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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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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与人类

人类的生活资料必取之于自然界。最初,人类本其生物的活需要,采取自然界里现成的物产,以供营养,——这最简单的“生产”方法,其实还并没有生产什么东西。可是,人类因此与自然界接触,实行生存竞争,力求战胜自然。人类的战胜自然的方法,本在于结合互助。既有结合,则个人劳动同时就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的能力很小,许多人的能力便大,因为可以从生存竞争的经验里发见种种分工协作的方法——人类社会的生产量便能增加起来。禽兽每日劳力所得只能一日的消费,人类却渐有多余;于是人类除生物的需要(饮食男女)之外,渐渐发生繁复的需要(并不是因为人类的需要多,所以努力去多生产,是因为生产多了,所以需要增加起来)。需要既然增多之后,人类要应付自己的日渐变易的天性,便渐次能以人力改变自然界的产物——取材于自然界而加以劳力;从此便不仅采取现成的东西,而且开始制作——生产方法便日益复杂起来。总之,人与自然相斗,因经验渐多而改进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变而需要增多;需要既多,又不得不再改进生产方法以求适应。况且自然界变易而人类亦随之变易;人类自己的天性(亦是自然界物质的一部分)既因此而亦变易,则人类的适应方法更不得不变易了。

劳动与智识

人类既然能改变自然界,以求适应自己的日趋繁复的需要,那么,他必定运用自己的体力——劳动。劳动的过程里,人类积聚许多经验,渐渐能改变劳动的方法。人类原始状态之中,都是共同劳动的;最初只在无意之中遇见新的劳动方法或修改旧的劳动方法——必定要有了一种特别工具来记忆这些经验,那时才能有意的去改变。这种特别工具——便是智识。原来人类共同劳动的时候,各人最初先有互相招呼的声音发出来(“亥育,亥育”的劳动声);因此,随着工作性质渐渐繁复起来,这种劳动声才变成动词、名词……而有言语。言语成立,然后人类才从动物式的浑噩心理(感觉)里分析出个别的概念来,那时才开始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言语;没有个别的概念,就是没有组成思想的分子,便只能有生理上的感觉,而不能“知觉”。思想却要根据于知觉而有所推断。

只有这种知觉发生,思想开始之后,人类的劳动经验才能渐次整理起来,鉴往知来,以渐改革。换句话说,便是智识至此方才开始发展。劳动发生智识,智识又助劳动,以渐改进其使用之方法。总之,人类因求生而劳动,即使用其体力之一部分以采取或制作自然界的物质——取得生活资料;这一部分的体力便是所谓工力。又因使用工力,必定有一种方法及工具,这种方法及工具便是技术。可是技术的进步,根本上却仍旧是由劳动过程里发生言语、思想、智识而来。所以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工具”,虽说有劳动及智识二者,其实只有劳动是人与自然界相接触的焦点。

经济行为及经济

人类使工力通过技术以达自然界,以此经常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即取得生活资料,——这种行为叫做经济行为。通常不施以人力(制作)的物品只有“自然价值”,譬如日光;施以人力的结果,而发生自然界所没有的,人造的新价值——便是“经济价值”。经济行为必定是造成经济价值的行为。最主要的经济行为便是生产。此种造成经济价值的行为——生产,必须有:

(1)人所自有的体力及智力——就是上面所说的“工力”;

(2)生产工具——最简单的便是手、足、指、爪,以至于最复杂的机器,所谓“技术”;

(3)生产资料,自然界的产物、原料以及一切其他,凡是劳动的对象,都归入此类——“自然”。这三件名为“生产三力”——生产力。人类创造经济价值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从事于经济行为,必须经常使用及储蓄这些生产力(生产资料及工具),因此人类便有所谓经济——一切经济行为合成整个儿的生产过程之总和。

社会的人类之生存竞争

人类既有经济,那么,他经营经济的方法便是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原来人是“社会的动物”(“群兽”之一种);决没有个人独立经营经济的可能。(《鲁滨逊漂流记》是小说家的空想,况且鲁滨逊是从社会里带着几千年历史的遗传性及现代技术智识到荒岛上去的;假使他生育在荒岛或自幼被弃于荒岛,他必定不能生存。)人类相结合而互助是他的生物的根性;决不是先有独立的个人而后有意的由分而合的结成社会。——虎豹的锐牙利爪是“天赋”的生存竞争工具;人的共同生活性,亦是“天赋”的生存竞争工具。所谓生存竞争的共同生活,大致都有三种作用:

(1)繁殖而同居(母子养育关系);

(2)共同御敌;

