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经》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在课后可以看看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只能讲一些重点内容。
《内经》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巨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独特理论的结晶，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今天依然对中医学的医疗实践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像这样能够经受长期实践检验的医学巨著，必然有一种指导思想存在其中，这个思想就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内经》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内经》的自然观、《内经》的生理观、《内经》的疾病观、《内经》的治疗观等方面。
第一节 《内经》的自然观
我们是讲求辩证法的，辩证唯物论指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内容不过600字，就有7次提到“万物”这一概念。如“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万物不失，生气不竭”；“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这里所谓的“万物”，即是说世界的一切无一不是物质的，这也包括人类本身。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意思是说人固为万物之一，但人在万物中是最宝贵的。
宇宙充满了物质，因而宇宙的变化就是物质的变化。故《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进一步解释道：“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物质世界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内经》至少提出了两点认识：第一，物质的变化是可以认识的，如《灵枢·五音五味》中云：“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灵枢·逆顺肥瘦》中云：“审察于物而心生之。”第二，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的“物化之常”，“常”就是规律。
以“万物”概括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毕竟还是笼统，古代劳动者通过长期对“万物”的认识，提出了“五行”概念，即万物都由水、火、金、木、土等五种元素所构成。继而又提炼出“五行学说”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之五种物质元素所以能够运动变化，是由于它们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而万物变化无穷无尽。很明显这是一种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内经》中是贯穿始终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认识到事物的运动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提出事物对立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素问·阴阳离合论》中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见，自然界是无限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
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内经》称之为“阴”与“阳”，阴阳不是平平静静的，而是相互斗争的，故《素问·阴阳别论》中说：“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素问·疟论》中说：“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阴阳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互为依存的，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双方不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各自向着相反的一方转化，叫做“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内经》中的这些认识都含有辩证法的元素。
历来的唯物论者，都把“天”解释为物质的自然界，人类应该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进而改造和适应自然界。《内经》对此亦有相当的认识，单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篇中，就把客观存在之自然描写得十分清楚。如“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
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素问·咳论》则谓“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即是说人生存于自然界，就要受到自然的影响。那么人在自然界中是何角色呢？人存在于自然界中，便要参与自然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故《灵枢·玉版篇》中说：“人者，天地之镇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人掌握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才可以进而改造它、维护它、适应它，所以人为“天地之镇”。
第二节 《内经》的生理观
人既是自然物质之一，人究竟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呢？《灵枢·经脉》中云：“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中云：“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经过长期医疗实践，认识到“精”可分为先天、后天两类。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是构成机体的原始物质，《灵枢·经脉》所说的“精”就是先天之精；后天之精来源于饮食水谷的化生，通过血液的运行，以营养五脏六腑；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互依赖、相互为用，后天之精不断地转化为脏腑之精，而脏腑之精又不断地补充了先天之精。《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先天之精藏于肾，持续地得到后天之精的充养，从而成为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中医学还认为，“气”也是构成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之一，“气”的存在是通过脏腑组织的机能活动反映出来的，所以又可以把“气”概括为机体脏腑组织各种不同的机能活动。如《灵枢·决气》中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根据“气”在人体分布的部位及其不同的作用，而分别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
中医学对“血”的生化来源、生理循环、功能作用等，都有比较精准的认识。如《灵枢·决气》中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本脏》中云：“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这些论述认为，“血”由中焦水谷精微经过生理变化而成，“血”所含的丰富营养，通过“气”的推动而循行于经脉，供给全身各器官组织所需。这一认识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居于前列的。
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对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形体”是第一性的、本原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灵枢·平人绝谷》中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就是说，“神”是由精气所产生的。
关于精神活动的器官，我国民族的传统习惯称之为“心”，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也逐渐考虑到精神活动与“脑”的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中云：“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当然亦无可讳言，其认识还是较肤浅的。汪昂在《本草备要·木部·辛夷》中云：“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按：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这比《素问》的认识要进步多了。
