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国规模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元朝的政治规模，大致是在世祖时奠定的。世祖以前的太祖、太宗、宪宗时代，蒙古人忙于南进西征，日以开疆辟土为务。虽然太宗信任辽人耶律楚材，定立若干典制，但事实上其政治组织及精神，仍含有相当部族化的成分。至世祖，局面已大致稳定，因此开始比较注意政治的规划。他较能任用汉人，吸收汉化，创立了元帝国的开国规模。元代的制度，一部分袭取汉制，诸如皇位世袭制、中央及地方官制、财制（钞法）等，采纳汉制之处甚多；一部分则保持蒙古旧法，诸如以喇嘛教为国教以及扩大“站赤”（驿站）制度等。但蒙古人吸收汉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汉化的程度，也不深厚。世祖自灭宋以后，便渐渐疏斥汉臣，其后诸帝，对汉人更为忌视，因此元室始终未能大规模地接受中国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也始终未能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的本色。元代的政治，无论其效能或目的，都没有达到统治汉人的标准，其迅速崩溃，自是必然的结果。

元代的中央官制，仍然承袭宋代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执掌兵权。其不同于前代的，是中书省成为惟一的中央最高政务机关。门下省早于南宋时撤销，元仍不置。尚书省则时置时罢，世祖时曾两度设置，不久罢除，前后不过数年；其后武宗时又一度恢复，但也只有二三年，所以元代等于没有尚书省。尚书省的职权，因此划归中书省，六部也随着改统于中书省。三省制演变至元，最高政务机关已由多元化变为一元化，这是明清两代内阁制的先驱。至于中书省的组织，大体仿南宋之制。宰相仍是多元的，而其名目的庞杂，则为历代所少见，计有：中书令，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常以皇太子兼之；左右丞相，位居中书令之次，令缺则总领省事；平章政事，位次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参决。又有左右丞、参政，均为副相之职，但前者地位较高；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则各有尚书、侍郎。其他机关，如枢密院、御史台，其职掌及组织，亦大略同于宋代。此外又有集贤院（掌学校）、宣徽院（掌御膳）、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通政院（掌驿传）等，略同于前代的九寺诸监。诸院中又有宣政院，掌佛教僧徒，兼治吐蕃，则是前代所没有的。

地方政区，仍保存宋代的路、府等旧称，但在路之上，又设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区划的最高单位。这种制度，承袭自金。世祖中统元年（1260），于国内置十路宣抚司，次年罢之。三年（1262），改置十路宣慰司，渐成定制。同年，置陕西、四川行省。其后直至灭宋，十七年间，元的地方行政，采宣慰司与行省并行的制度。行省续有增设，其设省的地区，多为西夏、大理旧壤，以及南宋新失之地。当时行省长官的称号，是“中书省臣出行省事”，并非定制，至灭宋以后，其制才确定不移。元自灭宋，至英宗至治元年（1321），先后设十一行省。此外尚有中书省直辖的路、州，号称“腹里”。至元朝末年，行省增至十五。每省置丞相一员，为最高长官。其下有平章、左右丞及参知政事等官，名称大略与中书省同。兹将腹里及十一行省的范围，表列于下：

（一）中书省（腹里）　治大都（今北京），凡辖路二十九，直隶州八，属府三，属州九十一（直隶府州为直属于中书省的府州，属府州为属于路的府州）。约有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河南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南部地。

（二）岭北行中书省　治和林（今蒙古国库伦西南），统路一。有今蒙古国及西伯利亚南部地。

（三）辽阳行中书省　治辽阳（今辽宁辽阳市），辖路七，直隶府一，属州十二。有今东北三省大部（西北部属岭北省）及朝鲜半岛北部。

（四）陕西行中书省　治奉元（今陕西西安市），辖路四，直隶府五，直隶州二十七，属州十二。有今陕西省全境，内蒙古南部，甘肃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以及青海省东隅。

（五）甘肃行中书省　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辖路七，直隶州二，属州五。有今宁夏全境、甘肃省西北部及青海省东北隅地。

（六）河南、江北中书省　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辖路十二，直隶府七，直隶州一，属州三十四。有今河南省黄河以南，江苏、安徽、湖北三省长江以北地。

（七）江浙行中书省　治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领路三十，直隶府一，直隶州二，属州二十六。有今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浙江、福建二省全部及江西省东北隅地。

（八）江西行中书省　治龙兴（今江西南昌市），辖路十八，直隶州九，属州十三。有今江西、广东二省大部地。

（九）湖广行中书省　治武昌（今湖北武昌市），领路三十，直隶府三，直隶州十三，属州十七。有今湖北省东南隅，湖南、广西二省全部，贵州省大部及广东省西南部。

（十）四川行中书省　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辖路九，直隶府三，属府二，属州三十六。有今四川省大部及陕西省西南隅地。

