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通〗二十六卷。元胡炳文（1250-1333）撰。炳文字仲虎，江西婺源人，笃志家学，又潜心研读朱熹理学，上溯伊洛以接诛泗，渊源无不推究，延佑中以荐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调兰溪学正不赴，世称云峰先生，著《周易本义通释》、《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大学指掌图》等书。为元代著名理学家。炳文此书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真子《四书集成》均阐释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之说相悖者，因重为刊削。并附以己说，撰成此编。凡朱子以前之说，嫌于补朱子之遗，皆斥而不录，故所取于《纂疏》、《集成》者仅为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其所引均为恪守考亭学派之学者。大体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也即无关紧要；惟以合于朱子《章句集注》之意与否定其是非。此举虽不免有坚持门户，偏主一家，排斥他说之嫌，但观其凡例，于“颜渊好学”章之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给予辩明；于“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改本又作“得于心而不失”，对此版本先后之差别，亦悉加考正。反映了炳文治于一家之学，用心既勤且密。《章句》、《集注》所引共五十四家，今多已不甚可考，蔡模《孟子集疏》间有所注，但不甚详细。炳文尚能于此书中一一记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考订。但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炳文对此却遗漏而不载，原因大盖在于刘氏生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一派，讲求学术源流之家，病其学无渊源，不相攀附，故不复道其姓名，朱子虽然有引用，但炳文却不知所准为谁，遂采用遗漏办法处理。总之，全书引证丰富，几将南宋以来考亭学派有关朱子《章句集注》之说尽行收录；考述亦颇为典核，对研究朱子一家之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部重要的佐证著作。主要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间重刻本及靖江朱氏刊本。
《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俯曰同”一句，与《周礼》本文稍异，大盖宋室讳殷，故改殷为“众”，但存中仅引《周礼》原文于下，对其何以不同，却未加考辨。如此之类，稍显有所回护。此亦反映了元儒的迂腐观念，不知朱熹之学在于阐述义理，明乎所谓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本来不必为之讳言。《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故不详孰是；其实，司马贞《史记索引》早已明言《史记》古本亦作“七邑”，所以，朱子所注乃取古本之说，原本无误，存中不迨详考，故持两端，疑而不能决。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兼及杂说；而于历代史事则每每多略正史而引《通鉴》之说，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纵观全书，征引详明，特别是在人人习读不及细察之外，均能一一标示其出处，省去检索之烦，有利于后人阅读。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右明某义”例，标出经文之宗旨。盖过去程颐曾以此法教授弟子门徒，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此书。其间门目过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稍嫌其繁琐。书中将樊迟请学稼列入“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为周室班爵之制，公迁将其列入“士”门，与处士同例。上述作法，显然处理不当，故颇受后学指斥。公迁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等各列为一门，以人隶书，体例近于类书，却又无所发明。公迁家学深厚，父朱以实师事吴中，绍朱子之传；公迁少承家学，亦延朱子之余脉，为学以程朱义理之学为宗，故在此书中，对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对阐述程朱之学，颇有贡献。书中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亦见其渊源所自出。书成以后，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征引，知其传本不多。入清，《通志堂经解》始为之刊行，书中附有后人参校之注。除《通志堂经解》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以重吾榜”，应星序亦云“奕奕魁文”，知俊翁曾首举于乡试。又立武、应星及元龙第一序，皆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第二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如此而言，《待问集》盖为其总名，《经吏疑义》、《四书经疑》为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而不存，故立武、应星与元龙之序与书两不相符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诸字，抑或重刊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疑节”？朱彝尊《经义考》中对此书有著录，但曰未见。今传本犹从元版传抄，全书体例，大抵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述义理，或用考证。如此之类，皆标问于前，列答案于后。《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盖当时之体例如此，虽然亦是科举之学，但若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此书是研究元代科举制度的直观材料。传本不多，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生活中，坚持著述。以明史巨作《史匮藏书》（二百二十卷）及《石匮书后集》等史学著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文集》等文集名世。而未刊行之稿本也很多。岱平生似不以经学为意，《四书遇》是其仅有的几部经书著作之一，此外尚有《明易》《大易用》，均未见有印行。此书似是其三十岁左右至入清前读《四书》的心得笔记，非一时而成。张氏在《四书遇序》中说：‘‘《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辈有言：《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完完全全几句好白文，却被训诂讲章说得零星破碎，岂不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问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乌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目《四书遇》”。由此可见，张氏读《四书》决不因袭前人注释，强在“石火电光”般的一闪中悟出某种妙解，随有所得，随有所记，基本上是其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的体会，反映的思想也十分复杂，如儒、道、佛荟萃琐屑之论，无不博引旁证，所及人物反引证语录者就达二百六十七人之多。然综观全书，“宗陆（象山）而悖于朱（熹）”，则是此书反映出来的基本宗旨。书中对宋儒程、朱及创立的理论体系，有所非议，也有所批判，其在或校定句读，或诠释字句。或调整章次，或订正学脉之中，凡三十多条，表现出其摆脱权威理学束缚的欲望，然而其崇尚明末极为流行的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并以此为武器来批驳宋儒。如《中庸·无息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朱注：“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张氏批驳说：“博厚六字是功，不可云同体，圣人与天地同体在至诚，不在博厚、高明、悠久。”就是说，只要具备至诚之心，就可与天地同体，这与王阳明“心是宇宙的本体”，陆象山“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唯心主义观点几乎一脉相承。张氏思想也时有矛盾，偶有调和宋、陆异中求同，合二而一。其在《中庸·大哉章》中说：“世为陆象山者，则曰：‘我尊德性’，为朱晦庵者，则曰‘我道问学’。昔有兄弟两分其遗赀，诸凡桌椅之属，悉中裂而半破之。虽曰无不均之叹，两不适于用矣，岂不惜哉！”明季儒、道、释杂糅对其有所影响，尊儒佛合一，以禅理和道学陶冶儒经，用佛学、道学中所谓微音大义及方法论，来解释儒学天命、心性等基本观点。全书《大学》占二十五分之一，《中庸》占二十五分之三，《论语》占十分之五多，《孟子》占十分之三多。书成后未曾刊行，浙江省图藏有抄稿本六册，无《四书》原文。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宋宏达据抄稿本校点排印本，第一次刊布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