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谐和音——新的朋友们——狂热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巴枯宁及其他人——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斯坦克维奇小组

1840年初，我们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与可怜而狭小的克利亚济马河。离开我们结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预见到，那单纯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会再有了，必须多挂些帆，应付不同的风浪了。

不会再有那种孤独而漫长的郊外散步，在那里我们隐没在大草原中，这么鲜明地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们的春天……

不会再有那种冬日的夜晚，在那时我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掩上书本，谛听大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声，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们5月9日的旅行……

不会再有了！

……人们早已知道，也用各种方式歌唱过，“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来”1，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劳作，那路上的碎石，还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代数学中，青春漫不经心地向前飞驰，商数如何不必理会， 也无需考虑，只有爱情，啊，未知数找到了，一切归结为一个人，一切得通过一个人，他们共同的就是可贵的，他们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只要他们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围一片凄凉！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总要长出荆棘荨麻，它们迟早会刺痛肌肤，钩破衣衫。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弗拉基米尔随身带走，可依然认为，五月尚未过去。我甚至觉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学时期。周围的一切也加深了这个幻觉。同样的住宅，同样的家具，这就是那间屋子，我和奥加辽夫曾在这里锁上房间，密谋策划，尽管参政官和我父亲近在咫尺——啊，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亲，他老了，背驼了，但仍像当年一样，随时预备责怪我回家太迟。“明天是谁讲课？测验在哪一天？放学后得找奥加辽夫……”这是1833年啊！

奥加辽夫真的在这里。

他获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会的中心，尽管从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还是同情地围绕着他。

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一样，奥加辽夫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磁性，那种女性的吸引力。别人虽无明显的原因，却乐于靠拢和接近这些人。他们鼓舞、联合和安慰人们，他们是公开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入席，从中汲取力量，获得休息，提高勇气和信心，然后作为一个朋友离开这儿。

熟人们侵占了他许多时间，有时他也为此苦恼，但并未关上大门，依然和颜悦色地迎接每一个人。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大缺点；不错，光阴过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爱，不仅是亲密朋友的爱，还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爱；要知道，这是抵得上读书和各种活动的！

我从来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责备奥加辽夫这类人游手好闲。工场和作坊的观点在这里未必合适。我记得，还在大学时期，一天，我们与瓦季姆一起喝莱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烦闷，突然，眼中噙着泪珠，背诵了唐·卡洛斯的话，而唐·卡洛斯是背诵尤利乌斯·恺撒的话：“二十三岁，不朽的业绩还一事无成！”2这使他忧心忡忡，以致用尽力气，一巴掌打在绿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块。事情确实如此，但是无论恺撒，无论唐·卡洛斯和波沙3，无论我们与瓦季姆，都未曾说明，为什么要干不朽的业绩？有工作就应该去做，问题在于是为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流芳百世？

这一切还是模糊的；而且什么叫工作？

工作，事业4……官员们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认经商是工作，军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时期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叫作他的工作。我认为，成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纽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被隔绝和被奴役的社会中。没有人责怪我游手好闲，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赢得许多人的赞美，可是他们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论争，我们无所事事地踯躅街头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热、更为闲散的时刻？

……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当团聚的欢乐平息，酒筵散席，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在我们的圈子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已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高谈阔论，争争吵吵，有时觥筹交错，但并不愉快，较从前已大为逊色。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畅所欲言；气氛有些勉强；奥加辽夫看了伤心，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在我们的和声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种刺耳的噪音；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也无济于事，无法消灭它们。

我顾虑重重、担心了一年的事，毕竟发生了，而且比我预料的更糟。

奥加辽夫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奥加辽夫结了婚。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很吃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关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我也有所耳闻，对她不是很有利的5。虽然他的信写得兴奋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还是为他担忧。

1839年初，他们到弗拉基米尔来过几天。从奥兰斯基向我们宣读判决书以后，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我不想多作评论，只记得开头几分钟，她的声音在我心头引起了不愉快的反应，但这印象转瞬即逝，消失在兴高采烈的欢乐中了。是的，这是个人幸福完美无缺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人们接触到了个人幸福的最高极限，却根本不会想到它的最后边界。没有丝毫阴郁的回忆，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谊，爱，充沛的精力，无限的能量，健康和远大的前途。那时还没完全消失的神秘主义情绪，也正如钟声、赞美诗和明亮的枝形烛台一样，赋予我们的会见以庄严的节日气氛。

我房中一张桌上，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小铁十字架。

“跪下！”奥加辽夫说，“为我们四人的团聚，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我们跪在他旁边，一边拭泪，一边拥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个人未必需要擦眼泪，这就是奥加辽夫的妻子，她看到这场面有些惊讶；我当时以为这是矜持，但后来她亲口对我说，她觉得这场戏是牵强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这样，但为什么她要站在旁观的立场上，为什么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独她清醒，在这青春的激情中唯独她老成持重呢？

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她前往彼得堡，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过了一个月，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这时是一个人。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她爱好华丽的外表，向往富贵的生活。“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我想。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可能产生许多不幸。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龙，对她都是新鲜的；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她生得聪明，又爱奥加辽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在贵族的沙龙中，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她会同意，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极强的她，不习惯约束自己，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骜不驯，态度生硬，对人冷嘲热讽，而且声音怪腔怪调，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最后，她把矛头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较量，以便最后判明，友谊和爱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们是势不两立的。这不仅是企图通过任性的争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还包含一种意识，认为我是实现她的愿望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涉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权力欲。她和凯切尔争执到落眼泪，像凶恶的孩子骂街一样，每天吵架，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对我，她却一见就脸色发白，恨得发抖。她指责我自私自利，僭望独占奥加辽夫的友谊，破坏她的幸福，指责我骄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里。我觉得这不公正，因而也变得残忍无情。五年之后，她自己向我承认，她一度曾想害死我，这就可见她恨我之深。她与纳塔利娅6断绝了往来，因为她爱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奥加辽夫是痛苦的。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无论其他人，都不能谅解他。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讲的）作“战场”，并不考虑，无论哪一边战胜，他都同样痛心。他恳求我们和解，竭力缓和矛盾，我们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话，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奥加辽夫惊恐万状，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毁，他所心爱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为神龛，她与他是两种人，但他又不能不爱她。我们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运递给他的苦水，我们不能为他分担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与她联系在一起，他无法粗暴地割断这联系，也不能扼杀使我们结合的强烈共鸣。不论怎样，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尽，他感到了这一点，力图保留她，也保留我们，神经质地拉住她的手和我们的手，可是我们却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刽子手一样肢解他的身体！

人是残酷的，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孩子残酷，因为他年幼无知；青年残酷，因为他以纯洁自豪；神父残酷，因为他以圣徒自居；学究残酷，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我们全都铁面无情，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更是寸步不让。人心融解和变软，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在翅膀灼伤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当他独自一人，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心变得温厚了，于是他一边揩干惊惧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见，一边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却是别人的理由。从这时起，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厌恶。

那时我还离此甚远！

敌对状态时起时伏地继续着。满腹怨恨的女人在我们不知宽容的追击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这种纠纷中不能自拔，她挣扎，倒下，可是没有改变。感到自己无力取胜，她为烦恼和委屈所苦，为没有爱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乱的思想，毫无系统地取自乔治·桑的小说，取自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使她对任何问题获得鲜明的概念，却把她从一种谬误引向另一种，引向她错认为独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径，引向所谓女性的解放，根据它，她从现存的和公认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满的一切，又固执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决裂成为不可避免了，但奥加辽夫仍对她恋恋不舍，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对她寄托着希望。当她身上有时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缕诗的气息时，他便准备永远忘记以往的一切，开始和谐、静谧及爱的新生活；但她无法克制自己，再度丧失平衡，而每次的反复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们之间的纽带一丝一丝地痛苦地坼裂，终于无声地磨破了最后一条线——他们决裂了。

