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我们的住房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要比下宿的普通房间为宽大。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一个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这是一家住家，有房间出租给人，只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方面一定要以下宿营业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的二房东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一间屋里，西边的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没有左右邻居，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很可以吃，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种爬走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

“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我们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这下宿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什么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后来也是政治界的名人，但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本名是刘成禺，可是刘麻子的名字却更为人所知）从美国回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元来是他夜里回来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刘麻子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放在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返顾一下，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门老太婆便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得奇怪，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瞭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

大概因为这里比普通的下宿较为方便的缘故，所以来访的人也多一点了，主要是因安庆事件而亡命来日本的几个同乡，便是陶焕卿和龚未生，他们常是一起来的，陈子英，陶望潮是东湖时代的学生，但因年龄关系，还只能算是朋友，因为他只比我小三四岁罢了。其中最常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的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谈到吃饭的时候，假如主人在抽斗里有钱，便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燕菜，他也只当作粉条喝了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来搜查，这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元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道：“要封一个么？”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