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通过懒惰和堕落，我们已把她变成了另一种人，一种未知的人（她除了性欲没有别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不但意味着不断争斗，而且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奴隶用以猜疑，用以崇拜或憎恨的不光明正大的武器），但决不是我们的坦诚伙伴，决不是具有哪种［团结精神〕与和衷共济精神的人。

许多男人仍然会同意拉福格的这番话；许多男人会认为，“争斗和争论”将会永远存在——如蒙田所指出的，并且根本不可能实现博爱。事实上今天男女彼此都感到不满意。但问题是要搞清楚，是否有一种固有的祸根在让他们受相互分裂之罚，或者，让他们对抗的那些冲突，是否仅仅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着种种传说，但生理学命运并没有这样把永久的敌意强加在雌雄两性身上；甚至有名的祈祷螳螂在吞噬它的雄性时，也仅仅是由于缺乏其他的食物和为物种的利益：在一切等级的动物生命当中，所有的个体都在受着这种控制，即受着物种的控制。

而且人类不仅仅是物种，它也是历史发展；它应当取决于它对自身的自然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以及对自身的[人造特征〕的态度。其实，即便是对世界极其没有诚意，也不可能证明存在于人类两性间的对抗，具有名副其实的生理学性质。而且，宁可说他们的敌意可能要划入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中间领域：精神分析学。我们被告知说，女人嫉妒男人的阴jing并希望阉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认为她的女性气质是一种不健全时，对阴jing的这种幼稚欲望，才会在她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而那时她会希望把男性器官当做男人所有特权的象征来加以占用。

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认为，她的阉割梦想有着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含义：据猜想，她希望剥夺男性的超越性。

但是，如我们看到过的，她的欲望是十分暧昧的：她希望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拥有这种超越性，这就是说，她既重视它又否定它，既想投身于它，又想把它局限在她自身的范围里。这就是说，这一戏剧性活动并不是在性的层面上展开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性的特征不能决定命运，本身也不能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重要线索，而只能表现它仅仅在帮助决定的整体处境。两性斗争并不直接含有男女人体结构有差别的意味。实际上，当一个人引起这种斗争时，他认为在无始无终的理念王国，永恒的女性气质和永恒的男性气质这两种含糊本质之间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种重大斗争，相应于两种不同的历史关头，毕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

一个被封闭于内在性的女人，也会权力把男人关在那个牢笼中；这样一来，那个牢笼便会和世界混为一体，女人也不会再因为被囚禁在那里而痛苦，因为母亲、妻子和情妇变成了看守。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够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她拒绝接受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使她注定是内在的、低人一等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错误的选择。它们是硬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这一点毫无例外。被看做次要者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树她的主权地位。

今天，这种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女人不是希望把男人囚禁起来，而是努力逃避他。

她不想再把他拖入内在性王国，而是她自己显露出超越性。然而男性的态度却制造了新的冲突：男人不愿意把她松开。他非常乐意仍去做一个主权的主体，绝对的优越者，主要者；他拒绝承认他的伙伴在任何具体方面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她则以进攻性的态度来回答他的不信任。这不再是一个各自在各自范围里的两个人之间的战争问题：要求自身权利的等级从战壕里跳出来，有特权的等级则在进行抵抗。在这里，两种超越在面对面地斗争；自由的每一方都不想承认对方，并都想支配对方。

这另一种态度不但表现在精神方面，也表现在性方面。“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变成猎物的同时，也想用自己的肉体被动性去降服男人；她在顺从地变成猎物的同时，也在忙于激起他的欲望，以此为手段将他捕入罗网，把他给束缚住。相反，解放型的女人却想成为主动者和占有者，她拒绝接受男人想硬塞给她的被动性。所以，埃丽丝及其模仿者拒绝承认男性那种类型的活动具有价值；她们将肉体置于精神之上，把偶然性置于自由之上，把她们的日常智慧置于大胆创造之上。但是“现代的”女人也承认男性的价值：她为自己以男人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感到骄傲；她不是蔑视他们，而是自称和他们是平等的。