在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奥加辽夫对周围一切人产生的强烈影响，激发了共鸣，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业，偏偏在这女人心头轻轻掠过，未留下丝毫有益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何况他热爱她，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气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爱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身并无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在教堂内传道，在讲坛上说教，在课堂上讲学，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在讲堂内，在教堂和俱乐部中，共同的志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以便继续发展它们。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某些人，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他们就相继离开，由另一些人所代替，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

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础不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有些人，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均势是容易建立的；他们一切都无定论，他让步一半，她让步一半；即使不让步，也不足为患。相反，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便张皇失措。仓促间，他就想唤醒她，但在多数场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她与旧的一切隔绝了，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缰绳丢开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于耐心地爱，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恒地、忠诚不渝地爱，这是比其他一切更为罕见的才能。关怀备至的母爱，说理充分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难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责骂他们吗？有时对大人也是这样，因为责骂是容易的。我们自己无能，却用惩罚向他们进行报复！

这是奥加辽夫当时就理解的；正因为这样，大家（包括我在内）才会责怪他过于温和宽厚。

……聚集在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已经与以往不同。除了我们，只有两个老朋友还在。调子，趣味，活动——一切都变了。斯坦克维奇7的朋友们占了主要地位；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站在他们前列，他们每人手执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年轻偏激，而没有这种偏激情绪，就不可能有杀身成仁的热烈信仰。

德国哲学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移植到莫斯科大学内的。哲学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销。但帕夫洛夫讲授的不是物理学和农业概论，而是哲学概论。听他的课未必能学到物理学，也不能学到农艺学，然而他的讲课使人获益不浅。帕夫洛夫站在数理系门口向学生发问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吗？但什么是大自然？知识又是什么呢？”

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年轻人跨进大学时对哲学一窍不通，只有教会中学学生对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课堂上叙述谢林和奥凯恩9的学说，他讲课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没有一个自然哲学家比得上他。如果说他还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彻明了，那么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谢林哲学的晦涩难懂。帕夫洛夫应受责备的，毋宁说是他停留在这哲学的《摩诃婆罗多》10上，没有经历黑格尔逻辑学的严峻锻炼。但他甚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超出引言和概论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学内容是这样。这种停留在入门阶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现象，这种没有屋顶的房屋，没有房屋的地基，这种通向简陋住所的华丽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我们满足于前室，不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刚刚在叩门吗？

帕夫洛夫没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个学生——斯坦克维奇完成了。

斯坦克维奇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终生一事无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尔的第一个追随者。他研究德国哲学，造诣极深，没有功利观念；他天赋的非凡才能，把许多友人引进了他所向往的活动。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群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别林斯基、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11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们的小组和斯坦克维奇的小组不太融洽。他们不喜欢我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倾向，我们也不喜欢他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倾向。他们称我们为投石党分子12和法国人，我们称他们为感伤主义者和德国人。我们和他们公认的第一个人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对双方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以自己温厚的爱与和解的天性扫除了彼此误解的最后痕迹；但是当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他还在柏林，而可怜的斯坦克维奇在科摩湖边13已奄奄一息，那时他才二十七岁。

斯坦克维奇体弱多病，天性文静，是诗人和幻想家，这样的人必然更喜爱直观和抽象思维，不愿接触生活中纯粹的实际问题。艺术的理想主义对他是合适的，在他夭折前年轻苍白的额上，这成了一顶“胜利的桂冠”。其他人太强壮，也太少诗人气质，不能长期留在理论思维中而不转向生活。纯思辨倾向是完全违背俄罗斯性格的，我们不久即会看到，俄国精神怎样改造黑格尔学说，我们的现实天性，尽管已剃度为哲学的僧侣，仍要发挥作用。但在1840年初，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还没有想到要为精神反对理论文章，为生活反对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狱的囚徒，从奴役或放逐中归来的人，他们怀着尊敬和宽容的心情，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但同时毫不退让，暗示他们是今天的，而我们已属于昨天，要求我们无条件接受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而且尊重他们的解释。

他们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些著作，三卷《逻辑学》，两卷《美学》，以及《哲学全书》等，没有一节没有经过几个通宵的热烈论争。彼此友爱的人们，由于对“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定义各执己见，整整几个星期不相往来，由于对“绝对个性及其自我存在”看法不一致，彼此攻击，相持不下。一切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县城出版的德国哲学书，只要提到黑格尔的，无不被一一搜罗来，在几天之内读到书页破烂、脱落、沾满污迹。弗朗凯尔14在巴黎听说，俄国人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整个年轻一代都在用他用过的那些字母，解决各次幂的方程式，他感动得哭了，那么，一切湮没无闻的韦尔德、马海内克、米希勒、奥托、瓦德克、沙莱尔、罗森克兰茨15，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称之为“黑格尔哲学司阍者”的阿尔诺德·卢格16本人，如果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马罗谢卡街和青苔街17之间，如何引起激烈的战斗和论争，大家如何诵读和抢购他们的著作，他们一定也会失声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阐述深入浅出——浅显却并不损害德国思想的深度。相反，现在一些年轻哲学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术语，不把它们译成俄语，却全部照搬，为了方便省事，还原封不动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只是加上斯拉夫语尾，按俄文七格变位而已。

我有权利这么说，因为我也被卷进了当时的潮流，我自己就是这么写的，著名的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把这称为“鸟的语言”18，我还觉得奇怪呢。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样的句子：“抽象思想在雕塑领域的具体化，表现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阶段，在此阶段它为使其自身得到明确化，从自然内在性还原为在和谐范围内的美之形象化。”很清楚，这里的俄国话，正如叶尔莫洛夫19讲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将军们的谈话一样，比拉丁文更外国化。

德国科学习惯于使用矫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烦琐哲学语言，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于它生活在学院中，生活在唯心主义的大寺院中。这是科学上神父的语言，为信徒们使用的语言，没有一个入门者会懂得它；它像密码电报，必须掌握了密码才能理解。这些密码今天已不是秘密，人们了解它，因而惊讶地发现，科学阐述的道理有条不紊，那些深奥的措辞实际上非常简单。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用普通人的语言讲话的。

机械模拟德国经院学究的行话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国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十分灵活。它一切都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觉，“耗子的扰攘奔突”20，愤怒的呼声，妙趣横生的戏谑和惊心动魄的情欲。

除了语言晦涩，还有一种错误更为严重。我们的青年哲学家们不仅损害词句，也曲解了实质。生活和现实的关系，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关系，这种对普通事物的学究式理解，歌德曾通过靡非斯特菲勒斯与大学生的对话，给予天才的嘲笑。21一切本来直接明了的东西，各种寻常的感觉，都被提高为抽象的范畴，再从那里折回时已没有一滴鲜血，成了苍白的代数学符号。这在他们还不失为一种天真作风，因为他们是完全真诚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么这是为了领略泛神论乐趣，让自己感到与宇宙已融为一体；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喝醉的士兵或一个女人与他谈话，那么这位哲学家不仅是与他们谈话，而且是在通过直接的、偶然的现象，确认人民的实体。夺眶而出的眼泪也被严格分类属于：“精神状态”还是“内心的悲痛感”……

