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殓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殓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从绍兴启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鹤招坐了一只中船，到曹娥埠去。绍兴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这是在曹娥江东边，渡江便是上虞县界，地名百官，据传说是虞舜的典故，那时浙江铁路才造了一段，从宁波通到百官镇。我往北京去，这样的走法，目的是顺路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他在联鲸军舰上任“轮机正”，便是俗语说的“大伡”，那时正停泊在宁波。我们于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过江在百官坐火车，八时开车，十一时到宁波，住江北岸华安旅馆。伯升叔来访，因一同进城，至率春楼饮茶，并吃饭，遂回寓，谈至十一时睡。廿九日晨，打发三弟鹤招回去，同伯升叔至新宁绍轮定舱位，饮茶于江岸，旋下船，下午四时半开轮，伯升叔别去。这两天的事情我在这里就照日记所记的直抄了，原因是借此来做一点记念，因为我这算是与伯升叔的最后一次的会面了。查戊午（一九一八）年日记一月项下记云：

“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永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謦欬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作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

“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箦，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啜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

“快阁，在城西南三里，宋陆放翁小楼听雨处。”据说放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句，即是在这里所做的。快阁在常禧门外跨湖桥边，俗称偏门外，正是鉴湖的胜处，近处有桥名为“杏卖桥”，也是用这典故的。但是那七言律诗的题目，却是“临安春雨初霁”，乃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丙午初春在杭州所作，与快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快阁的花园也只是那么一回事，平凡局促的，看不出好处在哪里，和前后看见的娱园与苏州留园一样，虽然大小有点差别。所以我这一回的快阁饯别也只是徒有其名，在花厅里设席宴饮，就那么走散便算了。

“廿七日，得廿三日家信，云升叔在宁病故。”后来检查关系文件，云在阴历十二月初九日身故，可能这就是一月廿一日，次日得到电报，又次日乃寄此信。这样计算起来，他也是刚得年三十七岁，就是俗传过了本寿，同我的父亲正是一样。他虽然是我的叔父，但是比我只大得两岁，从前在家里念书，后来进南京的学堂，也有好几年全在一起，关系都是很好的，如今回想起来，绝无一点欺侮或什么不愉快的事迹。他为人很聪明，但只是不用功，性喜玩耍，可是性情和易，不喜欢和人闹别扭，他对于我们小辈尚且如此，何况并辈以及他所视为尊长的人呢。他平常对于我的祖母和母亲都非常尊敬，常说“长嫂如母”的古老话，因此对于家里其实是我的母亲做主代定的婚姻，也不敢表示反抗，终于酿成家庭的悲剧。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旧的看法，她常说道，一家的主妇如不替子女早点解决婚事，那就失了主妇的资格。她替伯升订定了松陵傅家的一头亲事，伯升见不能躲避，于壬子十一月廿四日结了婚，带到武昌去，不久却回来了，当初不敢抗争，后来想要离婚，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了。到了伯升死后，家里有一个傅氏太太，当地又有一个徐氏太太，和一个小孩据说还有遗腹，抚恤费除还债余剩只有二百五十元，四六分得，有小孩的多得了五十元，就是这样了事了。我在这里详细的把这事写出来，意思是给伯升做个供养，说明他的善良成为他的缺点，而尊长的好意乃反是祸根，想起来时是很可叹息的。

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过去在南京时代很有关系的椒生公和从小就是同学似的伯升，适值都在这个时期过去了，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