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自由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我的“文学习作”使我在这儿也叨了光，获得了某种优待。科长知道我对其他事一无所长，便派我编写汇报，把各省各地的报告归纳汇总。上司的先见之明，使他们认为必须对未来的结论事先提供一些指导，免得数字与事实妨碍了要求。例如，对一份汇报定了这么一个框框：“根据罪行的数目及性质（虽然它们的数目和性质还不知道）分析，可见地方当局为提高民众道德，励精图治，已取得显著成效。”

命运和本肯多夫伯爵救了我，免了我参与制造假报告的工作。这原委我记在下面。

12月初，早晨九时，马特维报告说，警察所长要见我。我猜不透，是什么事劳驾他光临我的家，只得请他进屋。他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请于上午十时前往皇上办公厅第三厅一谈。”

“很好，”我回答，“这是在链子桥附近？”

“不必费心，我的雪橇在下面，我送您去。”

我想事情不太妙，心里很紧张。

我走进卧室。我的妻抱着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病了好久，刚开始复原。

“警察来干什么？”她问。

“不知道，可能有点小事，我得跟他走一趟……你不用担心。”

我的妻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面色变了，仿佛乌云遮没了她的脸。她把孩子递给我吻别。

这时我才体会到，任何打击对成家的人总是沉重得多，因为承受打击的不仅他一人，他得为大家痛苦，也为大家的痛苦责备自己。

克制、忍耐和隐藏这种感情是可能的，但要知道，这代价也不小，我走出家门时，真是悲痛欲绝。六年前，我随警察局长米勒前往普列契斯钦警察所时，可不是这样的。

车子过了链子桥和夏园，拐向一幢房子，它本来属于科丘别伊家，现在尼古拉建立的世俗宗教裁判所就设在旁边一排房子里。我们的马车停在后门口；凡是从后门进去的人，不是都能出来的，有时即使出来，也是为了消失在西伯利亚，或者死在阿列克谢耶夫堡垒17中。我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院子，最后才到达办公厅，尽管有警官陪同，我还是被宪兵拦住了；他叫一个官员出来验看公文，然后把警官留在走廊内，让我跟官员入内。我被带到主任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几把沙发椅。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头发花白，脸色阴险，孤零零地坐在桌后。他故意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把一份公文看完之后，才起身向我走来。他胸前挂着一枚宝星勋章，我由此断定，这是宪兵机关的一个特务头子。

“您见过杜贝尔特将军18吗？”

“还没有。”

他沉默片刻，并不看我，皱起眉头，露出阴森的脸色，用一种嘶哑的嗓音（这种嗓音使我不寒而栗，想起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小戈利岑那种神经质的叫嚣）问道：

“您获得批准来京，大概还不太久吧？”

“那是去年。”

老头儿摇了摇脑袋。

“您辜负了皇上的恩典。看来您只能重返维亚特卡啦。”

我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他继续道，“政府放您回来，您却对它以怨报德。”

“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我说，再三思索仍不得要领。

“不明白？——这更糟！可见根深蒂固，本性难移。您不是首先表示忠心，洗净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留下的污点，把自己的能耐用到有益的方面——不是！根本不是！还是妄谈国事，造谣惑众，危害政府。这就谈出事情来了；您怎么不吸取教训？您从何得知，与您谈话的人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坏蛋19，他正求之不得，但愿能一转背就上这儿报功呢。”

“如果您能向我说明，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将非常感激。我再三回忆还是不明白，您这些话是指什么，或者与什么事有关。”

“指什么？……哼……好吧，我问您，有没有听到蓝桥旁边一个岗警夜间杀人抢劫的事？”20

“听到过。”我直率地回答。

“可能还传播过这消息吧？”

“大概讲过。”

“也许还发表了议论？”

“也许。”

“什么议论呢？对政府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这就是症结所在。我坦白对您说，有一点您还值得赞许，这就是您对一切供认不讳。我想伯爵会考虑这一点的。”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

我发现我的妻在发烧，从这天起她病了，加上晚间再次受惊，几天后终于引起了早产。孩子只活了一天，而她几乎过了三四年才复原。21

据说多情善感的父亲22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听到女儿死去时哭了23！

他们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纷乱不堪，侦探密布，闹得鸡犬不宁，仿佛皇宫失火，皇位动摇，皇室面临覆灭了；可这一切实际上毫无必要！这是宪兵的诗歌朗诵，密探的即兴表演，一场无中生有的戏剧，目的无非为了向皇上表示耿耿忠心……瞧他们调兵遣将，好不热闹！