在艺术中也这样。歌德的知识，尤其对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它比第一部逊色，或者艰涩难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样不可缺少的。在音乐中，哲学占了首要地位。理所当然，罗西尼不值一谈，莫扎特还差强人意，虽然也被认为幼稚和贫乏，可是贝多芬的每一个和音都被进行了哲学分析，舒伯特则被推崇备至，我想，这与其说是因为他那些优美的乐章，不如说因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题，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与意大利音乐同样被打入冷宫的是法国文学和一切法国产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倾向性。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必然会遭遇并进行厮杀的战场在哪里。论争如果只限于歌德是客观的，但他的客观性是主观的，而席勒是主观的诗人，但他的主观性是客观的，或者相反，一切都会太平无事。然而更激烈的问题不久终于出现了。

黑格尔在柏林担任大学教授时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双倍重要的是因为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声誉，故意把他的哲学架空到地平线之上，让它浮在空中，在那里一切当前的利益和情绪都变得模糊不清，正如从气球上俯瞰房屋和村庄一样。他不愿触及这些可恶的实际问题，它们很难处理，而且必须正面给予回答。在科学中强行推销这种暧昧二元论，其荒谬是一目了然的，因为科学的出发点就是要取消二元论，使它变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尔是耶拿大学的那个朴实的教授，荷尔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仑进城时曾把自己的《现象学》藏在衣襟内24的哲学家，那时他的哲学还不是印度的无为主义，也不是对现存社会形式的辩护，又不是普鲁士式的基督教；那时他不是在宣讲自己的宗教哲学，而是在写天才的作品，如后来刊载在罗森克兰茨写的传记上的《论刽子手及死刑》25。

黑格尔停留在抽象的领域，是为了避免与经验的结论及实际的应用发生接触，为此他非常巧妙地选择了美学这片风平浪静的海洋；他很少走进新鲜的空气中，偶尔涉足也只一会儿，还得像病人一样裹紧衣衫，而且哪怕这时仍要把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留在辩证法的迷宫中。簇拥在他身边的一群低能儿（只有甘斯26可说是例外），把文字当作事实，喜欢侈谈辩证法。也许，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学生过分自满而又浅薄无知，有时也难免觉得痛心和惭愧。辩证法如果不能体现事物本质的发展，培养这种思想可以说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种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纳入范畴的体系，这是一种逻辑操练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腊诡辩学派和阿伯拉尔27以后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里一样。

有一句哲学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国的保守派企图用它调和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状况，它便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28，这只是充足理由律29、逻辑和事实统一的原则的另一说法。黑格尔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吉伦特党人30保罗说的话：“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31。但如果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如果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反对它的斗争只要也是现实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从形式上看，这两句箴言纯粹是同义反复，但不论是否同义反复，它直接引导到承认当前的政权，使人停止斗争，而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们所期望的。这种观点不论怎样违背俄国精神，我们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们却公然奉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于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那时他鼓吹的不是斗争，而是印度的静观哲学和理论研究。他信仰这种观点，面对任何后果而毫无惧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说教低头，在可以使没有主见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议论面前，他绝不退缩一步；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因为他是坚强的，真诚的，他的良心是纯洁的。

“您可知道，”我对他说，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后通牒使他慑服，“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回答，给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32。

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争执影响了别人，小组分裂为两个阵营。巴枯宁企图进行调停，劝解，讲得苦口婆心，但没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带着不满情绪去了彼得堡，从那里向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批炮弹，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

这时我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巴枯宁虽然争论激烈，但开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边。别林斯基责备他软弱，退让；他的偏激情绪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惊。但是群众站在别林斯基一边，他们瞧不起我们，骄傲地耸耸肩膀，认为我们已经落伍了。

在这场内讧中，我看到必须追本溯源，认真从事黑格尔的研究。我甚至想，没有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33中接受过考验，没有经历过这熔炉的锤炼的，都算不得完备的现代人。

等我习惯了黑格尔的语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比黑格尔的追随者的观点，与黑格尔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这样，凡是他才气横溢、一往直前、忘记了“勃兰登堡门”34的时候，都是这样。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但它（也许是故意的）采取了艰涩的表达方式。

正如在数学中（只是那里更有权利这么做）人们不会回头去确定空间、运动、力的定义，只会让它们的性质和规律继续进行辩证的发展，在哲学形式的理解上也是这样，一旦习惯了那些原则，人们就只是继续从那里推演出结论。一个新手还不能使方法变成习惯，与它打成一片，因此总是把这些教条和惯例当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早已熟谙此道，因此不可能毫无偏爱的人们，便难免奇怪，这么“明摆着”的事物，为什么别人偏不理解。

怎么能不理解如此简单的真理，例如：“精神是不灭的，只有个体才会死亡”——这个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35。还有一个真理更为简单，即绝对精神是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同时其本身也能进行自我认识的个体。

所有这些事物，在我们的朋友们看来都如此简单明了，以致他们嘲笑“法国人”的反驳，使我有一个时期感到压力极大，只得刻苦钻研，务必把他们的哲学“行话”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亏烦琐哲学也像神秘主义一样，与我极少因缘，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紧，结果弦断了，情况也清楚了。奇怪的是，使我达到这一点的是我与一位夫人的辩论。

一年后，我在诺夫哥罗德认识了一位将军，我与他来往是因为他最不像一个将军。

他的家庭是阴郁的，空气中含着眼泪，显然死神刚从这里经过。白发过早覆盖了他的头顶，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皱纹流露出更多的忧患。他五十来岁。在他妻子苍白消瘦的脸上，摧残一切生机的命运，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他们过得太寂寞了。将军在研究力学，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给一些贫穷的女孩子上法文课，她们走后，她就读书；这里鲜花很多，也只有它们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阳光灿烂的时期；柜子里还放着玩具，只是已经没有人玩了。

他们有过三个孩子，两年前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岁；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孩子患猩红热，又死了；母亲想换换空气，挽救最后一个孩子，跑到了乡下，过了几天她回来了，与她一起回来的是马车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它已经结束，只是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延续着。他们彼此怜惜，相依为命，唯一的安慰只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对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对于度过苦难的残年是必要的。我很少见到更和谐的夫妇，但这已不是夫妇，联系他们的不是爱，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深厚感情；三双冰冷的小手，充满在他们周围和前面的无望的空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不能分开了。

孤苦伶仃的母亲完全沉溺在神秘主义中，和平肃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脱烦恼的避难所，宗教对人心的阿谀哄骗了她。对于她，神秘主义不是游戏，不是幻觉，这是她再次获得的孩子，保卫她的宗教就是保卫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智力特别发达的人，她喜欢挑起论争，检验自己的力量。在此前后，我遇见过许多神秘主义者，他们形形色色，有维特贝格和托维扬斯基36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仑看作神在战争中的化身，走过旺多姆圆柱37要脱帽致敬的人，也有如今已无人记得的“妈爸”38——此人曾亲口对我说，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间的公路上遇见过上帝。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里症，他们刺激人的神经，利用人的幻想或心灵，把任意的符号与哲学概念混为一谈，不愿走进明朗的逻辑的田野。

拉·德39坚守虚无世界，毫无惧色。她这种雄辩的艺术才能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一般说来，女性的发展是个谜，从涂脂抹粉，跳舞，打情骂俏，看小说，做媚眼，流眼泪，往往猝然一变，变得意志刚毅，思想成熟，知识渊博。谈情说爱的少女倏地不见，出现了泰罗昂·德·梅里库尔40，屹立在讲台上慷慨陈词，鼓动人民群众；出现了达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马上，手持利剑指挥叛军。