(3)经济协作。首二种(繁殖及御敌),人类和其他“群兽”(如蜂、蚁、象、猿等)相同;第三种——经济协作,却是人类社会与禽兽社会差异的出发点。普通的群兽固然也有经济协作,可是禽兽没有选择工具的自由:爪牙喙翼,都只是天生的——有待于生物学上自然的演进,方能改变。类人猿已经渐渐的能应用身外的物品(树枝、石块等);人类则更进一步,能改制自然界物品以为劳动工具(树枝+石块=石斧)。所以能制造工具与否,便是人与禽兽的差别点。而制造工具的能力,却是人类经济协作的产儿——社会的劳动过程里的经验。人类既能改制自然产物为工具,他的生存竞争的方法便渐与禽兽不同;禽兽只能以“我”适应自然(保护色等),人类却能使自然适应“我”(人无爪牙,制斧刀弓箭以为爪牙)。禽兽之适应为消极的,人类则积极的。

人类社会之协作与分工

人类的适应环境既然是积极的,那么,社会内部的分工协作的方式便很容易变易。凡是劳动,必定有所生产。可是劳动的生产量却随劳动工具的性质而变:虎豹每日所得与人类每日狩猎所得比较起来,人类的获得,数量必较大;猿猴要起一块大石,必定要四五个猿猴同时用力,人类知道杠杆的作用及所谓“支点律”,便只要一个人用力(四五个猿猴的劳力与一个人的劳力,所得结果相等)。——正因双方所用工具不同。人类既然能自觉的变易工具,他的劳动生产量也就能起变化(增加)。于是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因此就时有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变,必定也跟着变。人对自然的关系是劳动方法及其生产量(技术);人与人之关系便是社会内协作及分工的方式。社会之劳动方式及生产量(手艺、机器等工具,此等工具生产物品之多寡)如果有变动,那么,社会内协作及分工的方式(无阶级的或有阶级的社会;有规画的生产及分配或无规画的;各阶级的性质及其人数的多寡)也就直接的间接的发生变动:无人造的工具时(原始共产制度之初期),社会里只能行最简单的无分工的协作(共同拔树、采果、捕鱼、猎兽),生产量当然极少,既无储蓄,更无交易,分配方法极为简单,决不能有私产制度;手艺生产时代,社会之中便有分工——智力与体力、农业与手工等,分配方法中便有交易,以至于商业,生产量较丰富,私产制渐发展;机器生产时代,分工至为繁复,分配方法又从小商业变成托辣斯[1]、大公司等的垄断独占的局面,个人私有制便开始崩坏。再则,工具的性质,必定使占有方式随之变更:小手艺的简单工具,便于个人小生产所有;大机器及工厂等,便于大资本家或团体所有。总之,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跟着社会对自然的关系而变的。社会可以是非分工的协作,因为工具简单,生产量少;社会亦可以是分工的协作,因为工具进步,生产量多——要社会内分成几种人,各司其事;社会内之分工的协作可以是各占一种生产工具,合成社会的经济,如小手艺时代;社会内之分工的协作亦可以是一部分人完全占有大生产的工具,别部分人替他们做工,如资本主义时代。工具的性质变,劳动的生产量亦变;工具及生产量变,占有方式(私有生产工具,或者公有生产工具)及分配方式(各取所需,物物交易或货币交易)亦变;占有及分配方式变,社会内“人的结构”当然要变:公共占有及各取所需时,必无阶级;私人占有及交易分配时,必有贫富;私人占有生产工具者为资本家,绝无所占有者为工人。然而只有人类社会内的人与人之关系,所谓“阶级结构”能变,因为只有人类能自己制造工具。人既能自己制造工具,不待天然的变化,当然工具的性质便容易变。动物社会就不然了。动物社会对于自然的关系不容易变:因为他们的劳动工具(爪牙喙翼)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天生的;十年前用爪牙喙翼所取得的食物等于a,十年后仍旧等于a——他们征服自然的力量(生产量)不容易增加。因此,假使动物而有社会,他们亦有协作,亦有分工;可是动物社会里的分工完全由于各个所具有的劳动工具不同,他们的劳动工具既然是天生的,他们便不能改变他;因此,不但各个动物不能变易他在“社会”里的地位,并且整个儿的社会结构也不能变动。譬如蚁,因为各种蚁所具有的喙及肢体有异,分成雌蚁、雄蚁、工蚁、兵蚁,各司其事;工蚁不能变成雌蚁,蚁的社会便永久如此组织——永久是有阶级的。人类社会便不同,因为工具是人造的,人是“占有”(取得)工具,而不仅赖“具有”(天生)的工具(手、足、头脑),——所以人类社会能从宗法社会制变成资本主义制,能从有阶级的社会变成无阶级的社会。动物社会之分工协作的方式不易变,人类社会却不然。

