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井要是在浅草千束町的一家酒馆里结识尾花艺妓馆的次子的。看戏或赴宴后的归途自不必说，哪怕为相当正儿八经的事情造访他人后回家，只要天色已晚，山井就怎么也不愿直接回到出租屋去，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在各处的花街柳巷里游荡。不过，由于所欠的老账没还，常常被酒馆婉拒，囊中空空，再也掏不出去吉原、洲崎妓院的车费时，那么就是再阴惨的魔窟，他也会不管不顾地趁着酒醉进去过夜，有时一觉醒来，才会感到惭愧后悔。然而，常年的放荡荒唐使他的肉欲完全呈现病态，并不是他的意志力所能驾御的。山井把自己这一弱点所带出的种种情感写成短歌加以吟咏，用上“肉体的悲哀”、“接吻的苦涩”等新式表达，肆无忌惮地发表所谓“生命的真实自白”之类的言论。所幸的是此类自白受到总爱追求新奇的文坛的欢迎，有的浅薄冒失的批评家居然把山井要说成“新时代中真正的新诗人”。他还自称自己是日本的魏尔伦(1)，酩酊之时情绪就会激昂起来，心情显得格外豪迈，他最终会为了这般艺术的功名心强迫自己在这种颓废的感情中沉沦下去。本来他只有初中学历，且成绩不佳，至于外语方面的知识更是完全不靠谱，但自我感觉良好，既非撒谎，也不摆谱，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像个西方艺术家了。早在两三年前，他患上了梅毒，蔓延至两侧横痃，不知他从哪本书上读到的，法国文豪莫泊桑也是因患梅毒才精神错乱的。他说，一想到自己也同样成为这种恶疾的牺牲者，在万分恐惧和深深惭愧之中，又滋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艺术激情般的亢奋，吟出数十首自己颇感得意短歌，还题名为《沃土保儿膜（黄碘）》结集出版。这本短歌集也获得好评，山井用这笔稿费付了医院的医药费，竟然没有赖账。

浅草公园植物园后面那条臭气熏天的小河浜旁边，有一家挂着写有“鹤菱”二字灯笼的小酒店。山井没钱到茶馆酒楼去泡艺妓，又懒得去吉原洲崎妓院的时候，就到鹤菱来投宿。当家的阿姐叫阿岁，年方二十四五，她有从事这种卑贱营生的女人中少有的一头好发和好气色，身材高大，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两道远山似的浓眉弥补了鼻梁低矮、嘴角下垂及面孔扁平的缺陷，多少有点可看了。最初山井被阿岁隔着花棂窗“喂，喂，进来吧，这位戴眼镜的老爷”那样招呼时，发现阿岁梳一头银杏卷式的发髻，披一件重新染过的小花纹上衣，一副好似艺妓的打扮。山井觉得自己占了捡漏的便宜，立刻走进店里。稍事休息一圆，留宿三圆，他也没有还价，第二天早上还请吃了一顿泥鳅火锅后才回去。山井去了三四次后，关系熟了起来。有一天早晨从吉原妓院回来，在附近喝了点酒，又有点想入非非了，不自主地摇摇摆摆地来到阿岁家。只见阿岁睡衣未换、衣衫不整，一边在门口的长方形火盆上烤着竹荚鱼干，一边与一位身穿茶弁庆铭仙绸和式棉袍、肤色白皙的二十二三岁的英俊男子拥着一张猫足式的食案在喝酒。一看到山井，阿岁马上啪嗒啪嗒地跑过来搂住他，“好久不来了，老爷，打您上次走后就再没见到，也太狠心了。行了，坐吧！来，喝一盅吧。”说着把山井朝猫足食案边用力一推，让他坐下，山井一看，那年轻男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山井原本并非迷上阿岁才到这里来的，所以这局面使他有些不自在，便问那位客人怎么了。阿岁回答说，他不是客人，而是自己的弟弟。说着显出比平时更加亲热的样子，肉麻地偎依过来，不由分说地把他拽上了二楼。说是二楼，其实名不符实，只是在平房天花板的隔层里铺上三帖草席，又在屋顶上贴满壁纸，防止煤灰和鼠粪掉下来。这是一间密室。

山井掏出一把昨晚结账后找回的银、铜币零钱，好不容易凑够了一圆钱递给女人，鬼鬼祟祟地逃生般地溜出门外。来到阳光底下被风一吹，山井的心情为之一变，恰似撑饱肚子的汉子马上会忘记片刻之前的饥饿那样，此刻山井身上再也看不到用身上仅有的一圆钱买春的模样，他悠然地夹着那根拐杖，走在公园的树下，不一会儿，又停下脚步，一边抽烟，一边摆出一副美术家的功架眺望起耸立在自己正面的那座观音堂的建筑物来。不过他这并不是在装腔作势，而是极其一本正经的，这是因为他曾经在某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人称“西班牙左拉”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以托莱多市的大教堂为中心，描写其周边人们生活的小说《教堂》的评论，他立刻想到可将它移植到浅草的观音堂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山井总是能从各类杂志上发表的西方文学的介绍文章中得到启发，而且文思敏捷，具有迅速将其化为自己的掌控之物的才能。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原著，他的知识能力不足于阅读原著，也就是说，这正是他的幸福。是他得以幸免剽窃罪、不必担心原著限制自己空想力的原因所在。