（十一）云南行中书省　治中庆（今云南昆明市），辖路三十七，直隶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有今云南省大部及四川、贵州西南隅地。

（十二）征东行中书省　与高丽国同治开城（今韩国开城）。有今朝鲜半岛中南部地，以高丽王为左丞相以治之，内政仍其旧，仅置府二。

以上十二行政区，凡辖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此外于湖广境内，设安抚司十五，以统理外族。又于湖广、四川境内冲要之地，分置军四。［参看《元史》卷五十八至六十三《地理志》］地方行政首长，类皆蒙汉兼置，蒙人掌握大权，汉人为其副贰。每路设达鲁花赤及总管各一员，前者以蒙人充任，后者为前者的副贰，多以汉人充任。府、州、县均以达鲁花赤为正官，尹副之。州、县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州则改州尹为知州。此外，边区的军和安抚司，约当内地的下州，也置达鲁花赤，其副贰则兼用当地的土人。

（二）政治阶级的划分

元人入主中国后，自居于战胜者的地位，歧视外族最甚，对待汉人尤其苛刻。元室分全国人民为四个阶级：一为蒙古人，又称“国人”。二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又称“诸国人”。三为汉人，即原受辽金统治的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四为南人，即原受南宋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这四个阶级在政治上所受的待遇，极不平等，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官必用蒙古人，次用色目人，汉人、南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贰。总计终元之世，汉人做到丞相的只有二人，就是世祖时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的贺惟一。

世祖对学校甚为注意，他在位期间，曾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以及许多地方学，此外又有医学、阴阳学及蒙古字学等。制度虽甚完备，但仍免不了种族的歧视，国子学生考试成绩优良的，政府可授以官职，但待蒙古、色目人远较汉人、南人为优。例如武宗时，蒙古人试法最宽，绩优的授六品官；色目人稍严，绩优的授七品官；汉人、南人最严，绩优的仅授从七品官。仁宗时，开始以科举取士，考试以经义为主，也有乡试、会试、御试之分。进士分左右榜，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考试的科目和出身的待遇，也有难易厚薄的不同。例如蒙古、色目每试二场，只考经问及策；汉人、南人则试三场，除试经及策外，并试古赋、诏、诰、章、表等。凡蒙古人由科举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汉人则递降一级。［参看《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

元政府对汉人的管制，也异常严密。立里甲之制，以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汉人惟命是从。此外更多立防禁，以限制汉人的行动，如禁止田猎以及习武艺、持兵器、集众、夜行等。又屡次搜括民间的马匹，世祖一代，即搜括民马达二十余万匹。灭宋之初，元室曾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数十人，每人所得民户，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数千数万，甚至有多达十万户的，于是无数汉人，沦为奴隶。蒙古人既拥有大批奴隶，更复强占田地，作为牧场，因此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主人，也是经济上的特权阶级。

蒙古人长于战争，却不善于理财，因此赋敛的事，多委之于色目人。蒙古人最信任回人（包括波斯、大食、突厥、回鹘等族的伊斯兰教徒），以他们代为经营银钱，而取其息。回人从中图利，或以高利转贷于人，或从事各种贾贩，甚至诈称财货被劫而责偿于民。因此回人致富者极多，相率殖产，卜居于中国，以江南为最盛。而元室对回人的待遇，也较对汉人优厚许多。［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四六三至四六六］

汉人中地位较高的，只有工匠，蒙古人对他们甚为重视。因为蒙古起于草原，文化水准甚低，工艺的知识与技巧，等于没有，但为战争需要，不能不注意武器的制造。其后国土大扩，其族人日渐富庶，文化生活水准也随之提高，为充实其起居玩好，因而需要精巧的工艺品。这些都是蒙古人始终重视工艺的主要原因。依蒙古的旧制，攻城不降者即屠之，但当屠城之际，只有工匠，可以幸免。灭宋后，元室曾籍江南民为工匠者三十万户，选其有业艺者十余万户为匠户，不与平民为伍。元人所设的官吏中，有所谓“匠职官”，如大都及各路，均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各置专官，以制造各种工艺品。色目人以善造器械如甲、炮等而任要职的，为数甚多。军中因需造甲箭，所需工匠更多，因此工匠遂成为兵种之一，称为“匠军”。至于绝大多数务农的汉人，其生活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参看孙克宽《〈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组织》（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三）财政与兵刑

元室的统治中国，缺少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同时也不知道所谓政治责任。它的政治要务，只有两项：一是征敛财赋，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欲望；一是防制反动，以维持其继续的征敛。由前者形成的，是极其繁重的税课；由后者形成的，是庞大的镇压武力和不平等的法律。

