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之世，与孙吴作长期斗争之异族有三：一为交州之“南越”，一为荆州西部之“武陵蛮夷”，一为扬州之“山越”。前二者远处边陲，为害尚小；独山越居腹心之地，为孙吴大患。自孙策渡江（西元一九五年）至孙权赤乌五年（西元二四二年），为乱几达五十年，予孙吴对外以莫大牵制。《三国志》六十《贺全吕周钟离传》：
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
又同书四十七《孙权传》：
黄武元年……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又同书五十七《张温传》：
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以孙权之英雄，如无内忧，何至老死江表，屈膝于曹氏之豚儿！后人每以此罪权，盖不明当时山越叛乱之严重性也。
山越盘据之地，根据《三国志》之片断记载，散布广至九郡，即吴、丹阳、会稽、鄱阳、豫章、新都、东阳、东安、建安九郡。其大致范围即今北至长江，东至沿海，西至赣江西岸，南至闽江之长方形地带。包括今日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省之一部，浙江省之全部。此地带中之山地，如今日皖南之黄山，浙江之天目山、会稽山、括苍山、仙霞岭，福建之武夷山，浙赣交界之怀玉山，以及江西之九岭山，大都为山越出没之地。尤以丹阳郡南部山地（即今皖南及钱塘江以西山地）之山越，为祸最烈。其叛乱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其他诸郡所不及。
二
《三国志》对山越之记载，至为简略。与前代异族，毫无衔接之迹象。故其来源，已不可考。孙吴九郡，大部为春秋时越国之领土，所谓“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秦末，吴中子弟之英勇，举世震骇，于项羽之横行天下，可以见之。汉初，会稽人亦以“轻悍”著称（见《史记·吴王濞列传》）。其时居于今日福州一带之闽越，温州一带之东越诸部落，均受汉封为王，处于独立状态，故刘濞造反，闽越可以不从。据此，山越之来源虽不可考，然孙吴东南九郡之民风习俗，自古不同于中原，固可知也。至汉武帝时，更有徙东越闽越之民处江淮间事。《汉书》九十五《闽粤传》：
元封元年冬……于是天子曰“东粤狭多阻，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
以常理推之，“东粤地遂虚”一语，殆不可能。然武帝对此地带之视如弃地，不欲闻问之态度，则甚显然。故两汉时，东南虽设郡县，但对山地居民之教育及管理，均未措意。至东汉末年，乃有所谓“山民”者，依阻山险，自成聚落，与平地居民，老死不相往来。《后汉书》七十六《刘宠传》（宠，桓帝时人）：
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此等山民，时人又称之为山越。汉灵帝时，即曾发生叛乱。《后汉书》八《灵帝纪》：
（建宁二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此种现象之造成，与汉朝之忽视东南，不能说无关系也。
山越之生活情形，与汉人迥异，吴人盖以异族视之。《三国志》六十四《诸葛恪传》：
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也。
又云：
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
此为《三国志》关于山越生活情形仅有之介绍，据此可知山越类皆山居，与平地隔绝，其所以善于“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者，即长久山居之结果。《恪传》又言其能自铸甲兵，则其文化程度，亦不甚低。又谓“自前世以来，不能也”，“山越恃阻，不宾历世”，则山越至少在东汉，已自成集团，不受政府之管辖。此外就“种党归义”、“献戎十万”、“逋亡宿恶，咸共逃窜”等句观之，可知吴人视山越为异族，而山越内部，且藏有若干汉人也。
三
山越之为害孙吴，除通常如《诸葛恪传》所谓“时观间隙，出为寇盗”外，有时其举动且含有浓厚之政治意味。魏、蜀、吴三国经常以鼓动敌后异族或地方势力之叛乱为制敌之惯技。如孙权之联络公孙渊，武陵蛮夷之响应刘备，均此类也。山越则时受曹魏之利用，乘机叛乱，而叛乱之直接领导者，亦多系汉人。《三国志》六十《贺齐传》：
（建安）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应。
同书五十八《陆逊传》：
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
又同书六十《周鲂传》：
以鲂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
《齐传》谓陵阳、泾县、始安为“丹阳三县”。按陵阳（今安徽石埭县西北）、泾县（今安徽泾县）均属吴丹阳郡，为山越出没之地；始安不属丹阳郡，恐系始新之误。就“鄱阳民”三字看来，尤突当为汉人，而响应其叛乱者，则为山越地带。费栈之以汉人煽动山越，更属无疑。至周鲂被命以山越为反间谍工作者，可知曹魏之教唆山越反吴，非一次矣。
此外吴国之顽劣地方官吏，亦有挟山越自重而为奸利者。《三国志》六十《贺齐传》：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此汉人利用山越之又一例也。
四
东吴之讨治山越，可分三期。
第一期自兴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孙策渡江始，至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孙策被刺止。此期中对山越之讨治，以丹阳郡南部地区为主。孙策自历阳（今安徽和县）渡江后，所遭遇之敌人，不过刘繇、王朗、华歆一般腐儒，其势不啻摧枯拉朽，故吴会诸郡，迅速底定。而于此期中与孙策作激烈之斗争者，反为无军事政治组织之丹阳郡南部之山越。孙策渡江前依其舅丹阳太守吴景时，即曾讨伐泾县山贼祖郎（《三国志》五十《孙破虏吴夫人传》）。及至兴平三年渡江，吴郡太守刘繇，败奔豫章，繇部将太史慈奔泾县，连络山越以抗策。《三国志》四十九《太史慈传》：
慈当与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阳太守。是时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
其后策为巩固根本，又继续进讨泾河以西之六县山贼。《三国志》五十五《周泰传》：
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
宣城乃六县后方，而贼能卒至，其飘忽矫健，可想而知。孙策讨治丹阳山越，以时间短暂，未著大效。故孙权时叛乱迭起，仍须屡作大规模之讨伐。《三国志·孙策传》云策于建安五年曹操、袁绍官渡相拒之时，“阴欲袭许迎汉帝”。此说极不可信，晋人孙盛，固已疑之。（见《孙策传》裴注）按诸当日形势，孙策必无此力也。
