在向她的女性气质开战，不过这一点她已经意识到了。独立的女人——主要是考虑自己处境的知识妇女，将会由于自己是个女性而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时间像其生活唯一目标就是勾引别人的风流女人那样，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美容；她会尽可能遵循专家的忠告，但她将只不过是这个优雅领域里的业余爱好者而已。女性勉力对超越的要求，是把自身贬为内在，是仅仅作为微妙颤抖的肉体出现；这必然是自动奉献出的猎物。

但是知识妇女知道她要把自己奉献出去，也知道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是一个主体；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愚弄自己所投下的目光，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眼睛变成湛蓝的水池；

一个人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终止逼向世界的身体的强烈冲动，把它变成一尊被隐隐的战栗赋予生命力的雕像。知识妇女会由于担心失败而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一切；但是她那有意识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从而会错过其目标。她所犯的错误和因停经而导致的错误一模一样：

她试图否认自己有头脑，这和正在衰老的女人试图否认自己的年龄如出一辙；她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花枝招展，戴满了花哨的饰物和珍奇的小玩艺儿：她像个孩子似的喜欢玩让人大吃一惊的鬼把戏。她顽皮、唠叨，她佯装无礼、冒失、活泼。

但是她这一切就如找不到感觉的演员，为了放松某些肌肉就要用意志力去收紧相反的肌肉，硬去垂下她们的眼帘或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下垂。所以知识妇女在模仿放纵时是很紧张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很是气愤z在她天真无邪的脸上，有时会突然闪出十分凛冽的智慧寒光；因怀有希望而柔软的嘴唇会突然绷紧。如果她在取悦于人时碰到麻烦，那是因为她不像奴性十足的小妹妹们那样，取悦于人完全是出乎自愿；想去诱惑的欲望虽然可能十分强烈，但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只要一感到尴尬，马上就会对自己的卑鄙感到烟火；她希望用男性的武器去光明正大地进行报复：她去说而不是去听，她展示微妙的想法，奇特的感情；她和男人唱对台戏而不是去迎合他，她想胜他一筹。德·史达尔夫人取得了一些彻底胜利，因为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在美国女人当中很常见的挑战态度，往往是激怒了而不是征服了男人；何况有些男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挑战姿态去对待他们自己。

如果他们想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必须加上一句，就如他们中间既摆脱了傲慢的奴役又没有自卑情结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不会因整天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操心而不能自拔。她们会变得更加自然、更加质朴，既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又不那么煞费苦心，因为那毕竟是她们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男人正在开始对女人的新地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她在前进时也没有感到被人谴责，所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今天，工作女人不像从前那么无视她的女性气质，而且也没有失去她的性吸引力。这种成功虽然表明了平衡的进步，但仍不彻底；女人要同异性建立她所渴求的关系，仍然会比男人这样做时要难。她的性爱和感情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这方面未被解放的女人决非享有特权：大多数妻子和高级妓女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上都深受挫折。如果说这些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从死亡当中找到了无声的解决办法；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与自我相冲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做标准。她只是在同男人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和男人一样，一个耗费精力的、有责任心的、并且知道同世界反对势力的斗争有多么残酷的女人，不仅需要满足自己的肉欲，而且也需要享受令人愉快的性冒险所提供的放松与转移。目前，她这方面的自由在许多社会圈子里仍未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实施这种自由，她就要冒身败名裂、丢掉职业的风险；人们至少要求她保持一种讨厌的虚伪。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越牢固，人们就越是容易视而不见；但尤其是在乡下，她受到严厉而有偏见的监视已经成为惯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时可以不必重视公众舆论），她在这方面的处境也是和男人不相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传统态度，也取决于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

男人很容易找到门路去寻花问柳，这使得他既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平息自己的肉欲，又能保持良好的兴致。也曾有过女人（为数不多），准备要求建立为女性提供的妓院；在一本《第十七号》的小说里，一个女人建议设立女人可以常去的，借助于“男妓”的服务去“满足性欲”的妓院。好像从前旧金山就设立过这类妓院；嫖客是些妓女，她们很高兴用付出报酬来代替收取报酬。后来，她们的男妓把这个地方给关掉了。且不说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是属于痴心妄想和不足称道，它肯定不大会获得成功，因为，如我们所见，女人不像男性那样能机械地得到“满足”；大多数女人会认为这种安排几乎不会导至随心所欲的放纵。无论如何这种办法在今天并不可取。