世祖时，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计臣，以聚敛为务。灭宋后不久，便制定若干税法，异常繁重。当时的税法，南北不同。北方地区，分地税、丁税二种，地税按地亩计算，丁税计丁缴纳，皆输粟为税。但地税丁税不并纳，丁税多地税少的纳丁税，反之纳地税。税户分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丁税全科户每丁纳粟三石，驱丁（男性奴隶）一石；减半科户每丁一石；协济户每丁一石。地税全科户每亩税粟三升，协济户同。江南地区，世祖初灭宋，仍仿唐宋两税法，分夏税、秋税，均输粮。数年后，改为折输绵绢杂物。既而又改令以三分之一输米，其余折合钞价交纳。

常赋以外，又有“科差”，亦即以财物代役。科差有丝料、包银二项，也是依税户的等第，定科纳的数目。例如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又有“额外课”，名目多至三十二种，民间的一草一木，几乎都是征课的对象。此外各种商货及冶铁，也都征税；盐、茶、酒、醋，则由政府专卖。种种搜括，可以说无微不至。中叶以后，税课所入，又较世祖时增二十余倍，于是民生益困。

元室又采行钞法，以钞票代现钱。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造交钞。其法系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可兑换丝钞一千两，一切物价，皆以丝价为标准。民间流行的，均为钞票，现款则存入各路的官库。既而又造“中统元宝钞”，元宝钞为钱票，以文计者七种，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种，即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数年后，以使用不便而废止。二十四年（1287），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与中统钞并行。其后发行渐滥，钞票价格日益低落。又因旧钞破烂，不能换取新钞，人民的损失甚大，而奸民又常造伪钞，于是钞法大乱，贬值益甚。元末钞票十锭（五十贯为一锭），尚不能易粟一斗。

元朝的军队，也分四个等级：一是蒙古军，是以蒙古人组成的军队，也是元室军队的主干。蒙古人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服兵役，其童子稍长者也隶兵籍，称“渐丁军”。二是探马赤军，始建于太宗时，它是蒙古以外的诸边疆部族所组成的。三是汉军，是蒙古入中原后，发民为兵而组成的。四是新附军，是由南方的宋人所组成的。此外又有匠军及质子军（将校子弟之从军者，又名秃鲁华军），但非常制。领兵之官，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皇帝另有宿卫之士，由贵族子弟充任，名“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世祖统一中国后，更定制度，内则禁军置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而以枢密院总领之。有征伐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罢。为防制汉人起见，地方冲要之地，皆以蒙古军及探马赤军戍守，江淮以南始以汉军及新附军屯驻。军士的册籍，掌于枢密院，除一二长官外，他人皆不知其实数，以防汉族窥其虚实。但各地驻军长官，世守不易，多与富人结党，侵渔百姓，因此将卒流于骄惰，武力乃日就衰落。

元代中统元宝交钞，此钞面值为一贯。

蒙古入中原后，最初沿用金的刑法，甚为严苛。元世祖灭南宋，开始制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元律》仍因循前代刑法，备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制，用法则颇从轻典，对死刑的判决，可称审慎。但其弊生于宽纵，以致凶顽不法之徒，不知戒惧，而善良百姓，反无以申其冤抑。同时因元室尊崇宗教，僧道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僧道犯轻罪者，有司可以不问。而法律对待蒙古人及汉人，更不平等，例如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殴死汉人，不过罚其出征，并征其烧埋银而已。

二、社会情况

（一）宗教

蒙古大帝国（包括元及四汗国）跨有欧亚两洲，幅员极广，而其版图内的民族，也异常复杂。他们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维持其政治及社会秩序。西方各汗国，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东方大汗的元，则以喇嘛教为国教。同时，蒙古人对于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以元室而论，他们虽崇信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因此不论中国固有或是外国传入的宗教，都能自由发展，一时称盛。

喇嘛教为佛教密宗的一支，约于唐中期传入吐蕃，专以祈祷禁咒为事。佛教自唐代遭会昌法难，其后宣宗虽恢复佛法，但盛况已不如昔。后周世宗时，佛教再度遭受打击。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护下，颇有复兴之象。当时禅宗及其他诸宗，均大师辈出，但人才之盛，已远不如唐代。北宋末年，因徽宗笃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南渡以后，理学昌盛，佛教益趋不振。元世祖时，喇嘛教传入中国。这时密宗在中国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于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会上，均占有极高的地位。

世祖初伐吐蕃时，曾与喇嘛扮底达讲和，可见当时喇嘛教在吐蕃的势力之大。吐蕃既服，世祖携喇嘛八思巴而归，即位以后，尊为国师，号为“大宝法王”。他曾为蒙古创制新字，在此以前，蒙古并没有文字，文书多借用畏吾儿文。其后八思巴返回吐蕃，世祖授以吐蕃的统治权，以酬其劳绩，这是以宗教领袖统治吐蕃的开始。而喇嘛教在中国的流布，也日益广大。世祖以后，历朝皇帝即位时，俱受喇嘛教戒律，渐至蒙古各部族，都奉其教。皇室用于佛事的钱财，要占国家政费的泰半。寺院拥有庞大的产业，而番僧更是骄纵不法，为害社会。例如世祖时，番僧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曾发掘宋室诸陵，及其大臣冢墓百余所；包庇平民不输租赋者，达二万三千户。其余如夺人产业、奸污妇女等类的事，更为习见。［参看《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传》；余元厂《西藏喇嘛教史》（载《现代佛教文选》）］

