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
世祖光武皇帝，是景帝七世孙。举兵诛王莽，兴复汉室，为中兴一代之始祖，故庙号世祖皇帝。
原文
还至中山，诸将请上尊号，王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固请之，王不许。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王深感曰：“吾将思之。”
直解
中山，即今定州。平棘，即今赵州，都属真定府。光武此时为萧王，剿平群盗回到中山地方。诸将马武等料度更始必败，又见光武功德日盛，因劝光武即帝位，称尊号。名号既正，乃可以声罪讨贼。光武谦让不肯听从。又行到南平棘地方，诸将再三劝进，光武尚不肯从。于是耿纯进前说道：“如今众将士每都是各处地方的人，所以抛舍了亲戚，离别了乡土，来从大王于战阵矢石之间，冒死而不顾者，他的算计也只指望大王一旦立为天子，他每就都是佐命之臣。如攀着龙鳞，附着凤翼，乘此机会立些功业，以成就平生的志气，也不枉了相从这遭。如今天时已至，而迟留不决；众心共戴，而违逆不从。不早正天子的位号，臣恐众将士每失了指望，差了计算，个个都灰心解体，思量回去了，何故久抛了乡土亲戚，空自在这里受许多辛苦，为着甚么？将见大众一散，难以再合，大王手下的谋臣猛将既都散去了，却与谁共取天下乎？”光武乃深自感悟，说道：“你这话也说的有理，待我仔细思量，再作区处。”当是时光武所以逊避而不敢当者，以有更始在也。然更始虽在，不过徒拥虚名耳。天下祸乱，岂庸才所能平定乎？观三辅吏士，喜见威仪，王郎追急，滹沱冰合。人心天命，已属光武久矣。继汉家之统者，舍光武其谁？乃犹不得已而后从，此可见真主之气度，与寻常盗名字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原文
行至鄗，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直解
鄗，是县名，即今真定府高邑县。光武因诸将耿纯等劝即帝位，心里尚踌躇未决。行到鄗县，以将军冯异镇守孟津，必探听得长安中的消息，乃使人去召他来，密问他四方动静如何。冯异对说：“更始政事荒乱，必然败亡。汉家宗祀无托，大王既汉家宗室，又且功德隆盛，今宗庙之忧，在于大王，不可拘小节而忘大计。宜勉从众议，早正位号，以奉宗庙之统，以安亿兆之心。”正商议间，适有个书生姓强名华，自关中奉个谶书，叫做《赤伏符》，来见光武。那谶书上说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刘秀是光武的姓名，这句是说，光武起兵，剿灭那无道之人；“四夷云集龙斗野”，这句是说，四方兵起如云之聚，群雄战争，如龙斗于野一般；“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二十八，自汉高祖开国，至光武起兵，凡二百二十八年，故曰四七，汉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火为主，这句是说，汉家天下，中间虽遭一厄，到二百二十八年之间，又有真主中兴，还是汉家作主。看这符谶，都是光武受命、汉家复兴之兆，于是群臣以光武名应图书，又再三劝进。六月，光武乃即皇帝位于鄗县之南，改年号做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夫以光武之功德，又当更始垂亡，天下无主，其正尊位以系人心宜矣。但不必借《赤伏符》以为受命之征。盖谶记之书，乃圣人所不道，多出于方士妖人假造出来，不可尽信。光武既以《赤伏符》即位，遂加尊信，其后用王梁为司空，亦决之于谶语，而郑兴、桓谭，皆以非谶被谴，则惑之甚矣。后世妖书、妖言，实自此始，岂非盛德之一累哉！
原文
二年，悉封诸功臣为列侯。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叩头让曰：“臣托属掖亲，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从之。
直解
贵人，是妃嫔的官号。掖，是掖庭，指后宫说。建武二年，光武以天下初定，念诸将征伐之功，乃尽封众功臣邓禹、吴汉等为列侯。那时功臣里面有个阴乡侯，叫做阴识，是后宫贵人阴丽华的兄。前此已受封了，他有军功，又该加封。阴识乃叩头辞让说道：“臣妹在后宫，臣既附托于掖庭为亲属，若再加爵邑之赏，人不说陛下是赏功，只说是偏厚亲戚，有所私于臣，恐不可以昭示天下，使人心服。”光武因他说得有理，就准其辞免。夫外戚之家，不患不富贵，但患富贵太过，盛满难居耳。观前汉吕氏、霍氏及王莽家，皆以亲戚滥封，满门贵盛，终致祸败，大则乱国，小则破家。阴识之辞让，岂非有鉴于前车之覆辙乎？光武从之，亦所以爱厚而保全之也。
原文
五年，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
直解
陇右，是地名，在今陕西巩昌临洮等府地方。光武即位之五年，此时西州上将军隗嚣尚占据陇右，使其宾客马援至洛阳朝见光武，以通归顺之意，且欲窥看光武之为人。光武既管待了马援，使来歙持节伴送他回陇右。隗嚣因马援初回，乃引他入卧内，与他同睡同起，私问他以东方事体。盖陇右在西，洛阳在东，故称京师为东方。马援对说：“前到朝廷，主上引入相见，凡数十次。每接燕谈，辄自夜至明，亹亹不倦。窃见主上之才明勇略，皆非常人所能敌也。且开心见诚，把心腹的话都直说出来，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有帝王之度，略与汉高帝相同。至如博览经学，通知古今，其政事与文章辩论，则近代帝王无可比者。”隗嚣问说：“卿看今上比高帝优劣何如？”马援说：“今上若比高帝，还不及些。高帝豁达大度，不拘小节，随时应变，无可无不可。今上好亲理吏事，一言一动，必循着规矩，不肯一些差错，又不喜饮酒，似不如高帝之雄略。”隗嚣见马援这说，以为褒美光武太过，意下不乐，乃应说：“如卿所言，动有节度，又不善饮酒，这正是帝王的美德，然则今上反更胜于高帝邪？”此时隗嚣虽遣使纳款，而其心实持两端，所以一闻马援以光武比高帝，便不乐如此。以今论之，汉高帝天资极高，弘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但不好学，故每事有粗疏处。光武之规模虽不及高帝，而博览经学，动合古法，故事事精密，少有过举。可见帝王聪明，虽得于天纵，而学问之功，亦不可无也。
原文
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直解
关中，即今陕西地方。咸阳，即今西安府。征西将军冯异，既代邓禹镇守关中，剿除群盗，安集百姓。出入三年，光武一意委任他。关中有个上林苑，原是车驾游幸的去处，冯异屯兵在里面，百姓归附得多，便成一个大都会。那时朝中有人奏他说：“冯异在关中，专制一方，威权太重，百姓每的心都归服他，号他做咸阳王。关中地方只知有冯异，不知有朝廷。其得人心如此，势不可测，须用提防。”这正是谗邪小人离间冯异的说话。光武心里却信得冯异是忠诚为国的人，初不因人言而生猜忌，就把这章奏封去与冯异看。冯异见了惶惧不自安，即上书表白心事，自陈谢罪。光武手诏批答说：“将军于我国家，义虽有君臣之分，恩则犹父子之亲。将军忠义，朝廷备知。纵有人言，岂能离间？何嫌何疑，而怀恐惧之意哉！”这是光武慰安冯异的意思，所以保全功臣者至矣。尝观韩信、彭越俱有开国之功，然高祖一闻疑似之言，便加诛戮，而光武乃能保全如此。虽冯异之谦让不伐，自与韩、彭不同，而光武之以礼御臣，过于高祖远矣。
原文
冯异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齐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直解
披荆棘，是削平僭乱的意思。钩，是带钩。槛车，是囚车。巾车，是乡名。此时冯异镇守关中年久，思慕朝廷，乃自长安入朝。光武见了冯异，因指示与公卿说：“此人是我起兵时主簿也，相从最久。关中连经更始、赤眉之乱，盗贼纷起，道路不通，如荆棘一般。他能替我削平僭乱，芟除荆棘，以定关中，收复我祖宗的旧都，其功大矣。”朝罢，又特赐他珍宝、钱帛等物，传旨与他说：“先年在河北为王郎所追，仓卒困饿之时，你于芜蒌亭进我豆粥，到滹沱河又进我麦饭，幸得免于艰危，致有今日。你这厚情，久未酬报，今特以此物相报。”夫光武之赐冯异，不专为一饭之德，盖念其相从于患难耳。冯异叩头谢恩对说：“臣闻昔齐桓公与其弟子纠争国，此时管仲臣事子纠，将兵堵截桓公，不使入齐，射中桓公的带钩。及桓公既立，求管仲于鲁。鲁人把管仲缚在囚车里，解送与齐桓公，知他是贤人，亲解其缚，用以为相。其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齐国富强。乃告桓公说：‘愿吾君无以今日佚乐，忘却前日射钩之危；臣无以今日显荣，忘却前日槛车之辱。君臣上下，常念念如在患难之中而后可。’管仲与桓公以此交相警戒，而齐国卒赖其福。臣昔为郡吏，替王莽坚守父城，偶出行至巾车乡，被汉兵拿获，荷蒙陛下圣恩，赦而不诛，以有今日。臣今亦愿国家不要忘了河北窘辱之难，而常兢业以图存；小臣亦不敢忘了巾车赦罪之恩，而必感激以图报，庶几无愧于齐之君臣矣。”光武留冯异住京师十余日，命他与妻子仍回长安镇守。自古有国家者，每能忧勤于艰难多事之秋，而不能不侈肆于宴安无事之日。惟逸能思危，安能惟始者，然后可以履盛持盈，永保天命。故管仲之警桓公以射钩，冯异之动光武以河北，其意一也。然桓公竟以骄侈不终，而光武之恭俭忧勤三十年如一日，其贤于桓公远矣。
原文
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可使有司察公辅之罪。”帝从之。
直解
