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1099-1157年）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理学家胡安国之子，南宋崇安（今属福建）人。进士甲科及第，任秘书省校书郎，迁司门员外郎。金人攻陷京师，张邦昌伪立，寅弃官而归。高宗时，擢起居郎。官至礼部侍郎、直学士院。与秦桧绝交，被贬。在谪所，随行无书籍，以所记忆著《读史管见》桧死，寻复其官。少时，曾读书数千卷。后又从杨时受业。创衡麓学派，主要弟子有毛以谟、刘荀及其子胡大原、从子胡大正。政治上主张抗金，反对议和。认为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乞和，决无成功之理。为改变靡然风俗，关键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选将，“誓勘大憝者”，为孝悌之实；遣使乞和，侥幸万一，是虚文。屈已求贤，并信用群策，是求贤之实；外示礼貌，而不其言，是虚文。不单纯面从，而必将心致，如利于国，即日施行，为纳谏之实；表面和颜接纳，而内心厌恶直言者，是虚文。擢任智勇忠直之士，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为任将之实；亲厚庸奴，等威不立，是虚文。淘汰病弱，择选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改变其骄悍恶习，为治军之实；教习儿戏，纪律松弛，是虚文。精选太守刺史，久于其官，严惩奸赃，广行宽恤，为爱民之实；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必欺之，是虚文，比六实，为中兴之实政。他推崇儒学，反对佛教。认为“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辩也”（《宋元学案·衡麓学案》）。故撰《崇正辩》。指出：墨家之弊是讲兼爱而不知别亲疏，佛教之弊更甚于此，弃父母出家，见蝼蚁而哀矜，是不别亲疏。不能别亲疏，故不能辨别贤否。佛教是以利乐害其人心，人各有所欲，也不皆同，多用“利路以张之”，必有一中，中则其说可入，这是佛教之术。以此说教，不是正道。使人随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则得美女，好贵则得为王，这里使天下大乱之道。后周武帝毁佛塔，焚经典，遣僧尼三百万还俗，是壮伟之举。武帝不为报应之说所惑，卓然自信，罢斥不疑。后世贤者如能承继美志，则邪说与异端早巳消灭，这是天下苍生之幸。儒教的道之至善，是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道之不善，是离开“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为道者，此为佛教。圣学以心为本，佛教亦然，而又不同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者，为理和义，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佛教则教人以心为法，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佛，瞬目扬眉，以为有用，其实于理不穷，于义不精，似乎具体而实则无用，为心之害。他用儒家思想抨击佛教徒的种种妄言怪行。斥责灵润割断父母天性之爱，弃兄弟哀诉之言，自以为超脱尘世，然而良心终不能忘。批评元圭“若能无心于万物，则欲不为淫”，“无心则无戒”之说。指出，人未有无心者，自古大圣人垂世立教，皆言养心，宅心，存心，洗心，而不言无心。心不可无，无心则死。圣人之心如鉴，不劳思虑，不用计度，而能尽天地之理，故亦曰如鉴之明，而不言无鉴。元圭之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胡寅为二程再传弟子，其说皆本于洛学。全祖望评其学谓“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宋元学案·衡麓学案》）。在理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著有《论语详说》、《裴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