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泰誓》今古文异说考

《泰誓》年月，解经诸家，各持异说，聚讼至今，讫无定论。兹篇遍举今古文之说，以及据古文以驳今文之说，调停今古文之说与“近师”之说，条列而明辨之。末将各说对照，列表以参验其异同之迹。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期，四六至五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国学丛刊》

乃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之出版物。该会之主要指导员为顾实及陈钟凡，故《丛刊》中二人之论文较多。内容多考证之作，亦恒有非难“今文家”之论。年出四期，现已出至一卷四期。有小学、文学、史学等专号。定价每期二角五分。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

《永乐大典》考

谓《永乐大典》全书已佚，据著者所闻见，今存尚有一百五十余册。原书蒐采极详，修撰甚宏，惟其编纂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实殊欠允洽。篇中历考《永乐大典》之编纂、储藏及散失之经过，末将现存各卷之目录及所在地点，列为一表。

——袁同礼，《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学衡》

总编辑吴宓。月出一期，现出至二八期。内多国学及西方哲学、文学之论文，时有批评新文化运动之作。定价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编辑所：南京《学衡》杂志社。发行处：上海中华书局。

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

是篇先比较周代南北文学之渊源、背景及其体制三事之别。北人诗歌，言短调重；南人辞赋，句读长短无恒，篇章变化非一。论音律，则楚声迂徐而雄浑，北音沉顿而凄清（此乃将南北作品中所用韵，归纳而得之结果）；论思想，则北多写实，南富想像；论情感，则北人多慷慨激昂之怀，南人极悱恻缠绵之致；论其所言之宗教，则北人所言，仅属抽象的描写，南人所言，能为具体的表示。篇中所论各节，均列举例证，所据之书，大抵北方文学，以《诗三百篇》为根据；南方文学，以《楚辞》为根据。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一至二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九月出版。

夏商二代学者考略

将汉以前之典籍中关于夏商二代学者之记载，尽为搜集。所考自夏之禹、皋陶、后稷、契、益、奚仲、启、式罗、靡鬲、关龙逢、太史终古、卞随、瞀光、无余；商之汤、伊尹、太甲、仲虺、咎单、老彭、迟任、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傅说、祖己、大戉、祖乙、盘庚、武丁、高宗、祖甲、箕子、微子、祖伊、胶鬲、商容、辛甲、粥子，至伯夷、叔齐止。凡四十六人。虽本篇所考悉就“经国治民”而言，然即此以推周秦诸子以前之我国“学界”情形，亦可得其概略矣。

——周慤，《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

郑樵传

郑渔仲为我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而《宋史·儒林传》及《宋元学案》俱载焉不详。兹篇据《夹漈遗稿》《莆田县志》《福建省志》及他书之零碎记载而成，谓：“郑樵初亦有用世之志，因受挫折，于是专向学问方面去发展。入山之初，虽是志在《六经》与整理其他的古书，但后来研究范围甚大，于天文、言语、动物、植物、医药上，都下实际观察之功。”郑氏为学，具有实验的精神，故最恨“空言著书”。彼以为凡是做一种学问，都要亲自去认识，不能专靠在书本上。彼之研究方法，为“明类列”及“核实”。彼对宋儒之理学、汉儒之传注均有非难。彼到京师上书的原因，非为要做官，实为下列三个志愿：（1）传自己的书；（2）整理图书金石；（3）编辑通史。彼毕生的大事业是在《通志》一书，是书流传最广远（他的别种书现已失传）。书中《本纪》是由各史集合而成，《年谱》四卷和《二十略》是彼自著。其中有一部分——《年谱》及《都邑略》——是临时编集。其余《氏族》《六书》等略，是由旧著删节而成。此书系急就而成，故并没有精神的结构。彼自己所做之书亦并没有在《通志》里多多收进。故我们至今，不能见到他学问的“完全系统”和“细密分类”，实在是一个缺憾。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三○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出版。

《国学季刊》

乃北京大学出版物之一，编辑主任为胡适。年出四期，现已出至第三二期。所发表论文，以史学及小学为多，大半为该校各教授及海内外学者研究有得之作。每册价五角，全年一元六角，发行处：北京大学出版部。

转注正义

是篇首辨清代小学家对于转注之误解，而以为转注之始，由于殊方异域，言有不同，而字亦异之故。观扬子云《方言》所记及《说文》转注之明引，其为方言者，全书极多。其证末，更附录所假定转注正例及变例数则。

——李翘，《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歌”“戈”“鱼”“模”古读考

是篇研究之结果：（一）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二）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读如“a”音，不读“u”音或“ü”音。其研究第（一）事根据：

（a）唐季日本采汉字所制，以为切韵所用之“假名”其代表“a”音之字什七属于“歌”“戈”二韵，而日本音注汉字其属于“歌”“戈”韵者一律以“a”属诸音为切。

（b）晚唐阿剌伯商人所著《中国游记》及元马可孛罗游记中，从汉语音译之专名，凡汉文属“歌”“戈”韵者，悉译作“a”音。

（c）将六朝隋唐佛籍中音泽之名词与梵语原文比对，凡梵语作“a”音者，汉译悉用“歌”“戈”韵之字。

（d）凡当时所译外国人名、地名，语言之可考者，按其对音之例无不（与上述假定）相同。

（e）宋人译名亦与前代相同，校其音读，足征古音之未变。故杨中修《切韵指掌图》犹合“歌”“麻”为一。至刘鉴《切韵指南》，乃立“果”“假”二摄，而辽金元史以下译名，遂不以“歌”对“o”，以“麻”对“a”。盖“歌”“麻”异读，为元代以后之变迁，有断然矣。其研究第（二）事所根据，与上述（c）项相同，而更引“鱼”“虞”“模”在汉魏不读“a”或“ü”之例，以反证之。末又考声音之理，并指出清代音韵学家之误，篇后附有钱玄同一跋，谓：“战国以前，西周及春秋时‘鱼’‘虞’‘模’韵亦不读‘a’音云。”

——汪荣宝，《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二四一至二六四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

是篇研究中国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及其变迁，以世界一般文字发达之次序，及思想进化之历程相比照，而不墨守六书旧说。大略言我国文字，由文字画进而为象形字，更进而为意符，更进而为音符。象形有写实，及象征之别，音符有半音符与纯音符之分。惜进化至半音符之阶级时，误入“借字表音”之歧路，遂终不能完全脱离意符之束缚，以造成一种有规律之字母文字。缘此情形，乃生二弊：

（一）文字本身之分裂（即别字日多）。其补救方法，当改用拼音文字。即不能，亦当规定：凡原属表音字中纯音符之字，悉以注音字母代之，不写汉字。其余固有之“象形字”“表意字”及“表音字”中之“半音符字”，亦当规定一种有规则的简笔写法。

（二）语言文字之分歧：（1）语言随时与地之变迁而生差异，而文言不符。其补救之法，当赶紧规定一种国语，以我国“有势力的多数人所用之语言”为准。（2）文人学士以四声分别字义，而一般俗人则变单音之字为复音之词，以别字义，于是文言不符。其补救方法，急须改以字为单位之语言，而为以词为单位之语言，尽量采用口语中之复音词，并规定语尾用法。

——沈兼士，《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五七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出版。

释《墨经》“说”“辩”义

释《墨经》中关于“说”“辩”各条，皆依照原文，不增易字句，并证明《墨经》为名家之术，于墨学为别派，而墨学之要点在“兼爱”。又谓治《墨经》必先通名家之学，而后经义或能有得，若近人之以科学附会《墨经》及改字解经，则既舍本而趋末，且不足以服人矣。

——孙德谦，《学衡》，第二五期，民国一三年一月出版。

名墨訾应论

篇端首论墨有“正”“别”之分，则“别墨”犹言异端，不当以他派为解。当时之争辩者，必各自谓“正墨”，而以“别墨”归之他家。他家与辩亦尔。故墨义本不齐一，欲求眉目应有三事先须明白具答。依著者之研究，其结果如下。

（一）惠施、公孙龙之学，不出于墨，其证有六。

（a）《荀子·解蔽》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其所蔽性又相反，故不能谓惠出于墨，犹不能言墨出于惠。

（b）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所称墨派，俱有相里等诸氏，而俱未提及惠施、公孙龙，焉有墨家钜子如惠施、公孙龙者，所就远出相里诸墨之上，而庄、韩论“墨学流别”转致漏列之理？

（c）《汉志》所载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惠施、公孙龙俱列名家为大师，无同时跨入墨家之道。或谓施、龙专习科学之墨，而舍宗教之墨，不知墨子言教言学，理原一贯，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言，施、龙果为墨者无舍教言学之事。

（d）惠、墨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义莫不相反，如墨言“景改为住”，与惠言“飞鸟之影不动”、墨言“非半不则不动”、惠言“一尺之捶取半不竭”，理均相反。

（e）考惠子之说，与墨大相僢驰，故如鲁胜言：以惠为“别墨”亦无有是处。

（f）引章太炎之说谓：（1）惠施与墨家俱有事于名，特施为譥，而墨非譥，其中鸿沟甚大；（2）墨子自著之《辩经》久已亡绝，今之六篇非施、龙作，殆墨家弟子所撰述；（3）今所存六篇为墨家一派之作，余派已不可考，今所得言惟此自号为正墨者与名家“訾应”诸义而已。

本篇所论，与近人梁任公、胡适之论墨颇多出入。

——章行严，《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二一号，七五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一月一○日出版。

《东方杂志》

总编辑钱智修。其内容以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为主，尤注意我国时事及各国政治社会情状，亦间有关于哲学、科学、国学等专门论文。时出专号，最著者如《宪法问题专号》《爱因斯坦专号》《杜里舒专号》等。最近出有《二十周年纪念增刊》上下两册。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月出二期，每册价二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现在已出至第二一卷一号。

《列子》书中之宇宙观

谓《列子》书之“宇宙观”主张“轮化”说。轮化说者，谓宇宙之变化，悉依一循环的原则，现世之前与现世之后，皆有无限之世界。其世界，皆与现世界相若。每一世界之中，有一大进化，有一大退化，如明晦之相前后，如寒暑之相循环。又如轮转，故谓之“轮化”。吾国老子、庄子、列子及印度哲学，均有此观念。日人井上圆了，近亦于所著《哲学新案》，有所阐明。作者因述列子之宇宙观较详，故以《列子》书中之宇宙观命题。

综观《列子》一书，与世界轮化说相似之处，约有十端。

（一）谓世界之物，有“有变化”与“无变化”二类。

（二）世界无时不变化。

（三）万物变化之原因，不本于神意。

（四）“自化”之“自”字，以因果律解之，最圆通，《列子》书中之“命”，与此相似。

（五）列子亦有类似以现世为来自星云，及气体变液体、液体变固体之说。

（六）列子亦有现世界将来必坏之主张。

（七）列子以天地为空中一细物，与太阳系非世界全体之说相同。

（八）轮化论谓惟有生有，现世有物质与势力，现世之前亦有物质与势力，《列子》书中有类此之说。

（九）《列子》亦有必宇宙大化为无始无终、无穷无尽之意。

（十）以万物变化为轮化之说，有《列子》书中凡数见。

就此十端所举，可知列子之论，为轮化而非进化。胡适谓之为生物进化论，实欠的当。又胡适以庄子之自化为进化，亦属误解云。

——傅铜，《四存月刊》，第七、八及一一期。

《四存月刊》

系北京四存学会出版品，以提倡颜（习斋）、李（恕谷）之学为宗旨。内容有颜李学，颜李遗著（兼论国故、史地及世界政治），译稿，演说，名贤遗著，谈丛，文苑及附录各栏。四存学会原系前总统徐世昌所发起，故月刊论著亦多半撰自徐氏及其旧幕府。该刊月出一册，现已出至第一九期。定价每册二角，全年二元。编辑者为四存学会编辑处，总发行所为北京西城府右街四存学会。

《四书》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four books）

1．《大学》——著者将《大学》一书所论作一统系表，然后逐条讨论之。其表如下：

2．《中庸》——大略言《中庸》乃研究“道”之作，而“中”与“庸”为道之作由；又谓“道”之定义，应根据原书，绎出如下：（一）道为自然之路；（二）道为个人及宇宙惟一之道；（三）道无乎不在；（四）道人人之所由，惟至人能明之。结论，谓道即因果律，未复说明《中庸》之应用于心性、伦理的行为、社会服务及政治诸论。

3．《论语》——作者谓《论语》非孔子自著，乃其门弟子所记集，专言人类道德之书。其对于道德之观察有四点：（一）对于个人之道德，以“仁”为本，仁之英译以“humanity”为最当；（二）对于家庭之道德，以孝为本；（三）对于社会之道德，以“忠”“恕”为本；（四）对于邦国之道德，以“德治”为本，惟德义甚广大，故又言“礼”“乐”以明之；次言孔子对于政治有“庶”“富”“教”及“足食”“足兵”“民信”之二说；次又分举子所“雅言”与子所“不语”以明孔子学说之范围；次言孔子教学之态度，与设教之门类；末更论孔子对于“天”及与“君子”之观念。

4．《孟子》——谓《孟子》乃孟子自著之书，本孔子之教，而发挥其“内圣外王”之学。于“内”则述其“性善”“知言”“养气”之说，而以为人皆可以为圣人。于“外”则述其“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democratic ＆ socialistic）的政府。而谓为君者，当忧民之忧，及乐民之乐。至贼民之主，只可谓之独夫，实在应诛之列。孟子以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故又持井田之主张。末述孟子非战主义、性命之见解及异说之争辩。

——江亢虎，《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一卷，第六期，五三八至五四六页，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又第二卷，第一期，一五至二四页，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

《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总编辑二人arthur de c.sowerrby，f.z.s.主理科学部分；john c.ferguson，ph.d.主理文学及艺术部分。副编辑兼总经理为clarice s.moies，b.a.。此杂志以研究中国学艺为主。其内容以关于中国地质、生物、文学及古代学术、史学等论文为多，亦间有其他科学论文。年出六期，每期定价中国银币二元，全年定价一○元，现已出至二卷一期。编辑及经理处在上海（the ben building 1020）。

萧梁旧史考

著者欲编《新异书》，故先作此篇以溯其源流。所考萧梁旧史凡三十种。除考其大略外，并附作者之事迹。

——朱希祖，《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八○至九五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三三至三五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郑樵著述考

考郑樵遗著共六十余种。凡关于诸书之记述及批评悉为辑集。所根据资料，以郑樵之《夹湀遗稿》及《通志》为主，并参以宋、元、明、清人的记载十六种。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九六至一三八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摩尼教入中国考

唐武后间，波斯摩尼教入中国，颇行于社会，至宋元不衰，及明清政府悬禁传教，乃渐绝迹，至于今日，其史迹极为湮晦。

作者于唐宋载藉，搜剔钩籍，言之极详。其章目分十六，如下列。

（一）摩尼教起原。

（二）摩尼教始通中国。

（三）摩尼教开教回鹘。

（四）摩尼教与回鹘之关系。

（五）回鹘为摩尼教护法。

（六）摩尼教传布广远。

（七）唐道家依托摩尼教。

（八）唐人重视摩尼教。

（九）唐季摩尼教受迫害。

（十）五代摩尼教与乱党。

（十一）五代宋初摩尼教消息。

（十二）宋摩尼教依托道教。

（十三）僧徒诋毁摩尼教。

（十四）南宋摩尼教复盛。

（十五）元明时代摩尼教。

（十六）摩尼教与秘密教派。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三至二四○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火祆教”入中国考

大略言波斯火祆教之名闻于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在北魏极得帝后之信仰。唐代尤尊崇“祆教”，建祠设官，岁时祭祀，意欲以此招徕西域也。唐武宗会昌五年（八五四年），用道士赵归真议，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教”遂被排斥，及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并获弛禁，“火祆”历五代两宋犹有存者。

南宋而后，中国典籍不复见“祆祠”之名，“祆教”即有留存，当亦式微矣。篇中兼考“祆”字在我国字书内之源流，及唐时典籍称祆之略例。又证宋姚宽附会杜预《左注》谓春秋时睢水有“祆神”之谬。又论“火祆”与“摩尼”之异同，并辨明唐杜佑、宋姚宽至清钱大昕辈将“火祆”“大秦”“摩尼”三教混为一谈之误。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七至四六页，民国一二年出版。

《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

谓黄帝、尧、禹、周穆王皆尝至西王母，西王母即今波斯。篇中取证古今要籍，暨地理专书，比互钩稽；将穆天子西征所经、今地所在，一一审勘，存疑著信，都二万数千言。综其所考，大略谓穆王西征，自今之直隶正定，诣山西，出雁门关，绕河套，抵甘肃西宁，逾黄河，入青海，道出河源及巴颜喀喇山，越前后藏，登帕米尔大山；折而东，截帕米尔山北经喀什噶尔河，循塔里木河上流至和阗；复自叶尔羌，走逾布哈尔，转入波斯；更折而北，直抵今里海、黑海、俄罗斯南部大旷原，大猎三月而还，东南逾俄属西比利亚向新疆之天山，北路逾天山，沿塔里木河、罗布泊，道哈密，长驱至外蒙、土谢图汗，复南沿河套而南，至山西之蒲州，又东至直隶井陉东，长驱而西，逾太行越河乃归宗周。