另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马路上随便找个伙伴度过一夜或一小时（假如这个女人生性热情，已经克服了各种压抑，对这种方式能够期待并毫不生厌的话），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对她比对男性要危险得多。性病的危险比较大，因为应当负责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传染的是男人；而且，不论女人有多么小心，她还是无法完全防止怀孕的危险。但在这种两个陌生人的关系（兽性水平上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体力上的差别。男人对他带回家的那个女人不必多么担心；他只须适当加以提防就可以。女人若是把男人带回来，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我听说有两个年轻女人刚到巴黎，很想“看看生活”，她们夜里到处看过之后，便邀请很有吸引力的蒙马特区的两个人一起吃饭。第二天早上，她们遭到了抢劫，惨遭毒打并面临被勒索的危险。另一个更意味深长的实例是，有一个40岁的离婚女人，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和年迈父母，整天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她依然很有勉力，但根本没有时间去过社交生活，也没有时间扮演风流女人，去做完包括制造恋爱事件在内的通常动作，况且这会给她带来太多的麻烦。然而她有强烈的感情，并认为她有权满足它们。所以她想夜里偶尔在街头漫步，设法找个男人。但是一天夜里，在布瓦德布洛涅丛林中消磨了一二个小时以后，她的情人拒绝把她松开：他要她的姓名住址，希望再去找她，以便为共同生活作出安排。她拒绝了，他便狠狠地揍她，最后她遍体鳞伤，几乎吓得要死。

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个永久情人，在经济上支持或帮助他，只有拥有资产的女人才有这种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安排是令人愉快的，因为通过付给男人报酬，她们让他变成了纯粹工具，从而可以傲慢不恭地、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但是她们通常只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可以把性和情感十分残酷地分开，因为在女性青春期，如我们所见，这两者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论，有许多男人根本不会接受肉体与精神的这种分离；多数女人则更有理由拒绝考虑这样做。而且它还涉及到欺诈，对欺诈她比男人更敏感；其实作为付酬的顾客的她本人也是工具，因为她的伙伴把她当做生存手段加以利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隐瞒了性爱戏剧的暧昧性：他下意识地对自己说谎。女人更容易受羞辱，更容易受伤害，但她也更精明；她只有在牺牲了更大的欺诈之心的时候，才能够成功地使自己变得盲目。即使女人有资产，她也绝不会认为购买男性是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对男人也是如此），这不只是一个满足性欲的问题，还是一个在满足的同时维护她们做人的尊严的问题。当男性拥有一个女人时，当他给予她快感时，他占据了唯一主体的位置：他是个专横的征服者，或是个慷慨的捐赠者——有时两者都是。至于女人，她也希望使人明白她用自己的快感征服了他，她用自己的捐赠压倒了他。所以，当她把自己硬塞给一个男人时，即便是她有希望得到好处，或者肯定能受到他的殷勤对待，或者颇有手腕地激起了他那纯粹一般的欲望，她也会随时准备相信她用她的施舍镇服了他。多亏有了这种有利的坚定信念，她才能够既献了殷勤又不至于让自己受辱，因为她认为她这样做是出自慷慨。于是小说《麦苗青青》里的“白衣女人”，虽然渴望菲尔的抚摸，却高傲地对他说：“我只爱乞丐和快要饿死的人。”实际上，她非常聪明，决意要让他采取恳求的态度。

后来柯莱特写道：“她匆匆忙忙朝那阴暗狭小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她出于自尊可以认为哀怨是痛苦的自白，在那里她那帮乞丐将会领略到慷慨的幻觉。”德·华伦夫人就属于那类喜欢找年轻的或不幸的或地位低下的情人，并用表面上的慷慨满足了他们欲望的女人。但也有一些勇敢的女人抓住了最坚强的男人，她们以满足他们为乐，而不去管他们的屈服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恐惧。

