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但那是己酉年的事，那时已从伍合搬在“波之十九号”居住，在讲《小说集》之前，我们须得先把迁居的事情以及民报案说明一下。本来往民报社听讲，许季茀拉了钱家治同去，那是很有点勉强的，他本来对于中国学问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久就有点生厌了。这一天我们听讲已毕，因为谈什么事，重又坐下了，钱家治就很不高兴，独自先走了。此后就发生了迁移的问题，他同亲戚朱谋先随搬了出去，我们和许季茀仍在一起，在西片町十号内另外找到了一所房子，便移过去了。这屋是朝南的，靠东一间是十席，由许君和我居住，西边一间六席，是鲁迅所居，此外是三席一间，作为食堂，门口两席，下房三席，接着是浴室以及厨房和男女厕所各一间。住的比较舒适了，我的书桌摆在房间的西南角，可以安静的做一点事，便翻译些文章，交未生拿去在《民报》上发表，有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和克鲁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斯谛普虐克是有名的俄国革命者，这篇小说乃是在本国游说农民时所作，写地主牧师榨取农民，用笔非常滑稽，选载在英国伏伊尼支编译的《俄国的诙谐》里边，她是有名的《牛虻》的著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克鲁泡金的那篇纪行，那是从他的《在英法狱中》选出，登在《民报》最后这一期上，未及发行，就被日本政府禁止没收了。这即是所谓的民报案了。

《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趁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元一天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管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叫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重印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出他们偏狭的态度来了。《民报》的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大概在南洋方面难得了解，于宣传不很适宜，但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不过当时的人不大能够看到这一点罢了。

《支那经济全书》为东亚同文会所编，调查中国经济社会情形，甚为详细，湖北留学生计画翻译出版，其时张之洞为两湖总督，赞成其事，拨款筹办，由许季茀的一个湖北朋友陈某总管，后来陈某毕业回去，托季茀代为管理未了的事情。他因此能够做了几件好事，即是代《民报》垫付罚款，救了太炎的急难，又给鲁迅找到校对的事务，稍为得到一点报酬。报酬很有限，但因此鲁迅认识了印刷所的人，这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却是很有关系，承印《经济全书》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来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领，与鲁迅颇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来承办的。这时候有不速之客到来，听见译印小说的计画欣然赞同，慷慨的借垫印刷费用，于是《域外小说集》也就是《新生》的译文部分也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