对于拉·德，一切都结束了，她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没有理论上的薄弱环节。耶稣会教徒或卡尔文派教士，恐怕都不会像她那样心安理得，坚信自己的学说。

“她失去孩子之后，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对死的全面讴歌——蔑视尘世，蔑视肉体，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因此它才压制一切生命力，压制现实精神，压制享乐，压制健康和欢乐，压制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拉·德甚至发展到不爱歌德，也不爱普希金。

她对我的哲学的攻击是别出心裁的。她讥笑我，要我相信，辩证法的一切表演和奥妙，不过是一场喧闹的锣鼓声，懦夫们可以靠它来掩盖良心的惊恐。

她说：“你们永远不能靠任何哲学找到神的个体，找到不灭的灵魂，你们又没有勇气做无神论者，否定死后的生活。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人，不可能不怕这些后果，不厌恶和回避它们，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逻辑的魔术，以便转移视线，达到简单幼稚的宗教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反驳，争辩，但内心觉得我没有充足的论据，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个卫生局长42自告奋勇要帮助我，结果只是使我不得不彻底认输。这人是好好先生，但属于我所遇见的最可笑的德国人之一。他是奥凯恩和卡鲁斯43的忠实信徒，谈问题时引经据典，对一切都有现成的解答，从来不对任何事发生怀疑；他自以为与我完全一致。

医生按捺不住，大发脾气，特别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取胜，便把拉·德的反驳说成女人的异想天开，还引证了谢林关于学院理论的讲演44，念了布尔达赫45的生理学中的几段话，企图证明人身上确有永恒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内部潜藏着某种具有个体的“神灵”。

拉·德早已熟知这种泛神论的“老生常谈”，把他驳得体无完肤，频频含笑向我使眼色。她当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见，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发笑，不免有些不满。我十分关心这场论争，因此重又发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我的疑虑痛苦持续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闪现，终于豁然开朗。我倒向了我的对手一边，但并非像她希望的那样。

我对她说：“您是完全对的，跟您争论使我很惭愧；当然，没有神的个体，也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才无从证明它们的存在。您瞧，排除了这些先入之见的假设，一切就变得又简单又自然了。”

我的话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镇静下来，说道：

“我为您感到惋惜，不过也许事情会逐步好转，您在这条路上不会停留太久，因为它太空虚，太沉闷了。”她笑了笑，又道：“至于我们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药，他不怕待在这迷雾中，连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

然而她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了。

过了两三个月，奥加辽夫路过诺夫哥罗德，给我捎来了一本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46。我刚读了开头几页，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打倒伪装的衣衫，打倒隐晦曲折，打倒拐弯抹角，我们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的奴隶，不需要把真理隐藏在神话中！

在我的哲学热的全盛时期，我着手写了一系列文章，这就是《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48，在那里我顺便鞭挞了一下医师。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别林斯基。

他于1840年去彼得堡，过了几个月我们也到了那里。我没有找他。我与别林斯基的争执使奥加辽夫很伤心，他明白，别林斯基的荒谬观点只是暂时性的疾病，我也这么看，但奥加辽夫比我善良。最后，他写信强使我们见面。我们的会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无论别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无关紧要的闲话中间，我提到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涨红了脸，非常坦率地对我说道：

“谢天谢地，您谈到了这个问题，要不，我的牛脾气真叫我不知从何开始才好……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诉您一个情况就够了：前几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队军官；主人问他，想不想认识我？军官凑在他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这一切我都听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这还需要说什么！”

从这时起直到别林斯基谢世之日，我与他都是手挽手前进的。

可以预料，别林斯基会用尽他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但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是不够光彩的，他们的保皇派立场超过了君主本人，他们不幸非常英勇，力图保卫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并不拒绝体面的停战。

一切实事求是的有识之士都转向了别林斯基一边，只有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与他分道扬镳。其中一些人钻进了德国烦琐的死科学的牛角尖，失去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然后默默无闻地消失了。另一些人变成了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者。黑格尔和斯特凡·亚沃尔斯基49的结合，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却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学正是一种肤浅的决疑论，一套逻辑公式的游戏，与形式主义地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并无二致。《莫斯科人》50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怀疑地证明，哲学与宗教的鸡奸可以达到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别林斯基扬弃了对黑格尔的片面理解，但绝对没有抛开他的哲学。恰恰相反，哲学观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它们那生动、精确、独特的结合。我认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1825年后硕果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后，在恰达耶夫那些阴森的文章51之后，别林斯基那愤世嫉俗的否定从痛苦中诞生了；他热烈干预一切问题，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带着始终不渝的憎恨攻击一切权威，并经常上升到诗的灵感的高度。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只是为他的出发点提供一点材料，半路上他便抛开它，专谈某一问题。《奥涅金》中一行诗句：“所谓亲戚便是这么一群人”52，已足够他借题发挥，把家庭生活传到法庭上，剥开亲属关系的画皮。谁不记得他那些论《旅行马车》53，论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论杰尔查文，论莫恰洛夫55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坚持原则，始终如一，无所畏惧，在书报审查制度的暗礁间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击文化界的学阀，抨击三个上层阶级的作家，抨击御用的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这些人随时企图把反对他们的人置之死地，软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驳不成便用密告陷害。别林斯基无情地鞭挞他们，那些迂腐狭隘的风花雪月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温情的鉴赏家，他们浅薄的自尊心无不受到他的挖苦。他嘲笑他们视作珍宝的内心思想，他们在风烛残年焕发的诗情画意，他们靠安娜绶带掩盖的天真稚气。为了这一切，他们对他真是恨之入骨！

从斯拉夫派说来，它是通过与别林斯基的鏖战正式形成的；他尽情讽刺他们，连他们戴的农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过。只要想一下，别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国纪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欧罗巴人》；这些名称最足以证明，开头还没有明显的分歧，还没有形成两种理论和派别。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从每月25号起便如饥似渴地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们三番五次跑进咖啡馆，打听《祖国纪事》到了没有；厚厚的杂志一到便争相翻阅。“有没有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于是怀着狂热的同情，把它一口气读完，一边读一边笑，一边争论……三四种不同的信仰和根据顿时化为乌有。

难怪彼得保罗要塞司令斯科别列夫一天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别林斯基，跟他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驾临我们的要塞啊，我已准备好一间温暖的牢房供阁下居住。”

我在另一部书57中，已就别林斯基的发展和他的文学活动作了论述，这里只想谈一下他本人。

别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就会手足失措；他知道这一点，想要掩饰，结果反而弄得很滑稽。k58要他一起拜访一位夫人；离她家越来越近，别林斯基也变得越来越不安，他问，可不可改天再去，说他头痛。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借口。车到门口，别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进了屋子。

他有时也上奥多耶夫斯基公爵59府，参加文学界和外交界的晚会。在那里聚会的人，除了某种相互的猜忌和厌恶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些人形形色色，有大使馆官员和考古学家萨哈罗夫60，也有画家和亚·迈恩多夫61，还有学者出身的高等文官，北京来的雅金甫·比丘林62，半宪兵半文学家的人物，以及全部是宪兵而根本不是文学家的人物。安·克63在那里始终保持沉默，以致将军们都把他当作权威。主妇看到丈夫这些粗俗的座上客，心中不免暗暗叫苦，她之容忍他们，正如路易-菲力普登基之初，迁就自己的拥戴者，请他们参加杜伊勒里宫的舞会，让吊袜带技师、杂货店老板、鞋匠和其他可敬的公民挤满整个底层一样。