一支烟快吸完了，山井还是茫然地呆立在那儿看着观音堂出神。突然，背后有人叫“山井先生”，让他吓了一跳，回头望去。

一看到叫他那人的脸，山井不光惊讶，刹那间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恐惧。叫他的人就是刚才在鹤菱小酒店的长方形火盆边和阿岁一起吃茶泡饭的肤色白皙的年轻男子。

“干吗？找我有事吗？”山井不停地打量着四周。

“先生，突然叫住您，真是抱歉。”年轻人稍稍弯了弯腰，“我就是那个……投稿人……去年您担任评委的时候，我曾在某杂志入选。我一直想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

山井稍稍定了定神，在附近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接着他从来者本人的详细的讲述中得知这个青年男子就是尾花艺妓馆的次子泷次郎。

直到十四岁那年秋天，泷次郎一直生活在父亲、说书人楚云轩吴山和母亲十吉身边，并由新桥艺妓馆去附近的小学上学。到了要升初中那年的秋天，父亲吴山提出，老是让儿子待在这种地方不好，母亲十吉也只好同意，在与不少老主顾商量之后，决定拜托一中小调的老搭档、法学博士出身的一位律师收儿子为学仆，住进律师家。这位博士在骏河台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泷次郎从那儿去上中学，这恰恰成了他一生被贻误的原因。本来，吴山认为把今后需要努力学习的年轻人长期留在自己的艺妓家并不合适，这个想法有其道理。然而，与其把泷次郎的一生交给别人家，还不如由自己这个尚未失去武士气质、有点固执、难以通融的父亲来管得强。后来吴山和十吉都很后悔，但这事正如“事后诸葛亮”这谚语所说的那样。

泷次郎住进了博士家的学仆房间，在他十六岁前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还真是个勤奋有前途的年轻人，但是就在那年年底，博士夫人患了心脏病，带上唯一的小姐住到大森的别墅去养病了，为此，博士也自然经常要住到那边去，这边的公馆成了他每天上午来工作的办事处。如此一来，学仆和女佣们趁着主人不在开始猴子称大王、无法无天起来。学法律的学生原本大多品行不端，加上五六个人凑在一起，很快学仆的宿舍便成了每天晚上花纸牌的战场。其中有捷足先登的家伙早就下手把一个做饭及搞综合杂务的女佣勾引到手，于是其他的落伍者醋劲大发，半夜三更前去捣乱。赢了牌怀里揣了几个钱的小子则公然各随己愿地跑去吉原、洲崎、浅草、郡代或者浜町、蛎壳町找便宜的妓女嫖娼。泷次郎毕竟有莫名的恐惧，被人硬拽去时还哭过鼻子，不过，那也是暂时的，没多久他就受影响而出道，一年后他十八岁之时，早就成了不可救药的浪荡公子。一到夜晚，他在家里就待不住，去附近监视跟踪那些冰店、牛肉店、香烟铺的小媳妇和大姑娘。半夜三更还和其他学仆为家里的女佣争风吃醋，白天坐电车去上学的路上总是煞费苦心地想方设法去引诱同车的女生。一天晚上，他正要去神田明神神社后街勾引附近香烟铺的姑娘时，不巧正碰上当天布控抓捕流氓阿飞，警察对他一番盘问后，不由分说地拘留。这事当然被校方知道，很快泷次郎就被勒令退学，而后就被博士先生家相当体面地逐出了家门。

父亲吴山火冒三丈，母亲十吉斥他不成器，痛哭流泪，却一筹莫展。泷次郎姑且先被领回了新桥的艺妓馆，被骂作是往父母脸上抹黑的太不像话的不肖子，父亲严令其不准外出。然而，如今的泷次郎已经不再是那个对父母言听计从的泷次郎了。吴山每天午饭后，总是在一只信玄手提袋里装入那件黑紫色的五所纹外套和一把折扇，风雨无阻地去赴曲艺的日场演出，晚饭时回来一下，立刻又去赶夜场，有时交通拥挤，一下日场立刻就赶去夜场。母亲又因为本身是艺妓，每晚都要外出应酬，所以再怎么严令禁止外出，事实上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实施监督。当时，尾花艺妓馆已是演员的长子市川雷七还健在，但他也是一吃完早饭，不管有没有演出就直奔师傅家，整天排演练功，夜里不过十点不回家。

