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是有天下之号，高祖初为汉王，后即帝位，遂仍旧号。这一篇书，载汉家一代的事迹，故称为“汉纪”。
高帝
太祖高皇帝，姓刘氏，名邦，字季，沛县人。初以泗上亭长起兵，诛暴秦、灭项籍，而有天下。在位八年，以其功德高厚，为汉家一代之始祖，故庙号高祖皇帝。
原文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直解
霸上，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组，是印绶。史臣记，汉高祖未即帝位，初为沛公时，奉楚怀王之命，举兵伐秦，以冬十月，先诸将入关破秦，到霸上地方。是时秦王子婴即位才四十六日，见人心离叛，事势穷蹙，遂驾素车，乘白马，颈项上系着组绶，将传国的宝玺与发兵的兵符及使臣所持的节都封了，献上沛公，投降于轵道之旁。时跟随的诸将劝沛公说：“秦为无道，天下怨之久矣。今既破了秦关，得了秦王，正该杀了他，以泄天下之忿。”沛公说：“不可。始初楚怀王命将伐秦，不遣别人，乃独遣我，固以我宽大能容人故也。且用兵之道，不杀已降。今子婴已降，又从而杀之，不祥，亦非怀王当初遣我之意也。”乃将秦王付与所在官司收管，以待怀王之命而处置焉。此沛公之仁也。其后项羽入关，遂杀子婴、坑降卒、烧秦宫室，秦人以是怀沛公之恩、而怨项羽之虐。则楚汉成败之机，盖已决于此矣。
原文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直解
沛公既入关破秦，遂引兵西入咸阳京城。诸将每贪秦财物，都争先走去府库中，将金帛财物取而分之。惟有萧何独自先入秦丞相府里，急忙收拾那地图册籍等书藏之，其他财物一无所取。因此沛公按这图籍，得以备知天下形势险阻，及户口或多或少，殷实消乏的去处。所以后来用兵，晓得某处可攻、某处可守，均派粮差，知道某处户口殷实、某处户口消乏，皆赖萧何收藏图籍之功也。即此可见萧何志虑高远，迥出于寻常之外。汉高祖所以能成帝业，何之力居多。史称其为一代宗臣，岂不信哉！
原文
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直解
沛公既破秦入咸阳，见秦家宫室雄丽，一应供具帏帐等物，极其齐整，凡狗马珍宝之类及侍奉的宫人美女，各有千数之多。沛公见了这等富贵，不免动心，便要留在那里住下。其臣樊哙恐他溺于侈乐，误了大事，进谏说：“请问沛公，此一来，要并有天下，成帝王之业乎？或只是图些享用，做个富家翁而已乎？若只要做个富家翁，便留在这里住也罢；若是要并天下而为帝王，则当鉴秦之所以亡，而反其所为才是。凡此奢靡华丽之物，皆秦剥民财力所为，秦人因此失了人心，以至亡国，今岂可复效其所为而用之乎！愿急引军回霸上去，不可留住于此。”沛公一时不能听樊哙之言，张良又谏说：“秦家只因所为无道，残虐其民，故沛公得以除暴救民为名，而至于此。夫既要替天下人除去残贼，吊民伐罪，哀怜百姓的困苦，当如丧礼一般，以缟素为资。今方入秦，就安享其奢靡之乐，全无哀痛之心，则是秦之虐固与夏桀无异，而公之所为又与秦无异，乃古人所谓‘助桀为虐’者耳，岂吊民伐罪之师哉！且忠直之言耳里听着虽不顺意，然却有益于行事。譬如毒药，口里吃着其味虽苦，然却能去病。今樊哙之言，乃是忠言，不可不听也。”沛公就听张良、樊哙之言，还军霸上。夫帝王之举动乃天下所观瞻，若动有可议，谁肯归戴？汉高祖初入秦宫，遂动心于富贵，几乎误了大事。及一闻张良、樊哙之言，遂整军霸上，以待诸侯之至。此等举动何等光明正大，故秦民因此信其果为除害而来，而敌国谋臣亦以此知其志不在小。视彼项羽收其宝货、妇女以东，而秦民遂大失望者，胜负岂待辨哉！然使非张良、樊哙之言，则汉高未免有过举矣。故史臣记此一段，以见二臣能谏之忠、汉高从谏之善，乃转祸为福之一大机也。
原文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直解
父老，是百姓年高的。豪杰，是地方中的好汉。安堵，是安如墙堵，不迁动的意思。沛公既破秦入关，这年冬十一月将还军霸上，乃尽唤关中年老的百姓并地方上的好汉都来，分付他说道：“秦家暴虐无道，法令琐碎，你这父老人等被害久矣。那秦家的法度好生利害，但是诽谤君上政令的，便诛及三族，有两人对说诗书的，便戮于市曹，其烦苛惨刻如此。起初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的，便封为秦王。我今先入关破秦，当王关中，与你众百姓做主。如今先与你父老每相约，我的法度没有许多，只是三条：杀人的，着他抵死偿命；伤人的、与做盗贼的，各问以应得罪名。此外但是秦家那琐碎的法度，都一切除去不用，你众官吏百姓每都照旧各安分守职，不必迁动。我这一来，只要为你每除害，不是来侵暴百姓的，你每休得怕惧。我如今暂且收了军马，还屯霸上，等待众诸侯都到了时，面定前日王关中的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家原设的官吏循行各县、乡、村邑里，分投晓喻，使那未到的小民也通知道这意思。于是秦中百姓无不欢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与沛公，犒飨军士。沛公又辞让不受，说道：“今仓廒中粮食尽多，不至乏绝，不要破费了你百姓的钱米。”那百姓每听得这话，愈加欢喜感戴，只恐怕沛公不得做秦王。夫汉高初入关时便得民心如此，盖秦为无道，百姓方患苦之，而高祖一旦代之以宽，如大旱之得时雨，有不欢忻而仰戴者哉！《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故秦之严刑而多杀者，适所以驱民使归汉耳。汉家四百年的基业，在此三章约法中矣。
原文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偏，不犹愈于死乎？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直解
三秦，是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分王秦地，故号三秦。始初楚怀王与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者，便封他做秦王。其后高祖独先破秦，当为秦王。项羽后到，却倚他兵力强盛，背约失信，不肯着高祖做秦王，乃三分秦地，把秦家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都封为王，镇守秦地，却将高祖封在汉中四川地方，叫做汉王。汉王因此嗔怪项羽处事不公，负约爽信，发怒欲举兵而攻之。其时周勃、灌婴、樊哙三个都是武将，没见识，不能审度时势，只管劝高祖举兵攻项羽。独有萧何进谏说道：“楚强汉弱，力势不敌，今若攻楚，必致败亡。汉中地方虽是偏僻，还得生而为王，不强如兵败而死乎？大凡成大事的，要忍小忿。古昔帝王有能审己量力，暂诎一人之下，竟能创业垂统，伸于万乘之上者，如殷汤事桀、周武王事纣是也。往事如此，可以为法。臣愿大王权且退一步，去汉中地方布德施惠，抚养百姓，招致四方贤人，收用巴蜀士卒。待君之根本已固、兵食已足，那时却举兵回来，平定三秦，收复关中地方，天下大事从此可图也。今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轻生以攻楚，不亦谬乎？”汉王听了这话，说萧何的见识远大，说得有理，便依从他说，去到汉中权为汉王，而以萧何为丞相，与图国事。其后高祖到汉中，果能任用三杰，还定三秦，遂灭楚而有天下，皆萧何“养民致贤”之一语启之也。
原文
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直解
南郑，是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亡，是逃走。信，是韩信。汉王既用萧何之言，就国汉中，行到南郑地方。诸将及军士多是东方丰、沛等处的人，离家日久，个个思量东归，唱的歌曲都是思乡的意思，多有在半路里就逃去了的。那时韩信做治粟都尉，见汉王不能用他，也随着众人去了。萧何平日晓得韩信才略可任大事，猛听得说韩信也走了，心里忙迫，不及奏知汉王，就自家去追赶他。军中不知萧何是追韩信，只说萧何也逃去。有人告于汉王说：“丞相萧何走回去了。”汉王大恼怒，见失了辅佐，就如失了左右两手一般。住一二日间，萧何回来参见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问说：“你如何也撇了我走回去？”萧何对说：“臣不是逃走，乃是追赶韩信来。”汉王骂说：“我手下管兵的将领，逃去了十数人，不曾见你去追赶，乃独追一韩信，这是你支吾欺我之言！”萧何对说：“诸将都是庸才，便去他十来个有何难得。至如韩信，智勇才略天下无双。大王若只是长在汉中做王，却也用不着韩信；若是要东向争取天下，则除了韩信，无可与谋此大事者。故臣一闻其逃，不及奏知，急去赶将回来，恐失此人耳。但不知如今大王的意思何如。还是要王汉中？还是要争天下？”汉王说：“项羽违约，封我于汉中，我甚不乐。我的意思亦欲东向而争天下耳，岂能郁郁久居此处乎！”乃用萧何之言，就着人去呼唤韩信来，拜为大将。萧何说：“大王平素待人傲慢无礼，如今要拜一个大将，把取天下的大事付与他，却乃如此轻易，恰似呼唤小儿一般，这等待人无礼，人如何肯用命？此韩信所以不乐而去也。王若真个要他做大将，须选择个好日子，大王自家斋戒致敬，筑立坛场，备具礼仪，方才成个拜大将的道理，韩信才肯尽力为用。”于是汉王听许，一一都依着萧何的言语。那时诸将听得汉王将举行拜将的殊礼，却不知所拜的是谁，都暗地欢喜，人人自负说：‘这大将莫非是我做？’及至拜大将时，乃是韩信，一军之人无不惊讶。盖韩信在先未遇时，曾乞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人素轻贱他。只有萧何知道他是个豪杰，荐于高祖。一旦加之以殊礼，拜之为大将，故人以为惊讶。其后果能定三秦，举燕赵，破楚灭项，助成帝业。可见非常之功，非常人所能任；而非常之才，亦非常人所能知。韩信以一逃亡小卒，若不遇汉高英雄之主、萧何知人之相，则将终身困穷而已。夫欲图大事、建大功者，岂可以名誉资格求天下之豪杰也哉！
原文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今项羽放杀之。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直解
平阴津，是平阴县的渡口。新城，是洛阳县的乡名。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老人。三河，是河南、河东、河内。汉王既用萧何之计，用韩信为大将，引兵还定三秦，出关、下河内，遂南渡平阴津，到洛阳新城地方。那时项羽方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于是新城乡有个三老叫做董公，拦着路献个计策与汉王，说道：“臣闻取天下在有仁义之德，顺此德的便昌盛，逆此德的便灭亡。兵之胜负，在德之顺逆。若出兵而无名，大事如何得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仗天下之大义，立个名号，显得那敌人是贼，我为天下声其罪而讨之，则顺在于我，逆在于彼，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矣。今项羽大逆无道，放杀其主，这正是天下之贼也。我的勇力虽不如他，然以仁义临之，仁不在勇，义不在力，顺逆一分，强弱都不论了。今大王正宜倡率三军，同服缟素，因以赴告于诸侯，而讨项羽弑君之罪，则兵出有名，大事可成矣。”于是汉王用其计，为义帝发丧成服，乃遍告诸侯说道：“往时天下诸侯共立楚怀王以为义帝，奉他做主，我与项羽都是义帝的臣子。今项羽乃放逐义帝于江南而杀之，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寡人今亲为义帝发丧，使军士每都穿着缟素孝服，尽发关中兵马，收集三河士卒，南浮江汉而下，愿随着诸侯王讨伐那楚国弑义帝的篡贼，以报君父之仇，明君臣之义焉。”从此汉王举动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汉兵之出，始堂堂于天地间矣。项羽虽强，岂能与之为敌哉！此不独能摧服群雄，而正人心以培国祚，实基于此，皆董公一言启之也。
原文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馋，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不信钟离昧等。
直解
骨鲠，是刚直不顺人意，如骨之鲠人一般。亚父，是范增，项羽尊他叫做亚父。反间，是造捏虚词、离间人的意思。汉王自睢水战败退守荥阳，与项羽相持日久，不能取胜，因谋于陈平说：“如今天下纷纷争斗，不得休息，不知何时才得灭楚，平定天下，你有甚奇计可施否？”陈平对说：“汉所以不能胜楚者，只因项王尚有心腹得力的臣帮助他故耳。臣料项王手下骨鲠忠直之臣其实不多，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辈，不过数人而已。大王若肯不吝数万斤之金抛舍出来，把去行反间之术，离间了他的君臣，使他自相猜疑，必至离心。项王为人心多疑忌，好听谗言，一闻反间之语，必然君臣生疑，内里自相诛杀。那时汉却乘机举兵攻之，破楚必矣。”汉王说：“此计甚好！”即捐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任他将去使用，更不稽查其出入。陈平乃多把这金去买嘱项王左右，广行反间于楚，到处传播说道：“钟离昧等为项王将，运筹出力，功劳多矣。然到今不得分土受封，枉受许多勤苦。以此心怀怨望，要与汉家连结为一，共灭项氏，把楚地分了，各自为王。”这是陈平反间的说话，要去激怒项王。项王听得这话，果然心疑钟离昧等，只道他真有反意。自此凡有计谋都不信用，盖已中陈平之计矣。楚之败亡实决于此。此虽陈平诡计，亦本项王意忌信谗，有以致之。向使项王君臣相信，不听谗言，如燕昭王之于乐毅，魏文侯之于乐羊，则虽有陈平之智，亦安所施哉！古语有云：“木必先腐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用人者可不鉴哉！
原文
夏五月，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悦服。
直解
高祖既灭项羽，即帝位。一日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众诸侯及诸将每，在我面前不要隐讳，各陈你每所见，且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内中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天性好简嫚轻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待人有礼。然人所以肯尽力于陛下者，以陛下能不吝爵赏。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享其利。因此人人尽力，以图功赏，所以能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有功者不但不赏，反忌其能而害之，贤者疑而不用。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所以失天下也。”高祖说：“公等说的虽是，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所以取天下者，全在能用人故也。夫运筹画策不出帏幄之中，而能料敌制胜于千里之外，这样智谋，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饷不致乏绝，这样才干，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用之有法，战则必胜，攻则必取，这样勇略，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一时豪杰，非常之才。我着张子房常在左右，运筹画策为吾谋臣；着萧何镇守关中，供给粮饷；着韩信做大将，领兵征讨。得此三人之力，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被我擒获也。”群臣闻高帝之言，无不忻悦敬服。夫用人者常裕，而虚怀者然后能用人。若论勇猛善战，汉高不及项羽远甚，所以胜之者，以能用人耳。而所以能用人者，繇其自谓不如人也。夫以匹夫取天下，天下莫不归服，而犹自谓不如其臣，此汉高之所以大过人欤。
原文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直解
道引，是修养家运气之术。张良为人素多疾病，自从高祖入关之初，便就学修养之术，导引运气，不食五谷。及至佐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一日自家称说“我本是韩国之人，父祖以来，五世为韩相国，世受国恩。不幸宗国为秦所灭，我不爱惜万金之产，悉以家财募求力士，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为韩报仇。那时虽误中副车，不曾伤得始皇，然以秦皇之强而我椎击之，威加万乘，义复强仇，天下之人谁不振动！其后遇着真主龙典，我止凭三寸之舌运谋画计，毕竟灭了强秦，赞成汉业。天子待我以师礼，封我以万户，位为列侯，布衣荣遇，至此已极。我平生只要报仇雪恨，济世安民，今已心满意足矣，此外更复何求！惟愿遗弃了人间功名、富贵之事，随着赤松子同游于方外耳。”赤松子，是上古仙人之号，良盖假托之辞也。夫张良有大功于汉，高祖方尊礼之，何天下甫定，遂托于神仙之事而去乎？盖良以五世相韩之故，志复不共戴天之仇，其仕汉也，以为韩也，韩仇既报，遂浩然有归志焉。故后人论之曰：张良始终为韩。又曰：留侯君臣义重。其真知良之心哉！
原文
始剖符，封诸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直解
剖，是分，符，即是如今封功臣的铁券，两块相合，一块赐与功臣，一块藏在内府存验，所以叫做剖符。彻字，解做通字，以其功通于王室，故谓之彻侯。酂，是县名。高帝既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不能决，至即位之次年，始剖分符券，封诸功臣等为通侯。以萧何之功最高，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比诸功臣独多。诸功臣心里不服，都说：“臣等身自披着坚甲、执着利兵，亲去攻城陷阵，多者百余战，少也有数十合，受了许多辛苦，才挣得个功次。萧何并未曾有汗马战斗的功劳，只以文墨议论为事，今论功行赏，乃反居臣等之上，何也？”高帝要折服群臣之心，乃设个比喻问他说：“诸君晓得田猎之事乎？夫打猎之时，赶杀兽兔者固在于猎犬；若解放那猎犬，发其踪迹而指示以野兽所在，使之追杀者，则繇于人。故杀兽者狗，而使狗者人也。狗之功，非人之比明矣。今诸君只靠勇力厮杀，虽有攻城略地、斩将搴旗之功，不过如猎犬能追得走兽耳。至如萧何，则居中调度，运谋画策，使诸将各效其能，就与猎者发踪指示一般，其功人也。诸君之功，岂得与萧何比哉？”群臣闻了高帝此言，乃自知其功不如萧何，莫敢复有争论者，而萧何之功遂巍然为一代功臣之冠矣。盖萧何能用人，诸将则为人所用，顾用人者功虽大而无迹，为人所用者功虽小而易见，非高帝取喻于田猎，何以服天下之心哉！此万世论功者之准也。
原文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即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直解
什方，是地名，即今四川成都府什邡县。高祖既定天下，论功行赏，已先封萧何、曹参等有大功的二十余人为侯。其余诸将，因各人开报功次，查算多少，议论不决，未得行封。高祖一日在洛阳南宫中，从阁上望见外面诸将每时常有三三两两，在洛水边沙地上空阔无人处并坐着说话。高祖心下生疑，问左右说：“这将官每时常在那背地里说些甚么？”留侯张良对说：“陛下起自布衣，不阶尺土，用此辈众人之力，攻城略地，取有天下。今既为天子，当替天行道，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不以私喜怒与其间，方才人心悦服。今所封的虽是有功，然都是平日亲厚的人，其余皆未得封；所诛杀的大率是素有仇怨的人，未必尽当其罪。众将每因此心怀疑惧，恐未必得封，而或横被诛杀，故相聚谋为反叛耳。”高祖听得张良之言，甚以为忧，遂问张良说：“今人心危疑如此，当何计以安之？”张良对说：“请问主上平素所憎恶，群臣又皆知主上恶他的，第一是谁？”高祖说：“这诸将中雍齿与我旧有怨隙，我曾着他守丰邑，他叛我降魏，又屡次窘逼困辱我，我心里极恨他，只要杀之，但因他复降之后，屡立战功，所以不忍。这是群臣所共知者。”张良说：“既如此，宜急先封了雍齿，诸将见主上记功不记仇，虽一时未及尽封，他每也都自安心，不复疑惧矣。”高帝听用其言，即置酒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一面催促丞相、御史作速考定群臣的功次，以行封爵。诸将每饮宴既毕，皆欢喜相告说：“雍齿素与主上有怨，今尚且以功得封为侯，至公如此，何况我等无雍齿之怨，岂没我之功，而不加封爵哉？迟早定有处分，不必忧虑矣。”夫汉高以初定之天下，而当诸将之怀疑，使驾驭失宜，变生肘腋，为患非细。所幸急听张良之策，一封雍齿而众心遂安，较之反谋既成，而后勒兵扑灭者，利害劳逸何如哉！此可见消患者贵于未形，而惟至公乃足以服天下也。
原文
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二者因时势、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直解
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因秦时所制的礼仪法令甚是烦琐，乃一切除去不用，凡事务从简易。但当此之时，初罢战争，朝廷之中皆武夫壮士，不知尊卑体统。群臣饮宴中间彼此争功，至有酒醉狂叫，拔剑击柱者。高帝看见，心里也甚是厌恶之。于是博士叔孙通因奏说：“臣闻世乱思得猛士，时平必用文儒。若要攻城略地，进取天下，诚非文儒所能；若要讲明礼度，保守成业，则非文儒不可。今上下之分不明，人心怠肆，不知礼法，岂长久之道。臣愿征召鲁国的诸儒生，与臣门下的弟子数十人，共起立一代朝仪，使人知尊卑上下之等，则体统立而朝廷尊矣。”高帝说：“这古礼只恐如今难行。”叔孙通对说：“昔五帝生不同时，所作的乐也各不同。如少昊作《大渊》之乐、颛顼作《六茎》之乐、帝喾作《六英》之乐、尧作《大章》、舜作《大韶》，这便是五帝异乐。三王生各异世，所行的礼也各不同。如夏则尚忠、商则尚质、周则尚文，这便是三王不同礼。盖礼、乐这两件，但随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或太过，则节损之；或不及，则文饰之。缘情而立，初非强人以难行之事也。臣愿博采古先的礼仪与秦时的礼仪，酌古准今，相杂而成朝仪，不必拘定古礼。”于是高帝许之说：“你可试做来与我看，务从简便，使人容易得知，又须度量我所能行者乃可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人而无礼，大乱之道。但俗儒不达制礼之本意，好是古而非今，务为高远迂阔之论，遂使人主苦其难而厌之。叔孙通谓礼乐因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可谓知礼乐之本者矣。
原文
七年，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肃敬。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
直解
长乐，是宫名。六百石，是汉时第八等官员俸禄之数。法酒，是礼法之酒。上寿，是献酒祝寿。汉家因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行朝贺礼，高帝既用叔孙通之言，新定朝仪。至七年冬十月新起长乐宫，工完，正当诸侯群臣都来朝贺之时，遂举行叔孙通所制的朝仪。上自诸侯王大臣，下至六百石品官，都以次引入殿廷中，行朝贺礼，莫不震恐肃敬，一一都依着他的仪注行。朝贺礼毕，又置法酒于殿上，诸侯群臣侍坐的，都俯身低首，不敢仰视，各照尊卑的品级，以次起来奉酒上寿，不得搀越。从初朝至酒罢，并没有一人喧哗失礼的。于是高祖喜而叹说：“我在位七年，今日方知做皇帝尊贵如此。”乃拜叔孙通为太常，使专掌礼仪之事。汉家一代典礼，皆自叔孙通始也。然其所制，皆就高帝之所能行者而为之，故真意虽存，而礼文颇略，后世讥之以为野焉。
原文
十年，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之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直解
吃，是人说话謇涩。期，是必，重说期期，是口吃之声。高帝初立吕后之子为太子，至即位之十年，戚夫人方有宠，生个儿子，封为赵王，名叫如意。高帝甚爱他，常嫌太子慈仁而柔弱，无英明之资，恐不可为天下主，欲废之，而改立赵王为太子。夫以无罪而易太子，这是高帝差处。当时诸大臣皆执大义谏争，高帝溺于戚姬之爱，不能自断，谏者虽多，都未见听从。有御史大夫周昌，平素刚直敢言，当大廷中面争甚力，高帝因问他太子所以不可易之故，要他说将来。周昌为人口吃，说话迟难，心里又甚恼怒，越发气急，说不出来，因对说：“臣口吃不能言，然心里必必知其不可，陛下若欲废太子，臣必必不敢奉诏。”高帝见周昌口吃如此，不觉欣然而笑，而废立之意，亦为之中止。夫高帝溺爱宠姬，欲易太子，几乎动摇国本，固为过举矣。然能容周昌诸臣之强谏，竟割一己之私情，以从天下之公议，非其明达大度而能之乎？所以史臣称之曰：“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此类是也。
原文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直解
