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本文所述唐人的生活，主要指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地区中的汉族士大夫和平民的生活。盛唐时代的边塞地区和中唐以降的胡化藩镇地区，由于其间种族复杂，风气与内地迥异，都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

为求对唐人的生活状况和演变有较深刻的认识，首先应当注意唐代两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即功利主义和胡化。这两种风气，对唐人的生活具有莫大的影响。

唐人的重功利，与儒学的衰微和胡风的输入有关。唐代士大夫的好干谒竞进，生活的奢侈浪漫，宗教的发达，以及政治社会风气的不良，（惟贞观、开元两代，风气稍正。）都与功利主义有关。唐代最著名的文人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他们的诗文中都或多或少的透露出势利气味，即李白也不能免俗。但他们绝不讳言功利，杜甫《狂歌行赠四兄》便曾坦白的说：“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全唐诗》卷二三四）这也是唐人的可爱之处，他们至少不是伪君子。不过嗜欲多则天机浅，因此唐代的大思想家极少，而所谓“能臣”则极多，二百九十年间，政治上代有人才。他们的能力极强，干劲也足，虽不拘细行，仍无碍其自身的建树。像诸葛亮的茅庐高卧，必三顾而后出仕；或是宋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一类的作风，对唐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另一方面，士大夫生活的奢侈浪漫，对政治社会，都发生倡导作用，逐渐造成政治社会上贪淫奢纵的风气，也成为唐室衰亡的病根。

由于唐人的热中权势，政治人物的新陈代谢也比较快。政治上的少年新贵，不可胜数；而“贵壮贱老”的风气，也十分明显。这种风气，始终未变。唐代历朝诗人的吟咏中，时常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慨叹。例如盛唐时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全唐诗》卷二二七）中唐时代刘禹锡的《与歌者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全唐诗》卷三六五）晚唐时代司空图的《新春写生》：“文武轻销丹灶火，市朝偏贵黑头人。”（《全唐诗》卷六三二）和韩偓的《避地》：“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全唐诗》卷六八〇）都可为证。唐代的兴与亡，大致都与“白面儿郎”有关。

功利主义既然流行，儒学在社会上自不会发生多大作用，女性的约束也无形减少。唐代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多，男女地位比较平等，社交比较公开，思想也比较自由。无数的绮文韵事，也都由此而生。唐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多彩多姿的；这种生活，大半是唐代的少年男女所创造的。

胡化对唐人生活的影响也很大。东晋以降，胡人占据中国整个北方，因而胡风得以顺利传入中国，愈演愈盛。其中尤以西域文化，最为流行。诸如宗教、歌舞、乐器、工艺技术等，大都自西域而来。唐代承北朝余绪，胡化仍深，至玄宗天宝时代臻于极盛。唐初，汉人无论男女，都具有尚武精神。军队的犁庭扫穴，以一当十，固然是受了胡化的熏习，即使在娱乐享受方面，也有许多地方沾染胡风。史称开元末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1］，便是一例。这种风尚，直延至安史之乱以后五十年，始渐趋衰落。此外唐自高宗、武后，崇尚科举，国人竞趋进士之选，以猎取功名，由是文风日盛，而民族的尚武精神随之日渐萎靡，而后遂有开元天宝间重用胡将之事。科举既盛以后的“胡化”，乃仅限于娱乐享受的范围。

安史乱后，科举益盛。由于国人痛恨外族，于是逐渐转而复古。但因胡风的笼罩已久，且中唐后中国与外族的交通仍极频繁，一时无法尽革。直至宪宗以后，才略复本貌。当时唐人的衣着方面，已有显著的改变。思想上则有韩愈的排佛，而儒学渐与。虽然如此，社会上奢淫贪纵的风气，依然如故。而尚文的中央政府，始终不能征服河朔的胡化藩镇，以迄于亡。从唐人的生活状况，也多少可以看出唐室中央无由自振的原因。

本文所述，主要包括唐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庆寿及娱乐等项。至于宗教信仰，已详述于拙作《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中，在此不复赘述。

二　衣服

唐人的服制，以颜色来区别身份。上至皇帝，下至士庶，其服色各有不同。但自唐初以来，服色时有改易，到高宗后，始渐成定制。其制皇帝服用赭。朝臣官服，则分四色：亲王及三品以上官服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用绿，饰以银；九品以上服用青，饰以鍮石（黄铜），妇人则从其夫色。流外庶人则服用黄，饰以铜、铁。士人服用黑，有紫绿、墨紫等色［2］。至于衣服的宽狭长短，也都有规定。

