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 趙汸 編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説。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説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却只須虚心静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只當以三傳爲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蓋於其中自有脉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于近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注，而亦自謂春秋難説，决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爲衆説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爲决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其説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説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説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爲説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注，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爲新奇一切汛濫不根之説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説之意，只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説不齊者，每虚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毁傳注。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虚心，勿先以一説横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説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此最爲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説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説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衆説，俱未得爲完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説者，正以此爾。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爲不知孰爲筆，孰爲削。又公羊云：「其辭則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凡春秋所以難説者，晦翁此言，已得其矣。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爲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注已多，然只當以丘明、元凱爲主，却更加精思，别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游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咸池、扶桑，以覩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説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説，不辯而自破。静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説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决，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説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説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説如此，澤謂如書弑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説，則始能不惑於傳注，却方别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説周易、春秋，既看傳注了，須要换却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見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故凡讀書爲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説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説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無駭入極，無駭卒、挟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然却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却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注脚，而經旨亦明。

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説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脱劒器及擔夫争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

澤説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均。以精微隱賾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説經欲全通甚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注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級，更於傳注之上别用一種工夫，虚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易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真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覺錯了。大抵如看[1]千門萬户之宫乘，高以望，盡在目前，巧思者觀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目力者，亦見大，但入到中間，却不論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説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時措從宜」四字最好，但據澤看，則春秋難知者，固是時措從宜，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

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廢。周禮關繋古今時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易學。澤雖先從事於易、春秋，然所得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竭盡其愚，以發明之。既用其誠，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悟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爲之先也。然易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遠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説，故最難識本意。澤於此書，蓋極其勞苦，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抑鬰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使其稍有名譽，顯著於世，又安能始終用志於此，久而不變哉？故春秋爲最難，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學也，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遠。若春秋，則事理差訛，謀王斷國者，遂從而舛錯，爲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漢武帝執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聖人不能脩，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難看。古書未焚，策牘具在，不脩春秋，一一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秋争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終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焚書之後，舊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説，但先儒於易説處，却亦多失之。[2]

説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説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别立宫。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爲其母别立宫者，别立宫，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賵也。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澤於春秋，只是説得較平，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乎疏略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透徹，所以窒滯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衛侯燬滅邢是也；有思而後得者，如晉侯執曹伯、秦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顛倒宋、鄭及齊崔杼弑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説，此説春秋所以爲難。

説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又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復出入諸書，如此則用心密而乖謬少矣。或謂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傳是文卷，經是結案斷例。然亦止是左傳可據，若公、穀則但采其義理條貫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齐侯逆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宫。此是經自相證。次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九合諸侯有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楚公子干出奔晉，便知楚圍是篡，傳文不妄。書葬莊公，便知國内亂而緩葬。書晉人執虞公，便知滅虞、虢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傳證經者，謂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蓋是從赴。又如狄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爲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奔陳，而經不書，却只書季子來歸，此是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説春秋，如公伐齊納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甯喜弑其君剽，此等處皆是看春秋緊關，不可不知。

凡説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説皆除去之，毋惑傳注，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説春秋，若太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令詳盡乃可。

説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説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爲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貶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

説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爲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爲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爲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爲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説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却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 * *

[1] 「看」，四库本作「開」。

[2] 元刻本此處有「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匿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此部分爲論魯史策書遺法中之内容，顯係重出，四庫本、通志堂本皆無，據删。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尋其事情，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於王命以爲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宫，所以得書於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爲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免喪而作宫，又謀於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蓋子爲君而尊其母，此爲常理，在隱公則爲賢，然此事猶有可疑者，妾母立宫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宫，或止是祭於寝。别立宫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宫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宫，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衆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宫，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宫，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宫用六佾焉。竊謂此説頗合事情，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宫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説太簡略矣。夫築宫，一世而遽毁，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爲不築宫則已，若築宫，則亦當以親盡爲斷。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澤謂據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三方從可知。然則諸侯湯沐止四井，而書於經者，記禮之廢，有感於王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公，寰内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説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逆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于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説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説也。記所云繼先聖之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周之文武，宋、杞、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爲天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况當春秋時，魯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以舊禮，况天子乎？大體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者，何可勝計？若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却稱鄭伯，是從其實。忽已爲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爲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争國，一出一入間無異，事曲直莫辯，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突不貶者，魯、宋爲之主，已成爲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説，以子糾、桓公爲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内行則殺兄而争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説，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爲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答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爲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脱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秋經文爲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亡國，而其最謬莫甚於釋慶父、里克而不誅。

魯莊公蓋亦崛彊、偃蹇，桓公雖霸，終不往朝之，却因納幣、觀社、逆女方往齊，固皆是非禮，然亦足以見莊公於齊，亦頗偃蹇，其於齊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後，亦不復往齊，止會遇而已，蓋終不曾特往朝之。齊却親魯，此桓公所以爲賢。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叔蓋朝齊，因公在穀，故就朝。蓋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禮有從權。杜氏謂：「嘉禮不野合。」非也。又以叔爲名，澤以爲字。又齊與魯遇，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體敵可用遇禮。蕭是附庸，雖邂逅，於理應朝。