……我去第三厅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桌旁发愁，孩子在桌上摆弄玩具；我们很少说话。门铃蓦地响了，我们不禁一惊。马特维赶去开门，过不一会儿，一个宪兵军官闯进了屋子，军刀和马刺铮铮作响。他先是彬彬有礼地向我的妻表示歉意，一再挑选字眼，说他“没有想到，没有料到，没有预计到，这儿有夫人和孩子，因此非常抱歉……”

宪兵是礼貌之花，要不是由于神圣的责任，由于职务在身，他们不仅永远不想陷害人，而且不会在大街上对前导马御者或赶车的拳打脚踢。我在克鲁季茨兵营已领教过这种事，那位无可奈何的军官为了不得不搜查我的口袋，曾大感伤心呢。

保罗-路易·库里埃24早已指出，刽子手和检察官正在成为最有礼貌的谦谦君子。检察官写道：“敬爱的刽子手阁下，如果方便的话，务望劳驾，于明晨将某某人明正典刑，枭首示众，鄙人不胜感激。”刽子手马上复文道，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能为检察官阁下略尽绵力，而且今后随时愿供驱策。”可是那个第三者却在他们的礼让声中丢了脑袋。

“杜贝尔特将军请您去一下。”

“什么时候？”

“对不起，请现在立刻动身。”

“马特维，给我大衣。”

我与妻握了手，她满脸泪痕，手是火烫似的。现在已晚上十时，这么迫不及待，莫非发现了阴谋，怕我逃跑，或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尊贵的生命面临了危险？我不禁想：“我确实对不起那位岗警，在这个政府治下，它的某个爪牙杀害了两三个过路人，这又何足为奇；难道那些第二等和第三等的高级岗警，会比蓝桥上的这位伙伴好一些吗？那位岗警中的岗警本人又怎样呢？”

杜贝尔特派人传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本肯多夫伯爵要我明晨八时前去见他，以便向我传达圣上的旨意！

杜贝尔特是个怪物，看来，在他管辖下的大大小小的第三厅官员中，他比别人聪明一些。他那张蓄着两撇长长的淡胡子的瘦脸庞，那倦怠的目光，特别是面颊上和嘴角边那些皱纹，都清楚地表明，各种欲望曾在这胸膛中进行过搏斗，最后蓝制服战胜了一切，或者不如说掩盖了一切。他的面貌有些像狼，甚至狐狸，既表现出猛兽的狡猾与机灵，也表现出它们的阴险与傲慢。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坐在那里一边写字，一边吸烟斗。他一见我，马上起立，请我在他对面坐下，用下面这句奇怪的话开始：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25使我有机会见到阁下。今天早晨您应该会见过萨赫迪斯基26了吧？”

“见过。”

“我很抱歉，为了一件对您十分不愉快的事，不得不把您请来。您的疏忽又招致了陛下对您的不满。”

“将军，我要对您说的，与对萨赫迪斯基伯爵说过的一样，我不能想象，仅仅由于我复述了街头的谣言，就得再度流放。您当然比我更早听到这谣言，可能也像我一样谈论过。”

“是的，这事我听到过，也讲过，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讲到这无稽之谈时，坚信它纯属虚构，您却根据这谣言攻击整个警察机构。这完全是出于诽谤政府的不幸情绪，这种情绪是西方的腐朽影响在阁下身上的反映。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它们也任意诋毁它；可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我们正尽一切力量要让社会尽可能保持安定和平静，然而有些人不顾惨痛的教训，坚持徒劳无益的反对派立场，企图煽动舆论的不满，用口头和书面传布谣言，说警察在大街上杀人。是不是？您在信上写过这事吧？”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严重，这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我在信上谈过这事，而且我还得指出，我这信只是写给父亲的家信。”

“当然事情并不严重，但是它却对您不利。皇上马上想起您的姓名，想起您到过维亚特卡，命令把您送回那里。因此伯爵要我通知您，请您明天上午八时前来见他，他会向您说明陛下的旨意。”

“那么这是说，为了您所讲的那件并不严重的事，我便得挈带有病的妻子，有病的孩子，前往维亚特卡？……”

“您在政府供职吗？”杜贝尔特问，仔细打量我的文官制服上的纽扣。

“我在内务部办公。”

“多久了？”

“六个来月。”

“一直在彼得堡？”

“是的。”

“我没有印象。”

“您瞧，”我笑笑说，“我多么安分守己。”

萨赫迪斯基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杜贝尔特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任职，可是他们知道我在房间里讲些什么，想些什么，给我父亲写信谈些什么……问题在于我那时刚开始与彼得堡的文学界人士接近，发表文章，主要是我从弗拉基米尔调到彼得堡，是通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关系，完全没有让秘密警察插手；到达彼得堡后，我也没有听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立刻向杜贝尔特或第三厅报到。

