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的政局

（一）太祖的规划

明是唐以后中国的自治统一时代，其国势的强盛，远非宋代可比。北宋时，东北则燕云未复，西北则夏人倔强，北方的关塞之险，整个落入外族之手，乃至不得不纳币媚敌，以求苟安。南宋的衰弱，更不必论。到明代，不特燕云关陇之地尽复，北方塞外若干形胜地区，也大都收入版图。这种局面，前后维持了二百多年。但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方面是异常腐败黑暗的，若干秕政，从明初便奠下基础。如果不是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尚能励精求治，而蒙古衰落后，其他外族还没有强大，明室恐怕无法维持那样长久的国祚。

明代政治的不上轨道，明太祖要负大部分责任。他兼有圣贤和暴君的双重性格，因此他的政治措施，有些极可称赞，有些又极不合理。他出身微贱，因而深知民隐，即位后严惩贪污，大大整刷了元末以来的政风；他也颇知前代宦官、外戚、军阀的为祸之大，因此他严禁中官预政和母后临朝，并以文臣掌理军政，这些都是太祖政治的好的一面。但他“家天下”的思想极浓，益以猜忌残忍的性格，使他做出许多荒谬残暴的举动，足以抵消他的善政而有余。下面谈谈他对国家的几项重要规划。

分封诸王，是太祖时的一件大事。太祖鉴于隋唐时代，宗室权轻，君主孤立，因此选择名城大都，分封子弟。他于洪武三年（1370）到二十四年（1391）间，先后分封为了二十五个王，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其余全是儿子。诸王的封地，遍布全国，尤以北方为多，重要的王有秦王樉（封于西安）、晋王（封于太原）、燕王棣（封于北平）、代王桂（封于大同）、宁王权（封于大宁，今河北平泉县东北）、肃王楧（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等。诸王各设官属，俸禄甚为优厚。虽然规定不能过问地方政事，但他们各有护卫的军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实力相当雄厚。此外太祖每遇战争，常令诸王总领军事，并得节制诸将，因此秦、晋、燕、宁诸王，遂当守御北边的大任，权势尤重。当时有人上书，恐诸王将来有尾大不掉之祸，太祖认为“离间骨肉”，结果上书人下狱而死。太祖死后不久，燕王棣便发动篡夺皇位的战争。

另一件大事是废宰相。中国旧制，宰相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综理大政，对皇帝负责。明初设官，仍沿袭元制，以中书省总政务，左右丞相主之，下设六部。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以“图谋不轨”被诛，太祖认为相权过重，乃罢中书省，废丞相，以六部直隶于皇帝。这个办法，固然可以防止权臣弄柄，但兼任宰相，却不是每个皇帝都可以胜任的事。以太祖的坚毅辛勤，自可日理万机，但他的生于深宫中的后裔，却大多没有总揽国政的能力和兴趣，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国务交给他们所亲信的人，这样便形成了后来的宦官政治。

太祖的实行君主独裁，是不信任臣下的表现，这种表现，并不止废宰相的一端。他对臣下控驭极严，极尽摧辱的能事，可以两事为例：一是廷杖。朝臣奏对忤旨时，即当廷加杖，甚至有被杖死的。朝臣的人格，为之扫地以尽，这是明代特有的酷政，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污点。二是滥兴文字狱。明代以前历朝的文字狱，多是因为有人公开讪谤朝政或诋毁皇帝而发生，但明初的文字狱则大不相同，有人往往为了一两个毫不相干的字，而被处死。例如有人因奏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的字句而被杀，因为“生”与“僧”同音，而“光”又是僧人头颅的写照，以致使他怀疑上表者在讽刺他的出身。这样的文字狱，真是极尽无理取闹的能事。

太祖的猜忌性格，到晚年更变本加厉，他晚年曾有两次对朝臣作集体的屠杀。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胡惟庸之狱。惟庸于十三年（1380）被诛，但他的“逆谋”，直到二十三年才完全显露，太祖怒而肃清“逆党”，因此案牵涉而被杀的达三万人，其中封侯的功臣，就有二十余人。二十六年（1393），又有蓝玉之狱。蓝玉是北征沙漠扫荡元室余孽的名将，因恃功粗暴，为人控告谋反而被诛，牵连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人，元勋宿将，极少幸免。太祖对臣下这样恣意杀戮，心理显然有些变态，其根本原因，仍是“家天下”的思想在作祟。太祖晚年，以太子标柔仁，而朝臣之有材武者，为数甚多，深恐自身死后，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因此想于生前加以翦除，以绝后患，遂有胡党之诛。二十五年（1392），太子标死，标子允炆立为皇太孙，年仅十岁，这件事更加深太祖的忧虑，于是又兴蓝玉之狱。虽然功臣们为他诛除净尽，权臣的篡夺是防止了，却没有料到在他死后，朱氏本身竟发生骨肉的惨变。

另一方面，太祖在政治上也有优异的表现。除了前面说过的几点，其他如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因而广设学校，并推行察举制度；又如奖励人民上书言事，赋予谏官重权，以求政治的改进，其用意都很可取。最值得称道的，无过于重惩贪污和厉行法治。据说当时官吏贪赃在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悬之官府，以为贪污者戒。至于他的厉行法治，可以下面一事为例：太祖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在京师违犯酒禁，按法应处死。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有人劝太祖考虑，太祖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并亲手把胡大海的儿子杀死。［见《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传》］由于太祖的严惩不法，明初的吏治，澄清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二）成祖的事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死，太孙允炆继立，是为惠帝。惠帝仁柔乐善，但英断不足，即位后，信用东宫旧臣齐泰、黄子澄及大儒方孝儒。当时诸王跋扈，惠帝与齐、黄密议，决计加以削弱，于是周王（封于开封）首先被废。惠帝建文元年（1399），湘王柏（封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因罪自杀。同年，齐王榑（封于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代王桂（封于大同）及岷王楩（封于岷州，今甘肃岷县。后镇云南），均被废为庶人。由于诸王的相继被废，久蓄逆谋的燕王棣，借口发动叛变，掀起一场连亘三年的战争。

燕王棣，太祖第四子。太祖时，以首都南京，去边塞六七千里，元室余孽时常出没塞下，因此太祖委近边诸王以重兵，命其兼负防御之责。燕王以勇敢善战为太祖所喜，屡次命他率诸将出征，甚有威名。自惠帝为皇太孙，中外属望，惟有燕王心怀不平。及惠帝即位，削藩议起，燕以雄藩最为朝廷所忌。燕王乃听从其谋主僧道衍的劝告，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举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史称“靖难之役”。燕王称兵后，北平附近要地，多为所陷，声势日盛。惠帝命耿炳文率师进讨，炳文军十数万至滹沱河，为燕军所败，丧师三万。惠帝闻败，以李景隆代炳文，景隆实不知兵，率诸路军五十万，直薄北平城下，筑垒围之。燕王自外赴援，内外夹攻，诸军皆溃，士卒死者十余万。次年，景隆誓师于德州（今山东德州市），合军六十万人，进至白沟河，又为燕军所败。燕军乘胜南下，进攻济南（今山东济南市），景隆南奔，守将铁铉、盛庸固守，燕军久攻不下，解围而去。既而燕军又为盛庸、铁铉大败于东昌（今山东聊城市），燕王乃回师。