反之，即使女人在捕捉男人时很想认为自己是委身的，实际上并没有委身的她，也会希望人们能够对她的这种占有行为予以理解。“至于我，我是一个要去占有的女人，”有一天一个女记者对我说。事实上，除非强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占有另一个人，反之亦然；但是在这方面女人却在加倍地欺骗自己。因为实际上男人往往通过热情的攻击去进行诱惑，他主动地征得了他伙伴的同意。除了极少的例外（德·史达尔夫人的例子始终被人提及），女人那里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她几乎只能奉献自己；因为大多数男人很珍视他们的角色。他们希望在女人身上能激起特殊的兴奋，而不希望成为满足她的一般要求的工具：倘若成为这种工具，他们就会觉得被利用了。一个很年轻的男人有一次对我说：“不害怕男人的女人会把男人给吓跑。”我常听到年龄较大的男人说：“让女人主动令我毛骨悚然。”如果女人在奉献自己时太大胆，男人会退避三舍，因为他热衷于征服。所以女人只有让自己成为猎物才能够占有：她必须做一个被动的物，有顺从可能的物。如果成功了，她便会认为自己是有意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配合的，便会重新变成主体。但是如果男性瞧不起她，她就有仍处于客体地位的危险。这就是当他拒绝接受她所献的殷勤时她深感屈辱的原因。男人有时会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火；然而他只不过是在一件事上失败了，仅此而已。而女人却已同意让自己作为肉体处在骚动、等待和期望之中：她永远是失败的。一个人不论是十分盲目，还是格外精明，都只能顺从这种失败。

就算她在诱惑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种胜利也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人们依旧会普遍认为男人是征服者，是他占有了女人。人们不会承认她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因为她不过是欲望的猎物。不用说男人已把物种力量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而女人则是物种的奴隶。同时她也是一个有用的、开放的纯粹被动者，是一种用具；她温顺地屈从于性感受的魔力，被男性弄得神魂颠倒，而他则像摘果子似的把她给摘了下来。在别的时候人们又认为她仿佛被异己力量所占有：她的子宫有个魔鬼在肆虐，她的阴道有条毒蛇在潜伏，它迫不及待地要去吞噬男性的精子。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为她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者。法国尤其坚持把自由女人与轻浮女人混为一谈。“轻浮”这个词意味着无抵抗和控制的能力，意味着某种欠缺和对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学努力同这种偏见做斗争：例如在《格里塞里迪》中，克拉拉·马尔罗就坚持让她的女主人公不屈服于诱惑，而是全凭自己的意志去完成行动。美国承认女人的性活动有某种自由，所采取的态度也比较有利。但是在法国，甚至连让情妇委身于自己的男人也对“上床”的女人表示蔑视，这吓坏了相当多的没有这样做的女人。她们害怕照此办理会引起一片反对声，会招致流言蜚语。

即便女人对无名的流言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也会在同她的伙伴的性关系中发现具体困难，因为他是普遍看法的体现。他常常把床第看做维护自己攻击性这一优越地位的适当场所。

他热衷于战胜而不是接受，热衷于争夺而不是交换。他想让对女人的占有，超过她给他的奉献；他要她同意她是一个战败者，要她细声细语地供认她已被他夺走——要她坦白她有快感，承认她已屈从。当卡露迪娜以快速服从向雷纳德挑战时，他抢先她一步，急急忙忙地在她就要交出自己时蹂躏了她；他强迫她睁开眼睛，好让她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到他的胜利。同样，在《人的命运》里专横的费拉尔也是在瓦莱丽想关灯时坚持开着灯。

如果女人自尊且苛求，那么她就会把男性当做竞争对手来加以较量，不过她的装备远不如他的那么好。首先他有体力，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紧张和主动是他的性爱本能，而女人一旦失去了被动性，就会破坏给她带来快感的魔力；她如果在姿势和动作上模仿支配，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所以大多数坚持自尊的女人都是性冷淡的。极少有哪个情人会允许情妇去满足她们的支配的或虐待的意向；不过女人因温顺而得到充分的性满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对女人来说，有一条道路似乎走起来不太艰辛，这就是被虐狂的道路。当一个人工作了一整天，或者在拼搏、负责和冒险时，晚上沉溺于充满活力的任性行动，不失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放松。不论是情场上的老手还是新手，女人都会基于专横的意愿而经常去享受消灭自我的快乐。但有真正的被支配感对她仍是必要的。让一个过平常生活的女人相信男性有绝对霸权，这并不容易。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女人未必属于被虐狂，但她十分“女性化”——这就是说，她在男性的怀抱里深深感到服从的快感。她17岁时就有过数个情人，始终感到很满足；此后她结过好几次婚。在成功地管理一个企业并指挥一些男人以后，她抱怨说自己变得性冷淡了。以前那种服从的极度快活，现在感觉不到了，因为她已习惯于支配男性，而这样一来他们的威望便消失了。

