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北归_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第十四章　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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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观之丧

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即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伯雨、张廷坚等忠鲠之士为谏官，大多为忠彦所引进。其时，徽宗也能虚心纳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

龚夬、任伯雨首先揭发蔡卞、章惇的罪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者”。

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张廷坚并言：“章惇轻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机。凡惇所为，皆是卞所发动。所以蔡卞之罪，浮于章惇。”于是，出蔡卞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罢相。十月，陈瓘再论惇于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如此，罪重责轻。惇遂被贬为武昌节度使，居潭州。

陈瓘，字莹中，进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荐为太学博士，迁校书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论蔡卞倡言继述、轻欺先帝，章惇怀异不忠等罪，丝毫不予假借。有人对他说：“蔡卞为君举主。”他说：“彼则举尔所知，此则为仁由己。”这种公而忘私的刚强性格，表现在后来攻击蔡京时，终于被逐出外。

苏轼与陈瓘亦是旧识，南迁之初，途中相遇，曾为他写过一段“为陈莹中跋欧阳永叔帖”的题字。

任伯雨于数月之间，八上章疏，论章惇之奸，指责他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大故，图逞异志。并且说：“章惇这种奸邪，不但国人皆曰可杀；即使蛮貊之邦，也莫不以为可杀；甚至辽主也认为南朝错用此人，何为罚只止于行遣？”

台谏陈瓘、陈次升从而和之，卒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菑人者，人恒菑之”，他也不免流窜南荒了。

伯雨为谏官，半年之间，上章疏一百零八件，时人号为“戆草”。大臣畏其多言，将他调为权给事中，关照他稍安缄默，但是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到曾布为相，有意调和元祐、绍圣两朝不同的人事。伯雨认为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政治者，竭力反对。后来又将参劾曾布，消息外泄，被调为度支员外郎。

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遵圣（孜）的儿子。苏任两家是两代的通家之好，苏轼昔年见他时，还是被父亲抱负着的孩子。诗谓“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者，即是此人。苏轼南迁途中，在泗州遇任伯雨要求搭他的船同行一程，直到金陵始别，两人在一舟中共作息者达一月之久。

世界有时候很狭小。章惇挟恃权势，打击苏轼，不留余地；不料苏轼南行途中，无意间碰上的陈瓘、任伯雨这两个泛泛的朋友，恰是后来揪翻这个“一朝巨奸”的猛将。

苏轼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合浦，至九月初六到广西郁林（即今桂林） 1 。初七日忽得秦观急病死于藤州的噩耗，但还不甚的确。行至白州，看到容县县令的侄子陆斋郎，才比较详细。

少游本在雷州，自蒙放还，不顾酷热天气，冒暑攒程，行至广西容县，逗留了好多天，饮酒赋诗，一如平日。容守还拨了两个士兵帮他搬运行李，同去衡州。时正铄石流金的酷热时候，冒暑奔波，终于在路上中了暑，病困藤州旅次，至八月十二日，死于江亭上。藤守徐畴料理他的后事，一面派人急报他的亲戚范冲兄弟。范在梧州，闻讯匆匆赶至。这是回来的两名士兵报告陆守的话，范冲兄弟到后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时，苏轼与欧阳晦夫书说：“闻少游噩耗，两日为之食不下咽。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

初十，苏轼赶到容南，打听到范冲兄弟早已经过此地，两人都患着瘴痢，亟亟前行。苏轼一面派人追上去，函约他们到苍梧来一见，自己又不分昼夜地赶往藤州。

不料到得藤州，范冲兄弟已经载了秦观的灵柩于半个月前走了。范祖禹次子范温是秦观的女婿，所以为他载丧还乡。

藤守徐畴，是苏轼通判杭州时的仁知县令，握手道故。由徐守口中详知秦观在藤，伤暑困卧数日，大家都不以为是重症。八月十二日在华光亭（一作光化亭），还与宾客谈他梦中所得的词句，要侍者取水来饮。送到时，他两眼盯着那碗水，看了一看，含笑而逝。

苏轼恸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世岂复有斯人乎！”

秦观于元祐初，因苏轼推荐，就试贤良方正科，得除太学博士，入馆阁编修国史。苏轼在朝被人疑忌，因此，凡是与轼亲厚的人，悉遭攻讦。秦观当然不免，从此仕途颠踬，屡遭排斥。绍圣初，被贬监处州酒税，部使者仰承上级风旨，不肯放过他，但又抓不着什么短处，终以谒告写佛书为罪，谪徙郴州（湖南桂阳县）。

少游是个多情种子，落拓的宦途，飘泊的生涯，哀伤的恋情，不断折磨着他，使他变为一个伤心厌世的词人；到被谪官郴州时，心情更苦，词境就更凄怆，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深为此词感动，尤爱后阕末尾两句，将它写在扇子上，缀以悼辞：“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 2

少游卒年五十二岁。有朱氏《强村丛书》本《淮海长短句》三卷，毛氏《宋六十家词》有选集《淮海词》一卷。

九月十七日，苏轼到了梧州，则两范已去，而迈、迨二子也还来不及赶到。本来计划从贺江前往永州，适逢秋旱，江水涸竭，没有船，只好改从广州度大庾岭北还。《与范元长（冲）书》云：

永州人来，辱书。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祖禹）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

二十四日过康州，游三洲岩。将至广州，苏过作诗寄大哥、二哥，有曰：“忆昔与伯别，秦淮汇秋潦。相望一叶舟，目断飞鸿杳。仲兄阳羡来，万里逾烟峤。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江边空忍泪，我亦肝肠绕。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

苏迈率诸孙已在惠州住了四年。迨在宜兴，因为自己多病，学医颇有心得，这回奔来惠州，又扑了一个空。苏轼实在疲倦极了，今后只望一家团聚，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再离散。他说：从此不必如柳宗元那样，教氓獠读诗书；也不必像他那样，登山涉水地作《永州八记》，诗曰：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

二　广州·英州

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怀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寺）钦老早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必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旧有诗八首，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也。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某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

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趸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初欲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 3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的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 4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三　韶州

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初七，途经蒙里，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来迎，时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县令陈公密延入行馆，设宴款接。

腊八节那天夜里，苏轼梦见老朋友苏坚，手上捧了一具“乳香婴儿”来给他看。醒来一想，从前赴惠州时，曾在九江与伯固邂逅，先亦有梦，这次梦见的乳香婴儿，是“南华赐物”，莫非与伯固又将于南华相会吗？

次日，果得苏坚来书，说在南华寺等他，已经好几天了。心灵真有感应，所以形之于梦，苏轼为之感叹不已，先寄一诗：

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

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抵韶州后，即与李公寅、冯祖仁同往曹溪，在南华寺里与苏坚、南华的住持明辩法师共会于谈妙斋中。

与苏坚邂逅于九江，算来已经七年，这七年的折磨，使苏轼今日与当时的心情有了显著的不同。这次寄诗苏坚，用《维摩经》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法眼”观察人间，则凡世一切尘垢都沾染不上，人不必为这电光泡影之身而烦恼。

在南华寺里，作《追和沈辽〈赠南华〉诗》，亦是此意。如言：

善哉彼上人（指明辩），了知明镜台。

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杯。

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

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

人生本来充满痛苦，但能我本无心，则所有人世的痛苦，皆如身上浮尘，毵毵自落。此意得自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韶州这三位地方当局，惟李公寅是苏轼旧识。

公寅，字亮工，是画家李公麟的胞弟。李家三个兄弟（伯时、元中和亮工），人称“龙眠三李”。公麟以画名，亮工则以文词见重于人。

苏轼做开封府推官的时候，李父为赤县令，甚好道术和炼丹，常与苏轼谈论内外丹事，甚至把绝对秘不示人的宝贝——自己炼成的丹药也拿给苏轼来看。这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如今李父固然早已下世，而眼前这个少子也有白发了，所以《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中，有“曾陪令尹苍髯古，又见郎君白发新” 5 的话。

公寅盛称他的家乡——龙舒（安徽舒城）风土之美，苏轼一度被他说动，所以与人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住计龙舒为多。……闻（龙舒）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曲江县令陈公密邀宴于其自宅，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侑酒，老人醉眼看花，为赋《鹧鸪天》词：