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为最。宋室姓赵氏，不能以老子为祖，真宗乃别造一道教之主，名赵玄郎，号为“玉皇大帝”。又赐信州道士张正随（汉张道陵后裔）号为“虚静先生”，为立授箓院及上清观（今名太上清宫，在江西贵溪龙虎山上），免其租赋。其后张氏历世相传，皆由宋室赐号，是为正一教，世称其教主为“正一天师”或“张天师”。此外并于京师大建宫观，以宰相领之；各路也遍置宫观，以侍从诸臣的退职者领之，号为“祠禄”，至南宋不改。徽宗信道益笃，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益盛。南宋诸帝，虽未加以提倡，但道教仍为民间所普遍信仰。张天师也仍旧是道教的宗主。北方在金人的统治下，道教的新宗派先后建立，最著者有全真教、太一教及真大教三派。全真教为金世宗时道士王喆所创，此派主“修命”之说，先使人修孝谨纯一之德，然后学道。太一教为金熙宗时道士萧抱真所创，因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而得名。真大教为金季道士刘德仁所创，其教以苦节危行为宗旨，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

蒙古初盛时，全真教道士邱处机（自号“长春子”）甚受成吉思汗的礼遇，命其掌管全国宗教。真大教自刘德仁五传至郦希诚，见知于宪宗蒙哥，始名其教曰真大教，授希诚太玄真人，掌管教务。太一教自萧抱真五传至李居寿，世祖于京师建太一宫，命居寿居之，并赐以太一掌教宗师印。但元室崇信喇嘛教，僧徒气焰极盛，相形之下，道教的光彩大减。世祖并曾命烧去若干“捏合不实”的道教经典如《老子化胡经》等，禁止官民人等收藏此类文字。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迫害行为。［参看傅勤家《道教史》，页二〇七至二〇九］世祖以后的各代君主，对于各派首领，也都加以封号。道教在民间，极为流行。

元代基督教通称“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约有三解，即“福分人”、“徒众”及“上帝之子”。唐时，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即聂斯托里派），曾经流行中国，后因武宗的禁止而至绝迹。到元，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正值欧洲人组织十字军讨伐西亚的回教徒。蒙军于西征途中，击破不少回教国家，因此欧洲的基督教徒，颇想与蒙古联盟，以夹击回教徒。定宗贵由时，罗马教皇曾派遣使者，谒之于和林。世祖时，教廷又派法兰西斯克派（franciscans）教士东来，由海道至大都，世祖许其设堂传教，信徒达数千人。南方的扬州、杭州、镇江、泉州等地，则为聂斯托里派布道之区，其后基督教传布日广，今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均有教徒居住，时与佛道教徒发生冲突。而法聂两派，也自相倾轧，以致始终未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元末，罗马教皇曾选定教士，委任主教，准备来华整顿教务，但以主其事者漠不关心，遂无结果。不久，元帝国崩溃，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在中国也随之消灭。

回教元时称“木速蛮教”，自唐武宗时遭受打击，其后虽在中国日渐销歇，但流布于天山南路地区。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域回教国畏吾儿率先归服，畏吾儿人且有从军助征者。其后蒙古数度西征，西域回教徒仕于蒙古者益众。世祖统一中国后，更盛用西域人，当时蒙古的王公大臣，也有信奉回教的。因此回教流传中国，尤以西部边地为盛，西南方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以及云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

（二）工商业与交通

唐代手工业已甚发达，主要的产品，则有苎布、纸及丝织品等。宋代手工业更有进步，且有分工专门的趋向，制造技术，也因之益加精巧。宋代的手工业品，最普遍的为衣料，其种类则异常繁多。如丝织品，即有绫、罗、、纱、等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其他如纸张、瓷器、漆器，都是当时著名的产品，与丝织品同为重要的出口货，甚受外国的欢迎。元自太祖起，即奖励工艺，每于战争中俘获工匠，必予以优待。世祖仍然重视工艺，因此当时工部的组织庞大，设官特多，也可想见当时手工艺的兴盛。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世祖时来中国，仕于元廷，累官至枢密副使。他在中国居留达十七年，始返意大利。返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道中国的富庶。据游记中说，当时中国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产品的精良，都远过欧洲。这部书不久轰动全欧，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他们争来东方，以达成其通商、传教和其他种种目的。