在这种晚会上，别林斯基总是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一边是不懂一句俄国话的萨克森公使，另一边是连别人头脑中的话也懂得的第三厅官员。他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晚会总要病两三天，把带他去的人大骂一顿。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开，主人忽发奇想，要煮热糖酒款待亲密朋友。别林斯基本来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拦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么被挤进了一个角落，前面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茹科夫斯基穿了绣金边的白官服裤，端坐在他斜对面。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运毫无好转的希望，便开始慢慢挪动桌子。桌子起先还听话，后来忽然一晃，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把一瓶波尔多酒泼了茹科夫斯基一身。他跳了起来，红葡萄酒便顺着裤子往下流。大家慌了手脚，一个仆役拼命用餐巾给他擦裤子，把没沾酒的地方也弄脏了，另一个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别林斯基趁骚乱当口一溜烟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爱的别林斯基！这类事件总是使他怨恨不已，几天不能平静，一想起来不是觉得好笑，只是觉得可怕，在屋里踱来踱去直摇头。

但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却具有一种强大的、斗士般的性格；是的，这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不善于说教，劝导，他需要论争。没有对手，没有愤恨，他就语不惊人，但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受了伤害，一旦他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他的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喷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争结束之时，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眼睛注视着与他谈话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边，缄默不语，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深感苦恼和沮丧。每逢这种时候，我是多么爱他和可怜他啊！

他在经济上受到文学包工头的剥削，在精神上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在彼得堡他的周围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罗的海气候对折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愈来愈愤愤不平，容易动怒。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闭门不出，有时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于是编辑部一再写条子来催稿，这位被奴役的文学家只得咬紧牙关，拿起了笔，写出了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读者心惊胆战的起诉书。

筋疲力尽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连几个小时躺在地板上，逗我两岁的儿子玩儿。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旦传来门铃声，惊悸的神色马上会从他脸上掠过，他不安地四面张望，寻找帽子；后来由于斯拉夫人的弱点，又留下了。这时只要一句话，一个意见不合他的心意，便会引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争吵和辩论……

一天他在一个文学家64那儿用膳，这时正是耶稣受难周的斋期，吃的是素餐。

“您几时变得这么虔诚的？”他问。

“我们吃斋也是不得已，”文学家回答，“总得为人表率啊。”

“为人表率？”别林斯基问，气得脸色发白。“是做给那些仆人看吧？”他又说一遍，离开了座位。“您的仆人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受骗了。这种对弱者、对无知者的愚弄，这种助长愚昧的假仁假义，比任何公开的罪恶更坏，更不人道。您以为您是自由人吗？您与一切帝王、神父和剥削者不过是一丘之貉。再见，我不能为了愚弄人民吃斋，我不想为人表率！”

在那些已彻底德国化的俄国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学的硕士，刚从柏林回来65；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蓝眼镜，墨守成规，拘泥礼节，已被哲学和语文学弄得头脑迟钝，冥顽不灵，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可是这个有些迂腐的书呆子偏爱高谈阔论。一次在那位恪守斋期、要为人表率的小说家的文学晚会上，硕士大放厥词，发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议论。别林斯基靠在墙角的躺椅上，我走过时，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说道：

“你听见这个混蛋在胡诌什么吗？我的舌头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给他点颜色看，想几句话挖苦他，反正这是你的拿手戏，来吧，替我出出气。”

我哈哈大笑，对他说，他怂恿我做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我与这位先生可说素昧平生，而且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晚会临近结束时，戴蓝眼镜的硕士大骂科利佐夫66抛弃了人民的服装，骂了一会儿忽然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恰达耶夫的著名《书简》，他的话庸俗无聊，口气却那么妄自尊大，令人觉得好笑，最后他说道：

“不论怎样，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可耻的，这种人为我所不齿。”

有一个在场的人是熟知恰达耶夫的，这便是我。关于恰达耶夫，我以后还有不少话要讲，我始终爱他，尊敬他，也为他所爱，我不能对这种粗野的攻击置之不理。我严厉责问他，他是否认为，恰达耶夫写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完全不是。”硕士回答。

这就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我向他证明，把“卑鄙”、“可耻”这类形容词加在敢于直抒己见、并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这行为本身就是卑鄙可耻的。于是他向我大谈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团结，破坏这种团结便是犯罪，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断了我的话，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脸色像纸一样白，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道：

“事情很清楚，他们要当审判官和检察官，统治人民的思想……”于是他滔滔不绝说了下去。

他的话具有振奋人心的威力，在严厉的措辞中夹杂着匕首似的讥刺。

“瞧他们那副大义凛然的架势！鞭打——他们无动于衷，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无动于衷，可是一旦恰达耶夫触犯了他们的民族荣誉，他们就开口了：不准讲话！讲话就是大逆不道，奴隶从来没有资格讲话！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人们的感觉应该也比在科斯特罗马和卡卢加发达一些，为什么在那里倒不怕人讲话？”

“文明的国家里有监狱，”硕士说，露出一副无与伦比的得意神色，“监狱可以把亵渎全民族荣誉的疯子囚禁起来……这么做非常好。”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这时他像巨人一样，神色是可怕的，他把两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视着硕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在更文明的国家中有断头台，它可以处死那些认为这么做非常好的人。”

说完这话，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乐椅上，不再作声。听到“断头台”，主人面色发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厅中一时鸦雀无声。硕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偏偏不肯善罢甘休。屠格涅夫劝人在卷进一场风波怒不可遏时，讲话之前先把舌头在嘴巴内卷动十来次。

硕士不懂得这个简便的办法，继续喋喋不休，但这些废话与其说是对别林斯基，不如说是对其他人讲的。

“不论您如何偏激，”他最后说，“我相信有一点我还是与您一致的……”

“不！”别林斯基回答，“随您怎么花言巧语，我与您什么也不会一致！”

大家笑了一会儿便吃夜宵去了。硕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损伤了别林斯基虚弱的肌体。他的脸，特别是嘴角边的肌肉和凝然不动的悲愤目光，都说明他内心活动的激烈，体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巴黎，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了给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的消息传到时，他还活着；直到临终，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这一章68在1854年便是这么结束的；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我与那个时期已变得接近多了，这是由于我与这里的人距离扩大了，也是由于奥加辽夫的到来69和两部书的问世：安年科夫70的斯坦克维奇传记和别林斯基文集的头几卷71。病房的窗户突然打开，田野上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屋子，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流……

斯坦克维奇的书信没有引起注意，它发表得不是时候。1857年底，俄国在尼古拉的葬礼之后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在期待和瞻望；这不是回忆的适当时机……但是这本书不会湮没无闻。它将作为时代的罕见的纪念碑之一留在荒凉的墓园中，识字的人都能从这里读到当年被无声无息地埋葬了的东西。从1825年延续到1855年的瘟疫时期，不久即将被彻底肃清；人的脚印在警察的蹂躏下可能泯灭，但未来的时代面对这空空荡荡的萧瑟原野，尽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将不断探索消失不见的思想发展的踪迹，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未中断。从表面来看，血液已停止流动，尼古拉束缚了动脉，但是血仍通过周围的各种孔道在渗透。正是这些毛细管在别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维奇的书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三十年前，未来的俄罗斯仅仅存在于几个孩子之间，他们刚离开童年，还那么微不足道，不易察觉，因此可以在专制制度的铁蹄和土地之间的隙缝中盘桓发展，可是他们身上蕴藏着12月14日的传统，全人类科学和真正人民罗斯的传统。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长，正如青草会在尚未冷却的火山口上顽强地繁衍一样。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孩子逃脱了恶魔的血盆大口；他们生长，发展，开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软弱，微小，无依无靠，非但这样，而且受尽摧残，因此极易丧失生命，不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活了下来，即使半途夭折，也不会一切都随着他们死去。这是头一批种子，历史的萌芽，无人瞩目，也难于发现，与一切幼芽相同。

