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1550一1612年）字叔时，世称东林先生，别号泾阳。明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革职还乡，与弟允成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和赵南星、邹元标号为三君。他们议论朝政得失，品评人物优劣，得到部分士大夫的支持，形成集团，被称为东林党。东林书院，一依《白鹿洞教规》。其他闻风而起者，□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这些书院皆请宪成讲学。宪成与弟允成同游薛应□之门，其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对于心性问题，他“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辨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认为“无声无息”，是“吾儒之所谓空”；“无善无恶”，是“二氏之所谓空”。二者“名似而实远”。他提出，“性即理也，言不得认气质之性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认血肉之心为心也。皆吃紧为人语”。他认为程颐所以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而又云“义礼智信皆仁也”，是有深意的，“及观世之号为识仁者，往往务为圆融活泼，以外媚流俗，而内济其私，甚而蔑弃廉耻，决裂绳墨，闪烁回互，诳己诳人，曾不省义礼智信为何物，犹偃然自命曰‘仁’，然后知程子之意远矣”。他赞同性善说，谓“自昔圣贤论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则’，曰‘诚’，曰‘中和’，，总总只是-个善”。性所以善，是因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性即太极，其知曰良知，其能曰良能。诸子百家讨论性的问题，虽然各有所得，爵皆陷于一偏，就是因为对“性太极也”认识不清，而“认阴阳五行为家当”。言性，应出‘于主，而不应出于二，“出于一。纯乎太极而为言也：出于二，杂乎阴阳五行而为言也”。他指出，性体虚明湛寂与以善名性是不矛盾的，善乃万德之总名，虚明湛寂乃善之别名。性与心与天是统一的，“心之所以为心，非血肉之谓也，应有个根柢处，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堕在情识之内，粗而不精，天之所以为天，非窈冥之谓也，应有个著落处，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诸常人之外，虚而不实”。他认为，“吃紧只在识性，识得时，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识不得时，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总与自性无干”。关于格物致知问题，宪成服膺朱熹之说，谓“朱子之释格物，其义甚精”而对王守仁“性无不善，放知无不良”之说，则谓“其言殊有斟酌”。在道德修养方面，宪成特别强调“真”，指出：“人须是一个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夹带。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来的时节。所以须要含糊。少间，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无所不至矣。”他激烈抨击当时道学陷于功名富贵之中，已非真道学，谓“宋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外；今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中。在节义之外，则其据弥巧；在功名富贵之中．则其就弥下”，故“无惑乎学之为世诟也”。顾宪成著作有《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顾端文遗书》等。顾氏为东林党首领之一，故其影响很大。 -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为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因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清昆山（今属江苏）人。十四岁为诸生，与挚友归庄共人复社，耿介不混俗，有“归奇顾怪”之目。反对宦官专权。角逐科场，累试不第。弃科举，退而读书，著书立说。清兵南下，与归庄等倡保家乡，参加抗清斗争。鲁王授为兵部司务，唐王授为兵部职方郎。嗣后，为冤家所迫，外走他乡。曾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四十五岁后，遍游江汉，以观山川之胜；继而北游华北，访问风俗，搜集资料，研究边塞地理、防务、垦田。康熙时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不就。饱经忧患，至死不仕清廷。治学博大精深，举凡经史百家、音韵文字、方志舆地、金石考古、郡邑典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无不涉猎。其学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深入宗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负经世之才，思见用于当世。治学惟在“明道救世”，主张博学于文，强调学做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之事。认为圣人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为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提出行己有耻，认为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痛斥随世浮沉“改形换骨”者。辨明“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民族存亡比国家和君臣关系更为重要。主张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提出“拨乱涤污、法古用复”的主张。反对帝王至高无上，应分天子之权，斥责“独治”，提倡“众治”，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批判封建专制的郡县制及与之联系的科举、生员、胥吏、法律等制度。但也同时主张“重氏族”、“行世官”、“寓封建于郡县”的复古主张。继承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认为盈天地之间者皆气，非器则道无所寓。上帝司祸福、天神察善恶及佛教之地狱是不存在的。但死而为鬼神则是有的。反对轮回说。谓新生者犹如云霓而雨，非前雨。提出理学为经学的思想，反对空谈性、命、心、理，指斥理学为禅学。批判王阳明“良知”说，反对用心于内。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倡导引古筹今和证实去伪，对清代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学博大通达，崇实致用，变明季空疏学风，重考据诂访，开一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之吴派、皖派都有影响。一生著述，卷帙之积，几于等身。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历代帝王宅京记》、《金石文字记》、《求古灵》、《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亭林全集》、《明季实录》、《蒋山佣残稿》等。-1607年）字季时，别号泾凡。明无锡（今属江苏）人。顾宪成之弟。万历十一年（1583）。举礼部。万历十四年廷对，指切时事，以宠郑贵纪，任奄寺为言。御史房寰劾海瑞，允成与他人合疏，数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再起保定府教授。历国子监博士、礼部主事。后因抗疏犯政府而谪外任，判光州。时政府遏抑建言诸臣，尤遏抑非台省而建言者，允成乃上书许国，指出：“当世但阿谀、熟软、奔□、交结之为务，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圣怒可撄，宰执难犯。言路之人袭杜钦，谷永附外戚，而专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犹为言路不塞哉！”允成与兄宪成同游薛应旗之门。平生深恶乡愿道学。谓“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与君种子暗播人心。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近日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也”。邹元标晚年论学，喜通融而轻节义，允成规之曰：“夫假节义乃血气也，真节义即义理也。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义理之节气，不可亢之而使骄，亦不可抑之而使馁。以义理而误认为血气，则浩然之气，且无事养矣。近世乡愿道学，往往借此等议论，以销烁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远。”又尝叹当时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而其所讲，“在绍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他以为，为学工夫应“上不从玄妙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门讨出路”。允成之道德修养标准甚高，并主张从根本上人手。尝谓“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颇近狂，然自反尚是□□窠臼”，“吾辈一发念，一出言，一举事，须要太极上著脚，若只跟阴阳五行走，便不济事”，“大本大原，见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糊涂，便要通融和会，几何不堕坑落堑，丧失性命！”他慨叹“心学之弊，固莫甚于今日，然以《大学》而论，所谓如见肺肝者也，何尝欺得人来？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学也。若因此便讳言心学，是轻以心学与小人也。他激烈排斥佛、老，谓“自三代以后，其为中国财用之蠹者，莫甚于佛、老，莫甚于黄河。一则以有用之金，涂无用之像；一则以有限之财，填无限之壑。此所谓杀机也”。其著作有《小辨斋札记》等。黄宗羲评顾允成曰：“先生见义必为，皆从性命中流出。沈继山称为‘义理中之镇恶，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虚也。”（《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