就她以明确行动表现自己而言，这种要求是合法的，不过男性的傲慢肯定要为此承担责任。但男人也必然会辩解说，女人常把问题搅得一团糟。一个叫梅布尔·道奇·卢汉的人，想用她的女性勉力征服d·h·劳伦斯，以便以后能在精神上支配他；许多女人为了成功地证明她们和男人是平等的，都尝试以性为手段去取得男性的资助；她们玩弄两面手法，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重，既靠她们的旧魔力，也靠她们的新权利。男人当然要愤然自卫；

但他也是口是心非，他一方面要求女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由于不信任和敌意而拒绝给予她们以必要的王牌。其实，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明显的斗争，因为女人的存在是含糊的；她在男人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把自己既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这种矛盾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后果。即使她把自己的弱点和强点都当做武器，也算不上老谋深算，因为她在积极争取主权地位的同时，也在不由自主地为她的受骗和被动寻找借口；这种做法固然不属于正当策略，但这是由她既定的暧昧处境所决定的。然而，当男人把她作为自由的独立者来看待，同时又看到她对他仍是陷讲时，他是愤怒的；如果她摆出一副猎物的架势时他让她感到满意和满足，那么他会觉得她的自主要求是令人恼火的；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有受骗感，而她则会产生受虐感。

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照这样一直存在，这种不和就会继续下去。哪个性别会更渴望维持女性气质呢？女人虽然正在从这种气质得到解放，但依旧希望保持它所带来的特权；如果那样，男人会希望她对会它加以限制。“谴责一个性别比原谅一个性别要容易，”蒙田说。赞美和谴责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如果说这种恶性循环十分难以打破，那是因为两性的每一方都是对方的牺牲品，同时又都是自身的牺牲品。

在两个以完全自由面目出现的相互对抗的敌手之间，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战争对双方都无益，则更是如此。但是，整个恋爱事件的复杂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每一方都在为对方提供帮助和舒适；女人在追求屈从的梦想，男人则在追求认同的梦想。贫乏的真实性没有得到补偿：每一方都在屈从于舒适诱惑的同时，指责对方引起了不幸；男女彼此都讨厌对方使自己的不真诚和卑鄙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我们首先已经看到了男人为什么会对女人进行奴役；女性贬值是人类进化的必要一步，但它也可以导致两性间的合作；所谓的压迫应当解释成生存者通过认同于他人（他因此压迫他人），来逃避自我的倾向。在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男人身上，今天都有这种倾向；而且大多数人还屈服于这一倾向。丈夫想通过妻子，情人想通过情妇，发现自己具有永久不变的偶像形式；他要用她去寻找他的男性气质、他的主权地位、他的即刻实现的神话。“我丈夫根本不看电影，”他的妻子说，因而把含糊的男性见解铭刻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人也是他的双我的奴隶：要树立使他充满危险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尽管他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这一形象也仍要取决于女人反复无常的自由：他必须时刻注意让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念念不忘让自己显得像个男性，显得重要和优越；他是如此做作，以至于得到了做作的回报；

他也是有攻击性的、不安的；他之所以对女人怀有敌意，是因为他害怕她们；他之所以害怕她们，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所认同于的那个人、那个形象。在消除、升华和转移种种情结时，在谈论文人时，在诱惑她们时，在害怕她们时，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他想在解放她们的同时让自己得到解放，但这又正是他所恐惧的。所以他顽固地坚持那种神秘物，以便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受骗。“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掩饰这种不幸。例如，监护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了，女人却一直有着“保护人”，如果他们被赋予旧时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为了女人本人的利益。不准她参加工作，让她呆在家里，这是为了让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并为了确保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诡计，他劝告男人要把她当做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许多男人并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想承认她确实有特权。美国的有些社会学家今天在传授“下层阶级利益”理论。法国也经常有人宣称工人很幸运（虽然不那么科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保持仪容”，乞丐则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衣衫槛褛地睡在人行道上，所享受的快乐是德·博蒙伯爵和温德尔家族万万享受不到的。和快活地抓着身上跳蚤的无所顾忌的穷人一样，和挨鞭子抽时仍在笑的可怜黑人一样，和埋葬自己的饿死的孩子时仍面带笑容的乐天的突尼斯阿拉伯人一样，女人也有那种无法比拟的特权，即没有责任感。