“好吧，”杜贝尔特打断我的话头，说道，“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对您都是有利的，昨天我还对茹科夫斯基说过，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得到的反应，也能像他对您的评论那么好呢。”

“可我还是得回维亚特卡……”

“要知道这是您的不幸，因为报告已呈交皇上，当时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您必须走，这不能改变，但是我想，可以把维亚特卡换成另一个城市。我跟伯爵商量一下，他今天还要进宫。一切可以使您从轻发落的办法，我们都将尽力而为；伯爵是像天使一般善良的。”

我站了起来。杜贝尔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这时我忍不住，站定了对他说：

“将军，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有事，最好别派警察或宪兵去叫我，他们会弄得人心惶惶，特别在晚上。我的妻有病，为什么她该为岗警的事受罪呢？”

“哦，我的天，实在抱歉！”杜贝尔特回答，“这些人都笨手笨脚的。您放心，我不会再派警察打扰您。那么，明天见；别忘了，八点钟去见伯爵；我们在那儿会面。”

仿佛我们在相约上斯穆罗夫饭店吃牡蛎。

翌日八时，我到了本肯多夫的会客厅。那里已有五六个人在求见，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靠墙站立，听到一点响声就惶恐不安，把身子缩得更紧，对每一个走过的副官都弯腰鞠躬。其中有一个女的，穿了丧服，拿着一卷纸坐在那儿，纸像白杨树叶一样在抖动。离她三步远，站着一个高高的、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七十来岁，秃顶，皮肤有些发黄，穿一件深绿色军大衣，胸前挂了一排奖章和十字勋章。他不时叹气，摇摇头，喃喃地自言自语。

窗旁坐着一个人，大模大样的，像是这儿的“上宾”或者奴仆和值星官。我进屋时，他站起身，我仔细瞧他的脸，认出了他；在戏院里，人家指给我看过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是街上的主要特务之一，记得名叫法勃尔。他问我：

“您有事求见伯爵？”

“我是应召而来。”

“贵姓？”

我讲了姓名。

“哦，”他说，改了口气，仿佛遇见了老朋友，“不要客气，请坐！伯爵过一刻钟就会出来。”

客厅里静悄悄的，显得阴森可怕，日光勉强透过雾和结冰的玻璃窗射进屋内；谁也不讲话。副官们敏捷地穿梭来去，门口站着一个宪兵，偶尔倒换一下脚，弄得军刀铮铮出声。又来了两个求情的人。每来一人，值星官就得上前问明事由。一个副官走到他跟前，小声与他交谈，那副神气活像是无耻的浪荡子；大概他们谈的是什么下流事件，因此常常打断话头，露出奴才的无声的笑，值星官还扮鬼脸，表示他再也忍俊不禁，要笑出声了，一再说道：“别讲啦，求求您，别讲啦，我受不了。”

过了五六分钟，杜贝尔特出来了。他敞开上装，随随便便，扫了一眼那些求见的人，他们赶紧鞠躬。他从远处望见我，说道：

“您好，赫先生，您的事情大有起色27，一切顺利……”

我刚想问“让我留下了吗？”但话还没出口，杜贝尔特又回去了。接着，客厅里进来了一位将军，他全副戎装，整整齐齐，身子挺得笔直，穿着白军裤，肩上披着绶带，总之，我没见过更漂亮的将军。如果哪一天伦敦要举办将军展览会，像如今在辛辛那提举办婴儿展览会28一样，那么我建议一定得把他从彼得堡请去。将军走到本肯多夫出入的门口，马上立正，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津津有味地端详着这位模范军士……看来他的一生就是在操练步法时鞭打士兵；这种人是从哪里物色来的呢？他生到世上无非为的整队出操，立正稍息！跟他一起进屋的大概是他的副官，这是天下最俊秀的骑兵少尉，腿特别长，简直举世无双，头发金黄，脸蛋小得像松鼠，表情单纯，凡是被母亲宠坏的宝贝儿子大抵是这副样子，他们从来不学习，最低限度，从没学会什么。这株穿军装的金银花，与模范将军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站在那里。

杜贝尔特又出来了。这次他端起了架势，钮子也扣上了。他一见将军，立即问他有何贵干。将军像传令兵见了长官，准确地报告道：

“昨天接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公爵29传达的上谕，命卑职前往高加索作战部队服务，为此特在启程之前向伯爵大人辞行。”