大司农、司隶校尉，都是官名。司农掌出纳钱谷之任，司隶校尉专以督察奸邪。汉家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即是宰相之职。其后王氏以外戚相继为大司马，专擅国政，王莽因之而移汉祚。到光武时，大司农江冯惩鉴前弊，建议奏说：“三公位尊权重，他的罪过无人纠举，恐养成祸乱。今司隶校尉本是京师督察的官，可着他访察纠举三公的罪过，则大臣知所警畏，不敢为非。”这虽是防患的意思，然人君信任辅相，优礼大臣，岂宜如此？于是司空衙门有个掾史陈元，上疏说道：“臣闻人君于臣，有大贤可为师的，能以师礼尊之，法其道德，便可以兴帝业；有次贤可为友的，能以宾礼敬之，资其谟议，便可以图霸功。故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尚父，这便是师臣者帝；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这便是宾臣者霸。若论近世，则我朝高祖也曾优厚相国之礼，如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是也；太宗文帝也曾宽假宰辅之权，如容申屠嘉召治邓通是也。周家之典如彼，祖宗之德如此，今陛下只宜法周文王、武王，修其圣典，法我高祖、太宗，袭其遗德。劳心以下士，无有傲慢；屈节以待贤，无有猜疑。则宾师之礼既尽，帝王之治可兴。今既以为贤，立他为三公辅相，上佐天子，下统百僚。那司隶校尉，一有司官耳，乃又使之访察公辅的罪过，得以持其长短，成甚体统？尚何以为天子之股肱、百僚之师表乎？臣以为断不可如此。”光武因陈元说的有理，即从其言，而待辅相之礼加隆矣。大抵人主任相，只当审择于未任之先，不可致疑于既任之后。前时王莽所以能为祸乱者，乃是信任外戚之过，非信任三公之过也。若缘此故一概猜疑，苛求备责，谗谮易生，虽有太公、管仲之贤，亦岂得行其志哉！贾生有言：“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又曰：“鼠近于器，尚惮不投。”而况贵臣之近主乎？待大臣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又诘责门候，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藩臣礼，大不敬。”良贵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肃然。永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直解
中郎将，是官名，主宿卫侍从之事。门侯，是守城门的官。辟，是举用。强御，是豪强抗拒的意思。来歙领兵伐蜀，卒于军中，还葬洛阳。光武亲率群臣与他送殡出城。有赵王名良，随驾送殡，回来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路。赵王怒，喝令张邯退回车子，让他先入，又怪责城门官，不该先放张邯进城。城门官既叩头谢罪，赵王仍着他当马前走行数十步以辱之。那时司隶校尉鲍永，是个刚正执法的人，就劾奏说：“赵王良位在侯王，本是国家的藩臣，乃不尊朝廷，斥辱天子之命吏，无藩臣之礼，大不敬！”赵王是光武之叔，贵戚尊重，而鲍永乃敢据法劾奏之，朝廷之上因此都肃然敬畏，不敢犯法。鲍永又举扶风人鲍恢做都官从事。都官从事，是司隶的属官，专访察百官之过失。鲍恢为人也刚直敢为，百官但有犯法，即行举奏，就是势要人家，能抗拒有司的，他亦依法纠举，无所畏避。光武常戒谕皇亲外戚家说：“你每各人且当敛手以避那鲍永、鲍恢二人，不要犯法取他劾奏。”夫人臣必能为君执法，而后朝廷之势尊；人主必能容其臣执法，而后朝廷之法行。今鲍永劾奏亲王，鲍恢攻击强御，光武不惟能容，且常举之以戒贵戚，此岂待贵戚之厚，不若一臣哉？盖容二臣者，所以正法也；正法者，所以尊朝廷也。使当时于执法之臣，一犯贵近，即从而加罪之，则人臣孰肯以身守法，而朝廷又安有肃然之治哉！史称光武明慎政体，总揽权纲，观于此益信矣。
原文
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直解
睢阳，是县名。武威，是郡名。雷同，是同声附和，如雷声之相应一般。光武知道睢阳令任延是好官，升他做武威郡太守。召来面见，戒谕他说道：“郡县官的名誉，全凭上司官荐举。你今去到地方，好生承事那监临的上司官，不可违拂了他的意思，以致损失了你的名誉。”这是光武故意试问任延，以观其意向何如。任延却以正对说：“臣闻古语说：‘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盖人臣实心为国为民，不顾自身的毁誉荣辱，这叫做忠。若只为身图，不顾国与民的休戚利害，这叫做私。二者相反，所以忠的便无私，私的便不忠，此必然之理也。故为臣者，所履而行的，必是正理；所奉而守的，必是公法。但观理法之是非，不徇上官之喜怒，这方是人臣的大节。若上官道可，我也道可，上官道不可，我也道不可，更不顾正理公法如何，同声附和，如出一口，似这等的人，虽是做了好官，要了名誉，却把国家的事都废坏了，百姓的困苦都不相关，岂陛下之福哉？今臣受国家厚恩，唯知奉公守法，上为国家，下为生民而已。毁誉祸福，岂暇顾哉！善事上官之言，臣实不敢奉命。”于是光武叹息说道：“卿所言是也！”其后任延在武威，内搏豪强，外御羌虏，置水官以理沟渠，置校官以兴儒雅，列名循吏，真可谓不愧其言矣。大抵郡县官务求声名，必善事上官；善事上官，必刻剥百姓。故上官好贿赂，则郡县必取民以馈遗之；上官好逢迎，则郡县必劳民以奔走之；上官好自尊大，则郡县必承望风旨，颠倒是非以阿顺之。于是监临官视此以为贤否，而举劾因之；铨曹视此以为优劣，而黜陟因之。故雷同者往往得美官，而履正奉公之士，为世所讥笑。吏治之日坏，有繇然也。要必严敕监司督察之官，崇奖悃幅无华之吏，无为声名所眩然后可。
原文
十三年，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献宝剑，价直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上雅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
直解
骑士，是扈驾的马军。鼓车，是载鼓的车。光武即位十三年，外国有以良马来献者，其马一日能行千里。又献宝剑，其价可值百金。光武虽以远人之意，受而不却，然未尝以之为宝。即以剑赐骑士悬带，以马驾鼓车，都不留自用。光武为人，素性不喜听音乐，手里并不曾持着珠玉为玩，其简淡俭约如此。盖人君好尚虽微，关系甚大。凡珠玉狗马音乐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而贻生民之祸。汉武帝只为好大宛之善马，南越之珠玑玳瑁，而穷兵远讨，坏了多少生灵。唐明皇只为好《霓裳羽衣》之曲，终日流连，废却政事，天下几至于亡。故古之圣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渊，不畜珍禽奇兽，不近淫声乱色，所以防其渐也。若光武者，诚可为万世之法矣。
原文
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直解
上东门、东中门，都是洛阳城门。参封，是县名。光武一日曾出去打猎，到夜深方回。那时城门已闭，光武至上东门，有个守门的官，姓郅名恽，闭门不开，不放车驾进入。光武只道他不认得，着左右随从的人，见面于门间，使他识认。郅恽对说：“这等深夜，火光辽远，怎么辨得真伪？”终不开门。光武不得已，转从东中门进入回宫。至次日早，郅恽又上书谏说：“昔日周文王不敢以出游打猎为乐，使那万民只供正经的赋税，未尝无故滥费。且陛下以万乘之尊，远猎山林，昼日不足，以夜继之。陛下纵自轻，其如社稷宗庙付托之重何？臣未见其可也！”书奏，光武深嘉其言，赏郅恽布百匹，反将那守东中门的官，降为参封县尉。盖罪其门禁之不严也。夫当郅恽拒关时，他岂不认的是光武？但京城门禁，最宜严谨，深夜启闭，当备非常。故虽天子之诏，且不敢奉，况其他乎？光武之赏郅恽，诚悔其夜猎之过，而为社稷宗庙自爱重也。且郅恽以忤旨蒙赏，东中门候以顺旨被罚，惟论事之当否，不徇情之喜怒。赏罚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直解
光武自起兵以来，身经百战，在兵间日久，已厌苦武事。又知道天下遭战争之苦，疲敝虚耗已极，都愿休兵罢战，得以息肩无事。只为隗嚣据陇右，公孙述据蜀中，二方未定，不得已用兵征讨。自嚣、述既灭，陇蜀既平之后，即专意休息，非有警急的边报，未尝说起军旅，恐其生事以劳民。皇太子曾一日问及攻战之事，光武说：“昔卫灵公问陈法于孔子，孔子以‘军旅之事，非为国之急务’不肯答他。今攻战事非尔所能及，可勿问也。”盖兵乃凶器，战乃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用武不已，则不惟国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既平陇蜀，不言军旅，实有得于先王偃武修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原文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繇，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繇是益奇爱阳。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直解
陈留、颍川、弘农、河南、南阳，都是汉时郡名。谒者，是近侍官。二千石，是郡守。国相、长吏是正官。此时光武方踏勘核实天下开垦地亩，照地起科，各郡太守都差人到京奏报地亩粮差的规则。陈留郡差一个吏来，他奏书板上写着两句说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偶然看了，不晓得这意思，就诘问那差来的吏：“为何写这两句？”吏不敢承认，只支吾说：“从洛阳长寿街上拾得这奏牍，不知其意。”光武恼怒。此时光武第四子，封东海郡公名阳的，年才十二岁，在御幄背后说：“这吏是受他本府官分付，叫他把各处垦田的事体相比方耳。”光武问说：“即如此，何故说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对说：“河南是京城地方，多有左右贵幸功臣田土；南阳是父皇的乡里，多有族属亲戚人家的田土。近臣近亲，这两样人家倚恃权势，占种地土往往违越法制，朝廷不知，人不敢言，所报数目不可为定准。所以说颍川、弘农与他郡中事体相同，可问，河南、南阳事体不同，不可问。”光武就着面前侍卫的虎贲郎将，诘问那差来的吏。那吏乃自首输服，说委的是这意思。光武见东海公聪明如此，越发奇爱他。因遣谒者官往各处地方，考察核实那郡守、国相、县令等官，但有阿谀奉承势要人家，及亏枉平民，不得均平的，都治以罪。自古国家要立法度，必须先从左右贵戚人家为始。若这两样人家任从豪横放纵，无所稽查，朝廷法度如何得行？因循日久，僭乱之祸皆繇此起，不独垦田一事为然也。东海公方在冲年便能知此，可谓资禀不凡者矣。其后竟立为太子，即位为孝明皇帝，岂非天启之哉！
原文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繇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栗。
直解