她虽然摆脱了讨厌的负担和操劳的束缚，不过仍具有“那好的一面”。但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顽固变态（它无疑和原罪有关），那些有好的一面的人们始终在向他们的保护人求援：“我受不了了！你给点东西让我吃饱吧！”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超等的男性却在手里紧握着他们的枪：“继续保持好的一面，把它坚持下去！”

必须承认，男性更多地是把女人看做同谋，这和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通常看法不一样。

他们由此得到授权，虚伪地宣称，她一直在渴望得到他们所硬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她受的教育的所有主要特征，都联合起来阻止她走上反抗和冒险的道路。社会通常（从受她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她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了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沉重负担。她之所以愿意乐于相信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下坡路：在这方面其他人对她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她从小到现在的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把这种服从当做她的真正使命（这对每一个对自由感到焦虑的生存者都是很诱人的），以此去损害她，收买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得懒惰，整天寻欢作乐，不去学习，也不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那么长大以后，很难说是他自己愿意无能和无知的；可是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大的，她从来没有对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很容易让自己去依靠他人的保护、爱情、帮助和监督，很容易让自己迷恋于自我实现的希望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她在屈服于这种诱惑时犯了错误，但是男人不配去指责她，因为是他让她受到了诱惑。当他们产生冲突时，每一方都会让对方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是他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教我去推理和自谋生计”；

他则会指责她，她已接受了这种后果：“你什么也不懂，你是个无能的人”等等。每一个性别都认为它能够通过采取这种攻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一方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为对方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使男女相互对立的无数冲突源于这一事实：每一方都不准备承担由一方所提供的、由另一方所接受的处境造成的一切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这一方用它去掩饰他的专制，那一方则用它去掩饰她的懦弱，这个概念经不起体验的考验：在双方交换时，女人所要求的抽象平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障，男人所要求的具体不平等也已经存在。结果，在每一个结合中都有关于“给予”和“占有”的含糊意义的无休止争论：她抱怨她给予了她的一切，他则抗议她占有了他的一切。女人不得不懂得了，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是以提供的商品对于买主而不是对于卖主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她却认为自己有无限的价值，她受骗了。实际上，她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次要的礼物；他对于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正当性的证明。所以，这种交换并不属于等价交换。

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他们所共同度过的时间，尽管着上去是等量的，实际上对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男人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候，他可以去做对他的职业有利的事情，可以去看朋友，可以去培养业务关系，可以去谋求再创造；对一个通常被并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意味着金钱、名誉和快乐。相反，对于懒散无聊的女人来说，时间却是她希望加以摆脱的负担；如果她能够成功地把它给消磨掉，这对她是有益的，所以男人的出现会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男人之所以十分明显地对私通感兴趣，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性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情愿和情妇呆在一起的时间与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但是除了例外情况，就她而言，她所希望的却是把她手头上的多余时间全部给打发掉；而且和除非顾客买萝卜否则就不卖给他土豆的店主一样，她也是除非情人舍得花时间陪她谈话和“出去”，否则就不会交出她自己的身体。如果在男人看来这种代价基本上还不算太高，便会达到平衡，而这当然要视他的欲望有多强和他认为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定。但是，如果女人所要求或献出的时间太多，她就会像溢出河岸的河水那样只会起到侵犯作用，这时男人会宁肯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要得太多。于是她会降低自己的要求，但达到平衡常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因为她会觉得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而他则会认为她的要价太高。这样分析当然有点幽默；但是，除非这些恋爱具有嫉妒和排他的情欲，因而男人想完全占有女人，否则在感情、欲望乃至爱情的情况下，会不断出现这种冲突。他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这需要花费他的时间；而她却有的是时间去挥霍；