杜贝尔特郑重其事地听完这些话，微微颔首表示赞许，退回里屋，过不一会儿又出来了。

他对将军说：“伯爵万分遗憾，没有时间接见阁下。他很感激，要我转达，祝您一路平安。”说毕，他伸开双臂，拥抱了将军，还把自己的唇髭在将军的面颊上贴了两下。

将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了，松鼠脸和仙鹤腿的年轻副官跟在后面。这个场面抵消了我那天的不少痛苦。将军的步法表演，委托接受的告别仪式，最后，列那狐30的油滑嘴脸与将军阁下的空心脑瓜的接吻——一切都那么滑稽，使我几乎忍俊不禁。我觉得，杜贝尔特似乎发现了这一点，因此这以后才不敢小看我。

两扇门终于一齐打开了，本肯多夫走进了客厅。宪兵司令的外表确实无可挑剔，容貌与日耳曼血统的、特别是德国种的贵族大体一致，脸上布满皱纹，神色显得困倦，眼睛中流露出足以迷惑人的善良目光，这是那种随和的、冷漠的人所常有的。

本肯多夫这个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站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也许作为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干尽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这我可以相信，特别是想起他那淡漠呆板的脸色时。但是他也没有做过好事，这需要毅力、意志和热情，而他没有。在尼古拉这种冷酷无情的暴君手下作大员，却不敢为受害的弱者仗义执言，这已比得上任何罪恶了。

有多少无辜的人牺牲在他的魔掌下，又有多少人由于他的疏忽怠慢，由于他忙于寻欢作乐而死去；也许，这个过早衰老和虚弱的人，最后在船上背叛自己的宗教，企图从天主教会得到拯救，靠赦免一切的赎罪符获得解脱的时候31，曾有不少阴郁的鬼魂和沉重的回忆在他的头脑中徘徊，折磨着他……

“皇上得知，”他对我说，“您在参与传播危害政府的谣言。他看到您还很少悔改，因此命令把您重新遣返维亚特卡。但是我根据杜贝尔特将军的请求和有关您的情报材料，向皇上说明了您夫人的病，皇上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皇上禁止您进入京城，您得重新接受警察的监督，但是居住地点可由内务大臣另行指定。”

“请允许我直说，即使这时候，我也还不能相信，我的流放没有其他原因。1835年我为我没有参加过的酒会被流放；今天我又为众所周知的谣言受到惩罚。这命运太不公平了！”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32。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

“这纯粹是警察的陷害。嘿，好吧，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真的以为他会马上觐见皇上，向他说明一切，其实大臣们是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关于您这件事，”他接着说，“我已收到皇上的命令，这就是，您瞧，它要我选择一个地点，安排您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

“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我回答。

“当然……好吧，既然地点可以由我决定，而这两个城市对您大概都一样，那么一有省府参议的空缺，我首先委派您，按照您的官衔，这是您可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现在您可以准备缝一套绣花领圈的官服啦。”他又打趣道。

这就是他的对策，但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过了一星期，斯特罗戈诺夫呈报枢密院，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参议。

这是十分可笑的，多少个秘书、八等文官和省县官员，都在凯觑这个位置，为它奔走钻营，千方百计托人情，送贿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神圣的诺言，可是这位大臣为了执行圣上的旨意，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报复，决定用升级作为惩罚，让苦药变成甜酒，突然把这个空缺（大家你争我夺、梦寐以求的目标）丢到了一个人的脚下，而这个人却是抱定宗旨，一有机会就要弃官出走的。

辞别斯特罗戈诺夫之后，我便去拜见一位夫人；关于我与她的认识，应该补充几句。

我上彼得堡时，父亲给我的介绍信中，有一封我拿起过十多次，在手中簸弄了一会儿，又放回了桌上，把拜访推迟到下一天。这信是写给一位七十岁的阔绰贵妇人的；我父亲与她的友谊还是早年开始的；他认识她时，她还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宫中，后来他们在巴黎重逢，一起游历各地，最后，三十年前，两人都回国休息了。

我一般不爱结交显贵，特别是妇人，何况还是七十高龄的老太太；但是父亲问了两次，问我是否拜会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最后，我决定吞下这颗药丸。听差把我领进一间相当阴暗的客厅，这儿陈设简陋，墙壁已经褪色，有些发黑了，家具和帷幔等也失去了光泽，显然一切放在原地已经多年，从未移动过。它使我想起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老年也像青春一样，必然对周围的一切留下痕迹。我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等女主人接见，准备应付那些枯燥的问题，那种耳聋和咳嗽，以及对新一代人的谴责，也许还有道德说教。