建文三年（1401）春，燕师再出，与盛庸遇于夹河（今河北武邑县南），庸军大败。惠帝乃贬窜齐泰、黄子澄于外，并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同年冬，燕王得中官的密告，知京师空虚，乃大举南犯。次年，燕军连破山东淮北要地，长驱渡淮，攻陷扬州（今江苏江都市），京师危急。惠帝不得已下诏罪己，并遣庆成郡主（燕王从姊）赴燕军，请割地罢兵，燕王不许。六月，燕军渡江，败盛庸及徐辉祖（达子）军，进攻京师，谷王橞及李景隆开城门迎降，京师遂陷。而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其后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流布世间。接着燕王自立为皇帝，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皆夷其族，死者数百人，朝臣自杀死节的也甚多。成祖永乐元年（1403），复周、齐、代、岷四王国，并改北平为北京，徙富民以实之。至十九年（1421），成祖徙都北京。

明成祖，选自《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成祖的为人，有些地方颇有父风。他具有太祖同样的长处，诸如整饬吏治，躬行节俭，以及勤于政事等，但他对异己者手段的残酷，杀戮的冤滥，都不让太祖。而他的宠信宦官，更造成后来的宦官政治，终于把明朝引上灭亡之途。至于他武功的彪炳，也不让太祖专美于前，他在位期间，曾建立五件辉煌的事功，就是：征鞑靼、瓦剌，讨安南，平西南蛮，御倭寇和通“西洋”，在此先叙述前面的四件。

斡难河之战示意图。永乐八年（1409）二月，明成祖以丘福之败，亲自督师北征鞑靼，五月到达胪朐河南岸。其时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与知院阿鲁台闻明军出塞，非常恐慌，分奔东西以避明军。成祖进至环翠阜时，悉知情状，决意先打击其西路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遂命一部筑城于河畔，控制渡口，确保后路安全后，亲率精骑急进，在斡难河追上本雅失里，随即挥军奋击，大破鞑靼，本雅失里仅率数骑北遁。击败鞑靼西路后，明军回返胪朐河，然后成祖又亲率骑兵沿胪朐河东进，至飞云壑追上阿鲁台部，阿鲁台请降，成祖恐其有诈，严兵以待，尔后乘阿鲁台在战、降之间游移不定之机，亲率精锐突阵，鞑靼兵大溃，阿鲁台携眷远逃，明军因缺粮、缺水，撤军西返。

前章已说过，洪武末年，鬼力赤篡元裔，自称鞑靼可汗。成祖起兵时，鬼力赤曾出兵相助，永乐四年（1406），鬼力赤为臣下阿鲁台所杀。阿鲁台迎立元裔本雅失里，居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遂与明绝。七年（1409），成祖遣丘福征之，大败而死。次年，成祖亲征破之，本雅失里西依瓦剌，阿鲁台降明。瓦剌为蒙古别部，居天山北路，共分三部，以马哈木部最强，屡与鞑靼交战，鞑靼既为明所败，瓦剌势益强。十一年（1413），马哈木杀本雅失里。次年，更谋内犯，成祖亲征，大破之于和拉和锡衮（故和林东），追奔至图拉河（在今俄罗斯西南境）。马哈木既败，阿鲁台部又盛，日渐骄蹇。二十年（1422），成祖亲征之，阿鲁台遁去。次年，成祖复亲征阿鲁台，出塞后，闻阿鲁台已为瓦剌所破，遂班师。二十二年（1424），阿鲁台又内犯，成祖再度亲征，统军深入，前锋至答兰纳穆尔河（和林东北），以不见敌而还。回至榆木川（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南），染疾而死。成祖五次亲征，虽未能彻底消灭蒙古余孽，但边氛为之一靖。到宣宗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为瓦剌酋长脱欢（马哈木子）所杀，其子降明，鞑靼遂衰。

安南于五代末年脱离中国独立，宋时无力收复。元宪宗时，遣兀良合台攻之，破其都城。世祖时，称臣入贡，但常不听朝命，世祖又两度伐之，始再款附。明太祖时，遣使招之，安南入贡，封其主陈日煃为安南国王。数传至日焜，于惠帝初为其臣黎氏所弑，明室不知。成祖立，封黎氏为安南国王，既而陈氏宗亲陈天平奔明，明遣军护送天平归国，为黎氏所杀，成祖乃决意讨之。永乐四年（1406），明以张辅、沐晟统兵进讨，大败安南军，次年，安南平，明于其地置交趾布政使司。六年（1408），陈氏故官简定纠众作乱，僭号大越，复为张辅所讨平。十六年（1418），交人黎利复倡乱，成祖出师破其众，黎利逃至老挝。成祖殁后，寇掠更甚。宣宗即位，命将往征，大败。明室厌苦兵事，乃于宣德二年（1427），赦黎利罪，罢交趾布政使司，并以陈氏后裔为安南王，自是安南世为明藩臣。

元代经营西南，于其地置府、州、县及宣慰、宣抚等司，以土酋充任长官，世袭不替。明初也大致沿袭这个政策。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声威远播，居今贵州省地的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抚田仁厚，率先归附，及太祖称帝，贵州宣抚霭翠等也先后来降。太祖命他们皆以原官世袭，不置州县，赋税也自由输纳。明室仅于其地筑城驻兵，以资防守。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田宗鼎（仁智孙）与思州田琛（仁厚孙），相互仇杀，不听禁令。成祖命顾成击之，执二酋送京师，并于其地设贵州布政使司以治之，自此贵州始为内地。至于云南地区的蛮族，则早于太祖时内属于明。

倭寇本是日本的海盗。元自征日失败后，双方互禁通商，但其莠民常私自往来中国，日久遂于海上劫掠。元末，日本分裂为南北朝，同时有两天皇。明初，日本南朝倾覆，遗臣逃入海中，与海盗联合，剽掠中国和朝鲜沿海，便是明人所谓的“倭寇”。而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又与日寇相结，出没海上，北自山东，南至浙江、福建，时有寇警。太祖虽尝遣使赴日本诘问，但不得要领，乃于浙闽沿海筑城数十，分遣戍卒数万屯防，海疆渐固。日本统一后，将军足利义满，专断朝政，颇欲与中国互市。成祖时，遣使至明，明许其贸易，并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设三市舶司，管理通商事务。义满也时捕海盗以献，倭寇之祸稍止，但终不能根绝。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复扰辽东，总兵刘江大败之于望海埚（今辽宁大连市东北），倭寇始不敢东窥。直到世宗时，倭寇的祸乱才又炽盛。

（三）海外的经营

明统一后，中国西北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因蒙古余部和帖木儿帝国的阻隔，无法畅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况则在宋元之上。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遗民的后裔，实为前导。南宋灭亡后，爱国义士，相率逃亡海外，与中国邻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遗民世界。元代，安南、占城叛服无常，当与这批南渡的华侨有关。到明，国人久已闻知海外的富庶，自动泛海经商的，愈来愈多，而明室又努力从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日趋繁盛。明太祖鉴于元人征日失败，颇知笼络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诸国。成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屡命宦官出使异域，如侯显使乌斯藏（即西藏），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则无过于郑和的下“西洋”。他的出使次数之多、所带船只兵丁数目之大和航程之远，在当时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