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组。不同的人向着不同的核心汇集，小组之间后来变得壁垒森严。这种分裂为它们提供了广泛而多样的发展，及至到达极限，不可能再发展时，各个支流又重新汇合，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斯坦克维奇小组、斯拉夫派或我们的小组。

它们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对官方俄罗斯，对周围的环境，怀着深刻的否定情绪，力图超脱这环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灭它。

反对者说，这些小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过是例外的孤立现象，与大局无关，这类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来品，进口货，他们的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俄文翻版。我们认为，这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族中间出现过一批外国化的俄国人，这些人割断了与民族生活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既未发挥积极作用，也没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组，也未创造自己的文学。他们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作为彼得一世脱离民族的方针的牺牲者，他们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这种人不仅并无必要，而且不值得怜惜。1812年的战争给他们敲了丧钟，此后老的一代只是苟延残喘，新的一代则已改弦易辙。把恰达耶夫归入他们这一类，是大错特错的。

抗议，否定，对祖国的憎恨，与心平气和的外国化，可以说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拜伦抨击英国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英国，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国人。海涅出于对德国丑恶的政治现状的愤慨，竭力使自己法国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国人。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最大抗议，然而它仍充满犹太教精神。北美合众国与英国的决裂可能导致战争与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变成不是英国人。

人们要摒弃自己的生理烙印和传统气质，一般说来非常困难；除非此人淡泊恬静，已丧失一切热情，或者在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没有个性的数学，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体，不致涉及这些精神方面，不会激起这种变化；但一旦我们触及生活、艺术、道德等等问题，情况立即不同，在这里人不仅是观察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于是我们发现，生理的局限多么难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脑髓中印有摇篮曲，祖国山河、风俗习惯和周围一切事物的痕迹，它们总要发生作用。

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终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他做什么，对他的创作怀着什么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现的，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气质，而且会比民族历史本身表现得更深刻，更显著。甚至在抛弃一切民族色彩之后，艺术家仍不会丧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可以据以看出，他系何许人。歌德在希腊式的《伊菲格涅亚》72中，在东方风味的《诗集》73中，仍是德国人。确实像罗马人所说的，诗人是“先知”，但他们抒发的决不是乌有之物或偶然现象，他们只是把存在于群众朦胧意识中尚未被察觉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形诸笔墨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都由一个人囊括无遗地作了表现；它的每一条纤维，每一个迹象，每一种世代沿袭的迫害，都无意之间在他那里取得了形态和语言。

大约谁也不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特别是大多数民众，都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直至今日，他们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们对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国人走进剧场，由于意气相投，本能上会了解莎士比亚，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听戏的时候，随着戏剧的进展，会觉得愈来愈了解，愈来愈明白。法国人聪慧敏锐，接受能力强，这样的民族应该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亚。例如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与尝试都无济于事，对于法国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纪的贵族一贯鄙视俄国的一切，但事实上他们仍像俄国人，比仆役之像农奴还像得多。由此可见，青年人也决不会因为读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著作便失去俄罗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尔的书走上极端斯拉夫主义道路的。

这里要谈的那些小组，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俄国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应。

1825年转折之后的停滞时期，我已谈过多次。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高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在这个贵族社会下面，民众的广阔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对于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境况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击不是落在他们伤痕累累的背脊上。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这有多么危险。但是不论怎样，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

理论与客观生活实际截然相反的矛盾，使这些孩子感到惊愕。教师、书本、学校讲的是一回事——这“一回事”，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够接受的。父母、亲戚和周围的人们所讲的又是一回事，而这“一回事”，无论思想和感情都无法赞同，但是它却得到执政当局的嘉许和物质利益的鼓舞。教育与习俗之间的这个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贵族的俄罗斯那么突出。披头散发的德国大学生，把圆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脑瓜上，干着惊世骇俗的越轨行为，然而他们与德国市侩阶级的血缘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法国大学生由于竞争和虚荣心作怪，变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难看出，他们是未来善于钻营投机的精明人物。

我们这儿，受教育的人总是十分罕见。但是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获得的与其说是渊博的知识，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个学生人化。然而“人”正是升官发财和振兴地主家业所不需要的。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或者暂停前进，扪心自问：“难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难道当地主真的很好吗？”于是一部分比较软弱、缺乏毅力的人，开始过闲散生活，他们以骑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乡间，穿长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则开始了考验和内心活动的时期。他们不能生活在双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对同样折磨年轻一代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从而导致了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例如，我们的小组就是这么形成的，在大学内，它遇到了已经存在的孙古罗夫小组。它的倾向与我们的一样，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学术方面。斯坦克维奇小组也在那时形成，与两者同样接近，也同样有距离。它走的是另一条路，它的兴趣纯粹在理论方面。

在30年代，我们的信念还太幼稚，太偏激和热烈，不可能不带有排外性。我们对斯坦克维奇小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无间。他们在编制哲学体系，从事自我剖析，满足于精致的泛神论，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我们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范例，在俄国组织新的同盟，我们认为科学只是手段。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巩固了我们的革命倾向。

1834年，孙古罗夫小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们被流放；五年后回来时，我们经受了锻炼，增加了阅历。青年人的理想已变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决心。这时正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黄金时代。他本人我已经无缘得见——他已在德国；但正是在这时，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较量。从双方看，战斗是不平衡的；立足点、武器和语言都不一样。论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轮到我们来认真对待学术问题了，我们开始研究黑格尔和德国哲学。当我们理解一切之后，这才发现，我们与斯坦克维奇小组其实无须争论。

斯坦克维奇小组的解体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它对整个文学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影响，只要举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就够了；它产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员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但是它要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国纯理论的道路，而这是活跃的俄国人所无法办到的。

在斯坦克维奇小组旁边，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它是在我们流放期间形成的，它像我们的小组一样，与它处在犬牙交错的状态；这个小组后来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人”是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触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生问题，他们对现实生活和当前斗争，比斯坦克维奇小组热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维奇小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们的小组分化。阿克萨科夫弟兄75和萨马林76参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亚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边。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转向我们一边。斯坦克维奇最亲近的友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诺夫斯基，从德国一回来就参加我们的小组了。

哪怕斯坦克维奇还活着，他的小组也不能免于没落。他本人也会转向霍米亚科夫或我们一边。

1842年，这个分化和组合的过程早已完成，我们的阵营与斯拉夫派进入了对峙状态。关于这场斗争我将在别处加以叙述。

最后，我想就组成斯坦克维奇小组的分子再讲几句话；这将投下一道光线，让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样在悄悄地哺育这个俄国德式机体的健壮肌肤。

斯坦克维奇是沃罗涅日省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起先在乡下当少爷，自由自在，后来被送进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对于优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贵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富足为一切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使年轻的头脑不必过早为生活操心，为前途担忧，最后，让人可以充分自由地从事他爱好的活动。