过了五六分钟，一位高大的老妇人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屋了。她面容端庄，早年的出众美貌还依稀可见；她的姿态、举动、手势，在在表现出执拗的意志、顽强的性格和敏捷的智慧。她目光炯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走到沙发跟前，一挥手推开桌子，对我说道：

“坐到这儿圈椅上来，靠近我一些，我与您父亲是老朋友呢，我喜欢他。”

她打开信，把它交给我，一边说：

“请您念给我听，我眼睛痛。”

信是用法文写的，除了各种恭维话，就是回忆和暗示。她露出微笑，听我念完，说道：

“他的头脑还没有老，还是那样；他很可爱，非常尖刻。现在还一直坐在书房里，穿着长袍装病吗？两年前我路过莫斯科，探望过您爹，他说，我是勉强接见您的，我不久于人世啦，可后来谈得起劲，就把自己的病给忘啦。这都是无病呻吟；他比我稍大一些，长两三岁，说不定还没有，我又是个妇女，可还照样自己走路。真的，您父亲提到的那年代，如今多远了哟。您想，我与他是头一批会跳舞的。那时英国舞正风行一时呢；我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33常在故世的女皇那儿跳舞；您不妨想一下，您爹穿了淡蓝的法国长衣，扑了粉，我穿了箍骨裙和夜礼服34。与他跳舞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美男子35，他比您漂亮——哦，您让我仔细瞧瞧，对了，他比您漂亮一些……您别生气，我这样的老人才会讲真话。其实，我想您也不在乎，您是文学家和学者呢。哟，我想起来啦，您倒给我讲讲，您那件事究竟怎么样？您流放到维亚特卡以后，您爹写信给我，我找布卢多夫36设法——他不敢插手。为什么要放逐您，他们都不肯讲，这些人什么都是‘国家机密’。”

她的举止言谈都那么朴实，诚恳，与我的预料相反，我变得轻松而自由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给她讲了我们的案子。

“向大学生开战，”她说，“把什么都看成阴谋暴动；那些家伙当然正好乘机巴结，小题大做。他身边尽是这种小人，这些不清不白、不明来历的家伙，不知他是从哪儿搜罗到的？想想看，亲爱的阴谋家37，您当时几岁，十六岁吧？”

“正好二十一岁。”我回答，心里觉得好笑，她竟然把我的和尼古拉的政治活动看得这么无关紧要，毫无价值。“不过我是年纪最大的。”

“整个政府怕四五个大学生，真是可耻。”

这么谈了半小时，我起身准备告辞。

“等一下，等一下，”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叫住了我，声音显得更友好了，“我还没结束我的教义问答呢。您是怎么带走您的新娘的？”

“您也知道这件事？”

“唉，我的少爷，新闻是会到处飞的。当时我对您父亲说，青年人是有热情的；他还在生您的气呢，不过他是聪明人，后来明白了……何况你们生活很美满，那还要怎样？他说：‘怎么能违抗命令，私自潜入莫斯科，万一被发觉了，非坐牢不可。’我回答他说：‘可现在没被发觉啊，您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呢，何必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他说：‘唉，您总是什么也不怕，冒冒失失的。’我回答他：‘我的爷，我这一辈子也不比别人过得坏啊。再说，这算什么，捉弄小两口，不给他们钱！这不像话！’他说：‘得啦，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了，您别生气。’哦，让我见见您的夫人，行吗？”

我向她道了谢，说我这次是一个人来的。

“您耽搁在哪儿？”

“在德穆特饭店。”

“也在那儿用膳？”

“有时在那儿，有时在杜马餐厅。”

“为什么要上饭馆，多花钱，这对有家的人也不合适。如果您不嫌弃一个老太婆，您到这儿来与我一起吃饭好了，真的，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谢谢您的父亲打发您来看我，您是非常有趣的青年人，别看您年轻，很懂道理，瞧，我刚才跟您什么都谈；跟那些朝廷大臣在一起可讨厌呢，这些人光知道宫廷，要不就是什么人得了勋章，净讲些废话。”

梯也尔在一卷执政府时期的历史中38，相当详尽、相当忠实地记载了保罗一世被害事件39。他两度提到一个女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宠臣祖博夫伯爵的姐姐40。她年轻漂亮，但已经守寡，丈夫是一位将军，大概在作战中阵亡的。她天性热烈好动，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才智出众，具有丈夫气概；在保罗一世野蛮疯狂的统治时期，她成了一切不满者荟萃的中心。人们在她府上密谋策划，她则推波助澜，当了他们与英国大使馆联系的桥梁。保罗的警探最后对她产生了怀疑，但她事先得到消息（可能是帕连41亲自通知她的），逃到了国外。阴谋那时已准备就绪，她在普鲁士国王42的舞会上，收到了保罗被弑的消息。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欢乐，在舞会上兴奋地当众宣布了这事。它使普鲁士国王感到难堪，当即下令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柏林。