——顾实，《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号，五六至八五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未有历史以前之河南一村落（a pre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

近世考古学者，以为华族初入居中国时，已知用铜器，而谓在中国所发现之石器，非华族之物，乃古代先华族而居中国之低化民族之遗迹。一九二○年作者在河南发现一古代村落，带有正确不误之华族的形式，而其中仅有石器、陶器、骨甲器，独无一铜器。于是上述假说，遂有问题矣。

此次发现地点，系在河南仰韶村（在陇海路渑池站北一五里，洛阳西二○○里）。其遗址在今村之南，南向延长约二○○○呎，东西广一五七○呎；北半多荒土，南半则几全为“文化土层”（culture stratum），厚十呎至十六呎。其质松轻，多含炭灰，亦时见小炭片。所发现各物，有铸形之石斧、镰铚形之石刀，甲骨所制之针、箭嘴、钻，与其他品物，石制及土制之纺织轮，及石制之耕器，又有贝壳多件。其刀斧之形式与今日中国北方所用者同，箭嘴之状亦与近世相似。各器考定略属于新石器后期，然从所发现之陶器观之，则其时代或当略后，缘此处所发现陶器之一部分，系曾转于制陶之磨轮者（potter's wheel）。而新石器时代用轮制之陶器，除在埃及一国，其纪载尚有可疑外，其余世界各部陶轮之用，皆在较后之文化阶段。此处所发现之陶鼎，无古代铜鼎垂立之柄，陶鬲有耳，为古代铜鬲所无，然其形状则相同。此“仰韶文化累积层”之显著的形式似足以表示：不独古仰韶之居民为华族之祖，且仰韶文化似为中国历史曙光之先导。在所发现各遗物及数千陶器碎片中，完全无文字之存在，足证明其遗址之古，应在有史以前。

此遗址中又发现人骨甚多。由北京协和医校人体学教授dr.davison black研究后，现尚未有确定之结果。然作者据其所言，知其有以仰韶住民为原始华人（proto-chinese）之趋向。陶器之碎片中，有陶质极良者，多作砖红色，表面磨光，原器多为碗，形小而简单，上有黑色（间有红或白）之绘画。其图样甚随意而多改变。中国有史时代之陶器，无与此同者。但此与新疆安诺一九○四年所发现者极相似，又与希腊南部thessaly、俄国西南tripolje及西西利岛（sicily）所发现属于新石器后期者相同。

据英人r.l.hobson氏及其他考古学者之研究，谓此种绘画之陶片乃红陶而黑饰，其式样显然与近东各地，如巴比伦、波斯等所发现者相同。此类陶器之时代，约在纪元前四○○○至一五○○年之间，以其散布于近东及西伯利亚，似尝逾新疆而入中国。倘此器源于巴比伦（此器在巴比伦之年代，据h.r.hall所证在纪元前三五○○年），而分布各地，则中国既在远东，其达此处历时甚久。仰韶遗迹既无铜器，而中国之有铜器，早已证明为在纪元前二二○五至一八一八年间。故知此器不能在纪元前一五○○至二○○○年之后。此遗迹今正开始研究，现在所得之结果如下：

“仰韶文化”大略属于新石器后期，带有原始华人的色彩，而其绘画的陶器，表现其曾受近东及欧洲东南部之新石器后期文化之影响。

——安特生，《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一卷，第五期，五○八至五一二页，一九二三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汉代老学者考

汉世老学盛行，诗家如韩婴，儒家如董仲舒亦称引道家言。文、景好老学，其风所被广矣。兹篇据《史记》、两《汉书》及前后《汉纪》五书考见两汉老学者。计前汉二十余人：盖公、曹参、河上公、文帝、景帝、窦太后及窦氏子弟、直不疑、王生、汲黯、郑当时、黄子、司马谈、司马迁、杨王孙、刘德、邓章、严遵、邻氏、傅氏、徐氏、刘向。后汉二十二人：蔡勋、安丘望之、耿况、王伋、班嗣、向长、高恢、任光、任隗、范升、淳于恭、楚王英、樊融、樊瑞、翟酺、马融、周勰、矫慎、桓帝、张角、向栩、折像。其攻击老学者前汉一人：辕固生。后汉一人：刘陶。

——杨树达，《太平洋》，第四卷，第八号，民国一三年九月出版。

《庄子》研究历程

司马迁谓：庄子放论归之自然，其著书大抵寓言。阮籍《达庄论》言其“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且于“自然之理”颇加注意。郭象《庄子注》或言非出其手，然其书实足不朽。序称庄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所论亦属扼要。唐韩、柳为文模《庄子》，惟于义理未尽窥。宋苏轼始鉴别《庄子》书中之真赝。王安石则谓庄周隐居放言，深识周之为人，然谓“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独何异于墨子”，则稍失附会矣。褚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专主义理，林希逸《庄子口义》侧重论文，皆未精核。明焦竑《庄子翼》多引古书，方以智《药地炮庄》及陆西星《南华经副墨》时杂佛说。陆谓《天下篇》为庄子后序，《寓言篇》为其前序，颇具特见。

清王念孙校《庄子》颇见审重之精神。姚鼐撰《庄子章义》疑外篇不出《庄子》，与王船山不谋而合。姚于韩退之“庄学出子夏”之说取半信的态度，此则由于平日治文笃好韩公之故矣。梅伯言谓“庄子者，文之工者也。以庄子为言道术非知庄子者也”，此则专以文学眼光论庄矣。曾国藩以庄子文比孟子、阳明，颇具特见。王闿运注《庄子》，谓庄子学孔子受《春秋》，自为道德，非欲继老学，论甚奇辟。康有为以庄周传子贡学，并从其书考子贡之学。梁任公于二十年前，谓庄子乃道家而兼治儒家之言。俞樾《庄子平议》贡献在训诂。章炳麟《齐物论释》以唯识说庄，其《征信论》力驳实斋之说，而以谓庄学不出子夏，又谓《盗跖》《胠箧》《马蹄》等篇为伪。林纾之《庄子精华》《庄子内篇浅说》、马其昶之《庄子故》、王先谦之《庄子集解》及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均系释庄之作，而以郭著为犹便于初学。近梁任公于庄子政治哲学有所发明；胡适据《天下篇》考宗教的墨学与科学的墨学分途之因；马叙伦《庄子义证》意主蒐罗；蔡元培以庄子比柏拉图说皆新颖。著者之意，以谓《庄子》于古代南方文学极占重要位置，而于道家哲学史之原价亦不容轻视云。

——甘蛰仙，《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一号，九四至一○○页，民国一三年六月出版。

由读《庄子》而考得之孔子与老子

（一）《庄子·天下篇》历叙各家道术，言其“往其不反”，独不及孔子，盖庄子实暗予尊孔。《盗跖》《渔父》虽似诋孔而实非。《渔父》之说与《论语》所记晨门、荷蒉、沮溺、丈人辈等耳，非诋也。《盗跖》之无理谩骂，乃借一穷凶极恶之口，语类渭稽，未足为孔子辱，庄子或有微意存乎其间也。又反观之，据太史公《老子列传》亦谓今存先秦儒家言，绝无绌及老子之文。孟子距杨、墨独不及老（杨氏为我，老子外身各异趣）。荀子论及老子者只《天论篇》“有见于绌，无见于信”八字。孟、荀皆以好辩称，而均未目老子为异端之尤，是皆古书骤难解答之问题也。

（二）老学之高尚，无待庄生抑孔以张之。而《庄子》一书述孔老答问，共有一十一条老孔事迹，莫详于此。庄子之如是详述发挥，盖以此为当日两家之最大学案，并非以轩老轾孔。反观儒家所纪，仅《礼记·曾子问》寥寥数语。盖此学案属于老子，故儒家不甚纪载。或陋儒嫉老，仅留此破碎剩言，以见孔所问所闻于老者，不过如此。

今从《庄子》考见孔老学术之异如次。

（甲）儒家重仁义，老氏斥之为乱人之性。

（乙）儒家重经籍，老氏以经为先王陈迹。

（丙）儒家游方之内，重修身行已，老氏主忘形。

（三）《庄子·天下篇》明引《道德经》，证以《韩非子·内储下经》及《吕览》所称老聃之言，亦皆出《道德经》，此皆证明五千言为老聃之所作。再《文子》一书固解说五千文者，内亦称老聃，亦系一证。至老莱子则另系一人别有著书。见汉《艺文志》。若太史儋之名，则仅见于《秦史记》，彼见秦献公为预言，背老子，斥前识为愚之义，决非为著五千言之老聃。

（四）据《庄子》一书，可订正《史记·老子传》者有八事。

（甲）老聃不名耳。

（乙）老子尝久居沛，孔子见老子在其免官后。

（丙）孔子见老子，一在周问道，一在沛问藏书，皆非问礼。

（丁）《史记》误以老莱子语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为老聃语。

（戊）太史公说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似不足信。据《庄子》则关令尹为列御寇之师，俱为古之博大真人，故关尹似非强老子著书之人。

（己）老子入秦，非一去不返。

（庚）《庄子》记老聃死，非莫知所终。

（辛）《庄子》记老子事，无一语涉及神话。《史记》所载老子后裔，或出太史儋后人之附会。

（五）《庄子》记接舆事与《论语》合，可见其不皆寓言。又所记子桑户（即子桑伯子）即孔子所称为简者，孟子反（即孟之反）即孔子所称为不伐者。又子琴张，即孔子所指为狂者，皆儒家之浸淫于老氏者。又《檀弓》记原壤母死而歌，与《庄子》记子桑户死，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事相类，则孔子故人原壤子固亦老氏之流。又曾晳言志近于老氏，子游述《礼运》与老子告子贡“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一章（见《庄子》）同。又《论语》记，“或曰以德报怨奚如”，则直举五千言为问。可见孔子门徒中受老氏影响者不少，而并不以其书为异端，不许学人之研究也。

——范祎，《学衡》，第二九期，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孔孟之根本思想

孟子称孔子曰“集大成”。集大成者，将过去学术组成统系（systematize）之谓。欲组织一学说成统系，必有一根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孔子之根本原理，“仁”是也。孔子所谓“仁”，一面是指天之德，他面是人类所具有之本性，能实现仁即是事天之道。是之谓修己，成己（self-realization）而治人。治人即成物（universal realization），能成物则是与天地合其德。故孔学带宗教性，而实非宗教。

孔子所谓义，实涵于仁。其说有二：（一）仁者乃无差别之爱，义者含有由亲及疏之原则。后者所以实现前者之手段也。（二）仁为人类之天性，然人类之天性不仅有仁，又有动物之本能（宋儒所谓人欲）焉。义者乃伦理规范，所以区别人类天性中之所当实现者（仁），与所不当实现者（欲）之事也。仁义并举，始于孟子。盖当时墨子言兼爱，即孔子所谓仁，惟其实现之手段则不由义。杨子为我，其看重人我之差别，亦与孔所谓义有相近之点，惟其理想又与仁违。故孟子并标仁义，以距异说。

更试以孔孟所谓仁义为立脚点，讨论近代各种主义。如以义与近代之个人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家族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一步。如以义与家庭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家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二步。如以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际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三步。

总之，孔孟举个人、家庭、国家、国际四主义，而调和之。四者调和，仁义乃能实现。

——日本服部宇之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范寿康译，《学艺》，第六卷，第一号，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孟子教育学说

言中外教育大家之定施教方针，多先研究性之本体。我国揭出性字讨论者，孟子实为启端之第一人。孟子论“性善”之主旨，实仅曰性可以为善，初不曰凡性皆善或必然。彼对告子之论性三说——（一）性无善无不善也；（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有性善有性不善——惟总答之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所谓性善，乃其情之可以为善也。此孟子性善之说也。

孟子之论性善，其根据有三：（一）仁义礼智，人所同具；（二）人之官能，有所同然；（三）人皆有良知良能。

孟子之所谓性善乃专指仁义礼智之性，而形色之性不与焉。故云：“形色天性也。”明乎仁义礼智之性之外，别有形色之性矣。然孟子于形色之性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恐人藉口于性，任性所之也。仁义礼智之性足以指导形色之性，故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若夫为不善，由于不能尽其才也。

所以不能尽才之原因有二：（一）激于外势，如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是；（二）放其良心，如自暴不可与有言，自弃不可与有为是。

欲存其性，在求放心，欲求放心，其积极之法为“仁礼”，消极之法为“寡欲”。至其教育学之实施，有五大要点：（一）养性教育——“存其心养其性”；（二）自动的教育——“深造”“自得”“勿助长”；（三）标准教育——“大匠诲人以规矩”“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四）意志的教育——“养吾浩然之气”，其方法“在不动心”；（五）人格教育——“反身而诫”。

——盛朗西，《民铎》，第五卷，第二号，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梁任公谓：五行生克之说创于邹衍，而以为《尚书·甘誓》及《荀子·非十二子》篇之五行均不知作何解；而《洪范》之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不过分别物质之性质功用，并无生克之说；至《左传》所记，虽有颇近五行家说，然疑是战国后人窜乱。其解《墨经》“五行毋常胜”曰：胜，贵也；或以五行生尅说解之非是，生克说出邹衍后，墨子时无有。

著者非之谓：“五行生克，古人谓之‘生胜’，以‘克’训‘胜’，不为无见。任公谓其非是，窃所未解。而谓生克说出邹衍以后，墨子时无有，寥寥数语，别无明据。”又谓古代五行说，有“常胜论”及“非常胜论”二派。“常胜论派”谓：五行生克有一定，墨子主“非常胜论”，以为五行变化，生克不常。《墨经》：“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宜字乃多字之讹，古文宜作，形近致误。观《经说下》释此条云：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二多字是其证。盖墨家以为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然其相胜，由于其量之多，而非一定不移。例如，火多铄金，火胜金也；然金多靡炭，是金又胜火也。其说与“常胜派”正相对。若依任公解作五行无常贵，以适宜者为贵，则与《经说》全文不相照应。又《孙子·虚实》篇引“五行无常胜”语，以明兵法之变化无定。若如任公解，则又与变化义无关。《墨经》之言，既为驳“常胜派”生克之说而发，则墨子时已有五行生克说，非创自邹衍可知。著者又引《墨子·贵义》篇“墨子北济遇日者”一段，以证明墨子时已有五行生克之说。

——栾调甫，《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五期，九二至九八页，民国一三年八月出版。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首言此书校本之特点在：（一）文字之校勘，（二）记载之校勘，（三）遗像及地图之附录，（四）年岁之标记。惟作者于该书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因作一《玄奘简谱》。玄奘卒年，诸书所记，互相矛盾者有五说。作者考定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五九六到六六四年）。谱中于玄奘西行所经，及传译佛经之次第，其有年可考者，一一简略叙入。末提出整理《玄奘传》之法，关于注释、校勘、补编者十二事。

——梁启超，《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七号，七二至八七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

篇述日本山下博士之说，谓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之事不可信。其足征者，则有后汉张衡、三国马钧、后秦令狐生、北齐祖冲之、唐金公立、宋燕肃、吴德仁诸人，皆尝制指南车。燕肃之制法见《宋志·舆服志》，其内部构造称述颇详。历观各史所载此器之形式与制法，知其内部乃装置齿车之机械，并非应用磁石之指极性。此器自晋代后，用为天子卤簿之先驱车，并非学理的观测器。至元代后此器即绝迹于世。

又考中国磁石之见于载籍，始自《吕氏春秋》，名为“慈石”。至梁大同九年（五四三）出版之《玉篇》始有磁字。后唐之《广韵》（唐天宝中）更言“磁能引针”。宋沈括（仁宗嘉祐八年，即一○六三年进士）《梦溪笔谈》始言磁针之指极性（欧洲十二世纪末，英人alexander nackman始言磁之指极性，后沈括百年）。后《本草衍义》（一一一六，宋徽宗政和六年）亦载其说。《萍洲可谈》（一一一九）始载“时人用指南针航海”，其后《诸蕃志》（一二二五）、《真腊风土记》（一二九七）并有同样之记载。据此推考，可见宋以前中国人尚不知磁之有指极性，故使用指车时代，乃尚在未知磁之指极性之时代。

至于妄言指南车与指南针有关系之说则实始于明陈殷之《十八史略》（一三七二）。其时指南车已绝迹，而指南针盛行于世，故彼按其字面，臆断指南车为指南针之应用。其后中西学者并踵其谬，遂至遗误至今。

篇首有译者自附识语，纠正本文谬误者二事，谓：（一）指南车虽非利用磁针，然又安知指南之意非由磁针间接而来，或古代指南车未尝不同磁针，特后人欲眩神秘，故代之以机械。（二）磁针之指极性及其应用于航海，虽至宋代，始见于载籍，然前人之无纪载，未必即为未发现之证。发明与应用，往往质假以时日。磁针发明之后，安知其即能应用于航海。故山本以指极性之发明始见于宋之《萍洲可谈》，即断罗盘针之发明当在十一世纪后半，似亦未当云云。

——日本山本博士，文圣举译，《科学》，第九卷，第四期，三九八至四○八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二千年前中国之国立大学

