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州庄氏

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学不显于当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阮元序其书，谓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见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此文刻入味经斋遗书卷首，而阮氏揅经室集未之收。董士锡序其书，谓：「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正汇也。」又曰：「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见董氏易说序。亦刊味经斋遗书卷首魏源之序其书则曰：「韩诗外传之言曰：『儒者，需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无类之言，不形之行，不赘之辞，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韩傅、董生，处西汉之初，而其言若是。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尧典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大患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义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夫班、徐二子，生东汉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余年间，以经学名家者数十辈，独先生尝支离釽析，如韩、董、班、徐四子所讥，是以世之为汉学者罕称道之。乌虖，公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见魏氏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刊庄书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氏之学犹是也，而世风既变，人心既易，则出主入奴之见自异焉。然阮氏刻经解，仅收其春秋正辞，其意盖犹取乎其专家，非取乎其大义也。至龚自珍为庄氏神道碑铭，定庵文集卷上举庄氏之不辨尚书今古文真伪者而亦曲誉婉称之，谓：「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夫而后稽古之业，不如济世，轩轾之间，断然舍此而就彼矣。至于魏氏之论，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汉儒之说驳汉学，而若惟庄氏为得学术之正统。此皆风气之变，未必即是非之准。干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转而不满于干嘉，因以推尊庄氏，庄氏亦未必是。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干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汪中与毕沅书，自谓：「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王引之与焦里堂书，亦谓：「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念孙拜经曰记序，亦谓：「世之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宝贵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或以细而忽之。」惠学流弊，当时已多能言之者。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执宦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葆琛有甥曰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葆琛称之曰：「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于庭可以为友。」常州之学，盖至是始显。

又阳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庆二十二年，年六十一与葆琛略同时，着三代因革论，谓：

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论一

又曰：

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三代因革论八

其言极悍廉明尽，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领，遂辗转牵引，至于二千年前汉博士专门绝业，掇拾补缀，谓可以当二千年后经世之大任，则何啻所谓「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如汉博士之所为哉？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

二　刘宋

刘逢禄，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进。幼传外家庄氏之学。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业。谓：

清之有天下百年，开献书之路，招文学之士，以表章六经为首，于是人耻乡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礼，其善学者也。禄……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释例叙

又曰：

[条例与家法]余尝以为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经之有师传者，惟礼丧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汉人治经，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无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郑康成二氏为宗。丧服之于五礼，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纲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

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入都，父孰故旧徧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专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着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里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遂为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诸篇，重兴何氏一家之言。又为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谓其书称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类，非传春秋，而刘韵增书法，改名春秋左氏传。又为论语述何，则并欲以何氏之学说论语。其意若谓孔门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五着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今古文与汉宋门户]晚年编过庭录，又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见过庭录卷十二「道学」条。干、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干、嘉研习讨论，多在三礼、小学，易与春秋鲜所尽心。易自惠氏开其端，武进张氏继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刘氏；宋氏则欲以公羊、易理说论语；自训诂、考据转而治易、春秋，为又一变。此后南海康有为亦极推易、春秋，遂又以礼运说春秋，不知易传、礼运皆战国晚世杂采老、庄，邹衍所成，岂诚孔门大义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

三　魏默深

继刘、宋而言今文者有龚、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丰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谓毛诗晚出，据齐、鲁、韩三家撰诗古微，又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难马、郑，为书古微。又谓孔、刘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于董书未之详，撰董子春秋发微。尝谓：

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刘魏之异点]刘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诗并言；魏氏则转尚西汉，故既斥毛诗，又尊董于何。然主微言大义，重经术、政事，则仍当治易、春秋。魏氏诗、书古微之作，仍不脱家法观念之作祟，仍落考据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义、经术政事处见精神也。

[今文与公羊]然后今文学之壁垒渐立，与常州之所谓公羊者又异焉。刘氏治公羊，不斥毛诗，即是一绝大异点。然默深之求微言大义，颇不据于传注，谓：

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外集卷一论语孟子类编序

又曰：

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同上。按：所讥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说经，本主摆脱传注，直求经文，此意较后来陈兰甫为强。又主以躬行践履求经文也。此则几由汉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虚习，敦于实际，体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国初诸子裂之。守朱者曰户庭之儒，考经者曰涂辙之儒，皆将以挢虚就实，而叩其自得则瞠然，以所见诸用则瞠然。卷四张铁甫墓志铭。按：陈兰甫提倡郑康成、朱子，仍不过返诸清初之户庭涂辙，然如魏氏诗、书古微之作，则路径更窄，更不实际，更无所谓「体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当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干嘉学风颇不满，此与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环境自异耳。尤于当时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者致深嘅焉。谓：