乃公，是高帝自称，譬如俗说尔父也。高帝既定天下，其臣陆贾时常在高帝面前，称述古时诗书上的说话。高帝平时不喜诗书，因骂陆贾说道：“我东征西战，只在马上得了天下，要那诗书何用！”陆贾对说：“世乱用武，世治用文。这天下虽是马上得来，如今还可以马上治之否？昔者汤放桀、武王伐纣，初皆用武而以逆取天下。既得天下之后，便立纲陈纪，制礼作乐，用文以顺守之，故能绥定大业，传之永世。可见文武并用，乃长治久安之道也，安可弃诗书而不事哉！”高帝乃以陆贾之言为然，因命之说：“既是如此，你试替我做一篇书，著秦所以失天下者如何，我所以得天下者如何，及自古以来成败之国，备述其故，朕将览焉。”陆生乃略述古今兴亡事迹，著为一书，为道基述事等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辄称善嘉纳，以这说话，他从来未闻，遂名其书曰《新语》。不知陆贾所述，亦皆诗书中道理，固非创新为之者也。然高帝虽不事诗书，而其雄才大智，实旷代之英主；其创造大业，规模宏远，亦自有与诗书暗合者。顾当时号为儒生者，皆迂阔俗儒，所言皆诗书之糟粕，泥古而难通。故高帝见辄嫚骂，甚至溺冠以辱之。惟陆贾颇达时宜，卑论侪俗，故高帝悦之。然贾亦非真儒，其所著书，不过战国纵横之余论，其于帝王经纶天下之大经大法，实未有闻也。若以高帝之英明雄略，能留心于学问，而又得豪杰真儒以佐之，则其功业又岂止于是而已哉！
原文
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叔孙通谏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直解
高帝每常欲废太子而立赵王，自破了黥布回来，疾病渐加，思为身后之计，越发要改立太子。虽亲信如张良者谏他，亦不肯听从。此时太子几危，于是太子太傅叔孙通舍死进谏，说道：“古时晋献公有太子申生甚贤，到后来宠爱骊姬，生少子奚齐，献公信骊姬之谗，遂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其后献公死，奚齐为其臣里克所杀，晋国大乱者数十年。近时秦始皇也只因不早定长子扶苏为太子，却使他监兵于外，以致身死之后，奸臣赵高得以诈称遗诏，杀扶苏而立少子胡亥，自取灭亡，宗庙绝祀，此乃陛下所亲见的，可为明鉴。今太子德性仁孝，未有过失，天下皆闻知之，一旦无故见废，臣恐人心不服，变故必生，而奚齐、胡亥之祸将复见于他日矣。陛下若必欲废嫡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戮，以颈血污地，不忍见其乱也。”高帝说道：“我不是真个要废太子，特戏言耳。”叔孙通对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为之震动，奈何把天下来作戏！”高帝闻叔孙通此言，心里感动，又当时大臣谏争者多，高帝知群臣之心皆不附赵王，恐立了生变，乃止不立，而太子遂安，实叔孙通强谏之力也。尝考叔孙通先时事秦，每阿谀苟容；及其事汉，乃能以死力争，而定太子之位。可见人臣之忠佞，亦观上之意向何如耳。语曰：“主圣臣直。”岂不信哉！
原文
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直解
高祖与群臣同起艰难，开创基业，群臣的优劣知得最真，任用各当。及至末年有疾，吕后恐有不测，国事付托，贵于得人，乃从容问说：“见今萧何一时称为贤相，倘陛下到百岁后，那时萧何或又不在了，谁人可以替他？”高祖说：“曹参好。”吕后又问：“曹参之下，还有谁可以为相？”高祖说：“王陵亦可，但其性太直，不知通变，当兼用陈平以帮助之。陈平为人多智谋，然机变不测，难以独任。若用陈平，又须兼用周勃。周勃持重谨厚，虽少文采，然沉毅有力量，若国家一旦有事，能戡乱靖难以安定我刘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为太尉之官，管领兵马以备缓急之用。”吕后又问这四人之外，还有谁好。高祖说：“自此以后，人才固难预拟，恐那时你亦年高去世，不得知矣。”高祖与吕后商议之言如此。大抵宰相须才德兼全，守正而又能达变者，乃称其职。汉初宰相，惟萧何才德皆优，为一代宗臣。曹参之才虽不及何，而能谨守成法，无所变更，抑其次也。此外如王陵之正直，陈平之智谋，周勃之厚重，则各有所长，不能兼备。惟高帝知人善任，裁截而用之，故终孝惠、孝文之世，戡定祸乱，致治升平，皆此数人之力。可见人才难得，为君者诚得才德兼全之人而用之固善，如不得其人，则舍短取长，并用相济，亦足以建功立事，此人主择相之法也。
原文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高祖的事实。说高祖始初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未尝修习文学之事。然其天性聪明洞达，遇事好与人谋画，闻人之言，即便听从。虽下而监门小军那样卑贱的人，才一见面就如故旧一般。待之有恩，人心无不感悦。初时见百姓每苦秦苛法，乃顺民之心，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及天下既定，以三章之约不足以惩奸，乃命萧何次第律令，作律九章；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命张苍定立各项法度章程；命叔孙通创立各项礼仪。又大封功臣，与他剖符立誓，为山河带砺之盟，以丹书之于铁券之上，盛之以金匮石室而藏之宗庙之中。这都是高祖立国规模，其大者如此。虽在位不久，其于法制品节之详，犹有未能一一整齐处，然其大纲已正一代之规模体统，亦可谓弘大广远而不可及矣。汉之所以垂四百年之基业者，良有自哉。
原文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诚信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拔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直解
班彪，是汉光武时人。曾作《王命论》一篇，明帝王之兴，皆天所命，不可以智力强求，以警惧当时之称王僭号、窥窃神器者。其论中一段说道：“人只见汉高祖起自布衣，遂有天下，不知他乃天所命的，非是容易。盖在高祖之兴有五件过人处：第一件，他是帝尧之苗裔，盖唐尧之后有刘累，事夏孔甲，为御龙氏，传至高祖仍姓刘。是高祖乃帝尧后代子孙，非凡族也。第二件，他体貌多奇异，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生来就与寻常人不同。第三件，他神武有征应。初起时，当径斩白蛇；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及所居上有云气，龙虎成五采，识者已知其当兴。第四件，他有宽明仁恕之德，人心都归向他。第五件，他认的人，又善于任使，各当其才。既有这五件，又加以诚于好谋，明于听受。见人之善，求之若不及；用人之善，视之若己出。其从谏也，如水之顺流无少逆拂；其趣时也，如响之应声无少迟误。在荥阳时，先误听郦生计，欲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极言其不可。那时高祖方食，即吐哺骂郦生，不用其言，而纳子房之策，其见事疾捷如此。在陈留时，郦食其求见，高祖方洗足，不为礼。郦生说：‘今欲灭无道秦，不宜以倨傲接见长者。’高祖便自家认不是，辍洗而揖谢之，延之上坐，其屈己下士如此。起初高祖以家在关东，欲定都洛阳，一闻戍卒娄敬之言，说洛阳不如关中，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更无一些怀恋故土的意思，其果断刚决如此。起初溺爱赵王，欲立为太子，换了惠帝，张良因请起商山四皓来，与太子游。高祖素闻这四人的名，见了大惊，以为太子能招致贤人，必然可以付托天下，遂定立惠帝，而遣赵王之国，其为宗社远图，而不牵于私爱如此。韩信是个小卒，高祖举之于行伍之间，而拜为大将；陈平自楚逃来，高祖拔之于亡命之中，使之骖乘，其用人不疑如此。所以那时英雄之人都为他用，各尽其力；贤智之士都为他谋，各献其策。五载之间遂成帝业，非偶然也。”这是班彪《王命论》中，称述高祖许多好处，以见其兴王之繇。然所谓苗裔、体貌、征应，虽帝王之一验，而非其本也。就中最紧要的，只是宽明仁恕，知人善任，用人如己，从谏如流，数语得以尽之。这几件，不独是开创之大略，守成业而保天命者，亦所当取法也。
惠帝
孝惠皇帝，名盈，乃高祖之长子，在位七年，谥曰孝惠。汉家世世称孝，谓能世守先业之故也。
原文
帝怪相国不治事，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参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直解
惠帝即位之初，曹参既代萧何为丞相，凡事都遵依着萧何的行，无所改变。惠帝见曹参如此，心里疑怪，道他为相国，天下这许多事，为何都不理会？曹参因问帝说：“陛下自家看聪明圣武，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上比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才能，比前任的萧何如何？”惠帝说：“卿似不如萧何。”曹参因说：“陛下这话说的是，陛下果然不如高帝，臣果然不如萧何。夫以高帝之圣武，萧何之贤能，共起布衣，平定天下。东征西伐，经历过多少人情事变；熟思审处，立下法令以贻后人。既已明白停当，无可改变，今日但安享其成，陛下垂衣拱手于上，臣等奉法守职于下，一一都遵依着前面的行，不至失坠就好了，何用多事而纷更之乎？”于是惠帝乃以曹参之言为然，更不疑怪他。曹参为相国三年，海内治安，百姓乐业，民间做成歌谣说道：“萧何为法，较若画一。”言萧何定的法度，较然明白，甚是齐整也。“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言曹参代何为丞相，谨守他的法度，无所失坠也。“载其清净，民以宁壹。”言他能守法勿失，清净不扰，而民亦有所遵守，都安宁而齐壹也。然当是时，天下甫定，又当高帝、萧何开国之初，纪纲法度，事事齐整，为曹参者，只宜安静守法，与民休息，盖审时度势，不得不然也。若承平日久，人心怠玩，法度废弛，则又当修举振作一番，乃为久安长治之道。若不审于时势之宜，因循偷惰，旷日废职，而借口于曹参之安静，则将至于颓靡废坠而不可救矣。此又为君为臣者之所当知。
原文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
直解
太尉，是汉时掌兵之官。盟，是约誓。啑血，是盟时取牲血涂之口旁，相与发誓，以坚其约也。惠帝既崩，吕太后临朝称制，改建元年。是年冬，议欲立他家的子弟为王，恐大臣不肯听从，因试问右丞相王陵。王陵对说：“比先高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立盟誓说：‘后来若有不是刘家的子孙得立为王者，便是乱臣贼子，天下共兴兵诛之。’高帝之约如此，今封吕氏为王，岂不背约？臣窃以为不可。”吕太后听王陵这等说话，心中不喜，又问左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这两人知吕后之意已定，徒然分辩无益，且故意应承说道：“高帝定天下，王刘氏子弟；今太后临朝称制，王吕氏子弟，各封同姓，有何不可？”吕太后见二人听从，甚喜。朝罢，王陵因怪责陈平、周勃说道：“在先与高帝啑血为盟时曾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那时你每岂独不在耶！今高帝去世未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何忍就背了盟约、阿顺太后的意思，欲王诸吕？且你每纵阿意取容于此时，他日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对说：“当这时节，据理守法、面折廷争，我两人不如你；到后来用计策，诛僭乱，保全社稷而安定刘氏，那时节恐你又不如我等了。”王陵知他二人自有算计，不是阿意，遂默然无以应之。夫三子所言，正变不同，要其心忠于刘氏则一而已。然王陵之守正、陈平之多智、周勃之安刘，高帝在前已都看定了。当诸吕擅权之时，若不得此三人，则汉之社稷岂不危哉！故人主欲为子孙长久之计者，唯在贻之以贤臣而已。
原文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直解
初，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陈平不得已权且依顺。及诸吕既王之后，遂擅权用事，气焰日盛，有图危刘氏之心。陈平心里忧虑，自度力不能制他，恐一旦乱起，宗社不安，祸及其身，每退朝闲居时，独自一个坐着寻思，求所以安社稷之计而不知所出。那时太中大夫陆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一日去候见陈平，只见陈平正在那里坐着思想。陆贾也不待通报，径走到里面坐着，因问陈平说：“丞相这等深思，岂非患诸吕之难制乎？今有一个计策献与丞相。因言国家文武之权在将相两人。方天下太平无事，人之所注意者在于相；及至有事之时，人之所注意者在于将。国家之有将相如左右手一般，若为将与为相的彼此和调，同心共济，则文武之士便都和豫而归附，无有观望疑贰之心。士既豫附，则上下同心，气势自壮。那时天下就有变动，我这里将相协和，事权归一，呼吸转移，号令措置都在我掌握中矣。今丞相当国，太尉周勃为将典兵，只怕太尉不与丞相同心，便有掣肘。为今之计，莫若先致私款，与太尉交好，这便是将相调和了。纵是诸吕有他谋，你二人同心合力，制之何难？”于是陈平听用陆贾计策，交欢于周勃。两人深相结纳，文武之士都齐心归附。吕氏诸人知道朝廷有人，也畏惧而不敢动，反谋从此益衰。其后左袒一呼，诸吕就戮，卒仗太尉之力，繇陆贾发其端也。若陆贾者，真智士哉！
原文
吕禄、吕产欲作乱，惮绛侯、朱虚等，犹豫未决。绛侯使郦寄绐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太尉入军门，行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直解
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回迎候，故人之处事无决断者，谓之犹豫。绐，是欺哄。袒，是脱袖露肩。汉时兵制有南北军，北军专主巡徼京师者也。吕太后既没，吕禄、吕产没有倚靠，自知名器不正，恐祸及己，欲要谋为叛逆，又怕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都是有本事的，恐一动便为所制，因此迟疑犹豫而不决。绛侯乃先其未发，设计令吕禄等平素相厚的人叫做郦寄，哄吕禄说道：“你如今握着重兵，大臣每都心里怀疑，恐一旦祸起，不如解去将印，把兵权付与太尉，则人心自安，吕氏可以长保富贵矣。”吕禄信其言，遂解将印授与周勃。周勃既得了兵权，始入军门，遂下令说道：“你众军士每，如今要向刘家，还是要向吕家？若是要向吕家的，便袒其右肩；向刘家的，袒其左肩。”于是一军中人都是左袒。周勃见得人皆为汉，无有二心，遂帅领北军，分头差人将吕后家的人尽数拿了，不论男女长幼尽皆斩之。从此吕氏之祸始息，汉之社稷始安，皆陈平之谋，周勃之力也。然使吕太后当时不立诸吕为王，不使之掌握兵权，干预朝政，则其祸亦未必至于此。是吕后之所以厚其族人者，实乃所以深祸之也，岂非千古之鉴戒哉！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原文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直解
文帝即位之元年，诸大臣有司以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故劝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说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庙社稷所系，故须豫先建立，正其位号，这不是私其子，盖将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苍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庙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汤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刘，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继，治安皆千有余岁，享国长久，繇太子早建而国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启年最长，其德性纯厚而慈仁，又最贤。夫立嫡、立长、立贤，于理为顺，就请立以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灵，下慰苍生之望。”初时文帝不听，后乃许之。按《史记》，文帝当群臣请立太子时，坚不肯从，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后群臣上请，至再至三，然后听许。此文帝谦让之德，过于后世人主远矣。但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国本，则无以系属人心而奠安国祚。况自古以继嗣不定，而祸乱国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苏，致有赵高之谋、胡亥之乱，而国随以亡。此近事之可鉴者也。然则有司之亟请于文帝，岂谀词过计哉！
原文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直解
廷尉，是汉时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内史，是掌钱谷的官，即今户部提督仓场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国家的政事一一都讲求明白。一日临朝时，忽然问右丞相周勃说：“如今一年之间，天下决断过的狱囚共有多少？”周勃对说：“不知道。”帝又问：“一年之间，国家用度的钱粮数目共有多少？”勃又对说：“不知道。”周勃见连问两事，俱不能对，心上惶恐，不觉的流汗沾湿了背脊。帝乃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对说：“这两件事，各有该管的衙门。陛下若问决狱，便该责成掌刑的廷尉；若问钱粮出入，便该责成治粟内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职也。”帝遂问说：“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陈平对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则辅佐天子，使其君为圣君，燮理阴阳，使寒暑有常，顺序四时，使气候不差；下遂万物之宜，使飞走动植各得其所；外则镇抚四夷诸侯，使四夷都来朝贡，诸侯无不服从；内则爱养百姓，使民皆安土乐业，亲附其上，表帅百僚，使卿大夫各尽其职，分理朝廷的政务。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狱钱谷，则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听说，称陈平所言有理。于是绛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陈平，乃称病不出，请解相印，致仕而归。文帝允其所辞，以陈平专为宰相。夫宰相之事，陈平虽未必能尽然其所言，则可谓深识治体者。宰相得人，则一人元良，群贤汇集，民安物阜，外宁内谧，人主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语说：“相道得而万国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择相也。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直解
文帝初立，闻知河南郡太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为廷尉。吴公在河南时，他所属洛阳县有个秀才，叫做贾谊，甚是博学，吴公爱之。及为廷尉，就荐举于朝，说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贾谊来，授以博士官职。那时贾生年少，才二十余岁。文帝爱其文词博洽、学识通明，知是个经济之才，要大用他，只这一年内便超迁做太中大夫。汉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级了。贾生见文帝这等拔用他，一心报效，知无不言。汉家因秦法，以十月为岁首，今请改正朔，用正月；汉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说是土德，请改尚黄；汉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废置不常，今请定职官之名；汉家用叔孙通礼，《房中》、《安世》乐，与古不同，今请兴礼乐之事。整顿这几件，以立汉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秦时鄙陋之习。于是文帝谦让说：“这议论固好，但我一时未暇为此，且姑待之。”盖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躬修玄嘿，务与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扰民，故虽爱贾谊之辩博，而不遽行其说。若文帝者，可谓知为治之本者矣。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直解
晦，是月尽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适有日食之变。帝以日食者，阴胜阳，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亏，朝政有厥，故天见变异，以示儆戒，因此恐惧，务修德以回天变，乃下诏说：“尔文武群臣，各宜尽情思量我已前的过失，启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实修省。及天下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尔廷臣但有所知，都荐举将来，使他陈说时务，极言过失，以匡正我之不及处，庶乎可以改过迁善，感天心而消灾变也。”古语说，天心仁爱人君，每出灾异以儆戒之。盖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为子者当恐惧敬畏，益修子道，则父母之心亦必变嗔怪而为喜悦。故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克谨天戒，遇灾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气。今日食一事，未为大变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诏求言，引咎自责如此，可谓克谨天戒者矣。故终文帝之世，灾变虽多，而致治最盛，岂非天鉴有德之明验欤！
原文
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选其贤者，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延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纳其言。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直解