由于手工业的兴盛，商业也随之发达。唐末藩镇及五代割据诸国，均重征商税，以自赡给，因此商业遭受严重的摧残。宋太祖开国之初，即厘定税则，积极整顿，商业的发展，才步入正轨。其后商业日益发达，社会风气也日趋奢侈。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是当时大商业都市，其繁华绮靡，为史书所盛称。南宋时，同业商人已有“团”、“行”的组织，类似现代的同业公会，用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抗拒外来的侵犯，这是商业发达后的必然现象。元代的国际贸易，其盛况更超越宋代。

北宋时，西夏崛起，中国与西域的交通为其断隔，双方的贸易也因而停顿，但南方海港的贸易，仍不逊于唐代。南渡后，海上贸易益繁，泉州（今福建晋江市）、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均为当时著名的通商口岸。及至蒙古大帝国兴起，地兼欧亚两洲，其间若干小国，都被消灭，因此中西交通，较前便利得多。而蒙古人又为了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异常重视交通的设施，诸如建筑官道、设置驿站以及增修交通线上的守备等，更加增进交通的畅达。因此西域人及欧洲人由陆路或海路来华的，络绎不绝。元世祖时，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杭州、广州、温州等地，均设有市舶司，而以泉州的商业为最盛。当时的出口货物，仍以绸缎、瓷器、漆器等为大宗，入口货则有香料、珍珠、宝石、毛毡及波斯绘画等。

元代交通的发达，与驿站制度的完善有关。元代驿站，创于太宗窝阔台时，蒙语称为“站赤”。其法于道路沿线设站，每站设置驿马，以供政府运输。其时察合台、钦察诸汗国，也于境内设驿站，相互衔接，交通称便。世祖灭宋后，更通盘筹划，制度益臻完备。除原有的驿站外，更设一种“急递铺”，专司递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急速文书。又创海上运输的办法，自江南运粮，以给京师，每年运粮达三百余万石。国际交通，约有三线。海道自泉州出口，远航爪哇、马来、印度、锡兰、波斯及君斯坦丁等地。陆路有二道：一自敦煌经哈密及天山北路的察合台汗国境，然后贯穿钦察汗国，西至克里米亚（crimea）半岛诸港；一自敦煌经天山南路，越葱岭，然后至波斯诸城。这三条路，维持着东亚与西亚乃至欧洲间的交通，其盛况是空前的。

三、帝国的瓦解

（一）汗位继承的斗争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铁木真的称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号。其后太宗窝阔台之立，虽未先经部众大会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遗命，部众始无异议。到定宗贵由继位，已有争端。定宗殁后，太宗及拖雷后人，各欲争立，宪宗蒙哥（拖雷长子）因拔都及兀良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宪宗嗣位后，分遣宗室诸王于边远地区，而以其弟忽必烈领治汉地民户，由是太宗子孙与拖雷子孙，相互仇恨。

宪宗死后，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惯例，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自立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世祖季弟阿里不哥不服，自即汗位于和林，世祖自将击定之。继而太宗孙海都叛于海押立（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元师讨之，虽获克捷，但以其地险远，未能深入穷追，因此师还之后，海都势力复炽。至元二十四年（1287），海都复诱镇守辽东的宗室乃颜叛变。同年，世祖亲征平之。二十六年（1289），海都犯边，进至和林，世祖自将讨之，海都退走。其后世祖常以亲王宿将，统重兵驻守和林，而海都猖獗如故。世祖鉴于以前汗位继承的纷争，乃仿效汉制，定传子之局。因其长子早死，乃立次子真金为太子。但自海都叛后，大汗的命令，不能推行于各汗国，蒙古大帝国因以解体者达五十年。而世祖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仍不因传子之局已定而稍减。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死。而太子真金先死，因此诸王中颇有觊觎帝位者。重臣伯颜，奉世祖遗命，立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是为成宗，诸王始无异议。成宗大德五年（1301），海都大举入寇，成宗命兄子海山击之，海都走死，子察八儿立，其势遂衰。成宗在位十三年而死，太子德寿早卒，左丞相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临朝，并以宗室阿难答（世祖三子忙哥剌之子）辅政。而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遣使迎海山于漠北，并杀阿忽台等。海山至大都（今北京），杀皇后及阿难答，然后即位，是为武宗。武宗至大三年（1310），察八儿入朝，蒙古大帝国经五十年的分裂，至是再告统一。但诸汗国皆渐趋衰乱，元政也日益败坏。