雒阳，是县名。苍头，是家奴。楹，是柱。文叔，是光武的字。光武时，陈留人董宣，做在京雒阳县令。光武之姊湖阳公主，有家奴白日行凶杀人，因藏躲在公主家里，官府拿他不得。一日公主出来游行，那家奴跟随在车上，董宣探知，先往夏门亭伺候他。公主车到，就拦驻了车，叩着马，不放过去，以刀画地，大声数责公主的过失，说他不该纵容家人，窝藏罪犯，乃喝奴下车，就亲手击杀之。公主即时回宫告诉光武，光武大怒，唤董宣来要打杀他。董宣叩头请说：“愿容臣一言而后死。”光武问说：“你要说甚么？”董宣对说：“陛下圣德中兴，当以法度治天下。若纵家奴杀人，不使偿命，是无法度了。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杖，请得自杀。”就以头撞柱，流血满面。光武见他说得有理，急令小黄门持定他，不要他撞死，只着他与公主叩头谢罪便罢。董宣不从，光武使人将他头按下，董宣两手撑地，终不肯低头一叩。公主见光武有容董宣之意，从旁谮说：“文叔做白衣庶人时，曾藏亡命的、匿死罪的，官吏畏文叔之威，也不敢上门拿人。如今做了天子，其威反不能行于一令，而任其杀家奴乎？”光武笑说：“做天子却与白衣人不同。”盖布衣任侠使气，犹或可以妄为，若天子则法度所自出，若任意容私，是自家先坏了法度了，又何以正朝廷，而正万民？光武喜董宣如此鲠直，以其强了头项而不屈，遂称他做“强项令”。传旨着这强项令且出，既饶了，又赐钱三十万，以奖励之。董宣把钱尽分与手下诸吏，盖彰君之恩，欲诸吏皆效其所为，不畏强御也。董宣既受知于上，因此能搏击豪强，无所畏避，京师中莫不震栗，无敢倚势以犯法者。光武这一事，与戒贵戚避二鲍的意同。夫亲王至尊，一与朝臣争道，则司隶得以劾其罪，公主至贵，一纵家奴杀人，则县令得以数其失，而为司隶与县令者，又或以见称或以受赏。然则国法安有不行，而人心安有不肃者乎？故终光武之世，宗藩贵戚皆知循礼守法，保其禄位，有繇然矣。
原文
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诸国愁惧。车师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直解
莎车、车师，都是西域国名。贤，是莎车王名。都护，是总领属夷之官。光武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恃其强大，要兼并西域诸国。诸国自度弱小，敌他不过，恐为所并，都忧愁惧怕，要借大汉的兵力以为助。于是车师、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一时都遣其嗣子入侍汉庭，以为质当。情愿请朝廷都护官一员，出去镇抚西域诸国，使莎车不能侵害。光武自思中国祸乱方才平定，北边匈奴尚未归服，兵戈始息，防御尚多，何暇又远及西域？于是将那各国侍子都发遣回去，仍厚加赏赐，以答其来意。至于都护之请，则寝而不行，恐劳费兵力也。夫西域诸国，武帝频年遣使出兵，糜费中国，以求其通而不得，今诸国自来纳款、质爱子、求都护，而光武不许。然武帝不免于虚耗，而光武不失为治平。繇是观之，中国之轻重，固不在戎狄之去来，又何必徒敝吾民以事无益哉！
原文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直解
大人，是虏中各部落的头领。鲜卑，是东胡国名。光武时，匈奴中有个日逐王名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管领匈奴南边八个部落。这日逐王自以不得立为单于，常怀怨恨，欲与单于相图。至建武二十四年，那八个部落的头领，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仍袭他祖公的名号。以他祖公呼韩邪尝依汉得安，如今也要自附于汉，以求中国之助。于是率众到五原郡塞上，自请称臣内属，愿永为汉之藩蔽，替中国堵截北虏。光武将这事情，下与公卿每会议。那时会议的都说：“若受了匈奴之降，须用金帛赏赉他，万一他国内有难，又须出兵去救他。今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岂可复费中国之力，与夷狄作主？且夷狄狡诈，真伪难知，不可许也。”独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议说：“昔孝宣帝受呼韩邪之降，边境无事者数十年。自中兴以来，匈奴骄慢，屡为边患。今幸他国内分离，他的孙子又来纳款，宜如孝宣帝时故事受他，就使他近塞居住。东边捍蔽着鲜卑，北边抗拒着匈奴，以夷狄而御夷狄，最为中国之利。且以倡率勉励诸四夷，都效他这般归顺，又乘边境无事之时，得把那沿边诸郡被匈奴残破的，渐渐修复，却不是好？”光武以耿国之说为是，遂从其计，立日逐王为单于，号做南匈奴。于是匈奴遂分为二矣。尝观西域诸国，各请内属，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请降，而光武受之，何也？盖先时中国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请，而专意北虏，所以安中国也。至此时匈奴有分争之衅，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虏，亦所以安中国也。且西夷北虏，其势不同：西域之去来，不足为中国之轻重；而北虏之分合，则有关于边境之安危。故制御之策，不同如此。其后南北匈奴互相攻击，而中国晏然，累世无兵革之警，斯其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直解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自家预先造下生坟，叫做寿陵。谓之寿者，盖取考终之意。光武说：“上古时，帝王丧葬，其礼甚简。陵前摆列人物，都是土烧成的，冥器之类，都是瓦的。以素木为车，茅草为马，不用金银珠玉，其葬之薄如此。所葬之地，又都只因地势之高下，不另起山陵丘冢，所以然者，不但节省财力，亦欲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免于发掘之患也。今我所制造的寿陵，其地不过用二三顷，不必太广，亦略仿古人之制，因山为高，因地为下，不必又筑土为山陵，凿地为陂池，止通沟渠，令可流水便罢。庶使继汉迭兴之后，虽朝代不同，此坟陵体制，与丘阜陇阪一般，人莫知其处，可以保全而无患也。”夫死者，人情所忌讳也，而光武预作陵寝于生前。穷奢极费，以厚葬为礼者，秦汉以来之敝俗也，而光武务从简俭。比那秦家骊山之制，用徒七十万，耗费天下财力，不数年而遭发掘者，何其愚之甚哉！以此益知光武见之明，而虑之远也。
原文
臧宫、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悬购赏，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本传此句下有“以灭大寇”四字。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直解
黄石公，是秦时有道之士，曾授书于张良，叫做《素书》。光武二十七年，北匈奴屡被南匈奴抄掠，不能自安，也要与汉家和亲。那时汉朝有两个猛将，叫做臧宫、马武，齐上本说道：“匈奴之性，惟知贪利，没有礼法与信义。穷迫时，则稽首投降；及安乐时，又侵犯为寇。不可以恩信结得。今闻虏中地面，人畜遭瘟疫多死，又有大旱蝗虫之灾，数千里尽成空地，一无所收，疲困乏力，不能当我中国的一郡。此天亡匈奴之时也。今若乘此时，遣将临边，悬厚赏之格，以告谕东胡、西羌诸国，使他左右夹攻，则北虏亡灭之期，不出数年耳。岂可舍而不诛，以养寇遗患乎？”光武下诏答他说道：“黄石公书上说：‘天下之事，柔者偏能制刚，弱者偏能制强。舍近而谋远者，徒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者，安逸而有终。所以说，务广辟其土地者，必致荒乱；务广施其德泽者，乃能强盛。’这几句都是黄石公的格言，大抵恶刚强而戒远图，真有国家者之所当念也。今我国内自无善政，天降灾变，也连年不息。方自忧之不暇，而又欲穷兵远讨，从事于边外乎？假如时势可为，就是用天下一半之力，以灭此大寇，岂不是我的至愿！苟非其时，不如且休息民力，保守中国，以遵黄石公守弱谋近之戒可也。”自此以后，诸将知光武有休兵之意，莫敢再言兵事者。盖帝王之制御夷狄，于其来降，则以恩抚之，至其有侵犯之衅，亦不过预修武备，固守边疆，使之不能为大害而已。若忿其难驯，乘其衰敝，遂欲发兵深入其地，将见虏未必灭，而中国之疲耗，已不可胜言矣。光武引黄石公之说，以却臧、马二将之请，何其识明而虑远哉！
原文
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直解
封，是加土于山上。禅，是设坛于山下。泰山，是东岳山名。自秦汉以来，相传古者帝王在位年久，天下太平，则于东岳泰山上，行封禅祭天之礼，以告成功，而延福祚。自书传所记，曾封禅泰山者，有七十二君，这都是世俗夸诞之言，非圣帝明王兢业守位之道也。光武即位之建武三十年，车驾出去巡狩东方。此时天下无事，群臣因而献谀说道：“自古帝王都曾封禅，今陛下即位三十年，功德茂盛，礼当封禅泰山，好趁此东巡而行之。”光武不许，说道：“封禅泰山，是因天下太平而告成功。今我即位虽三十年，当战伐疮痍之后，无德于民，百姓每未免愁苦，怨气满腹。若说太平，我将谁欺，敢要欺天乎，天如何欺瞒得？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林放尚能知礼之本，泰山必不享非礼之祭。今何必务此虚名，载在史书上，徒污辱那七十二代圣君所编的图录，以取天下后世讥笑乎！”于是群臣乃不敢复言封禅事矣。按封禅之礼，不见于圣经，惟秦始皇尝为之。至于汉武帝信方士祷祀之说，登泰山，禅梁父，而侈心日肆，卒之海内虚耗，汉业几倾，安在其为太平有功乎？夫自古圣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然后能永保天命。三代以后，惟汉文帝功德最盛，然观其临终遗诏说：“朕在位二十余年，嗣守先帝洪业，常恐其不克终。”是其心未尝敢一侈然自放也。而天下后世称文帝之德者不衰，又何必封禅以夸世俗哉！今光武之拒群臣，止是谦让未遑，尚未能明言其非礼也，故未几而又信谶文以行之，盖信道不笃之过也。
原文
京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帝自谦无德，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直解