郑和，云南人，世称“三保太监”（三保可能为和小字），原姓马，世奉回教，做太监后，赐姓郑。他自成祖永乐三年（1405）开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后归国，前后二十七年间，凡七次出海，历五十余国，遍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达非洲东部。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归纳为下列数点：一、成祖怀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统兵出国找寻。二、元亡后，帖木儿帝国强盛，对明的西北边防，威胁甚大，太祖时，即曾遣使与海外诸国联络，成祖仍本既定国策，遣和出使诸国，组织海上联盟，使帖木儿帝国不敢轻启战端。三、发展国际贸易，以国产的锦绣、瓷、漆等物，换取南洋的香料宝货。四、耀兵异域，以夸示中国的富强。［参看徐玉虎《郑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郑和七下西洋的舰队，异常庞大，船只最多时达百余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舱，最大的船，长达四十四丈余，宽达十八丈。每次远航，所带的士兵和随员，多则三万人，少则二万人，其盛况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随员中包罗各种人才，组织也非常严密。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扬国威于海外。至于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据近人考订，旧史颇有错误。今据新说，略述郑和七次出使的经过。［参看徐玉虎《〈明史〉中郑和下西洋年代之谬误考》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冬，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在今福建福州东南大海中）起航，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历满刺甲（今马来半岛南端西岸）、古里（今印度半岛西岸）诸国。六年（1408）九月还，诸国遣使随和入朝（旧说同）。

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统舟师往爪哇（今印尼雅加达）、古里、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罗等国，代表明室颁赐其国王诰命、银印，诸番王各以珍禽异兽贡献。七年（1409），归国（旧说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还）。

第三次，永乐七年（1409），统舟师前往各国，道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岛），其王烈苦奈儿不恭，明师擒之，并持诏封满剌甲国王。此次最远的航程，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岛名）及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阿丹等地。九年（1411），归国（旧说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还）。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统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途中生擒苏门答腊国伪王苏干剌。此次最远的航程，至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等国。十三年（1415），归国（旧说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还）。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统舟师至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在今非洲东岸）、爪哇、古里等国，各国竞进方物。十七年（1419）七月，归国（旧说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还）。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统舟师送忽鲁谟斯等国使臣返国。及和归国，成祖已死，其时当在二十二年（1424）冬（旧说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践阼已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乃再命和出使。历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渤利（今苏门答腊西北部）、阿鲁（今苏门答腊中部偏西）、柯枝、锡兰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岛东部）、忽鲁谟斯等十七国。八年（1433）七月，归国（旧说同）。

郑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来中国的大事。中国舰队航程的辽远和声威的南播，都为前古所未有。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国人向海外发展的更大兴趣。由于他的出使，海外的情况益为国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广东地区的居民，纷纷移殖于南洋。明中叶以后，国威渐替，但国人前往南洋的始终不绝。有的经商开矿，奠定日后华侨的经济基础，而其中若干冒险家，攻占土地，自立为王，他们的后裔，便是后来西班牙、荷兰等国人经略南洋时所遇到的劲敌。西洋人虽然终于统治南洋，却无法动摇华侨的经济实力，这可看出华侨在南洋地位的稳固，其基础则是在明代奠立的。

二、宦官与明政的败坏

（一）宦官专权的由来

明代宦官政治势力的抬头，始于成祖时代。太祖时，曾立铁碑于宫门，严禁宦官干政。惠帝继立，驭宦官益严，引起宦官的不满。靖难师起，燕军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军。成祖以为忠，对宦官异常信任，以他们出使外国，或统兵镇边，或出任监军，因此宦官的权势大盛。永乐十八年（1420），设置东厂，以宦官主之，专以之刺探外事。它可以不经政府的司法机关，便擅自鞫讯朝臣，甚至非刑虐杀。太祖时，曾置锦衣卫，也是皇帝的私设法庭，但并非由宦官掌理；到东厂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杀之权，其气焰也益张。不过当时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来操纵整个国家的命运。

成祖死，太子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在位一年而死，太子瞻基立，是为宣宗。宣德元年（1426），帝叔汉王高煦反于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宣宗亲征平之。宣宗为明代令主，但他对宦官的得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明初定制，内臣不得读书识字。宣宗时，于宫中设书堂，选年幼内侍数百人，读书其中，令朝臣教习之，此后遂成定制。宦官既多通晓文墨，熟知古今，对政治的兴趣益浓，作恶的手段也益精。但他们的干政握权，固由于皇帝的信任，而明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明初废相后，把中书省的大权划归六部，以六部尚书分理全国政务。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由皇帝总其成，另设殿阁大学士，为皇帝襄理文墨。大学士的官位，不过正五品，朝会的班次，在尚书、侍郎之下。当时大学士的责任，是随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至于奏章的批答，则必须有皇帝的命令，且须在御前执笔。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受亲任，始有“内阁”之称。成祖和仁宗，每召阁臣密议国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宣宗时，阁权渐重，杨溥、杨士奇、杨荣，皆以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尚书等官而兼大学士，因而地位日隆。宣宗开始命内阁用小票墨书，具陈意见，贴于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夺，谓之“条旨”（又称“票拟”）。如皇帝同意，即以红书照条旨批出，但遇大事时，犹命大臣面议。宣宗以后的皇帝，日渐颓废，不亲政事，他们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臣相见，若干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皇帝既不亲政，乃一方面专命内阁条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为批决，因此给予宦官专权的机会。

土木堡之战经过示意图。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部首领也先因贡使未受明朝廷礼待为由，四路进袭。主力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其余三部分攻赤城、辽东、甘肃，以牵制明军兵力，保障主力作战。七月初，明大同守将北出长城迎敌，先败猫儿庄，再败阳和口。同时，瓦剌北路也自独石口南下，马营守备弃堡逃走，一时边警频起。权阉王振力主英宗亲征。七月十五日，英宗自北京北出居庸关，一路西进至大同，见瓦剌势大，仓促决定撤军。本拟自紫荆关，再由离敌较远的蔚州回返，但王振恐于大军过境损坏其在蔚州的庄园，临时命全军北上，改由离敌较近的宣府回京。这样一来，明军倒翼暴露于瓦剌军攻击之下。也先听闻，立即率军突入长城，先在宣府附近大败明军后卫，再在鹞儿岭伏兵败明援军。八月十四日，在怀来城以西二十里地的土木堡追及明军。也先先许以言和，然后趁明军懈怠，骑兵分数路发动，明军大溃，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宣宗以后的内阁，渐居于宰辅的地位，但其权力，最高仅止于条旨，亦即仅能条陈对国政的意见或办法。最后的决定权虽在皇帝，但由宦官代为批决，于是国家大权，渐落入宦官手中。至于握持大政的宦官组织，则为司礼监。司礼监始设于太祖时，最初不过掌理宫中各项礼仪、宴会以及御赐书画一类的事。宣宗以后，其职权渐变，内外章奏，皆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管理，而章奏文书的批决，则由秉笔太监及随堂太监担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礼监的宦官在旁写出项目，然后交阁臣拟稿。因此，明代的司礼监，权力超过宰辅，阁臣想把握实权的，必先结纳宦官；即使忠实干练的阁臣，如想有所建树，也必须与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又因内阁的大权，并非国家正式授与，阁臣的作为，缺乏名正言顺的根据，而致时常遭受攻击。因此明代阁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钳制，一方面又须防台谏的纠弹，对政治极难有所改善。至于不肖的阁臣，则惟有谄事宦官，狼狈为奸而已。