她到了英国。这位显贵的夫人从小安富尊荣，过惯了宫廷生活，为叱咤风云的野心驱使着，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名流，在与世隔绝、高不可攀的英国贵族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43，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后来更……她在国外的那些岁月真是煊赫一时，但是在朝欢暮乐中终于蹉跎了美好年华。

随着老境的到来，她的生活也变得一片凄凉，有的只是命运的打击，寂寞的光阴，伤心的回忆。她的儿子在波罗金诺战役中阵亡，她的女儿病故，留给她一个外孙女奥尔洛娃伯爵夫人44。老太太每年8月从彼得堡前往莫扎伊斯克，为她儿子的坟茔扫墓。孤独和不幸不能摧毁她坚强的性格，只是使它变得忧郁和傲慢了。她像严寒中的古木，树干和树枝仍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只是树叶凋落了，光赤的枝柯似乎又瘦又冷，但整个外表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气宇轩昂，树干蒙上了一层白霜，依然高傲而阴森地屹立着，任它风吹雨打也不弯折。

她的一生是漫长的，活动频繁，交游广阔，也不少坎坷不幸，而世态炎凉更带给她辛酸之感，这一切造成了她那种睥睨一切的目光。她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出发点就是对某些人的彻底鄙视，可是活跃的天性又使她离不开这些人的奉承凑趣。

各种胖的和瘦的枢密官及将军们告退时，她常常向我颔首示意，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可我已经看透了他们，我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哄骗；我的兄弟得宠的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女皇对我爱怜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说来您也不信，那些挂满勋章的老头儿，连行走也困难了，却争先恐后跑进前室，给我拿大衣，递暖鞋。女皇驾崩，第二天我的屋子就空了，人们躲避我就像躲避瘟疫，见了我就像见了疯子，可他们就是昨天那些奉承拍马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我到了海外。回国后，上帝给了我不少灾难，可是我没看见谁对我表示过同情；只剩下两三个老朋友依然与我来往。嗯，新的皇朝开始了，奥尔洛夫据说有了势力，当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真有势力……不过至少大家这么想；他们知道，他是我的继承人，外孙女又爱我，于是又有人上门来了，又准备给我拿大衣和皮鞋了。唉！我了解这些人，可有时独自坐着实在心烦，眼睛又痛，看书不便，况且也不能老看书啊，我只得让他们来讲些废话，散散心，打发一些时光……”

这是从上世纪留下的一件精致古董，她的周围尽是些昏庸老朽的官僚，他们是从彼得堡宫廷生活的污泥浊水中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这也是事实。如果说她分享过叶卡捷琳娜的狂欢节日和乔治四世的佳肴美酒，那么她也分担了保罗时期阴谋者面临的风险。

她的错误不在于鄙视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而在于她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当作了宫廷菜圃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期，宫廷和近卫军确实包括了俄国全部有教养的人士，这多多少少继续到了1812年。从那以后，俄国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战争唤醒了人们，人们的觉悟引起了12月14日事件。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宫廷方面留下的已不是俊彦之士；酷刑与暴政使一些人愤然离开，新的风气又使另一些人背离了它。亚历山大继承了叶卡捷琳娜的文明传统，到了尼古拉时期，贵族社会的高尚风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极权暴政，另一方面是卑躬屈膝的奴才精神。这是拿破仑式歇斯底里粗暴作风和没有灵魂的官僚世界的混合物。新社会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地发展着。

谈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本绝妙的书：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45，这是二十年前在伦敦出版的。书后附有维尔莫特两姐妹46的《笔记》，她们于1805至1810年间是达什科娃的亲信女伴。姐妹俩是爱尔兰人，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我希望她们的书信和回忆录也能介绍给我国读者。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和奥斯特曼48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和塞居尔53，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和坎宁55，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岂有此理，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

……自然，我离开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后，立即拜访了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我的天，真是胡闹，越来越不像样了，”她听完后说，“为这点小事，把一个世家子弟放逐到外地，这成何体统。让我跟奥尔洛夫谈一下，我难得求他什么，这些人都不愿给人帮忙；不过有时说不定也会干点什么。您过一两天再来，我给您回音。”

过了一天，她早晨派人找我。我进屋时，她那儿已有几个客人。她没戴包发帽，只是用一块白麻纱手帕裹着头，这通常是她心情不好的迹象。她眯缝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那些前来请安的高级文官和显赫将军。