[默深论四库馆臣]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数语见尽言集提要，魏氏误记为言行录以私灭公，是用愤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之误，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载及丁谓诸人，未尝言及刘安世，亦魏氏误忆之也。于清江三孔集发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刘安世，惟元城语录提要有「道命录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盖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一条，遂以误忆。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佑，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南宋黄震日钞亦评骘兹录诸人，亦厕刘公于王岩叟、范祖禹间，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至书目于庆元党禁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龟山集谓「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见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无之，亦魏氏误忆。则固无讥焉。卷四书宋名臣言行录后。按：南宋胡致堂读史管见，四车斥其书不入著录，提要引王应麟通鉴答问，谓「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以为笃论。而考答问实无此语，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书读史管见后以此为讥。然尚不如默深所发之甚也。魏文亦多误，然所论提要门户之见则甚是。李慈铭日记驳魏文，至谓四库所收言行录或非足本，则有意回护矣。夏仲子集卷五读四库提要，谓：「国初若张杨园、李二曲、魏环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诸儒，皆卓然理学，无片祇只字录入四库，其所采国朝之书，朱竹垞、毛西河、阎百诗、万充宗、万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书，最为详备。」讥为「不知体要」。又读简明目录，谓：「各门类书一涉宋儒，即有微词讽语，至程、朱所训各经颁在学宫者，仅详卷什，不置一词。」谓：「四库馆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要之，提要门户抑扬之见过深，不足以持平服众也。

干嘉所以诋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诋干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见世风之骤变，而是非之无定矣。[默深尤力诋东原]，谓其「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又历指其著书之不德。魏氏遗文书赵校水经注后，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时平定张石州穆，有全氏水经注辨诬，亦证东原攘窃，文见薛刊全校水经注附录，张氏｛殷－殳｝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颇推东原，而王国维氏复有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发其覆，本文见观堂集林卷十二。至杨守敬最为近代治水经专家，其为水经注疏要删，亦谓戴窃赵书，此案殆成定论。今大典水经注已由商务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体校读一过，知戴窃赵书确然无疑也。

默深又尝赞贺长龄纂辑皇朝经世文编，着海国图志及圣武记诸书，感切时变，有志经济，而晚节仍以辨汉儒经学今古文名家。则甚矣时风世业之难回，苟非大力斡旋气运，足以驱一世而转趋，则仍必随逐因循至于途穷而后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魏、龚皆其着例也。

四　龚定庵

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义」，义贵褒贬进退，西汉公羊家皆以经术通政事也。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传略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别号定庵。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792－1841年五十。父闇斋，名丽正，为段玉裁女夫。定庵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闻其外祖小学之传。年二十八，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进士，时年三十八。负才气，久困闲曹，以礼部主事弃官归，为道光十九年己亥。越两年卒。

定庵之论政

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尠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干、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于训诂考索也。[学者政论之复兴]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定庵虽自幼濡染于朴学，而早年持论，颇已着眼于世风时政。嘉庆十九年甲戌，定庵年二十二，为[明良论]，大意谓：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清暇之宫，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有廉耻论，已先定庵言之，可参看

盖定庵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怀父闇斋，两世仕宦。定庵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师。至嘉庆十七年壬申，其父简放徽州知府，定庵随侍南行。居京国适踰十载，当时朝廷士大夫风习，定庵虽少年，英才卓荦，固已得其涯略矣。定庵又夙工韵语，为怀人馆词，其外王父段懋堂为之序，深奖其词之工，而谓：「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叮咛教戒，欲其锐意于经史。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亦在嘉庆壬申又寄书勉学，嘱问业于程易田。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事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定庵与章实斋]而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嘉庆十九年甲戌，闇斋议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蛰泉龙、阳湖洪孟慈饴孙诸人为纂修，定庵亦预其甄综人物、搜辑掌故之役。有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见定庵文集卷上大意谓：「府志非史，特为省志底本，以储他日之史。君子卑逊之道，直而勿有之义，宜繁不宜简。」其议论已俨然似实斋。而尤著者，则在所为乙丙之际箸议，此等题目亦仿实斋盖创稿于嘉庆乙亥、丙子间，时定庵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于嫥嫥治古经籍，而有志为昭代治典之探讨，畅见其趣于箸议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定庵之治学合一论]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乎？此文亦名治学

此其陈义至新颖，而实承袭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也。定庵外王父段氏，为东原大弟子，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孙属草箸议之年。学术随风气而变，风气依时代而易，观于此，而实斋所谓「学术当以经世，勿趋风气追时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盖实斋之唱六经皆史，与常州庄氏之所谓「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同为一时之孤径。方其生，声名落漠，而终不能抑塞其后世之大行。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学之与常州，若略其节目，论其大纲，则同为干嘉经学之反响，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定庵之不满于当时所谓经学者，又见其意于所为江子屏所著书叙，文成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

此其抨弹汉学，大旨与实斋通义之说绝类。定庵既为江书作序，又附笺极论江氏书名之不安，谓：

[定庵论汉学师承记]大着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实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汉人所能专……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谓汉学……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大易、洪范，体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此笺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箸议之后一年也

凡定庵早年深不满于当时所谓汉学者如是。而定庵之学业意趣，乃亦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其意见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其言曰：

[定庵之变法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乐一姓？此文亦名劝豫。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吴包世臣为说储，在嘉庆辛酉，已切实为清廷拟新制矣。越后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极于戊戌之变政，然如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诸要端，包氏书亦一一先之也。