当女人开始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时，他们的自负只会降低她对他们的尊重。如果男人在床上想扮演极其野蛮的男性，他就会恰恰由于他装得富有男人气而显得幼稚可笑，而女人则会把眼睛转过去；因为他只能招来那旧有的阉割情绪，他父亲的幽灵，或某些这样的幻象。情妇拒绝屈服于情人的任性行动，并非总是出于自尊：她很愿意和正在经历生活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交往，而不愿意和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来往。母性的顺从，不论是令人烦恼的还是被纵容的，都不是她所梦想的退让。她也会不得不满足于荒诞的游戏，假装认为自己是在受支配和奴役的，或者她也会去追求应当“优越”的男人，希望找一个主人，或者她也会变得性冷淡。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两个伙伴认为彼此是平等的，就可以避免虐待和被虐的诱惑；如果男女两个人都有一点节制和某种慷慨，胜利和失败的想法就会云消雾散：爱情行为就会变成自由交换。但荒谬的是，要承认异性个人是一个平等的人，女人要比男人困难得多。正因为男性等级具有优越地位，有相当多的女人作为个人才能在感情上受到男人的尊重：爱一个女人是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女人可以把情人引入一个有别于他自己世界的世界，一个他和她共同探索的世界；她至少会有那么一会儿使他神魂颠倒、快乐无比。其次，由于她的受限制和依附的处境，她的所有优点似乎都是很高的成就和胜利，而她的过失则是可以原谅的；司汤达就赞美德·雷娜夫人和德·夏斯特勒夫人，而不去管她们有极令人厌恶的偏见。如果女人的想法错了，如果她不很聪明，不很精明和不那么有勇气，男人会认为这不是她的责任：

她是受害者，他往往很有道理地考虑到了她的处境。他梦想她以前也许是一个什么模样，她将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模样：人们可以相信她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因为个别地讲她什么也不是。这种空白很快就会让情人对她感到厌倦；但它也是神秘之源，也是魅力，从而在诱惑他的同时让他很容易首先感到一种轻松的爱。

让女人对男人产生深厚的友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是他让自己所是的那种人，而这又是无可挽回的。他被爱时只能是他所是的那种人，而与他的诺言、他的不确定的前景无关；他要为他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对他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地方。和他讲交情是不可能的，除非她赞同他的行为、他的主张。如我们所见，朱利安可以爱上一个保皇分子；拉米埃尔式的女人却不可能爱上一个她瞧不起其思想的男人。即使准备妥协，女人也几乎不可能持宽容的态度，因为男人未在她面前展现那童年的郁郁葱葱天堂。她在这个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上碰到了他：他来到时仅仅带着他的自我这份礼物。他是自我封闭的、明确的、果断的，所以他不会做白日梦；他讲话时人们必须洗耳恭听。他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他是无趣的，他就会令她感到厌烦，他的存在对她就会是一种沉重压抑。只有很年轻的男人才可以具备平易近人的令人惊叹的品质；一个人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求神秘的承诺，可以替他们辩护，也可以怠慢他们：这就是成年女人发觉他们极有诱惑力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难办的是他们通常更喜欢年轻的女人，30岁的女人被抛给了成年男性。固然她在他们当中会碰到某个不会冷落她的尊重和友谊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傲慢，她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当她期待出现一次不但涉及到她的身体，也涉及到她的心灵的恋爱或冒险时，问题在于如何找一个她能够与之平等相待、并且他也不自视优越的男人。

人们会说，女人一般不会如此小题大作；她们一旦抓到机会便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况且用她们的自尊与肉欲也可以把问题应付过去。这非常正确。但是，说她们内心深处理藏着许多并不总是和男人相对应的失望、羞辱、遗憾和怨恨，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从一次多少不令人满意的恋爱中，男人肯定会得到性快感这种好处；而女人却完全可能根本没捞到任何好处。即便是冷淡的，她在那关键时刻也会把自己斯文地引人拥抱，有时只是因为发觉情人是性无能的，而她自己又是有失体面的，才显得滑稽可笑。如果除了她没有得到满足，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么她便会觉得自己“被用过了”，“发挥过作用了”。如果她得到了充分的快感，她就会希望延续这种事。她在说自己独身冒险无非是想让快活有保障时是不很真诚的，因为她的快活远没有带来解救，而是把她和那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离异就算是好说好散，也会给她造成伤害。很少听到女人亲切地提起以前的情人，而男人亲切地提到他以前的情妇这种事却要多一些。