他认为她献给他的许多时间，不是礼物而是负担。

通常，他同意承受这种负担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属于特权的一方，他问心无愧；如果他是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人，就会试图慷慨补偿这种不平等。不过他也会为自己的怜悯感到自豪，所以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当做忘恩负义之徒对待，有点恼火地认为：“我对她太好了。”她深信自己的奉献具有高度的价值，可是又觉得自己的举止像个乞丐，令她蒙受耻辱。

我们在这里无情地发现了女人经常显示具有实践能力的原因；她之所以问心无愧是因为她属于无特权的一方；她觉得她没有义务去善待那个受益的等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卫。

如果有机会发泄她对不能满足她要求的情人的怨恨，她甚至会感到快乐：既然他没有给够她，她便从他那儿抽回一切，以此来野蛮地取乐。这时受伤害的情人会突然发现，在他或多或少予以轻视的每时每刻，都有着私通的［全部〕价值，于是他会欣然允诺她一切，即使他在被迫兑现时又会有被利用的感觉。他会指责情妇对他敲诈：她则会叫他小气鬼；两个人都会有受虐感。

指责和辩解依旧无济于事，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已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给消灭掉，给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去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它们由于取决于讨厌的环境，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若是被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资助他不再去爱的女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他若将一个把一生都抵押给他的女人彻底抛弃，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始于个人堕落（当一方指责另一方时，无诚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宁可说是始于个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的处境。女人是“缠人的”，她们完全是个负担，她们因此而受罚；问题的实质在于，她们的处境同吸吮另一个机体的有生力量的寄生虫的处境毫无二致。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

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

但是，这样做可以改变法律、制度、习俗、公众舆论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吗？可以让男女真正平等吗？“女人将永远是女人，”怀疑论者说。其他观察者也预言，抛弃女性气质将不会让她们自己变成人，而只会让她们变成怪物。或许人们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一辈子。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我们当然不应当认为，只要女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她，虽然这一因素在她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它引起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它所承诺和要求的其他成果以前，新型女人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在任何地方尚未取得这些成果，法国或美国是如此，俄国也同样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的原因。她常以“真正的女人”的面目出现而又装成男人，于是她不但对她的男性装束感到局促不安，也对她的肉体感到局促不安。她必须蜕掉老皮，为自己剪裁新衣服。这一点，她只有通过社会演变才可以做到。今天，没有一个教育者能够塑造出也许和雄性人完全同源的雌性人；如果少女得到和男孩子同样的培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而把自己确定为一种新的性别。司汤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森林肯定是一下子种成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具体地实现了两性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新的表现。

如果在抚养小女孩时，从一开始就像对待她的兄弟那样对待她，对她有同样的要求，实行同样的奖惩，让她受到同样严厉的对待，享有同样的自由，参加同样的学习，玩同样的游戏，向她许诺同样的未来，让她认为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无可置疑地和她是平等的，那么阉割情绪和恋父情结的含义就会彻底得到更正。母亲一旦在同一基础上和父亲一样承担起夫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责任，她就会享有同样持久的威望；孩子就会在她周围发觉一个两性并存的世界，而不是发觉一个男性的世界。假如她在感情上更受父亲的吸引（未必都是如此），她对他的爱就会略带竞争意志的色彩，而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感情；她的定向也不会是被动性。若是批准她在工作和运动中检查自己的能力，主动和男孩子竞争，由于生孩子的允诺所给予的补偿，她就不会认为缺少阴jing足以引起自卑情结；与此相关，假如没有向男孩子灌输优越情结，假如他像尊重男人那样尊重女人，他就不会产生这种优越情绪。则、女孩就不会通过自恋和梦想去谋求无结果的补偿，也不会认为她的命运是理所当然的；她会对她要做的事情感兴趣，会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事业。

