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东都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病死，年六十四。太子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
隋文帝本来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由于杨勇好奢侈，多内宠，渐渐不为文帝和独孤后所喜爱。杨广是文帝次子，初封晋王，出镇扬州。他在灭陈的时候，充任行军元帅，立了大功，重臣宿将多曾由他指挥。他又联络大臣杨素，揭露杨勇的“阴事”，使勇“过失日闻”（《隋书·房陵王勇传》）。于是文帝便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令把太子杨勇废为庶人，而立杨广为太子。
当时宫廷里斗争很激烈，据传说，文帝就是在病重时被杨广害死的。文帝死后，杨广派人用文帝的名义，杀了杨勇，才发丧。以后杨勇的八个儿子，都被杨广杀死。
隋文帝第五子杨谅，那时以并州总管出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听说杨广弑父杀兄，就在这一年八月举兵，结果失败，被幽禁。并州的吏民，因杨谅这次事变的牵连而被杀和发配的有二十余万家之多。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第一桩大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
关中自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至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史称：“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是东汉中叶以后，关中已成胡、羌杂居的地区。西晋以后，经过胡羌少数族部落贵族的长期统治，灌溉系统长期失修，并遭受破坏，农业生产量大大地下降了。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关中郑渠和白渠只能灌溉到一万多顷田；到了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年，又减少到六千二百多顷的面积了。和汉代相比，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以每亩平均减少二石左右谷米计，就减少了七八百万石谷米之多。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隋王朝统一南北以后的官僚机构却规模巨大，在中央的官吏人数众多，粮食的供应也就感到极端的困难。在丰收的年头，尚且要依靠关东的漕运来解决；一遇荒年，在当时的粮米运输困难条件下，自然不得不“移民就丰”了。因此北周灭北齐之后，曾一度以洛阳为东京，营建洛阳宫。到了隋文帝统治的年代，关中一遇荒年，文帝也率领大小官员，就食洛阳(1)，毋怪后代史臣要称这样的皇帝为“逐粮天子”了(2)。
隋炀帝初即位，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是后来修建起来的通济渠的终点，也就是山东、江淮粮运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为陪都，以后倘遇关中饥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可由关中迁移到洛阳来，减少关中粮食紧张的压力，这是比较适宜的。所以炀帝就在即位以后的第四个月——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阳为东都；并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回洛等仓，储积粮米，作为荒年的准备粮。营建洛阳为东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有人问既然关中粮食那么困难，为什么隋王朝和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不干脆地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统治权力的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先从均田、府兵来讲，山东、河北一带，自魏、齐以来就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国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均田，是有名无实的；长江以南，在陈亡之后，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历史记载。同时，上述地区，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高祖纪》），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两个折冲府（见《新唐书·地理志》），可见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区的小农能够承担国家的田租、丁调、力役等等剥削，也就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推广府兵制的必要了。可是关陇和河东等地区却大大不然，这些地区，地主经济比起山东、河北来，是不算发展的（长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够相对地稳固住。《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一，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区，是继承隋王朝的布局而来的，从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关陇与河东。
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那么，立足在这均田、府兵基础上的隋和唐前期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也必然把大本营安置在关中，无论隋王朝或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弃它们的根据地而迁都。所以隋、唐两朝虽然营建洛阳为东都，而政治中心、军事重心，还是在关中。
综上所述，炀帝的营建洛阳为东都，是适应当时情势的，并不能算坏事，问题在于炀帝用什么方法来营建东都。
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以杨素为营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每月要役使民丁二百万人。“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建国门，即罗城南正门也。”城南街衢整洁，民坊“各周四里，里开四门，临大街，并为重楼，饰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大业杂记》）。又造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太平寰宇记》西京河南县）。宫城内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重轩……云楣绣柱，华榱壁，穷轩甍之壮。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天花板），仰之者眩”。“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乾阳殿北“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乾阳殿东有东上阁……乾阳殿西有西上阁。”东上阁以东有东华门，西上阁以西有西华门。出东华门东，“道北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周以轩廊”。出西华门西，“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大业杂记》）由于宫殿柱子的尺寸过分高大，以致在附近无法找到，故“多自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铁轮），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纳谏篇》）。“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炀帝又在洛阳西面的“涧（今河南宜阳西南）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同时又筑西苑，名芳华苑。苑墙周围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条枝，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炀帝又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由于负责营建东都洛阳的“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隋炀帝为了满足个人奢侈享乐的欲望，如此无限制地浪费人力、物力，不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使广大民夫陷于饥寒交迫、死亡相继的悲惨境地。