至大四年（1311），武宗死，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立，是为仁宗。仁宗本有传位武宗子和之约，因奸相铁木迭儿进言，乃有传子之意，因于延祐二年（1315），出和镇云南。武宗旧臣皆感愤怒，遂于次年奉和谋叛，事败走漠北，依察合台汗国，仁宗乃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七年（1320），仁宗死，太子即位，是为英宗。至治三年（1323），英宗为臣下所弑，诸王迎立也孙铁木儿（成宗侄）于北边，是为泰定帝。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殁于上都（即开平），太子阿速吉八继位，是为天顺帝，年方九岁。大臣燕帖木儿时在大都，尝受武宗恩宠，因而思立其子，既闻泰定帝死，乃迫胁百官，迎武宗长子和于漠北，次子图帖睦尔于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同年，图帖睦尔先至大都，即皇帝位，是为文宗。天顺帝遣兵来伐，为燕帖木儿所败，天顺帝不知所终。次年，和也即位于漠北，是为明宗。文宗逊位，并遣燕帖木儿往迎明宗，明宗乃立文宗为皇太子。既而明宗暴死，文宗复即帝位。至顺三年（1332），文宗死。其后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时年七岁，在位仅两月而死。文宗后复立宁宗兄妥欢帖睦尔，是为顺帝。

自成宗（1294年即位）至顺帝（1333年即位），前后四十年间，竟更易了十个君主。他们至少有一半于嗣位时发生纠纷，掀起政变或战争；同时每次皇位继承的争执，多由臣下发动，真是历代少有的怪现象。由于臣下操纵皇位继承的斗争，常造成权臣的擅柄，如仁宗时的铁木迭儿，文宗时的燕帖木儿，均专权骄恣，诸多不法。因此元的政治，始终无法步入正轨。

（二）顺帝的失政

元朝的政治，始终没有清明过，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一、皇位继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时生皇位继承的斗争，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同时权臣每乘此种机会兴起，专权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机。二、君主们没有接受汉族传统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纵嗜利，穷奢极侈。他们任用计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贪污风气。三、过度的种族歧视，压迫汉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组织，又不足以控制汉人，因而乱事时起，末年尤甚。四、崇信喇嘛，耗财过巨，而喇嘛又多骄纵不法，恣意扰民，社会为之骚乱。以上各点，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于造成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则与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蒙古人虽以善战震惊世界，但就文化水准而言，仍不脱游牧民族的本色。他们的保守性甚强，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汉文，对汉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压制、歧视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以部落社会的政治技术，去统治农商业社会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蒙古自铁木真称大汗（1206）始，中经三次西征，建四汗国，直至忽必烈吞并南宋（1279），其间不过七十四年；灭宋之后，不过九十年（1279～1368），元帝国便归于瓦解。其起灭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结果。

元世祖后期，重用计臣，以事聚敛。他初以阿合马掌财赋，兴办铁冶，增加盐税，并调查江南各地户口，以增税课。卢世荣继之，凡利之所在，莫不尽量争取，后以贪横伏诛。继而世祖又宠任世荣党桑哥，桑哥既用事，遣使清理诸路钱谷，法令苛急，四方骚动，其后也获罪而死。元代政治的不良，在此时业已奠下基础。成宗即位后，政治仍无起色，因缅甸内乱，用兵数年，死士卒及民夫数十万人。政治上仍贪黩成风，曾有一次罢黜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的纪录。武宗好酒色，尤崇信番僧，番僧侵渔百姓，甚至殴打官吏王妃，武宗均置之不问，当时的政治如何，可以想见。仁宗最初颇有改革之志，武宗方死，即诛乱政大臣脱虎脱等，并引用旧臣程鹏飞等十余人，共议大政，一时政治颇有改观，但不久即宠信奸臣铁木迭儿，并以计臣张闾检括民田，务为贪刻，以致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仁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益烈，政治也更加紊乱。元中叶以后，国家税收，较世祖时增加二十余倍，但国用仍患不足。由于元室不能量入为出，而致佛事的靡费、诸王贵戚以及恩幸的赏赐，均漫无节制，因此虽尽量搜括，收支仍不能平衡。［参看《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一》］

顺帝即位后，以权相伯颜（与元世祖时的伯颜同名）秉政，而自居深宫之中，不亲政事。这时水旱疫疾以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大困。至元三年（1337），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发生民变。元廷愈忌汉人，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军器，伯颜更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幸而未成事实。叛乱虽不久平定，但政治的颓风仍丝毫未改。六年（1340），伯颜因罪窜死，顺帝继以伯颜侄脱脱为右丞相，政治略有改革，但各地天灾频仍，叛乱不绝。

至正七年（1347），沿江盗起。这时的蒙人，早已失去昔年的勇武，因此无力平乱，甚至有时官军万数，反为劫贼数十人所败。次年，方国珍起兵于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攻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各地叛乱，日益扩大。十年（1350），元室更定钞法。元自世祖以后，钞票愈发愈多，币值日低。至此更印新钞，行之不久，物价腾贵，郡县皆以货物相交易，钞票不能通行，国用大感困乏。次年，元室以黄河屡次溃决，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加以修治。鲁征用黄河南北军民十七万人从事修河，历时八个月而就。鲁治河颇有成绩，但劳民动众，益增百姓的反感，因此并未能发生安定民生的作用。相反的，乱事日趋严重，终使元室走上倾覆之途。