光武之末年，京师有醴泉涌出，其味甘美，如酒醴一般；又有赤色瑞草，生于水滨，各处郡国常奏上有甘露之瑞。于是群臣奏说：“灵异之物频仍而降，这都是圣德所感，非偶然也，宜宣付史馆，令太史官撰集成书，以传示来世。”光武不听，每自谦己无功德可致祥瑞，凡郡国所进上的，辄抑止之而不敢当，往往不曾宣布。所以当时祥瑞虽多，然史宫少得记载焉。夫水泉雨露、草木鸟兽，或色味稍别，或形质特殊，此皆出于气化之偶然，不足为瑞。惟人主一好之，则天下之搜求假饰以中其欲者，纷纷而至，甚有指菌为芝，指雀为鸾者，记在史书，徒取后世之嗤笑耳。尝观汉文帝之世，不闻祥瑞而天下称治；至于武帝，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瑞，史不绝书，而竟无补于海内之虚耗。然则祥瑞果何益乎？光武抑祥瑞而不书，非独谦让，盖其所见者远矣。
原文
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光武的好处。光武每日天明时，便出来临朝，直到日西时，才罢朝回宫，其勤政如此。罢朝之后，又时常引见公卿大臣及宿卫的郎将，与他讲论经书中的义理，直到夜半才去歇息，其勤学如此。皇太子见光武这等劳苦，恐过用了精神，每乘空进谏说：“陛下励精图治，固有大禹、成汤之明，而形神过劳，恐失了黄帝、老子所以养性之福，愿且颐养爱惜自家的精神，使常安闲自在，何必这等朝夕勤苦？”光武说：“我自喜欢与群臣讲论，考求经典，启发志意，以此为乐，不觉疲倦。”其勤劳出于天性如此。虽值衰乱，起于民间，百战而有天下，用征伐以成大业。及天下既定，便偃武修文，功臣退奉朝请，文吏进而用事，以武取之，以文守之，其文武并用如此。又且明慎政体，悉得其枢要，总揽权纲，无失其操柄，量其时之所宜，度吾力之所能，务在可行，不为迂阔，凡所举动，一无过差，故能恢复前烈，于高祖有光，而身致太平，成建武之盛治也，光武之为君如此。规模弘远，而节目精密，此所以能振炎运于中衰，而垂东汉二百年之统欤！
明帝
显宗孝明皇帝，名庄，是光武之子。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
原文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直解
辟雍，是古时太学之名，即今国子监。缙，是插，绅，是大带，插笏于带间，叫做缙绅。亿，是十万。明帝即位之二年冬十月，车驾临幸太学，初行先王养老之礼。古时养老，于公卿中选年高有德的，号做三老。又选年高更历世事的，号做五更。天子以父师之礼事之，迎之以安车，授之以几杖，又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供奉他饮食。所以敬老尊贤，帝王之盛节也。自秦汉以来，此礼久废，至明帝始举行之。以其贤臣李躬为三老，师傅桓荣为五更，而飨之于太学，凡一应迎送供奉的仪节，都照依古礼。行礼既毕，又引桓荣及其门下弟子，同上讲堂，明帝亲自与诸弟子辩论经义。诸弟子各手执经书，在帝座前质问疑难处，明帝一一与他讲解。此时大礼初行，人所创见，冠带缙绅之人，罗列在桥门外，观礼听讲者有亿万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动人心如此。自古帝王莫不以礼乐教化为急务，然三代而下，尊师重傅，好学崇儒，未有如明帝之甚者。固是他天性过人，又为太子时，曾受经于桓荣者十余年，所以道理讲明得多，慨然有慕古之志，至降天子之尊，宾礼老更，而不以为厌。故永平之治，粲然可观，岂非务学之效哉！
原文
三年，立贵人马氏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后宫，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谒，望见后袍衣疏粗，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直解
大练，是粗厚的丝帛。绮，是文锦。縠，是绉纱。明帝永平三年，册立后宫贵人马氏为皇后。后乃功臣马援的少女，光武时，选入太子宫，上事皇太后，下接同列，曲尽道理，其贞淑之德，在后宫为第一。故明帝以母后之命，立为皇后。既正中宫之位，尊贵已极，越发谦谨整肃，无一毫奢侈放纵的意思。平日无他嗜好，只喜好诵读书史。寻常穿的袍服，不尚华美，只是粗厚的纻丝绢帛之类，裙裳下边，不加缘饰。每月朔望，众妃嫔公主每都来朝谒，望见皇后袍服疏粗，只道是锦绮罗縠奇丽之物，及就而视之，乃笑道：“这样粗衣，岂是皇后所服的？”马后不好自说是节俭，只权词解说：“这丝帛虽粗，却耐得浣洗，好染颜色，故用以为衣服耳，岂可以为朴陋耶？”大抵宫闱服御虽微，而风化所关甚大。自皇后安于俭朴，则六宫妃主必不敢以华靡相高，而凡戚里人家亦莫不敛饬矣。民间传闻，以为宫中尚然如此，又岂有不安于布素者乎？繇是绮縠之物将无所用，淫巧之工自不肯为，天下物力必然滋殖。其所以助成德政者，岂小补哉！此马后之贤，所以为东汉首称也。
原文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直解
椒房，是皇后住的宫，以椒和泥涂壁，故名椒房。明帝追思光武时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的形像于南宫之云台，传示后世。以邓禹之功最多，列居第一。其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这二十八人或从光武起南阳，或从光武定河北，都有佐命之功。此外又加添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盖王常、李通之推戴，窦融之归顺，卓茂之不仕王莽，皆有功德可称故也。凡所画的共三十二人。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北伐功劳甚多，本当在图画之列，只因他是马皇后之父，明帝不欲己有私外戚之名，故舍马援而不与焉。夫马援平陇蜀，征交趾，其功不在吴、贾诸臣之下，即使图形云台，藏名太室，天下后世孰议明帝之为私？而帝乃以外戚之故，遂不敢录，其亦避嫌之过矣。然帝能不私后家，终其世，后之兄弟未尝改官，而后亦能仰体此意，不为外家少求恩泽，此皆可为后世法也。
原文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直解
汉时尚书秩二千石，是掌管文书的官，与今尚书不同。郎，是直宿的郎官。明帝天性褊急苛察，喜以耳目窥人隐微处，而发其阴私，以是为聪明。在朝公卿大臣，稍有过失，往往当面数说耻辱。近侍官员，自尚书以下，稍不如意，或以物掷击，或左右拖拿，殊不能优容。当时有个郎官叫做药崧，曾因事触忤明帝恼怒，自持杖去打他。药崧走入御床下躲避，明帝越发恼怒，急呼药崧快出来。药崧乃从床下说道：“闻之古礼说天子之容，穆穆然深远，诸侯之容，皇皇然和美，这才是上人的气象。几曾闻为人君的，乃自起持杖而击郎，无乃失穆穆皇皇之体乎？”明帝感悟，始赦其罪。此时朝廷上大小官员，无不悚惧战栗，惟恐稍有疏失，以至得罪，争为严切，求免罪谴，谁敢进谏？独有尚书姓钟离名意的，他敢上书谏争，说：“当务宽大，不可严急如此。”纵是诏书已下，若事体不可的，往往封还不行。臣下但有过误，或被谴责，辄为从容救解之。使明帝释怒而后已，不敢阿谀承顺，以遂君之非。若钟离意者，亦可谓忠直矣。自古君德贵明不贵察。明，如日月在天，万物皆照；察，如持火照物，用力劳而不免有蔽。盖其所见者小，而所失者大也。然人主恃聪明，则必流于察；喜苛察，则必伤于急；上愈急，则下愈欺。人无所措手足，且相率而为诞谩矣。又或乐宽大之名，而优游姑息，以至长恶容奸，废时失事，亦非所以为明也。古语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惟明君能辨之。
原文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直解
天竺，是西域国名。沙门，即今之僧人。这一段，记佛法入中国的缘繇。初明帝闻西域天竺国有神，名叫做佛。佛字，即是觉字，言众生迷失了本性，能觉悟的乃是佛也。明帝因此就遣使臣往天竺国去，求其道术，始得佛书。及其弟子为沙门的，同到中国来，从此中国始有佛法。这佛书上所说的，大略以虚无为主，言天地万物都是幻妄。他所崇尚，只要慈悲不肯杀生，所以常持斋素。说人死后，灵性还在，随即受形，又复托生，即是轮回之说。人生时所行，或善或恶，死去都有报应。善者升天堂，受快乐；恶者入地狱，受苦楚。即是因果之说。所以只要勤下功夫，守戒习静，修练自家的精神以至觉悟而为佛，方脱得生死轮回之苦。又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见佛力神通无边无量，古今世界，唯我独尊，使人一意信向他，以劝化引诱那世俗愚蒙的人，同归于善。就中有深得这道术的，号为沙门。沙门译做息字，言能正息妄念而为佛也。于是中国始传其道术，图其形像以奉事之，而铸像建寺，皆从此起。当时王公贵人，独有明帝的兄楚王英最先喜好，敬奉其道，然其后竟以谋反诛，则佛法之不足信亦明矣。大抵古圣相传，只是此心，祸福之几，惟心所造。一念之善，福不求而自至；一念之恶，祸欲避而不能。自生人以来，未有易此者也。究观佛氏之说，其意也只是劝人为善，禁人为非。其言之精粹而近理者，则中国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已自说尽。初无异指，而其流之弊，乃至欲弃父母、离妻子、灭人伦、废本业，以求所谓佛者，斯大乱之道也。世人往往惑于其说，至于糜费财力，兴建塔庙，以广福田；毁坏身体，捐弃骨肉，图生净土。然毕竟世间几人成佛？几人为仙？岂如尧、舜、周、孔之道，明白正大，近足以正心修身，得天人之佑助，远足以平治天下，措斯世于康宁，顾不简易而切实欤？此学道者所当明辨也。
原文
九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直解
期门、羽林，都是扈卫禁军的名号。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莫不教他从师受经，欲其通于学问，以为他日治天下国家之用也。又以贵戚之家，多不知书，往往溺于骄奢以失富贵，乃为皇亲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诸年幼子弟，立个学馆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之师，求选经术精通、行能高洁的人充之，与小侯每讲授学业。下至期门、羽林之士，虽是介胄武夫，也都着他习通《孝经》章句，其崇尚儒学如此。那时声教远被，匈奴君长也慕中国文明之化，遣子来入太学，而学校之盛至此极矣。自是礼乐修，明儒先辈出，济济洋洋，几同三代，至于东汉之衰，而余风未殄，则崇儒劝学之明验也。
原文
十一年，东平王苍来朝，月余还国。帝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事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直解