然当嘉、道之际，去雍、干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饱，而定庵已忧之，曰「将败，其豫师来姓」。汲汲为一姓劝豫，人其孰信？抑且目为狂。定庵乃深愤懑而见其意于箸议之第九。其言曰：

[定庵之人才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瞷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心｝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文又称乙丙之际塾议二

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识，危言高论，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后三十年而洪、杨难作，定庵所谓不远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变法则尤有待于一世之人才，人才则有待于百年之培养，而定庵之世何如者？定庵谓世之衰征于无才，而无才则原于无培养。定庵又微见其意于所为江南生橐笔集叙，谓：「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意管同异之拟言风俗书已畅论之。安吴包慎伯着说储，主罢八股，以明经术、策时务应之。又主设给事中，以新进茂才除授，直门下，主封驳诏勅，国有大政、大狱下九卿者，国子监祭酒得手教诸生各以意为议，呈本师汇择奏之。其书与管文略相先后。管氏谓清政安静于庙堂、学校之间，大臣无权，台谏不争，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包书则正从正面立法以矫其弊也。包氏已大胆为清廷草拟改制书矣。经学家承其后，乃以孔子春秋相附会。其[所谓「纠虔士大夫甚密」者，于定庵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为[太仓王中堂掞奏疏书后]，其文绝瑰丽，如怨如慕，极动宕之致。谓：

圣朝受天大命，以圣传圣，家法相诒，不立皇太子。纯皇帝尝申命曰：「万世子孙之朝，有奏请立太子者，斩毋赦。」以数大圣人之用心持识，夐然前后千万岁，不但汉、唐、宋诸朝不足为例，即羲、炎、顼、喾以来，统祚之正，气运之隆，岂有伦比！掞区区抱蝼蚁之忠，逞隙穴之窥，于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请册立皇太子，疏前后十余上。圣祖始优容，不报，掞疏不止，自撄震怒。然犹扩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鉴，愍其愚忠，怜其耄昏，廷议以远戍上。其子奕清请代父往，竟曲从之。按：王掞时年八十四……恭读圣祖谕曰：「王掞敢将国家最大之事妄行陈奏。」又曰：「朕心深为愤懑。」又曰：「王奕清请代父谴戍，伊等既自命为君为国之人，着即前往西陲军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无所不容，教诲委曲，至夫斯极！王氏世世万子孙，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过者哉！高宗皇帝临御六十年，如尧勌勤，乃兢兢付托，为百神择主，为先圣择后圣，为兆民择父母。诞以我皇帝嘉庆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礼，尧坐于上，舜听于下，重光迭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则固出于一人之断，而岂待夫奏请之者？可见至大至深之计，圣明天纵之主，又自能运于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区区儒生，抱蝼蚁之忠，逞隟穴之窥，自命忠孝，始克赞夫景烈与鸿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际，与高宗六十年时，时埒事均，又值废太子理密亲王锁禁后。老臣衰惫，其愚忠近似于不得已者。意者纯皇帝读实录之暇，俛见掞之私忧过计，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尘，以东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显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虽一时触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于七、八十年之后，为神圣师，公顾不荣也哉！此文成于丁丑，亦在乙丙箸议后一年

又其一则为[杭大宗逸事状]，其文绝冷隽，如泣如诉，极凄婉之致。谓：

乾隆癸未岁，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误记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无考，疑亦在定庵入京前。又按：癸巳亦无南巡事，龚文盖出传述之误。汪涤源杂记云：「乙酉，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驾湖上。上顾杭世骏问曰：『汝性情改过么？』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龚或由此误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开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气节廉耻？又奈何言人才？定庵又嘅言之于古史钩沉论之首篇曰：

[定庵之廉耻论]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觇耻。又按：吴昌绶所为定庵年谱，谓：「国朝诗征序：年三十四<乙酉>着古史钩沉论七千言，具槀七年，未写定。己亥杂诗注则系于癸巳岁，盖其时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则删省多矣。」

定庵又极言之于与人之笺，曰：

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与人笺

嘻，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变法？定庵于是又唱为[尊隐之论]。其诗谓「少年尊隐有高文」，是尊隐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则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庵实不能为一之民，定庵不能隐，终且如京师。定庵以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乡试，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会试不售；又明年，庚辰会试仍不售，仅得为内阁中书；真所谓「京师弗受」矣。然定庵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是年即为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国学扶轮社本龚集注云：「为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货议，包世臣说储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议。及其晚年，犹津津自道之，曰：

[定庵之微官吟]五十年中言定捡，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

其后合肥李鸿章黑龙江事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此云道光朝，误

则所谓五十年而譣者，固非夸诞。然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也？定庵则又嘅言之，曰：

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牍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称閷其词。己亥杂诗。自注：「在国史馆日，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职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庵年三十。