笑捻红牙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

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销。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

据旧注：苏轼写此词时，写毕前阕最后一个“娇”字，误笔在“娇”字下点了两点，应该抹去。但他略一考虑，便将错就错，下接后阕首句为“娇后眼”，天衣无缝。这份捷才，苏轼至老不衰。

苏轼虽然经过这么长时期身心双重的摧残，他的健康情况，除出在惠州曾为痔疾所苦外，一直保养得很好。在海南采服倒黏子花（海漆），久患的肠疾，似已痊愈很久了。

在广州，致书李之仪说：“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也。……端叔亦老矣，迨言：‘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可见一切都还正常。

但是，这次行旅，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岁暮，已经整整半年，皆在船唇马背上度过，身经暑热的蒸郁，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来酒食酬酢不绝，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消化不良。积此几个因素，所以从韶州到南雄这段路上，他就害起泻痢病来。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于人事”。何况这河鱼之疾，又是很伤元气的毛病，体力骤感不支。时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岁，顺便调养。

明年，朝廷以元祐、绍圣均有偏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折两用中，所以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之元年正月初四，苏轼一家即又匆匆离开南雄，改从陆行，度大庾岭北归。

将至岭下，肩舆的竹杠折断了，苏轼向附近龙光寺的和尚讨两支竹竿做轿杠。当时，州郡正在延请南华的首座珪法师来做此山长老，但尚未到。寺僧送来两竿巨竹，并且邀请苏轼来寺共饭。 6

苏轼就写了一个偈子留与珪师，要做将来《珪酿语录》中的第一问：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苏轼深知这西江十八滩之险，来时曾为改名“惶恐滩”者即是此处。此是旅程中最险之处，苏轼仍须经由此江转往皖浙，心怀忐忑，所以希望于竹中带去那一滴曹溪水，能在西江十八滩上，化起一片大水，让他们安然渡过。

到大庾岭上一家村店中小憩，有一老翁出来问从仆道：

“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打个揖道：“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题诗店壁曰：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7

这首诗的下联，看是苏轼自幸之辞，实不尽然。岭南七年，他以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堂堂闯过生死之关。苏轼今能肯定自己斗赢了这场人生的逆境。

华南地热，时方早春，而岭上梅花却都已结子了。苏轼作《赠岭上梅》诗，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初五日，上了岭巅，重游山崖缺口处的龙泉寺。七年前南迁之初，过岭时题诗此寺钟上，如今手自重摩，无限感慨。

如今时局大变，自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后，元祐旧人，很多重被征召，即使不用于中枢，也能出为州郡的首长；只有苏氏兄弟，声望崇隆，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仅领宫祠的闲禄；所以士大夫们以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废，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如苏轼在英州会晤郑侠，郑赠诗便以霖雨苍生的传说来期望苏轼，吓得他连忙辩白：“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如黄庭坚本在黔州，后移戎州，徽宗立，起复为监鄂州税。他蒙赦当时有诗十首，其一即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 8 也认为变革后的新政府，不该闲过这样一个人物。这几乎是士林公论。

朝廷中也不是没有人作此建议。如张廷坚（才叔）为谏官，也曾疏请召用苏轼、苏辙。不料徽宗的观念里，中了元祐时代流行诬词的毒，认为苏轼是元祐党争中一派的领导，怀疑廷坚此请，系受了朋党中人的利用，所以诘责道：“你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作此建议？”因此，累贬通判陈州。

其实，苏轼自己在大庾岭上，《次龙泉钟上前韵诗》说：“……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汉朝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人不肯应召。苏轼这一生中，又受够了政治迫害，今已老矣，宁愿做个被叔孙通骂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只望能够从此平平安安，独自走他轻松的下坡路，再也不敢重作冯妇了。

又有《过岭二首》，实是苏轼的人生这部大书中，南迁一章的结论。自言平生从不曾为安危祸福作过退步的计算。祸到临头，他自己一个人挺，不怨天，不尤人。

韩愈谪放潮州，但是潮州人为他立庙崇祀至今，所以祸患并不一定非福。现在有个成都玉局观提举的名义，希望能有一天乘兴，出剑关去，作一次玉局之游，他也就非常满足了。

岭南岭北，往返七年，实在是非常不堪的行役。但是苏轼今日回想，迁谪海外不过是一场噩梦；如梦一样去了，像喝醉了酒，朦朦胧胧地又回来了，濯足兴波，征衣雾湿，即使惊起一群山鸡，也不过使半岩花雨，纷纷自落而已。诗曰：

暂着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

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

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

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四　虔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元宵节前两三天，苏轼一家人都到了虔州。

果然赣江水涸，不能通航。苏轼只得寄家于虔县的水南，等待江涨。

虔守霍汉英（子侔）、监郡许朝奉（名不详）邀宴于郁孤台。和诗中有“扬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楼。老景无多日，归心梦几州”这几句话，正是苏轼此时最大的心事。

他拖带着三房子媳孙儿，飘泊道途，已经七八个月了。幸而不必远征湖南，但还不知去何处做归止。是风土美好的安徽舒州，还是“缘在东南”的常州或杭州，还是到河南许昌去与老弟同居，一直都还不能决定。

筹思再三，还是常州最便，因为有点田产在那地方，可以就田而活。又听自虔守霍汉英说，常州东门外有一裴家的宅子要卖，便写信托钱世雄派人去探问产价。书言：

已到虔州，二月十日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闻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问。倘若果可居，为问其值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当别遣人咨禀也。

苏轼寓居水南，长日无事，每天都携带一个药囊到郡城或山寮野市去，遇有病人，他就赠药，并开药方，教他如何调治。走过寺庙道观，也必进去玩玩。好事者和僧道之流，预先探听他行游之所，就在该地设案，案上堆置佳纸和笔墨，每张纸尾写上姓名，自己则拱立以待。苏轼进来了，看到那个案子，笑笑，不问一句话，就抓起笔来随意挥洒，将写好的纸，随手付与求者。看看剩下的纸，如还有很多，一时写不完，就笑语大家道：

“天色晚了，纸还写不尽，哪个要写斋名或佛偈的，请即告我。”

到他归去时，人人都已有了满足的收获，欢跃而散。 9

苏轼很喜欢沐浴，海南苦无浴器，至以鸡和马自比，现在则可痛快淋漓地浴于寺观了（宋代浴室为寺院专业）。他常去赣城东南的慈云寺洗澡。慈云长老明鉴，长得非常魁梧，很像世传画像中的慈恩菩萨，但丛林中人都推崇他是一个很有道行的和尚。苏轼作《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则是泗州浴诗外的又一章：

居士无尘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扬。

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惟闻佛放光。

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

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

苏轼新从南华来，头脑里充满了机智的禅门言语。在虔州写诗，就很自然地借用禅语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如《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次韵阳行先》《乞数珠赠南禅湜老》等先后四首均是。后世的诗论家认为苏轼这些禅语诗不是纯诗，为苏集中一大疵病，固然不错；但如前举那首“戏作”，自称道人，明言借句，苏轼也并不以禅门中人自居，却很欣赏禅门超脱的了悟。静观窗前来去飞动的苍蝇，冲着透明的窗纸，磕头碰脑，只想钻到明亮的窗外去，不知中间却还隔着一重障碍。冷眼观照尘世里多少徒然的人生，岂不就是钻纸的飞蝇？苏轼不得不致其无限的悯怜。

研究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的术数，盛行于唐宋。唐朝的李虚中是星命学的始祖。至宋朝，陈希夷创紫微斗数，徐居易创子平术，邵康节创河洛理数（即铁板神数）。这些人胸罗星斗，明彻内外，所谓吉凶趋避，实意则在劝人“盈者知所足，进者知所止”，使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不失“易”的本旨，不能纯以迷信目之。

虔州有个术士谢晋臣，算命很有名，苏轼也去访他。苏轼一向以为自己的生辰八字与韩愈相似，韩是身宫落在斗牛间，苏是命宫宿直于此。吉凶晦吝，到底有何分别，要托他从头到尾逐年细算一番。赠以一诗：

属国新从海外归，君平且莫下帘帷。

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

凭君为算行年看，便数生时到死时。

苏轼生于宋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干支是丙子、辛丑、癸亥、乙卯，照命理推论：“时落卯时，命宫磨蝎，主所至多被谤诬。”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丙子（年）癸亥（月），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