东平王苍，是明帝同母弟。光武十一子，惟苍最贤，明帝极爱重之。中傅，是官名。永平十一年，东平王苍从本国来朝，明帝留住月余方遣归国。既归，仍思念他，又手写一诏书，遣人持赐东平王辅导官中傅说道：“近日东平王来朝，曾从容询问他：‘你处家以何事最为快乐？’王答说：‘只有为善一事，最为快乐。’夫藩王处富贵之极，苟纵其欲，何求不遂？而人之常情，所以快意适心者，不过是声色、财货、盘游、弋猎之娱而已。今王乃以为善为乐，而别无所好，可见他志向高迈，识度深远。其所以保国家而贻子孙之道，实在于此。其言包括甚大，非浅陋之见所能及也。今送列侯印一十九颗，但是王的子孙，年五岁以上，能趋走跪拜的，都着悬带此印，比于列侯以旌赏之。”按东平王此语诚为格言。古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今世人之所谓可乐者，不过只是这几件。然至其流荡忘返，乐极生哀，或身婴疾患，而夭折其寿命。或荒废政务，而覆亡其国家。向之所谓乐者，乃天下之至苦耳。智者而能觉悟于此，制节谨度，清心寡欲，爱惜精神，动循礼法，则身体康健而有乔松之寿，国家治安而有圣哲之名。庆流子孙，声施万世，天下之至乐，孰大于是！奈何人之常情唯求取快于目前，而不能图虑于久远。往往弃此而取彼，至于堕落苦海，不能救拔，身殁名丧，虽悔何追？殊可悲也。然则东平之言，岂独为藩王者所当深思哉！
原文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之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直解
建武，是光武的年号。公车，是掌受章奏之官。反支日，是历书上禁忌的日子。汉家相传，凡遇反支日，便停封不奏事。明帝在位凡十八年，所行的事，都只遵守着光武立下的制度规模，无所更改。盖以光武圣德中兴，百凡制度都熟思审处，至明至备，为子孙者，只当谨守成宪，不可妄意纷更也。又鉴于王氏五侯之祸，凡后妃贵戚人家，只是优之以恩礼，并不得辄封为侯爵，亦不许他干预朝政。光武之女馆陶公主，尝为其子求做郎官，入备宿卫，明帝不许，但赐钱一千万，又对群臣说：“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个星，叫做郎位星，可见这郎官职位虽卑，然上应列宿，非同小可。出补外任，便是县令，宰制百里，一方生灵之命寄托于他，苟非其人，百姓每便受其祸，岂可容易与人？所以不敢轻许也。”公车官以每月反支日例有禁忌，不受章奏。明帝闻而嗔怪说：“百姓每抛弃了农桑，远到阙下，进本陈诉，指望即日替他奏闻，若复拘以禁忌，耽误了他的生理，岂是朝廷宣达下情的意思？”从此便除了这禁忌，虽反支日，也受奏章。明帝之留心政务如此，所以那时官无滥授，而皆得其人；民无废时，而皆乐其业。永平之治，内自京师，外达四海，无不畏服。民间户口日见蕃殖矣。夫谨守法度，裁抑外家，慎重郎官，通达章奏，以至于吏称民安如此，此明帝之所以为明也。
章帝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原文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号。棰，是竹片，楚，是荆条，这两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争尚严切以称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时承永平年间故事，吏治还尚严切，尚书官决断众事，科罚人罪，大率务近于重，不肯从轻。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章帝览陈宠所奏，深嘉纳之。于是除钳钻之刑，罢妖恶之禁，每事务从宽厚，而汉之法自是称平矣。盖人君之治天下，以宽仁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狱为要。汉家法网，既伤于密，而永平之间，有司又承望上旨，争以酷刻为事。观楚王英一狱，株连者至数千人，则当时之刑，冤滥可见。故章帝承其后，不得不济之以宽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于前，章帝以敦大养之于后，此东汉之治所以为盛欤。
原文
二年，太后兄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直解
卫尉，是官名。创字与疮字同。结字与髻字同。章帝之母马太后，天性俭朴，内外从化，永平建初之间，助成朝廷美业，天下称其贤。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卫尉马廖，恐其富贵既极，不能久持，盛美之业难以克终，乃上一疏，劝成德政，说道：“夫政出于朝廷，风行于郡国，或美或恶，改变移易，都有个本原，不可不慎也。古书说道：‘昔日吴王阖闾喜好击剑的武士，以其善斗也。此风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学剑，往往为剑刃所伤，身上多有疮痕。楚灵王喜好细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风一倡，那宫中妇人，或减食以求腰细而多至于饿死。’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师中也有俗语说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观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则四方之髻必至于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画阔眉，则四方之眉必至于半额，比城中又阔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则四方之袖必至于用全匹丝帛为之，比城中又大矣。’这样言语虽似戏谑，其实上行下效，理势必然，切于事理，非虚谈也。今诚能常持俭朴，无变初心，则德政可成，而美业可终矣。”太后闻其言，深加听纳，故终太后之世二十余年，俭朴如一日。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宠亦得保全。若马廖者，可谓识明而虑远者矣。
原文
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
直解
石渠阁，是藏秘书的去处，在未央宫北。白虎观，是白虎门的楼观，在北宫。章帝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广招众儒生每，就石渠阁上讲论五经同异，亲赐裁定，使诸说有所统一，学者知所遵守，其后稍稍以衰乱废业。中兴以来，天下治平无事，学者趁此时，正好从容讲求，以成就学业。而浅陋之徒各主其师说，章分句析，穿凿附会，以破坏大体。异说纷纷，都失了圣经的本意，学者不知所从。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会集诸儒，与之论定，垂示永久，以为后世法则。”章帝依杨终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属五经博士及各署郎官与众儒生每，会集在北宫白虎观里面，讲论五经中注释同异，将那诸家所说的参酌其是非。章帝亲自览诸家之说，传旨裁决务求至当，以归于一，使天下学者依此诵习，而不惑于异说。于是作《白虎议奏》凡四十篇，引经断义，即今所传《白虎通》是也。当时名儒如侍中丁鸿、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玄武司马班固、卫士令贾逵，与明帝第三子广平王刘羡，都在其中。自是五经训诂赖以仅存。其后宋儒得有所据，以为注释而发明大义，羽翼圣真，亦汉世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亲儒臣，讲经义，为益甚多。记诵博，则闻见广；思索勤，则智识开。专心致志，则内无放逸；体验扩充，则外有资助。审学术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当否，可以决政务。以胜嗜欲，则养寿命之源；以希圣贤，则垂明哲之誉。其视声色玩好、射猎逸游之娱，无益而有损者，万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务学为急，治天下者，岂可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将窦宪恃宫掖之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乎！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将窦宪，是窦皇后的亲兄。那时章帝宠厚外戚，把窦宪兄弟都擢居贵近之职，亲幸无比。因此窦宪就倚恃皇后的声势，把贱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田。公主畏其势，不敢与他论价，章帝也被他瞒了，只说是两平交易，到后来这事发觉，才知他倚势强买。章帝大怒，召窦宪入宫，切责他说道：“昔赵高欺秦二世皇帝，当面指鹿为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谩着朝廷，强夺公主家庄田，比赵高指鹿为马之事相去几何？仔细思量起来，使人十分惊怕。想你所恃的，不过说你是皇亲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无亲，若将我祖宗的法度行起来，便弃舍了你一个窦宪，也只当孤雏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窦宪闻帝之言，始大惶惧。皇后乃脱了冠服，替他再三谢罪，许久才得解释，姑饶了他。观章帝此一事，可谓能裁抑贵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宠任之如故，则为窦宪者将何所复惮乎？故其后窦氏专恣愈甚，势倾天下，几致大祸，实章帝之姑息，有以养其乱也。古人论君德，以刚为尚。若章帝者，岂非短于刚德之为累哉！
原文