「齊仲孫來。」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澤謂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故書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1]實齊侯之命，其名爲省難，其實爲覘國，而上以「齊仲孫來」書之，正[2]所以疑之也。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3]得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録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國體，故不書省難。非以嘉好聘，故不書使。不書使，故不復稱名。不稱名，則若以私事自來。蓋亦陽若不知其故者，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然仲孫之志，亦欲存魯，實亦賢者。不書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終亦存魯，能改過遷善，有存亡繼絶之德，故終録其使，變其文，善其辭，簡其字，而意義深矣。齊侯之使仲孫，善惡未判，仲孫歸而魯之存亡始决，故書法如此。善處大變故者，惟聖人獨能之。

「衛侯燬滅邢。」先儒皆謂譏滅同姓。澤更推尋，以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已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勳勞。及至春秋時，往往爲人吞併。今邢又爲衛所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爲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聖人深有感於世變，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亦繋於魯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于温」，此所謂直筆也，然則厲聲色以罵人，人未必服，何則？忿戾諱過者恒多，則嚴督責之説，有時而窮矣。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義，爲之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豈非遏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 晉文公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彊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此其比於直筆，豈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固是説得好聽，却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没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弑君賊。今却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齊桓、晉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猾夏[4]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爲善，止遏亂略之意，所以爲書法之妙也。

* * *

[1] 「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2] 「以“齊仲孫來”書之，正」，元刻本字迹不清，四庫本闕，據通志堂本補。

[3] 「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 「蠻夷猾夏」，四庫本作「稱兵肆虐」。

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説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説，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决無改易。其答顔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後。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爲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觀此足以知周家實是改時、改月，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人脩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蓋特爲獲麟故，不可彊以爲貶。

右所舉[1]改時，只此數處，亦自分明，其餘亦不足深辯。蓋此是一二百年間，虞著曲説，以蠧害聖經。[2]自两漢至唐，並無此説也。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曆，又有顓頊曆，古人見前代曆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異同，[3]然同是遵用周正，别無異説。凡三代正朔，皆自是爲一代之制，以新民之耳目。既改月，則須改時，應紀年、會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子春秋是時王正朔，安可有他説也？大抵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皆不肯爲商、周認錯。若肯爲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爲證。晦菴集注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爲據。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此只以聖經之言爲證，不煩他説。

* * *

[1] 「右所舉」，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2] 「間，虞著曲説，以蠧害聖經」，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虞」作「私」。

[3] 「所載之事，互有異同」，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爲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説，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昩乎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况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説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立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立左媵娣姪。」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可考矣。又按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宫得臣之妺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嬀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内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争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樂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糾却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説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别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蓋夫子之精微緼奥，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删詩、書，正禮、樂，繋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己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説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説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且不可，况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文定皆以爲仲尼變周制。澤以爲仲尼救周之衰則有之，以爲變周制則不可。以德則孔子是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之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實有矛盾。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爲説，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爲此故也。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説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説，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此不得已之説，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説，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説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説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賵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説爲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内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説，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説，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説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晩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泛常違禮者不同。故説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彦最精密，陸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去古既遠，不先傚漢、魏諸儒之勤，却便欲説義理，祗愈疏耳。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却皆是索之紙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説，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説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説者之於春秋，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説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説皆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易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唯春秋當據事以求書法，説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輙以己意窺聖人，由是衆説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澤自早歲已深有所疑，乃潜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大德八年，始作注具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其辯難剖决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注。其春秋筆削本旨以貧故未得脩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説春秋最苦於所説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之。澤嘗有言，凡説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故説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果完，則雖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澤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脱藁，本旨又未著筆，補注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蓋四十餘年之勤，覧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于世，懼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夫説之詳、辯之明，則易爲觀聽，而人往往遂怠于學。又補注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不知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倘不棄鄙言，先默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不渾，而諸儒之得失無所遁其情矣。

指要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

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八年，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1]齊小白入于齊。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2]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冬，公如齊納幣。[3]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冬，晉人執虞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十七年，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

七年，不郊，猶三望。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衛人來媵。

九年，晉人來媵。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六年，莒人滅鄫。

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4]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九年，吴子使札來聘。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吴歸于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秋，盗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四年，劉卷卒。葬劉文公。

八年，從祀先公。盗竊寶玉、大弓。

九年，得寶玉、大弓。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二月，公圍成。

十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十二年，春，用田賦。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所舉經文，只是提其要。雖若不完，然一事必與數十事相關，則全經固已在其中矣，如不書即位，當與後面書即位参看；書會盟，當與凡會盟合而求之。所以謂之指要，然其間亦有迭出者，則自[5]有意。又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傳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此兩處亦要切，澤嘗謂後人説春秋未必能及丘明、元凱者，正指此等處。然此却非諸儒之罪，乃是古今之殊。去古近者所見未差，去古遠者則益疏矣。故學春秋者，先得如丘明、元凱，然後可求向上之功。觀者毋忽此言也。資中黄澤書。

* * *

[1]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

[2]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

[3]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冬，公如齊納幣。」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 「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通志堂本闕「至穀」二字，據四庫本補。

[5] 「自」，元刻本作「目」，文意不通，四庫本、通志堂本皆作「自」，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