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诗说得好：

凡事都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1]，

——荷马

例如：

得胜的汉尼拔不知得胜之后利用胜利[2]。

——彼特拉克

谁赞成这个看法，愿意同我们的人一起就最近我们没有在蒙孔都坚持到底这个错误做点文章，谁想要指责西班牙国王不懂得利用他在圣康坦比我们强的优势，谁就可以说这种错误是因为醉心于自己的好运，满足于初步的成功；由于无力消化已有的胜利，就没有胃口再扩大战果；命运虽然将这么好的机会送到他手里，他却承受不起，他的两臂抱得满满的，再也搂不住更多的东西。他的运气虽好，万一他的敌人得到机会重整旗鼓，这机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他连溃散、吓坏的敌人也不敢去追，又怎能指望他敢于再度攻击集结起来重整旗鼓，又怀着愤怒和仇恨的敌人？

在命运逆转，恐惧压倒一切的时候[3]。

——卢卡努

说到底，除了已经遭到的失败之外，他还能指望什么好结果？打仗不像击剑，不以点数多少定胜负。只要敌人不倒下，就必须再接再厉再决雌雄。不彻底的胜利不是胜利。凯撒在奥里库姆城附近的战役中遭到了惨败，他对庞培的士兵们说，若是他们的统帅懂得克敌制胜，他自己早就完了。所以等到他得胜的时候，他就穷追不舍了。

可是，为什么不反过来这样说呢：贪心不足不知适可而止，那是欲壑难填的冒失鬼的行为；想要突破上帝规定的限度，那是滥用上帝的恩惠；胜利之后再去冒险，那是再度将胜利交由命运去摆布；兵法中最为高明之处，是勿将敌人遥入绝境。内战时期，苏拉和马略在打败了马尔西人之后，看到一支剩余的部队，像愤怒的野兽一样绝望地回头扑来，他们就不主张再战。如果富瓦克斯不是头脑发热，过于顽强地去追拉文纳战役的残敌，也不至送命使胜利黯然失色。不过这前车之鉴叫人记忆犹新，使当吉安在塞里索勒免除了同样的不幸。攻击被你逼入绝境、唯有以战求生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人逼急了会拼命：“被困的野兽咬人狠[4]。”

咄咄逼人，不顾性命，决不让人轻易取胜[5]。

——卢卡努

正由于这个原因，在斯巴达王战胜了曼提奈亚人之后，法拉克斯不让他去攻击一千名完全逃离了战场的阿尔戈斯人，而让他们自由离去，以避开这些被不幸激怒的人的拼死抵抗。阿基坦王克洛多来纳在胜利后追击败逃的勃艮第王贡德马尔，使之不得不回头迎战。但他的顽强却夺走了他的胜利果实，因为他送掉了性命。

同样，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给士兵配备贵重、华丽的盔甲，还是只配置必要的披挂，塞多留、菲洛普克、布鲁图斯、凯撒等赞成第一种主张的人就会提出：让士兵看到自己盔甲明亮，他一定会感到体面光荣，受到激励鼓舞；他将会更加顽强地战斗，因为他会像保护他的财物、遗产一样地保护他的盔甲。色诺芬说，这就是亚洲人作战时带上妻妾和最珍贵的财宝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人提出：必须消除而不是助长士兵的保命心理；前面的做法会使他加倍地害怕冒险；再有，由于有丰富的战利品，敌人会更加渴望取胜。有人曾经指出，从前罗马人在同萨谟奈人作战时，就曾受到这方面的极大鼓舞。安提奥库斯[6]指着他准备对付罗马人的、装备体面精良的军队问汉尼拔：“这支军队罗马人会满吗？”“他们会不会满意？”汉尼拔回答说，“当然会的，不管他们多么贪婪。”利库尔戈斯不仅禁止他的军队衣着华丽，而且禁止他们搜刮战败的敌人，据他说是为了让艰苦朴素同整个战役一样闪射出光芒。

在围困战和别的场合，我们有机会同敌人靠近。我们往往准许士兵以各种方式挑逗、蔑视、辱骂敌人，这样做看来不无道理：因为这不是件小事，这是让他们知道不会再下令等待这些被他们百般侮辱过的敌人求和与妥协，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战而胜之，这样就彻底打消了他们这方面的希望。不过维特里乌斯[7]却因此而受了挫折：他所对付的是军队士气较差的奥东。奥东的士兵长期不经征战，被舒适的城市生活消磨了斗志。他责骂他们胆小怕死，怀念留在罗马的女人和花天酒地。他那些刺耳的话终于激怒了他们，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是任何鼓励的话都办不到的。正当他们推拨不动的时候，他却主动招他们来找自己的麻烦。的确，辱骂触及人的痛处，很容易使无精打采地为国王效力的人，精神抖擞地为自己争辩。