孟贲，是古之勇士。是时文帝以日食下诏求言，于是颍阴侯有个骑士，叫做贾山，见文帝时常与近臣射猎，恐妨害政事，乃上一书，论天下所以平治乱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恶闻其过，自取亡乱，就借秦事为譬喻。这书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书中一段，先说当广开言路的意思，说道：“臣闻雷霆之所击，物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物无不糜碎者。今为人主者其威甚于雷霆，而其势重于万钧，臣下谁不畏惧。纵是多方开导他，使之直言无隐，又和颜悦色，虚心听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显荣其身，这等优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惧陨越，不敢尽言。又况纵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恶闻其过，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罚之威，压之以尊重之势，莫说是寻常人，就使智如尧舜，勇如孟贲，也都摧折于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试不测之怒哉！使人皆钳口结舌，缄默苟容，则人主之过失无繇得闻，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时，九州之内，封建大小诸侯之国共一千八百处。当是时，以九州之民力，供养千八百国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独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歌颂之声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时，改封建而为守令，天下一统归于天子，以古时千八百国之民力，供养一人，宜乎有余，却乃民力罢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财匮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盖古时为君者，嗜好减省，国家费用都有个一定的节度，无分外取办之扰，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养者，只驰骋射猎之乐，所费无穷，故虽以天下之财，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监于往事，宜乎以周为法，以秦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时诏天下有司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说：“吾君举贤自辅，将兴举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怀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时自奋，勉竭忠诚，以赞成陛下的盛德。及至举到朝廷，却只与之驰驱射猎，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见陛下所为如此，无复竭诚尽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将懈惰而废弛矣。陛下初从代邸来即帝位，亲自勉励，以加惠天下，裁节用度，爱养百姓。平讼狱，使无冤滞；缓刑罚，使无暴苛。一时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欢喜。臣闻山东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诏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着柺杖往而听之，都道圣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将死，不及见之，愿得少延须臾，思见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该与之讲议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与他日日猎射，击兔伐狐，搏取禽兽，以伤帝王之大业，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为陛下惜也。且为士者，平素诵诗读书，修古致君泽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荐举，登于天子之庭，这正是他试用之时。乃舍其所学，而从事射猎，把他平生所学之事都废坏了，臣又为诸臣惜也。”于是文帝嘉纳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视朝乘辇出来时，纵是郎吏侍从这等卑官，但上书疏，未尝不停了车驾，从容听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责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尝轻忽。此贾山所以得行其说也。文帝之虚己听言，不遗微贱如此，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哉！
原文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岂可同坐！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乃召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直解
人彘，是吕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为太子。高帝崩后，吕氏鸩杀赵王，将戚夫人断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厕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猪形也。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尝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日从帝游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并设两座。此时有中郎袁盎随从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与皇后相并。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虽爱幸，论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岂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之事乎？彼时吕后处戚夫人，虽极为毒恶，也因高帝宠幸戚夫人太过，以致吕后愤恨不平，遂遭惨祸。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礼，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宫闱和睦，永承宠眷也。”帝喜袁盎说得有理，乃召慎夫人来，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赐盎金五十斤。夫万化之原，始于闺门，而齐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则家齐，家齐而国可治矣。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直解
文帝即位以来，躬行节俭，休养百姓。那时去战国未远，民多游食，不务农业。贾谊上疏劝文帝说道：“管仲有言：‘仓廪充实，则民有赖而知礼节；衣食给足，则民有耻而知荣辱。’盖礼义生于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汉兴以来，将近四十年矣，此时官府公储及民间私蓄尚是空虚，甚幸近庶岁得年谷屡登，天下无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饥荒与丰穰，乃天行之数，不可预必。就是夏禹、商汤，圣王治世，也曾被水旱来。如今岂能必得年年丰稔？脱或不幸，雨旸失调，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灾，颗粒无收。那时要赈济这许多饥民，何处取给？又或猝然边上有事，调动数十百万军马，把守截杀，这许多粮饷又何处取给？夫积蓄存贮，所以备灾变，这是天下的大命脉，安危所系。若积粟既多，财用有余，天下的事那一件干不得？以攻则必取，以守则必固，以战则必胜。以之绥怀敌人，降附远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见治国之道，先于足食。只要钱粮充足，则事事可为。然欲足食，必先重农。今蓄积所以不充，只为民不务农之故。必须设法劝民，驱逐他尽归于农，使各自出力耕作，以为衣食之资，不复去做商贾工匠，徒靠手艺远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转而缘南亩，改变其业，各守本等的农务，则蓄积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乐业，不轻去其乡矣。此今日之急务也。”于是文帝感悟贾生所言，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诏开籍田，仿古时天子亲耕以供宗庙粢盛的意思。文帝亲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礼，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闻知，说：“天子至尊，尚且亲耕，况我等小民，可不尽力？”是以不烦教令，不假刑威，而民争趋于农，繇文帝以身先之也。当时疮痍之民，一变而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贾生之言，信有验矣。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直解
文帝二年初，既尝诏群臣极言过失，犹恐群臣之不肯尽言，又下诏说：“古者圣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听言纳谏为急务。朝里面竖着进善之旌，使凡以善言来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诏问；又立诽谤之木，许人以朝廷之过失，写在木上，以图省改。所以然者，无非欲明目达聪，通治道而开言路也。及至秦为无道，但有尽忠直谏者，就说他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加之以重罪，著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怀罪，不肯尽言，而上有过失，无繇闻也。何以能招来天下贤良与直言敢谏之士？自今以后，除去了这一条律令，使人人得以尽言，无所忌讳。”夫诽谤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见其亡；汉文除之，为一代贤君称首。历观往古，莫不皆然。可见兴亡治乱之几，在言路通塞之间而已矣。为人君者，宜以文帝为法。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直解
文帝二年正月，既纳贾生之言，亲耕籍田，以率天下矣。这年九月，遂下诏说：“百姓的职业有为耕农的、有为商贾的，朕看来惟农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盖民生于食，食出于农，这是百姓每所赖以生养，而不可一日废者也。那商贾不过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专力于本，而乃从事于末，为商贾者多，为耕农者少，五谷何繇生？日食何繇给？所以民生不遂。朕为此故亲率群臣首耕藉田，以身劝率天下之民，使皆力于农事，庶本业不废，而民生有资。然民尽力以耕田最是劳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体恤，反不如那做商贾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悯之。今国家租税固有定额，然朕每事节省，亦自彀用。今年的钱粮且只着百姓每办纳一半，其余一半尽行蠲免，以苏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国用浩繁，又屡岁下诏蠲免租税，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称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府库充溢，海内富庶。至于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尽锱铢，宜其用之有余矣。而动见匮乏，卒致海内虚耗，盖其用之有节不节故也。可见足国者，不以厚敛为得计，当以节用为先务矣。
原文
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直解
奏当，是法司议拟罪名的意思。跸，是驾出清道。长陵，是高帝葬处。两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发掘陵墓，故只说取长陵一抔土。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一日圣驾出行，从中渭桥过。有一人在桥下行走，惊了驾辇的马，文帝使兵骑拿获，发与廷尉问罪。释之问拟冲突仪仗罪名，该纳金赎罪。奏上，文帝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得马还调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驯熟的马，吃他这一惊，奔逸起来，岂不至败车而伤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拟罚金，何其轻也！”释之对说：“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与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为重轻，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跸之罪，论律只该罚金，而欲更为加重，是法可繇人增减，而百姓不以为信矣。且当犯跸之时，上若立遣人杀之，法虽不当，与臣无干。今既发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岂敢随上意以为轻重乎？夫朝廷之设廷尉，正要详审刑狱，使情法得中，轻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则天下从而效尤，必将任情用法，故为轻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跸者而已矣，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文帝闻言而悟，说：“廷尉问拟的是。”允其所奏。其后又有人偷盗高帝庙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环，吏卒捕获那为盗之人，送下廷尉问拟罪名。释之奏说：“此人盗宗庙服御物，依律该处斩。”文帝大怒说：“这人无理，乃敢盗我先帝的庙器，朕欲将他全家处死，诛灭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拟，何以重宗庙而慰先灵！非朕所以敬奉宗庙之意矣。”释之乃免冠顿首谢说：“窃盗之罪，不至于死。今以盗宗庙器问拟死罪，已是尽法处了，岂可复加。今人盗宗庙一器便诛及宗族，设或有等无知愚民，盗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时陛下愤山陵之侵损，必欲重处此人，又当万倍于盗庙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于族诛之上者乎？”于是文帝感悟，乃禀白于母薄太后，而听许之，竟从张释之所拟。夫释之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释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为后世法，故史臣记之如此。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直解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毕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爱贾谊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时大臣周勃、灌婴等，嫌其多事，常短毁之于文帝面前，说道：“洛阳贾生，年少初学，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华，便要专擅事权，纷更变乱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于是文帝从此遂疏远之，不复用其所言，而出为长沙王太傅，盖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后文帝忽又思谊，遣使召来，既至入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问及鬼神的来历，贾谊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对，谈论之久，至于夜半。帝听之，喜而不厌，促席向前，听其议论。既退叹说：“吾许久不见贾生，自以学问进益，胜过他了，今听其言，还觉不如。”乃拜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爱之，故用文学之臣为之师傅也。夫帝当天下初定之时，诸吕方平之后，清净无为，与民休息，固其所也。谊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见任用。至其通达国体，辩博有辞，帝未尝不爱其才，而叹服之。用人取善，两得之矣。
原文
十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直解
引分，即引决，是自尽的意思。文帝十年，将军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尝恃宠而骄，擅杀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该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饮酒，与之诀别。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晓得该死，寻个自尽便了。薄昭恃在外戚，还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后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杀。看文帝处这件事，甚是刚断，又且从容。内不伤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谓得情法之中矣。然犹有未尽者，恨不能防之于早。古语说：“婴儿之患，常伤于饱；贵臣之患，常伤于宠。”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为薄昭置贤师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于骄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将何及哉？然后知向之所以过宠之者，适足以杀之而已矣。后世人主爱厚外戚，而欲长保其富贵者，当鉴于斯。
原文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
直解
诏狱，即今锦衣卫镇抚司狱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体断趾之刑。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被提至长安，系诏狱。淳于意无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缇萦，伤父之陷于刑罪，无与辩理，乃随父到长安，上书奏说：“妾父在齐中做官，齐中之人都称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误陷于罪，坐法当刑。妾伤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毁，不能再续，纵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从新行好，而形体已毁，自新无路，岂不可惜？然法有赎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无以为赎罪之资，妾情愿收没入官为奴，以赎父刑罪，使得以改过自新。”文帝览缇萦所奏，悲怜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惨刻如此也，乃下诏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直解
玄，是清净。默，是简重。禁罔，是法禁似网罗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错，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知百姓每方离了战争之苦，要在休养生息，不可以多事扰民，一切务在安静。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无所作为，不尚词说。那时为将相的，如周勃、灌婴、张苍等，都是高帝时开国的功臣。少文饰、多质朴，又亲见秦家以暴虐致乱亡，心里厌恶他，以为惩戒。凡百议论，务在宽大仁厚。人有过失，务为包容，不肯对人明说出来，恐羞辱了他，其宽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于天下，那百姓每也都变为忠厚，兴于礼让。旧时进本告状，讦发人阴私，那样偷薄的风俗尽改变了。故当是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钱粮蓄积，每岁增加；民间户口，日渐蕃息。下之风流笃厚，而无薄恶；上之禁网疏阔，而无烦苛。凡人犯罪，有可轻可重，疑而未决的，便都饶了他，不必一一深求，尽入于法。是以彼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岁天下有司所决断的轻重狱囚，只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无所用，盖有刑错之风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时，刑错不用，今文帝亦庶几乎此。与成、康比隆，而其本则上修玄默，下务宽厚，有以致之。汉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
直解
单于，是北虏酋长的称号。老上，是单于的名。朝那、彭阳，是县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陕西地方。都尉，是管军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亲之约，其老上单于帅领十四万人马从朝那、萧关进，抢杀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阳一带地方。文帝不忍见百姓之被害如此，遂发愤整兵，亲自犒劳军士，要御驾亲征。群臣谏止，不听；皇太后再三劝住，才罢不行。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领兵截杀，驱逐虏骑出边塞之外，即班师而还。古称王者之于夷狄，来则御之，去不穷追。三代而后，如汉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远讨，岂不称雄？而海内虚耗，盗贼蜂起，几致大乱。人君欲知安攘之计，观汉二帝，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上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让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匈奴远避，不敢近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直解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处。巨鹿，是秦汉时郡名，在今真定及顺德府地方。人身两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阃，是门限。云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将所居的去处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辇从郎官署中经过，此时冯唐为郎署长，文帝见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问说：“父老，你家住何处？”冯唐对说：“臣的祖公是赵国人。”文帝说：“昔朕为代王时，一日正进膳，有尚食监高祛向我说：‘赵国的大将李齐甚是贤能，曾与秦兵战于巨鹿之野。观其用兵取胜，真乃是个良将。’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进膳，就想起李齐的事来，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尝忘也。”冯唐对说：“李齐虽好，然赵国良将还有个廉颇，曾在邯郸拒秦兵；又有个李牧，曾在代州雁门关拒匈奴。这两人为将更有本事，李齐尚不如他。”那时匈奴屡次犯边，杀了北地都尉，边事方急，文帝正要求个良将用之，一闻冯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叹说：“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颇、李牧来用？若得这般人为将，着他统兵在边上备虏，又何忧匈奴之为患哉！”冯唐因见文帝留意将帅，这时有个云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废弃，要把言语激发文帝，荐他起来，故意说道：“莫说今日没有廉颇、李牧，就是有廉颇、李牧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冯唐当面耻辱他，也不觉发怒，怪责不是。冯唐对说：“臣谓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将，非敢妄言，盖有所见。臣闻上古王者遣将出征之时，必跪而亲推其车毂以命之说：‘凡在阃以内的事物，悉听寡人处置；阃以外的事务，悉听将军节制。凡一应论功行赏的事，都任将军自家主张，取决于外，寡人不从中制也。’盖以将权不重，则号令不行；动有掣肘，则事机错误。故上古王者之遣将如此。赵用李牧，惟其能这等信之专、任之笃，所以李牧为将，凡事都繇得自己，便于展布，故能北边驱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面挫抑强秦，南面抵当住韩魏二国，赵国称强焉。今陛下之用将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云中太守，他军市中收的租税，一毫不入己，尽用之犒赏士卒，所以士卒尽力，而匈奴远避，不敢犯边。止曾进边一次，魏尚统领人马截杀，所斩获甚多。其功如此，臣以为宜蒙厚赏，只因报功幕府一两个字不相照对，那文官便说他报功不实，以法律纠正其罪，而罢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则太轻矣，而罚又太重也。夫魏尚当时不曾犯了大罪，止因报功册上混开了六颗首级，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难泯。陛下不但格其赏不行，又送下法司问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罚及之，此殆与上古王者之遣将异矣。何以为立功者之劝哉！即此看来，可见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文帝听冯唐这番说话，深自感悟，心中喜悦。即日令冯唐持节赦了魏尚，复职为云中太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谏焉。其后细柳劳军，委任周亚夫，可谓得用将之道，其有悟于冯唐之言者深矣。