二年，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于元和二年，下诏书说道：“夫国家设立官长，本以为民，故为官的，必能爱养斯民，方为实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务本等职业，只去粉饰那虚文外貌之间，要取名誉，虽若可喜，而其实无益于民，这等的官我甚厌之，甚苦之。若那安静之吏，只是诚心爱民，朴朴实实的做去，不事矫饰，外面全无才华可观，眼前虽不见他有赫赫的功绩，到久后与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处甚多。课其治效，以日计之，虽若不足，以月计之，实为有余。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县令刘方，吏民每与他相安，众口一词，都说他刑清事简，安静不烦。看他行政，虽未有别样卓异，然拟诸悃愊无华之吏，亦庶几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细，显他精察；以问事深刻，显他聪明；以轻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严。若只这等做将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为民父母者，岂宜如此？我诏书累下，惓惓以四事为戒。赍诏的使者，冠盖相接于路，晓谕不为不勤矣。而为吏者，不见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过安在？无乃视诏令为虚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欤？自今其勉思向来的诏令，加意奉行，以称我爱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伤化，而能要显名；良吏便民，而类鲜近效。今章帝乃厌苦矫饰之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刘方无他异能，特以不烦之故，至蒙褒奖，可谓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见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读其诏令，犹可想见温厚恻怛之意，虽古之仁君，何以过哉！
原文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幸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之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殽，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和帝
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四年，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郑众谨敏有心几，遂与众定议诛宪。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迫令自杀。
直解
和帝永元四年，此时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既将兵出塞，北破胡虏，成功而归，拜大将军，封武阳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显官，有权势。如叔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府，弟窦笃封郾侯，位特进，窦景封汝阳侯，为执金吾，窦环封夏阳侯，为光禄勋。其余为侍中等官的，尚不计其数。一门亲属，权贵显赫，充满朝廷。而窦宪兄弟，倚宫闱之势，挟征伐之劳，专擅朝权，肆无忌惮，遂生逆谋。和帝心里思量要处治他，但当时在朝大小官员都是党附窦宪的，没有可与商议此事者。独有个中常侍内官郑众，他平日却谨慎明敏，有心计，多智策。和帝就与他密定谋议，诛戮窦宪，把他朋谋为恶的人尽数拿了。只缘他是太后的亲兄，恐伤母心，不欲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将军印绶，发遣就国，使人到国中，勒令自尽，而窦氏遂此败矣。按和帝此举，制外戚，收威权，似有孝文诛薄昭、宣帝除霍氏之风。惜当时不得忠臣智士与之图谋，而独使中贵得以参帷幄之议。故贵戚虽除，而宦官之势遂盛，驯至十常侍，专恣乱政，而汉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乱救乱，不败不止，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帝
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孙，清河王庆之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尚书郎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几，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
直解
衎衎，是和乐的意思。謇謇，是直言。，是巧言。安帝之初，尚书郎樊准见当时儒风渐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说道：“为人君者，必亲近儒臣，讲明经典，庶几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学问，则义理无所发明，兴亡无所鉴戒，如何做得明君圣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学，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汉之后，受天命而中兴。那时群雄四起，光武东征西战，连岁只在兵间，虽坐止之安，亦有不暇，这是何等扰攘的时节。然犹好学不倦，才投下干戈，就去讲解文艺，才歇下鞍马，就去谈论治道，而况于从容暇豫之时乎？孝明皇帝具英睿过人之资，庶政万几，无不亲自听断，一一简择于帝心，这是何等勤劳。然且留情于古人之训典，加意于六经之文艺，每次行飨老、大射礼毕，辄正坐自讲经书，诸儒辈皆环侍而拱听之。四方之人，传闻朝廷这等好学，都欣欣喜悦，有慕学之志。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庙之上。那时群贤满朝，便是遇着饮宴聚会，只相与论难讲习，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术。下至期门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经》大义。惟其化导之本，倡自圣躬，故其风教所流，不但中国从化，而且远及于蛮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学。所以论者，每称盛时，都说永平年代，我祖宗列圣崇儒，劝学之效如此。近年以来，稍稍衰废。如今学者渐少，在远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讲授为职，今则空倚着讲席，全无生徒听讲。纵是号为儒者的，亦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争论浮华，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习巧好之虚辞，是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治？今圣上讲学有期，须用名儒为之辅导。臣愚以为宜早下明诏，广求山林幽隐之贤，宠进儒学博雅之士，置诸朝廷，以待圣上讲习之期。如此，则圣学既有所资，而儒风亦有所劝矣。”此时安帝尚幼，邓太后览疏，深加听纳。于是海内名儒稍稍响用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
顺帝
孝顺皇帝，名保，是安帝长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汉安元年八月，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饕，纵恣无极，以害忠良，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直解
二千石，是郡守、国相。绶，是悬带印信的组绶。古时官员印信都悬带在身上，其绶有紫的、绿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级。这县令郡丞等官，他的绶该用黑色，故叫做墨绶。都亭，即今驿馆。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一个刺史，以督察郡守、国相、县令等官。其后刺史多非其人，举劾不得其当，奸豪横行，盗贼并起，到顺帝汉安元年八月，又选侍中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这八个人，都是素有风力的，着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贤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实勤敏的，便显扬他，都荐来擢用。其贪污暴虐、罪状显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这等大官，使臣虽不敢擅处，许他差人驰驿到京劾奏，请旨黜免。其余墨绶以下县令等官，听从拿问，径自处置，然后奏闻，就是如今抚按官一般。于是杜乔等七人各领了敕旨，前往所属地方去讫，独有张纲不去，却将所乘的车轮埋在雒阳县公馆里面，以示不行。说道：“朝廷要我等访察奸贪，搏击豪强，必将那大奸臣恶处治得几个，然后人知畏法。如今贵戚纵横，专权擅政，朝纲不振，时事日非，就如豺狼猛兽据了要路，放着这样人不能驱逐，却远去四方搜寻那贪官污吏，而问此区区狐狸之辈，岂不谬哉！”于是遂劾奏：“皇后之兄大将军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国厚恩，身处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务循理守法，而专肆贪饕，招权纳贿，纵恣无极，阴行刺杀，枉害忠良，他每心里全不知有朝廷。谨开列梁氏兄弟欺上无君的事迹一十五件，都是举朝臣子所切齿痛恨者，愿陛下察之。”书既奏进，一时京师臣民以张纲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无不震动悚栗。然当是时，皇后宠眷方盛，诸梁姻族满朝，顺帝心里虽知道张纲的言语切直，而内牵于宫闱，外怵于邪党，毕竟不能从也。夫人主总揽乾纲，威福在己，乃不胜其宠幸之私，而至于掣肘如此，亦可叹矣。卒之养成其祸，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专恣诛，中外亲族无长少，皆戮于市，资产三十余万尽没入官，亦今日之宠幸误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原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佑。章为冀州刺史，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