唐人通常着袍，以上述诸色明其身份。此外上衣有衫（单衣）、襦（短衣）、袄（绵衣）等，下衣为袴。书学、算学及州县学生，虽皆男士，但也着白裙［3］。至于奴婢，则服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官奴婢由太府寺给衣，奴有皮鞋、头布、布衫、布袴；婢有裙、衫、绢、鞋等［4］。衣料则有丝、绢、绫、罗、锦、绣、纱、绡（生丝纱）、纨（细绢）、素（精白之绢）、缯、縠（细缯）、缣、白布（麻制）等。棉布在当时还未流行。

虽然唐代服制，规定甚为详细，但并未严格执行。大概除了百官的公服须按规定外，士女的常服大都任意穿着，这可以胡服的流行为证。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到唐初，其风益盛。胡服的特点为短衣、窄袖、长靴。从敦煌遗留下来的壁画，可以看出胡服男衣仅短至膝，折襟翻领；女衣稍长，内另有长裙。汉人着胡服的风气，至玄宗时，达于极盛，一直延续到宪宗。元稹《法曲》：“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全唐诗》卷四一九）虽然如此，但妇女的衣饰，已颇有改变。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全唐诗》卷四二六）可知天宝时代的时妆，到宪宗元和、穆宗长庆之际，已成为世人骇笑的对象，也可以推知胡风已渐趋衰落。

元和以后，衣服渐尚宽长。文宗时，尝敕定袍袄等曳地不得长二寸以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以上。妇人裙不得阔五幅以上，裙条曳地不得三寸以上［5］。可知此时唐人已渐厌胡风而改从汉制，甚至宽长过分。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唐人已颇有复古的倾向。

至于唐代妇女的服装，真是五光十色，名目繁多，绝不似服制所定的单调。女衣有襦、衫、袴、裙、半臂、披帛、袍、袄、带等。唐代妇女最喜着红衣，次为黄衣，亦有着白衣裳者，此外尚有紫、蓝等色。唐人诗中，有关以上各色衣服的记载，随处可见。中国古代，男女均不着袴，故外衣宽长以掩蔽下体。汉时已有袴，开裆。唐代女袴，仍开裆如小儿。又有“绲裆袴”，中有缝，但结以带。这种袴汉时已有，称为“穷袴”。杨贵妃有“鸳鸯并头莲锦袴袜”，又名“藕覆”，为当时时髦之物，类似今日流行的袜袴［6］。裙尚宽长，贵族妇女所着之裙，名目亦多，制造精美，价值极昂。例如中宗女安乐公主有“百鸟毛裙”，正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阴影中又为一色；百鸟之状，并现裙巾，价值百万钱，百官之家多仿效之［7］。裙色则以红裙最为流行，俗称“石榴裙”。杨贵妃按制应着紫裙，但她好着黄裙，时人有“黄裙逐水流”之谚，讥其卑贱。半臂为短袖上衣，有时无袖（如今之“坎肩”或“背心”），男子亦可着之。披帛乃以有色缣帛，披于肩上，贵族妇女多用之。带以纱罗制成，其质甚薄，其厚者则用锦。带的上端有结，如合欢结、同心结等，其下端则甚长。系于身上，有婀娜之致。

妇女的服装，也深受胡风的影响。唐初，宫人骑马过街时，依齐、隋旧制，多着“羃䍦”，以缯为之，障蔽头颈及躯干，以免路人窥视。王公之家，亦争效之。这种服装，源自奚、契丹［8］。高宗永徽以后，羃䍦之制全废，妇女皆用帷帽，并拖长裙至颈，较前渐为浅露。帷帽原名席帽，本为羌人首服，秦汉时国人已用之，以籐制成，帽檐甚宽。妇女的帷帽，四周有丝网下垂，施以珠翠，以为障蔽。到玄宗开元初，从驾宫人皆着轻便的胡帽，靓妆露面，士庶竞相仿效。如有着帷帽过市街者，必为瓦石所击。不久，妇女之骑马者，又变为露髻驰骋，不复戴帽，甚至穿男子靴衫，如奚、契丹之俗。无论内外尊卑，皆好此道，一时蔚成风气。至天宝时代，妇女又多好以巾覆首。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唐代妇女时装的演变过程。

唐代妇女又有袒胸之习，中唐以后，尤为习见。如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疑晴雪”（《全唐诗》卷六五一）、李洞《赠庞炼师》“半胸酥嫩白云饶”（《全唐诗》卷七二三）等诗句，均可为证。这绝不是汉人妇女的固有服制，必然是胡化的一环，可能受天竺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　冠帽及鞋袜