原文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直解
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是祭神的去处。玉器为珪，段帛为币，是祭神的礼物。祝厘，是祷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诏说：“一应祀典神祇坛场狭小的，比旧时都要充广，珪币缺少的，比旧时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亵渎。”又诏书内一款说：“吾闻祠祭官凡祭祀之时，祝文上的说话，都祈祷神福归于朕躬，不为百姓，朕心里甚是惭愧。这福必须有德，然后能飨。今以朕之不德，而欲专飨其福，独擅其美，私厚于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预，这乃是加朕的罪过，而重其不德也。今后一应祭祀，只着祠官致敬尽礼，无得仍前归福朕躬，有所祈祷。”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文帝诏广增坛场、珪币而无所祈，可谓能敬而远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并不曾播扬他的过失，其优待臣下如此。那时行出来的政事，说出来的议论，专要休养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罚。是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人人兴起于礼义，乐为善而耻犯法，遂致风俗淳厚，刑罚减省。一岁中总计天下有司决断的轻重狱囚，不过数百，庶几有古时刑错不用之风焉，其真可谓仁德之君哉！”这是班固总论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称之。然尝考文帝之为君，见事极其明察，行法极其刚断，而史臣只以仁称之者，盖其明而不失之苛细，断而不伤于刻薄，皆有慈爱恻怛之意行乎其间，所以能固结人心，培养国脉。汉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后世人主宜以文帝为法。
景帝
孝景皇帝，名启，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三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繇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直解
景帝与梁孝王，同是窦太后所生，甚相友爱。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国来朝，那时景帝未曾册立太子。一日与梁王宴饮于宫中，因酒酣，从容与梁王说：“朕千秋万岁之后，把天下传与王。”梁王起来辞谢。虽晓得景帝此言，未可便为定准，但心里也自家暗喜。窦太后听说，亦信以为然。那时有詹事窦婴，是窦太后的从侄，在宫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开争乱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进与景帝谏说：“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传之天下也。既承继高祖的基业，便须遵守祖训，彼父终子继，世世相传，不用兄弟继立，此高祖之约也。主上虽友爱梁王，何得违背祖训，而擅与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间，忽被窦婴间阻，因此憎恶窦婴，除了他的门籍，不许再入朝参。梁王因此自负他后日有天下之分，越发骄纵，车服宫室都僭拟天子，又阴杀朝廷议臣袁盎等，几取杀身亡国之祸，皆景帝一言有以误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则人无争心，况以天下相传，苟无一定之约，而得以私爱行于其间，鲜不起争而召乱矣。汉家父子相传之约，盖亦有见于此。景帝溺爱轻许，以骄梁王之心，及其罪状彰露，乃从而穷治之，使母子兄弟之爱，几于不终。所以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岂不信哉！
原文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谢病去。
直解
醴，是甜酒。钳，是犯罪囚奴，以铁钳其颈。初高帝有异母弟刘交，封于楚，后谥为元王。元王甚贤，雅好书史。少时曾与鲁人申公、穆生、白生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为师，从而受业，讲习《诗经》。后来刘交从高帝征伐有功，封为楚王，就用这三人做楚国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礼，时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饮，每置酒时，特为穆生别设一样甜酒与他饮，此后遂以为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孙王名戊，三世继立，都依着这旧规行，每宴必设醴酒。王戊即位之后，渐渐骄慢。一日宴会，忘记设了。穆生宴罢退去，便说道：“我如今就该告休长往矣。盖醴酒不设，虽是小节，然因此见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辈在意，日后轻视，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将钳我之颈，驱役于市上，做囚奴而后已。到那时求去迟了。”遂称病辞谢而去。其后王戊与七国谋反，申公谏正，王戊发怒，遂将申公罚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后知穆生之超然远举，真智士矣。《易》所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其穆生之谓乎！后之礼贤者，当以王戊为戒，慎毋始勤终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直解
广川，是汉县名，在今景州地方。历代天子即位，只纪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无年号。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号，叫做“建元”。自后每朝都有年号，实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有司，着荐举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贤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都到阙下。武帝亲自发一策题试问，他说：“古今治道，兴废不同，果是天命，抑繇人事？”那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对的策好，说道：“臣观天人一体，此感彼应，毫发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无道的，天便弃绝。其相与之际，甚是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若非无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还留意于他，屡出灾异，以示警惧，要他省改，无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乱者可治，废者可兴，其事只在人君夙夜强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强勉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此道，则闻见日渐广博，而智虑越发开明；能强勉于修为，反躬实践，以行此道，则君德日渐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强勉之有益如此，且这道理，繇之则治，不繇之则乱，乃是人君所繇以到那治处的路头。其具则仁、义、礼、乐四者是也。自古圣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传及子孙。故身虽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至数百岁。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盖此道常在人心，历世不忘，是以享国长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则仁、义、礼、乐之道，岂非万世人君之所当务者哉？尝观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之说，盈满天下。至秦而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教化，荡然无复存者。汉高不事诗书，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废缺，礼乐不兴。”仲舒此策，词若迂缓，而意实醇正。汉家经学，自此兴起，不可谓非其功矣。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国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长久隆盛的，莫过于周。及传至幽王、厉王，周道遂衰。其实道未尝亡，只是幽、厉肆行暴虐，不肯率繇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奋发有为，兴其废滞，补其敝坏，以昭明文武之功业，周家治道遂灿然中兴。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繇此观之，人君欲国家长盛而不衰者，可不以兴道致治为务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诚使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虚明光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则行出来的政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皆合天理、当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则必能进贤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则礼乐教化四达不悖，以正万民，以正四方，无远无近，荡荡平平，自无一人一处之不归于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协，至和薰蒸，无有邪气于乎其间，是以阴阳均调，而风雨时若，群生和乐，而万民滋殖。凡世间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备至，而王道大成矣。盖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繇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灾异之所繇臻也。然其本，则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语说：‘君心为万化之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意盖如此。”董仲舒对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实万世帝王为治之本。人君果能体而行之，则二帝三王之盛，岂难致哉！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诸福皆至矣。然也有圣人在下，势位卑贱，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势，且有圣德，又是能致之资。即位之初，观其施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泽又深厚，智识明达，而意思又美好，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阴阳或未必调，风雨或未必时，诸福之物或未必至，这是何故？只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故太平之业，犹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见利则趋，就如水之趋下一般。水性趋下，必须堤防障御；人情趋利，若不把教化来做个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摩厉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繇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繇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之先务，固在于教化矣。况秦废教化而任威刑，汉承其后，不可不变。自古圣王承继乱世之后，必须鉴其失而矫其弊。把那乱世所行的事，一切扫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业。譬如弹琴瑟的，若弦不和调到那极处，必须解下这弦来，从新安上，方才弹得；若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坏到极处，必须从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汉家自高帝得天下以来，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于时当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旧故也。古人有言：‘临着渊水，羡慕那游鱼，徒羡何益？不如退去结网来打取这鱼。’如今临政治民，愿治功成就，徒愿何益？不如革去旧弊，从新更化。盖结网则可以得鱼，更化则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则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物殖。天灾人害日渐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来，此国家之所以兴，非独天命，皆人事所致也。”这是仲舒第一策，劝武帝更改秦法，图新治理的意思。然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武帝承秦之乱，风俗彫敝，故仲舒陈更化之言。若承继治世、守祖宗之鸿业，则又当率旧章、遵成宪，而不可妄意纷更矣。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直解
囹圄，是牢狱。初董仲舒所对，头一篇策，既已称旨，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殷人执五刑以惩奸恶，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严刑而天下乱，所以不同者何故？”于是董仲舒又对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以学校教化为先务。其率教而有德者，则与之爵禄以养其德；不率教而陷于恶者，则用刑罚以威其恶。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并用如此。所以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胜奸恶者，盖以教化为先，而用刑以辅之，非专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纣之乱，不得已行大义，伐纣而并诛其党，以除天下之残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制礼作乐，修明教化之具，以润色太平。驯至成、康二王之时，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狱中空虚，没有囚系者四十余年。盖亦本于教化之所渐染，仁义之所周流，化行于上而俗美于下故耳。岂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于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绝域，莫不服从，虽三代盛时，无以过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于百姓，不能与三王并隆者，只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于此焉耳。昔曾子尝说：‘人能于所闻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则德日进于高明矣；于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则业日积于光大矣。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间而已。’今陛下发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于三王之教化，亦既闻而知之矣。臣愿陛下就把这个治道，立实心于内，而极力以行之，不为慕古之空言，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之业可以坐致矣，又与三王何异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于用贤。而贤才之在天下，又贵于素养。若平时不能作养那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岂可得哉？故欲求贤，必先养士。三代之时，内设太学以教于国，外设庠序以化于邑。然庠序之教，止于一方，人才尚少。若论养士之大者，莫如太学。盖太学聚天下贤士而教之，乃贤才所繇进用的门路。若从这里加意作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以尽其材能，成其德业，则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贤人而用之，繇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则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尧、舜的盛名，亦可几及也。”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也知敬重他。一日问仲舒说：“昔春秋时，粤王勾践发愤苦志，欲报吴仇，与其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图之，竟用这三人的计策，举兵伐吴，遂灭其国。粤王自此强于天下，得与中国之会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时三个仁人。寡人观泄庸、种、蠡霸粤吞吴，功业不小，说粤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对说：“王把仁许这三臣，不过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谓仁人者，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钝。义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无一毫图利之心；道之所在，则秉公而明之，绝无一毫计功之念。纯乎天理，一无所为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耻者。所以孔子之门，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称五伯之功，只为他专尚诈力，假借仁义以济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犹为圣门所羞称如此。今观泄庸、种、蠡，功既不高于五伯，而任术逞力，灭人国家，覆人宗祀，其专尚诈力，不顾仁义，比之五伯，殆又甚焉。这等看来，粤何尝有一仁乎？”按是时，江都王骄恣不奉汉法，观其羡慕于阴谋并国之臣，则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阴折之。所谓以礼匡正，即其事也。后其子建竟以谋反诛，岂非贻谋不善，世济其恶，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论五伯义利之辨，尤足以见其学术之纯正，汉世儒者，所不及也。
原文
上雅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直解
推毂，是推举引荐人，如推转车毂一般。鲁邸，是京师中设有鲁王府第处，如今之诸王馆。历，是历书。武帝平时，向慕儒者的学术。那时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好儒术。君臣意合，于是窦婴、田蚡共荐举当时名儒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以古时天子有明堂之制，顺四时月令之宜，以朝诸侯、听政事，奏请立之。但其制度，一时考究未明，以其师申公是当时名儒，博通今古，乃荐之于武帝，请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时与楚元王同学者，此时归老在鲁国。武帝特遣使臣，将币帛一束，加上玉璧，以为聘礼，用蒲轮安车，驾驷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见他，访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已老耄了，言语质直，就对说：“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实去行，便可以致治；议论徒多，反生惑乱，无益也。”这时武帝正好文辞，见申公对说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里思量，既已招致他来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中大夫，暂安下在鲁国府中，与赵绾、王臧等，商议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国、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实无重用之意矣。夫申公虽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为治者，所当体验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岂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实一时礼贤之盛举，亦后世所仅见者也。