其后又三经会试不第，乃稍稍寄媚于经术，又放情于金石，流玩于释典而终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庵年三十九，始得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以知县用，自请仍归中书原班，则自庚辰以来，适十年矣。其廷试对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自咏当日事，谓：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绳墨如此。乃又不胜愤懑，激而为吊诡，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干禄新书自序乃托言为干禄新书，用以嘲世。时已道光十四年，定庵年四十三，其成进士亦六年矣。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一微官何。翼教丛编：「叶德辉讥魏默深已试令，有何政绩？龚定庵干禄新书序，胸怀猥鄙，何能致用？窃谓怀才愤懑，似不当专以猥鄙说之。」定庵乃于是而又唱[尊命之论]。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后之儒者……其于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其于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贸易者之执券而适于市，亵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飞若蛰，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如鱼泳于川，惟大气之所盘旋，如木之听荣枯于四时，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庵之无聊赖，乃欲设此自逃遁。然定庵不徒不能尊隐，抑亦不能尊命，以定庵之聪明才气，终不能「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困郁闲曹，既不得一伸意，乃于是又激而为[宾宾之说]。其言曰：

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雠。」……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议论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异姓之闻人，则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训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则不辱矣；知所以不论议，则不殆矣；不辱不殆，则不顦顇悲忧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吾从周。」从周，宾法也。又曰：「出则事公卿。」事公卿，宾分也。孟轲论卿，贵戚之卿异异姓之卿；夫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也。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钩沉论四

定庵之唱为宾宾之义者如是。则其先所谓六经皆史，士大夫皆当守本朝之法以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转而谓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则宾，其学则史，其所待乃在后起之新王。此其为说，固断断非章氏初创「六经皆史」论之所知，亦非定庵早年着议乙丙之际时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钩沉论创始于乙酉，完成癸巳，已在乙丙箸议后十年至十七年。故定庵谓：「六经，周史之宗子；诸子，周史之小宗。」见古史钩沈论二此皆章氏之绪论，而定庵袭之。定庵又谓：「孔子述六经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乃异名而同实。」则奇思奥旨，别开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气激，其志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庵终亦未能守其宾宾之道，终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忧。道光十八年戊戌冬，林则徐拜钦差大臣，赴粤，定庵为文送行，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复申之以手书，则徐覆之曰：「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旌旆之南，事势有难言者。」原书附定庵集盖定庵不得志于朝廷，欲求一试于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归志，终不得不折而逃于往者所为尊隐之高文焉。[定庵出都]而定庵又不甘心于终隐，其己亥之弃官而归也，又赋诗以见意，曰：

[定庵之弃妇吟]弃妇丁宁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

又曰：

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干清门外露痕多。

是定庵虽弃官去，终不忘朝廷，异乎其所谓隐，又异乎其所谓宾也。且定庵亦若有不甘于其所自谓隐与宾者。而既终不得志于朝廷，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其诗曰：「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娥眉。」又曰：「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又曰：「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可谓咏叹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庵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风流放诞终。盖定庵既少受家训，长染时风，又不能忘怀于经生之业。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及身删定答亲慈。」又曰：「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于是定庵乃仍不失为一当时之经生。而定庵之治经，又一如其论政，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概。

定庵之论学

定庵虽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诱引，而若终不欲拘拘治小学，盖定庵之精神意趣，自有不甘同于干嘉正统之辙迹者。[定庵之经学意见]其不乐经生之媚古，不徒见之于乙丙之际箸议，及其中浙江乡试再进京师，犹时时言之，其意可征于所为陈硕甫所著书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后世小学废，专有大学，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者当务精者、巨者，凡小学家言不足治，治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忧之，忧上达之无本，忧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陈说艰难……有高语大言者，则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绎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使黄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终不能以兴礼而齐刑，则六艺为无用，而古之儒之见诟，与诟古之儒者齐类。彼陟颠而弃本，此循本而忘颠，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齐之之后，既省吾力而重负企待者，于是始以六书、九数之术，及条礼家曲节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于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学塽，镜塘曰：「今天下得十数陈硕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学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国家进士必于是乎取，则至教不躐等，且性与天道之要，或基之闻矣。」中书胡先生承珙，墨庄曰：「使硕甫自信所推毕无阂，请从姚先生之言。所推犹有阂，则姑舍是言，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总之必不为虚待，无歧谬。」是二言者，龚自珍皆闻之，因最录书指意皆识之。此文作年无考，然硕甫以丁丑来京师，定庵以戊寅来京师，文殆作于此时，去所为江子屏所箸书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评此文云：「空谈性理，非学也。乃朴学之士，矫空疏之弊太过，又谓学尽于是，是古有六书九数而无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学从小学入手，小学者，实兼礼经十七篇、曲礼、内则、少仪、弟子职与六书、九数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体用备具，千古可息争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关键。」盖当时议论，不仅不以六书、九数尽学问，并不敢以六书、九数尽小学矣。戴望为陈硕甫弟子，再从此一转身，遂折入颜、李路上，则此文诚当时一关键也。

硕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学自限，乃蕲通于治天下，虽同时犹有「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之论，而定庵则徘徊无所一是，且无宁谓其同情于硕甫也。定庵既来京之翌年，己卯遂从学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又深爱宋翔凤，谓其「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称其「朴学奇材张一军」。盖常州之学，固已与干嘉朴学诸前辈不同，固已[自朴而转于奇]，定庵之所谓朴学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学有之。定庵亦以奇自负，既不满于其外王父所治小学之循谨，而欲高谈性天、治道，则闻刘、宋之说而喜之。道光壬午，定庵年三十一，从刘学之三年乃为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极推其所为尚书既见。其言曰：

