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瑭〗（1474 -1543）字粹夫，号柏斋。明怀庆武陟（今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庶吉士，历编修、修撰。因忤宦官刘瑾，致仕归。瑾诛，复职。未久，因经筵触忌讳，谪同知开州，移同知东昌府，又致仕归。嘉靖初，起山西提学副使，后改浙江，进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历工、户、礼三部侍郎，谢病。升右都御史，掌留如，不就。家居十余年。瑭为诸生时，曾慕许衡、薛□之学。其学以当务致用为本。时王守仁以道学名于世，瑭独默然。指出陆九渊、杨简之学已流人禅宗。认为儒者之学，当务之为急。细而言语威仪，大而礼乐刑政，皆为当务，此类皆“当格而不可后者”，通过学问思辨，一旦卓有定见，则物格而知至。由此而发之以诚，主之以正，则必身修、家齐。从“当务之为急”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学与政本非二道，学以政为大。而那种“徒从事于记诵词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谓道学者，又多用心于性与天道之间。及存心养性之说，名虽可观，实则无补。其可叹者多矣”（《儒学管见》）！他极力反对王守仁心一元论和不事外求的学说，力主在心为知觉、在物为理之说，批评“理出于心，心存则万理备，吾道一贯，圣人之极致也，奚事外求”的观点，于“修齐治平之道反有所略”，为“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于古人之道，未免差矣”（《明儒学案》）。认为本原性命之学，非当务之急，无与乎修齐之事，与清谈无异。他认为，五经、四书所载，皆儒者之道，于此而学之，则儒者之学。因而学当本五经、四书。而又特别推崇其中的《大学》，以为“莫要于《大学》”，《大学》之要又在于修齐治平之道。关于心性问题，他认为，人莫不以心为身之主，忿、恐惧、好乐忧患，皆为心之用，为心之已发之情。心之未发则为性，心之未发之时，必然廓然大公，无所偏倚，心之本，方得其正”，而一有偏倚，则不正，此为善恶之根。他不同意朱熹关于“心之未发，如鉴空衡平，无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发，则正不正始有可见”的说法，认为心之正不正，虽见于既发之后，实根于未发之前。他又认为正心与诚意相互为用，互为先后：意不诚者，明知善之当行而不能行，明知恶之当去而不能去，为自欺之小人，而无从论其心之正不正；心有未正，则接人处世之际，往往随其所偏而发，不复加察，虽诚于好善恶恶，不免有时而失，故诚意之后，又继以正心。何氏在推重当务致用之学的同时，也着力于阴阳之学，自谓“反覆乎周、程、张、邵之书，出入乎佛、老、医、卜之说者，将二十年”（《阴阳管见》）。并且有所发明，多有与他人不同之论。如谓周敦颐太极之说“似矣而实非”。认为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不外乎阴阳‘，阴阳不外乎五行，而天地皆为太极之分体。谓周敦颐以天为太极之全体、地为天之分体之说为“误甚”。所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等。何氏之学在心学甚盛之时不随波逐流，因而颇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