原文
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直解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为武安侯。汉初丞相皆以列侯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恃其贵戚，习为骄侈。营造第宅，必穷极壮丽，比别人家的房屋独为华美，论甲乙次第，他为诸第之最；买置田园，都拣择上等肥美之地，极其膏腴，以为奉养游观之所；时常遣人市买各郡县中货物，往来道路，络绎不绝。又贪而好利，多受四方贿赂馈赠之物，所以其家蓄积的金银宝玉，与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之物极多，不可记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宫禁，时常入宫奏事。武帝便与他坐了说话，留连许多时候才出，但有所言无不听从。蚡所荐举的人，不拘资次，或从草野中，径与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渐渐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渐不能堪。一日因见他选的官太多，乃责问他说：“你自家选的官吏尽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选些官吏！”盖责其专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讨要少府考工的官地，盖造房屋。武帝发怒说：“你这等求讨再无厌足，何不把国家藏兵器的武库都占了去罢！”盖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骄恣之心也。田蚡自后，方才惧怕，稍稍退抑。这一段见武帝之刚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国政。彼富贵骄奢之人，识见短浅，一旦操握权柄，欲其不为非岂可得哉？昔文帝时，后弟窦广国有贤行，文帝欲用之为相，后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窦氏得长保其富贵，而朝廷亦不至于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渐，则又过于武帝远矣。
原文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直解
东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闻其在地方，守己爱民，廉能卓异，遂升他做主爵都尉之官。汉时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以太守而为九卿，盖因其贤而超迁之也。史臣因叙汲黯之为人说道，起初汲黯做谒者之官，主引奏赞礼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严正为武帝所敬惮。曾因河内郡失火，延烧了千余人家，武帝使汲黯持节往那里验看火灾。汲黯还朝复命说道：“这是百姓人家不谨，偶然失火，房屋连接因而延烧，非关天灾，不足忧也。臣经过河南地方，见贫民遭水旱之灾，饥饿流离者，至万有余家，甚者或父子相杀而食之。灾变至此，深为可忧。臣目击百姓困苦，宜行赈济，若待奏闻朝廷，恐缓不及事。谨从权宜，辄自持节发仓中米粟以赈济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请纳还使节，退而伏受矫诏之罪。”武帝听说，喜汲黯能宣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为贤而宥之。按《春秋》之义，大夫繇疆，有可以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今水旱为灾，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发粟，救万姓之命，消不测之变，可谓得《春秋》之义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鲜不以专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责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于此可见。故观汲黯之事，可为人臣任事者之法；观武帝之赦汲黯，可为人君任人者之法。
原文
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净。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直解
数，是责其罪。请告，是给假。守城深坚，是说人有持守，临大节而不可夺。譬如为将者，固守城池，深沟坚壁，不可攻夺的意思。贲、育，是孟贲、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东海郡做太守时，凡临治官事，统理百姓，只好清净简默，与民相安。其治务在顺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无所作为，不欲多事纷扰。一切设施措置，止是引用大体，不拘那琐屑事例。其为官如此。然汲黯为人，生性倨傲，少有礼文。但闻的人有过失，便当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里，必说出而后已。那时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学儒臣，会聚在殿廷，讲图治理。武帝是个好名之君，每与群臣议论，必高谈仁义，远慕唐虞。动辄说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实不能躬行。汲黯当众人面前，唐突对说：“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诚意、无私寡欲为本。今陛下心里，声、色、货、利种种私欲，纷扰于中，外面却要行仁义。这等样，却怎么学得那尧舜圣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当众耻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语，发怒变色，因此罢朝。公卿大臣以黯触犯忌讳，祸且不测，都替他惊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为人，退去宫中，对左右说：“汲黯为人何其直戆之甚，一至于此！”及群臣朝退，或戒责汲黯，说他言语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礼。汲黯说道：“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尽谏，以共成君德。岂是要依阿从谀，顺承意旨，陷主上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须是守正直道，方为称职。若唯务自爱其身，缄默避祸，自己一身虽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职？”夫汲黯之面诤，虽若伤于太激，而其刚方正直之节，则有大过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庄助替他请假调理。上因问庄助说：“你评论汲黯之为人何如？”庄助对说：“汲黯之为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寻常任职居官，其才能也不见有过人处。若着他辅佐少主，当危疑之际，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祸福利害都动摇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来；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坚定，确然不移，就是孟贲、夏育那样勇力，亦不能夺其志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长也。”武帝说：“此论诚然。古有社稷之臣，为国家所倚赖，国在与在，国亡与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戆直，且称为社稷臣，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几，而即出之于淮阳，不竟其用，则亦何贵于能知哉？《大学》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谓矣。
原文
二年，李少君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海上燕齐迂怪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
直解
却老，是养生延年之术。封禅，是祭泰山之礼。加土于山上，叫做封；设坛于山下，叫做禅。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时即位已八年，颇好祈祷鬼神之事。有个方士李少君，平日会使些妖术惑人，闻武帝好鬼神，乃奉献祭灶祈福却老延年的方术。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说道：“祭灶，则可以召致鬼物，点化丹砂便成黄金。把这金炼成灵丹服食之，使人添寿，而东海蓬莱山中的仙人，也可与相见。既见了仙人，因而行封禅之礼，则仙道可成，而长生不死矣。”又说他曾游海上，见安期生。于是武帝慕其术，始亲自祭灶烧炼黄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莱仙人安期生之类。那海上燕齐等处，妖言怪术的人见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图富贵，多更迭而来，争谈神仙之事矣。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见，则小人即以其术投之，逢迎煽惑，无所不至。武帝只为好鬼神、信方术、求长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间。自少君以祀灶之说进，其后少翁、栾大、公孙卿之属纷纷求售。虽其术后皆无验，并以诬罔被诛，而君德为之亏损，海内为之虚耗，末年痛悔，亦无及矣。然则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谨哉！
原文
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遣将军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胡所败。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繇此服上之知人。
直解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云中，即今大同府。雁门，即今朔州。龙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杀戮抢掠。武帝乃遣四个将军，分路出去。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领一万人马，往塞外征剿胡虏。独有卫青从上谷出去，直到龙城地方，斩获首级并俘虏共七百人，得胜回来。那公孙贺虽不曾败，也无所得。公孙敖与李广都被胡虏杀败了，公孙敖折了七千余军，李广被虏人捉去，全军尽没，单身逃回。以此只有卫青赐爵为关内侯，赏其功也。卫青本是平阳侯家人，出身微贱。然而他平日会骑射，材力过人。一旦贵显，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礼，极其谦谨；抚士卒以恩，致其体恤。那众士卒每都欢喜替他出力，真有将帅之材。所以每次出塞，便有功绩。当时武帝识他于微贱之中，拔用他为将，不待左右荐引，不拘寻常资格，天下繇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虽奴隶不弃，真知独断，迥出常情，此可为用人之法。然四将出塞，劳师远征，丧卒几二万，获虏仅七百，得不偿失，此可为黩武之戒。
原文
元朔元年，冬，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奏可。
直解
武帝元光元年，曾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已经六载，并不见有举到者。这年冬月，又下诏说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耻乃士人之美节。古先圣王每加意于此，以风化于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诏郡国守令等官，务要兴起清廉官吏，荐举孝子顺孙。庶几使人有所激劝，勉而为善，以移风易俗，承继先圣的美业。今却都不举来。孔子说：‘十家的小邑，也有生质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广，岂无贤人堪以应举的？今乃合一郡之中，通不举荐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于下，而使积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闻也。且朕闻人臣能荐进贤士的，该受上赏，若蔽塞贤路，不能荐进的，该被显戮，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独不然？你廷臣每可议拟那郡国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员，不举孝廉者应得何罪！”于是有司会议奏说：“前有诏书着各郡国举孝，却乃不行遵奉，便于诏书有违，当以不敬论罪。兴起廉能，扬清激浊，乃郡国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称其任，当以不职免官。”奏准俱依拟行。按武帝此举，亦是良法。夫天下贤才，伏于草莽之中，朝廷岂能遍知？而郡国俗吏，但以簿书期会为事，又岂能以举贤为急务？今既责郡国以举贤，而又罪其不举者，则人人畏罪而思自尽，天下贤才岂有遗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举之是非，而行连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责者，此不可不知也。
原文
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直解
平津，是乡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丞相必以列侯为之，今公孙弘起自儒臣，原无封爵，武帝乃封他为平津侯，此后遂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实自弘始也。此时武帝方欲制礼作乐，开边拓境，兴起功业。公孙弘自以遭遇异常，责任隆重，恐他识见有限，不足以谋国事、称上意。于是就丞相府东边，立个客馆，另开一阁门，以延见天下之贤人，与之参决谋议。其所得俸禄，多以供给宾客焉。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谋于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谋于士大夫。集众思以广忠益，尽群议以开聪明，这才是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公孙弘之开阁延贤，庶几有得于是。但史称弘意忌，有隙必报，如出董仲舒，徙汲黯。则其所延者，未必皆贤人，而其所谋者，未必皆正论矣。后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贤，而戒其报怨焉，可也。
原文
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加增太室祠。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孙卿见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见一老父牵狗，忽不见。”上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还封禅。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还，群臣上寿颂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曰：“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乃止。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至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直解
缑氏，汉县名，在今河南府。中岳，是嵩山，其东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留音溜。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蓬莱、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即今河套之地。甘泉，宫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孙卿之言，车驾亲到河南缑氏县地方，登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那扈从官员在山下的，都说恰才听得似有呼万岁者三声，这是各官影响附会，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实事。武帝却便信了，就诏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礼给三百户，以奉祠事。遂往东去巡行海上，以礼祀八方之神。公孙卿持节候神人无验，因诳说，见神人长数丈，尚有足迹在地，甚大。群臣都附和他，也说适间见一老父牵狗，口称要见天子，忽然不见。武帝以众人的言语与公孙卿相合，就信以为诸臣所见者必仙人也，因留住海上，守候仙人来。久之竟无所见，乃回到泰山，加土于山上，筑坛于山下，祭天地诸神，行封禅礼。那封禅的去处，夜间若有光明，昼间又有白云，从所封处腾出，这也是群臣附会欺诳，以此为应验。武帝回还，群臣庆贺，奉觞上寿，都称颂天子的功德。世俗传说秦始皇封禅，沮风雨不得上。今武帝既上封泰山，无风雨，正合方士所谓有封禅则不死，可上接蓬莱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机更言，蓬莱山诸神仙若就可立见一般。于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觊望得遇神仙，复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亲自渡海，去求蓬莱山仙人所居之处。以万乘之尊，而亲蹈风波不测之险，纵自轻，如天下何？当时侍臣有个东方朔，婉词谏说：“神仙只在人心，心静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宫去，澄神息虑，静以待之，仙人将自至，何必远求蓬莱？”武帝才止不行，而其心犹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经过许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才回甘泉宫。凡行过一万八千里，其远如此，千乘万骑，劳费又可知矣。
原文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有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直解
泛驾，是马之奔逸，不循轨辙的。跅弛，是落拓不检，遗弃礼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内兴制作，外征伐四夷，纷纷多事，尝欲求文武异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时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见诛。看看凋落殆尽，不彀任使，乃于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诏，说道：“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待贤臣而建功业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后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寻常尺度去论他。譬如养马一般，有一样马，乘之即奔，立则踶人，虽则不甚驯良，却有绝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样人，赋性豪荡，不拘小节，往往为流俗所讥刺。虽则不甚谨厚，却有异才，干得事，能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人但见其奔逸不循轨辙，便以为弃物；跅弛之士，人但见其落拓不循规矩，便以为弃人。殊不知，只要自家会驾御他，若御得其道，则马之泛驾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跅弛者，不害其为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岂没有智勇殊绝之士？苦为绳墨所拘，罪累见废，而伏于下位，遗于草野。如千里之马，困于槽枥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类，可以为将为相，及奉使远方绝国，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过细累，不必苟责，都举荐将来，以备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锐于有为，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孙弘以海滨牧豕之人，数年而至宰相；卫青、霍去病以侯家仆隶而为大将军；卜式、桑弘羊、孔仅，发于商贾；张汤、赵禹，出于刀笔小吏。武帝驱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鞭挞四夷，威加海内，亦可谓得用人之术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驰骛于功名，不复知有名节行检之可贵，以致廉耻道丧，风俗败坏，则其所损亦岂浅浅哉！若古圣王之用才则不然，明教化以养之，表节行以励之，兴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贵贤而贱能，先德而后艺，故其风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丝羔羊之节，而兔罝之野人，皆可以为腹心干城。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语矣。后世人主，欲求贤以辅治者，当鉴于斯。
原文
天汉元年，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使匈奴，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律谓武曰：“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直解