汉武帝从董仲舒议，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寻至弟子博学员。光武复兴之。明帝以后渐颓废，安帝、顺帝相继缮修。孝献帝时，太学行礼，帝犹亲自临观。故汉之太学自武帝元朔五年（西纪前一二四）至东汉亡即献帝建安二四年（二一九）已有三二二年之历史。校址西汉时在长安有市，有狱。东汉时在洛阳，讲堂长十丈广三丈，有石经四，有博士宿舍。顺帝时有房二四○所，共一八五○室。汉代太学生，通谓之弟子员，初置时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者补之，亦有年未十八以异敏拜为“郎子郎”者。后汉质帝时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此外又有非太学生而受业太常者。学生有先工而后读者，有常为佣役者，有受郡守津贴者。又有匈奴遣送来学之留学生。初置时有学生五十余，成帝时增至五千，顺帝以降则三万余。武帝初置五经博士为教师，而以祭酒总领其纲纪。博士祭酒，皆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及二千石保举，经太常卿选试，然亦有以才德被征者，应选举者初不限年岁。故光武时戴凭以十六应试，年岁之限大约始于明帝，其限为五十以上。博士选举，久后亦多不以实，故杨震能举名士，诸儒称之。

太学课程为五经。初《书》有欧阳，《春秋》有公羊，《易》则施、孟，此外《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宣帝始立《谷梁》，及梁丘之《易》，大、小夏侯之《尚书》，共十四家。哀帝时从刘歆议，立《左传》《逸礼》及《古文尚书》。光武立《左传》，后旋废。其授课也，聚千百人于一讲堂，举行大都授。讲授殆有定时，弟子不敢缺席，人主亦时临幸讲经，或称制临决。然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博士亦争掌承问，或奉命巡行天下。学生均自费，然亦有受国家优待，如复其身，且时受赐教。有志操者加俸禄，卒业有期。又尝设甲乙之科以劝勉学者。学生得奏议国事，其势力可以左右朝政。东汉之时私家传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过于西汉之经师，尝立精舍讲学。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自文翁在蜀立学堂，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

——盛朗西，《民铎》，第五卷，第一号，民国一三年三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

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

清光绪廿五年，甲骨文字发现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之小屯。骨甲归刘鹗者五千余片，归罗振玉者三万以上。甲骨刻辞，乃殷墟遗文，较之许慎所见大抵为姬周文字，实称更古。自经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考释之后，已得结果如下。

（一）关于小学者。（甲）象形文字多恍若图画。（乙）会意文字，有体殊字同者。例如，牢，或从牛，或从羊，其义则一。（丙）斠正《说文》。《说文》中形体之讹者，因此证明者甚众。（丁）斠正经文。罗氏从殷墟卜辞中发现斝字之本形，知古文斝、散二字形似，经书中多讹斝为散。（戊）参证金文。骨甲文中足为金文之参证者甚多。（己）参证古籀。甲骨文字有与大篆小篆相同者。可见大小篆非出一时之创造。又骨甲文为《说文》所无者几千字。

（二）关于历史者。（甲）都邑。卜辞所载地名可考者凡二三二。其可定者二：商（河南商丘）、亳（山东曹县南）。略可定者七：龚（辉县，在河南，以下五处同）、盂（沁阳）、雝（修武西）、杞（杞县）、（考城）、雇（原武）、曹（山东定陶）。（乙）帝王。殷帝见于卜辞者廿三，名号有与《史记·殷本纪》略异者。《三代世表》“主癸生天乙，是为殷汤。”卜辞汤作唐，天乙作大乙。《周书》“天邑商”，卜辞作“大邑商”。《殷本纪》外丙，卜辞作卜丙；外壬，卜辞作卜壬；阳甲，卜辞作羊甲；盘庚，卜辞作般庚；庚丁，卜辞作康丁，亦作康祖丁；武乙，卜辞又作武祖乙。又《史记》之大丁疑即卜辞之文武丁。汤之先世见于卜辞者，据王氏所考：夋为帝喾名；土为相土；季当为王亥之父冥；王亥即振，乃亥之伪，《山海经》作王亥不误；王恒即恒，仅见《楚辞》，盖王亥弟；上甲即微，即《鲁语》之上甲微。据罗氏作考，卜辞中之、、即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此外，若且丙、小丁、且戊、且己、中己、南壬，其名号祭祀比于先王，而史籍无征，殆兄弟之未立，或诸帝之异名欤？（丙）制度。（子）继统。兄终弟及，无弟乃传子，兄弟未立殂者，亦祀以先王礼。（丑）名号。商代诸王多同名，其大、小、祖等字皆后代所加，以示区别。卜辞之称先妣，皆作妣甲、妣乙等，可见女性之制，始自周初，而商无有也。（寅）祭祀。卜祭用祖妣生日。祭名甚多。有曰者，殆谓祭用大之乐也；有曰伐者，殆以乐舞祭者也。先公、先王、先妣，皆特祭不祧。先妣亦特祭。亦有同日而祭二祖者。祭，牲用牛，或羊，或豕，或犬，数自一至百；用鬯六至百。（卯）贞卜。凡征伐、田渔、出入、风雨、年岁皆卜。出师人数多至五千。官制有卿事、太史、方、小臣、竖、埽臣。宫室有大室、南室、血室、祠堂、皿宫、东寝、龙囿。（丁）卜法。卜以兽骨（龟用腹甲，兽用肩胛及胫骨），于骨里凿一椭圆之渠，上博下狭，复于圆旁凿一洼。以火灼洼处，则坼纵横见于表，所谓兆也。凡卜祭祀则以龟，余皆以骨。胫骨多用于田猎，胛骨多用于征伐。殷墟所出，兽骨什九，龟甲什一而已。篇末附关于骨甲文著作目录表一。

——容庚，北京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号，六五五至六七三页，民国一二年一二月出版。

汉隋间之史学

（一）导言。自汉至隋为我国史学昌盛时代，其间史学之变迁以魏晋为升降极大之转纽，故实际上可分为魏晋前后两时期。此时期史学之位置迭有变迁。我国史家初以史出《春秋》之流，故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均以史籍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末；荀勖四部，初立史目在经、子后；至阮孝绪《七录》始介史部于经、子之间。爰及《隋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史学始与各部相抗衡。史学之名似起于魏晋之际，其意不外娴史事，精鉴识。主要定义，盖在劝善惩恶。此种史学，实仅为一种史观，重在伦理的评判，而与近时西洋新史学之定义大相径庭。

（二）史官。汉仍周秦之制，置太史公。宣帝以其官为令，但行文书。迨其末流，仅知占候。王莽效古，立柱下五史。东汉置兰台令史，著作东观，为开局修史所由昉。三国各置史官，而北方诸夷国亦多有设著述之司者。元魏史官添置翻译，高齐、周、隋，名人兼出。众手修史之弊在汉隋间尚不是剧。汉初史出于官，西汉无甚私著之史。后经灵、献、永嘉之乱，逮于魏晋，史官失守，学者乃代之而兴。

（三）史家及史著（上）。本章所谓史家包括：（甲）为史官而专事著述者；（乙）非史官而任意撰述者。此时期史著数量之进步，可于汉、隋二《志》觇之：《汉志》无史部，而《隋志》史部有十三门；《汉志》所录史书不过四百余卷，《隋志》则数十倍之。据各史《艺文志》及近人所补《续各史艺文志》等书，各朝代之重要史家及史著，可撮录如次。楚汉间之史著，有《世本》《战国策》等。汉初有陆贾《楚汉春秋》及司马迁《史记》，后者补续颇多，然皆鄙陋，不足踵追。后汉则班固《汉书》由曹大家奉诏校叙成书，注之者甚众；至于专门授业，并于五经。荀悦奉献帝命删固书为《汉纪》，班固又奉明帝诏成《载记》。《汉纪》百十四篇，历桓、灵两帝，经数手续撰始成。灵帝时，马日拟续《汉纪》，会乱未就。综计两汉史家及史著，盖有史家六六，史部目一○五，史卷目一四八八。其在三国，王沈独就《魏书》，韦曜、薛莹续成《吴书》，蜀有谯周《古史考》等。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五四，史部目八六，史卷目七四八。晋代史学渐进，其著者有陈寿之《三国志》，马彪之《续汉书》。又华峤删《东观记》为《后汉书》，惜未成。又袁宏有《后汉纪》，于宝有《晋纪》。陆机、束皙及王隐父子亦各有撰述。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一六五，史部目三○二，史卷目二三四二。宋代史学极著精采，有范晔之《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何法盛之《晋书》、孙冲之、苏宝生之国史，及徐爰诸氏之续纂。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四六，史部目八九，史卷目一三六七。齐代有臧荣绪合东晋、西晋二史为一书，江淹著《十志》，沈约撰《宋书》，裴子野删为《宋略》，年祀虽促亦有可观。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一五，史部目二五，史卷目六一二。梁有萧子显《齐书》、吴均《齐史》及何元之等之《梁典》，均雅有条理，足以弥纶一代。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五六，史部目九七，史卷目三七一二。陈代史学寖衰，梁、陈二史迄唐贞观始成。综计其成绩，得史家一八，史部二六，史卷目五七八。以上所述均属南朝，北方诸国亦不废著述。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前凉国史之撰述，皆有可考。而蜀汉常璩之《蜀汉书》及《华阳国志》尤杰出。前秦撰述，焚于苻坚，存者甚鲜，赵整隐著不辍，后经裴景仁正讹，删成《秦纪》十一篇。此外后秦、后凉、北凉、南凉、北燕诸国，史多残阙，《史通·正史》篇犹记其一二；至西凉、后秦，则人书俱缺。综计北方诸国之成绩，得史家二一，史部目三○，史卷目二六六。北魏史书最著者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道武以后，屡修国史，遭崔浩史狱，史官遂广。和平间，复史官，命高允修国纪。太和以后，官私撰述称盛。然尽此一代，多琐述而鲜伟制。综计成绩，得史家一五，史部目二三，史卷目二六八。北齐有魏收之《魏书》。其国史则天统迄武平间，作者辈兴，颇多注记。综计成绩盖有史家一九，史部目三四，史卷目六八七。北周国史，推柳虬之著，他无足称。综计成绩，有史家五，史部目八，史卷目五一。隋开皇初，诏更撰《魏书》。炀帝更命修改之，旋中止。又诏李德林续成《齐史》，同时王劭以编年体撰《齐志》。王劭又有《隋书》八十卷，惟体例未备。王胄等有《大业起居注》，多散佚，至唐始成。此外有牛弘《周纪》，亦成于唐初。综计成绩，得史家二○，史部目四五，史卷目一○八一。

（四）史家及史著（中）。比较各朝史家及卷部俱以两晋为首，两汉次之，梁又次之，后凉为末。史卷以梁为首，两晋、两汉次之，前赵为末。汉隋间史学兴替之受时代影响者有四：（甲）汉代史司于官，灵、献后乃渐开放；（乙）晋混一宇内置史官，作者辈起；（丙）梁武、元二帝提倡史学（武敕造通史）；（丁）萧梁间实录仪注之体兴，动至数百卷，原料多而成书少。（原文此下有《历代存疑史家及史著》《历代存书目录》《〈隋志〉史著部卷目比较》，及《〈隋志〉四部部卷目比较》四节。）

（五）史家及史著（下）。史注之类属注训诂者，裴骃、应劭等开其端；类属注事实者裴松之起其绪；从事于史料考证者刘宝、姚察创其首。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为批评史书之祖。汉卫飒《史要》十卷，开史钞之风。魏晋以降，族望渐崇，故世系家谱之编纂特盛；自五胡乱华，作者因欲区别夷夏，谱牒乃尤贵于世。方志及舆图之书，撰制于此时内者亦众。其中尤以齐陆澄之《地理书》、梁任昉之《地记》、陈顾野王之《舆地志》、晋裴秀之《禹贡地域图》、隋裴矩之《西域图记》为最著。传记之为专著，肇自刘向之《列仙列女传》等。自光武诏撰《南阳风俗传》，郡国之书始兴。魏文传列仙，嵇康传高士，而后作者益众，名目益广。

（六）正史之体例。叙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叙传等体例之沿革，而论其得失。

（七）五大史学家。论司马迁、班固（附班彪）、荀悦、裴松之、刘勰。历述各人之事迹，及其学术之得失及影响；后者多采前人成说。

（八）史学界之现象。历叙各朝君主对于史学之提倡，贵族对于史家之扶助，及史家对于史学之努力。末考魏晋迄隋史家于《史记》、前后《汉》三史之研究。

（九）三大史案。（甲）汲冢案。晋太康二年（二八一），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墓发现竹书数十车，卫恒、束皙、王庭坚、荀勖、和峤从事考证整理。此事在史学上之最大价值，在因此而发生疑古之观念。（乙）石铭案。此案为我国最早之史狱，在北魏太武帝时（四五○）。初，崔浩奉太祖命修国史，务从实录，恭宗时刊之石铭。及太武真君十一年被极戮辱；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惟与浩同修国史之高允因实对见宥。崔浩之诛，按明焦竑据《宋书·柳元景传》所考，虽实由于谋叛，特假史事而发；然此事之影响于后世史笔固甚钜。（丙）秽史案。魏收于齐天保二年受诏撰《魏书》一百三十卷。史称其所引史官惟取学流，美恶书录，恩怨相报。于是诸家子孙，投诉陈谍，众口喧然，号为秽史，而收冢亦被发。实则收书包举一代（刘攽语），婉而有章，繁而不芜（李延寿语）。《四库提要》尝为收辨护，并谓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秽史之说，词实太甚。据《唐志》所载，称《魏史》者实咸以收本为主。

（十）结论。综观汉隋以来之史学：论体制则无史注之例，而文亦繁芜，又尚空论，事模仿，多芜杂、抄撮、过繁诸失；论辞句，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措词烦冗、润饰过滥等弊；论史职，则史臣多文士，著述多以大臣为首。又史官所修，多载事不博；而起居注之职，多出近臣，宠禄贵游，罕因才授云。

——郑鹤声，《学衡》，第三三至三六卷，民国一三年九至一二月出版。

the last journal of thomas angier

thomas angier乃清初商于台湾之英人。兹篇从其一函中考察清初中英贸易之状况。初，郑成功既逐荷人而有台湾，其子郑经嗣立，贻书招徕外国商人。冀得其助，以维持独立。一六七一年东印度公司自bantam（苏门答剌地）遣一船来尝试之。时郑经利洋人火器，许公司市舶商于岛中，惟限定每船须以定价代购枪械，及其他货物各若干。明年公司复。遣二船东航，不知所终。是年复有三船来。然郑经欲一手专利，英商咸失望。一六七五复有一船来，携火器甚多，王大喜，以其时方与清廷抗，需此孔殷也。船货既售，索值不能偿。郑经乃准公司设洋行于厦门及台湾以为酬。至一六七八年，乃开始营业，而angier则执业于台湾。是时岛中洋人极鲜。有意人名riccio，宦于郑氏，理洋人交涉事。公司海舶，每年一来，然无利可图。以纳税甚重，而郑氏及其权贵，恒购货不给值，争之无效，乃预备辍业。一六八三年十二月，angier致书厦门经理，述其在岛中之经过，其略如下。

一六八一年，经少子克塽嗣立。一六八三年六月，清师以舰四百迫台湾，郑氏水师副帅林某逐走之。次月清水师大队又来击，总帅名sego（编者按，sego当即是施琅）。郑军大慑，不战而降。克塽遣使求容。清帅命蓄发者免死，余俟帝命。复以兵万人登陆，建节港内。清帅初入岛，待英人甚善，允保护其财产，许其贸易如前；于台民亦善加安抚。及全岛既定，手段乃大变；并责英人以械助贼叛清。令洋行将存货列单上呈。旋索贡（premium）金二千五百两，言如违令则尽没其财产。英人不得已，乃以货物充数，而帅之手下复勒金六百两。英人见商业无望，乃速收旧债，所得甚稀。而清帅之待遇日恶，且不许其离岛。

此angier清中之大略也。其后台厦洋行均辍业，而中英之通商，遂遭中断云。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中国学艺杂志》），第八卷，第三期，一四○至一四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美耶鲁（yale）大学校教授亨丁敦（e.huntington）去岁来华，演讲于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谓新疆人民之生活习惯，全受气候支配；即昔日西域诸国之盛衰，亦皆视天时为转移；而五胡乱华，元灭宋，及满清入关，亦可进而推定其尝受气候上之刺激而发动。本篇即以考证此说之真确而作。

作者根据《图书集成》及《九朝东华录》统计各省之雨灾旱灾，上起成汤十三祀，下迄光绪二六年，列为四表，其结果如下。

东晋（四世纪）旱灾特别增多。明代雨灾较少，旱灾较多，而尤以长江流域为甚。南宋时长江流域雨量增加而黄河流域则反减退。又日中黑子之记载，世界各国中，以我国为最早，依二十四史所记（原文附有一表），在南宋一朝，日中黑子之多，为晋代迄明所未有，与近代科学家华尔福（wolfer）研究所得之意见相同。依印度气象局局长华葛之研究，世界各处雨量可分两类，或则依日中黑子数之增而增，或则依日中黑子数之增而减。南宋时长江、黄河两流域之雨量，一增一减，与华葛之说参考后，殊觉信而有征。科学家又谓日中黑子多则地面温度降，少则增高。南宋时杭州春雪时期较今时晚而且久，与此相证，可见当时气候之曾变冷。且也，南宋时春季多雪，又为风暴南行之征，风暴多，故雨量增也。由历史各季奇冷之统计观之，自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南宋至明初），冬季天气似较严寒；在十五世纪中（明中叶），则冬季天气似较温和。此又足与南宋降雪之记录互相印证。