性爱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由生活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把女人逼向了一夫一妻制。然而不论私通还是婚姻，其同事业的协调对于她远不如对男人那么容易。有时她的情人或丈夫让她放弃事业，而她如柯莱特笔下的瓦加邦德那样犹豫不决，既渴望男人热情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又害怕被婚姻束缚住。她若是屈服了，就又会成为附庸；她若是拒绝了，就会让自己受到毁灭性孤独的惩罚。今天男人通常愿意让他的伙伴继续去做她的工作；柯莱特·伊韦的小说，虽然描写了年轻女人为了安宁和家庭而不得不牺牲了她们的职业，却是相当过时的；共同的生活对于两个自由人是一种丰富，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职业中得到对自身独立性的保障。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奴役中给解放出来，而这种奴役是她自己所受奴役的代价。如果男人是体贴入微的、心地善良的，这样的情人们或夫妻就会有一种不斤斤计较的宽宏大量，从而会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甚至男人也可能扮演忠实仆人的角色；所以对乔治·艾略特来说，刘易斯创造了通常妻子在太上皇般的丈夫周围所创造的那种有利气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妻子在维持着家庭和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男人看来，自然应当让妻子操持家务，由她独自去承担照料抚养孩子的任务。独立女人自己也认为，结婚以后她必须承担这些义务。她不愿意觉得她的丈夫被剥夺了假如他和一个“真正女人”结婚本来可以得到的种种利益；她希望干得漂漂亮亮，做个好主妇，做个有献身精神的母亲，和传统妻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个任务很容易压倒一切。她承担它既是出于对她伙伴的尊重，也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忠实，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想十分忠实地对待自己的女人命运。她既要成为丈夫的替身，又要成为她自己；既要承担照料他的任务并参与他的成功，又要关心她自己的命运——有时更多的甚至是这种关心。由于是在尊重男性优越地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现在仍可能认为应当把男性摆在首位；有时她担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谦让这两种欲望之间，她左右为难，终于被分裂了。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可以得到好处。既然从一开始她就不像男人那么受命运的恩宠，她就会认为她a priori［先验地]不该为他发生的事情负责；她没有义务赔偿社会不公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好心的男人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尊重女人，因为他比她们更受命运的恩宠；他会让自己受自责和怜悯的牵制，所以他有变成正因为被解除了武装才如吸血鬼似的紧紧贴住不放的女人的猎物的危险。女人若是获得男性的独立地位，便会拥有很大特权去继续维持她和这些人的性生活：他们本身在行动上是自主的、有效的，他们通常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角色，不会由于自己的软弱和迫切要求而束缚她的手脚。但是女人实际上很少能够和她的伙伴建立自由的关系；她本人通常制造了他并不想加诸于她的束缚：她以[私通女人〕、恋爱女人的态度去对待他。

经过2o年的等待、梦想和希望，少女已经助长了解放的救世英雄神话，因而就是她通过工作所赢得的独立，也无法消除她想光荣退让的欲望。她只有受到和男孩子完全相同的教育，才能够轻易克服她的少女自恋；但实际上，她把整个少女时代都倾向于的这种自我迷信延续到了成年生活。她把职业成功当做丰富自我形象的资本来利用；为了揭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她觉得要取得上苍的见证。她即便在日常生活评价男人时是个严厉的法官，也还是崇敬男人，只要能碰见他，她随时准备屈膝跪拜。

得到神的辩护要比努力自我辩护容易一些；这个世界促使她认为得到拯救是可能的，而且她也更喜欢这样认为。有时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仅仅做个〔私通女人〕；她更经常想搞折衷；但盲目崇拜的爱情所意味着的退让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着每一种思想、每一分钟，它是纠缠不休的、专制的。如果碰到职业挫折，女人会热情地到爱情中去寻求庇护；

于是她的挫折便表现在伤害情人的争吵和要求上。但是恋爱的烦恼根本不会增加她的职业热情；相反，她会对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这条高尚道路的生活感到不耐烦。一个10年前在一家妇女政治杂志工作的女人对我说，她们在办公室很少谈政治，却不停地议论爱情：这个抱怨男人只爱她的身体，忽视了她杰出的智慧；那个哀叹男人只欣赏她的头脑，忽视了她身体的扭力。在这里问题依！日是，女人要像男人那样去爱——就是说，自由地、使她的存在（being）无可置疑地去爱，就必须把自己看做和他平等的人，并使这一点成为具体的事实；