唐代冠帽之制，名目甚繁，主要目的，仍是在区别官阶。如亲王戴远游三梁冠。朝臣五品以上两梁冠；九品以上一梁冠；武官及中书门下九品以上服武弁平巾帻；御史戴法冠等［9］。男子通常戴巾子和幞头。巾子是以纱绢之类，裹于头上。幞头起于北周，其法以三尺皂色纱绢，覆头向后，尽韬其发，四角系带，谓之“脚”，两脚系脑后垂之，两脚系髻下。其后改为固定型式，仅有两脚，且为硬脚，并有交脚（武官用）和展交（文官用）之分。唐初女子戴皂罗，方五尺，亦谓之幞头。又有席帽，亦即帷帽，男女适用，形制如上述。此外胡帽也很流行，通常以韦（熟兽皮）制成，遇檐上折，甚为轻便。最受欢迎的胡帽叫“浑脱”（舞曲名），以乌羊毛为之。唐初长孙无忌（曾封赵国公）喜戴浑脱，故又称“赵公浑脱”。唐代乐舞，多自西域传来，故舞人跳舞时多戴胡帽。胡帽除浑脱外，尚有珠帽、织成蕃帽、卷檐虚帽等。

唐代足服有靴、鞋、履、屐、舄等。靴本为胡服，传入中国的时代甚早，以皮为之，长靿。唐代减短其靿，以麻制成，也有用锦作的。同时自唐开始，靴成为百官的朝服。鞋没有靿，高不掩胫，多以麻为之。妇女所着的鞋，种类甚多，质料也不同，诸如绣鞋、金缕鞋、线鞋等。当时鞋上似有带以束之。履是比较高贵和正式的鞋，其形式与鞋无大区别，以丝为之。此外吴越间妇女好着“高头草履”，织造精美，上加绫縠，史称其为“阴斜闒茸，泰侈之象”［10］。屐盛行于魏晋，男女皆着。用木或皮制成。无周缘，仅有带附于屐头，着时以足穿带，曳之而行。并有两齿，以践泥水。《唐摭言》云：“京师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崔涯《嘲妓》：“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纥梯纥榻出门前。（《全唐诗》不载，见《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可知虽值严冬，妇女仍有着屐者。唐时着屐者多不着袜，肌肤显露，引人遐思。李白《浣纱石上女》：“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全唐诗》卷一八四）韩偓《屐子》：“方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屧红托里。”（《全唐诗》卷六八三）均可为证。舄是木底之屐，乃贵族着礼服时所用，如天子着赤舄。贵族妇女亦着舄，其色与其裳相似。至于民间妇女，则不着舄。

袜的记载，多以妇女为主。最常见的为罗袜，红色者居多。又有锦袜，为宫中贵人所着。杨贵妃有锦袎袜，内罗外锦，有带束之。相传马嵬之变，贵妃于仓皇中遗失锦袎袜一只，为村妪所得（一说为邮童所得），供人观赏，竟赚得不少钱财。刘禹锡《马嵬行》：“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全唐诗》卷三五四）即咏此事［11］。唐时尚无缠足之习，故妇女皆系天足，当时女性审美观，以健硕丰满为尚，与此不无关系。

四　妇女的妆饰

唐代妇女，对妆饰甚为注意，化妆则力求秾艳，饰物则力求华美。其化妆品和饰物，种类极繁，大致可分面饰、发饰、颈饰、臂饰、指饰五类，兹分述于下：

唐代妇女的面部化妆品，有粉及燕脂。粉有铅粉（白）、红粉之别，妇女多好涂红粉。又以红脂涂唇，通称口脂。口脂又分大红、浅红两种，唐人所谓的“绛唇”、“檀口”，即是大红、浅红之别。唐人又以小口为美，唐诗中常以“樱桃”喻之。中唐以后，有以乌膏涂唇者，风行一时，可以说是唐人化妆术上的新发明。此外并涂黄粉于额间，通称“额黄”，又因黄色靠近头发，所以也叫“鸦黄”。唐初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学画鸦黄半未成”（《全唐诗》卷三六），后世“涂鸦”一辞，大概起源于此。额黄有时也涂于眉间，晚唐温庭筠《汉皇迎春词》：“柳风吹尽眉间黄”（《全唐诗》卷五七五），从温诗看，汉时妇女应已用额黄。又有所谓“妆靥”，可以称为“假酒涡”或“人工酒涡”。以粉、朱，或燕脂点两颊，如月形或钱形，月形者称“黄星靥”。

眉的化妆，主要是以黛（青黑色颜料）画眉，求其浓黑。眉的形式，也有多种。唐玄宗曾令画工作《十眉图》，十眉即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属、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唐人眉尚弯长，故唐诗中乡有“蛾眉”、“双蛾”、“弯蛾”、“柳眉”、“月眉”等形容词。因尚浓黑，又称“翠眉”。白居易《上阳白发人》：“青黛点眉眉细长……天宝末年时世妆。”可知天宝末尚流行细长之眉。但到中唐时间，唐人的衣饰起了变化，衣则尚宽大，眉则尚粗短。元稹《有所教》：“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全唐诗》卷四二二）可知元和长庆之际，眉已尚短。短粗之外，又常使眉尾低斜如八字，即所谓“八字眉”。白居易《时世妆》：“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全唐诗》卷四二七）汉武帝时，宫女即画八字眉，唐人此举，可谓复古。总之，唐代妇女的面部化妆，过分秾艳，难免流于俗丽。反不如虢国夫人，淡扫蛾眉，素面朝天，予人以清新之感。夫人所以特邀玄宗之宠眷，实非无故。面饰则有花钿，又名花子。通常是以金制的花，贴于眉间或两颊，也有以翠玉制成的。