一位客人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把昨天皇上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嘉奖令给您抄来了，您也许还没看过吧？”

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但她拿起纸，把它摊开，戴上眼镜，皱起眉尖，非常吃力地念道：“公-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您这是给我的什么？……啊？……这不是给我的呀！”

“我向您报告过了，这是皇上的嘉奖令……”

“我的老天爷，我眼睛痛，连写给我的信也常常没法看，您却要我念别人的信。”

“让我念……我真的没想到。”

“算了，不必费心了，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何必管他们写些什么。我没几天好活了，不想再为这些事操心。”

这位先生落了个没趣，只得强装笑容，把嘉奖令放回了口袋。

看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情绪不好，很容易冒火，客人陆续告辞了。等只剩下我们时，她对我说道：

“我要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告诉您，我变得老糊涂了，答应替您办事，可什么也没办成。俗话说：不知深浅，且慢涉水，真是一点不错。昨天我与奥尔洛夫谈了您的事，可毫无指望……”

这时正好听差进屋通报，奥尔洛娃伯爵夫人驾到。

“哦，没什么，都是自己人，我马上讲完了。”

伯爵夫人生得很美，还正当盛年，她上前向外祖母吻手问安，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介绍了我的姓名，又对她道：

“坐吧，坐吧，我的朋友。孩子身体好吗？”

“很好。”

“谢谢上帝。对不起，我正在讲昨天的事。就这样，我对她的丈夫说：‘随你怎么对皇上讲，总之，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可哪儿成！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我道：‘这属于本肯多夫的管辖范围，我可以与他商量一下，但不能麻烦皇上，惹他生气，况且这不是我们应该过问的。’我对他说：‘你这算什么主意，跟本肯多夫商量？那我何必拜托你。这个人老朽昏聩，自己也不晓得在干些什么，整天想的就是女戏子，可早已不是拈花惹草的年纪啦；不论秘书写的是什么无稽之谈，他都拿去报告。他会干什么？算了，你趁早别给我丢脸，亏你想得出，要恳求本肯多夫，事情都是他搞坏的。’他说：‘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于是给我谈一通大道理……嘿！我看得出，他无非是怕找皇上……我说：‘怎么，他是野兽不是，你这么怕他？那为什么还要一天朝见五次？’这种人还跟他讲什么，毫无指望。您瞧，”她指指奥尔洛夫的画像，又对我说，“多么威风凛凛，可是不敢讲话！”

我没瞧画像，却忍不住瞟了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一眼；她的处境是不太惬意的。她含笑坐着，有时睃我一下，仿佛在说：老太太生气了，小辈只得让她几分，但发现我的目光并不同意她的看法，便佯装没有看到我。她并不开口，这是很聪明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容易说服的，她的脸气红了，你劝她反而会被她狠狠奚落一顿。只能听她数落，静候暴风雨的过去。

“对啦，那时你们在哪里，大概在沃洛格达吧，那些小公务员都以为奥尔洛夫是皇上宠信的，势力很大……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是他手下的人放的空气。这些人有什么势力，他们小心谨慎，诚惶诚恐，还谈得到什么势力……您别埋怨我，我这是多管闲事。您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看，别去诺夫哥罗德！不如上敖德萨，离他们远一些，这地方几乎像外国，而且沃龙佐夫58在那儿，这人如果还没变坏，与他们是不同的。”

沃龙佐夫当时在彼得堡，每天登门探望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但她对他的偏爱是并无多大根据的。他表示愿意带我前往敖德萨，只要本肯多夫同意。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冬季也过了，谁也没有催我动身，大家把我忘了，特别是下面那次会见之后，我更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沃洛格达省长博尔戈夫斯基当时在彼得堡，他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相当喜欢我，我不时上他家走走。他参加过谋害保罗一世的政变，当时他是谢苗诺夫近卫团的青年军官，后来到了1812年，斯佩兰斯基那不明不白的案件59发生后，他受了牵连。那时他在作战部队任团长，突然被捕，送至彼得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还没到达流放地，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让他回团供职。春天有一次我去看他，有个将军背朝门坐在大安乐椅上，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到一块银肩章。

“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博尔戈夫斯基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杜贝尔特。

“我荣幸得很，早已认识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了。”我笑笑说。

“您快去诺夫哥罗德了吧？”他问我。

“关于这一点，我正想向您请示呢。”

“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催您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们已把您交给了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您什么时候动身与我们无关，何况您的夫人病了，这是完全合法的理由……”（真是世上最谦恭有礼的人！）