明代第一位弄权的宦官，是英宗时的王振。王振于宣宗时为宦官，被选入内书室，并侍太子祁镇于东宫。宣德十年（1435），宣宗死，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年仅九岁。王振以狡黠为英宗所喜，遂以之掌司礼监。但英宗初年，三杨辅政，而太皇太后张氏（仁宗后）贤明，英宗尚有所畏惮，王振也不敢过分放恣。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三杨或已去世，或老耄不任事，大权乃尽归于振。他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预政的铁碑，朝臣谄事他的，可立得美官，小有抵牿，便逮捕下狱，有不少正士，死于他的手中。至于他的贪得嗜利，更无法细说。

此外，王振为了建立功名，曾两次发动对外战争。正统六年（1441），他兴兵十五万，讨伐麓川（今云南腾冲县）土酋思任发，结果损失士马数万，而西南蛮族，反因之相继叛乱。十四年（1449），又发生“土木之役”，几乎断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这年七月，瓦剌酋长也先（或称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以皇弟郕王监国。明师进战无功，于八月班师，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为瓦剌所袭，明师大溃，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这次事变，逼得明室几乎南迁，后来英宗虽为也先放回，但国家的体面，丧失殆尽，接着又演出一幕英宗兄弟争位的丑剧。从明代开国到土木之役，前后八十余年，正是明帝国的鼎盛时期，但这个鼎盛之局，被王振轻易的断送。王振以后，宦官之祸，几乎无代无之，直至国家乱亡而后已。［参看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二）宦官政治的流毒

英宗被俘后，京师震动，朝臣有主张南迁的，兵部侍郎于谦反对，始定固守之策。皇太后孙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见深为太子，以郕王祁钰监国，并族诛王振亲属，籍没其家。继而于谦等拥立郕王，是为景帝，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也先挟英宗进攻京师，于谦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其后屡次犯边，均告失利。景泰元年（1450），也先归还英宗，与明议和。英宗返京后，仍为太上皇，退居南宫，他的左右，则无时不想拥上皇复辟。

北京保卫战示意图。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战后，京师震动，也先企图以英宗为质，迫明廷投降。朝廷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京城立景宗为帝，诛除宦党，举贤授能，调兵筹饷，严兵待之。也先见明不为所制，遂三路进兵：东路进逼古北口，中路进攻居庸关，也先自率主力自大同东下，破白羊口、紫荆关，长驱进入京畿。随即环攻北京城门，均被明军击退。此时瓦剌中路攻打居庸关不克，遂北退，明军追击，俘斩良多。也先见前有坚城，后有险关，深怕归路断绝，遂向紫荆关西撤。于谦发觉，即命纵军追击，于清风店、固安大破瓦剌。宣府派一部向北京进援，但此时也先已退，遂自北京折而向南，追歼瓦剌军于霸州。十月十七日，也先狼狈撤出紫荆关，随即退出塞外。瓦剌东路军见中、西两军失利，未及古北口，亦即撤退，至此，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

景帝在位八年，并无多大建树，他对宦官仍相当亲任，宦官兴安尤受宠信。兴安虽无显著的祸国行为，但他笃信佛教，劝景帝及皇后度僧建寺，靡费甚多。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太子，并废皇后汪氏，以妃杭氏（见济母）为后。次年，见济死，景帝无他子，左右恐见深复立，大肆煽构，英宗也受群小包围，以致兄弟间裂痕日深。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斋宫。朝臣石亨、张、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等谋立上皇，以邀功赏。诸人纠众至南宫城，破门而入，共拥英宗入大内，宣布复位，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景帝则被废为郕王，迁居西内而死，史称这次事件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大封有功，杀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复立见深为皇太子，赐王振祭葬，为之立祠，并贬窜攻击王振的若干朝臣。曹吉祥也因功封伯爵，与石亨相朋比，权势甚炽。天顺三年（1459），石亨因罪死，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与其养子钦谋废立。五年（1461），吉祥与钦反，钦败死，吉祥伏诛。

天顺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继立，是为宪宗。他宠信万贵妃，佞幸皆凭万氏以进。嗣位不久，即以内批授官，不经政府，而由宦官传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时一次命官至百余人，谓之“传奉官”。同年，政府把收没曹吉祥的田地，改为皇家的私产，称为“皇庄”。此后贵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夺民地为庄田，宪宗对于宦官，也信任有加。成化十三年（1477），设置西厂，以太监汪直领之。西厂与东厂性质相同，所领的缇骑，更较东厂多一倍，踪迹遍于各地，可以不待奏请，径自逮捕臣民。又有宦官梁芳，与万贵妃相结，进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导帝淫乐，共为奸利。宪宗因受这批宦官和佞幸的蛊惑，对朝政不复措意，直到他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死，太子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孝宗即位后，梁芳诸人，或贬或诛，并罢禅师真人等千余人，传奉官二千余人，朝廷为之一肃。他任用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大学士，皆公忠体国。他尤其注意民生问题，曾令全国设仓贮粮，每十里预积粟万石，以积谷的多少，定州县官吏的升黜，并曾兴修东南地区的水利。孝宗用法颇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厂卫也不敢过分横虐。但对于宦官，仍采宽容态度，朝臣奏请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听，甚或治罪。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广，专以符箓祷祠，蛊惑孝宗；有时矫旨授传奉官，收受货赂，并擅夺民田，垄断盐利。廷臣虽交章论劾，孝宗均置之不问。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权位，在孝宗时并未受到丝毫的动摇。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武宗为太子时，即好逸乐，宠信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高凤、罗祥、魏彬、邱聚、张永等，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武宗即位后，瑾等用事，时称“八虎”。他们每日引导武宗嬉游，不理朝政，以便乘机揽权。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其余也各据要津，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宦官。刘瑾等得势后，专以诛除正士，杜塞言路为务。大学士刘健、谢迁，因抗疏论谏，均遭贬逐；瑾等并以刘谢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三年（1508），设立内厂，由瑾自领之，用以刺探外事，虽东西厂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罚尤为残酷，每办一案，株连无数。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纳贿攀附者，则不次超升。某次有人写匿名书攻击刘瑾，瑾竟矫旨罚百官跪宫门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这可看出宦官气焰的熏炙。大学士焦芳、吏部尚书张彩等，与宦官朋比为奸，刘瑾的种种恶行，大都为焦等所引导。

正德五年（1510），宗室安化王寘璠反于庆阳（今甘肃庆阳市），以讨刘瑾为名，明以朝臣杨一清及太监张永讨平之。这时张永与刘瑾不合，回师后，乘机密奏瑾谋反，武宗信之，遂杀瑾，朝臣因瑾党而降谪的六十余人。刘瑾死后，张永用事，宦官的权势虽然如故，但张永远不及刘瑾跋扈，阁臣素质也较刘瑾时代为优。但武宗并未因此变好，他自刘瑾败后，虽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乐则未稍改。同时更有一批佞幸，应时而起，他们导武宗远游，其荒唐的程度，较前益甚。从武宗起，明朝的皇帝，无论才智或品格，都是每况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权，政治只有一直败坏下去。

