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本刊于第二期中曾经介绍。时阅半载，而该学报之第五卷第一期已于上月出版，内容省去旧有之“书籍介绍与批评”一栏，共有论文九篇，兹述评如下。

（一）首为朱希祖君之《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本文内容，看题可明。何地为南方，实为先决之问题，然朱君之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文中举南方用铁兵之主要证据，屡及宋国，按宋地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文中指为宋国产品者，绝未证明为宋国之何部分，而遂颟顸其词曰“是产于淮水附近”（一四八三页），何武断之甚耶？商丘附近而可指为南方，则以同纬度推之，陕西、山东亦为南国矣，此吾人所不敢赞同者也。又朱君引《墨子·备城门》篇：“毋以竹箭，楛、赵（桃）、（拓）、榆可。盖（益）求齐（赍）铁夫（孙云当为矢）。”谓：“此以铁夫为铁矢，若不致误，则宋亦有铁矢矣。”按《备城门》篇乃墨子在宋之言，而劝人“毋以竹箭……求赍铁矢”，似正可证明宋人尚用竹箭而不知用铁矢。无论退若干步言，亦不足以证明宋人之先用铁矢也。其关于铁剑一项（一四八一页）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吴、楚精长于铁剑之制造，然不能据是即谓铁剑先行于吴、楚，犹今日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据是遂谓火药先行于欧洲也。又朱君引《国策》载智伯欲攻赵无矢，张孟谈劝其炼铜柱为之，遂以为“北方”无铁兵之反证，不知张孟谈之劝言安知非一时因材料缺乏而姑作权宜之计？且晋国又何能以概全北方？此反面证据之不能成立也。

综观朱君所据正面证据凡四。其关于铁矢及铁錍两项，作者武断为宋物，即承认其说，而宋亦不属于南方。其关于铁剑一项，则不能证明其先行于南方。则所谓“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之说实不能成立。作者又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其证据，一则蚩尤作铜兵，此说仅见于战国以后书，绝难置信。一则苗民始作劓、刵、椓、黥之刑法。夫肉刑而可为文明之征，则用凌迟刑之旧日中国人，其文化宜高出于今日欧洲万万矣。一则谓南方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按《左传》记楚左史倚相能读此诸书，然未尝言其为南方之书也。而观倚相所以讽楚王之诗（《祈招》之诗）乃北方之传说（tradition），则知《坟》《典》诸籍当亦北方之书也。若其为南方之书，何致只有左史能读之？且以其能读传为美谈乎？

（二）次为陆懋德君之《中国人发明火药火炮考》。盖集赵翼、梁章钜及英人迈尔、日人矢野仁一诸氏之研究结果，而加以补充也。其结论谓火药发明于唐，火炮始应用于宋末，本为吾人所习闻。惟此文引证极详晰而谨严，可裨史乘。惜文中何部分为采前人之说，何部分为作者所增补，未见言及，为遗憾耳。

（三）次为林义光君之《周易卦名释义》，于造卦本意试作一新解释。作者立说多取证于彖辞，而又屡否认彖辞之解。究竟彖辞何以忽而可据，忽而不可据。作者未能寻出客观之根据。此逻辑上未能自圆其说者也。

继此有（四）王力君之《南粤音说》、（五）刘驷业君之《英国巴克黎银行会计制度之研究》及（六）朱君毅君《大学生智力之测验》。以系专门性质，毋庸评述。其（七）侯厚培君之《明代以前之金银货币》，则完全撮取日人加藤繁之唐代金银之研究，绝无增益，兹亦不论。

次为（八）李俨君之《李善兰（1810—1882）年谱》。于壬叔生年著译各书之经过、出处去就之细节、交游过从之人物及并世中算家著述之大略，详考无遗。其精审实为本书诸文之冠。而所据壬叔高第席淦作之《壬叔事迹残稿》乃世间孤本，其他资料亦颇有得自直接调查与探访者，则尤可贵也。

最末为（九）杨树达君之《古书之句读》。仿《古书疑义举例》之体裁，归纳古书句读失误之例有十三：曰当读而失读，曰不当读而误读，曰当属上读而误属下，曰当属下读而误属上，曰因误读而误改字，曰因误读而误删，曰因误读而误补，曰因误读而误颠倒原文，曰因文省而误读，曰因不识古韵而误读，曰因字误而误读，曰因字衍而误读。引证皆极详明，具见作者搜罗之勤苦。惟最末两读皆可通一例，似不能成立。因两读之中，每有一读为较安，而原作断无故设疑阵以难人之理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期，1928年7月30日

注释

[1] 本文发表时未署名，但据浦江清之日记言：“荫麟驳朱逖先君在《清华学报》上所发表之《古代铁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之无据。朱反讥，张因又反驳。”（1928年8月28日）可知本文和《答朱希祖君》《再答朱希祖君》等文均为张氏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