——竺可桢，《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三号，八四至九九页，民国一四年二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1925年6月

《古书疑义举例》补

（一）耦语中异字同义例。如《庄子·山木》篇曰：“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行、泄义同。《大宗师》篇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神、生俱有引出之义。

（二）一字不成词则加助语例。如《书·盘庚》：“民不适有居。”《诗·瞻卯》：“蟊贼蟊疾，靡有夷届。”有、夷皆以助语。

（三）助语用无字例。如《诗·文王》：“王之荩臣，无念尔祖。”《左传》隐十一年：“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无皆语助也。亦有用不、莫等字代无字者。

（四）草木虫鱼鸟兽同名例。如《尔雅·释草》：蓧，蓚通苗蓚；又《释草》有果臝，而《释虫》亦有果臝是也。

（五）协韵之字而后人误读之例。如《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古文作谊）颇古音相叶，而唐玄宗不察，诏改颇为陂。

（六）句中用韵例。如《诗·国风》：“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喓与趯韵。《邶风》：“有沵济盈，有鷕雉鸣。”沵与鷕韵。

（七）注经用韵例。如《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颙颙卬卬，君之德也。”……计共七句，每句第七字皆用韵。

（八）二声相近，二义相通，而字亦相通例。如《史记·周本纪》：或作有；盖或古读若域，有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言有也”；音义既通，则字亦相通。

（九）二形相似，二声相近，而义亦相通例。如蕉瘁班固作焦瘁，《左传》作蕉萃，《孟子》《国策》作憔悴，《玉篇》作，俱形容困苦或枯稿之意。

（一○）有双声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易·说卦》：“坎为水，为沟渎”。《说文》：“渎，沟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说文》：“歔，欷也”。

（一一）有叠韵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左传》闵元年“宴安鸩毒”，《说文》：“宴，安也”。《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经义述闻》云：“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一二）补倒句例。如《庄子·应帝王》篇曰：“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曾二虫之无知”（知训匹），倒文成句，犹言不能配匹二虫也。

——姚维锐，《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八号，一○一至一○九页，民国一四年四月出版。

中国民族西来辨

言中国民族西来者有二派。（一）谓所有东西各民族悉系自美索不达迷亚徙入。（二）谓东亚原始之民为黎苗。黎苗之来不可考。惟夏族则自西来，其文明亦自西移植也。考吾侪今日对于东亚为非人类发源地之说，尚无确证，故东亚住民为无原始于东亚者一说，实难凭信。且近世所发现之各种原人遗骸十七起，无一出于美索不达迷亚者。又考东亚当黄土生成时代已有旧石器之人迹，而巴比伦则无之。故第一说不能成立。

主第二说之最占势力者为法人拉克伯里氏。拉氏谓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a）、巴比伦（babylonia）。古代霭兰（elem）王廓特奈亨台（kudur nankundi）既平巴比伦南部，率巴克（bak）族东徙，经昆仑山脉，抵中国西北部，循黄河入中国。奈亨台即黄帝，巴克即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即中华。又其先西方有萨尔功（sargon）帝，创用火焰形之符号，即中国所谓炎帝、神农。又有但吉（dunkit）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苍颉云云。此说之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一）夏族于短时期内（如拉氏所言者）自西徂东，就地上之阻碍，及当时交通方法上观之，殆不可能。

（二）或以传说人皇由藏经蜀入陕，及黄帝经昆仑，为夏族东迁之证。不知昆仑卫藏之去西亚较去东亚为尤远，不能为其由亚徙东之证，人皇事出《纬书》，黄帝事出伪籍，皆不可信。而其所谓昆仑，究为今日何地，莫能确指；百姓二字始于唐虞，以其授姓而名；华本民族之称，非国土名，始见于《左传》。

（三）论年代。我国古史在共和以前至少有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文化仅可溯至西纪前六千年，吾国有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则仅可溯至新石器，奈亨台实约当尧舜之时，乌包（ur-ban主西来说者以为即伏羲）约当炎黄之世，且神农在伏羲之后，而萨尔功则在乌包之先；仓颉与黄帝同时，而但吉则在奈亨台之先。

（四）论人种。华族为黄人，而塞姆人及霭南人（皆居巴比伦之民族）皆白人，苏米尔人（居巴比伦南部）亦以白种为近。羲、农、黄、仓皆黄人，而萨尔功、奈亨台为白人，乌包、但吉亦近白种。至若姓名之发音，即使相近，亦不能证明其为一人，奈亨台等诸名与黄帝等诸名其音并不相合，且sargon本为shargani-shar-ali之省称，岂神农亦为省名耶？

（五）论文化。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最近河南仰韶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骸用具，亦为华族所固有之物。至有史后之文物创作，如伏羲之八卦，神农之琴瑟，黄帝之乘马造旃冕，垂衣裳，苍颉之作书，皆于巴比伦无征。或谓八卦即楔形字。考楔形字由图象进化而成。八卦远出楔形字之前，而一卦代表数物，非仅为文字之用，且多少含有哲理，二者不能附会为一。

又主西来说者谓中土用马传自西方，不知黄帝乘马远在巴比伦知有马之前。巴比伦文物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如星期（易七日一来复，乃指消长之道，与取义日月五星者不同）及时、分、秒之划分，史诗、混版书皆是。此外加神祇建筑、美术品等不易悉数。

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举中巴文物一致之点七十余条，其中谬妄之点，有如上文所已辨正者，至若天文、历法、沟洫、堤防、制度等，两邦虽略有相类，然各亦不能据为因袭之证，凡民族之禀赋及环境有相似之部分，则其文化亦常因而有相类之点也。且巴比伦之闰岁、堤防、沟洫、牧伯等在古史第一期内（西纪前三千零五或三千八百年以前）已完具，而在中国则须至唐虞时始有可考。至若二十四节气，则至西汉方始完成。

综上各端，结论如下：（一）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二）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

——缪凤林，《学衡》，第三十七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

（甲）《元史》之芜陋，其故有六：主撰者俱非史才，无真挚之责任心；急于开局，史料搜集未广；速于成功，未遑考订；抄录旧文，不加润色；诸臣起草泽，不谙元掌故；汉人不谙蒙古语，无从翻译。

明太祖虽曾命解缙重修之，而其书不传。明人不敢议削官书。至清康熙间邵远平始另著《元史类编》，于《元史》略有删补，其功颇大，然有纪传而无表志，且不能取材西域，新增资料甚少。乾隆间，钱大昕继起重修，先为《考异》十五卷，又以所获资料作《元诗纪事》。据郑文焯《国朝未刊书目》，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然其写定传世者仅《氏族志》《经籍志》两篇耳。大昕于此两篇用力甚久，搜辑颇博。乾隆五十年钦定《元史语解》亦治元史者之一利器。嘉庆间，汪辉祖著《元史本证》，但就本书举证其记载之讹误、遗漏及译名之歧异。道咸间，魏源踵承前业，自创体例，采《四库》中元史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成《元史新编》。其列传以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之行也。光绪间，洪钧奉使俄、德，采译拉施特儿哀丁所著《蒙古史》并参考笔记杂史二十余种，成《元史译文证补》，于元代史料颇发新彩。屠寄继洪后著《蒙兀儿史记》，参以西方史料，证以实地调查，于《元史》大有补证，惜未成功。近人柯劭忞集诸家考证之余，再加搜采，以数十年之力，成《新元史》二五七卷。虽取舍未尽得宜，考证犹有未尽，而又无考异或案语以明其所增修及根据，然其采材之广博，组织之完备，实兼《类编》（邵）、《新编》（魏）之长，前此所未有也。以上述清儒重修《元史》之功。

（乙）清儒于《元秘史》之整理，亦有足纪者。《元秘史》乃元初人所撰，为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所必折衷，明初曾以华文译之，而未以补订正史。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录出之。顾广圻又得影钞元本，与钱抄颇异，最为佳本。《元秘史》之考核自大昕始，彼之《元史考异》即全于此着手焉。清末李文田始为此书作注，李通汉、满、蒙三合音之例，故所注极精到。同时施世杰撰《秘史山川地名考》，尝亲历塞外以取证；阮惟和亦作《秘史地理今释》。丁谦集其大成而更进，所著《元秘史地理考证》，辨稽甚勤，复附有《元初漠北大势论》及《太祖编年大事记》。

（丙）此外可称之零星作品足补元代史书之缺者，清儒之成绩亦尚复不少，梅定九于《元史》年月之讹记多所订正。而元代遗书，如邱处机《西游记》、张耀卿《纪行》、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及《元典章》，皆有清儒之考证注释。李文田又有《和林金石考》，集和林唐、元二代之碑刻。今人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二百余种，取材及于方志，亦前此所未有云。

——郑鹤声，《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一至二三页；又第五期，一至二二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及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民族之原始及其远古（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中国历史大略可追溯至西纪前二千五百年。考证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神话人物，尧舜为历史人物。此五帝者，创造中国文化之袓也。耕稼、衣服、文字等等之制造，相传皆起于羲农时代，实则或当更前乎此，亦未可知。而农业之不始于是时，更无可疑。传说更有谓五帝以前，尚有万余年榛狉之世，其民生活简陋，以树为栖。此不过后人测度之词，不足尽信。然华人之自知其民族起自野蛮，不与他民族之好夸张，自谓起源于黄金时代者相同，此则正可注意之点也。关于史前之遗迹，在甘肃、河套则有licent及chardin神父之发现，属旧石器时代；在河南满州则有安特生教授之发现，属新石器后期，去历史初期不远。惜所获不多，未能使吾人于史前华人得一确定观念。历史时期中之最要发见为殷墟甲骨，甲骨文所纪多关于田猎祀祖之事。昔日之未开化习俗，如以鲜肉祭地祇，以生人作牺牲等，亦皆于此发见。其字形不固定，每有同字异样者。就考证所得，甲骨盖属商代之物。然甲骨中曾见一鹿角，其种今已绝，据此推测，则遗物之一部，或更早于所假定之时期，亦未可知。总之华人风俗及今回溯至有史前之野蛮时代，实可有五千年之久云。

（二）中国文化约在二千五百或三千年前，兴起于黄河流域。此说证之于各传述，均各相符。如《诗》《书》《易》中所载事迹大抵在河渭附近。虽《禹贡》所载地域颇广，然此书是否禹作，尚属可疑。若以其他较为可靠之载籍为凭，则当时疆域实属甚小。且其地险阻四环，有甚于今日之情形，故与他族常相分隔焉，华族单音制之语言，据学者研究所得，共有六百音左右。古文字数不甚多，殷契所载才千五百耳。中国文字之象形字（standard ideograph），根据学者研究之所得，约有千数。据瑞典karlgen氏之研究，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今日之各处方言，以广州语为比较的稍近古音。就作者所知，华语之与他国语言，至今不能证明其有何关系，即蒙古语亦无与华语相关之迹可巧。就地质上言，蒙古与中原间之地理的阻隔，必已存在于历史时期之初，文化殊难越此而移殖。华化来自蒙古之说，可见不足深信。

（三）或有谓中国象形字与埃及古字相类，因谓华化源于埃及。然夷考其相似者不盈五六字，皆属浅明之象，几凡小儿皆能用之。且埃及字在西纪前四千年已完成确立，而华字则在西纪千年或千五百年前，尚无定形。或又有谓埃及神话与华多同者，然安知其输入不在纪元之后。或又有谓华化与巴比伦有关，谓亚克特（akkadian）象形字（巴比伦文字所本）与华字相合者。然实则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相符合耳；且亚克特文之古音，至今未能确知。而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今亦全无可考。故若就音而论，其相同亦殊不足为据也。或又有谓华化与美洲有关，谓墨西哥土人之字与华字相近。然亦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尔相同，且此种相似之字，与其谓为字，毋宁谓为画，且溯其西纪六百年前时最古之形式，较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文字，更为粗陋，故中美文化有关之说亦不足信。要之，各地文化不必同出一源也。

（四）结论谓中国文化在二千五百年前，独立的发生于河南附近，其所以能产生文化之故，与黄河有关。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三卷，第六期，三四四至三五一页，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山越考

两汉以前，江南未辟，吴越山居民族化外不羁。良善者白首林谷，不识郡朝；桀黠者仗兵野逸，剽掠好乱。至三国时而益盛。其民好武习战，行军部伍，以户为单位，有组织，有训练，故多精锐可用之材，所屯聚之地，首推会稽，余散居今之浙、苏、皖、赣各地，山越之所经营与江南之开辟有关者三：于山谷间广启田畴，一也；尝开道路以利交通，二也；山越所聚居之地，后多辟为郡县，三也。

三国时，山越为吴患甚烈，时受魏诱起乱，沮吴远图。孙权初降魏受封，亦由其逼迫之故。盖数十年间，尝祸及六十余郡县。寇变无时，守令常须戒备也。吴人对付之法：镇抚、讨伐与怀柔。三者并施，颇著效果。及孙权嘉禾六年，诸葛恪平山越，东南山越之患，至是稍息。吴亡后，陈高帝初年及唐德宗贞元间虽有余患，然不久即平。嗣是山越事不复见于史书，盖渐同化矣。

——刘芝祥，《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五一至六四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王玄策事辑略

玄策先玄奘使天竺，立功甚伟，惜正史无传，事遂湮晦。考玄策至天竺凡三次：（一）贞观十七年奉敕偕李义表等廿二人送婆罗门客还国，并巡抚其邦。尝勒铭耆暗崛山，十九年又立碑摩诃菩提寺，其归国当在二十年。（二）廿二年又奉使往，蒋师仁副之，四天竺国王咸奉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发兵拒玄策。玄策从骑卅余人与战不敌，矢尽被擒，诸国贡物并被掠。玄策遁走吐蕃西鄙，檄召吐蕃千二百余人，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与师仁率之，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捷。阿罗那顺弃城遁，师仁追擒之，并多所俘获。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复击溃之，获王妃及子，并掳人畜甚众，降城邑五八六。东天竺及迦设路国争来馈献。玄策执阿罗那顺以归，时贞观廿三年也。（三）显庆二年奉敕往送佛袈裟。途中周历诸国，并接受贡物，至龙朔元年始归。玄策著有《中天竺记》十卷，久佚。（此文所引据之书为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苑珠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及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迹碑。）

——柳诒徵，《学衡》，第三九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南宋都城之杭州

（一）杭州县治，秦汉时在山中，至唐始迁至钱塘江所冲积成之平原。贞观间有居民十一万，五代时未为兵祸所及。宋代辟为商港，与海贾互市，遂益繁盛。

（二）高宗南渡，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其时居民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人。仰二浙、闽、广江南之物产为供给。国库税入约四千万缗（盐百分之五十，酒卅六，茶七，海关五），什七用于兵饷。

（三）本节述临安禁城之风景。

（四）临安设有国立太学，有斋十二，生徒（嘉定间）千七百余人，分三级，外又有武学（校）、医学（校）等。

（五）本节述临安城街市之情形。

（六）本节述四季时节都人游赏之习俗。

（七）述临安之繁华状况，有茶坊、酒楼、歌馆、花园、西湖、会社、说书、烟火戏、慈善事业、游民等项。

（八）述元初马可孛罗所见临安旧京，并言其都市之繁富与民情之和平，等等。

（九）临安之凋落，由于火灾之频。火灾之原因，由于房屋之过稠与居民之佞佛等故云。

——张其昀，《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八三至九六页，民国一四年六月出版。

西藏文化发达概略

言中国之西藏与欧洲之tibet包指地域不同，而藏人皆未之知。西藏文化支配所及，除西藏外，有蒙古、青海及满洲之一部分。研究西藏学者分其地为二部：（甲）小tibet，合中央州之卫及藏洲而言。中央州之都会曰拉萨，藏洲之都会曰日喀则，二者同为tibet繁华之区，然在神话时代，并非文化中心，自入有记载时代，西藏文化乃以是为舞台而演进。地居群山间，为一盆地，海拔高万一千呎至万三千五百呎。在此二高度间，人口较繁，以上渐稀。气候虽炎暑亦凉爽，惟在室外烈日下，则温度极高。（乙）大tibet，包卫藏及卫东之康、藏西之阿里（阿理又隶有三大洲，曰哲孟雄，曰尼泊尔，曰大达），中央洲北之shang及青海亦皆入焉。北极昆仑，南越雪山，东界四川，西至帕米尔。海拔不一，平均高一万三千五百呎。峻岭四绕，内部沙漠纵横，中多池沼大河。北部饶沼盐，藏人大半赖以为生焉。西藏气寒土瘠，上田岁止一获，所得仅种子之五倍左右，过海拔万四千呎以上，则二年或三年一获。物产有麦、豆、荞麦、小麦，仅足供所需之三分之一。禽兽繁殖，以信佛教，从不猎取。沼盐为出产大宗，以转运艰难，价极高昂。其他内外贸易，亦因交通之阻滞迟缓，不能发达。