（三）群雄起兵与元室颠覆

元末，因政治腐败，民乱四起，其中有一支专以宗教迷信惑众作乱的，名白莲会（又称白莲教）。元末有韩山童者，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自其祖父，即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地区的愚民多信奉之。其信徒有刘福通者，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人，更为山童鼓吹，谓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谋起兵，以红巾为标志。事为官府发觉，捕诛山童，山童妻及子林儿逃走。福通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纠众而反，攻破颍州，连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及光州（今河南潢川县）、息州（今河南息县），声势日盛。十五年（1355），福通迎立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都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并建元龙凤。韩氏在下层社会中本有甚大魔力，又自称宋后，以复兴民族为号召，因此林儿称帝后，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为主。这时反元的势力极盛，黄河南北以及陕西、宁夏、四川等地，莫不被其兵锋，甚至一度攻陷上都。但他们各自为政，不易统率，力量既难集中，又无久远的计划，因此终不能颠覆元室的根本。

南方的起兵者，也有多起。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以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较大。士诚本以运盐为业，于至正十三年（1353），结合盐丁举事。最初他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市），称诚王，国号大周，其后移都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并自称吴王。他的地盘，最盛时南至绍兴（今浙江绍兴市），北至徐州，东至海，西至今皖西豫东一带。国珍也以贩盐为业，起兵于至正八年（1348），他割据浙东，扰乱江南方面的海运。长江中部的起兵者有徐寿辉，他于十一年（1351）称帝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国号天完，据有江西湖广之地。二十年（1360），寿辉为部将陈友谅所杀，友谅自称皇帝，国号曰汉，定都于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尽有寿辉之地，势力甚强。长江上游，则有明玉珍，他最初起兵于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响应徐寿辉，其后改向西北发展，转战于川陕之间。十七年（1357），乘川中空虚，守将内讧，乃攻陷重庆。最初他仍奉徐寿辉为主，二十二年（1362），始称帝于重庆，国号曰夏。

朱元璋，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布达拉宫藏。

以上所说的群雄，虽然地大势强，却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者。最后的胜利归于朱元璋，他是恢复汉族故土、把元顺帝赶到塞外去的英雄，也是后来大明帝国开国的皇帝。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人，幼年家贫，父母兄相继病殁，因孤独无依，曾入当地的皇觉寺为僧，并常行乞于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及其附近诸州。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起兵于濠州，元璋从之，屡立战功。次年，元璋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市），而子兴势力日弱，以所部万余人就元璋。十五年（1355），子兴病死，元璋得统其余众。次年，元璋攻下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自号吴公，并称臣于韩林儿，奉龙凤年号。他的地盘介于张士诚、徐寿辉之间，东西应战，异常艰苦。

鄱阳湖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趁朱元璋主力在外，江南空虚，集六十万大军围攻江南要地洪都。朱元璋一面令洪都守将坚守，一面调主力回返。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到达湖口，同时命两部分据泾江口与南湖嘴，以切断陈军水上归路。陈闻朱军来，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应战。首战康郎山水域，朱军虽数次不利，但拼死力战，陈军不支，北逃至渚，朱元璋则驻左蠡。两军再战，陈军再败。八月，陈友谅率舟师冒死向北突围，在南湖嘴遇朱元璋早先部署的伏兵，兵败身死。此役，陈友谅不能以一部监视洪都之敌，主力直攻朱重地应天，而顿兵坚城，连月不下。在鄱阳湖中决战失利，又不能及时舍舟登岸，终难逃败亡命运。朱元璋料敌机先，危机时刻又能挥军力战，终能全歼强敌。

当刘福通等人初起时，元丞相脱脱亲自率兵征讨，连战皆捷。既而顺帝信纳谗言，流脱脱于云南，国事乃益不可为。赖有颍州沈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人察罕帖木儿起兵扶元，转战黄河南北，所向克捷。元室始得苟延岁月。至正二十二年（1362），察罕帖木儿遇刺，子扩廓帖木儿继统其兵，扫平山东地区的反元势力，北方稍得宁静。至于南方群雄，元室却无可如何，而朱元璋的势力，日见膨胀，成为元室的最大敌人。

平定张士诚示意图。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尽有陈友谅之地，全控长江中游，随即东下，准备消灭士诚。考虑到张所据地南北有长江相隔，兵力不便支援，朱将进攻分为三个步骤：先淮东，次湖、杭，后平江。

淮东：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命徐、常水陆并进，北渡长江，抵海安，围泰州。士诚以水师一部游弋靖江北，又一部分攻宜兴、吉安、江阴，企图调动朱军。朱以少数兵力增援长江水寨以应靖江，又亲率部队以应江阴之敌，以保障主力在江北作战，于是张北援之计划全部不能得逞。同年三月，徐达攻克泰州，次年三四月间，相继攻占高邮、淮安、兴化、通州、濠州、徐州等地，全据淮东。