唐代妇女的发式，多好梳髻。髻自古即有，或谓起自燧人氏，事远难知。但史载西周初年，已有高髻。至汉，受西域发式的影响，名目增多。东汉时，高髻之风，已甚普遍。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12］其后南北朝及唐，均尚高髻。而唐时花样益繁，如归顺髻、愁来髻、飞髻、百合髻、闹扫髻、囚髻、抛家髻、乌蛮髻等，不胜枚举。其形态多不可考，仅知闹扫髻乱发蓬松，如被风吹；囚髻束发极紧，有类囚徒；抛家髻则以两鬓抱面等。由于时尚高髻，妇女头发疏稀者自无能为力，因此多戴假髻［13］。高髻之外，也有低髻，又称短髻，也有很多名目。又有丛髻，为乱梳之髻，或以假发为之。又有所谓“拔丛”，发形散乱，并垂发障目，流行于唐末。唐代妇女，有时亦效胡人的椎髻，其形如锥而无鬓。直至元和时期，还很流行。总之，唐代流行的髻，可分高髻、低髻及丛髻三种，而三种髻均可以假发为之。

髻之外又有鬟。鬟者谓“环发为髻”，大致发式低虚者为鬟，高实者为髻。但髻亦有高低之分，何以不称“低髻”而称“鬟”？故鬟必具有其独特形式。大致鬟为一种圆形发式，虽亦有高低之分，但总不失其圆。其与髻有别者，或即在此。未嫁之女，则梳双鬟。如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春深幼女家，双鬟梳顶髻。”（《全唐诗》卷三五七）可以为证。

唐代妇女对鬓的修饰，也很注意。鬓式分薄鬓（即蝉鬓）与丛鬓二种，而唐人多尚薄鬓。如李百药《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云光鬓里薄。”（《全唐诗》卷四三）白居易《花酒》：“云鬓新梳薄似蝉。”（《全唐诗》卷四四八）丛鬓则发较蓬松，不若蝉鬓的薄而有光。如白居易《陵园妾》：“青丝发落丛鬓疏。”（《全唐诗》卷四二七）王建《送宫人入道》：“休疏丛鬓洗红妆。”（《全唐诗》卷三〇〇）以二人的诗看来，丛鬓似为宫人的习尚。

发饰最普遍的为钗，以金、银、珠、玉、珊瑚、琥珀等物制成，并雕饰为鸾、凤、鸳鸯、燕、雀、鹦鹉、蝉、蝶、鱼等动物形状，插于髻上。没有雕饰的钗，称为“素钗”。贵族妇女之钗，有宝钗、玉钗、金钗、翠钗等名目。平民妇女，则多用荆钗，以木为之。此外有簪，用以连发，男女皆可用。女用的簪，多以翡翠、玳瑁、玉等物为之。玉簪又称玉搔头。梳（即栉），多以木、犀角、玉、水晶、象牙等制成，插于鬓后。元稹《恨妆成》：“满头行小梳。”（《全唐诗》卷四二二）可知梳有大小之别，小梳有时可插二三个。翠翘，翘本是翠鸟尾上的长羽，翠翘则以翡翠为之，如鸟尾形。步摇，以珠玉之属，镶于钗上，并于顶端以金丝曲成花枝，系以垂珠，插于髻上，行时则随步动摇。步摇战国时已有，多为贵族妇女所用，可以说是一种最奢侈的发饰。

颈饰有璎珞，传自天竺，以珠、玉为之，即今日的项链。臂饰则有钏，又称臂环或条脱，有金、银、玉等类。指饰则有指环，亦名戒指，大都以金、银、翠玉为之，也有以玛瑙、珊瑚、水晶、琥珀、紫晶等制成的。

五　饮食

唐代百官食料，例由政府供给，以官阶的高低分配其多寡。肉类以猪、羊、鱼为主，粮食以米、粟、面粉为主，菜蔬以葱、蒜、姜、瓜、葵、小豆为主，甜食以蜜、酥、梨、干枣为主，佐料以油、盐、豉、酱为主。此外并给炭以为燃料。每年节日并发给特制食品，如寒食给麦粥，五月五日给粽䊦，七月七日给斫饼，九月九日给麻葛饼等。政府对官吏的待遇，可谓优厚。至于一般食品的名目，主要有汤、饭、膏、粥、丸、脯、羹、脔、饤、炙、脍、蒸饼、馄饨、包子、面、粽子等。其所用之肉，除六畜外，兼有鹿、熊、狸、兔、鹅、鸭、鳖、蟹、虾、蛤蜊等［14］。