中医学认为，人体中的各个器官组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分工、有合作，彼此关联为一个整体。《素问·五脏生成》中云：“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髪）也，其主脾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肝生筋……在窍为目”；“心生血……在窍为舌”；“脾生肉……在窍为口”；“肺生皮毛……在窍为鼻”；“肾生骨髓……在窍为耳”。《灵枢·本脏》中云：“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这一以五脏为中心，把有关各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观，一直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都行之有效，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医学的生理观之所以具有辩证唯物论的元素，是和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分不开的，其中也包括对尸体解剖观察的实践。《灵枢·经水》中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可见当时对人体和尸体的观察是相当仔细的，这足以说明中医学理论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中医学以实践为依据是其科学性所在。
第三节 《内经》的疾病观
鬼神致病、死生有命的唯心论充斥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内经》的疾病观首先是反对鬼神迷信的。如《灵枢·贼风》中云：“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尽管往往致病的因子是很微细的，不容易被人的五官觉察到，但既然发生了病变，就必定有发病的原因存在，这个原因肯定不是鬼神，故《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提出“道无鬼神”的主张，即说在医学之道中绝对没有什么鬼神的存在，宣扬鬼神者便不能叫做“医道”。《素问·五脏别论》亦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鬼神邪说既被排除，便当明确地找到致病的原因。《灵枢·玉版》中云：“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疾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致病因子的存在而逐渐形成的。疾病的成因，正如《素问·调经论》中所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补充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
人类在长期的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到四时六气的变化规律，并能适应之。但六气亦随时出现反常的变化，如当寒不寒、当热不热、不当寒而寒、不当热而热之类，这种不正常的六气《内经》称作“虚邪”，最是致病的因素。故《灵枢·百病始生》中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种“虚邪”即所谓的“六淫邪气”。六淫为病，从今天的临床实践来看，包括了生物的（细菌、病毒、寄生虫之类）、物理的、化学的等多种致病因子，这些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便引发疾病。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古人虽没有完全看到致病的微生物等，但能用“六淫”概括病邪，既不排除致病因素的影响，更着重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所引起的机体反应，这样将致病因子与机体反应综合在一起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方法，仍是很可贵的。
所谓“阴阳喜怒”，即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表现，简称“七情”。在一般情况下，七情本是大脑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范围。但是，如果长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过了大脑生理所能调节的程度，就会引起脏腑气血等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故《素问·玉机真脏论》中云：“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所谓“得之饮食居处”即指饮食、劳倦所伤。劳动、饮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但如果饮食没有节制，或劳动不适度，就会降低机体的抵抗能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正如《素问·痹论》所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些阐述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以上是《内经》对病因的一些认识，既明确了病因，还要明确致病因子究竟是怎样作用于人的机体而发病的，概言之总不外阴阳对立统一的失调。《内经》认为阴阳失调的原因有二：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一是外界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机体自身功能活动及其对外界致病因子的预防能力，即所谓“正气”；凡通过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的因子，即所谓“邪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就正气与邪气这一矛盾的双方而言，中医学一向认为正气是矛盾主要方面，只要机体的脏腑功能正常、气血和调、精力充沛，也就是正气强盛，邪气便无从侵入，疾病也就不会发生。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刺法论》（遗篇）中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些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正气虚弱，抵抗力不足时，病邪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导致疾病的发生。
《灵枢·五变》中更是反复地举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文中云：“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其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斵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这段对话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致病因子是多种多样的，轻重、大小、缓急不等；第二，人的体质各不相同，抵抗力大小互异，因而所受病邪的浅深也就不一样；第三，若人体正气充沛，抵抗力强，一般来说不仅可以不受病邪的侵害，即使受邪也足以消灭病邪而很快康复。这个论点无疑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
人体内的正气，既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亦关系着疾病的发展、预后和转归。因为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如何，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强邪弱，疾病就趋向好转或痊愈，反之正衰邪盛，病情便将恶化，甚至死亡。这种既强调人体正气的抵抗作用，又不排除外界致病因子的条件学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者“死生有命”“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外因的形而上学观。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才能更好地掌握正气与邪气的辩证关系，外因和内因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防治疾病。
第四节 《内经》的治疗观
在古代社会，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同，也就形成了根本对立的治疗路线，即“信巫”和“信医”。唯心论者用祈祷、祭祀、占卜、祝由等方式来求天意的宽恕，到头来，只落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自我解嘲，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内经》在病因学中既不承认有鬼神，在治疗学中就必然要反对巫祝。
《素问·移精变气论》中云：“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意思是说，祝由所治愈的只是些不需要治的小病，如果真是大病，祝由是不可能治好的。《灵枢·贼风》中记载：“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这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祝由治病的骗术所在，不过是巫者预先掌握了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治疗，“祝由”只是个幌子。所以战国时扁鹊批评那些信巫不信医的病人是无药可治者。