（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后，可以说完全是宦官政治。内阁虽由皇帝的文学侍从，渐变为宰辅，但无法发挥真正的相权，而宦官把持的司礼监，因有批决章奏之权，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为政治的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必须与宦官联络，始能安于其位，顺利办事。间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宠任阁臣，但这是绝少的特例。阁臣擅权的，不论行为如何，又常被目为权臣。

明代内阁，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则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明自太祖广开言路，此风历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性命，与恶势力奋斗。但文人见解，有时不免迂阔，所争论的事，不免小题大做。例如宪宗成化中，钱太后殁，宪宗以自有生母，议行别葬，而礼部尚书姚夔，竟率群臣伏哭于宫门，请将钱太后与英宗合葬。此外士大夫之间，也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反足以误国害政。由于武宗以后的政事日益败坏，士大夫的这类表现也愈趋激烈，他们一面攻击宦官权臣，一面又自相攻击，虽屡遭挫折，终不反顾。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为宦官魏忠贤诛除净尽，明室也走上灭亡之途。

武宗初，因刘瑾的乱政，各地盗贼蜂起，数年始平。刘瑾被诛后，大同游击江彬，又导武宗出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为王守仁所讨擒。十六年（1521），武宗死，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皇太后命，迎立宗室厚熜，是为世宗。世宗即位后不久，便发生所谓“大礼议”，引起朝臣间朋党的斗争。世宗以兴献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统，即位之初，即下诏议兴献王的祀典及专称。杨廷和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不从。进士张璁希世宗旨，主尊兴献王为皇考，廷臣不可。最后议定仍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王妃蒋氏（世宗生母）则追尊为帝后，不称皇。嘉靖三年（1524），张璁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书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廷议反对，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汪俊相继罢职，结果追称兴献王为“本生皇考”，王妃为“本生皇母”，谏者皆下狱，张桂二人则擢为翰林学士。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纷纷上章力争，世宗不听，于是朝臣杨慎等二百余人，痛哭于宫门，声震阙庭。世宗怒，二百余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夺俸，而被杖死者达十九人。同年，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皇太后为皇伯母，兴献王为皇考，王妃为圣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的迂执。

世宗以明察自矜，对内侍裁抑颇严，但性格刚愎，不纳忠言，以是政事并无可观。中岁以后，又好神仙，屡年不亲朝政，日以醮祷为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严嵩为大学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词而得帝宠，入阁后，谄媚蒙蔽，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为恶。朝臣中与严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杨继盛、沈炼、叶经、徐学诗等，均遭杀戮。四十一年（1562），严嵩以罪状暴露而罢，世蕃伏诛。但明帝国承累朝奢侈之后，上下困竭，而外患炽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扰，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为患。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继位，国事才有了转机。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颇见澄清。隆庆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钧即位，是为神宗，年仅十岁。以张居正为首辅，宦官冯保掌司礼监，居正与保相结，内外协调，始得展其长才。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裕钱谷、严考成、固疆圉为要务，吏治大为整顿。当时鞑靼屡次入侵，居正举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边疆以安。但居正个性褊急，不恤与言路为仇，朝臣恨之者极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因受人诬告，竟被追夺官爵，籍没家产。其后阁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渐败坏。而神宗既长，荒于酒色，加重赋税，并遣宦官四出开矿，扰民达于极点，遂种下亡国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后，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览。朝臣又各结朋党，以排斥异己为事，当时有所谓齐、楚、浙、宣、昆五党。齐党以丌诗教为首，楚党以官应震为首，浙党以姚宗文为首，宣党以汤宾尹为首（宾尹宣城人），昆党以顾天俊为首（天俊昆山人）。五党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谓“东林党”。有吏部文选郎顾宪成者，于万历中罢职归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于当地的东林书院，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若干朝臣与之遥相呼应。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相继讲学，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依附者日众，因而渐成社党。他们的言论，颇有左右舆论的潜力，当时称为“党议”。朝中五党，皆以东林为公敌，于是政治上分为东林与非东林两派。而神宗和以后的光宗、熹宗三朝间，恰好有所谓“三大案”发生，遂成为两派相互攻击的依据，党争乃愈演愈烈。

所谓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原都是宫廷细故，却成为党争的资料。三案的大致经过是：一、梃击：神宗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太子，后以廷臣反对，乃立长子常洛。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宫，因而被捕，自言为郑贵妃宫内太监所指使。于是舆论大哗，东林党主严究，非东林党则以张差为疯癫，结果郑妃得以无事。二、红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为光宗。既而光宗有疾，九月，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而疾益剧，次日遂死。东林党主张严办，非东林党反对，争论不已。三、移宫：光宗死，皇长子由校继位，是为熹宗。而光宗所宠的选侍李氏，意欲听政，仍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等，以选侍既非熹宗嫡母，又非生母，不应居正宫，上疏力争。当时东林党主移宫（左杨均被目为东林党），非东林党反对，结果李选侍移居别官。

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有宠，非东林党依附忠贤。天启三年（1623），顾秉谦、魏广微为大学士，皆谄事忠贤。同年，忠贤掌东厂，跋扈日甚。次年，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诸臣相继上疏劾忠贤者七十余人，帝皆不听。魏广微及御史崔呈秀，乃导忠贤兴大狱。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昌期等十二人，先后被忠贤诬害，下狱惨死。忠贤并废毁国内所有书院，榜示东林党人的姓名，永久禁锢，于是朝廷善类一空。其余朝臣，类皆忠贤党羽，各省督抚更多为忠贤建立生祠，以颂功德。七年（1627），熹宗死，弟信王由检继立，是为思宗。思宗虽窜诛忠贤，并黜其党羽，但对宦官仍相当信任。这时明帝国经过神宗、熹宗两朝的虐政，内忧外患，交相侵迫，而思宗又无彻底改革的决心，终致使国家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三、明室的倾覆

（一）中叶以后的外患

明中叶以后，重要的外患有三，即鞑靼、日本和满洲，同时海上西洋人的势力，也日见扩大。这四个势力，都具有摧毁日益衰败的明帝国的力量，而最后成功的则是满洲。当时西洋人经营的主要地区，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视线还没有集中于中国。鞑靼的势力较弱，受中国的笼络，未成大患。至于日本，曾在朝鲜与明师发生历时七年的战争，最后日兵虽退，明也为之困敝。满洲虽是女真后裔，但实际等于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明室最初对它未曾介意，而它就在明人的忽视中壮大起来。它以新兴民族的勇略，与衰颓腐烂的明帝国对抗，经数十年的恶斗，终获最后胜利，成为中国的主人。现在把鞑靼、日本、满洲三大势力为患中国的经过，分述于后。

瓦剌酋长脱欢于宣宗时攻破鞑靼，统一瓦剌三部，国势甚强。脱欢拥立元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脱欢死，子也先继位，东降兀良哈（今内蒙古洮儿河、绰尔河一带），西略哈密（今新疆哈密市）及河西地区，兵力益强。英宗时，与明冲突，遂有土木之役。其后，也先送还英宗，复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可汗。景帝景泰五年（1454），也先为大臣阿剌所杀。既而鞑靼部长孛来攻杀阿剌，瓦剌部众分散。孛来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为鞑靼可汗，号小王子，于是鞑靼之势复炽。

