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北宋眉山（今属四川）人。以文章著名于世，为“唐宋八大家”之-。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少不喜学，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谢绝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后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举。取古人之书读之，始觉出言用意与己不同，于是尽烧旧时所习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之书兀然端坐，终日究读七八年。遂通《六经》，百家之说。嘉□时，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大爱其文辞。公卿大夫相争传阅，一时学者效仿苏轼章。召试不就，授试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所创学派称“蜀学”，弟子有钟裴、钟□等。他熔儒、法、墨、兵、纵横家思想于一炉。对礼和《易》给予新的解释。他认为，圣人之道，得礼则信，有《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道所以不废，是因以礼为明，以《易》为幽。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虽不耕种而不饥，不养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苦于劳作而乐于安逸，如水往低处流。是圣人制则，明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明父子使天下尊役卑，明兄弟使天下长役幼，蚕织而后衣，耕种而后，率领天下之民而劳之。一圣人之力，不足之以胜天下众民，而所以能夺其乐而易其苦、弃乐而即劳，欣然拥戴以为君师，遵守其法制，是因有礼。人之好生甚过于安逸，而怕恶也甚过于劳苦。圣人夺其安逸、死亡，而给予劳作和生，此虽三尺小孩也知所趋避。故道所以取信于天下而不可废，是“礼为之明”。然而明则易达，易达则褒，褒则易。圣人怕道废而天下乱，而制《易》。观天地之象作爻，通阴阳之变作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从童年习之，满头白发也不得其源。故使天下人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因尊其人，其教也随之而尊。其道之所以获人尊崇，是其中有不可窥见者。因礼不可测、易不可窥，故天下人情圣人之道而尊之。作《易》是“神天下之耳目”，使此道尊而不废。这也是圣人用机权，以持天下之心，济其道于不穷。人之情安于所常为，无故变俗必不从。故圣人作《礼》后，又用术和权，使人放弃旧俗而就范于礼。他推崇儒家的仁政，也欣赏先秦法家思想。强调法与势的关系，认为圣人须依天下之势而定法。周末，天下之势趋于弱，而仍“以弱政济弱势”，故周“率毙于弱”。而秦“以强政济强势”，亡于强。周、秦之亡，皆由不审天下之势。圣人能审势定法，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代制不同而治。用刑或用德，也只能根据“势”而定，所谓“王者任德不任刑”是非知理者。今之势正失于弱势，应用刑，用刑不是不行王道。法要随势而变，古代法简，今世法繁。简不便于今，而繁也不便于古，这不是今法不如古法，而是今之时势不同于古之时。他为弥补法家一任于法，刻簿寡思的缺陷，又主张引德人刑，以儒家的仁政辅之法家之威政，变小节参之以惠，使之刚柔相济，不重蹈秦之前辙。主张君主首先当恃威而行，威者君恃之以为君，无威则无君。君主要有经、有权、有机。经者为“天下之民举知可也”；权者为民不可知，而群臣可知；机者为群臣也不可知，只有心腹之臣可知。对百姓、群臣要设防戎之心，只有心腹之臣可信赖，对其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诬毁不加疏。如此，则天下可治。他提倡尚贤，推崇古之取士“取于盗贱、取于夷狄”，这不是以盗贼夷狱之事可为，而是因贤士之所在而已。把“才”置于“道”之上。他主张抗辽，故对军事也颇有研究。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道”、“天”、“地”、“将”、“法”。“道”是今民与君同意，民不畏危。“天”是阴阳、寒暑、时制。“地”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将”者，智、信、仁、勇、广。“法”指曲道、官道、主用。知此五者胜，不知者败。指出“凡兵上义（正义）”，不义虽有利也勿动。因“惟义可以怒士”，一士义怒，则可以百战。作战应审知其之贤愚，同贤将作战则持之，与愚将作战则乘之。持之是伺敌而筹划计谋，乘之是一举而夺其气。分兵选进所以持，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苏洵熔儒、法、墨、兵、纵横诸家思想，经扬弃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对礼和《易》的阐述，在宋儒中是更为难得的卓识灼见。著有《嘉□集》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