西藏人种有三：（一）maha bhaārata族（著者之命名，本为印度大史诗名，诗中载有神曰大自在天者，藏人之祖先也）居西藏西部，在婆罗门子河西北，有山曰kairas giri，大自在天所经营之处，为昔时文化最盛之地。此地文化，关于印度文化甚钜，印度古籍中如prâna屡屡见之。盖印度文明，一方来自雅里安（aryan），而tibet亦为其文化之一泉源也。（二）atsusam tibetan族，居西藏中部，在婆罗门子河两岸。据神话所传，本与印、缅、暹一部分人种同源于希马拉耶山；其人体小，面阔，肤赭，颧高，鼻低，额广，口大，发眼皆黑，多早老，鲜长寿，性和蔼可亲，惟过于保守，且深迷信。（三）do kham族，居康及青海，多与蒙、甘及土尔其人通婚，体伟肤白；民情强暴多盗，然伟大人物若黄教始祖宗喀巴，实生于其间。其俗谚有云“杀人，礼佛，向前走”，颇能表示此民族之矛盾性情焉。

西藏文化史可划为五期。（一）神代文化（西纪前八百年及以前）。多载于印度二大史诗rama yana及maha bhārata中，就所载推之，其文化当起于西纪前六千乃至一万年以前。二诗略谓，最初有大自在天神，以神力统驭万事万物，行空遁地，为其常技。部下有四大将：曰多闻天王，夜刃（一作药叉）、罗刹二部属焉；曰持国天王，鸠盘陀、乾达二部属焉；曰增长天王，迦楼罗、阿修罗二部属焉；曰广目天王（亦称毗沙门王），聚那罗、那伽二部属焉。多闻天王之兄有啰婆那者，锡兰之祖也，其所居之宫，以水晶为柱，故有水晶宫之名。其民善战，文化颇高。啰婆那尝亲征印度，掳其后shita，欲妻之，不从，幽之十年，后印王攻破锡兰，迎后归，谓相偕乘飞机越海峡而返也。二史诗又言kairas giri之华美建筑。kairas giri者，印度人所命之名，在藏原为gangsrimpochle，义为雪山大宝，盖指希马拉耶山，此地文化，后随恒河之流传入印度，再以banares为中心而递进演成印度神秘之文化。至藏人所自记之神代文化则有二说。一曰pon教，有似中国之道教与日本之神道。相传昔有印度某国王，偕六子亡入西藏，因输入印度文化于西藏。六子之裔，分为六族，即后世西藏人所自出也。二为佛教，载于西藏最古之记录ma nibka abum中，谓藏人始祖为猿，名赤面猴，西纪前一三○○间被迫与罗刹鬼女婚，无所出，女乃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六种人为子孙云。西藏当游牧时代，仅有各部酋长，距今三千年前，印度有一国王，战败走西藏，藏人疑为神，立为王，是为肩舆王。印度学者则谓有yudistl者，实与弟兄五人及所共娶之妻越雪山往天国，其实即往西藏，此说颇近是，盖藏人自有书契迄今，皆行一妻多夫制也。观上所述，可知西藏文化实含有极浓厚之神秘色彩，此系彼邦文化之特征，即今日犹然也。

（二）上古文化（从肩舆王至西纪六三八年），此时期中，武备最发达，不独内部统一，且向外发展，然仍不脱神秘。相传当时有《宝王庄严经》及观音像自天降至王庭，即为佛教传入之始，自是其国王皆自称观音化身，藏人之视国王为神，盖始于此。

（三）中古文化（西纪六三九至一二五一），雄主宗赞含甫王出，承前代之武威，侵中国，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之和亲。王娶文成公主后遵守四条件，即遣十六人留学印度，中有三菩提者，遂因梵文创藏字，复译佛经，极精密，惜成者无几。自是文化之基础始立，然一般人民思想，仍不脱神秘性，咸以三菩提为文殊化身，且视其王宗赞含甫亦如神也。其时小说家、戏剧家（演剧露天）相继辈出，建筑美术亦极进步，音乐亦自中印传入，颇能发达。宗赞四传至tite tugtan，又与唐失和，入寇。英宗以金城公主与和亲。公主生tisong detsan王，王与德宗和亲，立于对等地位，和约勒碑至今犹存（见《龙威秘书》）。王又为宗赞后振兴佛教第一人，尝遣使赴印，印度高僧亦联袂来。后西纪八五○年，印僧padma sam bhava来至，为红帽派之祖。时印、藏学者皆努力于文化之输入，多译佛经。其译法全取直译，严整忠实，一字不遗，绝不蹈汉译偏重主观之弊，有功于研究佛学者不浅。中、印佛经今多亡失，而藏本犹存者甚多，故藏文经典在佛学界中有抱残守缺之功焉。又自西纪七○○至一二○○年间，印度佛教衰息之情形，中印几尽失载，惟藏书记述独详，其时印度名著亦多流入西藏者。tisong detsan王子muni tsampo嗣位后，下令全国，实行均产，贫民大乐，不复从事生产，贾人因之得巨利，贫者仍贫，而富者仍富。王后又严加监督，然结果仍无效验，反扰乱人民，其继母恶之，遂杀之而立己子，均富政策遂归失败。

（四）近古期（一二五二至一六四○），自叭思巴王之即位始。王本红帽派，得成吉思汗之器拔，藉其力得王位，僧人为王，实自此始。此期西藏文化之特色，厥为政教合一，近代因之，教王法王，自是遂支配西藏全境焉。

（五）近世期，起自第五代法王言力海（一六四○年）以迄于今，本期历史，讲者因时间限制，未及详述。

——河口慧海（日人）讲，朱偰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五七至二七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我国国际贸易源流考

我国海上交通始于秦汉之辟南越。《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航海所通诸国，虽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黄支国或云即今西印度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据《前汉书·张骞传》，武帝时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印度等已有我国货物之买卖，而罗马、波斯已有我国人之踪。中、罗陆路贸易之蒿矢，其时当在西纪前一六○至一一○年间。时波斯介两大国之间，次以汉彩缯与罗马交市，故遮阂不使自达。从罗马帝安敦（marcus aueerius antoninus）占波斯湾，遣使自日南来通（西纪一六六）中罗间之海上贸易乃始萌芽。三国孙权时，复有罗马贾人到交趾。三国以降，国内乱，对外商业式微。后魏与西域、波斯、印度交通尚繁，然已远不如昔。东晋末及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印度以东诸国，开始来通，南洋诸国亦至，我国商船亦渐及于波斯湾、红海。是时外国贸易，南朝航海，北朝遵陆。罗马及西域之货币，亦随商业而输入。自唐以后罗马衰，商权为亚剌伯人所代。

隋炀帝时，西域来商者四十四国。唐兴，拓疆，通国益众。时犹太商权渐及我国，然为期甚短，后卒让于亚剌伯焉。时波斯人来者亦多。海上贸易，以锡兰岛为中枢。番商之来我国者，多集于广州，外则交州、泉州、扬州。市舶使之设，其始不可考。据《文献通考》，开元初叶已有此官（贞观十七年已有三路舶司），其职在征货税。当时税率，今可考者，据《郡国利病书》则龙脑、沉香、丁香、白荳蔻，尝各抽解一分；据亚剌伯人所传，则什三而取。唐之季年，内乱相踵，贸易随衰。五代时，西人多商于高丽、回鹘、黑水等。南海之中西通商，一时殊不振焉。宋代多边警，东拉逊国亦内乱，故陆路互市停顿，海上则甚盛，宋初定广州、明州、杭州为通商港，相继设市舶司，三方惟广州最盛。元祐二年，又开放泉州，置司。南渡后，政府更招徕外贾，图裕国库。宋初，关税取什一，时或什二，南宋增为什四。税入：绍兴四年泉州所得达九十八万缗；中兴间，广州、泉州抽解及和买所得年达二百万。时泉州贸易渐盛，及南宋之末，居广州上。亚剌伯人以锡兰为根据，而我国沿海亦有为其居留地者。南宋时，贸易中枢已移于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岛之舶来白克（baleobang）。元代国威远及，商业复振。陆路一由天山南路经南西伯利亚通欧洲，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达西亚，汉人居西亚者不少。海上则世祖招徕外贾，并将诸藩互市之权利收归政府，以免司官之垄断。商港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而以泉为关门，最称繁盛。马可孛罗（marco polo）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时泉州、福州诸港侨居之外人，盖以万计。税率：据柯劭忞《新元史》，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南海诸国，世祖时来通者二十余，亚剌伯人亦至，迄明中叶，海上商业皆操于其手。

明代西亚混乱，陆路通商不振，惟中日贸易重通，颇称兴盛。后倭寇猖獗，乃商辍司废焉。泉州、广州与宁波设司，俱在洪武初年，广州最发达。近世欧人来华，以葡人为蒿矢，事在正德十一年。自后葡人相继东来，于宁波、福州、厦门等处建设公行。中遭放逐，后复令弛，来者益多。嘉靖中，其在粤之居留地有三，即上川、电白、澳门，是其中以澳门为最盛。嗣葡人以暴行，经一五四五年宁波居人之屠杀，及一五四九年泉州吏民之放逐，互市遂限于澳。继葡人而至者为西班牙人。班人于一五七○年始至粤，迭求缔商约，为葡人所间，不果。然华人之赴斐律宾者，往来自若，故马尼剌遂为两国之市场。荷英之来通，一在一六一四年，一在一六三七年。旋遇鼎革，贸易中辍。缔约通商，始自清代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纪一六八九）。然当时所结之约，不得谓为完全之国际条约。自鸦片战后，媾和南京，订《南京条约》（西纪一八四二）。国家条约之要素始具，而国权自是大损。继其后者为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条约》。自是以后，对外每一失败，即缔结条约，开放商埠，对外贸易不堪设想矣。甲午战败，我国鉴于世界大势，开放商埠，然其大部则仍基于条约上之规定也。篇末附中国与各国通商年代、通商港、内地市场及寄航港诸表。

——陈仲益，《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一○期，九七至一○九页，民国一四年五月出版。

最初中英茶市组织

茶之输入英国在明末，至清代嘉庆中，而饮茶之风，通行于英之全国。道光二十年，英国用茶平均每人有一又四分之一磅之多焉。康熙中，中英茶市中心点在厦门。乾隆二十四年上谕，限止英人在广州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改。英商不明我国习惯、法律，故纳税及与华官交涉等事，皆委华人代办。华人营此业之组织者称为公行，华官亦利用公行负责代收租税及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后得政府许可专利，其权足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英商购茶，与公行交易。每年订合同，春冬交茶一次。英商如有欠税骚扰，政府惟公行是问，故公行必防察英商，恒以此失和。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专贩茶之利，设代理处于广州。其初，每年公司船来，派货头（supercargoes）数人同行，司贸易之事，后派定货头委员会驻广州，北京派海关监督管税务，税以船为单位，因船之大小而异其税。公行采办茶叶，由其他茶商经理。茶商资本不足则赖行商贷助，故后者完全在行商势力之下。康熙二八年以前，茶货悉由班塔木转印度，再转至伦敦。后因价太昂，乃直接海运。嗣是公司茶市日盛，嘉庆十三至十六年间，平均每年运茶达二六五○○○○○磅，乾隆时英使lord macartney谓茶市尝促英之海运，海运有助于海军云。道光十四年以前，出口之茶悉由福建、安徽、浙江供给。三省之茶皆从陆路运至广州。嘉庆一八年，公司将茶箱从福州以沙船运至广州。嘉庆二十年因广州公行反对，政府下今禁止海运。此后二十五年间，闽茶仍由陆路至广州。但公司不忘海运之便，恨公行之垄断。在《南京条约》未成前二年，赖班脱（george lampent）即在伦敦有要求英政府请中国取消公行并开放福州及厦门以利茶市发达之举。公司、公行恒以利益上冲突而决裂，公司以枪炮相恫，公行鼓众怒以抗，因是而辍业者屡。公司因专营茶业，无力推广其他销场。同时又不准他人来华经商，高抬茶价，使致英人积怨。故英国会遂于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之权。总观最初中英国茶市，一五○年内，两方皆尽力解决交通问题，并供给政府无数财源。此一段通商史料产与鸦片战争颇有莫大之关系。

——陈翰笙，《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九至二三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

西番（本文番字，括有今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在之地）人常食动物性食品，生理上需要植物性饮料为调节，故尚茶。但茶饮风习，在中国境内虽自汉以来，即日盛一日，在域外诸邦则在六朝时，尚未有此种嗜好。茶之需要至唐而渐及于境边。尔时回纥入朝即已有以绢易茶之说。惟其贸易情形则不可考。正式互市，当始于宋以后之西番茶马贸易。盖马为西北特产，中国自汉唐以来，皆取给焉。故宋明皆确定与西番茶马交换政策。宋自熙宁以后，此业始成为政府所专利，置茶马司于秦州、凤州、燕河等地管之。其后互市，每年有定期。茶马比价，大抵元丰六年以后，上马一匹值茶一驮，淳熙后虽下马亦值十驮，上马则非银帛不办。盖初时输出多蜀茶粗品，到乾道末年输出的多为细品，于是番人贱粗贵细，致使从前茶价遂致锐降故也。同时政府为补救起见，立有细茶输出之禁。马之输入额，据《宋史》建炎初岁约二万匹，乾道初减至九千匹，淳熙初规定一万二千九百匹。然事实上不能达到此数，亦茶价低落有以致之也。明略沿宋制，于陕甘沿边置茶马司十余所。贸易之盛驾于宋代。

——黎世衡，《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一二至二二○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奴婢制度

（一）我国奴婢之渊源略有四：一曰罪犯。据《风俗通》《说文》，奴婢制之始生，全出于罪犯，此与近今学者所谓奴婢起于俘虏之说不符。然以罪犯为奴婢，吾国行之甚早。《汤誓》有“予则孥戮汝”之言，《论语》记“箕子为之奴”之事，《周礼》于此例有明文。汉代罪犯之没入官者，皆为官奴婢。此例原则上似仅为犯罪者所缘坐（株连）之亲属而设。《周礼》有“古者从男女没入县官为奴”之说，汉代则缘坐男女之没为奴婢，于律文事实俱有可征。谋反叛逆缘坐男女入官之律，自唐至清皆然（清律除缘坐外，对于犯特种罪之本犯亦有没为奴婢者）。清末改律，始革之。二曰俘虏。我国奴婢制是否生于役使俘虏，无从证实。惟历史上屡有以大批俘虏为奴婢之事，此种事实大率多在外族入主时。魏、金、元及清初俱有可征。三曰买卖。吾国向不承认奴隶营业。卖子女妻妾或其他亲属为奴婢之刑禁，唐迄清之法律皆有之。然事实上亲属、奸人及盗贼之和卖与略卖，所在皆有。四曰家生，即指承继其父母之奴籍而为奴婢者而言。元、清两朝，皆有奴婢阶级世传之规定。

（二）历代奴婢在法律上之地位可分六项言之。其一，良贱不能为婚。唐律规定男奴绝不许娶良民为妻，婢女之嫁良民虽不禁止，然冒充良民而嫁者有刑。宋、明、清刑律因之。元律许良家女嫁男奴，惟嫁奴者须入奴籍。其二，清律奴隶无应试出仕之权利。即转入民籍，亦需待其三代后，子孙始准应试出仕，惟内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过三品。其三，历来法律对于奴婢犯罪之制裁，不与良民平等，其刑罚恒加重。其四，凡主人对奴婢犯罪，及一般良民对奴婢犯罪，其所受制裁俱较良民对良民犯罪为轻。其五，奴婢之诉讼权颇受限制。唐律，奴婢于主人，除谋反叛逆罪外，皆不准告发；告则不问虚实，皆处奴婢以绞刑，而被告者转因奴婢之告发而得拟于自首之列；又奴婢告主之亲属，即实，亦处流徒等刑。宋、元、明、清诸律皆因唐制。其六，综合历代实例而言，吾国奴婢之解放，大率不外三因：（1）其于国家明令之总豁免，如汉永初四年诏诸没入官奴婢悉免为庶人之类；（2）基于已达法定解放之年龄；（3）基于主人之释放。

（三）就法律言，自清宣统元年禁革买卖人口条例（现行法仍之）宣布后，奴婢制度即已消灭。然蓄婢之风，今犹未替。此因由于于法律无灵，而该条例本身亦不无可议，该条例定旧有奴婢解放后，一概以雇工人论；惟此所谓雇工人是否即与寻常之雇工性质一律，原文词旨似尚不免含糊。又该条例许今后贫民将子女，定契长期佣于人。依其所规定，不论定契时子女之年龄何若，其雇契之期限俱可定至被雇者满廿五岁时为止。在此制之下，被雇者之丧失工作自由，既与奴婢相似，则其所受雇主压迫亦必与奴婢相若。虽云在雇限内主家如有虐待事，本家得缴未满工值而领回；然缴值领回，及向官厅证明虐待，俱非一般贫民力所优为；故此实仍为一种变相的奴婢制度，而为父母者遂得以长期雇佣之形式自由处分其子女之身体矣。结言论今后宜完全废止奴婢制度，一面另实施救贫政策。