单于，是虏王的名号。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汉元年，因匈奴遣使来通好，遂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礼。及到了匈奴国中，那虏王单于却转加骄慢，不以礼相待。又使汉家先降顺的一个使臣，叫做卫律，呼召苏武，以兵威逼胁他，要他降顺。苏武抵死不从。卫律乃将好言语哄他说道：“我先年也为出差到此，只因惧罪不敢还朝，归顺了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就封我为丁灵王，统领着数万之众，马畜满山，其富贵如此。苏君你若是今日降顺了，明日也就是这等富贵，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杀戮，空把这个身子糜烂在草地里，有谁知道？死而无名，虽死何益？不如降顺的好。”卫律虽把这话去动他，苏武也只不答应。卫律又恐吓他说道：“你如今不早听吾计，到后面祸迫时，要再见我面，不可得了。”于是苏武大骂卫律说道：“汝本是汉家的臣子，忘恩失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贵，乃不忠不孝不义之贼也。这等的人，我要见你怎的！”卫律见苏武志节甚坚，知其终不可胁，乃将苏武的言语回报单于。单于大怒，乃囚闭苏武，放在个大窖里，绝不与他饮食，要饿杀之。苏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节，遇天下雪，就取雪和节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饥，捱到数日不死。匈奴见饿不死他，皆惊怪之，以为神灵，不敢加害。又迁徙苏武于北海之上，把一群公羊着他牧放。与他说：“待这公羊下羔儿时，才放汝归国。”夫公羊岂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终不得归之意也。又分别其同行官属常惠等，各安置他处，不得相近。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苏武持节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动其心，而艰苦久历，亦不能以变其节，古所谓“不辱君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其苏武之谓乎？
原文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直解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无子，至二十九岁时，才生一子，名据，立为太子。初生时，武帝以得子迟，甚怜爱之。及太子长成，生性仁恕温谨，武帝却嫌他才能短少，不似己这般雄才大略。从此太子之母卫皇后与太子的恩宠渐渐衰减。他母子心下疑虑，恐遭废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这意思，一日对皇后之弟大将军卫青说：“我汉家自高祖以来，凡事都只是草草创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扰害边方，我若因循，不变更制度，兴起礼乐，则后世子孙何以观法？坐视四夷为患，不出师征伐，任其侵陵，无所惩创，则天下何繇安宁？我为此故，内修外攘，纷纷多事，不得不劳动百姓。若使后世子孙又复如我所为，纷扰不已，便与当时秦家一般。盖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劳扰，遂至于亡。我身后子孙若复如此，是蹈其覆辙矣。今太子敦厚简重，性好安静，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后，要求个谨守成法之主，岂有过于太子者？闻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将我这意思去晓喻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虑也。”大将军顿首拜谢。太子平日见武帝南北征伐，用兵于四夷，天下劳扰，往往进谏。武帝笑说：“如今四夷侵陵，必须征伐。劳动一番，才保得百年无事。我今身任了这劳苦事，经营停当，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遗下与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与所以晓喻卫青者其意相符。其谓身当其劳，而遗后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于父子之间，不可轻露爱憎之端，此端一露，则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为嫌太子才能少，不类己。此念一萌，其后江充遂有所观望，以行其谗谋。而巫蛊之祸起，太子竟坐死，不能自明。然则人主于子，爱憎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直解
巫蛊，是师巫咒诅之术。湖是县名，即今河南阌乡县。武帝末年，宫禁不严，妃嫔宫人都与外间师巫妇人交通，雕刻木人，祷祀祈福。其后宫人有彼此妒忌者，就说有人在背后咒诅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诛杀，遂成巫蛊之狱。谗臣江充因而诬陷皇太子，说太子也在宫中行咒诅之术。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发兵捕斩江充。长安城中，因传说太子谋反。太子惧罪，走出湖县地方，自缢而死。繇是穷治巫蛊之狱，无辜被诬者甚众。其后法司按问，通无指实，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当初，也是被江充诬赖，无处分辩，逼迫至此，仓卒惧罪，原无反意，心里渐渐明白，知太子之冤。适有高祖庙寝殿里一个郎官，叫做田千秋，来上急变替太子申冤，说道：“今律法上，儿子盗弄父亲的兵器，罪止于笞。在平民且如此，况天子之子？纵是擅发武库兵，过误而杀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谋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岂不冤哉？”于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面见，说道：“父子间的事，乃人所难言者。自从太子死后，谁人与他一言？今你独明言太子之无他意，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来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贻我的忠良之臣，便当为我的辅佐。”于是就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列于九卿。把江充的家族尽数诛戮，以泄神人之愤。武帝哀怜太子无罪而死，乃别建一宫，叫做思子宫。又于湖县筑一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归来也。天下闻而悲伤之。夫谗佞之臣，反覆倾险，以非为是，将无作有，虽明达之人，亦往往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痤，费无极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于希宠避罪，而其祸乃至于戕害骨肉，倾覆国家。然楚、宋昏暗之君，被惑固宜。以武帝之刚明，亦遭其惨毒而不能察，虽纳千秋之说，灭谗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犹疾谗说之殄行；孔子大圣，亦恶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后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原文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直解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余年矣。一旦觉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说道：“朕即位以来，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谬。如严刑、厚敛、征讨、土木、祷祀等项，致使天下的人忧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的，滥费财赋的，尽行停止。”于是大鸿胪田千秋进说：“今方术之士，言神仙者甚众，然求之数十年，绝无效验，其不足信明矣。臣请将那方士每，都罢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说：“鸿胪说的是。”于是悉罢遣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后，上每对群臣，辄自叹：“向时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诳，妄意求仙。到今看来，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节饮食，服药饵，培养元气，差可减少疾病而已，岂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汉业赖此遂以不坠，固可称矣。然是时武帝行年已老，海内虚耗已极，而后知悔过，不亦晚乎？虽幸而不至于乱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图治，必朝警夕惕，无怠无荒。或举动一有不当，即如古帝王之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庶可免于他日之悔也。
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繇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直解
轮台，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台。隧，是开通的道路。擅赋，是额外加派的粮差。马复令，是百姓领养官马，该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时，好大喜功，极意兴作。内则求神仙，治宫室；外则征伐四夷，招来西域诸国，把国家的钱粮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为的不是，乃下诏书说道：“朕前此纷纷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无及。今有司官桑弘羊等，又奏请发兵募民，远去西域数千里外，开垦田亩，屯种于轮台地方，要就这荒远去处，筑墩台，开道路。若依他所请，未免又征调百姓，扰动劳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恻然，何忍闻此？为今之计，天下既以虚耗，务在严禁有司官员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时擅兴的科派，使百姓每尽力于本等农业。纵是一时马少，只当修举旧例，着百姓每领养，免其杂差，其所派养马匹，但以补足旧额所缺之数，不致消乏武备便了，不必又别生事端，以致劳民动众。”这是武帝悔过的说话。自此之后，更不复出军征讨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爱养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于是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这赵过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亩，分作干沟三条，沟阔一尺，深一尺，叫做甽。就这甽里栽种，待禾苗长时，却将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这甽亩，每年更换一处，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导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费大力。用力虽少，得谷更多。百姓每都以为便，而从其教焉。武帝能用赵过，盖真有意于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见，虽曰已晚，然所以补海内之虚耗，固汉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为亡秦之续者，赖有此耳。人主不能无过，而贵于改过，岂不信哉？
原文
后元元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直解
奉车都尉，是官名。武帝后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个宠幸的赵婕妤住在钩弋宫，就号为钩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怀身十四月才生。此时年方数岁，形体壮大，异于常人。又资性聪明，多智识。武帝以其类己，奇异而钟爱之。心里要立他为太子，只为他年纪幼小，其母钩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后来或致母后干预朝政，又有吕氏之祸，因此犹豫不决，思量要求个托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后事付托之。遍察群臣中，惟有奉车都尉霍光，平日侍从左右，小心谨慎，忠诚笃厚，堪以担当大事。乃使黄门待诏的画工，画周公背负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与霍光。盖默示以托孤之意，要他将来辅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后霍光果能拥立昭帝，尽忠辅政，折燕王盖主之逆谋，汉业赖以不坠，武帝之付托可谓得人矣。
昭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是武帝之少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于是卫律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直解
让，是怪责的意思。初时苏武既被匈奴迁徙在北海上牧羊，他自以汉朝的臣子，当时持节奉使而来，今虽被匈奴这等屈辱困苦，他一心只在中国，不肯改变。手里持着汉节牧羊，睡时也持着，起来也持着，到久后节上悬的璎旄都脱落了，他还不肯抛弃，所以表其始终一节，无二心也。及匈奴壶衍鞮单于年少新立，又国内骨肉乖离，常恐汉兵袭他，于是卫律替单于谋与汉家求和亲，愿两国通好，不复侵扰边界。汉家遣使者至匈奴往答之，就与他讨要先差苏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还，诈说苏武已死了。于是苏武的副使常惠，乃乘夜私见使臣，设一个计，教他对单于说：“我汉天子前日在上林苑中打猎，射得一只雁，那雁脚上系着一卷帛书，书上明写着苏武等，如今现在某泽中，你如何却说是死了？”使臣就依常惠的言语责问单于，单于不知是计，忽听得雁能传书，有这异事，乃相视大惊，只得从实谢罪，与使者说：“苏武等委的在某泽中。”乃放出苏武等，送他回还。苏武拘留匈奴凡十九年，初奉使时年方少壮，及还朝之日，须发已尽白了，其忠义之节，久而不变如此。后来汉朝拜他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又图画其像于麒麟阁上，所以表扬忠义，而劝万世之为人臣者也。然苏武在虏中十九年，身居北海无人之境，其心岂望后来尚有还朝之日，图形汉阁，标名青史哉？但以人臣事君，有死无二，义当如此。就使当时丧身异域，埋名千古，而其心终不肯变，这才是真实的忠心，无所为而为之者也。为人臣者，当以此为法。
原文
秋，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直解
榷，是榷税。酤是卖酒。武帝之时，国家多事，财用不足，乃搜括天下的商税。凡民间一应商贩买卖的事，都是官府管领，榷取其利，无有遗漏。就是卖酒小生意，也要经繇官府，上纳税课，谓之榷酤。夫以人君之尊，而与民争利如此，这是武帝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因天下举到贤良文学之士，乃下诏问他民间所苦的何事。那贤良文学等，都说官家自卖盐铁酒酤，极不便于民，请罢其法。是年秋，始罢监卖酒酤的官，听民间自行造卖，盖从贤良文学之议也。初武帝时，甲兵土木纷纷并起，徭役烦重，赋敛增多。至其末年，把海内的财力虚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天下几于乱矣。及霍光辅佐昭帝，采纳吏民之说，晓得当时政务的切要，只在休息养民一事。于是轻其徭役，以宽舒民力；薄其赋敛，以渐蓄民财。务与百姓每休息，不复去劳扰他。如此数年，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相结和亲，不开边衅。于是百姓家皆有蓄积，安生乐业。当初文、景二帝富庶之业，至是乃稍稍复见焉。故武帝之后，汉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辅佐之力也。夫武帝劳扰其民，而天下几亡；昭帝一休息之，而天下复安。是可见人君之政，莫先于养民，不但为一时救乱之宜，而实万世为君者之所当念世。
原文
元凤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纳之，光以其幼不听，安遂因帝姊盖长公主内入宫为婕妤，月余立为皇后，年甫六岁，于是桀、安深怨光而德盖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诈为燕王上书，欲共执退光。书奏，光闻之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直解
尚书，是管文书的官。昭帝即位第七年，改年号为元凤元年。那时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生得一女，即是霍光的外孙。上官安央托霍光将这女儿纳入后宫，希图做昭帝的后妃。霍光嫌他年纪忒小，配不得昭帝，不肯依从，这是霍光知礼守正的好处。上官安又去央托昭帝之姊盖国长公主，替他引进，纳入后宫，先做婕妤，一月之后，就立做皇后，年才六岁。于是上官桀、安父子深恨霍光，而感盖国公主之恩。又知燕王旦原是帝兄，不得立为天子，心里也怨恨霍光，遂与燕王暗地交通，相与排陷霍光。乃使人假充做燕王差来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说霍光擅添幕府的校尉，谋为不轨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休沐的这一日上本，他却与公主就中哄着昭帝准奏，共执退了霍光。这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幼，未能辨察，故相与设谋，共害忠良也。霍光既被劾，待罪于外，不敢入朝。然昭帝虽幼冲，却天性聪明，问左右说：“大将军何在？怎么不见他来朝？”上官桀就对说：“因燕王劾奏他罪恶，故不敢入。”昭帝即时使人宣霍光入朝。霍光见昭帝，取了冠帽，叩头请罪。昭帝说：“将军戴起冠帽，朕知这本是假的，将军你有何罪？将军选调校尉未及十日，燕王离京师数千里，他怎么便得知？可见是假。”此时昭帝年才十四岁，乃能明察如此，尚书官及左右人等，莫不惊骇。那上本的人，果然惧罪逃去。其后上官桀的党类，但有谗谮霍光的，昭帝便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付托他辅佐朕身，敢有再毁他的，定坐以重罪！”自此上官桀等惧怕，不敢复言，而霍光始得以安意尽忠也。夫以大臣辅少主，政自己出，谗谤易生，而又每事奉公守正，尤为奸邪小人所不悦。故周公辅成王，则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辅昭帝，则有桀安诈书之谋。幸赖成王终悟周公之忠，而昭帝则能立辨上官桀之诈，所以谗谤不行，忠勤得尽。若为二君者，少有不察，则不惟二臣不安其位，而周、汉之社稷亦危矣，可不畏哉！
宣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己，后改名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按古者宗庙之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庙称宗者，世世享祀，亲尽不祧。西汉十一帝，自高祖开基之后，惟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庙号，非若后世之一概称宗者也。
原文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直解
闾阎，是里巷的门。初宣帝本是戾太子之孙，戾太子既得罪自杀，子孙皆从坐。宣帝时在襁褓，故得全。后来流落民间，依着母家史皇亲存活。及昭帝崩无嗣，霍光访求于民间，迎立为帝。宣帝一向生长在外，起于闾阎而登大位，所以尽晓得外面的事情及百姓每生理艰难的情状。及霍光既薨，宣帝始亲大政。即厉精图治，每五日一临朝，亲决政事。自丞相以下，各衙门官有事，都着他当面奏闻，一一敷陈其事，听他说某事当如何举行，某事当如何处置。到后来又考验功能，看他说的某事，曾否举行，处置的某事，果否停当，一一都核实考成，不使有欺罔之弊。那时官皆久任，不轻易迁转。侍中、尚书这样官，尤为亲近切要。凡积有年劳，应该迁转，或有奇才异能，任得国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赏赐，或赉以金帛，或增其禄秩，至于荫及其子孙，自家却仍居此官，终不改易。又善立法制，凡各衙门事务，出入都有关防，完否都有稽查，枢机周密，无一些疏漏。每事都立个科条，定个规则，与人遵守，品式备具，无一些缺略。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官都奉法守职，莫敢有怀苟且之意，以虚文塞责者。汉之治功，至是称为极盛焉。大抵民不安其生，繇于官不称其职；官不称其职，繇于人君不亲政事，而群臣苟且以塞责也。宣帝有见于此，故既试功能以考验之，又立法制以维持之，而当时遂有吏称民安之效。所以皋陶之告舜，必曰“率作兴事”，又曰“屡省乃成”。此真人君图治之要务也。
原文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直解
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员，督察州内所属的郡国，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职。守，是郡守，即今之知府。相，是王国的辅相，即今之长史。二千石，指郡守国相说。这两样官，每岁食俸米二千石。玺书，是用宝的敕谕。关内侯，是小侯，无封国，但食租税于关内的。宣帝长于民间，知百姓每的困苦。只因有司官不职，那郡守、国相，为各县官的表率，刺史又是监临官，这三样外官，所系尤重。所以每遇除拜刺史与郡守、国相，必引来面见，访询地方事情，问民疾苦。试看他所用以治民者，其道何如。既亲问了，又恐他说得虽好，而所行未必皆然，等他到任之后，又详细考察他所行的政事何如。若言行不相顾，徒有虚名而无实政的，都一一体访得实。人不能欺，其综核之精如此。宣帝尝叹说：“百姓每所以得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以有司官刑政公平，狱讼得理也。我以一人之身，而居万民之上，天下事情，岂能一一周知？天下人民，岂能个个得所？全赖那郡国守相官替我分忧。如一郡之中，得一好太守，则一郡之民自安矣；一国之中，得一好国相，则一国之民自安矣。可不重乎？又以为太守乃一郡吏民之纲领，若数数更易，则不惟送旧迎新，劳费百姓，且人无固志，凡事苟且，下人亦皆有欺玩之意，上下不能相安。必须行久任之法，百姓每知他将来在地方日久，民情吏弊，凡事都欺瞒他不得，乃肯服从他的教化，以令则行，以禁则止，而上下相安也。”宣帝之意如此，所以当时做守相二千石官的，通要久任。若是历任未久，就有贤能功绩，也未便迁转他。但先降敕书奖励，或就彼加升官级，或赏赐金帛，或有赐爵至关内侯的，仍令在任管事。到做得年深了，遇朝里公卿有缺，即选那前日所旌表的好守相，次第超补。如黄霸以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太守入为京兆尹是也。夫宣帝之留心守相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勉励，都实心替国家干事，百姓都得以安生乐业。汉家一代循良之吏，惟此时最盛，而天下太平，号称中兴之治焉。尝考武帝时，民穷盗起，为吏者罕有可称。至宣帝时，乃循吏并出，是岂治民之才独产于宣帝之世哉？盖武帝东征西伐，不恤其民，而宣帝则知民事之艰难。武帝尊用酷吏，而宣帝则褒赏循吏。武帝于吏之巧文避法者不能察，而宣帝则综核名实。此其治效之所以异也。然则人主欲追宣帝之治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直解