辑《苏诗编注集成》，而深谙命理的王文诰说：“日主癸，乘北垣；年月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气，不纳浊流，此性刚多忤也。至于文章经济，皆摅泄于乙卯之时。”

依五行论命，生克化合，有一定的界说，不能随便解释的，则人之秉性、品格、才能与祸福，莫非竟是生来即已命定？真是不可思议。

苏轼北归，有人问他迁谪中艰苦如何？苏轼说，这是骨相招来的灾难。少年初到京师时，有个看相的人说：“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他日文章虽当名世，但有迁徙不测之祸。”苏轼眼形秀挺，炯炯有光，即使在画像中也还看得出来；“配军头”者，犯人被断“配”而隶军籍。审诸东坡一生的命运，术者所言不虚。 10

上了年纪的人，都好怀旧，关念故人的后辈，但于这些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则又不免产生生死存亡的悲戚。

老苏生前，曾游虔州，所以苏轼到此，就很留心探访他父亲交往的遗迹。久知此地有个钟斐（子翼），博学笃行，为江南之秀，对老苏甚是敬重，现在当已下世。但却访得他的三个儿子，见面时“相持而泣”，为作《钟子翼哀词》。

与画家宋子房（汉杰）重遇于赣州。谈起四十年前，苏轼初仕凤翔，而他的父亲宋选正做凤翔太守，对他非常照顾，苏轼感念于心，则曰：

……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

故人孙立节（介夫）之子，远道来谒，为作《刚说》。世人都说“刚者易折”，苏轼说：“折不折，是天命。作此说者，只是患得患失之徒。”生气依然凛凛如昔。

在南华寺，苏坚因为他的儿子生病，所以先走。现在来信说，苏庠（养直）的病已经好了，并且把他的新作寄给苏轼看。苏轼见过养直，印象很深，读了他这篇“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的诗，大喜道：“若将此篇置于《太白集》中，谁复疑其不是？不知是乃吾宗养直所作之《清江曲》。”苏轼固好奖掖后进，时复不免过誉；但于苏庠，竟是慧眼特识，养直后来果为南宋的一大名士——隐逸诗人后湖居士。

当苏轼到虔未久，即建中靖国元年之正月十四日，先已手书还政的向太后，忽崩于慈政殿。她是宋代三贤后之一，惜乎得年只有五十六岁。向太后之崩逝，使左相韩忠彦突然失却支持，右相曾布乘此开始跋扈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恭顺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随后就发生曾布专政，绍述之说重炽的变局。

在章惇绝对报复的政策下，被流窜南荒诸人中，处分最重的，一是苏轼，一是刘安世（器之）。

刘安世三贬而至英州，章惇、蔡京又起同文馆狱，再徙梅州，几已遍历宋代甲令所载每一远恶州郡，而且两次阴谋刺杀，都未成功。至刘贵妃被立为后，章惇、蔡卞又提出宫内向外间寻觅乳媪那重旧案，诏令孙鼛将刘安世收囚在槛车里，命他亲自押赴京师。行未数驿，哲宗崩，徽宗即位，赦至而还。

这两个命不该绝的同难者，放还也在最后。所以，此时遂能相遇到虔州。

苏、刘二人，政治上不是同道，私人关系上也算不得是朋友。元祐初曾在中书省共事，但是两人处事态度不同，苏轼很不喜欢他，骂他“把上”（乡下佬）。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同是北归的异乡人，虔州邂逅，便成了很好的旅伴。

同时，原任虔守的霍汉英，奉调赴太和听命，江公著（晦叔）来代。公著与苏轼在杭州同官时，以好茶出名，器之酒量甚豪，但自南迁，为避瘴毒，就全家戒酒。因此，轼作《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诗，一联是“归来又见颠茶陆，多病仍逢止酒陶”。

寒食节，与器之同游南塔寺寂照堂。器之甚好谈禅，但不喜欢游山。山中新笋出土，苏轼想上山吃笋，怕他不肯同去，骗说邀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听说有禅可参，欣然从行。到了光孝寺的廉泉，先坐下来烧笋共食。

器之觉得笋味鲜美，便问：“此何名？”苏轼答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

器之这才恍然大悟，被苏轼骗了。苏轼大为高兴。全用禅语作诗曰：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

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

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

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11

三月中旬，始闻章惇被贬雷州司户参军的消息，苏轼为之惊叹累日。他怕被人误会，自然不能直接往慰他的家属，虽然惇子章援还是他的门生。想到黄箨的母亲是章惇的胞姊，所以立刻写寄《与黄师是书》：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章惇到了雷州，第一件事，立刻要找个住处，但却遭到报应，当地百姓说：

“从前苏（轼）公到这儿来，租住民屋，章丞相几乎破了我们的家。现在概不租售。” 12

苏轼于正月元宵节前到虔州，寄寓水南，等候赣江涨水通航。本地雇不到船，又只好访人到外县市去找。二月抵边，与苏坚书说：“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他的“河鱼之疾”，没再说起，大约经过休息、治疗，已经好了。

继续等了快一个月，外雇的船才到。苏轼一家人便于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间，与刘器之同发虔州，他们在此羁留已七十余日。

苏轼将离虔州，有《次韵江晦叔二首》之作，其一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

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诬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

称此诗“语意高妙”者很多，究竟只能看到有限的“文学的东坡”。王应麟经术湛深，是个学者，所以能跳出辞章之外，看得苏轼自明心志的大处，将“历史的苏轼”，举与司马光并论。《困学纪闻》曰：

“更无柳絮随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

又云：

“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开船当天夜间，江水大涨，赣石三百里之险，一夕尽没。第二天，就到了庐陵。谢举廉来见，苏轼高兴地对他道：“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

盖指“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13 句。

此行与刘器之并船前进，甚不寂寞。苏轼佩服器之历劫不磨、临危不乱的精神力量，称之“铁人”；器之则对人道：“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矣。” 14

五　归程何处是

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苏轼过豫章（江西南昌），停舟吴城山下，祷于顺济王庙。南昌太守叶祖洽问曰：

“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

苏轼答曰：“途中见章子厚（惇），我就回头了。” 15

孔平仲传来苏辙家书，邀他全家到许昌去同居，彼此有个照顾。但是苏轼总觉得老弟的境况已经非常困乏，自己这偌大家口，不便再去增加他的负担，所以踌躇不决。安徽舒州，不尽理想，他已决定放弃，今后只在常州、许昌两地中，择一定居。

九江天庆观道士胡洞微来南昌相迎，又再度邂逅刘安世，于是三人结伴同上庐山。重游栖贤寺、三峡桥，再至开先寺漱玉亭。苏轼前次来游，时在元丰七年（1084）四月，至今建中靖国元年的四月，相距已经整整十七年了，作《与胡道师帖》，感叹不已：

再过庐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尔。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

道师又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中。

游罢下山，往访世交刘羲仲（壮舆）于是是堂。

刘氏是有宋一代的史学世家。祖父刘涣，字凝之，苏轼为撰《屯田哀辞》者。刚介不能谐俗，很早退休，结庐隐居山下者，达三十年。父刘恕，字道原，博通群史，著作等身。叔父刘格，字道纯。苏轼上次从黄州来游，是他陪同上山的，现在似乎都已不在了。

羲仲谨守家学，其父道原也是参与司马光同编《资治通鉴》的人。苏轼见到他，就想起十八年前在金陵时，王荆公建议他来重修《三国志》，他即推荐刘恕（道原）来做，现在便对刘恕的儿子羲仲重提旧事道：

“《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你父亲（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羲仲说：“端明曷不为之？”苏轼说：“某虽工于语言，修史却不是当行家。……某老矣，今以付壮舆。” 16

然而刘家三世清贫，无人供养薪水，必然无法独力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

舟中苦热，苏轼夜间贪了凉，晨起头痛畏风，只好在舟中为羲仲写他祖父刘涣的墓表，读羲仲自编的文集。

随胡道士同至九江，看他十八年前托胡代养的慈湖菖蒲，然后就再前行。十六日过湖口，念念不忘湖口李正臣家的壶中九华石，特地往访，则已被别人捷足先得以去，非常怅惜，作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