——王世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三○三至三二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

历代刑法书存亡考

我国法典首推战国时魏李悝《法经》六篇，次则汉《萧何律》九章，皆亡佚。后汉律书有陈宠《辞讼比》七卷，鲍昱《决事都目》八卷，应劭《汉仪》二百五十篇，及不著撰人《汉武律令故事》三卷，惜无存。魏陈群等奉敕撰《新律》十八篇，今惟存《序略》一篇，见《晋志》。同代有刘郡《律略论》五卷，全佚。

晋泰始三年，贾充等奉敕撰《新律》二十篇，凡二万七千余言，宋、齐沿用之；书亡，今可考者有张裴《律注序表》一篇（见《晋志》）及唐宋类书所引数十条而已。晋代注释法律者，张裴（《汉律序晋注》一卷、《杂律解》一卷）、杜预（《律本》二十一卷）最著，其书皆亡，惟裴上注《晋律表》见《晋志》耳。

南朝有齐《永明律》二十卷，盖王植等纂集张、杜旧文，书成而未布；有《梁律》二十卷，蔡法度等撰；又有蔡法度《晋宋齐梁律》二十卷；有《陈律》二十卷，范泉等奉敕撰。各书皆佚，惟《陈律》内容略见《隋书·刑法志》，《唐六典》亦有引文。

北朝有崔浩等《后魏律》二十卷，大略存《魏书·刑法志》，有王叡等《北齐律》十二卷，及赵萧等《周大律》二十五卷，其大略均存《隋书·刑法志》。又后周武帝敕撰《刑书要制》，宣帝时重修之，书亡，撰人无考，内容散见《周书》武、宣二纪及《隋志》。隋开皇初，敕修刑律，裴政主其事，成《开皇律》十二卷，实集六朝刑典之大成，而开唐律之先河。大业初，牛弘等更修《开皇律》为《大业律》十八卷。二书内容略详《隋志》。唐代奉敕撰之律书，有裴寂等《武德律》十二卷，内容略存《唐书·刑法志》及《唐六典》卷注。房玄龄等《贞观律》十二卷，大致存新旧《唐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永徽律》十二卷及《唐律疏义》均存（后书即前书之注）。宋璟、李林甫等相继修《开元律》十二卷、《疏》三十卷，全佚。李林甫等《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佚。刘琢等《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全佚。

其私人所著有张戣《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卢纾《刑法要录》十卷，李崇《法鉴》八卷，赵绰《律鉴》一卷，皆全佚。

五代时李肃等之《大梁新定格式律令》百三卷，后唐卢质《其新集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张温等之《周刑统》二十一卷，皆全佚。

宋代修律最勤，然其书今存者，只有《建隆重定刑统》三十卷，窦仪等撰（清修订法律馆有刊本）；及《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谢深甫等撰（修订法律馆刊其数卷，余今藏吴兴张氏）。宋律大抵承用唐旧，律所不载则断以敕，姑宋代“编敕”一类之书极多，然除上《庆元修法事类》外，今无一存。兹稽其目有：窦仪等《建隆编敕》四卷，不著撰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等《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等《咸平编敕》十二卷，林特《景德三司编敕》三十卷，陈彭年等《大中祥符编敕》三十卷，贾昌朝等《庆历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目录》二十卷，韩琦等《嘉祐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总例敕录》三十卷，王安石等《熙宁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二十六卷，崔台符等《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八十一卷，刘挚等《元祐敕令格式》五十六卷，章惇等《元符敕令格式》百三十四卷，何执中等《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卷未详），张守等《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七百六十卷，虞允文等《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蔡决等《淳熙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四十八卷，（董煟《救荒活民书》有引文一段），赵雄等《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京镗等《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又《淳祐重修敕令格式》四百三十卷，《淳祐修法事类》四十三卷，未详撰人。

此外私家著作有姜虔嗣《江南刑律统类》十卷，黄克升《五刑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黄懋《刑法要例》八卷，亦全佚。

辽律有耶律庶成等《重熙新定例条》五百四十七条，及乙辛等《咸雍重条例》七百八十九条，皆佚，卷数未详。

金律亦无一存，考其目有《皇统新制》千余条，有及《正隆续降制书》，皆不著撰人，不详卷数。又有移剌慥等《大定重修制条》十二卷，孙铎等《明昌律义》（不详卷数），及司空襄等《泰和律义》。

元律可考者只有何荣祖《正元新格》，卷数未详，佚。其私家撰述关于唐律者，有郑汝翼《永徽法经》三十卷，吴莱《唐律删要》三十卷，梁琮《唐律类要》六卷，王元亮《唐律释文纂例》三十卷，末一种附于今通行本《唐律疏义》，余存亡无考。

《明律》三十卷，为洪武初刘维谦等奉敕撰，弘治间修《明律》所未载者为《问刑条例》七卷，此后屡有增订，二书均存。太祖登极前，曾令周桢等撰《律令直解》，今佚。万历十三年高举等奉敕撰《明律算解附例》三十卷，今存。

此外，明代私家注释《明律》，其书甚多，著其存佚于次。

（一）存者：张式之《律条疏义》三十卷，范永銮《明律例》三十卷，孙存《明律法读书》三十卷，应祥《明律释义》三十卷，应廷育《续律管见》十二卷，雷梦麟《读律琐言》三十卷（以上均藏日本石川县博物馆），顾应祥《明律例附解》十二卷，郑汝璧《律解附例》三十卷，王樵、王肯堂《明律笺释》三十卷，朱敬循《明律例致君奇术》十一卷，附《洗冤录》一卷，周氏（佚名）《明律例祥刑冰鉴》三十卷，舒化《新例三台明律正宗》十三卷，彭应弼《刑书今据》三十卷，姚思仁《明律附注解》三十卷，徐昌祚《明律例添释旁注》三十卷，苏茂相《明律例临民宝鉴》十六卷，不著撰人《明律例据会细注》十一卷，不著撰人《明律法全书》十一卷（以上均藏日本内阁文库），郑继芳《明律集解》（不分卷，藏日本东京图书馆），胡文焕《明律类钞》（见《类刻书目》）。

（二）存亡无考者：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张楷《明律解》十二卷，王垣之《律解附例》八卷，林兆珍《明律例注》二十卷，陈廷琏《明律分类条目》四卷。

——谢冠生，《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三号，七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一二月出版。

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内阁之名眆于明成祖时。然明清两朝之内阁，不过点检题奏，票拟批答，起草诏令，兼备咨询之秘书厅而已。明以前虽无内阁之名，反有事实上之内阁，受君主随意委任，辅弼君主，对之负责焉，此即宰相是也。

丞相之设为官职，始于秦武王时。始王尊吕不韦为相国，位在丞相上。汉代丞相与相国相等，有时此置则彼废。成帝以后设三公分行丞相职权，会议国政，而各有专司，其详见《后汉书·百官志》。光武以政权移于尚书，惟三公之职权不废。至明帝后，三公始不预事。

魏文帝设中书监及中书令并管机密事务，此后中书又成政治中枢。六朝时以门下省之侍中掌诏令机密。后周仿《周礼》，设大冢宰当宰相之任。隋代虽有三公之制，而未尝设员。其时分任宰相职掌者为尚书、门下、内侍（即中书）三省，而以他官兼宰相之任以总领之。唐法隋制，尚书省总理众务，统率百官；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遇君主有违法或不利之命令，可封还或批驳；中书省献进奏表章，草发诏敕。其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共议国政，后每以他官同平章事，行宰相职权，凡三省长官不同平章事者，不过为本身事务官而已。

宋元丰以前，皆袭唐制，元丰元年间改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间代以太宰、少宰。钦宗靖康间复用左右仆射。孝宗乾道间则用左右丞相，终宋世不改。宋代三省职权划分极清（中书取旨，门下复议，尚书施行）。以中书省单独取与，与君主接近，权限独尊，而门下尚书之官为首相者，不复与朝廷议论，备员而已。

辽制南北两院宰相佐理军国大政。金正隆后，废门下、中书两省，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为宰相。元代枢密院掌兵要，御史则弹百官，中书省管行政事务。省内设中书令及左右丞相各一，佐理万机。惟中书令形同虚设，真正宰相属左右丞相。

明初沿元制。洪武十二年惩胡惟庸事，废中书省，以六部分司国务，而君主独裁之。成祖以后，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仁宗间以掌阁者勋位之崇，阁权渐重，侔于宰相，六部禀承，俨隶其下。然其本来职务，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与前世宰相殊科也。

清代内阁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各满汉一人。自雍正设军机处后，凡草拟上谕参赞机密之权已由内阁而移于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又设会议政务处，分军机处职权，除军国大事外，普通政务方针皆由政务处审议。及宣统三年颁发新内阁官制，始仿效欧美内阁制焉。清代旧内阁职权，约有六：起草诏令，票拟批答，收发本章，撰拟徽号、谥号，保管御宝及纂修实录史志是也。军机处职权有七：应答君主咨询，商定军事计划，议决国家大政，起草上谕，审议旨敕题奏，审理大狱，及奏请任免钦命文武官吏是也。

——高一涵，《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四四五至四七五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6月

《古诗十九首》之研究

《古诗》之作者及年代，在六朝时已成问题。其所拟议之作者，有西汉之枚乘，有东汉之傅毅，有汉魏间之曹植、王粲。今观十九首体格韵味大略相同，当为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诗风未有阅百数十年而不变者，此诗史上之通例。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江西、西昆之代兴，皆其证也。十九首风格既首首相近，其出现先后当不过百数十年间，决不能如六朝人所拟，先后相差至三百余年之久。兹所研究，即据此前提。

十九首之非西汉作品，其证有二：（一）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二）“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明写洛阳之繁盛，在西汉决无此景象。又诗中“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为东京人语。考东汉安、顺、桓、灵以降，五言诗始通行，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十九首理合应此时出现，为黄初、建安导乎先路，以此推之，其年代当约在西纪一二○至一七○年间也。从技术批评，十九首最善用比兴，专务附物切情，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而又含蓄蕴藉，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十九不可移易。从思想上批评，十九首厌世思想极浓厚，盖汉末将乱未乱，极沉闷不安之时代之产物则然也。十九首非一人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仍保持儒家平实态度者，虽有一二，余则皆以现在享乐为其归宿，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

——梁启超，《实学》，第二期，五至一○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纸为二世纪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为时更后。纸之前用缣帛，缣帛之前用竹木（亦有用甲骨）。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竹帛”并称，已见于《墨子》及《韩非子》，则知周末书籍已有用缣帛者。《汉书·艺文志》，篇（竹木之书）多于卷（缣帛之书）；盖西汉缣帛之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及东汉末，帛书之流行，当逾于西汉，观董卓之乱，军人以缣帛图书为帷盖缣囊而可想见。惟应制之作，及官府文书，则仍用竹木；大抵因其沿承定制，不能随意变更也。南北朝时官府文书尚有一部分用竹木者。蔡伦造纸（纸字原为缣帛之称），初不甚通行，惟家贫不能用缣帛者用之。晋代书籍纸与縢帛兼用，纸之完全替代缣帛，盖在南北朝时。以上述材质之兴废。至于形式之进化，则由简册而卷轴，而册叶。简与册有别，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谓之册。秦以前简册之制有长二尺四寸者，有一尺二寸者，有八寸者。汉代略有变更，或二尺，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敦煌所出汉木简可证也。每简所容字数至多有六十三，至少则八字。此固由于简于大小之殊。而同大之简，字数亦有差至两倍者。编简为册之法，比列诸简，以绳横贯之，上下各一道。绳用韦，或用丝。简册上之字，前人以为或用刀刻，或用漆书。据王静安所考，书刀只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古人所谓刊削者谓有错而以刀削去之也。缣帛之卷轴，其形式今无可考；然其与纸之卷轴，形式当无大异。卷轴之判，略如今之书画手卷。皆横行，高约一尺。卷心上下露出卷外者谓之轴。轴，用琉璃、牙、珊瑚、金、紫檀或漆等为饰，颜色有极华丽者。纸或帛之一端既卷入轴内，其他端在卷外，以其他材质黏连防护之，谓之褾，褾上系丝织品以缚之。褾有用紫罗者，有用锦者，有特织者，其贱者用纸。卷外有所谓帙，帙者，裹书之衣也。通常一帙裹十卷，然亦有增减，试卷之大小而定。卷束于帙，其轴仍外露。帙以缣布等为之，或更以竹为裹。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有细织竹簾包之。卷子幅长，欲检后幅，须展全卷，极费时阻事，于是进有散叶之制。肇始于唐末。其初为旋风叶式，将卷子长幅折叠成册，不用割裂。更进而为蝴蝶装，每叶反摺之，黏其摺缝之背，不用线钉，故每叶两片可分扬，如蝴蝶之有两翅，故名。此制行于宋初，至元犹存，不知何时始废而代以今式之线装书也。

——马衡，《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一九九至二一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永乐大典》考

明成祖永乐元年秋七月，诏翰林学士解缙备辑群书，类聚而统之以韵，取便检阅，毋厌浩繁。越年，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以其未备，命姚广孝等重修。五年十一月修讫，凡二二二一一卷，一一○九五册，更名《永乐大典》。当时编纂之人，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五人，纂修三四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三二人，看详五七人，誊写一三八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人，凡二一八○人，他书所载总人数与此则少有出入。纂修之人物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为总监；王景、王达、胡俨、杨溥、陈济等皆曾为总裁；邹缉、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棨、朱纮、王洪、蒋骥、潘畿、王俌、苏伯厚、张伯颖、梁用行、杨相、尹昌隆、尚得旸、叶砥、晏璧，及王琎、赵友同等皆曾为副总裁。其他预修之人可考者有刘学饮、徐旭、胡广、金实、王汝玉、郑赐、陈敬宗、魏骥、李昌祚、黄宗载、张洪、林鸿、王偁、沈度、僧大囘、姜启、敬修、如珪、指南等十九人。永乐六年设缮写副部，后以工费浩繁而罢。据《野获篇》云，典成后，列帝不闻有简阅展示者。惟世宗笃嗜之，旃厦阅览，必有数十帙在案头。嘉靖三六年，大内失火，世宗即命左右趣文楼出《大典》，一夜中谕凡三、四传，大典遂得不毁。于是世宗令重写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当时供誊录者一百零八人，人日钞三叶，自嘉靖四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告竣。乃贮重录本于京师皇史宬，而置原本于文渊阁。（《四库总目》谓据《明实录》，当时重录有正副二本，又从《旧京词林志》，谓原本送回南京，皆不可信。按《明实录》明云只重录一部，而当时倘重录二本，必当以重录本送南京，万不至置祖传国器于旷远之地也。）明祚既倾，《大典》原本遂不知下落，重录本亦缺二四二二卷。乾隆中叶从朱筠之奏请，辑出《大典》中世不恒见或久佚之书，凡三八五种，四九二六卷；而遗珠尚夥。庚子之乱，蹂躏至翰林院，《大典》遂散失，联军或持之以当弹雨，或弃之以填沟壑，后渐知其价值，亦有持归作纪念品者。今原书存于中国者，京师图书馆有六三册，教育部有四册，琉璃厂、述古堂有两册，其他私家庋藏者，不可得而知矣。

——李正奋，《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二○五至二二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社

“社会”一名始于《宋史·程颢传》。而“社”之一字，求之史策，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艺文、政治之集合。宗教之社，始于祀土神。周代自天子以至平民莫不有社。说经者或谓二十五家为社，或谓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今无从确考。汉高祖初起祷枌榆社，及即位，令民常祠社，历代因之。迄明清不革，今乡里犹有沿其习者。祭祀主严肃，而社祀则含有娱乐性质。灵鼓帗舞，牲醴弦歌。观《周颂》所咏，犹可想见当时士女欢忻之状。而《国语》载齐人祭社，鲁庄公以邻国之君往观。意其祀社必有举国若狂之概，非鲁所有也。后世田家社祭，饮啖之丰，声乐之盛，尤习见于时人之歌咏焉。其他酬神演剧醵饮之俗，盖皆由祭社触类引申者也。专制之世，禁民集会，惟祀社为礼俗所重，独得保存。唐高宗且明令，“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故后世各种集会，率以社名，盖托于社以自解也。《周礼》州社则读法，考民之德行道艺，后世莫或行之。惟明太祖定祭社礼，有读誓文之法。其誓文大约劝民遵守礼法，互相爱助，盖《周礼》之遗意也。由祀土神之社，变而为其他性质之社，殆始于晋之莲社，乃中印僧人为中国儒生一八人所组，以念佛谈法者也。至宋则集社之风大盛，吴自牧《梦粱录》社会一则所举南宋都城之社会，别其类，有文士社、武士社、游戏社、道教社、商业社等。宋代北边山谷间居民多有结社习武，以保境御寇，号“弓箭社”，颇似后世之团练。南渡后，此类组织大盛。士夫每有利用之为国效力者。元代文士集社征诗，沿前不废。其平民之社会，除《元史》《元典章》所载农社外，他书罕有称述者。明末之复社其初原以讲求文章，广通声气，与明代诸文人结社联吟者无异，且明定以乱政干进为戒。其组织亦无甚特异处，惟其声誉既起，各种小社，闻风加入，声光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每一开会，海内髦俊，千里毕集焉。集社之风之衰，其在清顺、康之间乎。顺治九年沿明制刊卧碑于学校，其碑文大异于明者，即不许生员立盟结社一条。而前此一年，礼部奏进学政考核法，已有生员不许集众结社之文；后此八年，因科场之案，复申令严禁士子纠聚盟会。雍正初惩康熙中朝臣朋党之习，更严申前禁，其有“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者“照奸徒结盟律”治罪。于是乾嘉学者，专以孤立无党，安分守己为高，而不敢复为团体之组织。此实清季迄今人民不能自结团体以抵抗政府恶势力之惟一近因也。清季变法，讲学论政之社会渐兴。光绪三十四年拟定宪法大纲，始明定集会结社之自由。