饮料方面，唐人最嗜酒、茶和饧。酒以新酿为佳，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唐诗》卷四四〇）杜甫《客至》：“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全唐诗》卷二二六）可以证明唐人对酒的贵新贱旧。唐代名人，患风疾（即今高血压症）者甚多（如唐高宗、杜甫、哥舒翰等），与纵饮不无关系。长安酒价每斗约酤三百文，美酒有酤至每斗万钱者。杜甫《逼仄行赠毕曜》：“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全唐诗》卷二一七）李白《将进酒》：“金樽清酒斗十千。”（《全唐诗》卷一六二）大致可以说明唐代的酒价，但李白的诗句，可能有些夸大。饮茶之风，兴起于开元。陆羽曾撰有《茶经》三篇，研究极精。唐人煎茶，通常佐以姜和盐。至于茶的产地，则以四川所产者为最著。唐代以后，国人酗酒之风渐衰，或与饮茶有关。饧为麦芽或谷芽熬煎制成的糖。至于以甘蔗汁煎成的沙糖，其制法乃唐太宗时自西域传入，当时曾大受唐人的欢迎［15］。

唐人好胡食，亦犹今人之喜食西餐。此种风气，以开元时期为最盛。胡食以酒为主，如葡萄酒、三勒浆类酒（酿法出自波斯）等，最为唐人所好。此外有胡饼，即今之烧饼。以麦粉为之，两层相合，外着胡麻（芝麻）。国人食之，至今不衰，渐成为“国粹”。

唐代大官多喜豪宴，承平之时固已如此，安史大乱之后，其风尤盛。如代宗大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郭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府邸。子仪及宦官鱼朝恩、大将田神功等也更迭设宴，每宴辄邀公卿大臣百人，前后费钱十万贯。其时距安史之乱平定，不过五年。

六　居室与交通工具

唐代居室，也有定制，以贵贱为等差。宫殿多承自隋，备极壮丽，其建筑技巧受西域的影响甚大。隋代的三大技术家宇文恺、何稠、阎毗，都有西域的血统。他们以西域的奇技，配合中国的规制，修建了不少雄伟的工程。如九成宫（隋仁寿宫）即是宇文恺所设计的。至唐，宫室续有兴建，如弘义宫、大明宫、兴庆宫等，华丽亦不减隋代。至于官民的居室，则以架为单位，架指两柱两梁间的面积。其制王公及诸臣三品以上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六品以下五架。门舍则三品以上五架三间，五品以上三间两厦，六品以下至庶人一间两厦。又五品以上得建乌头门［16］。

居室的定制，在玄宗天宝以前，大致尚能施行。天宝时，贵戚勋臣已务奢靡，制度乃逐渐破坏。开国元勋李靖的家庙，竟沦为嬖臣杨国忠的马厩，而国忠妹虢国夫人也曾强占已故宰相韦嗣立的宅第。代宗时，因安史的大难初平，官吏奋发之志渐颓，而享受之心转烈，加以法度废弛，奢侈之风益盛。大臣戎帅，竞事建筑亭馆舍第，大兴土木，力穷始止，当时谓为“木妖”。史称宰相元载，在长安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别墅相连者数十所，婢仆曳绮罗者一百余人。节度使马璘，在京师治第，尤为宏美。到德宗，以其逾制而毁之。但习尚既成，难以遽改，虽名贤亦所不免。武宗时名相李德裕，为晚唐政坛的奇才，道德学问，冠绝一时。但他的生活仍甚奢侈，其园池花木之盛，达于极点。这种风气，直到北宋，才被遏止［17］。

唐代的交通工具，不外舆、马、舟、车。舆即是后日的轿，以人力负挽，有腰舆、步舆等名称。马则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中唐以前，尚武之风未泯，虽女子亦多骑马。舟船之盛，以江西为最，编蒲为帆，大者多至十幅。通常最大的船，载重不过八九千石，故江湖有“船不载万”之语。但到代宗、德宗时，有俞大娘航船，体积最大。居者养生送死以及婚丧嫁娶，皆在其间；操驾之工，多至数百人。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岁往来一次，获利甚溥。可知俞大娘的船，必然不止万石。德宗时，李皐以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也可想见唐人造船术之精［18］。车则有马车、牛车及手挽车等，虽然制造亦佳，但较之前代并没有多大进展。

唐首都长安，街道甚为修整。安史乱后，街坊出现不少“违章建筑”。代宗于大历时，曾下令整理，凡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者，一律不许，并令拆毁，兼须重罚。街道间的树木，亦不得斫伐［19］。