就必须同样毅然决然地投入她的事业。但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在今天还不常见。

有那么一种女性功能，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予以履行，这就是母性功能。在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采用了避孕技术，女人至少可以随意拒绝履行母性功能。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国她常常被迫去做痛苦而价格昂贵的堕胎手术；否则就会发现，她自己要为一个可能会毁掉她职业生活的、她所不想要的孩子负起责任。如果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是因为，反过来讲，习俗不允许女人随意生育。未婚母亲是本社区的耻辱，而且非法出生也是孩子的污点；除非接受婚姻枷锁或失去等级地位，否则几乎没有人能变成母亲。如果说人工授精的想法让女人感兴趣，那不是因为她们希望避免和男性性交，而是因为她们希望自由地履行母性功能最终为社会所接受。此外还必须说，虽然托儿所和幼儿园提供了方便，但有了孩子仍足以彻底麻痹女人的主动性；只有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朋友或佣人，她才能够继续工作。她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不育，这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挫折，要么承担起责任，这几乎和事业势不两立。

所以今天独立女人在职业兴趣和性生活之间左右为难；维持两者的平衡对她来说是很难的；如果要维持，她就须付出代价，作出让步和牺牲，要去走钢丝，而这些又要求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不应当从生理学资料，去寻找在她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结构在何种程度上给她带来了不利。比如有人经常调查月经所引起的干扰，通过出版活动或其他活动业已成名的女人，似乎对它并不很重视。难道她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每月一次的不适并不那么严重？或者相反，人们也许会问，她们的这种优势是不是因为她们选择了积极向上的生活？女人的自我关注很容易加重这种不适。

搞体育运动和其他积极事业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么容易感到不适，因为她们对不适几乎不介意。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就看到过有些精力极其旺盛的女人，每个月来月经时要在床上躺上一天，倍受煎熬；但这种困难未能阻止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

我深信给女人造成过分沉重负担的不适和疾病，基本上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妇科医生的确这样告诉过我。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道德压力，由于她们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矛盾中的挣扎，她们常常苦于自己的力量有限。这并不是说她们的疾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些疾病和它们所表现出的处境都同样是真实的、有破坏力的。但是这种处境并不取决于身体，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所以，当工作女人逐渐有了她应当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工作将会改善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对这一状况不断地给以关注。我们在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据此大胆设想她的未来时，不应当忽略这些事实。她是在精神倍受折磨的处境中，是在女性气质所隐隐赋予她的个人负担下，从事一种职业的。

此外客观环境也对她不利。让一个新手去尝试开辟通往充满故意的或至少是满怀狐疑的社会的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莱特在《黑孩子》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他的种种抱负从一开始就受阻，他所作的斗争仅仅是把自己提升到开始提出白人问题这个层面上。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通过自己的经历以及周围黑人的经历，也发现了和女人相似的问题。

女人在实习时就开始发现自己处在低劣地位上，这一点在谈及少女时已被强调，但现在有必要更准确地予以说明。在她读书学习时，在对她的前程具有决定性的那几年，女人很少直截了当地利用她的机遇，因而后来常因为有一个很糟糕的起点而处于不利地位。实际上，我说的那些冲突在18岁到20岁之间，就是说，在对她的职业前程最为关键的那段时间，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不论女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是已经结婚，她的家人都很少像尊重男人的工作那样去尊重她的工作；他们会硬塞给她义务和任务，会侵犯她的自由。她自己仍深受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尊重长辈所确认的价值，为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梦想所缠扰；她发现很难把她过去的遗产和她未来的利益协调起来。有时她公开放弃她的女性气质，在贞洁、同性恋和攻击性的悍妇态度之间犹豫不决；她衣着简陋或穿男式服装；这时她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挑衅、做戏和发怒上。她更常想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她卖弄风情，她参加社交，她打情骂俏，她落入情网，她在被虐和攻击之间摇来摆去。她以各种方式扪心自问、自寻烦恼、分散自己的精力。单单是这些外部活动就足以阻止她一心一意地从事事业；她从事业当中得益越少，就越想放弃事业。

令以自立为目标的女人感到极其沮丧的是，和她地位相似。最初有着同样处境和同样机遇的其他女人，竟然过着寄生生活。一个男人可能会对特权者产生怨恨，但他和他那个阶级休戚相关；从整体上来说，那些以相同机遇开始的男人，达到了近乎相同的生活水平。而有相同处境的女人，由于男人这个中介，却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舒舒服服的已婚的或被人供养的女友，对打算依靠自己成功的女人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在自讨苦吃，竟走上了最难走的道路；每当遇到难处，她就不知道走另一条道路是否会更好一些。“这时我就会想，我只能靠自己的头脑去获得一切！”一个年龄很小的穷困潦倒的学生对我说，仿佛被这种想法弄得目瞪口呆。男人在服从专横的必然性，女人则在不断地重申她的意图。她前进时不是死死盯着前面的目标，而是向四周左顾右盼；她的步态也是怯懦的，摇摆不定的。