直解
顺帝时，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县的长吏，其搏击豪强，擿发奸宄，以才能见称者，有洛阳县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国相吴佑。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苏章做冀州刺史，有个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属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贪赃坏法，苏章按临所属地方，考察官吏之时，要查究他枉法赃私。以故人之情，不可遽绝，乃先请他相会，摆设酒肴，与叙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欢洽。那太守见苏章这等厚待他，不胜喜幸感激，说道：“众人头上都只顶戴一个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众人独有两个天矣。岂非我之至幸乎！”苏章自称其字说：“人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苏孺文与故人饮酒，极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顾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尽发其赃私，而明正其罪。于是一州境内，凡贪残之吏，豪强之家，知苏章之无私，莫不望风惧法，为之肃然。按古刺史，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御史若能奉公守法，则有司官岂敢放纵为非？有司清廉，则百姓自然安乐矣。朝廷选差御史，都得苏章这样人用之，天下何患不太平哉！
冲帝
孝冲皇帝，名炳，顺帝之子，在位一年。
质帝
孝质皇帝，名缵，是章帝玄孙，渤海孝王鸿之子，在位一年。
桓帝
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间王开之孙，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原文
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直解
公车，是收天下文书的所在。结绳之约，是上古时风俗。古时未有文字，凡立契约，只用绳子打结为记。干戚之舞，是虞舜的乐舞。舜尝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格。平城之围，是汉高祖的事，高祖尝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乃得脱。熊经鸟伸，是修养家导引之术。呼吸吐纳，是修养家炼气之术。骀字，解做脱字。衔，是马勒。牡，是牡马，古时以四马驾一车，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辀，是车前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和、銮，都是铃名。和在车轼，銮在马镳。马走则马銮鸣，銮鸣则和应而有节奏。东汉自和帝以后，主威陵替，国纪不张，外戚中官，擅权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天下独行之士。涿郡以崔寔应诏，荐举将来。崔寔诣公车，自称有疾，不能对策，退而作论一篇，讥切时事，叫做《政论》。说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无乱，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君承继先世，坐享太平，为日已久，遂生骄逸，风俗渐以敝坏，而上不悟，政事渐以衰废，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颓惰，不务讲求所以因时达变，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于乱亡而不可救。夫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宽，便是严。惟至德之世，无宽严之名，自非上德，则宽不如严，往往严的便治，宽的便乱。盖天下人心，全在这纪纲法度，以维持其涣散。而继世之后，多优游姑息，养成祸乱，所以常要励精振作，以严治之，而后不至于乱。怎见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儆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都有所惩创。不敢为非，而海内清肃，天下宁静。如今算计他的明白效验，比于文帝之躬修玄嘿，与民休息者，反似过之，这便是严之则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优游姑息，或知其贤而不能用，或知其恶而不能去。嬖宠用事，贵戚擅权，遂致纪纲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为奸臣所夺。至于王莽，遂篡汉室，究其祸原，实繇于此。这便是宽之则乱。夫严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宽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乱。繇是观之，政道之得失，不必远求，近观二帝，亦可为明鉴矣。昔周之衰，齐桓公、晋文公以兵威纠合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远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称齐桓公，嘉美晋文公，又叹管仲之功，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夫孔子岂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纲不振，夷狄内侵，诸侯莫制，而齐桓、晋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犹有取焉。诚达于权宜，救乎时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因时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于泥古，不识变通，以为上古结绳之约，可复用之以治乱秦之绪，虞廷干戚之舞，可复用之以解平城之围，岂不迂哉！然则当衰乱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宽政之是行者，何以异此。今以养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经，如鸟之伸，以调其形，这虽是延寿之术，却不是治伤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纳新，以调其气，这虽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药膏。若不问其病势之所急，但以此为良方，而概用之，则误矣。那为国之道，也如养身一般。当身子和平的时节，常常用粱肉以致养，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药石以攻之。这两件都各有所宜。夫为政者之有刑罚，即是治衰乱的药石；德教，是养太平的粱肉。粱肉虽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则非所宜。药石虽可以疗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残贼，则过于姑息，是犹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罚去治太平，则伤于惨刻，是犹以药石养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养身者，贵识攻补之宜；善为政者，贵审宽严之用。知用宽而不知用严者，犹知有补而不知有攻也。岂达权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运人事，相为循环，历代帝王，起初立法无有不善，到后来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运厄塞的时节，自和帝、安帝、顺帝，数世以来，朝政不纲，主威日替，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多以恩贷，惟事姑息，就似乘车的一般。这纪纲法度，庆赏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衔辔也。今国政废弛于上，人心纵恣于下，如驭马的人，失了韁辔，驾车的马，脱了衔口，以致四牡横奔，无可控制。纵是大路，亦成倾险，势必倾覆。到这时节，方将约结其衔勒，缠束其辀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鸣和銮，清节奏，雍容如平日哉！今当纪纲废坠，上下陵夷之时，必须用严，方可救济，若复从宽纵，将至于长恶容奸，国势衰替而不可复振矣。昔文帝之世，号称治平，人见他除去古时肉刑，只说是一切从宽，不知那时肉刑虽除，然罪该斩截右趾的，改为弃市，杀于市曹，该斩左趾及割鼻的，改为笞五百、笞三百，笞数既多，往往至死。名虽轻刑，其实杀之，盖将使人不敢轻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严致之，非以宽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严，而法其宽，岂善学文帝者哉！”那时山阳郡人，姓仲长名统者，见了崔寔这书，喜其识达时务，叹息说道：“凡为人主的，宜将这书全写一通，置于坐侧，时常省览，庶不蹈衰世之风，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