七　婚丧及庆寿

魏晋以后的早婚之习，到唐代仍然流行。太宗初年，因大乱之后，全国民户，不过三百万，因而奖励生育。曾令全国男子二十以上，女子十五以上而未婚者，由政府督促结婚。其后婚期益早，玄宗时，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于法皆听婚嫁［20］。士庶结婚，须备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婚礼则须于黄昏举行。安史乱后，因战乱流离，士庶穷困，男女婚期，普遍延迟。白居易《赠友》：“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全唐诗》卷四二五）结婚年龄，男子通常延迟十年以上，女子延迟五年以上。某些地方，女子有至四十五十而未嫁者，如杜甫《负薪行》：“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全唐诗》卷二二一）这种现象，当然并不普遍。但富家子女，仍行早婚，如白居易《议婚》：“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全唐诗》卷四二五）

唐初婚姻，犹重门第，北朝“财婚”的恶习，也未泯除，尤以关东世族崔、卢二姓为甚。他们有女皆居为奇货，除门第相当者外，非百万聘财不能得，此风直传至晚唐。有时公主尚不能与崔、卢之女相匹敌。唐公主多骄慢无礼，不敬翁姑，奴视其夫，因此人皆视与帝室联姻为畏途。而世家之女，尚有其传统的门风家法，颇知礼节，因而更增身价。公主选婿，多由强迫而成。如宣宗时，郑颢欲与卢氏为婚，而宰相白敏中选其尚主，颢深恨敏中，视如仇敌。又唐公主有至五嫁者，二嫁三嫁，尤为常事。由此可以推知民间离婚或改嫁，也相当自由。

平民分良人及奴隶二等，良人指士、农、工、商，各有本业，不许改行。奴隶为数不多，尚不能构成一种阶级。又有“杂户”，原为良人，因前代犯罪而没官，散配诸司供驱使。他们也附于州县户籍，但赋役与良人不同。《唐律》：凡良人不许与杂户、奴隶通婚，界划甚严。又同姓不许为婚，违者各处徒刑二年。有妻更娶，以妻为妾，或以妾婢为妻，均以犯法论处［21］。

唐代丧祭，多循古礼，有发哀、出孝等礼节。营葬甚为奢侈，王公百官，都竞为厚葬。伴葬的“明器”，政府例有规定数目。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墓田亦甚广阔。归葬时并有路祭，沿途设祭，每半里一祭，连续相次。唐初路祭于路旁张设帐幕，中有祭盘，置假花果及粉人粉帐之属，帐幕大者不过方丈。其后愈来愈奢，帐幕有高至九十尺者，祭物亦穷极工巧。安史乱后，路祭的花样更多，有刻木为古戏以为祭物者。灵车过时，送葬者手拉布幕，辍哭而观，完全失去路祭的意义。唐时文官遭父母丧，听其去职，武官则可以从权。对父祖避讳的习惯，也甚为重视。平民的丧葬，自无官宦的豪奢，墓田也甚狭窄。例如开元时庶人墓田定为方七尺，坟四尺［22］。

庆寿的风俗，起于南朝齐梁之际。相沿至唐，自皇帝下至平民，莫不重视生日，竭力崇饰。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年）八月五日，玄宗诞辰，宰相源乾曜、张说等上表，建议以是日为“千秋节”，是以生日建节的开始［23］。

八　娱乐一（倡妓）

唐代的社会，色情意味非常浓厚。尤其是大都会中，歌台妓馆，到处林立。当时一般文人墨客，进士新贵，多以风流相尚，歌舞流连，不以为怪。因此风流韵事，流传极多，可以说极尽享受的能事。

当时的妓女，可以分为公妓、私妓、家妓三大类，兹分述之：

公妓是政府特设，用以娱乐皇室、高官及军人者，又可分宫妓、官妓、营妓三种。唐初置内教坊于禁中，训练妓女，教以音乐歌舞，以娱皇家，是为宫妓。至玄宗，又于京师置左右教坊。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见的商人妇，即曾习琵琶于教坊。白的《琵琶行》：“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全唐诗》卷四三五）当时教坊妓乐分坐部和立部，“第一部”指坐部。不过她学成后，并没有做过宫妓而流为私妓。官妓用以侍奉高官，可能也是由教坊来训练。唐德宗时，名将李晟在四川与张延赏为争官妓而成仇，其后延赏入相，与晟又成政敌，几至酿成祸乱［24］。营妓则是用以娱乐军事长官和军士的。

私妓多集中于平康里，因其地近长安北门，故又称“北里”。北里的妓馆，是政府允许设立的私妓馆。妓女中颇不乏多才多艺、知书能言的。唐代士子入京考试，多宿于妓馆。此外女道士虽以修道为名，实际是变相的私妓。她们头戴花巾或芙蓉黄冠，着素服，加霞帔，盛服浓妆，潇洒有致。她们多与士大夫相往还，且可以醮祷为名，邀至家中，侑酒取乐。唐人的诗中，有不少是咏女道士的。