——柳诒徵，《学衡》，第五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复社

复社之成立在崇祯二年，主之者张溥、张采也，初崇祯元年，溥入京师，廷对高等，士林推重。一时公卿硕儒多折节与交。溥声名既广，屡主盟都中文会，然诸会规模尚小。未几溥随张采（时授临川知县）南归，楚人熊开元宰吴江，闻溥名，迎至邑馆，邑巨室沈氏、吴氏俱从溥游。溥遂与孙淳、吴允夏、沈应瑞等创立复社。楚、豫、江、浙之士，闻风毕集。秦、晋、闽、广亦多有以文邮致者。大江南北之文社，先后并入复社者在十五以上，由是声气日广。其组织各郡邑推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崇祯五年张溥既官庶吉士，告假归，四远学徒群集。明年溥约虎邱大会。先期传单日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之士以舟车来者千余人。吴城为之震喧，游于市者争以复社命名。十四年张溥暴卒，海内会葬者万人。明年春又大集于虎邱，此为复社大会之最后一次矣。复社成立之初其所用为号召之目的，仅在观摩制艺；其盟词至有“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之语。盖明代防闲士人綦严，生员言天下利病之禁，刊于黉舍，复社诸人初未敢犯也。然彼辈实不能忘情于政治。张溥为复社立规程，固已标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宗旨矣。陆世仪（清初人）《复社纪略》云：“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掖后进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职任在外，则为之谋方面；在外则为之谋爰立。……是时议起废，欲推举钱谦益而阁部拼之坚，乃共推文震孟、侯恂、倪文璐、刘宗周，相继登用。又复引掖后进。……其六部迁转，及台省举劾，皆得与闻。”可见其在政治上之势力。复社声势日大，而反动亦因之。初崇祯即位，魏忠贤伏诛，东林诸君子先后起用。张溥在都深与结纳，而复社所宗主者又多东林老成。于是嫉忌复社者，目之为“小东林”。并有造为蜚语作续《蝇蚋录》《蝗蝻录》，复图一网打尽。自张溥与周之夔交恶，而复社增一劲敌。之夔本隶复社，张溥评选社友制艺为《国表集》，其二集录之夔文一首，而无褒词，之夔由是怨溥。后之夔以私怨讦循吏刘士斗（太仓州知事）去之，益为复社同人所不齿。其后累迁皆被生员噪逐，因益仇复社。崇祯九年之夔希相国温体仁旨，遂伏阙上书，攻讦复社。初温有子求入社不纳，温弟育仁作《绿牡丹传奇》谤复社，张溥言于浙学使黎元宽，焚其书。体仁大恚，遂抵瑕参革黎元宽，而阴图倾陷复社。复社诸公亦参论体仁无虚日。时谤诋复社者四起，苏民陆民声疏言，张溥与临川县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又有诡名作《檄复社十大罪》者。周之夔亦草《复社或问》，罗织攻谪。既得体仁授意，遂挟二书入京都，上之，疏言张溥、张采等聚党干政，图谋不轨。诏下所司。无何，体仁以罪免。御史有上疏为复社辨白者，得旨注销原案。是为复社第一场风波，时清兵入关前二年也。明鼎既迁，福王偏安江南，阮大铖、刘泽清以迎立之功，得为福王亲近。阮故与复社四公子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侯朝宗有深怨，刘亦以礼召复社名士周钟被却，皆仇复社。及擅威福，遂与马士英谋，欲尽杀党人。周钟及周镳首遇害，朝宗渡江，走依高杰，贞慧入狱。复社之门人子弟，皆惨惨畏祸。清流、浊流之争未休，而清兵已渡江矣。明亡后，复社人物有殉节者，有起义而死者，亦有出仕新朝者。泯棼稍定，旧人复集，于是有原社、恒社等组织。吴伟业（梅村）方欲合并二社，而告密者起。后虽得解，而未几有社事之禁，立盟结社，罪在不赦。嗣是而“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盟会之事矣。

综观复社在社会上之贡献，一为标榜实用主义，唤起学者对于国家社会之努力，以“致君泽民”为目的，一为引起批评态度，由八股之批评，而渐及于文学及政治之批评。二者于明末清初之学术皆有莫大关系。

——容肇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一，第七至八期，民国一四年，一一月出版。

记廖燕的生平及思想

明清之交，岭表有一学者焉，孤掌高擎，毅然与根深蒂固一世弇从之传统制度作战，其在学术上之创建亦足以名家而不朽。而其人生既寒微而不显于当时，没复湮晦不彰于后世。梁任公作《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凡清初在学术界稍有建树之人，类为表暴，而斯人独不与焉。其遗书虽通行于日本，在中国则孤本仅存。斯人为谁？曰曲江（属广东韶州）廖燕。

燕生于崇祯十六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自幼即颖悟不凡。尝问塾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问：“何谓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乎此？”师无以应也。既学为文，窃有志于古。家贫无书，破产买数十百卷不足；因挟短蒯缑，走广州城。闻有故家多书，上书请读，期年读其书几遍。年十九补邑弟子员，三十以后父母相继殁。时三藩变起，燕效力清军。自述曰：“时西南方战争，文字无所用，意亦不欲以文字见，因裂冠慷慨，投笔从戎。随军，寓一古刹；虽在戎马之中，然身闲为挂搭僧，观阶前蚁斗，便复一日。无书可读，因就板作书，板为之穿。”旋复弃去。吴三桂围韶州（康熙十六年）。燕率家人避乱土围内，妻与二女相继病死，燕亦几不起，盖备极颠连矣。自是家益贫苦，居穷巷茅屋中，训二三童子自给。益努力著述，三年而《二十七松堂时初集》成，时燕声誉渐广，宁都魏礼父子不远千里徒步来订交。礼尤称赏其文。郡守陈廷策亦极与相得，为刻集行世。年四十四受聘为《曲江县志》分纂。年五十陈廷策迁署广州篆，携之同往。未几，陈入觐，欲荐燕于朝，相携北上。途次金陵，燕抱病独留。陈抵都，旋物故。燕闻之，遂绝意仕进，肆力著作，屯坎以终。燕行为多矫异流俗，晚年尝向学使辞诸生，赋诗见志。并为《辞诸生说》，有云：“……此辞诸生，非辞功名也。功盖天下曰功，名传万世曰名。……余习制举有年，恐为其所误，因中道谢去，使得专心论述以冀有传于后世……故余辞诸生，正不欲以诸生自限而为求功名之地者也。”燕生平最仰慕金圣叹。北上折回时，尝访苏州圣叹故居，而不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作《金圣叹先生传》，论之曰：“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

自明以来，士以制义为本业，此外无所谓学问。其能自振拔不为所陷溺者盖寡。其明目张胆，对于此恶制度施以有意识之严厉攻击者，自廖燕始。廖以为制义取士之为愚民政策，等于秦始皇之焚书，其言曰：“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以为可以发其智慧者莫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暇读，与焚无异也。……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亦以颓唐就老矣，尚欲何为哉？”燕之论性，与孟、荀以下诸家皆施抨击，而自树一帜曰：“性非无善恶，但不可以善恶名之。盖善恶为情，性发而为情。譬如农人种谷成秧，则谓之秧矣。犹谓秧为谷可乎？故谓性能生善恶则可，谓善恶为性则不可。”“善恶毕竟是情不是性。若说是性，譬如人熟睡时，善念不生，恶念亦不生，此处遂谓无性可乎？”然则性之本体何如耶？曰：“性为浑沦之称，原解说不得的。”“善恶未分是性，善恶既分是情。”其于伦理实践，则引申其性论，而有复性之说，曰：“性圣人知其然，故略于言性，而详言复性。言性只言其端，言复必征其力。端不易知，即智者而犹疑；力有可凭，虽愚人亦易尽也。……故孝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孝；弟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弟；以至忠信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忠与信。则我虽不言性，而孝弟忠信性已复矣。”盖燕以为性之本体不可以言诠，而亦无言诠之之必要。燕治学贵创，曰：“天下古今之书，任他至奇至妙，读得烂熟，到底是别人的。惟能评论今古，发抒胸臆，方是自家文字。”其于千余年来在经传樊笼内讨生活之学问，根本鄙夷，其言曰：“后世诸儒不能打破藩篱，别开手眼，只将四书、五经诠释一番，自以为圣道在是，且自负为得圣道真传。是何异学步邯郸，刻舟求剑？终身堕印版窠臼中而不知，悲夫！”燕颇富怀疑精神，尝谓：“朱注之谬误极多，果可据耶？曷不求诸本经耶？”“求诸本经”，有清一代之汉学家能为是者亦不过数人而已。燕批评宋儒每多中肯之论，如谓：“宋儒将天字作理字解，岂彼苍者天为道理所结成之一物者耶？”又谓：“制礼作乐，孔子已言之矣。因先朝制作而损益之，不过一有司事耳。即制作稍乖，于天下固无大害也，况不乖乎？宋儒每将此事说得惊天动地，不知何解。”又谓：“圣经言正心诚意，是因言治国平天下而推原必本于正心诚意，非仅以正心诚意四字，即可治国平天下也。朱晦庵独举以为言，其意何居？”燕论学最推崇王守仁，其为王辩护曰：“若谓先生之独言致良知遗却格物未免流入于禅。……何先生计擒宸濠时算无遗策，功盖天下，自北宋以来以道学而建莫大之功者，先生一人而已。格物尚有大于是耶？至专主格物者莫如晦庵，而除却《论语注》几本经书以外，毫无功业可见，则又何说也？”此自非合于逻辑之论，而其薄著述而尊事功，颇与颜李学同辙。燕与颜元弟子王源交厚，盖受其影响也。燕于文学黜华崇朴，谓：“昌黎见道未彻，《原道》《原性》诸篇肤浅已甚，要之起衰救弊则其文不可诬。”诚极中肯之论也。又以为诗文须根本性灵情感，而痛恶无病呻吟，曰：“世人有题目始寻文章，予则先有文章偶借题目耳；犹有悲借泪以出，未有泪而始悲也。”“诗道性情，彼此移易不得，方谓之真诗，如陶靖节、杜工部是已。若明之王元美、李于麟则集天下韵语偶以王、李出名耳。”惟其根本性灵，故深鄙拟袭，此可于其论和诗一事见之。曰：“无论所和佳不佳，而以我性情之物，供他人韵脚之用，性情之谓何？况时地异趣，必有格然不相会者；而步之趋之，牵强凑物，以求附其辞，象其意，全诗皆有人用而不有我存焉。虽不作可以也。且彼所欲言者已去，而我所欲言者无因，而因其已去之言，无者将之使有。以无病之心为无端之歌哭，其诗未成，其所以为诗者已先去矣。……甚者杨子云之拟《易》，曹丕之筑受禅台，皆和诗之属也。……事不可袭，袭者为拙。……万事尽然，岂独诗乎？”燕之反对因袭，固不仅在文学一端而已也。

——容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二，第二○至第二一期，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

爱国哲学家——菲希德（fichte）

（一）菲氏是德国人提倡爱国主义中最有力的一个。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变迁最剧烈的时期。他眼见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年拿破仑登王位，一八○六年奥国败于拿破仑，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同年普法也纳之战，和一八○七年拿破仑军队入柏林。当时的德国，几不成个国家，不啻现在的缅甸、高丽了。

（二）菲氏（一七六二年生，一八一四年死）三十四岁时，当过也纳（jena）大学教授，一八○七年提出建立现在柏林大学的计划书，很受当时普鲁士皇帝的称许。一八○八年柏林大学成立，他便被选为第一任校长。不久因为他对于国民的讲演引起了法人的恶感，法政府便强迫他辞柏林大学校长职。但是有一件事不可不注意的，就是他当德国大败之后，从一八○七年冬到一八○八年，宣讲他“对于德国国民之演讲”，这个演讲的内容和德国未来的统一事业极有关系。

（三）他的演讲的内容，可分为两部：（1）新时代与德国民族，分三点，（a）时代，（b）德国民族的地位，（c）祖国之爱。（2）德国国民的教育，分两点，（a）教育的改良，（b）改良计划的实施。

至于他演讲的要点，则为：（1）自责，先将以前德国败亡的原因查明，则救亡方法也在其中。（2）道德的改造，非一新民族精神，无法可以救亡。他的道德尤注重互相敬爱，人类能自敬自爱，而后能敬人爱人，才能成立一道德的公共团体。（3）爱国的原理，国民所以爱国，是为一国的文化，并不是为个人的利益。

（四）作者将以上所述自责，道德的改造，爱国的原理各项，同中国现时学界上所谓救国方略作一比较：（1）学界日倡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肯些微下克己功夫，只知责人，只知责外国。（2）国人只知天天倡打倒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知道英国能够有现在这样强盛，是因为她的国民操守廉洁，有道德的基础呵。现在国内以改造政治自居的人，也只知道强力的有用，不知道德的可贵：或挟持军队割据地盘，自以为是打倒军阀的惟一方法，那么成功未见，而倒戈反革命之声已不绝而来了。（3）国民千万不要说救国以后可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那么，我们的爱国心才是纯正，才能彻底爱国。

——张君劢，《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号，七一至七五页，民国一五年五月二五日出版。

我国北方各省将化为沙漠之倾向与实证

（1）北方各省，向为森林繁盛之地，今则荒芜矣。（2）山西西部，从前松杉树类甚繁盛，今则大半荒芜。森林消灭之原因，第一为滥伐，第二为中央亚细亚沙漠之侵入，其势甚烈，向我国黄河方面进行，将来此地必尽成沙原或裸山。（3）陕西榆林府，昔为榆林丛生之地，今则仅存少数之杨柳而已。榆林府西北前此有丝杉树之森林，今为砂石所埋没。（4）黄河以北前均为丰饶之地，其后地土渐变干燥，而有今日之状态。黄河南岸及稍南之山谷间，前亦为沃土，近因沙漠之侵入，皆荒废矣。（5）蒙古南部前为森林地方，长城以北数百英里有城壁遗址，前曾盛行农业，今则一片平沙矣。（6）我国北部冬季寒度与年俱增，春风亦益见凛冽，自春及夏砂尘蔽天，由此可以推知蒙古之沙漠气候已渐次侵入北方矣。（7）近年镇江及南京各地，亦有砂尘飞扬之现象，而飞来之砂均来自戈壁沙漠，是戈壁沙漠之势力已南及扬子江流域矣。

以上七点均足证明，北部各省确有化为沙漠之倾向。至北方各省由沙漠所受之害有三：（1）长期的干燥气候；（2）大饥馑；（3）大洪水。

近欲防止沙漠之侵入，势不得不行下列二法：（1）将各地荒山例行大规模之植林；（2）注意于保护各处之水源地。

以上二法，行之有年，或可防止沙漠之南侵，不然北部各省势非沦为土耳其斯坦第二不已也。

——蔡源明，《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五号，九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金陵史势之鸟瞰

（一）政治中心。金陵自六朝以来，十为国都，合计四百五十年：（1）西元二二九年孙吴定都南京（时称建业），周回二十里，传五十二年而灭于晋。吴亡以后，有石冰、陈敏之乱，建业荒残。（2）西元三一七年东晋元帝过江南下，因吴旧都而居之，号曰建康。咸和七年，新宫成，是谓台诚，至吴宫旧址，则称为苑城。（3）（4）南北朝时，宋、齐相继立国，均都金陵。（5）梁都金陵时，京师人口达百四十万，实为古今稀有之大都会。（6）陈代国境最蹙，隋炀帝入据台城，使收图籍，封府库，而还洛阳，六朝旧迹，扫地无余。（7）西元九三七年，南唐烈祖定都金陵，至西元九七五年，而亡于宋。终宋之世，金陵为陪都，而西元一一三○年金人之焚金陵，为一浩劫。（8）西元一三六九年明太祖经营金陵，周六十一里，城垣之长在现代各大都会中仍推第一，都城，开十三门，宫阙极壮丽。西元一四四一年英宗正统六年始以北京为京师，而南京降为陪都，然设置内阁一仍其旧，欲以“金陵为天下财赋之会”。西元一六四四年明福王即位南京，翌年而清兵破南京，改明故宫为满州驻防营，而置两江总督署于金陵。（9）西元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号曰天京，改两江总督署为王宫，禁城周围十余里，至一八六四年而曾国藩克复金陵。（10）辛亥革命，民国临时政府，实在南京，元年四月而国都移于北京。