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勿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夫而后阎百诗、惠定宇诸人所毕精力辨于尚书古文之真伪者，乃曰其术浅且近、今之魁硕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则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学，所由与干嘉朴学考订异趋也。定庵治经，既务求其通治道，乃曰「琐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约」。铭座诗定庵不乐「借琐耗奇」，四字亦诗语乃务益为其大。癸未有五经大义终始论，此物此志也。陈兰甫评此文云：「孔子至圣，但为易传，七十子以下至汉之大儒所箸者，礼记、春秋传、书大传、诗传、外传，从无极五经之义以着论者。但观此题，即知其人之无学问，直狂妄而已！」陈氏论学与龚不同，然若使干、嘉诸老见之，恐亦首肯此说。顾治五经大义以求通于治道，而为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则其道终绌。[大与琐之两途]定庵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终以陷于琐，此则非尽定庵之过也。道光丁亥，定庵年二十六赋常州高材篇，其辞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始见臧庸，在东顾子述来裒裒。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逑。最后乃识掌故赵怀玉，，味辛献以十诗赵毕酬。……干嘉辈行能悉数，数其派别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谭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雠。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谘诹。

凡此所举，惟算学非定庵所习，其它则定庵皆擅其能事。所谓「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归于琐；及其琐，乃不得不落于小。逮定庵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论]。其言曰：

古之躬仁孝，内行完备，宜以人师祀者，未尝以圣贤自处也，自处学者。未尝以父兄师保自处也，自处子弟。自处子弟，故终身治小学……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有余力以学文。」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所苟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曰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自珍谨求之本朝，则金坛段公，七十丧亲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尝不哭泣，八十时读书，未尝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尝失之，平生著书以小学名；高邮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如孺子哀，平生著书，以小学名。此文著作年无考，然谓「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则至早在道光壬辰后也。

定庵言当时小学家者如此，可谓精美矣。定庵自谓「年十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即授以许氏部目」，是其浸润于小学家之庭训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庵之举浙江乡试，高邮王引之伯申实为其座主，所谓「王尚书」是也。尚书既卒，而定庵为之铭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庵墓表铭作于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闻于尚书者，曰：

「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伯申季子寿同观其自养斋烬余录，有拟复龚定庵书，谓：「先人于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皆有校正，其说皆在读书杂志中；至广雅疏证末卷，则直着文简公名；何阁下曰先君有言『吾于百家不暇治，独治经』耶？」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曰：「吾之学，未尝外求师，本于吾父之训。所著书谓之经义述闻；述闻者，乃述所闻于兵备公也……」寿同书云：「先君着经义述闻，名述闻者，善则归亲之义。其中凡先光禄公说十之三，先文简公说十之七，其书阁下亦既读之矣。今不别其辞，而浑举曰述闻于兵备，则先君述闻一书，不仅写录之劳乎？又阁下独举述闻而遗释词，窃恐后之读定庵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书，必曰释词非王文简公着也。」按：定庵此文，实为对其理想中小学家之风度为一种极好之描写，观于寿同之缕辨，益见龚文剪裁有深趣也。又曰：「吾著书不喜放其辞。」自珍受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与人言，未尝有所高论异谭。年近七十，为礼部尚书，兵备公犹在；比丁忧服阕，再补工部尚书，而公旋卒矣。公终身皆其为子之年。此文语意与抱小篇相足，知抱小篇亦略同时也。

定庵之善言当时小学家风格与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爱慕之意焉。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乃身删定答亲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则定庵之为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时，而遂以成其为定庵之学。定庵之诗又有之，曰：

九州岛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若定庵可谓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庵似不能善自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无所于止，乃颓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说]。而又不能以宥情终，定庵乃益彷徨无所宁。故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而终之曰：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则定庵亦于是乎卒矣！[定庵之卒]定庵以暴疾终。其己亥出都，以一车目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不携眷属傔从，仓皇可疑。杂诗谓：「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又曰：「生还重喜酹金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眷，谓「陈硕甫为予规画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征良友之爱」。自驻任邱县，遣一仆入都，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雄县；又请，乃又进次固安。<均见杂诗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张孟劬告余，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张家与龚世姻，故知之。又曰：「定庵为粤鸦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余谓定庵若为顾太清出都，其诗中不应反复自道，若惟恐后人之不知，则传说自未可信。若孟劬说，定庵终为不能守宾宾之道自全也。惟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游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后知其邪僻哉！」则其论至深酷，又为更进一层之责备，定庵亦无自解也。大抵定庵性格，热中傲物，雇宕奇诞，又兼之以轻狂。定庵谓：「起而视其世，乱亦竟不远。」定庵殆亦此时期一象征之人物乎！