舟发皖江，途经舒州，苏轼因已不再考虑居此，所以也未停留。但闻热衷官禄，不惜变节投靠章惇的林希，已经死于舒州任上。苏轼觉得这样做人，真是何苦，后来与老弟函中，顺便提及此事道：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得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17

到达当涂，诗友郭祥正来迎。苏轼在惠州时，祥正看到一幅轼作《雪雀图》，寄诗来说：“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穷荒岂易归。正似雪林枝上画，羽翰虽好不能飞。”后来听到苏轼北归的喜讯，又用前韵寄诗曰：“秋霜春雨不同时，万里今从海外归。已出网罗毛羽在，却寻云迹帖天飞。”苏轼答诗两首，但说海北天南，一样是“归”，而今只自后悔从前不肯“卑飞”，否则便无种种烦恼。二诗今录其一：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五月初一日到金陵。苏轼南迁之初，曾来崇因禅院礼拜长老宗袭所造观世音像，当时曾许心愿：“吾北归，当复过此，必为作颂。”

所以，这次还至金陵，独在崇因院礼拜还愿，作《观音颂》。

得钱世雄来书，说已代他借到常州顾塘桥孙氏的房屋，复书称谢曰：“示谕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上元令侄，行见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照这信上看，苏轼还在问起裴家宅，可见仍想在常买屋，作久居之计。 18

同时，与黄寔书，说明他之不去许昌与苏辙同住的原因如次：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悯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荷忧爱至深，故及之。子由一书，正为报此事，乞早与达之。

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有诗录呈：“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19

苏轼所录此诗，彻底透露他北归之日的心境。

人生孤露，尘埃风叶之扰，谁都不能避免。居其室时，固然不能不扫，但如一枕黑甜，目无尘叶，岂不最为清净？充分表现一个老人的衰倦。

许昌，是京畿的邻邑，尘埃蔽天，不容安睡，苏轼原不敢去。但是，苏辙不肯，一再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轼终于不忍违拂弟弟这番情意，硬了头皮，答应下来。

于是，预定行程自淮泗上溯汴河，至陈留登岸，陆行至许。

次子苏迨的妻儿还在宜兴，所以先命迈、迨二人去那里把他们接到仪真来会合。苏轼手头甚为拮据，宜兴尚有点田产，也须去变点现钱出来使用。

其时，作书与李之仪云：“得子由书，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亲戚程之元（德孺）时任浙西路漕司，苏轼托他派一只坐船在常州等迈，等到时乘来，并且托他买杭州程奕笔一百支，越州纸二千幅。

船须挽纤而行，挽工甚不易找，又函托任淮南路监司的黄寔，代雇四舟所需，每舟五人的挽纤夫役。

皖江途中，曾接门生廖正一专差来书，复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故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幸，宁复戚戚于既往哉。……

廖正一被吕温卿陷害，至今尚在废黯中，札尾又再殿以慰语曰：“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

门生李廌来书，答曰：

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父（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

苏轼先已与程之元、钱世雄约于金山会晤，所以，趁这段时间，前往金山一行。

程、钱也都遵约到了，相与同登妙高台。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此时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0

苏轼原来只等人船到齐，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许昌，去与弟辙同住，几已可以实现四十年前怀远驿“风雨对床”的旧梦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变，仅有一点微末的想望，顿时又被砸得粉碎。

韩忠彦为相，与曾布交恶，向太后崩，忠彦失了靠山，曾布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曾布为山陵使，就在陵上秘密授意御史中丞赵挺之，要他发动绍述之说，排击元祐臣僚，挺之当然大大卖力。曾布乘时引进许多帮手，安置在辅佐、侍从、台谏的地位上，羽翼将成，先除障碍，若干忠鲠之士，如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陈祐等反对绍述和邪正杂进政策的人，次第皆遭罢黜。忠彦虽为首相，而实权暗自潜移，数月之后，就会变成“曾布专政”的局面。

春夏之间，正是绍述之说初兴，朝廷内外，一片纷争扰攘、动荡不宁的时候。苏轼在金山听到这个变局的消息，顿生警惕。因为曾布是个什么角色，苏轼与他相知甚久，心里非常清楚，何况又济之以赵挺之的奸诈。韩忠彦，典型的贵族子弟，做事没有魄力，也不会运用权术，绝对不是曾布这帮人的对手。在苏轼敏锐的观察力中，政局未来的走势，他洞若观火。

天下任何地方皆可去得，总不能投身到火场的邻屋去。苏轼立刻悬崖勒马，打消前往许昌的计划，托黄寔转交《与子由书》云：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

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

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为省力避害也。

候到定叠一两月，遣迈去注官，迨去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

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

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书中所言“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传闻确非虚语，如董敦逸再为御史，复欲弹劾苏轼兄弟，幸经常安民制止，而安民自己，后被敦逸指为“主元祐党”，谪监盐酒务。

关于八郎妇葬地事。八郎乃苏远，其嫡配为黄寔之女，病殁。苏辙有田地于汝州郏城县，拟在其地辟为苏家墓园，先葬远妇于此，来信征求兄长的意见。苏轼并不重视身后葬地这类俗事，一言遂决。所以，他后来也葬于郏城。

六　染疾

既至仪真，泊船于东海亭下，苏轼一家人即以舟为家。

时为五月下旬，江南气候已经非常炎热。白昼骄阳当顶，仅赖一片竹制船篷，如何遮挡得住强烈的日晒。入夜，水面上的暑气蒸发出来，熏蒸郁闷，挟带潮湿，比白天还要热得难耐，所以轼与人书中说：“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

仪真白沙有一东园，广约百亩，流水横于园前，园内有荷池亭台、画舫堂屋等建置，花树密茂，水木清华，为公家营建的一大胜处。苏轼白天就经常去东园逃避舟舱中的酷热。

六月初一日，在仪真办西山书院的米芾，得到苏轼已至的消息，立刻赶到东园来求见。苏轼喜故人之至，头戴白㲲小冠，风度飘飘如仙，出来延见。

轼已绝口不谈时事，只说些在罗浮曾见赤猿这类“海外奇谈”。芾作挽诗所谓“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口不谈时经噩梦，心已怀蜀俟秋衣”者是。翌日，又与米芾同去西山，到他的西山书院游览。芾将自己珍藏的《太宗草圣帖》、晋《谢安帖》两帙，交给苏轼，求为作跋。

真州太守傅质邀同程之元设宴为苏饯行。宴罢，与之元同归，函招米芾也来参加舟中夜话。之元举赠纹银二百两，说是与之才、之邵兄弟三人所同馈，聊助资斧，苏轼不受。等他去后，作书寄弟说：“程德孺言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

时已进入六月盛暑，酷热不堪，苏轼原在仪真置有几间市屋，备以收租糊口，现在缺钱使用，要想变卖，逗留于此，即是为的这事。

舟中热不能耐，入夜蒸郁更甚，苏轼无法成眠，每夜都坐在露天里过，以为“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与米元章书》中语）。

苏轼不但通宵露坐，而且为要解热，喝了太多的冷饮。像这样暑热袭于体外，冷饮侵入体内，加以夜不得眠，形神交瘁，如何能久？六月初三的午夜，他就突然猛泻起来，一直泻到天亮，疲惫不堪。喝了一碗黄蓍煮粥，才觉得稍稍好过一些。

米芾约于明日餐聚，同时送来四枚古印，请他鉴赏，苏轼躺在枕上赏玩甚久，复请稍缓餐叙的日子，待他病愈或于下场雨后举行最好。

就在这天，忽然瘴毒大作，继又猛泻不止。米芾亲来望病，苏轼还在枕上作书与他道：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

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这时候，迈、迨二人，已去宜兴，身边仍是只有幼子过在，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离。

自此，胸膈作胀，饮食不进，通夜不能成眠，只好端坐榻上喂蚊子。《与米元章书》：“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次日，午睡方起，听说米芾冒着大热天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去，心里很感动，记以一诗：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这样折腾了两天，人便困乏不堪，病倒在床上了。

