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大约是在戊申（一九〇八）年的初冬，我们刚搬家到波十九号，就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时幸而已经搬了家，若是在伍合，就有点不好办了。这客人乃是夫妇两位，大概是鲁迅认识的人，所以他只好将房子让出来，请他们暂住，自己归并到许季茀的这边来，变成三个人共住一间八席的房间，虽然不算很挤，已经足够不方便的了。这人便是蒋抑卮，名曰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他这回到东京来，乃是为的是医病，他的耳朵里有什么毛病，那时在国内没有办法，所以出国来请教专家的。他要在东京居住相当长久的时候，预备租借房子，但是一时找不着，而且这又有条件，便是非在近地不可，因为他们二人且不懂日本话的，诸事要别人招呼，不能住在远隔的地方。但是过了不久，大概也就是两三个礼拜吧，托了出入的商人打听，也在西片町十号，离波之十九相去不很远的地方，找到一所房子，就迁移过去了。白天里由他夫人同下女看家，他自己便跑到这边来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我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画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蒋抑卮的上代是绍兴人，似乎他的父亲也还是的，少年时代很是贫穷，常背负布匹包裹，串门做生意，由此起家，开设绸缎庄，到了蒋抑卮的时代，兼做银行生意，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了。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钱”（即是“给他钱”的绍兴话，是他原来的口气）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起绰号曰“拨伊铜钱”，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这里他只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久他与医生接洽好了，这自然也是鲁迅一手代他翻译经理的，进了耳鼻咽喉的专门医院，要开刀医治耳疾了。院长本是鼎鼎大名的博士，不知为什么会得疏忽，竟因手术而引起了丹毒，这不得不说是大夫的责任。丹毒的热发的很高，病人时说胡话，病情似颇危险，时常找鲁迅说话，说日本人嫉妒中国有他那么的人，蓄意叫医生谋害，叫鲁迅给他记着，由此可知他平常自己看得甚是了不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呓语里也说到我，说启明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后来鲁迅便给我加上一个绰号，平常他喜欢给人起诨名，有些是很巧妙的，如上文所说的“拨伊铜钱”，但这回只是把鹤字读成日本话，称作“都路”（tsuru），我从前有一个时候，为上海《亦报》写文章，也用过“鹤生”这笔名，即是从这个故典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