[定庵之佛学]定庵自言：「江铁君沅，是予学佛第一导师。」铁君乃江艮庭之孙；艮庭师事惠定宇，亦小学名家。铁君既传其家学，又师事彭尺木学佛；定庵有知归子赞，即尺木，而定庵自号怀归子，识其慕尺木也。定庵自谓「一事平生无齮出，但开风气不为师」。然余观定庵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定庵特沿袭干嘉以来全盛之学风，而不免露其萧索破败之意象者也。定庵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谓：

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

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觇国运。扬州盛衰，可参看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三扬州书舫录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己亥也当定庵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庵之时代]定庵卒年，林则徐广东事败，不十年洪杨乱起，定庵所谓莫善于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乡曾氏削平大难，欲以忠诚倡一世，而晚境忧讥畏谗，惴惴不可终日。异性之宾，虽掬忠诚以献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乡之倡导忠诚，亦及身而歇，无救于一姓之必覆。龚、曾二氏为人、治学俱绝不同，然其论当时之风格与知命之说，则居然相似。此可以征时变。自是而公羊之学附会于变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钺，身则奔亡海外，仅全腰领，犹且昌言保皇，识出定庵宾宾下远甚。而定庵治春秋，知有变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乃谓：「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庵又言尊史，乃知有干、嘉不知有顺、康，故止于言宾宾而不敢言革命。然则定庵之所讥「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于宾之上，而安为其主者也。向使圣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神圣，不忍弃才屏智士而厚豢驽羸」，亦乙丙塾议第二篇中语则何以使定庵生初秋之世，酷热已消，衰象已见，方治春秋，而犹不敢游思及于夷夏，顾惟以宾宾、尊命之说自慰藉哉？然而定庵犹知倡宾宾之说，要已为一代之奇才矣！定庵集他高论尚多有，然如平均篇则本之唐大陶，唐甄潜书极行于吴，定庵必见之；又许周生有礼论三篇，亦发不平召乱之义。定庵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论西北水利，许周生答丁子复书已言之。<鉴止水斋集卷十>定庵文字往往有来历也。私篇则颇似洪北江，意言真伪篇。定庵熟常州文献，又交其子，亦必见之。散而无统，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备论。

五　戴子高

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尚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四，偶读颜习斋书，大好之。中更习为词赋家言、形声训诂校雠之学，从游于陈奂、宋翔凤，治西汉经说，欲以窥孔门微言大义。为颜氏学记凡十卷，谓：「习斋当旧学久湮，奋然欲追复三代教学成法，比于亲见圣人，何多让焉！」颜氏学记序又为[论语注]，谓：「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櫽栝春秋及五经义例。庶几先汉齐学所遗，邵公所传。」论语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汉博士章句家法治论语，而特墨守齐学一途。此其牵强附会，未能尽当于论语原旨，可不烦举证而知也。习斋论学，本可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相通。戴氏喜颜、李而终归于常州之公羊，此犹如定庵之自实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颜、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为帜志，而又拘拘于汉儒之章句家法，颜氏学记成书在同治八年六月，庄棫戴子高哀辞谓「论语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则论语注成书应在学记后。则面貌虽殊，精神犹昔，终不脱苏州惠氏汉学之牢笼矣。子高尝与友人论学，谓：

世事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教在是矣。此札与张星鉴，即据张氏戴子高传转录。

此则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陈兰甫，虽知汉学考据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据则逃于空疏不学，故乃徊翔于汉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论语以接径于政事。不悟训诂考据可言家法，如干、嘉学者所唱「以汉还汉，以宋还宋」之论，即以家法治训诂考据也。政事义理不可言家法，政事义理贵能通今而实践，训诂考据已不够，何论守家法！若言政事义理而尊家法，则其极必近于宗教。其后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视孔子，子高所叹「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实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颜、李之与章句家法，此乃绝相违异之两事，子高好颜、李，由激于时病；而治公羊，则逐于时趋；治公羊而归宿于西汉之家法，则困于传统。[颜李与公羊]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汉章句家法与颜、李事物身世之乖异，而兼信并好之，则子高亦为一不脱时代束缚之学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谓：「子高，陈硕甫高足，实事求是，深恶空腹高心之学。」此见子高仍为干、嘉汉学传统也。惟陈氏以家法求毛诗，犹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则失之甚远耳。[戴子高之制行]又李慈铭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学生，游匄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则子高制行多可议。大抵道、咸以下学人，虽薄考据，转言义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颇有不逮干嘉考据朴学诸先生者。风俗之日趋卑污，正足以证见考据朴学之流弊也。

六　沈子敦

当嘉、道之际，尚有一人焉，虽不为常州公羊之学，而其砭时论世之风，颇有似于定庵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乌程人。生嘉庆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1798－1840年四十三，游京师，馆徐星伯松家，星伯极推其地学之精，然子敦之学实不仅于此。其居京师，为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庐涛、徐莲峰宝善诸人修书，惟以糊口，颇欲别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论两篇，一曰立名，一曰风俗，则子敦[论学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饰虚名之谓。……古今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周、汉而下，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西京盛时，争为长者名，东都则以至行过人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业济世为名，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则一。以济世为名，则随时隆污，惠泽必思及下，故其功丰。以节高为名，则遇贤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节，故其望峻……二者虽异，有裨于世道人心则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若夫殖利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战国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祸起。魏、晋之人好利，而刘、石之祸起。后魏宣武后，朝士多贪鄙而河阴之祸起。唐大中后，令狐绹以贿用方镇，而庞勋、朱温之祸起。刘刻落帆楼集卷四