一支军队，保住统帅是多么重要；敌人的目标主要是这颗全军赖以维系的头颅。有鉴于此，乔装打扮参加战斗的建议似乎不容置疑。这一建议也曾为好几位统帅所采纳。然而，这个办法带来的麻烦不比希望避免的小。因为一旦将士们不再认得他们的统帅，那么他们就不会有统帅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激起的那种士气一旦他们见不到已经见惯的统帅的标志，还会以为他已经阵亡或以为他见战事无望已逃之夭夭。至于实际经验，我们看到有时符合这种主张，有时又符合那种主张。皮洛斯在意大利同执政官列维努斯作战时的遭遇对于两方面的主张都有利：由于他事先想到用德摩加克里的盔甲掩护自己并把自己的给了他，他无疑保住了性命，但他也觉得招来了另外的麻烦：他打输了这一仗。亚历山大、凯撒、卢库卢斯喜欢在作战时突出自己，穿着外表鲜亮、样子特别的华丽衣服和盔甲。亚基斯、阿格西劳斯与那位伟大的古里波斯[8]却相反，不露声色地改头换面去作战，不用帝王的装饰物。

在法萨罗战役上，庞培受到的主要指责，是他停下部队静待敌人。因为这样一来（我这里照抄普鲁塔克的原话，比我的更有分量），“初次打击就不如跑步迎敌时猛烈，挤在一起的战士也就失去了冲力（这冲力不比别的，会使战士们在急促碰撞中变得急躁、愤怒，使他们随着呼喊与奔跑变得更加勇猛），他们的热情，可以说也就冷却、冰凉了。”这就是普鲁塔克就此史实所说的话。但是，如果凯撒失败的话，不也可以这样说吗：恰恰相反，最强有力的态势是坚持不动；根据需要停止前进，保存和节省力量的人，要大大胜过迈开双腿，在奔跑中已经耗去一半力气的人。再有，军队是许多不同的个体构成的集团，在这种急促的行动中不可能步调一致，它的队形一定会乱，体力最为充沛的人必然等不及同伴的支援就同敌人遭遇。在波斯兄弟不光彩的内讧中，指挥居鲁士的希腊部队的斯巴达人克莱亚科带领部队不慌不忙地去进攻；但不到五十步的时候，他却下令跑步了。他是希望用短程突击的办法保持队形，节省体力，同时又使他们的人和投射兵器具有速度的优势。另外有人则是这样解决这个用兵的难题的：敌人向你扑来，你就严阵以待；敌人驻足等待，你就猛扑过去。

德皇查理五世要通过普鲁旺斯，法王弗朗索瓦可以选择去意大利迎击或是在本土上守候。他想到：保住自己的家园不受战争的骚扰很有好处，它完好无损就可以在必要时源源不断地提供金钱和支援；战争中每战必然造成破坏，我们的财产可不能真的遭受损失；农民可以默默地忍受敌人的蹂躏却不会忍受自己人的破坏，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在我们自己内部发生暴动和骚乱；准许抢劫掠夺是对付战争无聊的一大支柱，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内实行，而除了军饷不能指望别有收获的人，即使守着妻子、家园也不容易规规矩矩；谁摆上桌布，谁就要出钱管饭；进攻要比防御来得痛快；最容易传染，最没有道理、最快蔓延的情绪是恐惧，在腹地打输一仗就会震得全国颠动；城里人听到城外战事骤起，就会迎来尚在颤抖、气喘吁吁的将士，这些人趁机干起坏事来就很危险。虽然有这种种考虑，他还是打定主意召回了远隔群山的部队，等待敌人到来；因为他可以反过来设想，自己呆在国内，身边都是朋友，必有种种便利：河流、道路任他支配，无需护送就可安全地运来粮饷；危险迫近，臣民会更加忠诚；众多的城市和屏障确保着安全，他可以根据时机和条件决定是否战斗；他若愿意等待时机，他可以安全、舒适地看着敌人挨冻、受难，弄得狼狈不堪：敌人深入到充满敌意的国土上，前后左右的人全都与他作对，一旦发生疾病，无法更新、扩充兵员，也无从安置伤兵；除了抢劫，弄不到金钱、粮草；无暇休息、喘息；对地形、国情一无所知，避免不了伏击、偷袭；一旦打了败仗，无法拯救残兵败将。关于这两方面的主张，例子有的是。西庇阿觉得到非洲去攻打敌人的国土要比呆在意大利守土抗敌好得多，因此他打胜了。但反过来汉尼拔却在这场战争中因放弃征服异国去守卫自己的国土而遭到了惨败。雅典人因为丢下自己国土上的敌人进军西西里而倒了霉；叙拉古王阿加托克里却因丢下国内的战争进军非洲而交了好运。因此，我们平时说的就很有道理了：结果和结局，尤其在战争中，多数取决于命运，而命运是不会迎合听从人的推理、判断的，正如这些诗句所说：

冒失鬼往往成功，谨慎者往往失败，

对于正当的理由，命运总是充耳不闻，

倒像是盲人瞎马在瞎走乱碰，

其实有一股力量在主宰支配，

迫使世人遵循它的法则[9]。

——马尼利乌斯

但仔细想来，人的打算和决定似乎同样取决于命运；命运的捉摸不定、变幻莫测也决定着人的推理判断。

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蒂迈欧说，人的思维活动随便、轻率，因为人的推理判断跟人一样，带着很大的随意性。

[1] 原文为希腊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波西乌斯·拉特罗语，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安提奥库斯（公元前242—前187），叙利亚塞路西亚王。

[7] 维特里乌斯（15—69)，公元六九年的罗马皇帝。

[8] 古里波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斯巴达的统帅。

[9] 原文为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