（二）舆论中心。魏晋之时，清议之风最盛，地方绅士往往操朝廷用人之权，人伦鉴识，谋国长算，实寓于此。当时王导、谢安皆以风流名士，掌执朝政，文雅雍容，人皆称之。六朝最重世族（一名士族），士君子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非天子所能干涉，当时“以地方绅士操有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金陵之为舆论中心，至明代流风未沫，满清入关以后，以兵力劫制汉人，而士论消沉极矣。

（三）教育中心。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东晋太学在秦淮水南。宋（西元四三八）立四学，曰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梁（西元五○五）开五馆，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南朝大学，特色有二，一为演说之发达（如严植之、张绪、周颙、张讥、马枢辈，大都言论清雅，悉饶辞藻），一为科学之研究（如何承天、钱乐之、祖冲之辈，皆于历算有所造诣，赫然开科学史之新纪元）。南唐有大学二，其一在国子监巷，其一在庐山白鹿洞。明太祖（西元一三八一）建国子监（后称南雍）于鸡鸣山之阳，其广大过于今之东南大学，至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学生多至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清人入关后，降南雍为府学，洎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大火，昔日弘大庄严之大学，俱为灰烬矣。

（四）图书中心。齐梁间，王筠、谢弘（王导、谢安之裔）好读书，而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昭明太子藏书几三万卷。政府所藏书，如晋秘阁三万六千卷，梁文德殿七万余卷，当时藏书之盛，略可想见。明初，太祖设皇册库于后湖，为收藏图籍之所。此外明代大学，亦有藏书，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南雍翻刻历代正史，计二十一史五百四十本。又明代所修之《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九百卷，皆南京大学学生之所钞成。近世南京私家藏书，如甘氏津逮楼十余万卷，随园三十万卷，为大江南北所未有。今则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卷，其中宋、元、明精刊本，著述秘本，合计二千余种，实为国学宝库。

（五）佛教中心。孙权（西元二四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江左佛法之兴自此始。东晋以后，如瓦官寺、高座寺、定林寺、栖霞寺，皆为高僧之所投止，据近人考证所得，当时寺宇，约有二百二十余所。江左名士如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颜延之、谢灵运辈，无不崇信释教。南朝帝王，皆信佛法，宋文帝、梁武帝、陈宣帝，其尤甚者耳。南唐元宗后主酷好浮屠，退朝常服袈裟，课诵佛经，其侄至祝发为僧云。明代灵谷、报恩、天界，合称金陵三大寺，遭洪杨之乱，诸寺毁灭殆尽，惟灵谷寺较完好，为宁之第一禅林耳。

（六）美术中心。自六朝以来，名士风流，大率知音善舞。如谢尚善音乐能舞，桓伊善吹笛，谢安好声律，衣冠效之，遂以成风。南唐有韩熙载者，审音能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明代秦淮花月，如在天上，舞衣歌扇，两岸交辉，犹有六朝遗风。至于书画、造像、装饰三项，犹堪记述：（1）书画。王羲之书法，为江左第一；萧子显善草隶为时楷法。顾恺之善丹青，图写特妙；艾宣工画花竹翎毛；顾德谦善绘人物；蔡润长于江湖水势；竺梦松长于宫殿楼阁；周文矩精于士女；董源工秋岚晚景。明代金陵多赏鉴家，黄琳富文堂，收藏书画，冠于东南。（2）造像。考佛教初入中国，仅有画像，晋以后造像之风始盛，至隋则造塔之风蔚起。宋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栖霞寺自齐、梁来，号为名刹，寺中为龛二百九十四，造像五百十五尊。隋（西元六○一）起栖霞塔，凡七级，高约五丈半。明报恩寺九级琉璃塔，高二十四丈六尺，篝灯百二十有八，星光闪灼，为天下第一塔，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建，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成，倾天下之财力，历二十九年始成，太平军入金陵，纵火焚之。（3）装饰。六朝士大夫裙屐是尚。谢灵运性尤豪侈，车服鲜丽，世共宗之。明之晚年，金陵服饰，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上至头巾，下至鞋履，无不考究式样，穷侈极奢。至妇女服饰，则不及二三年而一大变，而衣袂之宽狭修短，首髻之大小高低，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及洪杨之乱，前代流风余韵之在金陵者，衰谢殆尽矣。

（七）文学中心。宋代文人，颜、谢纵横俊发，并为江左第一，齐、梁相继，名才并集，史家如沈约，文学评论家如刘勰与钟嵘，同时并起。齐、梁以后，谢朓（元晖）、庾信（子山）英才崛起，太白、子美宗慕不休。陈代徐陵，称雄一时，所作文章，家家传诵。南唐后主之文词，尤有不朽之价值，“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有明一代，宋濂之文，高启之诗，俱称开山始祖。中叶以后，顾璘、顾起元提倡文雅，为江左风流第一。乾隆中随园（袁枚）主盟骚坛，极山林之乐，二顾以后，未有能及者也。桐城古文家如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诸人皆寓居南京，流风余韵，沾被百年。白话文学之名著，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亦为南京之产品。吴敬梓少年游冶秦淮，曹雪芹父祖均官江宁织造，两人所著之书，大致取材于明清间金陵之美人才子欤。

（八）才女中心。谢安每游赏，必以妓女随，衣冠效之，遂以成风。王献之有妾名桃叶。陈后主宠幸张丽华，引江总等十人，对丽华等游宴，号曰狎客，制《玉树后庭花》一曲，酣饮达旦。李后主后周氏好音律，得《霓裳羽衣曲》残谱，以琵琶奏之，开元、天宝遗音复见于世。明初（一三九四）太祖建轻烟、淡粉等十六楼以处官妓，永乐以后，惟富乐院独存。万历年间，秦淮四美人（马湘兰等），金陵十二钗（罗桂林等）艳情丽质，啧啧人口。秦淮向多才色女子，其以风韵胜者，如苏桂亭、马湘兰、张如玉、董小宛；其以才调胜者，如柳如是、罗桂林、杨宛；其以姿色胜者，尤多不胜数。至此等妓女，初非好淫荡检者流，考其脂粉之收场，往往可歌可泣，有情死者，有逃禅者。至如董小宛之识冒辟疆，柳如是之识钱牧斋，侠骨慧眼，断非人间凡女子也。及清季洪杨之乱，妓馆全空，曾国藩召集流亡，不遗余力，才妓名媛，大率来自苏扬。

（九）游观中心。金陵山川之美，无过钟山与后湖，近世之大人物，如王荆公、顾亭林之伦，皆寓居钟山，历有年所。荆公诗集中，以金陵为题者，计一百三十六首。后湖一名玄武湖，周三十里，钟山峙于东南，山色湖光，掩映如画。

（十）经济中心。孙吴割据大江下流，物产丰衍，故立国江东，不亚于中土。南朝国势，以梁武帝时为最盛，外国商人，往往至焉。安南、暹罗、爪哇、新加坡、印度诸国相率来贡。明代国家财赋所出，以江南为最多，浙江一省与苏、松、常三府之田租，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即在今日，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世界各国，罕有其匹。明初定鼎金陵，设上下二关，商帆贾舶，鳞集于此。金陵为东南机织业三大中心之一，据最近统计，南京玄缎织机约三万余架，以机业为生者，共八万余人，每岁售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金陵之衰落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太平军破南京之前，城中人口达九十万，据今统计仅有三十八万，约当上海（一百五十万）四分之一，不及北京（八十五万）二分之一，盖经洪杨乱后，元气未复，而二次革命又蹂躏之，至其将来之发达，当无限量，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三种天工钟毓一处，而又适居长江下流最饶富区域之中心”；在世界大都会中，诚未易得。

以上十节，大致已完，作者于是复论：

（一）文化之劲敌。金陵罹兵火之祸最酷，如（三二八）苏峻之乱，（五四九）侯景之乱，（五八九）隋师之役，（九七五）宋师之役，（一一三○）金兀术之乱，（一八五三）太平天国之乱，及二次革命之乱，遂使人口陵替，典章荡尽。

（二）文化之复兴。人类对于文化，经一度之努力，虽有时因兵火而毁灭，而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人，往往不绝，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蜕，逐渐进化。

（三）文化之潜势力。太平军之失败，或者谓由弃孔道而用耶教。盖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大乱，而孔子文化统一中国，则二千年如一日，有识者以为文化精神之亡，其祸甚于亡国。太平军所占领之三江二湖，适为近世中国文化最纯正之区域，于是曾国藩、彭玉麟辈本保卫文化之义，纷起而与太平军为敌，一举平之，歼灭无余。

（四）文化之区域精神。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文化有因地而变者，是为区域精神，有因时而变者，是为时代精神，故江左名士，虽多出中原故家之裔，然南朝三百年间，文艺学术，与北朝迥乎不侔，此盖由地异事变，可称之曰文化之区域精神。

——张其昀，《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三号，七三至八六页，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又卷二三，第一五号，七一至九○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出版。

大月氏与东西文化

月氏世居祁连山者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县），秦时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走伊犁河南，逐塞王而居其地。其余众仍留祁连北者，史称之为小月氏，而别西迁者为大月氏。大月氏居塞地未久，复为乌孙所破，遂远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尽有阿母河以北地。遂裂土封五侯。后贵霜侯吞并余四侯，并侵灭高附、濮达、罽宾并中印度，是为全盛时代。传百余年，当东汉明帝时，尔后百八十余年间，其南部渐为印度、乌士王所收复，贵霜后裔仅保克什米尔一隅。晋惠帝时，其王寄多罗渐复旧疆而广焉，既改号嚈哒，建都于今阿富汗北境，波尔克城，是为再兴时期。又二百年当北国时，为突厥所破，国势又衰。并值王族绝嗣，围境崩析，自后不复能振，唐既灭西突厥，嚈哒遗族尽臣焉，唐后则役属于大食（即西史之saracens）继臣于元，今则逮俄国版图矣。月氏究属何种族，今尚未能确考，惟其为白色人种则无疑。月氏在未西徙以前，本为游牧民族。既臣大夏，渐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而益加蓬勃，与安息、罽宾比肩焉。而安息、罽宾者，史称其种五谷，治田园，有葡萄、苜蓿、檀、槐、梓、竹、漆，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者也。万震《南州志》（据《史记正义》引）谓大月氏城郭宫室与大秦同，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妤，天竺不及焉。自张骞通西域，而大月氏之文物，影响及于中国，骞自月氏携回新植物，今可考者十余种，皆日用必须之要品也。汉代绘画雕刻大有进步，其石刻画像颇有昔日欧洲之风，或亦受大月氏之影响。佛教之初入中土，实以大月氏为媒介，后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聘中国，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受浮屠经，是为佛经传入中国之始。曹魏孝武时大月氏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芒映彻，见者莫不惊骇。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此其在工商业上影响之最著者也。印度自安度罗王朝勃兴，佛教徒失其保护，渐为婆罗教所压迫。适大月氏南侵印度，占印度河流域，保护佛教，佛教徒多依之。佛教之再兴，实出大月氏迦腻包迦王之手，王皈依佛法，于首府建迦腻包迦寺，召集五百教徒于罽宾，开第四次结集。高僧马鸣等皆赴焉。王没，其嗣王亦奖励佛教，供养万僧于宫中者五年。佛教之所以能播亚洲，皆大月氏之力。此大月氏对于印度文化之影响也。

——郑鹤声，《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十号，七七至九六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

外国音乐之入中国，先秦盖已有之。《周礼》设官教习四夷之乐，《毛传》著四夷乐名，皆其证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输入《摩诃》《兜勒》二曲，其《摩诃》一曲，或即天竺古歌maha-bhraārata，以《摩诃》显为“maha”之对音也。魏晋以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共为十部，是即燕乐，亦即辽之大乐。凌廷堪《燕乐考原》据《辽史·乐志》谓燕乐原于龟兹苏祇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其说甚是，而据作者所见，苏祇婆琵琶七调（即中乐宫商等七声），实与印度音乐中北宗北印度斯坦尼派相似，或竟出于北宗。兹分四节申说如下。

（一）龟兹文化实得诸印度。据《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所载，秦汉以前印度势力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封地。使其言而可信，则古初龟兹文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又案《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则汉魏之际，佛教当曾及于龟兹也，晋以降龟兹佛法之盛，更彰彰可考。《晋书·四夷传》谓其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晋时译经多有龟兹人参与，而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且弃王位而为沙门焉。唐玄奘记龟兹国，言其：“文字则取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教律经义，则取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每岁秋分，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俗废务，奉持斋戒。”由上观之，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则苏祇婆琵琶七调之原于印度，非奇事也。

（二）就隋唐九部乐中龟兹、天竺二部考之，其乐舞所用舞人乐器，以及服饰，颇多相同者。

（三）考之在敦煌所发现之佛曲，其所标举调名有九种，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其中婆陁、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陁力、般瞻二调（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辽史·乐志》于《隋史·乐志》之娑陁力调作婆陁力调。又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去）。

（四）关于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般瞻，《隋志》谓：“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瞻一辞有第五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n chama（一作pancama）一调。梵文作panchamah，译之等五，又第五声。（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发音亦无大殊。）此字本当译为般瞻摩，惟印度斯坦尼文a、i、u收声例不发音。故译时多从省略。七调中之娑陁力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shadja（又作sadja，梵文作shadjah）一调。此调对音是娑陁暗，与《隋志》仅异末声。律以般瞻之例，可译作为娑陁，正与《唐会要》所记合。而shadja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声谓八音之旨也。七调中之娑陁力即华调中之宫声，宫声之呼，固与具六等义，又正八音之首。则shadja即娑陁力无疑。又《隋志》记苏祇婆琵琶七调有云：“就其七调，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调。译以华言，旦者均（韵）也”。所谓均，即律也，即西乐c、d、e、f、g诸调也。苏祇婆七调中之旦，实即印度北宗音乐中（that）一辞之对音，其证有三：（甲）据汪荣宝氏所考，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梵文arhat译为阿罗汉（以汉译-hat），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准是，thât当可为旦。虽a与a有别，惟验之旧译，二者混同。（乙）印度北宗音乐之thât义为行列，以定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其功用与均（或律）同。（丙）雅乐宫调，悉云某宫；如黄钟宫，仙吕宫之类。

苏祇婆之七调，则曰娑陁力旦，鸡识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乐之称某宫，亦曰某that。又辽之大乐即唐之燕乐而《辽史·乐志》谓：“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今按印度音乐有《波利阇陀》（parvijata）一书。亦谓以琵琶弦之长短定十二律。苏祇婆琵琶七调之源于印度，于兹又得一证焉。或谓比对中西音乐，般瞻属于西乐a调；而印度北宗音乐中之般瞻，则属西乐之g调，似不能为苏祇婆之般瞻出于印度之明证。对曰：据《隋志》所纪，苏祇婆七调，属于吕旋。而印度北宗音乐，属于律旋。因旋法之差别，故苏祇婆之般瞻高于北宗之般瞻一调。然北宗音乐之旋法本不一律。又音乐每因人异制。传者既殊，则旋律有别，亦事所必至也。就上四端考之，苏祇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之渊源固甚显然矣。

——向达，《学衡》，第五十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

西元三世纪初，日本神功皇后用兵新罗，而间接得与中国交通，华民亦多移居于日，中国簿籍、计算、建筑、工艺始间接输入。其后西元五五四年，百济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始以中国历法输入日本，于是改良度量衡制，置刻漏器，立天文台，行间元嘉历及仪凤历，皆遵中土之法。七○二年，立学校，授算术，采《周髀》《九章》《海岛》《五曹》《孙子》《算经》《缀术》等十书为教本，置历士算生等名称，其后九七○年间，日本有算书《口游》出世，其中“妊妇预知男女一问题与《孙子》《算经》孕妇难月一问题”相类似，又有“竹束”问题，为等差级数求总和，与《孙子》“今有物方一束”一题略同。其九九歌始九九而迄一一，亦与《孙子》合。明万历中叶日人毛利重能首传程大位《算法统宗》，与其徒著书阐释之。此后同类之著作辈出。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及算盘术亦于明清之交由朝鲜间接输入。后一种传习尤广，注者数家。同时日本算圣关孝和曾读中国算书三年，其所造级数开展法，与李冶求高次方程式方根之法相似，其剩一术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全同，其根差法亦根于郭守敬之相减、相乘及三差之法；似关氏曾读《测圆海镜》《四圆玉鉴》及《数书九章》等书也。其《大成算经》曾录程大位之写算乘法，其方阵之术，则师法杨辉，其剪营术自谓出于唐穆宗宣明历。康乾间中国筹算之研究极盛，梅文鼎之《筹算》、戴震之《册算》，曾流入日本，戴所校辑之《算经》日本亦有传刻。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国之弧三角、椭圆及对数术，至是悉间接流入日本。同光以来，西法复入中国，日本亦挹其余流。李善兰所译《数学启蒙》及《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均有翻刻本。

——李俨，《东方杂志》，卷二二，第一八号，八二至八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注释

[1] 今据《清华学报》（共六期）“撰著提要”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