《内经》既反对巫祝，就只能与疾病进行斗争，积极地进行治疗，战而胜之。《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云：“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段话的精神是，对于疾病总是可以逐渐认识和征服的，也许目前确有许多疾病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这只是“未得其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归有“得其术”的一天。这是多么积极的辩证法思想，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先人对待疾病的唯物主义态度。在今天，对某些病无所作为时，竟提出了“不治之症”的论点，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精神的。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征服疾病？《内经》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总结出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是“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不治已病”就是不要等到已经病了才开始治疗，这种无病先防的思想是积极的，也是很现实的。“治未病”还包括“既病防变”的思想，已经病了就要争取早期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就是说，如果不从全局来看问题，不具有杜渐防微的思想，对疾病不作出及时的处理，病变就会逐步深入，由表及里，由轻而重，由简单变得复杂。因此，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必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传变途径，做到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已病”与“未病”是一对矛盾，因此在治疗时既要解决好“已病”，也要解决已病、未病之间的矛盾关系。
其次是“明标本”。标、本是相对的概念，随具体疾病和具体病人而各有不同。以病因与病变而论，引起疾病发生的病因是“本”，各种临床病变表现为“标”；以正、邪关系而论，正气是“本”，邪气是“标”；以原发、继发病位而论，原发病位是“本”，继发病位为“标”；以症状本身而论，原发症状是“本”，继发症状为“标”；以疾病的新旧而论，旧病是“本”，新病为“标”。于此可见，一切错综复杂的病变，都可以分析其为“标”为“本”，“标”是次要的，“本”是主要的。明确了标、本的问题，也就分清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疾病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较复杂的疾病，往往存在着多种矛盾，其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本”，次要矛盾是“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说治病要抓主要矛盾。所以《素问·标本病传论》、《灵枢·病本》都一再阐明这个道理。如《素问·标本病传论》中云：“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这就是说，十之八九的病均当治本，惟中满、大小便不利二者可以治标，因此两症为危急之候，虽属标病，亦当先治，即所谓“急则治其标”也。若病非危急，仍得治本，以解决主要矛盾。
第三是辨逆从。逆治与从治，其中也存有一种辩证关系，其关键是要辨识病情的真、假。无论是寒证、热证、虚证、实证，都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体征明确而无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病情真确，则为“真证”，便当逆其病势而治之，这是逆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损者温之。”即“散”与“收”相逆，“散”与“抑”相逆，“润”与“燥”相逆，通过种种与病势相逆的治疗方法，矫正其由病因作用所发生的病理变化，而达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的目的。但也有些比较复杂的病变，内在的病理变化与反映出来的症状颇不一致。如“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阳盛格阴”的真热假寒证，脾虚不运而腹胀的真虚假实证，饮食积聚而腹泻的真实假虚证等，均为表里极不一致，似虚而实实，似实而实虚。这时便应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从其“本”而治疗。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即症有热象而用热药，症有寒象而用寒药，症有实象而用补药，症有虚象而用泻药，这就叫做“从治”法，言其方药的功用与症状的表现是相同的，便名之曰“从”。《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气和，可使必已。”说明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要想达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须具有辨识“先其所因”的本领才行。因此说，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都是针对着病因来治疗的。
第四是识同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一辩证法思想在《内经》的治法中亦有较突出的体现。《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就要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同为“感冒”，由于有“风寒证”与“风热证”的不同，治疗就有“辛温解表”与“辛凉解表”方法之各异。甚至同一“风寒证”，由于季节、地域、体质种种的不同，还需要具体分析以区别对待，情况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云：“杂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有些虽为不同的疾病，但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慢性痢疾、慢性腹泻、肛门脱出、内脏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气虚下陷”所致的，便都可以用“益气升提”的方法来取得疗效。又如失眠、心悸、妇女月经不调等不同的疾病，若病变过程都处在“心脾两虚”的病程阶段，同用“补益心脾”的方法，均取得较满意的疗效。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都是符合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精神。
同学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内经》中所存在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能运用这一思想作为指导，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蔚成我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时至今日仍具有发掘、提高的巨大价值。但无可讳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内经》亦受到一些唯心主义天命论、先验论的影响。如《灵枢·邪客》有“人之肢节，以应天地”等说；又《灵枢·通天》把人分做五等；《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又在五等分人的基础上，发展为“五五二十五人”。其中有些内容是与医学不相干的，这些内容对中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历代大多数医学家都认为是糟粕而应予摒弃。我们要继承祖国医学，必须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主流和非主流。其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部分是中医学的精华，是中医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主流，而其中受封建唯心论影响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糟粕，是需要批判认识的，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
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中医学一概否定，这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遴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所以对待《内经》必须要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肯定其伟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我们评价中医学的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通过实践的检验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之所以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是符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就是在生理、病理、治疗等各方面，通过医疗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的结论。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地通过医疗实践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努力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使祖国医学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并与现代医学、现代科技结合起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新医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