浙西：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挟淮东之胜势，再攻浙西。扬言进攻平江，主力由应天出太湖，折而向南，突然进围湖州，张士诚派大军六万自平江进援。援军迫于明军势力，停驻旧馆，筑寨自固。明军在旧馆东南筑十垒，切断援军与平江的联系，湖州、旧馆两处均处孤立。朱又命李文忠一部自严州进攻杭州，以牵制张士诚兵力。张士诚数路援军被明军击退后，湖州、旧馆、杭州三地守将被迫投降。

平江：湖、杭既下，明军已然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之势。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平江外围要点尽下，明军于是包围平江孤城。次年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不久朱元璋又迫降浙东方国珍，江南基本统一。

此役，朱元璋兵力占优，但并不因之而分兵，仍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去敌羽翼，再取腹心、稳步进取的方针，因之在整体、局部均未曾失利。

明军北上灭元作战经过示意图。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制定北伐方略，即在山东、河南、华北逐次歼敌，先剪元室羽翼，再捣其腹心大都的方针。十月，徐、常率主力自淮安北上，张兴祖部沿大运河北攻，以策应主力。十一月，徐、常克沂州、益都。十二月下济南。同时孙兴祖也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山东之敌肃清。次年二月，徐达率山东兵力溯黄河西进，攻汴梁，邓愈一部则出襄阳，北攻南阳，配合徐军。三月，徐军迫降汴梁守军，再西进下洛阳。元将李思齐部弃潼关西逃关中，明军乘势占领潼关，关中之敌因之不能东出向大都进援。同时，邓军也占领南阳，河南之敌由此肃清。同年七月，徐达集结各军，自汴梁北渡黄河，攻下彰德等要地，进入临清。二十六日，诱歼元军主力于通州城下，顺帝北逃，徐军于八月初二进入大都，元朝灭亡。九月，命常遇春下保定、真定。十月，冯宗异军亦北渡黄河取怀庆，进入山西。又攻克泽州、潞州。此时元军王保保率山西元军北出大同，企图经保安进袭大都。徐达军遂西出井陉攻打王巢穴太原。王急回师，两军于太原附近遭遇。徐出兵夜袭，王仅率数骑窜逃，明军乘势攻占太原、大同，继又进入陕甘。至此，元室主力消灭殆尽，明统一天下已然在望。

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部将吕丰攻杀刘福通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朱元璋遣将击走吕丰，迎韩林儿至滁州，仍奉其年号。同年，陈友谅率军东下攻元璋，大战于鄱阳湖，友谅中流矢死。次年，元璋进克武昌，湖广江西诸州县，相继归降。二十六年（1366），元璋遣将攻张士诚，并害死韩林儿。次年，元璋平张士诚及方国珍，进克福建，并以徐达、常遇春统兵北伐。二十八年（1368）初，元璋称帝，定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市），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明北伐之师，连陷山东河南，八月，明师入大都，顺帝北逃开平，历史上的元代，到此结束。同年，明师破扩廓帖木儿于太原，遂定山西；两广之地，也为明所得。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克开平，顺帝再走，明师并击定陕甘。次年，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四年（1371），明遣汤和、傅友德征四川，明升（玉珍子）出降。十四年（1381），明以傅友德、蓝玉、沐英讨伐盘据云南的元室余孽梁王，次年平之，至此中国完全统一。二十年（1387），又遣冯胜、傅友德、蓝玉讨灭为患辽东的元丞相纳哈出。

元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明将李文忠进克应昌，元嗣君北走和林。明师俘其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兵民五万余人。太祖对元俘甚为优待，对漠北元裔也未深入穷追。洪武十一年（1378），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屡次犯边。至明师平纳哈出，太祖乃命蓝玉乘势北讨，败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儿海（即今内蒙古与蒙古国交界的贝尔湖），俘其众八万余人，蒙古经此打击，其势益弱。其后蒙古内部不安，部帅时起纷争，自脱古思帖木儿五传至坤帖木儿，均为臣下所弑。坤帖木儿死后，部将鬼立赤自立，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系统，从此中绝，这时已是洪武末年。

至于蒙古所建的四汗国，自元初起即相互攻战。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为察合台汗国所并，其主察八儿降元。明太祖洪武初，察合台汗国的臣下帖木儿，崛起于撒马尔罕（samarkand），灭察合台汗国。洪武末，又并伊儿汗国，建立帖木儿大帝国；钦察汗国也臣事之。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死，帝国又告分裂，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是时钦察汗国既衰，所统俄罗斯诸侯渐谋独立。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3）独立，连败钦察汗军。此后莫斯科公国逐渐扩展，至16世纪中叶，遂灭钦察汗国，四汗国至此全部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