她越是显得要靠自己的努力向前走（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她的其他机遇越是会消退；她一旦变成学者、有头脑的女人，就会在一般男人面前失去吸引力，或者由于过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让她的丈夫或情人蒙受羞辱。于是她不但愈发热衷于炫耀优雅、卖弄风情，还不得不去限制自己的报负。对于有一天会从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对于若是这样关注一段时间就会丧失希望的担心，会联合起来阻止她完全彻底地致力于她的学习和事业。

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女孩子们对调查人员声称：“男孩子比女孩子强；他们是更优秀的工作者。”少女深信她的能力有限。由于家长和老师都承认女孩子的水平低于男孩子，学生们也容易产生这种看法；事实上，尽管课程的设置是一样的，法国中学女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是要比男孩子低许多。姑且不去说某些例外，就说女生班全体学生的哲学成绩就明显低于男生班。大多数女生不打算继续完成她们的学业，所以学得很肤浅；另一些人则缺乏竞争刺激。在还算容易的考试中，她们的不及格还不太明显，但在需要认真对付的竞争性考试中，女生便会意识到她的弱点。她不是将此归咎于她的训练平平，而是把这归咎于她女性气质的不公正诅咒；她对这种不平等所采取的听天由命态度加深了不平等的程度；她认为她的成功机会只能在于忍耐和实用；她决意尽可能地节约时间和体力——这无疑是一个很糟糕的计划。

功利主义的态度对于只要求少量的创造力和独创精神，以及只要求某些难得的雕虫小技的学习和职业来说，尤其是灾难性的。讨论、课外读物、散步时的自由遐想，即使对于翻译希腊文，也能够比令人厌倦的复杂晦涩的句法要有用得多。由于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负担所压倒，她的眼光受到迂腐的障眼物的限制，过于一丝不苟的学习，钝化了她的批判意识和她的智慧。她有条不紊的渴求给精神造成了紧张和疲劳。例如，在学生准备应付塞夫勒考试的那些班级，那里所笼罩的令人窒息的气氛，阻断了一切有点生活味道的个人兴趣。应考的学生，除了想逃出她自己制造的牢笼，没有任何别的愿望；一旦合上书本，她的脑子里便会想着完全不同的题目。那种把学习和消遣结合起来的丰富时刻，那种思想冒险呈现出生活热情的丰富时刻，是她所不知道的。她的任务所具有的那种徒劳无益的性质把她弄得垂头丧气，所以她越来越感到没有能力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我记得一个准备应付教师考试的女生，在谈到对男女生都开放的哲学竞争性考试时说：“男孩子一二年就能成功；我们则起码需要4年。”另一个女生听说要读一本论康德的书，作者列在必读书目上，就抗议说：“那本书太难读懂了；那是给男生看的书！”她仿佛认为，女人以低分也可以通过竞争性考试。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战自败，就等于把一切胜利的机会让给了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很容易满足于中等成功；她不敢把目标定得太高。她以敷衍态度从事职业，所以很快就会对她的报负加以限制。在她看来，她能自谋生计就算够可以的了；

她可以和其他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一个男人。继续保持独立的愿望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固然令她感到自豪，但也让她精疲力竭。在她看来，当她已经决定做某事时，她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对于女人来说，能那样就不算太坏了，”她想道。一位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有一次说：“要是我是个男人，我就会认为必须爬到顶峰；但我是法国唯一有这种地位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种节制当中存在着谨慎。女人担心，要是再走远一点，她会不堪重负。

必须指出，独立的女人一想到人们不信任她，便会深感不安，这是有情可原的。按常理来说，优越等级的人们总是对来自于低劣等级的人怀有敌意：白人不会到黑人医生那里去就诊，男性也不会去找女大夫看病；但是，低劣等级的人们，由于染上了他们特有的自卑感，由于对同类中某个升到他们通常命运之上的人往往充满了怨恨，也会宁可求助于主人。尤其是深深崇拜男人的大多数女人，更会急于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经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服从女人的命令。她的上司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永远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她；当一个女人即使不是个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女人必须赢得最初所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她不得不去证实自己。人们说，如果她货真价实，就会经得起检验。但是货真价实不是既定本质，而是成功所产生的结果。一个人在面对针对他的偏见时所产生的沉重压力感，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战胜偏见有所帮助。最初的自卑情结，通常会导致以自命为权威的浮夸形式表现出来的防御性反应。

