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纶〗（生卒年不详）字大经，明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读书好深思，以理学自负。后弃举业，精心著述。时王守仁、湛若水二家之学盛行，经纶皆以非是；作《卫道录》、《大学稽中传》辨之。闻罗钦顺著《困知记》，辨心性之异，以辟王、湛，遂上书以质所学。钦顺惩两家之聚生徒，各立门户，又以经纶之辞为过侈，故沮抑之。经纶大失所望，乃走南都，谒祭酒黄佐，佐深契之，而与之讲东律。其后遭倭寇之害，天下汹汹，经纶以为司兵者不知兵，故条陈事务七事，诣抚按藩臬献之，竟不遇。经纶与王守仁、湛若水异者，大旨在穷理二字。他认为，所谓先王之教，“尽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国天下者，物之名；其诚正修齐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也，穷理者，穷是物之理也”。他既反对“必充万物”以穷理的方法，提出：“古今书传累千万卷，海水形色累千万种，胡可悉辨？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即上智且难之，以此为教，是天下之绝学”。更反对心学的穷理方法，指出：“谓心之静定虚灵即道，谓身造物理为格物，谓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为格物，无庸积渐径迪，光弘乃至，人人自圣，信心任情，阴宗禅说，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弃经典，是天下之罪学”。他又进一步阐释说：“行主知资者，学之本；知渐行渐者，学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学之效。是故意物也，穷乎其所以诚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穷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穷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国天下物也，穷乎所以齐治平者，而家国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放圣人之立教也，诚正修齐治平之外，无余学，君子之致知也，诚正修齐治平之外，无余格。其理尽于礼、乐、《诗》、《书》，其用通于中才上下。”（《明儒学案》）其穷理，最后仍归结到儒家之典章制度上来。故黄宗羲谓“先生之所谓理者，制度文为，礼乐刑政”。经纶批评朱熹之论格物“大而寡要，是见条目知行之分，而不见纲领知行之合也”。又批评陆象山、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道：“乃若象山之学则不然，谓求放心，即可以扩充知识，则信己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犹未以明善为非也。再传而为白沙，则知一已矣，守一已矣，圣人之教事物之理，不明言矣。三传而为阳明子、甘泉子也，则趋中而未尽者也。”（同上）他尤其尖锐批评“致良知”之说，谓“夫其能传能学也，又人之良知也”。谓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经纶还著有《三原》，对诚意、正心、修身三者之本原进行论述。认为“意非心之发也，心之发则情也。意从心从曰从心。心立欲为之意，而非为之意，而必为之主宰乎知觉之中也”；“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专神，而神则寓宅于心者也”；“恩以为主者，必义以裁之，而后止；义以为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后行，是修身之义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曰‘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义不可胜用’，此之谓也”（同上）。李经纶之学，有一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