洛阳陪都建成之后，西域诸国酋长和客商，请入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为了夸耀国家的富庶，“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六年）新建的东都，成为隋炀帝大肆挥霍，猎奇夸富的场所，这就完全丧失了营建东都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为了使洛阳成为第二关中，曾下令“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东北）、汲郡（治卫，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汝州），达于上洛（郡治上洛，今陕西商州），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除了在东都洛阳营建宫室，大兴土木之外，还在江都营建宫殿。自长安至江都，沿路又“置离宫四十余所”（《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江都等处宫殿之外，他还翻阅天下山川的画图，寻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来建造离宫别馆。如汾州有管涔山（今山西宁武西南），山上有天池，气候凉爽，是夏季休养的胜地，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所汾阳宫。这除了满足炀帝的天下好风景由他一人来占有的欲望之外，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运河的开凿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孔季恭传论》）的富饶之区。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中国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国的长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从来没有很好整顿过。隋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即使隋炀帝不开凿，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凿这一条联系南北的新河道的。
隋代从文帝时起，就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3)，尤其对运输山东之粟来接济供应关中一事，是更为关切的。文帝鉴于当时“渭水多沙，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隋书·苏孝慈传》），乃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食货志》）。到了隋炀帝即位，避帝讳，改称富民渠。开皇十五年，因为底柱山水流太急，并下“诏凿底柱”（《隋书·高祖纪》），减缓黄河的水势，以便漕运。
隋代运河的开凿，可以分成五段，上面讲到富民渠，可以说是运河的第一段。
第二段为通济渠。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板渚在虎牢东）引河历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在通济渠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这段运河开凿以后，汴河由黄河流至雍丘一段，完全与旧日的汴河河道相同，但到达雍丘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注入淮河。这样，南北水路的运输线就大大地缩短了。在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段，它把黄河和淮河联系起来。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大业杂记》）。
第三段是山阳渎。炀帝也在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长三百余里，宽四十步。邗沟，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的渠道。山阳渎就是利用旧有的邗沟，加深加宽而修成的，它把淮河和长江连接起来。
第四段是江南河。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资治通鉴》隋大业六年）。据南宋陆游《入蜀记》：“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隋代也是把旧有河道，加深加宽，使长江和钱塘江联结了起来。
第五段是永济渠。隋炀帝于大业四年，下“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隋书·炀帝纪》）。“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就是疏浚沁水下游，南达黄河，在沁水下游则向东开道凿渠，拦截住沁水和清水、淇水，不让它们流入黄河而流入白沟（即今卫河），加大白沟的流水量。漕运就是由黄河入白沟即卫河，到达天津市附近，再由卫河转入潞河，直达涿郡附近。这一条渠开凿时，因疏浚旧道，工程浩大，丁男不够，开始征发妇女服役。这一条河后世称之为北运河。
因为通济渠以汴水为主干，永济渠以白沟、淇水为主干，所以唐人诗文中往往简称这两条河渠为“淇、汴”，就是这个道理。
这几条使南北贯通起来的运河，是7世纪初叶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当时直接参加运河开凿工程的有几百万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历史的巨大任务。
这条运河通运以后，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通畅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第三，它还使继隋而兴的唐、宋王朝，由于南北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而愈趋稳固，从而也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运河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唐、宋时代的人已经作了高度的评价。《元和郡县图志》河阴县下云：“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皮日休也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汴河铭》）。他还做了一首诗来歌颂这一开凿运河的伟大业绩，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宋人卢襄在《西征记》（《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十引）中也说：“遂念隋大业间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子，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哉！”这些论调，对隋的开凿运河基本予以肯定，个人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也无可讳言，隋炀帝以及唐、宋的统治者，利用运河的沟通南北，来肆意掠夺江南人民的财富，江南物资的北调，正好说明江南人民所受剥削的加重。所以晚唐诗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生民，避唐太宗讳改）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我们在肯定开凿运河的历史意义时，也得看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一令人瞩目的事实。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动员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多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数在半数以上(4)。