英宗复位后，鞑靼别部部长斡罗出，入据河套地区。既而小王子、孛来及另一部酋毛里孩皆来河套，屡次入寇，为患甚烈。宪宗成化三年（1467），孛来为毛里孩所杀，鞑靼仍入寇不已。八年（1472），明将王越大破鞑靼，鞑靼北徙，边患稍止。孝宗时，鞑靼复盛，其酋仍称小王子，又号达延汗。达延汗有雄略，统一沙漠南北，复居河套，于是寇患转烈，直至世宗初年，北边几无宁岁。达延汗后以年老厌兵，徙幕于东方（今河北西北部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号土蛮（即土默特，又称察哈尔部），而别部酋长俺答入据河套，连年寇边。嘉靖二十六年（1547），边臣曾铣建议恢复河套，大学士夏言力主其说。次年，夏言、曾铣为严嵩诬陷论死，复套之议遂止。俺答又大举入寇，前后十数年间，数度剽掠京畿，明廷无如之何。到穆宗隆庆五年（1571），与之议和，明封俺答为顺义王，河套之患始除。神宗初，鞑靼东部的土蛮部转盛，屡寇辽东，迭为明将李成梁所败，至神宗后期，其势始衰。

抗倭图卷（局部），明人绘。图中倭寇为明军所获，绑于船头，情状颇为狼狈。

倭寇的骚扰，到世宗时，又炽盛起来。当时日本专政将军足利氏衰微，国内群雄割据，政府无力控制，若干不法之徒，遂为害于朝鲜及中国沿海。嘉靖初，明废市舶司，禁止对外贸易，倭人流落不能回国的，都变成海盗。嘉靖中，其势渐盛，中国海寇徐海、汪直等，复与之勾结，为祸益烈。当时沿海防务废弛，倭寇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江南两浙地区的沿海城镇，多被攻陷。又值严嵩当国，命将非人，寇焰益炽。其后明以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先平徐海、汪直，倭寇失掉耳目，转掠闽广，直到嘉靖末，始为明将俞大猷、戚继光讨平。但东南沿海，经倭寇骚扰，先后达二十年，民生已疲敝不堪。

戚继光，选自《历代名臣像解》。字元敬，明代名将、民族英雄。生于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八年（1549）参加武举，之后参与抗击鞑靼与倭人入侵，其中抗倭战绩尤著。曾召募新军，精心训练，严明纪律，英勇善战，时人誉为“戚家军”。转战于闽浙粤沿海诸地，历十余年，八十余战，倭寇平息，多赖其力。

明室除遭倭寇的侵扰，也曾与日本发生正式的战争，便是神宗时的朝鲜之役。日本自足利氏衰微后，国内四分五裂。神宗万历初，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统一全国，意图侵明，强迫朝鲜为向导，朝鲜不从，秀吉乃于万历二十年（1592）攻入朝鲜。朝鲜于明初继高丽而兴，高丽既于元时受蒙古人的控制，明初又遭倭寇骚扰，国势日衰。有大臣李成桂者，以防倭寇有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立为王，明更其国号曰朝鲜，定都于汉阳（今汉城），高丽至此灭亡。神宗时，其王李昖在位，及丰臣秀吉入侵，攻陷京城，昖北奔乞援于明。明派李如松（成梁子）等率师往援，大破日军于平壤，日军南退，和议遂起。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遣使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秀吉不受。次年，秀吉挥师北攻，破明经略杨镐于蔚山（今韩国庆州西北），明军反攻，亦告失利。二十六年（1598），秀吉死，日军始退，明军邀之于釜山以南海上，大破日军，死者万余，遂规复朝鲜全境。明室因战争七年，困象渐呈；日本也因伤亡众多，国力枯竭，以致终明之世，不敢再与中国为敌。

努尔哈赤，清人绘。

满洲为女真的后裔，明人又称之为“建州女真”。自金亡于元，女真衰落，遗族散布于今东北地区，分为建州（约据今松花江与牡丹江之间地）、海西（约据今松花江上游地）、野人（约据今黑龙江下游地）三部。明室于建州部地区内，先后设立三卫，以治其地，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及建州右卫。成祖时，建州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曾任左卫指挥使，他便是满洲的祖先。英宗时，野人女真南迁，逐海西女真而据其地，分为叶赫、哈达等部。神宗初年，李成梁镇辽东，叶赫、哈达都服属于明，为明捍边。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的后人叫场、他失父子，据今辽宁新宾市一带，也效忠于明，但叫场父子，因受女真别部尼堪外兰的陷构，均为明军所误杀。他失子努尔哈赤，雄武有才，起兵复仇，攻破尼堪外兰，明为开关市以谢之。继而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野人女真诸部，泰半为其所并，势力大盛。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国号金，建元天命，都于兴京（今辽宁新宾市）。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改国号为清，他被追谥为太祖。清室姓爱新觉罗，其部族又号“满洲”，在皇太极时才被通用。满洲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说自“满住”转变而来。满住为建州最尊贵的称号，努尔哈赤曾袭用之；皇太极所以用满洲尊称其部族，目的在掩饰其祖先曾为明皇的属夷。一说满洲自“婆猪”转来。婆猪，江名，是清室先世的居地。［参看李学智《清朝姓氏考》（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七册）；陈捷先《说“满洲”》（载《幼狮学志》第一卷第一期）］

萨尔浒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努尔哈赤称汗后，多次进攻明军与叶赫部。明本拟以叶赫部屏障辽东，因此决意出兵。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辽东经略杨镐集中四十万兵力，分四路直指后金巢穴赫图阿拉，企图一举围歼后金主力；马林部出开原南下，经三岔儿堡东北进，自北进攻；杜松部由沈阳东出抚顺，自西面担任主攻；李如柏部经清河堡、鸦鹘关东进，自西南进攻赫图阿拉；刘蜓部经宽甸北上，自南进攻赫图阿拉；官秉忠驻兵辽阳，以为机动。后金窥破杨镐部署，决定以精锐先破明主力杜松部。三月，杜松“违期先出”，进至萨尔浒，主力驻扎萨尔浒，以一部向东北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乘杜松孤军突出，即以主力西进，以一部北援吉林崖，一部西进向明军攻击，在萨尔浒突袭成功，杜松主力被击溃，吉林崖守军与援军配合，也大败明军。时马林进至尚间崖，闻主力摧败，即就地防御。后金军转锋北上，一部向北迂回至马林军后方，一部出马林南面，然后两相夹击，大败马林军。刘部未知信息，仍然北上。后金主力随即南下，至阿布达里岗设伏。又持马林今箭，假命诱刘轻军迅速北进，然后伏兵发动，全歼刘前锋，又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李如柏部闻讯胆破，狼狈东返。萨尔浒之战结束。萨尔浒之战是明、后金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明军统帅颟顸，主将轻敌冒进，而后金熟悉地形，又能知己知彼，故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宁远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天启二年（1622），后金军由东昌堡越辽河西进，进围西平堡。辽东巡抚王化贞拥兵广宁，不敢出击，直到西平堡失陷后，才调广宁、闾阳、镇武兵力往援，旋被后金精骑在西平堡西北击溃。后金军随即向西北直趋广宁。王化贞大惧，弃城守南逃，部将献城投降，广宁遂告失陷。辽东经略熊廷弼自山海关率军进援。行至大凌河，遇溃军，知大势已去，遂护军民撤入山海关。后金军追至宁远，因兵力不支而撤退。至此，辽河、大凌河之间城堡全被占领，辽河以西军民聚集于十三山展开抗金斗争。广宁之失，后金把战线从辽河以东推进到辽西走廊。