斯坦克维奇一帆风顺，多才多艺；他的艺术与音乐禀赋，加上反应灵敏、观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进大学就崭露头角。他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调和矛盾，或者如德国人所说，消灭矛盾，这种才能来源于他的艺术家气质。德国人需要和谐、融洽、欢乐的生活，他们从不计较方法；为了抹杀陷阱的存在，他们用布把它覆盖。布不能承受压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他们遵循这样的途径，走进了泛神论的清静世界，在那里安心睡觉。但是斯坦克维奇是有才能的俄国人，他不可能长期安于“平静状态”。

这从他一毕业便不得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可看出。

规定的学习时期结束了；他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不必听从别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事需要继续干，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对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在离开学校之后便睁开眼睛，打量世界了，他发现他在当时的俄国就像一个旅人在荒野上一觉醒来，不论往哪里看，只见到处是遗迹，到处是死者的白骨，到处是野兽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虚，在这里灭亡是容易的，而斗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继续从事，不必违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学问。

于是斯坦克维奇埋头钻研理论；他认为他的使命是当一名历史学家，他开始研究希罗多德79的著作。可以预料，这种研究是不会带来什么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里似乎热火朝天，那里的戏剧活动也令他神往，而与欧洲又近在咫尺；他还想担任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的名誉校长，决心“在这平凡的园地上”当一名园丁——这比研究希罗多德更难取得成效。实际上他向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国，是大学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业。没有亲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这又可证明，他当时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斯坦克维奇需要同情，这种心理如此强烈，以致他有时甚至凭空臆造，把人们根本没有的同情和才能赋予他们，并赞赏不已80。

但是他具有一种能耐，使他不必经常乞灵于这种虚构，这就是他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杰出人物，而他善于正确地对待他们，凡是得到他真诚相待的，总是终生成为他的知交，他也总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们获益不浅，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沃罗涅日，斯坦克维奇常上当地唯一的图书馆借书，他在那里遇见一个贫穷的青年，这人是平民，谦逊，忧郁。原来他的父亲是牲畜商贩，斯坦克维奇的父亲也是他的主顾。牲畜商的年轻儿子获得了斯坦克维奇的好感，他读过许多书，喜欢谈论学问。他们接近了。青年人露出羞涩而胆怯的神色，自称他也在练习写诗，还红着脸说，他要把它们拿给他看。斯坦克维奇在伟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这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还没有树立信心。从这时起，他始终关心着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诗歌传遍整个俄国，受到普遍赞美为止。这个贫穷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压力下，得不到丝毫同情与温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如果没有遇到斯坦克维奇，很可能只得在伏尔加河边驱赶着牲口，让自己的诗歌湮没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国也不会听到这些美妙的、亲切感人的诗歌。

巴枯宁从炮兵学校毕业后，进了近卫军当军官。据说他的父亲由于对他不满，亲自要求把他调往作战部队。他随着炮兵辎重车驻在白俄罗斯的偏僻村庄中，孤单寂寞，性情变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么也不干，整天穿着皮袄，躺在床上。队长同情他，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提醒他，应该或者工作，或者退伍。巴枯宁从未想到他有这权利，当即提出辞职申请。批准之后，巴枯宁到了莫斯科；从这时（大约1836年）起，巴枯宁开始了严肃的生活。从前，他什么问题也不研究，什么书也不读，德文也很差。他天生擅长辩证的方法，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的思维能力，凭着这些天分，他在没有计划、无人指导的状况下，涉猎光怪陆离的各家学说，在自学的道路上摸索。斯坦克维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导他专心研究哲学。巴枯宁从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中学会了德文，然后着手钻研黑格尔，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论和逻辑学——而后来谁没接受过他的教导啊！我们和别林斯基，夫人们和蒲鲁东，都是这样。

但是别林斯基同样也直接从那个源泉汲取过力量；斯坦克维奇对艺术、对诗及其与生活的关系的观点，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发展成了那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有力的批判，那种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它们震惊了俄国的整个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学究惶恐不安，望风而逃。斯坦克维奇不得不出来约束别林斯基，后者那种冲破一切樊篱的天才是热烈而无情的，它疾恶如仇，与斯坦克维奇美学上稳健的中庸之道发生了抵触。

与此同时，斯坦克维奇还得像兄长一样支持和鼓励格拉诺夫斯基；后者文静，和蔼，耽于沉思，当时正处在消极悲观状态。斯坦克维奇写给格拉诺夫斯基的信是优美动人的，而格拉诺夫斯基也是多么爱他啊！

斯坦克维奇去世不久，格拉诺夫斯基写道：“我还没有从最初的打击中苏醒过来。灾难本身并不使我震动，我早已有了预感。但直至现在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有时心里闷得发慌。他带走了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应该感激他的实在太多了，这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无穷的，美好的。”

……可以这么讲的人有多少啊！——也许他们已经讲了！……

在斯坦克维奇的小组内，只有他和博特金两人是富裕的，完全不必为衣食担忧。其余的人虽然千差万别，其实都是无产者。巴枯宁的父母对他断绝了接济；别林斯基是琴巴雷地方小官吏的儿子，因“缺乏才能”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只得靠写文章的微末收入糊口。克拉索夫81毕业后，到外省一个地主家当临时家庭教师，但是与宗法制农奴主一起过活叫他受不了，于是他在严寒中背起背囊，跟着一些农民的大车队，徒步跑回了莫斯科。看来，他们每个人在离开家庭接受父母的祝福时，父母（谁能因此责备他们呢？）说的都是：“唉，记着，要用功读书；读好书，给自己开拓一条道路，不要指望得到遗产，我们也没什么可以给你，你的命运靠你自己创造，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另一方面，斯坦克维奇听到的大概是：从各方面看，他可以在社会上占有一个体面的位置，他的财富和门第也使他可以出人头地。博特金也一样，从老父亲到掌柜的，家中所有的人都用言语和行为向他表明，应该尽量赚钱，使自己富上加富。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注意，这种超脱世俗利益的态度，绝不限于大学时代和青年时期的二三年岁月。斯坦克维奇小组最优秀的人物死了，其余活到今天的也仍一如既往。别林斯基于努力工作和历尽辛酸之后，作为一个战士在贫困中死去。格拉诺夫斯基是为了传布科学与人道，在走上讲台时倒下的。博特金事实上没有成为商人……他们谁也未曾飞黄腾达。

两个兄弟组——斯拉夫派和我们，也是这样。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请问，这种人在哪里？我可以大胆向你们挑战；你们只能举出一个国家，它一度可算例外，那就是意大利。但我要划定战场的界线，即对方不得从统计的范畴溜进历史的范畴。

布鲁诺82和伽利略等是为理性和科学而受难的人，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如何，对真理与宗教的热情怎样，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18世纪下半叶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怎样。但往后呢？往后就……无可奉告了！

现代的欧洲没有青春，也没有青年。我这观点已遭到复辟时期末年和七月王朝时期法兰西最卓越的代表维克多·雨果的反对。他特别提出了20年代的青年法国，我也乐于赞同，承认我讲得太绝对；83但除了这一点，我仍无法对他让步。这有法国人的自白为证。只需读一下阿尔弗雷德·德·缪塞84的诗歌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回顾一下从乔治·桑的记载，当代的小说、戏剧和法院案卷中透露出来的法国，即可窥见一斑。

但是这一切证明什么呢？证明很多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德国制的中国靴子，俄国已穿了一百五十年，磨出了不少老茧，但显然还没损伤骨头，因此只要舒展一下肢体，每次都会产生一些充满生机的年轻活力。这虽然不能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但已使这种变化显得完全可能了。

1 引自席勒的诗《断念》。

2 据传说，恺撒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比较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在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复述了这句话。

