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始终说不过去。勃尔克莱以为了解他的哲学，便是承认他的哲学之正确。其实不然，若是明白推究他的哲学，实际上正足以发见他的哲学之不一贯。

假使“esse－percipi”，那么，所谓“神”也和物质同一命运：——神亦只在我们概念之中，而非实有。因此不但唯物论摧败，宗教亦同时摧败。勃尔克莱的新方法同等得着那“可骇的结果”。然而勃尔克莱自己竟没有觉察。他的“方寸”已经为希望保卫世传的信仰之成见所乱。

康德亦是如此。康德的批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想调和“新教”教义所遗传之观点与真正有批评态度的十八世纪新思想之结论。康德以为这两方面是可以调和的，只要划开信仰界与智识界：——信仰属之于“究竟界”，科学智识仅及于“现象界”。他自己也不讳饰，公然说只是“为着要请出一个地方来，位置‘信仰’”（他的《纯粹理性之批评》第二版自序）。复勒戴尔[26]（旧译福禄特尔voltaire）是天主教会的劲敌，他的标语说：“ecrason

l'infame！”（我们扫净耻辱！）然而复勒戴尔亦和康德一样，要留一个地位给信仰。他一方面竭力反对天主教，而同时却创立理智教，——信仰有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只要看一看他宣传理智教的理由，便可以知道他的用心。我们可以引一轶事：——马莱杜邦（mallet

du

pan法革命时之保皇党，一七四九——一八〇〇）有一部《回忆录》上说，——有一次，龚独尔斯（condorse一七四三——一七九四，法国革命时之政治家）[27]和达郎倍尔（d′alamber一七一八——一七八三，“百科全书派”中有名的数学家）[28]两个人在复勒戴尔家里吃晚饭，大谈起宗教来，并且竭力拥护无神论。复勒戴尔赶快叫他的女仆走开，方才说道：“现在，你们可以反对上帝了！我不愿意我的婢仆今天晚上便来杀掠我，我所以不叫他们听你们的谈话。”可见这法国鼎鼎大名的启蒙派复勒戴尔和英国的白林勃洛克是一样的，为社会秩序起见而留一地位给信仰，——自然他也不免于“故意作伪”。

[26]复勒戴尔，今译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哲学辞典》、《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等。

[27]龚独尔斯，今译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略》等。

[28]达郎倍尔，今译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其著作涉及哲学、音乐、力学、数学、天文学等。

复勒戴尔是法国第三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教会和贵族而自己求解放。以社会学的观点而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第三阶级内部之劳资对抗的胚胎，在革命以前已经暴露。那时启蒙派已经想创造一种宇宙念：一方面要求脱离守旧的宗教的谬见，别方面又要求镇定经济上窘迫的群众之服从心。只有极少数的启蒙派能免这偏见和私心。唯物论一直走到底，绝不象“尊贵的家长”回头看看婢仆便停步。法国革命以前，唯物论在启蒙派之中，并不占势力，在法国资产阶级之中只有微弱的影响。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对于唯物论，更是听都不愿意听了。资产阶级那时的情绪，却适宜于温和的折衷派。

唯物论的学说以为“不是意识规定实质而是实质规定意识”，并且有哲学史和思想史足以证明。然而，当然并不是说哲学家人人都有意的制造自己的哲学系统使成“精神上的武器”，以保卫自己阶级的利益。假使如此说，唯物论反而不一贯了。固然象文德尔朋德所说，有时那种“有意的作伪”在哲学思想的命运上大有作用。然而我们却可以谨慎些，且把这种现象当做例外的。哲学家个人决用不着“故意作伪”，以调和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对于宇宙社会的见解。他只要得一结论，使他能深信这实际上的阶级利益就是全社会的利益。只要有这种信念发生（这种信念在环境影响之下是常常会发生的），那时，人类的最好的本能：如忠于全社会以及自我牺牲等等的精神，便能使他以为那些危害及于自己阶级的可骇的思想是错的；反转来说，他就必定以为能有利于这一阶级的思想是真的。有利于某一社会阶级的思想就算是真理，尤其是在那一阶级的眼里看来是如此。当然，若是这一阶级是剥削其他阶级的，那么这种以“利益”与“真实”相同化的心理过程总不免有几分“无意的作伪”。假使这一治者阶级日就衰落，那么这种作伪性也日益增加，而且于“无意的”之外，又要加上“有意的”。

然而无论怎么样，无论那有意的或无意的作伪对于“以利益与真实相同化之心理过程”有多大作用，——这种心理过程在社会发展之中倒是必不可免的；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一层，我们就丝毫不能了解思想史和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