例如，大多数女医生不是太有权威风度，就是太没有权威风度。如果任其自然表现，她们会失去控制，因为她们的整个生活都使她们倾向于诱惑，而不是倾向于命令；病人若是喜欢受支配，就会对只得到平淡无奇的劝告感到失望。女医生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使用严厉的语调、命令的口吻；但那时她仍然缺乏坦率的好性格，而这种性格是自信的男医生的勉力所在。

男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的顾客相信他有能力；他能够行动自如，于是他给人留下了一贯正确的印象。女人没能产生这种安全感；她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她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她太看重这样做了。在商务和管理工作中，她明明白白地、小题大作地、迅速地表现得富有攻击性。她和在学习时一样缺乏轻松。锐气和鲁莽。她在努力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十分紧张。她的主动性是挑战和自我肯定的继续。这种重大缺憾是由于缺乏自信引起的：主体不能够忘掉他自己。他不能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他宁愿以现成的方式取得成功。在向目标勇敢挺进时，一个人可能会有失望的危险，但也可能会获得出乎意料的结果；谨慎注定要受到中庸的惩罚。

我们很少碰到独立女人有冒险的爱好，有为体验而体验的爱好，或者有无私的好奇心；

她就像其他女人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窝那样，希望“有一个事业”；她依旧受着男性世界的支配与包围，她不能大胆地突破它的藩篱，也不能热情地专注于她的设计。她仍把她的生活视为一种内在的事业，所以她的目标不是指向客观存在，而是通过客观存在指向主观成功。

例如这样的态度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女人当中；她们喜欢有工作，以向自己证实她们完全有能力干好工作；但是她们对工作的内容却不那么关心。女人同样有一种过分看重微小挫折和一般成功的倾向；她爱虚荣，所以时而垂头丧气，时而又趾高气扬。当成功在预料之中时，尚可以冷静对待；但当成功一直被认为是无法取得时，它则变成了令她陶醉的伟大胜利。

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此。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按照这种程序，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此外还必须指出，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除了少数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

她们是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3个世纪来，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以前，女演员被逐出教门，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她们近乎风流，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她们的职业成功——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把自我实现为女人：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相反，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打扮、对美容的关心、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就可以做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如乔吉特·勒布朗所说，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去超越这一存在；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

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但里面也藏着陷阱：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说过，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从而牺牲了角色，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爱发脾气的、爱做作的；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

今天，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

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对她来说，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她无法专注于现实，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注定会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此外，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她通过谈话、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如果她有一点报负，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单靠培养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只靠把办展览、搞点资料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文化只能通过自由的超越行动来加以理解；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丰富，也必须把自身投向虚无的天国并在那里住下来；但是如果有上千种束缚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强烈冲动便会受到破坏。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单独出门，到蒂莱里埃花园去闲逛，但是我已说过，街头对她充满敌意，到处都是想图点什么的目光和动作；

如果她闲逛时粗心大意、心猿意马，如果她在咖啡馆门前点上一支香烟，如果她一个人去看电影，马上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礼貌去引起尊重，但是这种偏见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里，“使你的双翼下垂”。t·e·劳伦斯18岁那年独自骑自行车到全法国长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会被允许参加任何这类越轨行动，更不用说像劳伦斯后来那样，在一个半沙漠化的危险国度作徒步冒险了。然而这类体验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类体验，在陶醉于自由和发现的同时，也学会了把整个大地都看成他的领土。

由于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学习暴力的权利：我已指出她虚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倾向于被动。当一个男孩子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觉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为补偿，至少应当允许少女知道，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冒险时，当尝到克服困难的自豪滋味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现在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当中是孤独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为唯一者和主权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响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于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是放弃了而不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从这点来说，不走运或没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祸得福。正是由于孤立，埃米莉·勃朗将才能够写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运对抗时，她除了自己的资力没有别的靠山。罗莎·卢森堡长得很丑，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于对自我形象的狂热崇拜，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客体、猪物和陷阱；她从年轻时起就有着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对既定世界这样的痛苦，这仍然十分少见。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是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

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说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别的，说这些差别在何种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这其实是在碰碰大胆推断的运气。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