六月初，我终于拿到了枢密院的委任令，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府参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认为我可以动身了，于是我在7月1日前后抵达了上帝和圣索菲亚保护下的城市诺夫哥罗德60，住在沃尔霍夫河边，对岸有一个大丘陵，12世纪的伏尔泰主义者们便是从这儿把威灵显赫的雷神像丢进河中的。

1 康·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斯拉夫派主张把俄国恢复到17世纪以前的状态，因此当时俄国虽然已经迁都彼得堡，他们仍把莫斯科看作首都，而彼得堡不过是“皇上的驻地”。

2 谢·斯特罗戈诺夫（1794—1882），当时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是前面提到的内务大臣亚·斯特罗戈诺夫的胞兄。

3 当时俄国的文官晋升制度还是彼得大帝时期确立的，共分十四个等级，而从第九等升为第八等十分重要，因为按照这个制度，凡世袭贵族均可取得八等以上官职，而非世袭贵族升至第八等即可获得贵族称号。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二卷第三章。

5 指起义者在彼得一世铜像周围布列的方阵。

6 彼得一世逝世的日子实际上应为1月28日。

7 俄国有句谚语：保姆共七个，孩子没人管。意思是管的人多了，大家不负责。

8 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是盗贼聚居的罪恶渊薮。

9 旧俄纸币，值二百卢布。

10 指阿列尼岑，维亚特卡省办公厅主任，不是科长。

11 当时俄国两个平凡的诗人和剧作家。

12 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一个孤高绝望的人物。

13 当时俄国的司法大臣。

14 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15 爱沙尼亚的一个岛。

16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波希米亚兄弟会，反对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烦琐仪式。

17 彼得保罗要塞的一部分，是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佩斯捷利、雷列耶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均曾囚禁于此。

18 杜贝尔特（1792—1862），俄国特务头子，本肯多夫的助手，第三厅办公厅主任。

19 我可以保证，这位可敬的老人确实用了“坏蛋”这个字眼。——作者注

20 赫尔岑于1840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封信落到了宪兵手中，因而出事。

21 赫尔岑被第三厅召见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因受惊，于1841年2月引起早产，生下赫尔岑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伊万，孩子几天后便夭折了。

22 原文是拉丁文。

2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的女儿于1844年在分娩中死去。

24 库里埃（1772—1825），法国自由派政论家，以文笔优美著称。这里提到的内容见他所著《致〈检察官〉杂志编者的信》。

25 即沙皇的特务头子本肯多夫。

26 即前面赫尔岑会见过的那个老头儿，他也是当时第三厅的高级官员，杜贝尔特的助手。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英文。辛辛那提是美国的城市。

29 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的名字。

30 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角色。列那狐是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以奸诈狡猾著名。

31 本肯多夫于1844年9月从国外坐船回彼得堡时，突然死在船上。死前不久，他改信了天主教。

32 原文是德文。

33 即赫尔岑的父亲。

34 原文是法文。

35 原文是法文。

36 1832至1837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37 原文是法文。

38 梯也尔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所著《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代史》共二十卷，这里是指它的第一卷。执政府时期是1795至1799年拿破仑任执政官的时期。

39 保罗一世推行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中亲英派的不满。一部分贵族与皇太子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馆的支持下，于1801年3月发动政变，杀死保罗一世，由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皇位。

40 即奥·亚·热列布佐娃，她的兄弟祖博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臣，她自己也是女皇的宫中女官。

41 帕连（1745—1826），俄国的伯爵和大臣，1801年宫廷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42 指1794至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在国际上执行中立政策。

43 1820至1830年的英国国王。

44 即沙皇宪兵司令奥尔洛夫伯爵的妻子。

45 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回忆录》，1840年用英文出版于伦敦。

46 凯瑟琳·维尔莫特和玛丽·维尔莫特，都曾作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宫中女伴，写有记述当时俄国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和书信等。

47 1762年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48 奥斯特曼（1725—1811），俄国外交家，大臣。

49 十二月党人。

50 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名将。

51 维尔莫特小姐的话。——作者注

52 即查理十世（1757—1836），1824至1830年为法国国王，被七月革命所推翻。他早年被封为阿图瓦伯爵。

53 法国外交家及作家。

54 英国外交家。

55 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及首相。

56 俄国皇室领地。

57 俄国皇族，大公。

58 沃龙佐夫（1782—1856），俄国大官僚和国务活动家，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这人是个伪君子，普希金曾多次谈到他。

59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斯佩兰斯基因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方案，遭到地主贵族陷害，于1812年被撤职查办，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后又被贬黜到西伯利亚任总督。

60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索菲亚被认为是它的守护神，公元10世纪城内即建有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时形成了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独立的封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