家妓是皇亲懿戚、公卿百官以及骚人墨客所豢养的妓女，用以娱乐自身和接待宾客，身份介于婢妾之间。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有家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全唐诗》卷四五七）可知家妓必擅歌舞，从而可知唐代士大夫的耽于享乐。

九　娱乐二（乐舞）

南北朝时代，音乐多采胡乐，唐仍因之。玄宗时，西域的乐谱，大量输入；著名的乐工，多为胡人或胡裔，所以大体说来唐代的音乐仍是西域化的。西域的音乐，多与舞相配，唐代乐舞的流行，自然也是受西域的影响。玄宗酷嗜音律，他于开元初，选太常子弟三百人，教为丝竹之戏，置院近梨园，号“梨院子弟”。此外乐人、音声人等多至数万，女乐则隶教坊。其时音乐歌舞之盛，冠绝整个唐代。中唐以前，朝廷著名的乐舞，舞人多为男性。中唐以后，乐舞逐渐偏重女性。

盛唐时代的皇室乐舞，历朝均有创制，名目不胜枚举。著名的男舞，有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大定舞、圣寿舞、光圣舞、䜩乐舞、长寿舞、龙池舞、师子舞、景云舞，文舞、武舞、字舞（花舞）、坐舞、八佾舞等。其中不少须用大量舞人，十分壮观。例如上元舞（高宗时作）舞者一百八十人，着五色衣。圣寿舞（武后时作）则用一百四十人，戴金铜冠，着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变而毕［25］。

著名的女舞则有：叹百年舞，用舞女数百人，盛饰珠翠，地衣皆画鱼龙，每舞用官五千匹。倾杯舞（玄宗作），以妙龄姿美的舞人数十，着淡黄衫、文玉带，并以金铃、珠玉络于颈间而舞之［26］。霓裳羽衣舞，此舞衣饰繁丽，舞步急促。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又云：“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全唐诗》卷四四四）可以想见舞时的情景。

胡舞多来自西域，虽非官方颁制的正式的舞，但非常流行，不特为士庶所欢迎，有时且深入宫中，可以说风靡一时。胡舞舞者不过一二人，动作较正式的乐舞迅捷，所配的胡乐旋律也轻快活泼。著名的胡舞有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浑脱舞等，兹分述之。

胡旋舞，出自西域康国，其特点是舞者旋转动作，异常迅急。舞者二人，着绯袄、锦袖、绿绫裤、赤皮靴［27］。玄宗天宝末，此舞最为风行。杨贵妃及安禄山均擅此舞。白居易《胡旋女》：“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史称禄山体重三百余斤，腹垂过膝，但舞时其疾如风。又元稹《胡旋女》：“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全唐诗》卷四一九）可以想见舞步的迅捷。

胡腾舞，出自石国，当是男舞。此舞动作亦以迅急见长，同时杂以腾跃，乐器则用横笛、琵琶。下面两诗可以看出舞者的衣着及舞时的情景。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全唐诗》卷四六八）李端《胡腾儿》：“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全唐诗》卷二八四）

柘枝舞，为女舞，用二女童，衣五色罗宽袍，胡帽银带，帽施金铃，转动有声。舞者先藏于假莲花中，花开而后身现，相与对舞，甚为雅妙［28］。此舞动作较缓，不似胡旋、胡腾的旋转腾跃。下面是唐人描写柘枝舞的诗：张祜《观杨瑗柘枝》：“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全唐诗》卷五一一）白居易《柘枝妓》：“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全唐诗》卷四四六）

浑脱舞，也是胡舞，但舞时的动作不详。玄宗时，公孙大娘善舞浑脱。

十　娱乐三（斗花与斗鸡）

唐人喜赏花，对牡丹尤为钟爱。长安本无牡丹，武则天为皇后时，移其故乡河东地区（今山西省）的牡丹至长安，植于禁苑，由是京师牡丹日盛，后又移植于洛阳。牡丹当玄宗天宝之世，犹是珍品。到德宗、宪宗时，始成为都下的盛玩，此后更普及于士庶之家。每年三月五日，花主各出其心爱之花，供人观赏，斗胜争奇。是日长安两街看牡丹，车马奔走，其花有一本至数万钱者。刘禹锡《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渠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全唐诗》卷三六五）罗隐《牡丹花》：“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全唐诗》卷六五五）可见唐人对牡丹喜爱之深。但也有对这种现象不满的，如王毂《牡丹》：“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全唐诗》卷六九四）洛阳牡丹尤盛，为天下之冠。其俗亦好花，春时城中居人，无分贵贱，皆插戴之。