初武帝时，治狱之吏，务为深刻，宣帝在民间深知其害。至是廷尉衙门有个掾史，叫做路温舒，上书说道：“今陛下始受天命，居至尊之位，当尽改前世的弊政，以正始受命的统纪，洗涤烦苛的文法，除去百姓的疾苦，以应上天眷命之意。臣闻昔日秦之所以亡者，其过失有十件，如废文学、好武勇、贱仁义、罪诽谤等事。自汉兴以来，把这些弊政，渐渐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尚存，则问刑官苛刻，不恤民命是也。这刑狱乃天下人性命所系，不可轻忽。一入于死，难以再生；肢体断了，岂可复续？所以《书经》上说：‘与其杀无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宁可失经常之法，而从轻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今之问刑官则不然，只是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责之郡县，官长以此责之僚属，上下互相驱迫，皆务以刻为明。问事深刻的，反说他是有风力的好官，名誉顿起；平恕的，反说他罢软不称其职，多致后患，以此成风。故问刑官都百般锻炼，只要人死，他也不是与那罪人有仇而憎恶之，盖能入人于罪，才保得自家无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势不得不为深刻。故冤抑之气，上干天和；太平之治，未得浃洽于天下者，坐此故也。俗语说：‘把地上画做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入；把木头刻做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说如今做法司官的刻薄成风，不惜人命，盖疾恶而悲痛之辞也。臣愿陛下减省法制，勿为烦苛，宽缓刑罚，勿尚深刻。则狱吏之弊可渐涤除，太平之风可渐兴起矣。”宣帝览书，称道他说的好。自此斋居决事，刑狱称平矣。大抵有罪之人不可姑息，无罪之人不可亏枉。惟公而明，则得其情，而天下无冤民矣。
原文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使不辜蒙戮，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直解
廷尉平，是官名，即今大理寺评事。宣室，是未央宫中殿名，乃斋戒的去处。谳，是审录罪囚。宣帝有感于路温舒之言，这年十二月，下诏说道：“近日郡县问刑官，决断罪囚，引用法律，多曲为附会，舞文弄法，日渐深刻，致使那无罪的人，枉被杀戮，朕心甚为怜悯。旧制遣廷尉掾史，出去与郡守推鞫狱囚。本要平刑，但廷尉史官小，任轻禄薄，恐体统不尊，有司或轻视他，势不能行。自今以后，为特设廷尉平之官，稍重其品秩，食俸六百石，定其员数，总置四人，专务平郡县刑狱，使适轻重之宜，以称朕哀矜无辜之意。”于是每岁季秋后，审决之时，有司奏请各重罪犯人。有该处决的，有该减等的，宣帝不敢安处在宫中，常临幸宣室，就斋戒的去处，洗心涤虑，亲自裁决，重其事而不敢忽。问刑官见上留意于此，也都悉心详审。一时狱刑号称平允，无复有任情轻重者矣。尝观汉世，尽心刑名，未有如宣帝者。既置廷尉平，以平郡县所鞫之狱；又斋居决事，以平廷尉所上之狱。分理于人，以详其法；亲决于己，以审其情。此所以狱无冤抑，而治称中兴欤！后世用刑者，宜取法于斯矣。
原文
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繇是被召。
直解
渤海，是郡名。水衡都尉，是官名。潢池，是积水的洼池。宣帝地节四年，召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京，将大用之。因他年老不堪公卿之任，遂拜为水衡都尉。盖取其官职亲近，事务清闲，所以优待之也。先年渤海及左右邻郡，连岁饥荒，有司不恤其民，盗贼处处生发，二千石官都不能擒制。宣帝忧之，命公卿大臣，各选举有才略堪做这郡太守者。那时丞相、御史都说龚遂可用，于是宣帝就拜他为渤海太守，召来面见。问他说：“如今渤海郡盗贼甚多，我用你为太守，你有何方法，能使盗贼止息？”龚遂对说：“盗贼之起，非出本心，其初都是陛下的赤子，只为这渤海郡在东海边，地方窎远，不得沾被圣化。又遇着岁荒，其民困于饥寒，有司官不加怜恤，那饥寒困苦的，无可告诉，不得已失身于盗贼，为一时苟活之计，致使陛下的赤子，偷弄陛下之兵于洼池中，以鼠窃狗偷为事耳，非真有他志也。今陛下命臣为太守，责臣以除盗，不知欲臣以兵剿而胜之邪，或以德抚而安之邪？”宣帝说：“我选用贤良太守，正要抚安百姓耳，但不知抚安之道何如？”龚遂对说：“臣闻治乱民，如解那结住的绳索一般，不可太急。绳子结了，须慢慢地理他，然后可解。百姓方乱，须慢慢地处他，然后可安。若急之，则愈加扰乱矣。臣愿丞相、御史且莫拘臣以文法也，勿责效于旦夕，但凡可以安民的，许臣得一切以便宜行事，庶几盗可化而民可安也。”宣帝见他说的有理，就依他所奏，仍赏他黄金以宠其行。龚遂既受命，就驰驿到渤海郡界上。郡中闻有新太守到，发军马来迎接。龚遂一个也不用，都发放回去，一面行文书，戒敕所属各县，把捕盗的官吏尽行散遣。只晓谕百姓每说：“但是手里执着锄头镰刀并各样农器的，便是好百姓，官府不必问他；惟是执着刀枪弓弩的，才是盗贼，方许拿问。”于是龚遂坐着一辆车子，独自行到府中，也不要人马防护，这是示百姓以不疑也。那做盗贼的，闻得新太守教条如此，都即时解散，丢弃了刀枪弓弩，去持着钩锄田器，各安生理，变为良民，不须剿捕，都平静了。乃开仓廪，把有司蓄积的米谷假借与贫民为资。又选用郡中的好官，以慰安牧养之，使无失所。龚遂又见渤海是古齐地，齐俗奢侈，好做工商末技，不事田作，所以民穷盗起，乃躬行俭约，以倡率百姓，劝他务农田，治蚕桑，以为衣食之资。郡中百姓，但有带持刀与剑的，就教他卖了剑去买牛，卖了刀去买犊。且晓谕他说：“你这一口剑，就是一只牛，一口刀，就是一个犊。你为何将这牛与犊带在身上，有何用处？今变卖了去耕田，务本等生理，却不是好？”又亲自循行田亩中，劳来劝勉那务农的人，使他及时耕作。自是百姓感化，不敢为非，郡中渐渐都有蓄积，衣食足，礼义兴，狱讼止息，无复有为盗贼者矣。龚遂之治渤海，其功绩显著如此，宣帝征召他为水衡都尉，盖繇此故也。夫渤海之盗，前守以一郡之兵，制之而不足；龚遂以咫尺之书，散之而有余。可见弭盗之方，不在逐捕，而在抚循矣。然渤海之盗，起于年岁饥荒，百姓穷迫，故龚遂得以抚绥解散之。若强暴无赖之徒，不因饥寒，无所逼迫，而横行郡邑，劫掠人民，若以龚遂之法治之，则迂矣。遇着这等的，必须先用威以剿除之，后用恩以抚绥之，而后可。
原文
魏相上书谏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
直解
萧墙，是门内的墙。宣帝因匈奴尝侵扰西域屯田的军士，遂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要兴兵伐他。丞相魏相恐劳民动众，上书谏说：“臣闻武不可黩，兵贵有名。彼因敌国之暴乱，乃出兵讨之，以救其乱，而诛其暴，这叫做义兵，兵出于义，则人心归服，可以为王；因敌国先来加兵于我，不得已，出兵以御之，这叫做应兵，兵出于应，则士气奋厉，可以取胜；若争恨小故，不忍其愤怒之心，而必出兵以报之，这叫做忿兵，兵出于忿，则轻举妄动，必至于伤败；若利敌人之土地货宝，而出兵以夺之，这叫做贪兵，兵出于贪，则见利忘害，必至于覆破；若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民人之众，而大兴师旅，欲以示威于敌国，这叫做骄兵，兵出于骄，则士卒苦其劳，敌国乘其敝，不至于灭亡不止矣。可见兵有顺逆，则事有成败，不可不慎也。近年以来，匈奴常通和好，未见有侵犯我边境，纵是争些屯田小事，亦不足介意。今闻朝廷之议，欲因匈奴衰弱，遂兴兵深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是出何名者也。以义兵，则匈奴之暴未著；以应兵，则边境之警未闻。其无乃近于骄忿之兵乎？且今年天下所奏刑狱的起数，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可的变故，风俗败坏至此，深为可忧。今左右群臣皆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芥小忿于远夷，臣恐下伤人民之命，上干阴阳之和，外寇未平，内变先作。如孔子所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不惧哉？”于是宣帝感动，就从魏相之言，弃了屯田的地界与匈奴，不复争焉。自古帝王制御夷狄之道，莫急于自治其内。若朝廷之上，纪纲振肃，邦国之间，风俗醇美，内地无虞，根本牢固，虽有夷狄外患，亦不足忧。若内治不修，百姓不安，虽无夷狄外患，亦为可虑。魏相不以匈奴为患，而惟以风俗为忧，深见远虑，戢兵保民，真可谓贤相矣。
原文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奏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未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直解
宣帝时，以魏相为丞相。魏相为人有治才，通达国体，他见得古今异宜，帝王迭兴，都有个立国规模。为后世子孙者，只当遵守他祖宗的法度，不宜远慕上古，徒务虚名而无实用。汉自高帝至今六世，中间阅历事变已多，一切因革损益，纤悉具备。在今日为君为臣的，只该讲求旧法，补偏救弊，自足以致太平，不必远有所慕。所以他平日只喜观汉家的故事，及先朝贤臣所条陈便民切要的章奏，把国家的事体，一一都讲究得熟了。及为丞相时，所条奏的，都是汉兴以来，一切便国宜民已行的故事，及文帝、武帝时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请施行。既不务虚名而慕古，亦不出意见而喜新，但求以利国家而已。他又见得天下太平，朝廷易生骄逸，那四方非常之事，足为警戒的，恐有司未必尽报，朝廷无繇得知。于是敕告丞相府中掾史，但是出去各地方勘事转来复命的，及给假回籍，从他家里回到衙门的，都着他陈说各地方所见异常的事。或有悖逆盗贼及风雨不调、水旱疾疫、灾变的事，各处有司官未及上闻，魏相先都知道了，己即奏过宣帝。因此有司不敢隐匿，四方民情疾苦得以上闻。他与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所任用者，魏相性严明，丙吉性宽厚，然两人一心尽忠于上，共辅朝政，彼此相济，绝无猜忌嫌疑之意，宣帝都敬重之。这一段，是叙魏相之贤。观其好观汉家故事，见他深识治体；观其奏白四方事情，见他留心民瘼；观其与丙吉宽严不同，而能同心共济，又见他能公忠体国，克己忘私。此魏相之所以为贤也，后之为臣者宜以之为法。
原文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称病。上闻之，使侍中金安世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直解
汉时把京畿内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左冯翊，三曰右扶风。这三郡，皆以辅翼京师，总叫做三辅。少府，是九卿官，管内府上用的钱粮。左迁，是降调。汉时以右边为上，左边为下，所以降官的叫左迁。宣帝时，有个文学贤臣萧望之，宣帝知其才，亲自擢用，三年间，超迁至少府卿。以他经术精通，持守端重，又咨访他国家大事，他能援古证今，论议有余，其材他日可以为丞相。但未知其政事何如，欲详悉试验他，然后大用。乃复除望之为左冯翊，把这繁难的地方着他做，以观其治民之才何如。这本是宣帝的美意，但望之以为少府卿又着他出去治郡，似与降调一般，因此望之心怀疑虑，恐有不合上意处，故有此转，即称病乞休。宣帝闻之，乃使侍中金安世到望之家，宣谕他说道：“朕凡简用大臣，都先使他经历治民，以考其功能，而后用之。你前日虽曾做平原太守，不多时，历任日浅，功绩未曾表见，故今复试之于三辅，欲以详考其治民之材耳，非他有所闻而左迁之也。”于是望之才安，就去赴任管事。后为冯翊三年，果能称职，累迁至御史大夫。这一节，见宣帝不轻于任相如此。盖宰相上佐天子，处分天下事，非才德并茂、文学政事兼优者，不足以胜其任。故宣帝虽知望之之才，而犹必试之于三辅，可谓慎且重矣。
原文
颍川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之。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伤！”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
直解
颍川，是汉郡名。长吏，是县令以下通称。许丞，是许县县丞。督邮，是郡守差去督察属县的官。京兆尹，即今府尹。宣帝时，良吏最盛，以黄霸为首。黄霸做颍川郡太守，力行教化，不尚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那百姓每，化导他为善，非甚不得已，不加刑罚。所属长吏，有个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官访察回来，说这官老疾，该着他致仕回去。黄霸说：“这县丞是个清廉的好官，虽是年老，筋力未衰，尚能参见官长，拜起送迎。纵使耳聋重听，何害于事？着他照旧供职。”或问说：“这官已老，何故留他？”黄霸说：“夫长吏者，为民父母，不可轻率变动。若屡次更易，此往彼来，百姓每送这旧的，迎那新的，一切支应礼节，不无费用。又有一等奸猾吏胥，乘此交代之际，旧官已去，新官初到，出入文卷，都在其手，因而隐匿弃绝，侵盗财物，无可稽查。公私费耗甚多，都是民之膏血。及至换来的新官，又未必胜似旧的，或反不如前官，徒增这一番扰乱，有损无益。故有司官，苟非贪酷为民害的，纵是老疾，不必数易。凡治道只去其太甚者耳，岂可琐屑纷更？事在得己，且勿轻动。”黄霸之为治，外虽宽厚，内实精明，以此能得官吏百姓的心，个个都道他好。郡中户口，每岁增加，考其治绩，为天下第一。宣帝遂征召他，着权署京兆尹事。盖不次超擢，以旌其能，可谓得激劝之道矣。夫自汉以来，称循吏者莫如黄霸。然霸之抚百姓，待属官如此，何尝以严峻为风力哉？至其论数易长吏，公私费耗之弊，又可以知守令之当久任矣。此任人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蝤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直解
悃，是诚信。鼎俎，是烹调饮食的器具。世传伊尹善知五味，在微贱时，曾身负鼎俎为庖厨之事，后来成汤知其贤，举以为相。鼓刀，是摩刮其刀。世传太公未遇文王时，曾做屠户，宰杀牲口，后来文王知其贤，尊之为师尚父。百里，是百里奚。自鬻，是自卖。百里奚贫时，曾自卖与人，替人牧羊，后来秦穆公举以为相。甯子，是甯戚。饭牛，是喂牛。甯戚贫时做车户，在车下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听其歌词，知其非常人，举而用之，任以国政。伯牙，是古之善抚琴者。递钟，是琴名。逢门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乌号，是弓名。初宣帝闻益州人王褒，有俊美之才，善为文章，取他来京。宣入面见，命他做个圣主得贤臣的颂。王褒遂献颂一篇，其辞说道：“夫贤才之人，能为人君建功立业，随用随效，就如工匠手中的利器一般。匠人无利器，则不能成工作之事；人君无贤臣，则不能建太平之业。所以为人君的，当其未得贤人之时，须旁招博访，卑身屈己。或求之于在朝，或求之于在野，只要得个贤臣与之共理，就如匠人寻求利器的一般，这时节何等勤劳。及其既得贤人之后，便把国家的政务，一一都付他干理，自家只是总个大纲，不必身亲劳苦。譬如工人得了利器，自然不费气力，这时节何等安逸。然则人君之欲致治者，莫贵于得贤明矣。然不惟人君贵于得贤，而贤人亦贵于得君。古昔贤人未遇明君之时，上之人都不知他。为国家图谋事功，揆度计策，则君不用其谋；披沥肝胆，陈露忠诚，以自效于君，则君不然其信。所以伊尹勤劳于鼎俎，太公久困于鼓刀，百里奚卖身，甯戚养牛，皆遭罹此患也。及其遇了明君，遭逢圣主，运筹画策，即合上意；谏诤过失，即见听纳；进退左右，则得通其忠；居位任职，则得行其术。如伊尹居保衡之重，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奚之相秦国，甯戚之任齐政，载之青史，至今称之。夫此一贤人也，遇主则见用，不遇则见疑，身之穷通，名之荣辱，顾所遇何如耳。然自古贤臣易得，明君难遇。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有了君，则自然有臣，就如虎啸而风声自然凛冽，龙兴而云气自然拥护，蟋蟀必待秋才吟，蜉蝤必待阴才出。这虫豸变化，也各有时候，况贤臣效用，岂不待圣明之时？所以《易经》上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人君以圣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龙飞在天上。为臣的，遇这时节，利见这等的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诗经》上说：‘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思，是语助辞。皇字，解做美字。言美哉此众多之贤士，都生在周文王的国中。这等看来，可见世道清平，主上明圣，那俊乂的贤士，感时思奋，自然出来效用。圣君明明在朝，贤臣穆穆布列，元首股肱，联合为一体，精神意气聚会于一堂。君得臣，而益见其圣；臣得君，而益见其贤。主既圣，臣又贤，以圣主而用贤臣，两下里情投意合，言听计从。便就是以善抚琴的伯牙，而操递钟之古琴，以善射的逢蒙，而弯乌号之良弓，也比不得那君臣相得的意思。故圣主的功业，不能独成，必须待贤臣而后弘大；俊士的德行，不能自见，必须待明主而后显著者也。君要得这样臣，臣也要得这样君，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就如那鸿雁的毛羽，遇着顺风，翼然奋迅，大鱼在溪壑乘着顺水，沛然放纵，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为？垂衣拱手，坐致太平，天地之休征自应，人君之寿考无穷，这就是长生的道理。又何必偃仰屈伸如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然后可以得寿哉！”彭祖、王乔、赤松，都是古时仙人。偃仰屈伸、呴嘘呼吸，是导引运气之术。这时宣帝颇好神仙，故王褒应制作颂，篇终及此，所以寓讽谏之意焉。
原文
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诏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萧望之以为：“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直解
款字，解做叩字。五原塞，是五原郡的边塞。自汉兴以来，匈奴强盛，常与中国抗衡。至宣帝时，匈奴衰乱，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争立，被郅支杀败，恐不能自保，乃谋事汉，以求中国之助。甘露二年，单于亲领人马，到五原郡的边塞，叩请边吏，说他愿奉国内珍宝来朝汉天子，比于藩臣。宣帝许之，先命公卿大臣议定他朝见的礼仪。那时丞相御史议说：“先王之礼，先中国而后夷狄。今待虏酋宜如诸侯王之礼，但其位次须在诸侯王之下。”独太子太傅萧望之议说：“匈奴本是汉之敌国，政教所不加。今虽来朝，宜待以不臣之礼，位次在诸侯王上。”宣帝采用望之之议，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当朝谒时，赞礼者只称臣而不称名，盖以客礼待之也。自古边境之安危，常视胡运之盛衰。汉兴以来，德莫盛于文帝，威莫强于武帝，然不能使匈奴之臣服也。至宣帝时，乃称臣纳款，稽首来朝。虽繇宣帝贤明、中国治安，然亦适当虏运之衰，故宣帝待以不臣之礼，以示非威德之所能致。盖天子之谦德也。自是终西汉之世，匈奴感恩归义，朝贡不绝，边境无事者数十年，岂非其礼让恩信，有以深结其心故哉！
原文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直解
是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宣帝见塞外戎狄都来宾服，因此思想起一时辅佐的贤臣，为吾之股肱，运谋宣力，内修外攘，以致有今日。追念他的好处，不可泯灭，宴表而扬之，以明示四夷，永垂来世。乃使画工图画其人于未央宫中麒麟阁上，模仿他的形容体貌，佥署他的官爵姓名。第一个是霍光，独不书其名，上面只写说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因他曾受武帝顾托，拥立昭帝，其后又定策迎立宣帝，辅佐三朝，功德茂著，故尊重之，而不名也。其次是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都有定策宿卫，及征讨戎狄之功。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有同心辅政之功。太仆建平侯杜延年、宗正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也都各随职业，尽忠效劳。典属国苏武，曾在匈奴中，持节一十九年，为戎狄所敬重。这十一个人，都有大功德于社稷，当世的人，都知其名，以此用图画表而扬之。要显见这中兴的辅佐，就比着周宣王时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一般。盖宣王是周家中兴之贤君，方叔、召虎、仲山甫，都是中兴之名臣，今所图画的十一人，亦可与他并美而无愧焉。宣帝此举，一以不忘诸臣之功，见得宾服之有自；一以明示来朝之夷，见得中国之有人；一以流传于天下后世，见得当时君臣相与之盛，且以为后来辅佐者之劝。盖其意微矣。
元帝
孝元皇帝，名奭，是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初元元年，上素闻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他赋役，故家给人足。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天子善其言，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直解
太仆，即今之太仆寺。水衡，即今之上林苑监。王吉、贡禹两人当宣帝时致仕回家。元帝素闻这两人都通经术，且操行廉洁，心甚重之。即位之初，特差使臣赍诏去行取来京。此时两人都已年老，王吉在路上病故，只贡禹到京。元帝除授他做谏大夫，常虚心问他以政事。贡禹奏说：“为政莫先于爱民，而爱民必先于节用。古时人君躬行节俭，宫室有限，服用朴素，宫女不过数人，御马不过数匹，所自奉的甚简。故其取民之财，每十分则税他一分，其用民之力，每一岁只使他三日，此外再无别项科敛差役烦扰百姓。所以当时的百姓家家富给，人人充足。后世宫室大广，服用太侈，宫人与御马太多，而百姓太困。臣愚以为今朝廷用度，欲尽如上古之制固难，然亦须略仿古制以自撙节，减损服御，停止工作，凡事皆务从省约以利贫民，庶几得节用爱人之意。”元帝喜他说的有理，遂下诏命诸离宫别馆，车驾不到的去处，不必修理。又命太仆衙门减去食谷的马，水衡衙门省去食肉的兽。他如革服官、省卫卒、弃宜春之苑、罢角抵之戏，这都是采用贡禹的言语，其所利于民者多矣。故元帝之于汉，虽为中材之主，而节俭一事，则实后世之所当法也。
原文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直解
酎，是新熟的醇酒。汉家常以正月造酒，酝酿到八月间，才取以荐宗庙，叫做酎祭。永光元年秋，元帝当酎祭宗庙，从长安城西便门出去，要就水路乘楼船以行。御史大夫薛广德拦着车驾，除下冠帽，叩头说道：“车驾该从桥上去，不可乘船。”元帝未及听从，且着他戴了冠帽起来。广德一时急切奏说：“陛下若不听臣，必要乘船，臣就自家刎死，把颈血来秽污了车轮。陛下不得洁净，难以入庙行礼矣。”元帝见他言语说得太直戆，心下不喜。于是光禄大夫张猛进前解说：“臣闻自古以来，主上明圣，臣下乃敢直言。盖以主圣，则能宽容听纳，人臣得以尽言而无所忌讳故也。今论事理，乘船则风波危险，就桥则道路安稳，圣主举动务为安稳之图，不履危险之地。今广德恃圣主在上，言语虽欠婉曲，然意在爱君，不欲其乘危，似可听从。”元帝的意思方才回转，向张猛说：“晓悟人的言语，都似你说得这等从容明白，岂不是好！何用急迫至于自刎，如薛广德所言耶？”乃从桥而行。夫酎祭非无故而出，乘船亦未必皆危。而广德谏之，其迫切如此，盖以人主一身宗社生灵所系，不可顷刻而忘慎重也。又况逸游田猎，登高临深，车驰马骤，轻万乘之尊而忘不测之虑者哉！此忠臣之爱君，所以不惜尽言，而圣主之所必察也。
原文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繇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成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下之心，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直解