这条河水，污浊不流，大太阳整日熏蒸，舱中空气恶浊，毒热难当。苏轼叫船家将船撑过通济亭，泊于闸门外，希望能稍清快。米芾托写两帖题跋，一时无法下笔，而这两本帖子，米芾宝爱得性命以之。苏轼怕有失误，派人先送还与他，附书曰：“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安）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且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益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又这样过了两天，病情一点也没有轻减。苏轼为书嘱弟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墓志）。”

苏辙接读此函，哭道：“小子忍铭吾兄！”

过子侍于病榻前，读米芾所作《宝月观赋》给他听，诵声琅琅。苏轼听未及半，从榻上一跃而起，作书与元章说：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

苏轼得病至此，几已一周，身体已甚衰弱，但一听得后辈的好文字，就兴奋得要从病床上跳起来，力疾作书赞誉，许以“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这种精神，无愧为欧阳文忠的门生，得之于欧阳的提挈，加倍还诸再一代的后学。

至六月十一日，病苦略减，勉强可以扶杖而行，心情也就较为开朗。米芾受地方政府推荐，即将计偕晋京，特来辞行。告别时，苏轼坚欲从床上起来，亲自送别于闸屋之下。

十二日从仪真出发，渡江过镇江，润州太守王承议来迎，谢未登岸。至京口，外甥柳闳来，念及堂妹小二娘与堂妹婿柳仲远的先后丧亡，不禁大恸。

小二娘是苏涣的幼女，与轼、辙是同祖的嫡堂兄妹，嫁润州柳瑾（子玉）之子仲远。子玉是苏轼为杭州签判时的忘年交，情谊甚厚。

小二娘病逝于绍圣二年四月，其时仲远在做定州签判，小二娘亦随夫在任。苏轼在惠州，接到仲远寄来的讣报，已是百日之后，苏轼为文遥祭，情辞十分凄切。如言：“宫傅（苏序）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四人者，轼、辙兄弟，留在故乡的苏子安和嫁在外省的小二娘，四个亲骨肉，现在则又丧失其一，亲枝凋零，不胜哀悼，如祭文言：“万里海涯，百日讣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

柳家世居润州，苏轼北还至此，仲远也已故世，夫妇之墓在此。苏轼坚欲支撑起来，亲自带了外甥柳闳及迈、迨二子，同到墓地吊奠，祭文有曰：“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这是最使老人痛苦的家族近亲凋落的悲哀，何况他自己又在病中。

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子容），已是八二高龄，适于是时逝世。

嘉祐年间，老苏在京师，与苏颂交好，两人认了本家，即所谓“宗盟”是也。苏轼在朝，熙宁初，从苏颂于文德殿下，他是三舍人之冠；元祐时期，奉职迩英阁前，颂又为五学士之首，都是同列中的前辈，颇受照拂。所以一听到苏颂的讣报，感念曩昔，伤悼万分。一面命过代自己前往吊唁，一面当作族中长辈之丧一样，召僧在寺追荐，还要自作功德疏，以表诚敬，但已写不终篇。

翌日，子容丞相的外孙李敒带了他的孙子前来谢吊，当时他们看到苏轼侧卧床上，面朝里床，呜噎涕泣，不能起身。 21

徽宗朝，改元“建中靖国”，不论曾布之类如何活动恢复绍述，但是韩忠彦尚在，表面上总还是“两用”的局面。所以苏轼还至江南，非常引人注目，而大江南北的老百姓，又都以当年期待司马光的舆情，希望朝廷能够用他为相。

这种舆情，化为传言，外间就盛行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真州太守傅质最先问起此事，苏轼诚惶诚恐地答道：

再辱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然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

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这还在初起病时。其后，病日益重，而谣言的散布亦日益远。

章惇已经贬往雷州，他的儿子章援因要安顿家眷，不能随行，现在方从浙东来到京口。他也听到了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并且知道这位万里南归的座师，也在京口，只是内心愧恧，不敢求见。

章惇两个儿子——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苏轼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照当时礼俗，门生之于座师，衔一日之恩，便该终生敬礼不衰。无奈苏、章两家，政治立场发生歧异，而章援在京，为帮他父亲起复，日夕奔走于时相刘挚之门，与挚子刘斯立交往密切，故于师门，似乎早已断绝往来，至于今日。

章援深信苏轼在天下人热切想望之下，朝廷顺应舆情，定会拜相。他明白父亲过去种种作为，非常恐惧万一苏轼入相后，回手报复，如何得了。自己对这座师，敬礼久废，现在又将以何面貌，前往谒见？再三筹思，还是不敢造次，写呈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函，具录如次：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

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维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

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遣，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

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

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熏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惉懘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

傥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傥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轇轕，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鞮，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

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

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

某惶恐再拜。 22

苏轼读完这封长信，一面回头对苏过赞道：“这文字，司马子长之流也！”心里则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点也不想章惇百计陷害的恶毒，也不在意章援对于师门的忽视，仍然认他们一个是多年的老友，一个是得意的门生，立即叫人铺纸磨墨，扶病起床，亲笔写复信道：

某顿首致平学士：

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

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这封书信的亲笔真迹，至章惇的孙子章洽教授手上，还世袭珍藏着，时以出示宾客，又说此书纸背，苏还写一白术方，当然也是衷心介绍章惇服用的。其实这就非常好笑，章惇掌握政权时，非欲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而苏轼北还，见章惇谪雷，却劝他养丹储药以养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七　逝世

六月十五日，苏轼坐船循运河航赴常州。这几日，体气已稍恢复，苏颂的外孙李敒从河岸看到他，头戴小冠，身披一件半臂（背心），坐在船舱里。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瞻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顾谓坐客道：“莫看杀轼否！” 23

船到奔牛埭，钱世雄等在那里迎接。苏轼独自卧在榻上，慢慢坐起身来，对世雄道：

“万里生还，不料要以后事托你了。只是我与子由，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

停了好一阵子，舒过一口气来后，续道：

“我前在海外，写得《易》《书》《论语》三部书稿，今天想要全部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拿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语毕，取出一只箧子，要打开来，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说：“某现今才得机会随侍先生，不会马上就要谈到这个。” 24

船到常州，苏轼等就直接迁入顾塘桥的孙宅住了。

苏轼遂于这个月内，上表请老（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此时，参寥已经回到西湖智果院，派专人前来问安。苏轼作答书中提到请求致仕的原因，如言：

某病甚，几不相见，两日乃微有生意。

书中旨意，一一领，但不能多书历答也。

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

钱世雄每天都来，来则陪他在病榻边聊天，听他慨然追论往事，谈谈以往的人物，或则检出岭外几年间的诗文稿来给他看。苏轼说得高兴，时发一笑，世雄觉得他笑时“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 25 。

七月盛暑，当地久旱不雨，苏轼命家人检出一幅黄筌画的龙，挂在中堂，他每夜亲自上香祷雨。这是他做州郡官时的习惯，现虽致仕家居，且在病中，亦不改关心大众生活的诚心。苏家旧藏的一些画件，多年未加整理，也趁此夏日，叫人拿出来，在阳光里晾曝，自己也还能出来略略检点。

亲友们任何馈赠，苏轼一概不收，只有钱世雄送的“和饮子”与“蒸作”（饮料与点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谢片说：“切望止此而已。”

世雄如有一天未来，则派人去催请。来了，就以谈笑为乐。七月十二那天，精神更好一点，有起床来写写字的兴趣，就为世雄写了一幅惠州所作的《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为在惠州时寄世雄的《小字桂酒颂》写了题跋。

自从初五日起，至十三日这一周间，苏轼病况日见轻减，精神恢复不少；但至十四日病情忽然转剧，夜发高烧；十五日热毒大作，停服一切药物，只以参苓汤代茶。《与钱济明书》云：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国人论医疗，有“不药为中医”之说。苏轼所用方法，就是停止服食“治”病的药物，只饮参苓汤——人参主安精神，定魂魄，开心益智；茯苓安神；麦门冬疏导心腹结气，暖胃——意在培养元气，以身体自己的抵抗力来“却”病。

病象显示，苏轼患的是痢疾，用这个“不药为中医”的办法来对付细菌性的传染病——阿米巴痢疾，将归失散，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何况这一年来，全在长途跋涉中生活，历尽严寒酷暑、雨露风霜的摧残，体力本已十分亏损，真州再度中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齿间出血之日，忽又气逆上冲，日夜只好倚坐床头，不能平卧。陆元光将自用的一块懒版送来供苏轼卧用。懒版即古之“交床”，纵横三尺，垫在背后，苏轼觉得舒服多了。