其风俗篇云：

[沈氏对于当时风俗之记载与批评]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卷四

子敦二论之意，盖特有感于时病而发。尝谓：

览观史册，于古今利病，亦略识其梗概。今日风气，备有元、成西汉两帝时之阿谀，大中唐宣宗年号时之轻薄，明昌南宋时金章宗年号、贞佑金宣宗年号时之苟且。[阿谀轻薄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呜呼，斯非细故也。叔鱼之贿，孟孙之偷，原伯鲁之不说学，苏、张不信古人，有一于此，即不可终日。今乃合成一时之风俗，一世之人心。呜呼，斯岂细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风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有元、成时之阿谀而无其经术，有大中时之轻薄而无其诗才，至明昌、贞佑时之苟且，则全似之矣。卷十与吴半峰

又曰：

都下人物，祇是[无性情节概]。今所以发靡骋之叹者，亦廉耻道丧、风俗颓败故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来论述里中钱粮，日重一日，此事今日无可告愬。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聘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学术欺人]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钞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文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又欺人之一术也。三者同一欺人，而习语录者最少，习考证者亦以无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术，则贵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卷八与孙愈愚

此子敦对于当时学术风气所下之谳辞也。问其何以致此，则子敦颇归咎于干、嘉以来考证之

学。尝曰：

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学问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乱得失之故，大率有得于中，故立朝则志节凛然，宰一乡一邑，亦有实政及民。今人动诋前明人为不通，而当世所推为通士者，率皆冒于货贿，昧于荣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觉，是尚可为通乎？譬之于身，前明人于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滞，而心体通明，自足以宰世应物。今人于一拇一指，察及罗纹之疏密，辨其爪之长短厚薄，可谓细矣；而于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识，况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为通乎？……居家则父子责利，处世则势利相倾，贪冒之习，纰缪之论，积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与张渊甫

夫治学而专务为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而考据之风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数十年来学者……闻见自夸之人多，读书贯穿之人少。闻见须有所凭借，故奔走形势之人，既得润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学自命。贯穿非空山静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饿死于荒江老屋之中……无怪好学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为读书人。而不工世俗之书，不为昏夜之乞，虽有瓦砾之耀，终于进取尺寸无获。故以瓦砾耀者，亦落落不数见。卷八与张渊甫

子敦寒士濩落，其言容有过激，而当时官方之颓败，学风之堕退，与夫世乱之不终日而起，亦从此可见矣。然子敦论学，似仍主从当时所谓汉学者入手，非能别辟一新径也。故曰：

今世原无通经之士，少知读书者，不过从事于形声训诂之学。谓形声训诂非君子进德修己之学则可，谓穷经而可不先从事于形声训诂则不可。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君子有高世之才学，必先能为时贤之所为。[沈氏之入室操戈]夫唯为时贤之所为，而觉不安于心，乃能创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为疑；成一己之独是，而在人不以为惑。韩昌黎唯能为世俗之文，故能独创为古文，程朱唯能贯串注疏，故能独成己说。遗书具在，不可诬也。卷九与许海樵

盖当时朴学风气已衰，子敦交游中，颇有欲唱高论，弃训诂考订不务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犹方植之所谓「人心厌于考据，则且逃而为虚无，故先为之罗以张之」也。然则子敦论治学，实仍遵干嘉旧辙，非能有所摧陷。其论立身行世，亦不愿轻尊宋儒为名高，谓：

宋儒先生律己甚严，自处甚高，而待人则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贤者每皮傅宋儒……言语步趋，矜矜以宋儒为继。而其居官也，见善不能举，见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处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辞官之牍，若未尝见而读者，而于无甚关系之事，言必称朱子。凡所以求于人者，无以甚异于利禄之徒；而其出于给人之求，转不及利禄之徒犹有豪侠之举。则是阴用小人之术以图利，而阳借君子之名以蕴利。宋儒先生有灵，必疾首痛心于斯人……矣……[然而宋儒实有过高之弊]……先辨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古有此训。宋儒亦以自励，非只以责人也。……垚尝谓东汉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务责己而不责人者，东汉之人也。人、己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处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厉之，惟东汉处士之行，责己而不苛求于人，最为践履笃实而无弊耳。若鲁斋治生之言，则儒者之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卷九与许海樵

其论宋儒流弊，颇似戴东原，而当时所谓「宋学家」底里亦从可见。卷七有记汤侍郎告门生语一篇，尤证当时治理学者之伪而陋。其主儒者当躬耕习艺以治生为急，又似颜习斋。惜乎子敦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不能如习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东汉人之践履笃实，则义理之于制行，犹树木之有根，必壅植之以土，今不究义理之源，而空羡制行之美，是无土以培其根，而望树木之长养，不可得也。然则子敦虽蒿目时弊，而亦无以为易也。