五年（1625），明以魏忠贤的党羽高第经略蓟辽。他主张尽撤山海关外守备，即“屯兵入关”。但袁崇焕坚决反对，遂留袁镇守宁远孤城。六年（1526）正月，努尔哈赤乘高第向关内撤军时，倾全力进攻宁远。袁崇焕奋起守城，并用城上大炮击伤努尔哈赤，后金军被迫撤兵。袁崇焕乘势北追，将防线推进到小凌河，宁远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进陷抚顺（今辽宁抚顺市）。次年，明以杨镐统兵分道伐之。明师号四十余万，大败于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萨尔浒山下），努尔哈赤遂陷开原（今辽宁开原市）、铁岭（今辽宁铁岭市）。明以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设防坚守，形势渐固，边疆无事者岁余。既而熹宗即位，廷议责廷弼不战，以袁应泰代之，应泰不知兵，御敌无方。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连陷沈阳（今辽宁沈阳市）、辽阳（今辽宁辽阳市），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尽失。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改名盛京。明再起用熊廷弼，而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巡抚王化贞与之不协。次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明兵大溃，化贞、廷弼退走入关，辽西城堡多陷，二人后均被诛。明继以孙承宗为经略，承宗使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市），盛修守备，努尔哈赤按兵不敢深入者数年，辽西地几全部收复。其后孙承宗与魏忠贤不合，因而罢去，明以高第继之。第尽撤守备入山海关，独袁崇焕死守宁远不去。六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攻明，进至辽远，崇焕凭城固守，努尔哈赤负伤，其围遂解。同年，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立，是为清太宗，此后与明室展开更激烈的恶战。

（二）流寇的猖獗

明思宗即位之初，诛魏忠贤，举国寄以莫大的希望，其时虽然外患已炽，内政的积弊亦深，但东北有袁崇焕的坐镇，局面已渐稳定；内则元恶已去，政事也颇有转机；如能大刀阔斧地积极改革，则国事依然大有可为。但思宗为人刚愎多疑，仍然重用宦官，以之提督东厂、京营及出任监军等。他在位十七年中，更易宰辅，多至五十三人。阁臣之贤者，如孙承宗、文震孟，都旋用旋罢；而他较为信任的，如温体仁、周延儒等，又皆迎逢取宠，无所树立。一般士大夫也只知意气用事，作门户的斗争。因此政治积弊，始终未能彻底改革，遂至盗贼蜂起，国内大乱。而袁崇焕也受朝议的牵制，不能尽展其才，最后竟为清人反间而死，外侮遂不可收拾。明室的危亡，终于无法挽救。

明武宗时，因建筑宫室，世宗时，因边境用兵，均曾加征田赋。神宗时，征敛杂税，名目繁多；末年用兵辽东，又加收“辽饷”。思宗时，流寇事起，又因练兵剿匪，加征“剿饷”、“练饷”。人民因重税压迫，不堪其苦，神宗时已屡生变乱。熹宗时，魏忠贤专政，党羽遍全国，到处侵渔百姓，于是白莲教乘时而起，蔓延于北方。到思宗，更有大规模的流贼之乱，愈演愈烈。思宗时的流贼，分子甚为复杂，有白莲教的余党，历次援辽之役的逃兵，哗变的边兵，被裁撤的驿卒以及由于虐政灾荒造成的饥民等。他们在外患猖獗、内政黑暗的环境下，到处蔓延滋长。流寇初起于陕西，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饥，民众掠食四方；而固原（今宁夏固原市）边兵，又因缺饷哗变，与饥民合势，到处啸聚。其中以在安塞（今陕西安塞县）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最强，各地饥困军民都依附他。次年，朝廷为筹军费，裁撤陕西各驿站的驿卒，这批驿卒，又大大助长了流寇的威势。三年（1630），延安（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贼张献忠起兵，自称八大王。次年，米脂（今陕西米脂县）贼李自成也自称闯将，与张献忠等联合。其余零星小股，多至不可胜数。

流寇初起时，边臣杨鹤不能制，因主招抚。但流贼抚而又叛，其势日盛，逐渐蔓延至山西。明乃以洪承畴代杨鹤，承畴督总兵曹文诏连破关中贼，迎祥等逃入山西，文诏追剿，又连战破之。六年（1633），文诏他调，贼势复炽，流窜河南、湖广、四川。次年，明以陈奇瑜率诸军进讨，奇瑜偕卢象升连战破贼，贼众分途流窜，高迎祥、李自成为明军困于车箱峡（在今陕西平利县境内），贼众死者过半，自成请降，奇瑜轻敌许之。贼出峡后又叛，复自陕西进犯河南，明乃逮奇瑜下狱，再以洪承畴代之。八年（1635），诸贼酋大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然后合势东掠，攻陷凤阳（今安徽凤阳县）。既而自成与献忠不合，分为两股。高、李复入陕，张献忠继之，会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并破杀曹文诏，气焰大盛。其后张献忠复窜河南，盘踞商洛山中（今河南西部山区）。明廷以洪承畴主持西北军事，卢象升主持东南军事，分当剿匪之任。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李自成为洪承畴所败，乃东窜与张献忠合势，既至河南，又为卢象升所败。迎祥等南窜淮南，象升又败之，于是高李又折而入陕。明将孙传庭击擒高迎祥于盩屋（今陕西周至县东），诸寇无主，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张献忠则困居商洛山中，流寇声势大减。适值清兵入塞，卢象升奉诏入卫，南方空虚，寇势复炽。次年，张献忠自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东犯安庆（今安徽安庆市），连陷州县，既而又窜回湖广。时熊文灿奉诏督师，一意主抚，献忠遂伪降于文灿，李自成自陕西犯四川，进窥成都，明师来援，自成遁走甘肃。十一年（1638），自成再犯四川，继而为洪承畴大破于潼关，自成遁走商洛。是时献忠已降，自成又败，流寇颇有肃清之望，而清人又于此时分道入犯，连陷近畿州县，兵锋直指济南（今山东济南历城区）。孙传庭、洪承畴先后入卫京师，西北又告空虚，而寇势遂不可制。

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叛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县），明将左良玉击之，大败，明乃逮治熊文灿，以杨嗣昌代之。次年，张献忠入蜀，左良玉追击，大破之。既而良玉与嗣昌不合，不肯尽力，于是献忠之势又盛，四川诸州县俱为所陷；李自成也乘时猖獗，于十四年（1641）攻陷河南（今河南洛阳市）。献忠亦自四川东出，陷襄阳，嗣昌行师至沙市（今湖北沙市），忧惧自杀，明以丁启睿往代，贼势益炽。既而李自成连陷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河南州县，多为残破；张献忠则为左良玉所败，远窜东南。十六年（1643），李自成陷襄阳，僭号“新顺王”；献忠亦自安徽回陷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称“西王”。不久，武昌为左良玉克复，献忠乃窜扰湖南、江西。李自成自襄阳攻潼关，孙传庭战死，西安不守。次年，自成建国号曰顺，改元永昌；张献忠则复入四川，自称大西国王。这时洪承畴早为清人所俘，山海关外之地，全部沦陷，而流寇的势力，已非明室所能抵御。就在这一年，流寇攻陷北京，清人也接着入关。