牡丹以白色者最多，玄宗开元时，已有红、紫、浅红、通白四种。宪宗时已有黄牡丹，其余各色又分深浅。唐代高级官员，衣色为紫和红，因此唐人最喜紫和红色的牡丹，称之为“富贵花”。国画中有黑牡丹，其实并无此色。唐人所称的黑牡丹，是指水牛，乃谐谑之辞。后人不察，以为牡丹确有黑色。［29］

唐代斗鸡之风亦盛。豪富之家，多蓄雄健之鸡，以膏涂鸡首作狸状，缚利刃于鸡足，以与他鸡较胜负。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全唐诗》卷一七八）即咏此事。斗鸡须下赌注，胜者得之。长安游侠少年，日以醉饮倡楼斗鸡为活。张籍《少年行》：“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全唐诗》卷三八二）可知少年尤喜此道。

玄宗喜斗鸡，特设斗鸡童，着花蔽膝。其余诸帝如高、中、睿、代、穆、文、僖诸宗，莫不沈湎此道。文人画家，对斗鸡的吟咏描绘，也有声有色，可见唐代斗鸡之风的盛行。

十一　娱乐四（百戏）

百戏指各种杂技及游戏，名目甚多，其中不少传自西域。兹分述如下：

（一）黄龙变，即幻技，亦即今之“魔术”，不外吞刀吐火、鱼龙变化之类。汉武帝时，自西域输入，唐时仍盛行。

（二）夏育扛鼎，育，春秋时卫人，为著名的大力士，此则用其名以喻表演者的多力。其表演过程，乃是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跳弄之。

（三）戴竿，以二人承竿，竿长百余尺。其上有舞人，腾掷如猿猴飞鸟之势。

（四）绳技，自西域传入。以绳系于两柱之间，相去十丈，以二人上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或数人踏肩踏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绳，曾无蹉跌，一举一动，皆应严鼓之节。

（五）拔河，又名“拔絙”，古称“牵钩”。以大麻绳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与赛者数百人，各挂小索于胸前，相互牵拔，以角胜负。

（六）打毬，古称“蹴鞠”。鞠以软皮为之，实之以物，使成球形，以之蹴踏为戏，西汉名将霍去病及汉成帝皆善此道。唐时又有踏球之戏，以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妓登蹑，转球而行，并作出各种舞姿。

（七）波罗球，自西域传入，亦即今之马球。球小如拳，外为彩绘，或涂朱红。球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击球的人数无定，通常十余人，分为两队，各骑快马，共争击一球，是唐代军中的常戏。玄、穆、敬、宣、懿、僖诸宗，均喜作波罗球戏，甚至宫娥也有擅此技者。朝贵宅第，多有自筑球场。这种游戏，历唐、宋、元三朝而不衰，到明始趋废歇。

（八）泼寒，又名乞寒，南北朝时自波斯传入，始见于《周书》。此戏于冬日举行，戏者披发、裸体、跣足，相互挥水投泥以为笑乐。玄宗开元初，以其过于残忍，曾下敕禁绝。

此外如弈棋（以大食棋戏“双陆”最流行）、赌博、秋千、竞渡、登高，也都为唐人所喜爱，以过于烦琐，不复多述［30］。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四卷一、二期，一九七四年五月

【注释】

［1］参看《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2］参看《唐六典》卷四《礼部》。

［3］参看《旧唐书》四五《舆服志》。

［4］参看《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

［5］参看《唐会要》卷三一。

［6］参看《续说郛》卷三一《致虚杂俎》。

［7］参看《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8］参看《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9］参看《唐会要》卷三一。

［10］见《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

［11］李肇《国史补》谓杨妃袜为马嵬妪所得，刘禹锡《马嵬行》则谓袜为邮童所得。

［12］见《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13］参看原田淑人《支那唐代の服飾》页八二至八四。

［14］参看刘伯骥《唐代政教史》页七七。

［15］参看《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摩揭它传》。

［16］参看《唐六典》卷二三《左校署》。

［17］参看《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同书卷一五二《马璘传》，及同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18］参看李肇《国史补》下“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路”条及《旧唐书》卷一三一《李臯传》。

［19］参看《唐会要》卷八六。

［20］参看《唐会要》卷八三。

［21］参看长孙无忌《唐律疏义》卷十三、十四“户婚”。

［22］参看刘伯骥《唐代政教史》页八〇至八一。

［23］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24］参看《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延赏传》。

［25］参看《文献通考》卷一四五。

［26］参看《乐府杂录》“舞工”条。

［27］参看《通典》卷一四六“康国乐”。

［28］参看《太平御览》卷三一“乐苑”。

［29］参看李树桐《唐人喜爱牡丹考》（载《唐史新论》页二一二至二八一）。

［30］参看岑仲勉《唐史》页六四五至六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