我已经指出，假如她能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看到成人的自由未来，那么青春期的转变就会容易得多，这时月经使她感到恐怖只是因为她突然变成了女性。如果她对她的整个命运不是十分憎恶的话，她也会在拥有自己年轻的性爱时表现得比较镇静；连续不断的性信息就会对她度过这一危机很有帮助。而且由于男女同校的教育，男人的庄严神秘也会没有必要进入她的脑海：这种神秘会因为朝夕相处和公开竞争而消除。

对男女同校制度的种种反对理由，始终暗示着对性禁忌的尊重；但是，这种阻止孩子的性好奇心和性快感的努力是完全无用的；它只能造成抑制、魔念和神经症。少女所表现出的过分伤感、同性恋激情和柏拉图式的迷恋，以及它们所导致的愚蠢轻浮的后果，要比有些幼稚的性游戏和少数明确的性体验更为有害。对少女来说，不受反对她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影响尤其有利，因为那样她就不会在男性那里去寻找半神，而是仅仅要寻找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伙伴。性爱和爱情将会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具有听天由命的性质；她可以感受到它们是两个平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大笔一挥，孩子在变成成人时要克服的所有困难就会消除了；连最聪明、最宽容的教育也不能消除孩子对事物的切身体验；我们只能期望在她的道路上，困难不会无缘无故地堆积如山。进步已为“邪恶的”小女孩不再受火烙之苦这一事实所证明。精神分析学固然为父母提供了某种指导，但当前女人的性教育和性发动完成的情况是如此可悲，以至对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提出的种种异议，没有一个是可以认为能站得住脚的。这不是一个消除表现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给她以超越它们的手段的问题。

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于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掉。所以，如我们所见，虽然女人通过性体验感受到（并且常常讨厌）男性的支配，但决不能依此断定，她的卵巢判处她永远跪着生活。只有在完全想肯定男性主权地位的制度中，男性的攻击性才仿佛是贵族特权；女人之所以在性行为中觉得自己非常被动，仅仅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五法。许多要求有人的尊严的现代女人，仍然在以传统的奴性为立足点去展望她们的性爱生活：

既然认为躺在男人下面，让他插入使她们蒙受耻辱，她们就会变得紧张因而变得性冷淡。但是，假如现实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性爱姿态和姿势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意义也将会不同：

比如，一个付给情人报酬并对他进行支配的女人，就可以为她的超等懒惰感到自豪，就可以认为她在奴役积极卖力的男性。现在有许多过着正常性生活的夫妇，他们的胜败观念正在为交换观念所取代。

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和他一样，在肉欲的高度兴奋当中，她也是一个自动同意的人、自愿奉献的人、主动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化为身体的那种陌生而又暧昧的生存。在他们认为相互对抗的那些斗争中，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同自我做斗争，都在把自己所厌恶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到对方当中；每一方都不是在体验他们处境的暧昧性，而是在想让对方容忍那可怜的地位，把尊严留给自我。然而，如果双方都以节制态度去接受这种暧昧性，相互都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彼此视为平等的人，就会和睦地去体验他们的性爱戏剧。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

优势决不是既定存在赋予的：古人所谓的“美德”，其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有人会对我说，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女人不可能“改造”，除非社会首先让她和男人真正平等。保守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到那种恶性循环；然而，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如果一个等级处在低一等的地位，它无疑是低劣的；但是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参加选举，他们就会配有选举权：让女人去负起责任，她就能够肩负起这些责任。事实上，不能指望压迫者会采取不谋私利的慷慨行动；但是，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甚至是特权等级本身的演变，造成了新的处境；所以男人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给女人以部分解放：

这只是意味着女人要继续攀登，而她们正在取得的成功使她们有了这样做的勇气。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