（三）满人的入关

金自皇太极继位后，明廷以袁崇焕主持东北军事，崇焕乃乘机修复守备，并遣使吊努尔哈赤之丧，假和议以缓其师。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复大举入侵，进攻锦州（今辽宁锦州市）、宁远，失利而退，时称“宁锦大捷”。但崇焕不为魏忠贤所喜，乞休而去，明以王之臣代之。及思宗即位，忠贤伏诛，复以崇焕督师蓟辽。是时总兵毛文龙镇皮岛（今南椵岛，位朝鲜平安北道铁山西南），暗与满洲交通，骄纵不听节制，崇焕设计诛之。文龙交结宦官，每年军费，大半用于贿赂，文龙既死，宦官失去财源，于是阉党恨崇焕次骨，合谋倾之，种下崇焕日后被杀的祸根。［参看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袁崇焕与明社》（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皇太极以辽西扼于袁崇焕，不能得手，乃改变战略，采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取道内蒙古，以拊北京之背。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以蒙古为向导，由喜峰口（在今河北迁西县东南）毁边墙而入，进逼北京。明急起用孙承宗，使守通州（今北京通州区）；袁崇焕亦兼程赴援，力战挫敌，金兵退数十里。皇太极因纵反间，谓与崇焕有密约，朝臣遂诬崇焕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思宗惑之，下崇焕于狱。阉党高捷、袁弘勋等，又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指毛文龙）二事为崇焕罪，竭力攻击。次年，满兵退去，明遂磔崇焕于市。满人的劲敌既除，其后遂屡次入犯，明的边防，完全失去作用。

袁崇焕既死，明以关内外军事付孙承宗。崇祯三年（1630），皇太极复侵明边，围攻明将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市），并大败明援军于长山（今辽宁新民市东）。大寿伪降，脱身至锦州，皇太极乃毁大凌河城而返。其后双方相持者数年，至九年（1636），皇太极始建国号曰清，是为清太宗。同年，清太宗复以兵入喜峰口，剽掠京畿而去。当时朝鲜尚忠于明，皮岛仍在明手，为清人东方及海上的牵制力，加以明于宁远、锦州一带，驻有重兵，清人迂道入侵，虽屡次得利，但因有后顾之忧，终不敢久驻关内。因此清军退去后，专力以取朝鲜。次年，朝鲜降清，皮岛亦陷。

崇祯十一年（1638），清太宗以多尔衮（太宗弟）、岳托分道侵明，自率大军赴山海关。多尔衮等进窥畿辅，凡下四十八城，卢象升督师迎敌，战死于巨鹿（今河北巨鹿县）。太宗一路，则为祖大寿所败，未能得逞。次年，清军南下，攻入山东境，陷十六县，然后退去。清军退后，竭力图山海关外诸城。以宁锦守备甚严，乃采长期围困的战略。十三年（1640），清兵围锦州，祖大寿坚守不屈。次年，明经略洪承畴派吴三桂等八大将援锦州，结果失败；承畴坚守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清太宗自率大军围之。十五年（1642），承畴被擒，所部十三万人整个崩溃。这支军队，是当时明室的最大兵团，也是最后的作战资本，它的瓦解，注定了明室的覆亡。既而承畴降清，其后更为清室经略南疆。接着祖大寿以锦州降清，明乃以吴三桂守宁远，山海关外，只余数城。

松山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清兵围图锦州。三月，蓟辽总督洪承畴亲率十万大军救援。先派兵一部护送粮饷辎重，自宁远出发，本拟运到锦州以西，以备大军逐次推进，但进到杏山、松山一线时，受清军伏击，被迫撤退。这时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五月，洪亲统六万明军驰援，屯兵松山，掘壕与清军对峙。清以一部围锦州，主力阻击洪承畴。皇太极闻明军大至，率兵自沈阳昼夜兼行，急行进抵松山，随即部署兵力：主力在松山、杏山之间，绵亘扎营，包围松山；一部向南深入塔山西北之笔架岗，断明军后路、粮道；一部在松山以南、塔山以北要口设伏，绝明军归路。明军粮尽，洪承畴将实情告与各军，预备孤注一掷，但一军“怯甚，先遁”，全军遂混乱，又因明军内应发动，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松山告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计穷，也开城出降，松山之战结束。此一役，明军进据松山时，未能乘皇太极大军未至之机，与祖大寿内外夹击，解锦州之围，而一味据城坚阻，终被清军分割包围，而致明不但失去整个辽东，进而失去了恃以阻扼清军入关的辽西走廊。此役为清军尔后进图中原打开了通路，为清军入主中原的关键一战。

这时明室极为危殆，而清因连年战争，损失亦大，因此屡次贻书于明，以申和议。兵部尚书陈新甲亦主和，思宗命其秘密进行。既而谋泄，言官哗然，思宗怒诛新甲，议遂不行。崇祯十五年（1642）冬，清又入侵，毁长城南下，直至山东，凡陷八十八城，至次年四月始退。十七年（1644），清太宗死，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并改元顺治。世祖年幼，由多尔衮摄政。这时流寇之势又炽，同年，李自成自陕西东进，攻下太原，继而攻下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县），连陷大同、宣府及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西北）。沿途惟宁武关守将周遇吉战死，余皆望风降贼。三月，自成逼京师，太监曹化淳启城门纳之，京师遂陷，思宗登煤山自缢死，后妃亦皆自尽，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数十人。历史上的明朝，便结束在这一年，但这一年又是历史上的清朝的开始。明朝的亡，思宗不能不负责任，但他的壮烈殉国，又引起后世的无限同情。

山海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李自成入北京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山海关，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东进迎击。之前，自成先以唐通部二万骑兵东出一片石，拟绕道关外抄吴军后路。多尔衮闻讯，率军自沈阳连夜西进，于四月二十一日大破唐通，解决吴三桂后路之忧。二十二日，大战在山海关前展开，李自成势众，自北山到海，一字排列。多尔衮先以吴三桂军出战，自成军南北两翼发动，吴军被全部包围。自成急于全歼明军，遂将机动兵力全部投入。战至中午，多尔衮见时机已到，以精骑突出吴军右翼，自成军遭此突袭，又无生力与清优势骑兵相抗，因此陷入混乱，向西败退至永平，再战再败，退回北京。此役之先，农民军入北京后，未能派有力部队夺占山海关要地，而将注意力全放在招降吴三桂之上。战役发动时，对清军防备不够，机动兵力过早投入，遭清军突袭后，全军溃败，士气大受影响，终致失败。

当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思宗急诏吴三桂入援。三桂率师自宁远入关，行至丰润（今河北丰润县），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观望形势。李自成执三桂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欲降。既而听说爱姬陈沅（又名圆圆）为贼所掠，怒而据关固守。自成亲率十余万人攻关，三桂惧，乞救于清，约以合兵灭贼，事成后定有厚报。是时多尔衮方督军于关外，闻讯偕洪承畴急驰而进。清兵至关后，以吴三桂先驱试敌，与贼激战良久，清兵乘势冲突，贼军大败。自成逃回京师，先称帝于明宫中，然后挟太子西走。清军获胜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三桂遂变成清国的臣僚。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兵入京师。六月，清世祖入关，遂定鼎于北京。清人虽然占据了明的首都，但流寇未灭，而南方又拥立明宗室，与清抗衡，尚须清室用长时间加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