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逷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于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

“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三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三月七日条下写道：

“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

“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茀买书泉卅。”上文汇票九十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哲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够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则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