作为隋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他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带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动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他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禁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皇帝坐四层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这在本章第一节里已经介绍过了。皇后乘翔螭舟，制度稍小，华丽无异。此外还有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板、黄篾等数千艘。共用挽船夫工八万人。拉帝、后、妃、嫔、亲王、公主的挽夫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以锦彩为袍”（《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执青丝缆（拉纤绳）挽船”（《隋书·食货志》）。另外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艇舸等数千艘，分载十二卫禁卫军士以及兵器幕帐，由兵士自己轮番牵拉，不给挽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隋书·食货志》）。由是“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大业二年，隋炀帝从江都走陆路回东都洛阳时，又赶造辂辇车舆，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车舆旌旗，百官仪服，“所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之用者，殆无遗类”（《资治通鉴》隋大业二年）。农民如果捕不到炀帝规定所要的飞禽羽毛，只好向豪富蓄积之家去买，羽毛价格腾贵到翟雉尾一枚，值缣十匹，白鹭羽一枚，值缣五匹。这样，不知加重了人民多少额外负担，浪费了民间多少物资。
修驰道与筑长城 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洛阳与开凿几条运河以外，他还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巡行北方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隋书·炀帝纪》）。及登太行山，又开直道九十里。还派人去说服附塞的突厥启民可汗，令动员突厥民众，“发榆林（郡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北境，至于其牙（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东达于蓟（今北京市），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开皇五年又“发丁三万，于朔方（郡治岩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灵武（郡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治上县，今陕西榆林东南），绵历七百里”（《资治通鉴》陈至德三年）。开皇六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出巡榆林北境时，又下令“发丁男百余万，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长城外的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下令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胡三省谓当在榆林西）而东。这两次隋炀帝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保护附塞突厥启民可汗，使他不受来自北方的侵袭。可是在两次修筑长城工程的过程中，民夫间关跋涉，因疾病和饥寒暑热而死的，占民夫总数的半数以上，代价是巨大的。
* * *
(1) 《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开皇五年四月戊申，车驾至自洛阳。
《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开皇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隋书·高祖纪》：及（开皇十五年）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
(2) 《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3) 隋代除了开凿运河以外，在隋文帝时，还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
《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三月，开渠，引杜阳水于三原。
《隋书·郭衍传》：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
《隋书·宇文恺传》：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
《读史方舆纪要》：隋开皇四年，又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宇文恺凿渠引渭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里，名广通渠，漕运通利。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条：晋水，其南派，隋开皇四年，东南流入汾水。 晋泽在〔晋阳县〕西南六里，隋开皇六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
《通典·州郡典》洛州河阴条：其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堤，遏河入汴也。
《通典·州郡典》朗州武陵条：有纯纪陂，今名白马陂。隋开皇中，刺史高难陀修，其利不减郑、白二渠。
《隋书·薛胄传》：先是（隋开皇中，薛胄为兖州刺史），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乃于城东二水交流之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临晋县条，姚暹渠在县东南，源出夏县巫咸谷，流经安邑县及解州，又西流入县境。本名永丰渠，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重开故渠，因曰姚暹渠。
(4) 《开河记》：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类，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渠成〕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