灵帝
孝灵皇帝，名宏，是河间孝王之曾孙。桓帝无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献帝
孝献皇帝，名协，是灵帝次子，强臣董卓废少帝辩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原文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繇是往见瓒，瓒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
直解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东，即今平阳府解州等地方。这一段是记刘先主的事迹。说先主姓刘名备，是涿郡人，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子孙，流落在民间。他生有异相，手臂垂下过膝，自家回顾，便看见其耳。平日有大志，要安定天下，简默沉静，无多言语，心有喜怒，不发露在颜色上。当初曾与辽西人公孙瓒，同拜涿郡卢植为师。东汉之末，董卓擅权，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此时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屯军在右北平，先主既与他有旧，就去投他，瓒收留他做平原国相。先主少时与河东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相好，结拜为兄弟。先主既为平原相，就着关羽、张飞做别部司马，分管其众。先主与这两人情意绸缪，就是睡卧时，也不相离。同在一个床榻上，其恩爱如至亲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尽忠于先主，却不以兄弟结义之情，失了上下相临之礼。平居虽是这等忘形相爱，若是公庭聚会，在稠人广众之中，便终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时跟随着来往，一步不离，虽在艰难险阻之中，未尝辞避，其忠义如此。今世俗相传桃园结义，即此是也。夫先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而负忠义之气，然又情投意合，誓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诚无间，此所以能跨有荆、益，而兴蜀汉之业也。
原文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直解
初时曹操曾破刘先主于徐州，擒获关羽以归。曹操见关羽英雄出众，每壮其为人，礼待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动静，还眷恋旧主，似未肯久留为用，以其将张辽素与他相好，乃使往见之，以试探其意如何。关羽叹息，从实对张辽说：“我极知曹公待我甚厚，非不感激，奈我先受刘将军厚恩，与他发过誓盟，愿同生死，不可负背他，更事别主。我终不留于此，但曹公之恩，我岂肯遽忘，须要立些功效，以报答曹公，方才辞去耳。”张辽把关羽的言语，回报曹操，曹操见关羽这等忠义，越发敬重他。及袁绍遣大将颜良来攻曹操，其锋甚锐，关羽替曹操迎敌，单刀匹马，刺杀颜良于万众之中，既以此报曹操的恩，遂写一封书，拜辞曹操。那时闻刘先主正在袁绍军中，就径自奔寻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领兵追赶，曹操止他说：“人各有主，他也是各恋其主，终强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说关公千里独行，便是这件事。夫刘先主之在当时，兵破势穷，寄身河北，其视曹操之势，安危成败，相去何如。然关羽宁为故主死，而不肯为曹氏留，艰险不避，始终一心。此所以忠义贯于古今，精灵充于宇宙，而后世有叛君事仇，自托于去就之智者，视此可以深愧矣。
原文
十二年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繇是诣亮，凡三往，乃见。
直解
献帝建安十二年，此时天下扰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藉父兄之业，据有江东。刘先主新败于曹兵，往荆州依刘表。这里有个贤士，姓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荆州襄阳县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乐毅。管仲，是齐桓公的谋臣，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是燕昭王的谋臣，能复燕国，报齐仇。诸葛亮自负有王佐之才，若遇着齐桓、燕昭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济天下，兴复汉室，做得这两人的事业，故以自比。当时众人莫有能知他的，见他自比管、乐，都不信许，只有颍川郡徐庶与崔州平，这两人认得他是奇才，果然干得管仲、乐毅的事，非是浪说。及先主在荆州时，访问这地方的贤士于襄阳人司马徽，徽对说：“那儒生俗士每，徒事章句，岂能通达世故？要求通达世故的，须是英俊豪杰，非常之人才可。这里自有伏龙、凤雏，两个俊杰。”先主问是谁，司马徽对说：“诸葛孔明乃伏龙，庞士元乃凤雏。”孔明是诸葛亮的字，士元是庞统的字。其后徐庶来见先主于新野县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说：“诸葛孔明是个卧龙，虽在潜藏，实能变化，将军可要见此人否？”先主说：“既如此，你可与他同来。”徐庶说：“这人只可到他家里就见，怎么呼唤得他来，将军还该枉驾去求见他才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语，便亲自到亮家里，连去三次，才得相见，就与先主谋据荆、益二州，结好孙权，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后来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矣。观此，可见孔明在草庐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经画得停当了，故蜀汉四十年之业，与孔明相为始终。有孔明，则日兴，无孔明，则日废，是汉室不可无孔明也。然遇先主，则建三分鼎足之业，不遇先主，将终为南阳之耕夫，是孔明不可无先主也。其两相成如此。而又必本于相知，盖主能知臣，然后信之而不疑，任之而不贰，虽亲密如关羽、张飞，不能间其交。臣能知主，故感激而驰驱，尽瘁以图报，虽富强如曹操、孙权，不能移其志。惟相知，故相得；惟相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鱼水之投者，必称先主、孔明，而至于今，犹以为美谈也欤。
原文
曹操密遣蒋干往说周瑜，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直解
孙权的大将周瑜，既破曹操之兵于赤壁，曹操大惧，他帐下有个宾客，姓蒋名干，是周瑜的旧交，乃密遣他往见周瑜，说他来降。蒋干乃穿布袍，戴葛巾，只托做故人自来相访，使吴人不疑。周瑜已知他来意了，出营相迎，立便呼蒋干的表字说道：“子翼好生受苦，远涉江湖，不避风波之险，莫非是替曹氏做说客邪？”因延入蒋干，与他遍观营寨中的军马，又行看仓库钱粮，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严整，夸其富贵。既一一看了，乃请他回到帐中饮宴。因对蒋干说：“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丈夫处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面虽托为君臣之分，内里情意相结，实与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则必用，以计则必从，上下一体，休戚利害，无不同之。遇主如此，自当感恩图报，有死无二，莫说常人离间不得，便是苏秦、张仪那样舌辩能言的人此时再生，亦岂能反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绝蒋干者至矣。蒋干既被周瑜说破，只得笑应，终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报曹操，盛称周瑜识量弘雅，志趣甚高，君臣义重，非言辞所能离间也。夫以周瑜之才，不思为汉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窃据之孙权，固为不得其正矣。然能报恩于知己，尽心于所事，不以祸福动其心，亦人臣之大节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孙权言行计从，骨肉之恩，有以结之。吴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业，不亦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