第二期自建安五年孙权继领江东始，至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春江夏太守黄祖破灭止。此期主要为讨伐鄱阳、豫章二郡山寇。权初继兄位时，地仅五郡，情况危急。《三国志》四十七《孙权传》：
（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文中谓“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又谓“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可知山越之不宾，实为造成当日危急情况之主因之一。惟赖权选贤任能，得以粗定耳。
时江夏太守黄祖，据上游之势（祖治西陵，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与权有杀父之仇。故权俟江东粗安，即麾师西征，此举实为争此形胜之地，以为安内攘外之资，非徒为复父仇也。黄祖昏耄，本不堪一击，惟鄱阳、豫章、会稽一带山越，乘时而起。会稽为东吴后方，鄱豫二郡更为孙权进军必经之地，受此牵制，遂使建安八年（西元二〇三年）讨黄之役，功亏一篑。《三国志·孙权传》：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孙权于讨黄班师后，一时名将，俱用于讨治山越，使黄祖得以苟延残喘，达五年之久，则山越固孙吴之大敌也。建安十年，复命贺齐讨鄱阳郡。《三国志·孙权传》：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破杀黄祖。此事为东吴兴亡关键。盖江夏为江东屏障，孙权用以保固根本，拒敌境外。故赤壁之战，东南无警；而黄祖既枭，权无西顾之忧，乃得一意整顿内部也。
自黄祖破灭至赤乌五年（西元二四二年）钟离牧讨平新都建安郡山民，为第三期。此期仍以讨治丹阳郡山越为主。丹阳郡山越，最为强大，孙策伐之，不过稍杀其势。其后因孙权锐意西进，未能全力驱除，故建安十三年前后，其势复炽。权遂命贺齐讨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且分县立郡，以便治理。丹阳郡山越之一部，遂得平定。《三国志·孙权传》：
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犂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
同书六十《贺齐传》：
齐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
建安二十一年，又有丹阳三县响应鄱阳叛民尤突之事，为贺齐、陆逊讨平。《三国志》六十《贺齐传》：
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阳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
其后又有丹阳贼帅费栈之乱，陆逊讨平之。以山越补充兵员，亦逊所倡议。同书五十八《陆逊传》：
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黄武二年（西元二二三年），丹阳郡东部故鄣（今浙江安吉县西北）一带之山越，又复蠢动，朱治镇抚之。《三国志》五十六《朱治传》：
二年……是时丹阳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在故鄣岁余，还吴。
黄武五年（西元二二六年）孙权以丹阳、吴、会稽三郡边界上之“恶地”十县，成立东安郡。命全琮讨治此一区域中之山越，数年始平。《三国志·孙权传》：
五年……秋七月……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郡治富春，今浙江富阳。）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
《三国志》六十《全琮传》：
是时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年）又有诸葛恪讨伐丹阳山越事，恪以历次讨伐，未能澈底，故自告奋勇，求当此任。《三国志》六十四《诸葛恪传》：
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恪讨山越，一反往昔之穷追力战，改用封锁及奇袭办法，以逸待劳，制取主动。全郡山越区，均用同一方略。讨治所需之时间及所收成果，均合预计。同传：
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同与此役者有顾雍之孙顾承，名将陈武之子陈表。《三国志》五十二《顾承传》：
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阬。
《三国志》五十五《陈武传附子表传》：
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
此役成功甚巨，孙权特遣薛综劳军，而综对恪亦倍加赞扬。
会稽郡山越，其势亦盛，孙策被刺时，地方政府防其变乱，致不敢赴丧。（见《三国志》五十七《虞翻传》）孙权为将军时，有潘临之乱，陆逊讨平之。（见《三国志》五十八《陆逊传》）至黄武元年（西元二二一年），叛乱复起，吾粲、吕岱讨平之。《三国志》五十七《吾粲传》：
黄武元年……还，迁会稽太守……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将，与吕岱讨平山越。
十余年后，又有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越之叛乱，钟离牧讨平之。《三国志》六十《钟离牧传》：
赤乌五年（西元二四二年），从郎中补太子辅义都尉，迁南海太守。还为丞相长史，转司直，迁中书令。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至此，东吴境内山越之叛乱，可谓大体弭平，此后终东吴之世，不再见有关九郡山越活动之记载。而斯时孙权年已向老，不特名将凋谢，无力大举；权亦心力日衰，转而着意于垂统问题矣。然权与山越周旋四十年，其开发江南，廓清内部，实大有功于后世。不然以晋元帝之暗弱，群臣之荒颓，又岂能于胡虏披猖之日，立建康之小朝庭乎？
附记：关于讨论山越问题之文章，前曾有人发表者计有：《禹贡》二卷八期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史观》一七期井上晁《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食货》五卷四期李子信《三国时孙吴的开发江南》等篇。前二文着重叙述山越之分布及生活情形，与本文主旨不同；李文失之简略，且不无谬误，如谓山越数目不过数千人云云，即其例也。特记于此，以供参考。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