元帝时，用舍不明，邪正混进。光禄勋周堪、太中大夫张猛等，都以正直无私，为石显所倾陷。刘更生恐怕谗说得行、正人蒙祸，乃上书说道：“臣闻虞舜之朝，命禹、稷、夔、龙等九人做九官，所用的都是君子。那时群贤同心，都济济然以德相让，略无猜忌的意思，何等和顺！众臣既和于朝，则和气感动，万物亦皆和于野。故《箫韶》之乐奏至九成，感得凤凰瑞鸟来仪于庭，而虞以之兴。至周幽王、厉王之际，尹氏皇父等用事，所用的都是小人。这小人与君子不和，积成仇隙，更相非谤，互相怨恨，必欲谋害忠良。那时天地之变交作，日月薄蚀而无光，水泉沸起而不安，山陵或崩陷而成谷，溪谷反填满了成山。又夏月降霜，不顺节令。天灾物变，聚于一时，而周以之亡。繇虞周之事观之，可见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瑞多者，其国必安；灾异众者，其国必危。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未有能易者也。如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皆小人倾陷君子，怨气充塞之所致也。蹈衰周之覆辙，而欲追有虞之盛治，岂不难哉！夫国家之治乱，系于邪正之进退。正臣进用，便是治平的标表。盖正人见用，则所引进者必皆正人，君子满朝，政事修举，国家岂有不治者乎！正臣陷害，便是乱亡的机括。盖正人既去，则奸邪从此得志，小人在位，政事废坏，国家岂有不乱者乎？然邪人所以能害正者，繇上心多疑也。人君于贤人，既知他是忠正的，就该信任他；若心里又疑他未必是贤，或前或却，这叫做狐疑。那小人窥见主上如此不信任贤人，便来百般谗谮贼害他，君子何繇得安其位？于那谗贼的人，既知他是小人，就该斥去他，却又优游姑息，不能断然去之，这叫做不断。那小人无所惩戒，越发放肆，都引类而来，是开群枉之门，而招之使进矣。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谗邪既进，则众贤必退；群枉既成，则正士自消。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二卦，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三阴并进，小人的道长，君子的道消；阴胜过阳，则政日乱而为否。否者，闭塞而昏乱也。三阳并进，君子的道长，小人的道消；阳胜过阴，则政日治而为泰。泰者，亨通而昌盛也。邪正之消长，关乎世运之盛衰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早辨而决断之乎？今以陛下这等聪明圣智，诚能深思天下人的心，都好正而恶邪，于是去谗必断，以杜塞群枉之门，任贤勿疑，以广开众正之路，使邪正是非炳然明白，而举错各当，勿致混淆。则政有治而无乱，世有泰而无否，百灾自然消灭，众祥莫不毕至，以施于天下，乃太平的基本以贻于子孙，为万世的利益，岂不美哉！”大抵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恶小人坏败国家的事，故常欲去小人；小人恶君子攻发他的过恶，亦常欲害君子。顾人君所信任者何如耳。舜之世，不能无小人。然舜诛共工、兜，而惟禹、稷、夔、龙之徒是用，所以君子得位而九官成济济之功；幽厉之世，不能无君子，然幽、厉疏召公、芮良夫，而惟尹氏皇父之徒是用，所以小人得志，而谗口肆嚣嚣之祸。朝廷之乖和、国家之治乱，惟在君子、小人一进退之间而已矣。元帝恭俭儒雅，亦是汉家贤君，只缘邪正之际，优游不断，知萧望之、周堪、张猛之贤，而不能信用，知石显之奸而不能斥退，致使君子被祸、小人擅权，而汉室遂衰，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成帝
孝成皇帝，名骜，是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直解
刘向，即是刘更生，后改名向，是汉之宗室。《洪范》，是《周书》篇名，箕子以天道告武王的说话。成帝时，常有日食星陨、山崩水溢，各样灾异。刘向自以汉家同姓之臣，见得外戚王氏权位太盛，宗社将危，欲上书论谏。而此时成帝方留意于诗书古文，刘向乃借诗书以寓论谏之意。看得《尚书·洪范》篇，箕子为武王陈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应，正可以发明天道，感悟君心。于是就因这书中所说的休咎，采集上古以来，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史书所记祥瑞灾异之类，每件必推寻其行之得失，以原灾祥之所始。又连附以后来祸福，以究灾祥之所终。如某时有某灾异，是因某君臣行的某事不顺，其后果有某祸，皆明著占验，以见变不虚生。又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貌言视听思之五事，加以皇之不极，分做十一门类。其说以为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则有木不曲直之异；弃法律，逐功臣，易嫡庶，则有火不炎上之异；治宫室，犯亲戚，则有稼穑不成之异；好战攻，饰城郭，则有金不从革之异；简宗庙，逆天时，则有水不润下之异。貌不恭，则其罚常雨；言不从，则其罚常旸；视不明，则其罚常燠；听不聪，则其罚常寒；思不睿，则其罚常风；皇不极，则其罚常阴。每门类之下，各引古今灾异为证，以类相从，悉有条目，其书凡十一篇，叫做《洪范五行传论》，奏上成帝。盖欲成帝览前代之休咎，悟今日之得失，庶几遇灾知惧，裁抑外戚以应天意也。成帝本是聪明的人，又多读古书，心里也知刘向忠诚爱国，故意为王凤兄弟专权，特起此论。但内制于太后，外制于诸舅，终不能夺王氏之权。其后王立、王商、王根相继执政。至于王莽，遂篡汉室，而向之书，徒托诸空言而已。
原文
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凤死，以莽托太后及帝。久之，封莽为新都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直解
五侯，是成帝的母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成帝一日都封为列侯，故叫做五侯。永始元年，那五侯家子弟，恃着朝廷的恩宠，门户方盛。乘此时，争尚侈靡，都以车马驺从、声乐、女色、佚乐、游宴为事，一个要胜似一个。独有王曼早故了，不曾得封。王曼的子王莽是个极奸诈的人。他既孤贫，心里贪慕着五侯家的富贵，却故意矫情立异，以求名誉。乃自家屈体贬损，装做个恭谨节俭的模样，勤劳其身，从师问学，博通经传，外面结交英俊的贤士，内里承事伯叔诸父，都委曲而有礼意。此时他伯父王凤为大司马，秉朝政。王凤病时王莽假意侍奉，极其恭谨。王凤感他这意思，临死时，把他付托与太后及成帝，要抬举他。以此成帝常记着在心上，数年后，就封王莽做新都侯。王莽得计，愈加矫饰，爵位越发尊重，他节操越发谦谨，家中但有财物，就把来施与宾客，专干那恤孤济贫的事，自家更无蓄积。那时人都被他瞒过了，人人称颂他的好处，王莽的虚名日益隆盛，一时遍洽中外，倾压其诸父之上矣。其后竟代王根为大司马，专擅朝政，遂篡汉室。夫外戚之家习为侈靡，志在车马声色，此其常态耳。至于折节为恭俭以收众心，此其大奸不可测也。故王莽初时，以此欺哄其伯叔宾客，以致声名、取爵位。爵位既极，又以此欺哄天下的人，而倾夺汉室，此所谓渐不可长者。向使成帝于诸舅，止厚其恩赉，勿令秉政，使他无可希觊，虽有王莽之奸，亦何所施乎？善处外戚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上意解。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直解
槐里，是汉时县名。素餐，是空食俸禄。尚方，是内府。讪，是谤。龙逢，姓关，是桀之臣，比干是纣之臣，二人皆以直谏，为桀、纣所杀。是时，王氏专权乱政，朝臣多趋附之。有安昌侯张禹以经学为帝师，乃成帝所尊信者。他也惧怕王家威势，遂曲意党护，与他结好以自保富贵，其负国之罪大矣。有原任槐里县令朱云为人刚直敢言，恶张禹如此，乃上书求面见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云向前直说：“如今朝廷大臣，个个尸位素餐，叨享朝廷的爵禄，无有肯尽忠于上者，臣窃愤恨之，愿赐内府斩马剑与臣，先斩断一个佞臣的头，以警其余。”成帝问：“佞臣是谁？”朱云对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无礼，居下谤上，当大廷中辱我师傅，其罪该死不赦！”侍班御史就拿朱云下殿。朱云攀扯殿前槛干死不肯放，御史又拿得急，把槛干扯断了。朱云乃大叫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臣今亦以直言被戮，得从二臣游于地下，同为忠义之鬼，臣愿足矣！但不知圣朝后日何如耳！”御史遂拿朱云出去，罪且不测。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取去冠帽，叩头于殿下说道：“此臣从来狂直。使他说的是，则不可诛；纵使说的不是，然其心只是为国，亦当优容之。”于是成帝怒意解释，朱云才得免死。到后来修理栏干，成帝吩咐说：“这栏干不必改换，只把那坏了的修补起来，留个遗迹，使人知道是朱云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奸臣擅权，其初犹有忌惮之心，只因邪佞小人惧怕威势，贪图富贵，群然阿附，结成一党。至于忠臣义士，间或有发愤直言者，又不蒙听纳而反以得罪，则奸臣之势遂成，而人主孤立于上矣。所以为君者最要优容狂直之言，以潜消壅蔽之祸。今成帝知宥朱云，且辑槛以旌之，然不能疏张禹之宠、抑王氏之权，而汉之天下竟为王氏所篡，岂不深可恨哉！
哀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也。成帝无嗣，召而立之，在位六年。
原文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公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繇是遂衰。
直解
哀帝在藩府时，见得成帝之时，外戚擅政，威福下移，权胜私门，禄去公室，皆以主威不立之故。及即位之后，屡次诛杀大臣，欲以尊强主威，仿效以前武帝、宣帝的行事。其志未尝不锐，而乃宠信谗谄之人。如侍中董贤等，皆以嬖佞而至三公。憎疾忠直之士，如丞相王嘉等，皆以直言蒙祸。以此举动，岂能使人心悦服？虽杀之而不畏矣。所以汉家基业从此遂衰，不可复振，王莽因得篡而代之。夫济弱者不于威，而建威者在于德。哀帝承元成之后，国势已弱，奸臣擅命，诚能正身修德，信任忠贤，秉至公以明赏罚，操威福以驭海内，则奸邪无敢肆其志而主威立矣。不知出此，而徒欲假诛杀以振之，尚可得乎？其致倾危，非不幸矣。
平帝
孝平皇帝，名衎，中山王之子。哀帝崩，无子，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原文
初，长沙定王发，四世孙南顿令钦生三男：、仲、秀。性刚毅慷慨，有大节。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穑。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历谶记，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轶往迎秀，与相约结，定谋议。归舂陵举兵，于是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与下江将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诸部齐心，锐气益壮。
直解
宛，是县名，舂陵，是乡名，都在今河南南阳府。王莽既篡汉祚，暴虐无道，至其末年，天下叛之，盗贼并起。一伙在江夏新市地方，王匡、王凤为首，叫做新市兵；一伙在江夏平林地方，陈牧为首，叫做平林兵；一伙在荆州地方，王常为首，叫做下江兵。这时节，天下人心皆复思刘氏，于是光武皇帝乘时起兵，以兴复汉室。这一段是记光武初起兵时事。初景帝第六子名发，封于长沙，谥为定王。定王四世孙名钦，为南顿县令，生三子：长的名，字伯升；次的名仲；少的名秀。秀即光武皇帝。刘为人生性刚毅，慷慨有豁达大节，不治产业。光武状貌生得异常，鼻准隆高，额上有骨耸起，叫做日角，性却勤于稼穑，喜治产业，与不同。常讥议戏笑他，比他做高祖的兄刘仲一般。盖刘仲只知治生，无远大之志，故为高祖所笑。光武岂是这样人？乃处乱世，韬晦当如此。那时宛县人李守，好习天文符命的书，豫先知道兴废。当王莽篡汉时，私对他儿子李通说：“看图谶上，刘家气运还当中兴，我李家当为他的辅佐。”及至新市、平林兵起，迫近南阳，郡中骚动。李通有个同祖兄弟叫做李轶，对李通说：“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汉家宗室在南阳郡的，只有舂陵乡刘伯升兄弟，散财结客，泛爱容众，可与他共图大事，兴复汉室也。”李通心下常记得他父亲的言语，便笑说：“这乃是我的本心。”此时光武在宛县，李通就着李轶去迎接他来，与他相约结定谋议，回到舂陵地方，同起义兵。于是刘亲自佥发舂陵子弟为兵，那各家子弟心下怕惧，都逃躲了，不肯从他。及见光武穿着大红、戴着大帽，都惊异说道：“他平生谨厚，不肯胡为。如今也做这等事，想是大事可成，但从他去不妨。”子弟每乃稍稍自安，出来应募，共得子弟七八千人。一面去招集各伙在山泽的，与下江将帅王常，及新市平林的兵马，会合一处，以助声势。于是王常、王凤、陈牧等诸部齐心，南阳子弟锐气益壮矣。夫南阳之人，刘以豪侠率之而亡匿，光武以谨厚倡之而服从，可见此时众心之所属，已在光武矣。济大事者，以人心为本，此汉室之所以复兴也。
原文
更始遣将攻武关，三辅邓晔、于匡起兵应汉，开武关迎汉兵。诸县大姓亦各起兵称汉将，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九月戊申，兵从宣平门入。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莽之渐台。晡时，众兵上台斩莽首，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直解
更始，是汉之宗室，名叫刘玄。王莽之末，汉兵并起，共立刘玄为天子，号更始皇帝。渐台，是太液池中的高台。脔，是肉块。汉兵既大破王莽兵于昆阳，乘胜长驱，于是更始遣其大将军申屠建攻打武关，欲入关中。那时人心思汉，三辅地方豪杰有邓晔、于匡，两人共起义兵为汉兵内应，开武关迎纳汉兵。关中各县的大户也都起兵自称汉将，愿助汉兵共诛王莽。而长安旁近去处的义兵也四面齐至，会于长安城下。九月戊申日，汉兵攻破宣平门入城，举火焚烧宫室，延及掖廷宫、承明殿。王莽走去宣室前殿避火，不知死在旦夕，尚且为魇镇之术，乃移席随北斗柄所指而坐，对群臣说：“天生德于我，使我受命为天子，汉兵其奈我何？”其欺天罔人如此。至庚戌日平明，兵火愈迫，群臣扶王莽往太液池中的渐台，欲阻水以避之。汉兵遂围其台。至日晚时，众兵上台，斩了王莽的首级。众将士每将王莽的身尸碎割了，逐节而解，逐块而分，都拿去请功，因此相争相杀者至数十人。此时更始都于宛县，申屠建乃传送王莽首级至宛，枭之于市。百姓每都怨恨王莽，共取其头掷击之，或切食其舌。自古乱臣贼子受祸之惨，未有如王莽者。盖汉家德泽尚在人心，王莽乃乘其孤寡，逞其奸诈，一旦夺而有之，是以人心共愤，义兵四合，不旋踵而遭屠戮之祸，此可以为万世篡贼者之戒矣。
原文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繇是识者皆属心焉。
直解
洛阳，在今河南府。刘秀，即光武皇帝。司隶校尉，是官名。三辅，是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帻，是裹头的巾。初，更始建都于宛，及取了洛阳，又要迁都于洛阳。此时光武尚在更始部下为将军，更始乃命他行司隶校尉的事，着他前去整理修葺洛阳的宫阙官府。汉家旧制，司隶校尉主督察三辅等地方，其僚属有从事史十二人，以司督察。光武既做这官，便设置僚属，作为文书，移与属县，其从事人员主司督察，一如旧制。那时三辅地方的官吏士卒，往东去迎接更始，见他手下各将帅过去的，只用巾帕包头，不戴冠帽，又穿着短窄的衣服，似妇人装束一般，莫不笑之。及见光武的僚属，其衣冠结束，都是旧时的制度，件件齐整，百姓每欢喜不自胜。其中老吏曾见旧日太平景象的，或感怆垂涕说道：“不意今日扰乱之后，复得见前时汉家官属的威仪如此。”自是有见识的，都归心于光武，愿推戴之矣。夫观当时百姓，一见汉官威仪，遂至于垂涕叹息，则人心思汉可知矣。宜汉之已废而复兴也。此虽光武之动依礼法，有以得人心，亦孰非其祖宗之遗泽，尚存而未泯哉！
原文
更始拜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悦喜，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直解
汉家以大司马秉朝政，官品最尊。此时更始已平河南，都洛阳，乃除授光武行大司马的事。就着他持了符节，渡河而北，循行各州郡，镇抚慰安之。这时王莽暴虐，官吏不才，赋繁刑重。光武既到河北，所过郡县，便引见那郡守县令以下各官吏，一一考察其行事。有贤能的，即升迁之；其不职的，便罢黜之。狱中囚徒，轻重罪名都审录过，拟议停当，即时发遣。尽除去王莽琐碎的法度，崇尚宽大。前此王莽妄拟成周改汉官名，如郡守改名大尹，县令改名县宰，似此等类，一切革去，复用汉家旧时官名。于是官吏百姓每个个欢喜，都争先来迎接，牵牛担酒，献上光武，以犒劳军士。光武不欲烦费百姓，都辞了不受。昔高祖入关，除秦苛法，吏民争以牛酒迎献，高祖悉却不受，恐烦劳百姓。今光武循行河北，除莽苛政，吏民亦争以牛酒迎劳，光武亦却之。此可见光武之宽仁能得民心，同符于高祖，而帝王之施为气象，自与寻常不同也。
原文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邺。秀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直解
策，是马棰，即今之马鞭，古时以竹木为之，故谓之策。邺，是县名，即今彰德府地方。赤眉、青犊，是当时诸贼的名号。南阳人邓禹，从小时就认得光武非常人，与他结识。光武初起南阳，邓禹未及随从。及光武领兵抚定河北，邓禹闻知，乃杖马策慌忙追赶，渡河到邺县地方才赶上了。光武见他远来，问他说：“我奉诏书，以便宜行事，得径自封爵除官。你今远来，莫非要官做么？”邓禹对说：“不是要做官，只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随侍左右，亦得少效尺寸之劳。干些功业，他日书在竹帛上，流芳千载，不枉了平生所学耳！”光武喜笑，就留他同宿。邓禹因乘间劝光武说道：“如今山东未安，盗贼群起，赤眉、青犊之类动辄啸聚数万人。更始既是常才，不能自家听断，而委政于下。他手下的诸将，又都自庸人暴起，所志不过图些财帛，争用威力以凌人，只求朝夕快意而已。何曾有个忠良明智之士，深虑远谋，欲上以尊君，下以安民者乎？君臣如此，其亡可立而待。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归服；又军令整肃，赏罚明信，举动自与凡人不同。今能平定天下者，非公而谁？为今之计，莫如礼贤下士，延纳天下的英雄，除残去暴，务悦天下的人心，复立高帝之业，以救万民之命，却不是好？且以明公之才图取天下，天下不难定也。何必屈身于更始，虚用其力于无成之地哉？”光武听了大喜，因命邓禹常宿歇帐中，与他私定计议。每任用诸将，多访问于禹。凡禹所荐的，一一都当其才，其知人如此。尝观萧何之劝高帝，有养民致贤人一言，高帝用之以成帝业。今邓禹亦劝光武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其意正与之合。萧何有发踪指示之功，而邓禹亦能举用诸将，各当其才。此其所以为佐命之元功，而与萧何并称也欤。
原文
大司马秀至蓟，会王子接起兵蓟中，以应王郎，城内扰乱。秀趣驾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芜蒌亭，时天寒烈，冯异上豆粥。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
直解
蓟，是县名。芜蒌亭、下曲阳、滹沱河，都在今真定府地方。澌，是水上流冰。这时光武为大司马，安辑河北，行到蓟县地方，适遇着邯郸王郎作乱。蓟中有个宗室王子刘接，起兵要与王郎连合，以此城内扰乱。光武急忙乘车走出，所过地方不敢复入城邑，只歇息在路边人家吃饭。行到芜蒌亭，时天甚寒冷，又无粮米，冯异煮豆做粥，进与光武充饥。又行到下曲阳县，听得王郎的车马在背后赶来，那从行的人个个惊恐。行至滹沱河，探候的吏回报说：“河水里流下冰来，不曾冻合，没有船只，怎生渡得过去？”光武使其将王霸前去打探。王霸看了，果是难渡，恐怕惊了众人，不如权且说渡得，以安众人之心。且要诸将士都到河边，临着河水以为险阻，待那贼兵到时，众人见前面没走处，只索与他死战，这就是韩信背水阵的意思。于是回还，对众假说：“河冰坚固，人马都过得去。”官兵听得这说话，个个喜欢。光武笑说：“先间候吏的言语，果是谎说。”即便前去。及到河边，那河水真个也就冻合了，光武便着王霸监护众军渡过河去。刚刚渡得数骑人马到岸，冰已开了。此时光武甚见窘迫，偶遇河冰，幸而得免，岂不是天意？然亦因光武能除暴安民，有此盛德，感格上天，故扶持保佑之如此。若不能修德，徒靠天命，欲侥幸于或然之数，岂有此理哉！
原文
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直解
披，是阅视。舆地图，是天下地里之图。那时天下郡国，多为盗贼所据。光武一日阅视天下地图，指示邓禹说道：“天下郡国这等广大，如今才收复了河北数郡，是十分中才得了一分，怎能勾便得各处平定？你前日见我时，就说以我去图虑天下，指日可定，莫不忒看得容易了，此是何故？”邓禹对说：“自汉室中衰，盗贼并起，四海之内，纷纷扰乱，只以劫掠为事，无有能替百姓每做主者。这时人心思想要得个圣明之君，以为依归，就如初生的孩儿要得个慈母，靠他乳哺一般。自古以来，兴王之君，只看他德之厚薄如何，不在地之大小。若是德厚，人心归之，虽无尺土，亦可以成大业；如其德薄，人心离散，虽有天下，亦必至于亡。今只宜论德，何必论地？”前此邓禹曾劝光武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这就是修德的事，所谓天下不足定者此也。中兴诸将，识见未有能及此者，故邓禹战伐之功，虽不加于诸将，而独为一代元勋，岂非以其能识天下之要务哉！
原文
五月，王霸追斩王郎。秀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直解
反侧子，是反覆无定、怀二心的人。更始二年五月，光武既连破王郎之兵，王郎战败逃走，王霸追击斩之。光武入邯郸，收王郎遗下的文书，捡得当时河北官吏百姓每与王郎往来交通及谤毁光武的言语，有数千纸。光武通不查看，即时聚会诸将，对众烧之，说道：“这书我若查他的姓名，未免人心疑惧。不如尽行烧毁，泯其形迹，使反侧之徒得以自安。”盖帝王以天下为度，不修私怨，不计旧恶。况当时祸乱初平，人心未定，若复究其交通之罪，则将人人自危，而益生动摇之变矣。故光武之烧文书，一则能容人过，见他度量广大；一则务安人心，见他智虑深远。此所以能有天下也。
原文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悉令罢兵。耿弇进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贵戚纵横，虏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
直解
光武既诛了王郎，更始见他威名日盛，有疑忌之意。遂遣使者到河北，封他为萧王，就命他罢了兵，与将士每都回京师，盖欲借此以收其兵权耳。那时，光武的意思犹豫未决，欲从更始之命，罢兵回去，又恐失了河北地方，人心离散，汉室难以兴复。于是耿弇进谏说道：“当王莽篡汉时，政令烦苛，百姓每怨苦王莽，复思汉家，所以一闻汉兵之起，莫不争先归顺，望其能除暴救民也。今更始本是庸才，不可以为天下之主，又不能钤束群下。诸将每都专权擅令，不知有朝廷。后妃之家，恃宠使势，不循法度，纵横于京师。甚至虏掠人家财帛子女，放恣无忌，与盗贼一般。其暴虐害人，有甚于王莽者，所以元元之民，困苦无聊，都搥胸呼冤，反想起王莽之朝，以为不如彼时之为安。百姓离心如此，以此知更始决然成不得大事。虽欲辅之，亦何益乎？明公先破王莽百万之众于昆阳，今又平定了河北，功名已著，天下归心。若仗大义以行征伐，谁不响应？只消传一道檄文，分投告谕，而天下可定矣。天下至重，公本汉之宗室，可乘时自取，勿令异姓得之，绝了汉家的宗祀。”光武感悟，乃托辞说：“河北地方尚未平定，未可罢兵回朝。”不赴更始之召。始初更始杀了光武之兄刘。光武一向隐忍，屈己而为之臣，至是见得天命人心，不在更始，乃与他分为两家，各自行事，不复用其命令矣。未几更始果败，而光武遂自河北即帝位焉。大抵天下大器，非庸才所能堪，而人心已离，天命必去，不待成败之既形，而智者能预见之矣。观王莽已篡而诛，更始已立而败，其故皆繇于失人心。而光武之德，为人心所归，卒能兴复汉业。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岂不信哉！
原文
是时，诸贼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秋，萧王击铜马于，吴汉将突骑来会青阳，士马甚盛。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秀为铜马帝。
直解
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都是盗贼的名号。突骑，是冲锋的马军。渠帅，是贼首。此时天下无主，盗贼纵横，于是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贼，各领部曲，大众会合，约有数百万人，到处劫掠，扰害百姓。这年秋间，光武为萧王，领兵征剿铜马贼于县。将军吴汉发幽州突骑，来会于青阳县，军马甚盛。那铜马贼以此不敢散出打抢，粮食尽了，乘夜逃去。光式统兵追赶到馆陶县地方，把这伙贼都杀败了，尽数投降。光武因他来降，赦而不诛，就收在部下为用，封其头领为列侯。一时诸将见这伙贼以战败来降，未知其诚伪，萧王如何就这等收用他，心里都疑而未信。那贼来投降的也自危惧，心下不安。光武知道他每这意思，乃下令着投降的各回本营，勒习兵马，光武独自一个骑着一匹马，径到各营中，按行部陈，观看营伍，示之以不疑。于是来降的人，转相传说：“我等新来投降，意思好歹尚未可知，萧王就这等待我，他把一片赤心，推出来放在人的腹中，没有一毫猜忌，他以至诚待人如此，我等安得不倾心归向，愿为效死乎！”繇是数万之众，无不悦服。光武乃尽以投降的人，分派在诸将营中，各自管辖。因此光武的军马众盛，至数十万。此时虽未称尊号，然从此威名大著，远近归心。关西百姓因他能收服铜马诸贼，遂号他为铜马皇帝，一时人心皆愿戴以为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