[1]托辣斯,今译托拉斯。

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

人类社会是一种经济协作的组织——劳动结合。那协作的形式随着生产方法而变。当生产方法极简单的时候,还没有分工。劳动工具进步,社会之中势必至于有分工的必要。可是分工其实是协作的一种形式:人类社会里因分工而分成许多种人,有农夫、有织女,有铁匠、陶匠、会计员、管理员、军事专家、学术专家,……凡此种种都不过是职业的分别,并非阶级。享有生产工具者有多少之别,所以有富人及贫人——这也只是资本数量上的差别,并非阶级性质上的不同:几十元资本的小铺主人和几万万资本的煤油大王,同是享有生产资料,同是资产阶级;纯粹小资产阶级社会里——小农、手工、商人等阶级界限还是极模糊的。只有技术程度(劳动工具)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社会上发生两种人:一种是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一种是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前者得以购买后者的工力,后者的劳动生产品之一部分为前者所夺——那时,这两种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过渡者,方成“社会阶级”。社会里既有阶级之后,从全社会立论,各阶级的分工(地主与农奴,贵族与奴隶,资本家与工人)虽然仍旧成就全社会的经济协作,可是从受剥削阶级立论,这种协作已经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威权或是受经济的及政治的强制。各阶级虽同处于一社会内,而目的和利益各不相同,于是不免要发现阶级斗争。阶级发生之后,享有工具者与工作者分为两种人;必须全社会里能恢复享有工具与使用工具之人为一,阶级才能消灭,阶级斗争才能终了。

原始共产制及小生产里享有工具及使用工具的本是一个主体;可是这里面已经有一点大差别:小生产里享有工具同时又使用工具者是个人,共产社会里享有工具同时又使用工具者是社会。个人享有工具时,各个人间之生产品交易(商业)里不免竞争,竞争之结果便是阶级分化,阶级斗争。所以必须社会公共享有生产工具,社会共同使用工具,——阶级才能真正消灭。然而要社会进化到这一阶段,必须社会里的工具,性质上可以共同使用及公共享有(大机器),生产量上可以供给全社会的消费而饶有余裕,分配上可以消灭私人交易,——那时才行。社会里仅仅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而不工作的一阶级(现代便是资产阶级)决不愿意轻轻放弃特权;那仅仅使用工具而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一阶级(现代便是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反抗。

反抗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夺回生产资料及工具,归之社会公有,仍旧去使用工具从事生产(所以他仍旧是无产阶级)。不过旧时的资产阶级虽然丧失工具占有权,以及政权,还能以余力谋叛,此其一;旧时资本主义之下许多小生产仍旧存在,小工具只能私有,此其二;所以阶级还是存在,阶级斗争还是继续。只有无产阶级以已经公有的大生产征服一切小生产,改良生产的劳动工具——提高技术程度,使全社会一切工具都能共同享有,共同使用,分配上自然就可以各取所需,——那时阶级斗争方终了。

阶级斗争与“社会的工具”

人类共同生活于社会里,因与自然竞争而经营经济:分工的协作的取得全社会的生活资料。因求取得生活资料以对付日益繁复的需要,于是劳动的方法(技术)日益发展,工具的形式日益复杂,种类日益繁多,生产量日益增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从流转不息的劳动过程里经验得来的,从这过程里直接间接流露出来的。从最简单的工具进步到较复杂或完美的工具;从物质的工具进步到精神的工具:言语、智识、艺术、习惯都是组织劳动的方法,辅助共同劳作的手段。精神的工具不但是个人劳动时所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且必定是团体劳动或社会劳动的产物——同时亦就是维持当时社会共同生活和分工协作所必需的方法。所以精神的劳动工具必定是社会的。

可是等到社会里发现了阶级,这些“社会的工具”便成了治者阶级剥削受治阶级的种种手段:于是发现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等现象。甚至于智识、艺术、风俗、习惯亦变成治者阶级压迫受治阶级的工具。总之,治者阶级不但以经济力量(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因而占有受治阶级劳动的生产品之一部分)剥削受治阶级,并且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艺术、科学、哲学来辅助他的剥削行为。这些社会现象便成治者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受治阶级亦往往攫得社会共同劳动所产生的这些工具,来防御治者阶级的进攻,继而反守为攻,以至于颠覆治者阶级为止。只有阶级消灭之后,这些精神工具才能成为纯粹的社会工具,以为征服自然之用。

社会之定义

从上述的看来,我们便可以综合而得一个社会的定义:“社会者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之劳动结合也。此劳动结合——‘经济体’之演化,乃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艺术、科学等现象,以应组织劳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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