[龚沈两氏之相似点]子敦与定庵同为浙人，生同世，龚先沈生六年，沈先龚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边事。而尤似者，则同以不工小楷困于场屋，定庵既为干禄新书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谓：

近日风气，于进取一无可望，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君子处此世，但可读书自淑以求无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书，即一领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与丁子香

又自谓：

垚书札每多沈痛语，后人观之，当深悲其所遇。……与故人诸札，虽未得性情之正，然与时下不着痛痒语大异。卷十与丁子香

子敦之所遇，即龚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为得性情之正，然皆与同时不着痛痒者异矣。

七　潘四农

龚、沈同时，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曰山阳潘德舆，字彦辅，别号四农。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诗文有养一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学愈博，愈薄程朱为迂疏空陋不足仿效，遂致一言一动，疾趋快捷方式，攫取势利。世方安平无事，而士已浮伪不可托矣。此盱衡风俗者所深忧也。养一齐集卷十八陆丞相集序

又曰：

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严气厉色，督以峻刑，亦莫能胜。徒发愤太息，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

又曰：

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复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复位取士之制，士习所趋，如众水汹汹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篑土障河也。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四农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于有司，所遇与龚、沈似也。四农之言政制，主革科举，此并世前后言者多矣，尤着如包世臣、陈兰甫其言学术则一主程朱，与依违于博雅考订者异焉。其言曰：

程朱之学，近则目为空疏迂滞而薄之，其说岂必无所见，然人心风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合乎圣人之罅隙，又笑其于经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知此特文学有所不备，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不可无之人。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为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东涧先生集序。按：此颇似沈氏「今人之通达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论，皆开陈兰甫之先声也。

然四农极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与拘固称「正学」者复不同。其言曰：

世无虚静之圣学，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驯至讲「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虚至静、无中含有当之者……此陆、王之学，与佛、老何异？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说

又曰：

凡言「静存养，动省察」者，宋、元、明诸儒之言，汉、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养始孟子「牛山之木」章……养与不养，全在旦昼之所为……未尝云念未动时先有存养之功也……天地无一时不行，而不动之理自在其中……圣贤功夫只在已发时。……自程子有存养未发之说……遂有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学者静坐时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者矣……以予意断之，不如并去存养未发之说，为更截然无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惧即慎独说。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语之误，遂推论及于程子。

又曰：

程子谓孔子圣人，颜子亚圣，孟子大贤……又曰：「学者必学颜子，方不错。孟子才高，学之恐无依据。」又曰：「孟子有英气，最害事，不若颜子之浑厚。」夫孟子之博学详说，所以能知言者，即颜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养性，所以能养气者，即颜子之约礼……今以此论学，乃东汉黄叔度、陈仲弓之行径……非圣人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风中坐一月」之说，遂有「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之说，遂有「教人且静坐」之说，遂有「圣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说，遂有「主一无适为居敬」之说，遂有「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之说，速有「凝然不动便是圣人」之说。皆非圣人之教之纲宗也。卷十七读孟子

四农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程、朱识其大者，汉、唐诸儒识其小者，同上

则四农论学，依然偏向此边也。四农又善论文，曰：

文于士大夫之行为末……然文乃气之所为也。一人之文，观一人之气；一世之文，观一世之气。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阿纤仄，悉无直气，则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于尊崇其廉耻，培养其直气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气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系焉……居京师数年，所见士大夫，多假诗古文以鸣，而明白正大之气，与古人彷佛者，未之获也。卷二十二答鲁通甫

四农邑人有[鲁一同]通甫，尤相得。四农以诸葛武侯、陆宣公朗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间志士也。

又按：道光以来，言士风积弊而推本于汉学者，其例尚多不胜举。吴江[张海珊]，字越来，谓：

谈经训者，专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祸烈。穿凿于故训文字之微，张皇于名物器数之末；鄙理学为空言，斥廉耻为小节；嗜货利，竞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诃为「利禄之途然」者，岂不信欤？小安乐窝文集记收书目录后

福州[陈寿祺]，字恭甫，谓：

昔者孔子恶乡愿，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程、张、朱子辟禅学。然杨、墨以下，其人率严取与，谨出处，与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则皆无患此，举世攘攘熙熙，为利往来，耽耽跾跾，而无所止，尚何暇伪忠信，貌廉洁，标为我、兼爱与讲明心见性之学哉！今世之药石，在乎明义利之辫而已。左海文集卷三义利辨

又曰：

呜呼！今日士行之偷，尚可言哉！自其束发知书，父兄师长汲汲然日督以科举之业，其子弟俛首听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丧为荣辱。幸而弋取之，一旦莅官临政，内竞职司之凉热，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来胸中至熟；礼义廉节之大防，荡然颓溃而莫知所守；立人济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闻也。故其人率猚诟亡耻，媕娿苟安。卷七书雷翠庭先生闻见偶录傅鹏起事后

又曰：

仪征阮夫子、金坛段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录跋

又曰：

近日学者，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此人心世道之忧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书

此皆可与龚、魏、潘、沈之说相阐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