后来他就是靠在这块懒版上过世的。 26

钱世雄眼看这病几已无药可治，濒临绝望的情急中，弄来一服“神药”劝他服用。苏轼说：“神药理贯幽明，未可轻议。”但却不吃。

陈辅之来候病，儿子们不敢通报。苏轼听到了，叫他们赶快追上去请他回来，相与道故。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又曰：“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这和苏格拉底临命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完全是同样的口吻。

至二十一日，自觉稍有生气，命迨、过二子来扶他起床，试行数步。

二十三日，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知他冒暑远来探病，惊叹久之，备书邀他晚上来对榻卧谈：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

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晚凉更一访。惫甚。

二十五日疾革，又手书与维琳道别：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作此书时，虽已自知不起，但他心里非常平静，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个死法都无所谓，重要者是活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活法，此即庄子所说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写道：“死生亦细故尔！”

维琳是苏轼帅杭州时，聘来主持径山寺的长老，至今已历十年。苏轼再贬海南的消息传到东南时，很多浙僧每日为他祈祷佛祖保佑，无恙早愈，维琳是其中之一。

二十六日，维琳来对苏轼说偈曰：

扁舟驾兰陵，目换旧风物。

君家有天人，雌雄维摩诘。

我口答文殊，千里来问疾。

若以偈相答，露柱皆笑出。 27

苏轼神志清明，口答一偈：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28 。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能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轼说话似已不甚利落，故索笔书曰：“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这三十一字，是苏轼一生中的绝笔。 29

二十七日，病况更加恶化，上体热燥，下身寒冷，时有气息不支的现象。 30

二十八日，临危，听觉先失，然而神明丝毫不乱。维琳在他耳边大声道：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回答。钱世雄在旁，也凑近耳畔大声道：

“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答曰：“着力即差。” 31

世雄还要再问：“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

轼曰：“此语亦不受。” 32

迈趋前问后事，不答。

苏轼遂此湛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三子——迈、迨、过；六孙——大房的箪（楚老）、符（仲虎），二房的箕、筌、筹（其中一个乳名叫普儿，一个叫淮德），三房当时还只有一子，曰籥，都在寝前送终，承衾痛哭，遵礼盛敛。

明年，改元崇宁，闰六月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之峨眉山，即今河南省之郏县。

苏家祖茔，原在眉县老泉山。关山阻隔，路途遥远，势已不能归葬。苏辙买田临汝，子孙安居许昌，几已不作他迁之想。所以生前兄弟计议已定，在郏城县自有地上辟设一个流寓在外的苏氏族墓，墓地有山，名曰峨眉，亦是巧合。所以苏辙迎柩文说：“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继室同安郡君王氏的灵柩，自始即厝于京师道院，至今已历九年。此时，迈等先赴郏城营墓，然后回到常州奉丧；苏辙先期已将亡嫂的灵榇，自京师迁至墓地附近的精舍等待，然后夫妇合葬于此，也是遵照苏轼生前的遗意办理的。

苏辙遵遗命撰墓志铭。

苏轼最后的仕历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谪后，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墓志说：“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著作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八　浩气不亡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气”使“志”；而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力于善用其气，千年来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公认此是苏轼的特质。苏轼自论作文，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明白说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情发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赵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敕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苏轼传》承其意，“论”曰：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又王称《东都事略》总论曰：

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

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韩文公庙碑》）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

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苏轼说话，喜欢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开头，接连用七八个譬喻来帮助说明一个事实，使物我之间，物物之间，发生无穷的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苏轼的文字，自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所以能随物赋形，从心所欲，说一件事，理直气壮，描写一个物，维妙维肖，用最简单最少的字眼，表达人间万象。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 33

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九　子孙

轼有三子，迈、迨、过。

长子苏迈，字伯达，为嫡配通义君王氏所出。七岁丧母，二十岁父亲陷御史台狱，随往京师，奔走照顾。翌年，即侍父远谪黄州，同度患难者五年。至轼迁汝州，他才得出仕为德兴县尉，老父送他到湖口，同游石钟山而别。

元祐初，叔父苏辙为谏官，揭发吕惠卿兄弟奸状，惠卿幼弟温卿时知饶州，将欲罗织苏迈以为报复，辙先奏乞罢官，才得免祸。

后以雄州防御推官任河间令。苏轼出帅定州，宣抚河北，又因亲嫌而罢。

不久，苏轼被罪远谪岭外，迈从至金陵，奉父命挈带阖家大小移住宜兴。

苏迈怀念在惠州的老父，设法去注官粤南，得授仁化令，好不容易带了一家人到得惠州，不料时相章惇说惠州和韶州（仁化为韶州辖邑）是邻郡，应该回避，他就不能到任。未久，苏轼又被命过海，迈只得住在惠州白鹤峰上，为父随时购办酒米药物等项，托船航运海南，接济老父生活所需。

叔父苏辙谪雷州，途经惠州，也将家眷留在他那里，住在一起，有无相共。轼诗所谓“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者，他就这样在惠州住了四年。

后来，随父从岭南万里回到常州，不幸老父一病不起。这时候，苏迈已是四十三岁的中年人了。

苏轼逝世后，诸子迁往许昌，与叔父苏辙比邻而居。

大观元年，苏迈起知嘉禾县，又四年罢归。

长子才华，虽然不及两弟，但也能诗，曾与老父联句破闷。《东坡志林》有一则云：

儿子迈幼尝作《林擒（苹果）》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余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而赵德麟则说，苏轼看到迈作“叶随”“牛载”这一联诗句时，笑道：“此村长官诗。”后来果以州县官以终。其实苏轼生前生后，皆在祸患之中，追害凶锋，并及子弟，虽如苏过所感叹的：“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斜川集》）但能善保其躬，已经很不容易了。

轼故后十八年，宋徽宗之宣和元年（1119），迈亦逝世，得年六十一岁，官止驾部员外郎。

次子苏迨，字仲豫，小字竺僧，为继室同安君王氏所出。生来身体非常羸弱，到四岁还不会走路，好似患着小儿麻痹那样的痼疾，百药罔效。当时苏轼在杭州做签书判官，与住持天竺的辩才法师交好，就将他皈依在这位法师名下，得他祈祷之力，才能开始走路。然而其他病痛，长年不断，后得道士李若之对坐播气，感觉腹中如得阳光暖照，四体皆温，自此以后才慢慢健康一点。

苏迨志尚奇逸，好为《楚辞》。元丰八年跟着父亲到登州去，途经淮口，作《遇风》诗，才华初露，使父亲大为惊喜、赞誉。这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

元祐初，父亲为他求婚于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斐之女。他因身体不好，一直就跟在父母身边。苏轼南迁，迨涕泣求与从行，父亲顾虑他体弱多病，不宜远赴南荒瘴恶之地，百计慰留，赠以手书六赋，劝他跟大哥回宜兴去住。

苏迨久病，自习医药。至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将归，迨复往迎岭外，兄弟三人重聚，侍父遍游南粤诸名胜。

父亲故世后，苏迨敦守旧学，闭门读书者又十年。

苏轼常常自叹不善治生，不为己谋。苏轼生前，三房兄弟仅赖宜兴田产年收谷米七百斛为生。父死后，他们移家许昌，生事萧然，苏辙将他在浚都一座别业卖掉，得钱九千数百缗，全部给了他们，嘱勿轻用。 34

苏轼逝后不到一年，崇宁元年（1102）五月党祸复起，被列名为奸党者的子孙，不许官京师。苏轼是“待制以上官”这一类中的“首恶”，他的儿子就连做地方小吏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缘故，迈至四十九岁，才得重作县令；苏迨到四十二岁才远赴武昌，做个管库官。情况非常明白，他们之所以垂老复出，并非乐于做官，只是救贫而已。《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说：