说到艺妓馆，在外人看来是散漫、松垮的地方，但是进到里面一看就知道，以老板夫妇为首，上至契约包雇的艺妓，下至专管洗涮烧饭的用人，个个忙忙碌碌。老板娘十吉每天辗转奔忙于各种应酬，总要忙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第二天早晨还得早起，否则赶不上当天的练功。她每天早晨都要分头去常磐津、清元、一中、河东、薗八、荻江、哥泽等各流派的掌门人处接受指导，回来后还要教自家的雏妓练习。她还要照管自家的艺妓们的和服，有事得与她们商议，出局时弹奏的曲目也要事先征求其他艺妓的意见。十吉是当地的老资格，所以遇到演艺会的排练，也得常常去帮忙。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忙碌之中，很快就到了该梳头、洗澡的时间，干完这些事，刚要抽袋烟，又该准备晚饭了。家里艺妓也是同样的忙，跟包的负责记账、接电话，还得管艺妓的和服及日常起居的杂事，即便分身有术也应接不暇。女佣则要负责大家的饮食、洗衣和沐浴，这也是一个人两只手做不过来的。

要说这尾花艺妓馆的主人吴山老人还真是个爱唠叨、喜挑剔的人，还被大家起了个“啰嗦幸兵卫”的绰号。所以，生意上的事自不必说，家中的事情不论大小一概安排得井井有条，整个新桥地区恐怕没有一家能胜过他们的。而且，他对学艺练功，就像对剑术的练习一样严厉要求，决不含糊，因而他的艺妓馆早就远近闻名。吴山这种暴躁易怒的脾气，使他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敷衍马虎。在说书先生里，他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老资格了，却没有收进一个弟子，也有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训练太过严厉。因此，吴山对自家艺妓的训练也像专业训练一样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听到别人家二楼弹奏的三弦，他时不时会皱起眉头不屑地说：那弹的是什么呀！他认为艺妓和演员是社会的亮点，走在大街上，万一让人觉得你仪容不整，那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哗啦一声拉开格子门，上街之前，人的内衣和贴身内裙务必穿上新的出门，而和服和随身携带物绝不要奢华。这就是吴山对艺妓的家训。不过，老婆十吉却是个温柔体贴、宽容大气的女人，从而极大地缓和了倔强的丈夫所造成的紧张感，巧妙地协调着家中艺妓和上下左右的各种关系。

在一家人如此繁忙的时候，只有泷次郎一人每天打着哈欠，除了翻阅那些散乱的报纸、杂志外，没有任何事可做。吴山思忖，打现在起对儿子严加管教，让他回心转意，好在今后还可检查身体去当兵，将来总还有个指望吧。学习途中被学校勒令退学，事已至此，实在别无他法。他也想到干脆把儿子送到本分规矩的商家去当个学徒，并到处找门路托人，但是对方一听是艺妓家的公子，又被学校退学，就没有一家肯要。母亲十吉说，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也长大成人了，让他去学点艺，当个艺人也不会错的。但说是说当个艺人容易，可究竟去当什么样的艺人呢？设身处地地为泷次郎着想，这事也不是立马可以决定的。他的亲哥哥已经是相当有名的演员了，现在要他弟弟屈居人下，从跑龙套学起，岂不叫人窝火！若跟父亲吴山去学艺的话，那非被平时就挑剔的老爷子整死不可。让这么个大小伙子从现在去学三弦也属强人所难，而他对去当新派演员或曾我乃家(3)的喜剧演员的门生也不感兴趣。泷次郎整天胡乱翻着到手的杂志和报纸，有一天忽然起了何不去当个小说家、文人试试看的念头，但如何才能走上那条道路则全然不得要领，这个想法也就这样烟消云散。就在泷次郎自己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的时候，遇到一位经纪人，为了改变自己当下的心情，泷次郎听从了对方的劝说，住进他的店里当了店员。

最初的半年，泷次郎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的，可后来，他就在附近的蛎壳町到处买春嫖娼，并一点点地“揩油”店里的金钱，很快被发现后遭到解雇，再次被领回新桥家中。此时的泷次郎渐渐地自暴自弃起来，在严厉乏味的父母身边再忍耐也待不了三天。一天夜里，趁着家中无人，他卷走了母亲和家中艺妓们的衣物头簪等物，逃之夭夭。

(1)　魏尔伦（verlaine, 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作品由上田敏翻译后，在日本广为人知。

(2)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blasco ibanez, 1867—1928），西班牙作家，参与政治，作品有社会批判倾向。

(3)　曾我乃家五郎（1877—1948）为创始人、在大正初年成立的喜剧剧团，确立了上方喜剧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