无论这可能会怎样，总有人反对说，这样的世界即便是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理想的。当女人和她的男性“一模一样”时，生活将会失去其精华和趣味。这个论点也同样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些希望永远保持现状的人，总是为奇迹般的过去即将消失而流泪，并不为年轻的未来而欢笑。完全正确，消灭奴隶贸易就是意味着布满杜鹃花和山茶花的美丽壮观的大种植园的消失，就是意味着整个高尚的南方文明的毁灭。在饱经沧桑的阁楼上，仍有着稀有古老的花边以及西斯廷［阉人]的清脆纯正的声音，而某种“女性魅力”也处在到达同样布满灰尘的陈列室的路途中。我同意，的确只有野蛮人才不会去欣赏那精致的花卉，那稀有的花边，闺人那清脆纯正的声音，以及那女性的魅力。

当“迷人的女人”展示出她的全部风采时，她是一个比令蓝波激动的“愚蠢的绘画、门庭饰版、风景、爱出风头者的耀眼标志、大众彩色石印版”，更为令人激动的客体；用最现代的手法去装饰，用最新颖的技术去变美，她那遥远的古代从底比斯、从克里特、从奇琴伊察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她也是深深树立在非洲丛林中的图腾；她是直升机，她也是小鸟；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她那着色的头发下面，森林的沙沙响声变成了思想，话语从她的双乳中流出。男人向这奇妙的东西伸出了渴望的双手，但是当抓住时，它却消失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妻子和情妇也是用她们的嘴来说话：她们话的价值正好等于她们本人的价值，也正好等于她们乳房的价值。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奇迹——也是十分罕见的奇迹，可以为我们永远保持有害于两性的处境进行辩护吗？人们可以去欣赏花卉之美和女人之魅力，也可以对它们的真正价值作出评价；但如果这些财富要以鲜血和不幸为代价，则必须把它们牺牲掉。

然而实际上，这种牺牲在男人看来也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牺牲；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真心真意地希望女人能够作出这样的牺牲；在他们当中，那些轻视女人的人认为，他们从这种牺牲当中什么也得不到，那些珍爱她的人则认为，他们在这种牺牲中失去的太多了。的确，在当前的演变中，进步比女性较力的本身更有威胁性：女人在开始为自己而生存的时候，将会放弃她在男性世界的特权地位所归之于的替身和中介的功能；男人在完全保持沉默和要求别的自由人出现之间进退两难，他认为，一个既是他的替身又是被动物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他用以设想他的伙伴的借口，可能是虚构的，但她作为其根源或借口的体验，却完全是真实的：几乎没有哪种体验能比这种体验更珍贵、更亲密、更热情的了。不可否认，女性的依附性、劣等性和哀怨赋予女人以特殊的个性；毫无疑问，女人的自主性虽然免去了男人的许多麻烦，但也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性冒险将会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也会从明天的世界上消失掉。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缺乏想像力只能导致消灭未来；对我们来说，未来只是一种抽象；

我们每个人都在暗自哀叹他自己在未来将不复存在。但是明天的人类将是朝气蓬勃的肉体，并且有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明天将是送给人类的礼物，而人类也会更喜欢明天。我们所无法想像的肉体与情感的新型关系将在两性之间出现；其实，今天在男女之间已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所无法想像的友谊、竞争、共谋和同志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贞洁的还是肉欲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没有哪种见解能比注定让新世界一成不变、因而让它令人厌倦的见解更有争议性的了。我认为，目前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束缚，而自由永远不会产生一成不变的东西。

首先，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的性爱因而她的性世界有着它们自己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不产生具有特殊性质的肉欲和敏感性。这意味着，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那些特别强调“在差别中求平等”的人，也许会愿意接受我的这一观点，即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其次，是制度导致了一成不变。后宫的奴隶们虽然年轻美丽，在苏丹拥抱中却始终是同样的人；当基督教赋予人类女性以灵魂时，它使性爱有了罪恶和神话的特点。如果社会把女人的主权个性还给她，并不会因此破坏情人拥抱的动人力量。

认为男女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堕落、销魂和激情，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使肉体与精神、瞬间与时间、内在的昏厥与超越的挑战、绝对的快感与虚无的忘怀相对抗的种种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紧张、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胜利，将永远会在性行为中得到具体表现。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日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征服”和“结合”，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马克思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更透彻的阐述了，这就是说，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

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