某生最后，不及见先君少时行事也。比成人，能区别，则先君历清华、典方面，既贵矣。然窃观其退居于家，藐然陋巷布衣、粝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贵，而不少贬于流俗。所谓季文子相三君，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殆类是矣。子孙虽不能仿佛其万一，然清介廉苦之风，抑有类焉。故吾长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仲兄少不乐仕进，亲戚强之，今四十有二，始为管库官，又飘然远游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遗世故而轻外物者矣。……

过，字叔党，与迨同母所生。三兄弟中，论性情才气，文章翰墨，以这少子得诸其父者为最多。苏轼观过所画《枯木竹石图》，以为“老可（文同）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从此他就以“小坡”出了名。

十九岁，以诗赋考中两浙路的举人，没能通过礼部试。元祐七年，苏轼做兵部尚书，叔党以荫为右承务郎。

不久，遭逢家难，侍父转辗于岭外惠州、海南各地，老父饭食服用，一应生活所需，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下来，没有事情没做过。晁说之说：“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晁撰《叔党墓志铭》）

苏轼旅踪所至，每有诗作，过必和唱，使这穷居潦倒的父亲，喜不胜言，要起渊明于地下，问他：“你有这样的快乐吗？” 35 他们在海南，不大有肉吃，每天食芋饮水，关门度日。叔党变化煮芋的方法，做了“玉糁羹”给父亲换换口味，苏轼以为天下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美。

初至海上，作《志隐》一篇，苏轼看了，拂髯欣慰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但命作《孔子弟子别传》，则父亲所期望于这个儿子的，依然是儒家的“济世利物”的使命。

苏过侍父南行之初，年才二十三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共度艰危万状的暗淡生活。他在海南寄诸兄弟诗说：“我似当时常校尉，掘鼠餐毡从属国。”次韵谢民师说：“饥人但觉粃糠美，忧患始知田舍乐。”等到老父蒙赦，随父北归，他已三十岁了，自谓：“丁年而往，二毛而归。”忍辱负惭，只余一把辛酸之泪了。

不料回到常州，更遭父丧。翌年，党祸又起，身为“元祐党人”首恶之子，续被“编管”，只得潜身许昌，在湖阴觅得一块水竹数亩之地，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读书作画自遣。

苏过出仕，初监太原府税，后又做过颍昌府郾城县令。宣和中，党禁初弛，始得入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在那儿发生了一段故事：

一日，苏过忽见快行家带一小轿同到寺来，传旨宣召，催促立刻登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事，但也不敢不去。

进入轿中，眼前有物遮挡，上则无顶，另有一柄小凉伞罩着。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多里路，到一长廊下停了轿，有内侍一人，自上而下，领他升一小殿中，帝已先坐座上，身披黄色褙子，头戴青玉冠，一大群宫女环侍左右，不知其数。他也不敢仰视，心里则知道这里已是“崇高莫大之居”。

时当六月盛暑，殿中积冰如山，喷香如烟雾，缭绕不散，冷得直叫人发抖。俯仰之间，举眼所见，都是不可名状的非凡景象。

苏过起居（行礼）毕，帝谕曰：

“听说卿家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

过再拜承命。就这殿壁，略一相度，濡毫落笔。不久，画成了。皇帝起身纵目而观，叹赏再三，命宫人捧赐釂酒一钟，另有甚为丰渥的赏赍，苏过拜谢下殿。

仍然走那条长廊，登上小轿出来，也不知道走过哪些地方。回来后，还是如梦如痴，不甚明白。 36

如所传说的故事确为事实，则禁宫中怎么会知道苏轼有子能够绘画，而且知道此人现在京师，住在景德寺里。这中间必有一个说客，多半是徽宗嬖幸的司笔太监梁师成。

梁师成，黠慧能文，初时管领睿思殿文字外库，善于逢迎帝意，后来就掌管宫中重要的文书，迁至河东节度使。政和间，官至太尉，权倾一时。

师成自惭形秽，为要标榜身份，冒称他是苏轼的“出子”（外面情妇所生的儿子）。这是当时通行的骗术，童贯亦是。如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说，童贯欲自为韩魏公（琦）出子，屡向吏部侍郎韩粹彦示意，粹彦毅然拒绝道：“先公平昔无兹事。”后来王珪的第三子王仲嶷贪图富贵，自往揽承。童贯大喜，改称王禹玉的出子。《三朝北盟汇编》又说：“师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其实迈、迨皆在外地，所以他所能结交的只有时一至京的苏过。他向徽宗介绍苏过画壁，亦不过要证实他并未伪冒身份而已。

当时，天下禁读苏文，禁止收藏苏轼遗墨，其尺牍在人间者，也都被毁。据说梁师成曾向徽宗申诉：“先臣何罪，禁诵其文章，灭其尺牍。”于是，禁令开放，苏轼的遗文手迹，才稍得复出。梁师成权高位重，炙手可热，他要下交苏过，苏过逃不过这重网罗，不能显绝师成，许是事实。然而，洛学弟子们作《朱子语录》，却诬言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又说“过以父事之”，指苏过做了梁师成的干儿子，简直是胡言乱语。

环境侮虐，面对乖谬，居常使人激变出佯狂玩世的态度，用谑浪大笑来代替内心的哭泣。晁撰《叔党墓志铭》说：

……或时一至京师，自得于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与谈，靡不倾尽造次。大笑谑浪间，节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

这就是为苏过辩诬而言。事实上，苏过并未依靠梁师成做上大官。后来循资为真定通判，赴任时，途经河北镇阳道中，遇上一伙强盗，胁使相从。苏过说：

“你们知道世有苏内翰吗？我即其子，岂肯跟随你们这班人求活草间。”

他在贼巢中通宵痛饮。第二天去看他，则已经死了。时在宣和五年（1123）十二月，得年才五十二岁。

苏轼三子，共有十三个孙男。在他生时，只见过六个。长房长子箪（楚老），于祖父去世时，已经二十四岁；次子符（仲虎），年亦及冠；箕、筌、筹三个孙儿中，有乳名叫普儿和淮德的两个最幼。老人在扬州初和陶《饮酒》诗中，曾说：“普儿初学语，玉骨开天庭。淮老如鹤雏，破壳已长鸣。”他在海外，还是非常怀念这两个幼孙，《和陶郭主簿》诗说：“淮德入我梦，角羁未胜簪。孺子笑问我，君何念之深？”

籥是苏过的长子。过有七子，只有长子籥见过祖父，其余六子：籍、节、笈、筚、笛、箾，则皆于祖父身后才诞生的。

诸孙中唯长房所出的次孙苏符官最显达，建炎年间，由宣教郎补国子监，出知蜀州；绍兴中为秘书少监，擢太常少卿，历中书舍人、拜给事中。秦桧主和议，符与尹焞及台谏数人力言不可接受。后派赴金国为贺正旦使，察知兀术将分兵入寇，急忙归报朝廷，遂拜礼部尚书兼侍读，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卒。

过子籍与符同朝，绍兴中官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余无可考。

宋孝宗敬爱苏轼，为其集撰作叙赞，崇赠太师，特赠其曾孙苏峤为台谏官。玄孙植、朴等尝与陆放翁交游，屡见于其题跋。

名臣之后，以不假借门第，干进利禄为难，苏轼诸子能够坚守清介廉苦的家风，虽“小官恬然而往，进不希当世之用，退不谋三径之资”。士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才是难得。

至如苏符，立朝持论，反对权相秦桧的和议，出使间预察金国的阴谋，其忠爱国族的精神，就是表显了苏家传统的志节。

十　身后

苏轼自海外北归，还至仪真，听说故乡蟆颐山他家祖坟边的老翁泉，曾经一度枯竭，心里觉得很奇怪，写信去问数十年来代他照顾坟庄的杨济甫的儿子子微，书曰：

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现今如何？因见，细喻。

又有一个传说：“蜀有老彭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37 传说这一年老彭山果然又长起草木来了。

这种传说的意思，是以老翁那股泉水，象征苏轼生命的源头。而老彭山杰秀之气，本来独钟苏轼一身，所以草木不生；现在泉水复溢、彭山复青，都是苏轼生命垂尽的兆头。

蜀中出了苏轼这样的一个人物，蜀人对他当然非常关切。苏轼刚向朝廷请准“致仕”，乡人父老，便纷纷表示希望他能还乡。没想到这时候，他的病势已很沉重，不久，逝世的噩耗，就接着来了。