3 《唐·卡洛斯》中的人物，唐·卡洛斯的好友和导师。

4 原文是英文。

5 奥加辽夫的第一个妻子名玛丽亚·列沃夫娜·罗斯拉夫列娃，两人婚后感情并不融洽，她死于1853年。

6 本书中出现的“纳塔利娅”，在俄文原著中均为法文，下面不再一一加注说明。

7 斯坦克维奇（1813—1840），19世纪3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大学内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领导人，崇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

8 莫斯科大学教授。

9 德国自然哲学家。

10 古印度的著名史诗，既是文学作品，又包含深刻的宗教、哲学寓意，以内容艰深、结构复杂、想象丰富著称。

11 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尔岑的好友。

12 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王权的运动，目的在于限制国王的权力。

13 意大利米兰城以北的一个湖泊，斯坦克维奇从佛罗伦萨前往米兰时，死在那里。

14 法国数学家，他编的教科书曾译成俄文。

15 韦尔德（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和诗人。马海内克（1780—1846），德国哲学家，右翼黑格尔派领导人。米希勒（1801—1893），德国右翼黑格尔派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奥托（1816—1897），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瓦德克（1806—1882），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及神学家。沙莱尔（1810—1868），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茨（1805—187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及文学史家。

16 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曾与马克思一起主编《德法年鉴》。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序言中，称卢格为“黑格尔学派司阍者”。

17 马罗谢卡街是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政论家博特金的住处，博特金也是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过《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工作，与别林斯基友善，赫尔岑等经常在他的家中聚会。青苔街是莫斯科大学所在地。

18 见本书第七章的作者注。

19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将领。

20 引自普希金的诗《失眠之夜有感而作》。

21 见《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

22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肩负天体的巨神。舒伯特的音乐以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 《阿特拉斯》等不是他的主要作品。

23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与谢林、黑格尔、席勒等均有密切来往。

24 拿破仑的军队于1806年10月间攻占了耶拿，当时黑格尔刚写完《精神现象学》，匆忙间把稿本揣在口袋里，去友人家躲避。

25 罗森克兰茨著有黑格尔的传记，其中辑录了黑格尔的一些未发表的短文及手稿。

26 甘斯（1798—183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27 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

28 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序言，原来共两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29 形式逻辑中的基本原理，最早由17世纪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他认为事实的实际存在即是其真理性的充足理由。

30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共和派。

31 见《圣经·保罗达罗马人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32 1830年的波兰起义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1831年8月26日沙皇的军队攻占了华沙。这一天正是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消息传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诗。普希金站在斯拉夫民族主义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因而歌颂了俄军的胜利。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对普希金的这些所谓“爱国主义诗歌”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别林斯基当时热衷于黑格尔哲学，认为应对沙皇政权采取容忍态度，因而多次赞扬了这些诗。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争执发生在1839年秋至1840年初。

33 指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34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柏林修建的宏伟城门，它是普鲁士精神的象征，被称为柏林的凯旋门。黑格尔晚年颂扬普鲁士君主制，称它为最完善最合理性的政体。

35 指米希勒于1841年出版的《关于神的个体及灵魂不灭的讲演录》。

36 托维扬斯基（1799—1878），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个神秘主义教派的领导人，认为世上有许多“弥赛亚”（救世主），拿破仑便是其中的一个。

37 巴黎旺多姆广场的圆柱，为纪念拿破仑而建立，上有拿破仑铜像（在巴黎公社起义时已被拆除）。

38 原名甘诺，法国神秘主义教派领导人，因主张男女平等，改名“妈爸”。他的活动在19世纪40年代曾轰动一时。

39 指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即那个将军的夫人。将军名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菲利波维奇。

40 原名安娜·泰罗昂，巴黎名妓，本来举止轻佻，生活浪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她立即参加了攻打巴士底狱的行动，成为英勇的革命战士，后遭受迫害而发疯。

41 达什科娃（1743—1810），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女，1762年参与了叶卡捷琳娜篡夺帝位的军事行动。

42 指当时诺夫哥罗德的卫生局长季梅，他显然也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追随者。

43 卡鲁斯（1789—1869），德国科学家。他与奥凯恩都是谢林派哲学家。

44 指谢林的著作《关于学院式研究方法的讲演录》。

45 布尔达赫（1776—1847），德国生理学家，著有《经验科学生理学》等。

46 原文是德文。

47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著作主要依据神话和传说，把它们看作事实，而不是对它们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

48 赫尔岑在1842至1843年间写的一部论文集，这是他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结晶。

49 亚沃尔斯基（1658—1722），著名的东正教神父和神学家。

50 1841至1856年间出版的带有斯拉夫主义倾向的刊物。

51 指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

52 见《叶夫根尼·奥涅金》第四章第二十节。这里指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第八章中的论述。

53 俄国作家索洛古勃的小说。

54 屠格涅夫于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

55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著名悲剧演员，以饰演哈姆雷特等闻名。

56 斯拉夫派理论家。

57 指赫尔岑在1851年出版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58 不知是谁，一般认为指凯切尔。

59 奥多耶夫斯基（1804—1869），俄国公爵，作家和音乐评论家。

60 萨哈罗夫（1807—1863），俄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

61 迈恩多夫（1798—1865），俄国大官僚和经济学家。

62 雅金甫·比丘林（1777—1853），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汉学家，曾在华传教多年（1807—1821），曾翻译和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和风俗的著作。

63 指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别林斯基主持该刊的批评栏达六年之久。

64 指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当时的一个作家，1847年起与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编《现代人》，写有著名的《文学回忆录》。

65 指作家和教授涅韦罗夫，也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成员。

66 科利佐夫（1809—1842），著名的俄国诗人，平民出身。

67 指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别林斯基于同年5月26日在彼得堡去世。

68 指1855年发表在《北极星》上的这一章，后来在编定《往事与随想》的单行本时，赫尔岑把“斯坦克维奇小组”部分也编入了这一章。

69 奥加辽夫于1856年离开俄国前往伦敦，与赫尔岑一起主持《警钟》的出版工作。

70 安年科夫（1812—1887），俄国自由派文学评论家及回忆录作者。他所编写的《斯坦克维奇，他的书信及传记》于1857年在莫斯科出版。

71 《别林斯基文集》于1859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共十二卷。

72 指歌德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

73 指歌德的《东西方合集》。

74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早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转向反动方面。

75 伊·阿克萨科夫和康·阿克萨科夫都是当时斯拉夫派政论家及作家。

76 萨马林（1819—1876），斯拉夫派政论家。

77 斯拉夫派主要理论家。

78 指前面提到过的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他的弟弟彼·瓦·基列耶夫斯基，他们都是斯拉夫派理论家。

79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号称“历史之父”。

80 克柳什尼科夫曾形象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斯坦克维奇是一枚银卢布，却对五戈比铜币的体积惊羡不止。”（见安年科夫的《斯坦克维奇传记》第133页）——作者注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国诗人。

81 克拉索夫（1810—1855），俄国诗人，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

82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天文学家，无神论思想家，因捍卫哥白尼学说，反对宗教迷信，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火焚而死。

83 维·雨果读了德拉沃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写信给我，为复辟时期的法国青年辩护。——作者注按：《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法译本于1860年初在巴黎出版，赫尔岑送了一本给雨果，雨果读后，在给赫尔岑的感谢信中，提到第七章中对法国青年的批评不够公正，认为这是该书的“白璧之瑕”，并为此表示遗憾。

84 缪塞（1810—1857），法国著名诗人。在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缪塞抨击了复辟时期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