苏轼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浙西、淮南、京东、河北等，都是他曾经留下“甘棠遗爱”的地方，老百姓们哀悼这个肯替他们说话、能替他们做事的好官，奔走相告，嗟叹出涕。秦陇楚粤之间，只要是苏轼生前曾经到过的地方，大家觉得和他有那么一份渊源、一份情缘存在，同声痛惜。

文教界所受的冲击，当然更大。士人们邀约同道，私祭于家。如京师太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不顾政治干碍，数百人集合在慧林佛舍，举行饭僧之会。

京师内外的故交，纷纷祭悼。当时的士大夫以及苏轼的朋友和门生，撰述的纪念文字一定多得不可胜计。但因后来党祸复作，都不存稿，所以流传甚少，只有李廌在苏轼会葬的斋筵上，作致语曰：“……道大莫容，才高为累。惟才能之盖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蹭蹬于禁林，遂飘零于瘴海。……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为天下所传诵。此因苏轼逝世时，李方叔还是一介布衣，顾忌较少，所以敢于直抒这番“士林公论” 38 。

做官的人，便不那样自由了。张耒当时，在知颍州任上，闻讣，举哀成服，自己掏出俸钱来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本来只是尽其门生的本分，致其师弟之哀而已，不料这也遭到台谏的议论，被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39

世以“苏黄”并称，但是黄庭坚本人，并不敢这样想。苏轼过世后，庭坚在宅内供奉他的画像，每日晨起，整肃衣冠，在遗像前上香恭揖。有人问道：“大家都以为你们二人，声名相上下耳，你以为如何？”庭坚惊惶起立道：“庭坚望能为东坡门下弟子，岂敢失尊卑之序！” 40

余如李昭玘、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苏门中人，终生废黜以卒。思想先驱者，生前要遭受现实社会的迫害，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而门下弟子也必须忍受池鱼之殃，则是政治的酷虐。

苏轼还没有下葬，党祸就发作了。

韩忠彦是个忠厚、懦弱的贵族子弟，实在不懂政治权术，大权旁落而不自觉，直到曾布布置完备，专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来与他抗衡，愤懑中更自放弃原则，认为：“尔主绍述，我觅一最善绍述者胜之。”一错再错，他把虎狼引进来了。

蔡京为开封府尹时，与宫廷内侍都有交情，后在杭州，又与宫廷供奉童贯勾搭上了，代他呈献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出入宫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刘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干。由此，宫妾宦官，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生长深宫的皇帝，大都欢喜听信妾宦的话，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作宰相了。

邓绾的儿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陈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彦是韩琦之子。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忠彦就变更神宗之法。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绍述先帝，何其悖逆。”故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便罢相了，并以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时，再经谏官彭汝霖发动，党祸复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彦既去，蔡京便正面攻击曾布以爵禄私其亲戚。布愤辩失仪，亦罢。七月，蔡京就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祸终于在蔡京手上发生了。朝廷诏籍元祐奸党九十八人。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以苏轼为首恶，苏辙名列宰臣之内，而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都列名在“余官”条下。罚状谓之奸党，请皇帝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已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诸人的文集。

然而，书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读书人秘密传诵，称苏轼为“毗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一则，可证其事：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政府的禁令，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了，不但毁版绝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携带。但是东坡文字，秘密中流传愈广，对它的崇拜也更热烈。费衮《梁溪漫志》有一则故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

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重籍奸党，将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时期的臣僚和上书人加了进去，又将他所厌恶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网打尽，所以人数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执群中改以司马光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中，首恶仍是苏轼。御书勒碑，置文德殿门东壁。蔡京又自写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众共见，说是“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其间，发生两则类似的故事，一见于《宋史》：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无独有偶，还有个九江碑工李仲宁。王明清《挥麈三录》云：

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廷坚）太史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开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

政治权力，看似挟有雷霆万钧之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古往今来，邪恶的政权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战栗颓败。蔡京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郡县，遍立党籍碑，被以奸邪恶名，妄图传之“万世”，不料即使当时，人们的评价便已适得其反，魏了翁《鹤山题跋》云：

崇宁定元祐为奸党，元符上书人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奸邪之名，人所甚恶；而子孙矜以为荣，作史者又以奸魁邪上为最荣。然则，谓随夷溷，谓跖蹻廉，千数百年间用事之臣，盖一辙也。

除出人们内心里一致的公意之外，还有天变。

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见。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单单将党籍碑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但是，徽宗皇帝怕了，立即诏除朝堂外处的党禁石刻，下诏自咎，求直言，罢方田、岁贡、科敛、市易、香盐矾茶诸事。

二月，遂罢蔡京，畏天怒也。但所重用为右相的却是赵挺之。

政和改元，崇信道教的徽宗皇帝于宝箓宫内设醮祈禳，道士焚章伏地，历时甚久，才起来。皇上问是何故，答曰：“适才到了玉皇大帝殿上，恰逢奎星奏事，等他完事后，才得上达。”皇上问：“奎星何神？”答曰：“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惊，随即下诏追赠龙图阁待制，时在苏轼逝世后十年。

这是道士以神道设教的故技，谏诤皇帝的神话，徽宗也欢喜受骗。能够管束皇帝的，毕竟只有“天”。

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京师，移文开封府指名索取《东坡文集》、司马光《资治通鉴》诸书。大概因为金人都那么敬爱苏轼的著作，所以这一年又诏复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

宋高宗朝的建炎二年（1128），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该得的恩数。绍兴元年（1131）特赠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1139）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

宋孝宗说得上是苏轼的“异代知己”，他爱好苏轼的诗文，以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却能挪出时间来精读苏轼卷帙不少的全部著作，已经难得；又甚敬重他的高风亮节，欣赏他的才华与迈往之气。乾道六年（1170）以知眉州的何耆仲之请，赐谥文忠。复又感念苏轼生平“经纶不究于生前”的寂寞，决然要“议论常公于身后”，再崇赠太师；九年（1173）复诏有司重刊《东坡全集》，御笔亲撰序赞，弁于集前，书赐轼之曾孙苏峤。这时候，距苏轼之逝，已经七十多年了。

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诏议胡瑗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苏轼位列张载、二程之上。这是“春秋俎豆”的大事，对于终身服膺儒学的苏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认定，并不等闲。

1 编者注：据《中国地名沿革对照表》，应为今广西玉林。

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 〔宋〕洪迈：《容斋三笔·何公桥诗》。又何薳《春渚纪闻》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记中梁、谭二人，都是宋宫的大太监。

5 本集：《次韵韶倅李通直诗》自注。

6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7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宋〕何薳：《春渚纪闻》。

10 〔宋〕佚名：《瑞桂堂暇录》。

11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又释惠洪《冷斋夜话》。

12 〔明〕陈邦赡：《宋史纪事本末》。

1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14 〔宋〕邵博：《闻见后录》。

15 〔宋〕彭乘：《墨客挥犀》。

16 据徐度《却扫篇》。刘恕子羲仲，字壮舆，尝摘欧阳《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正畏如公之徒，缀拾其后耳。”

17 林希初因章惇许以执政，所以欣然投靠，甘心降级为中书舍人，撰拟制诰，丑诋正人，不留余地。曾布为枢密院，章惇使林希为副，命他做伺察的工作。林希怨惇不令他做同省的执政，渐为曾布所诱，终于背叛了章惇，遭到邢恕的攻击，出知扬州，徙舒州，在任上病死。

18 方岳《深雪偶谈》、费衮《梁溪漫志》均载有轼拟居家宜兴，学生邵民瞻代为购定一屋，已付值五百缗，是夜，与民瞻散步月下，闻老妇人哭其产，毁券赠其屋价事。按东坡北归至常州时，已为病困，不能更至宜兴，遑论与民瞻月下漫步，其事不确。

19 书中所录诗，据本集乃“绍圣间，人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诗也”。沿流馆待考。

20 《金山志》。

21 〔宋〕邵博：《闻见后录》。

22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3 〔宋〕邵博：《闻见后录》。

24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5 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26 〔宋〕费衮：《梁溪漫志》。

27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28 东坡生于景祐三年丙子，至是年辛巳卒，以日数计之，仅得二万三千四百余日。云三万日者，举成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