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秦政治的渐趋紊乱 苻坚统一了中原之后，开始营建宫室，器玩也都饰以金银，极为精巧。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偷偷地对他父亲说：“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年）说明王猛死后，苻秦的政治已逐渐腐败起来。
庞大的苻秦王朝，和稍前的匈奴人、羯人、鲜卑人建立的前赵王朝、后赵王朝、前燕王朝有其共通之处，即“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2页），它们“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它们“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9页）。当时在苻秦王朝境内，关陇一带，布满了卢水胡与羌人；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还是山胡（匈奴族）的驻地；山西东北部和内蒙古一带，又是鲜卑族拓跋氏一支的牧区；河北、辽东以及河南的北部，都布满了慕容氏一支的鲜卑族人；赵魏地区，还有很多丁零人。除此之外，汉族更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主要人口。以前一些少数兄弟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从其境内的民族关系来说，就已够复杂了。至此，苻坚多消灭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多增加一层。本来，在关陇地区，氐族的人口是比较集中而占优势的，可是关陇以外的地区，却还没有烙印过氐族人的足迹（除了苻氏一度驻军枋头以外）。苻坚统一中原地区后（时王猛已死），为了巩固氐族在中原的统治，就在公元380年，把三原（今陕西三原）、武都（今甘肃成县西）、九（山名，在今陕西乾县东北）、（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南）等地的氐族十五万户，采取军事殖民的方式，移殖到被征服地区的各重要方镇去。
军事殖民的方式，系由苻坚分封苻氏子弟和氐部落贵族为军事殖民区的长官，同时也就是这一地区世袭的诸侯。如：以长乐公苻丕（苻坚庶长子）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出镇邺城，领氐族三千户；以仇池氐部落贵族杨膺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的左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以九氐部落贵族齐午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的右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杨膺、齐午二人，就成为苻丕长乐公封地的世卿。又如：以毛兴（氐部落贵族）为河州刺史，镇枹罕（今甘肃临夏），领氐族三千户；以王腾（氐部落贵族）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领氐族三千户；以平原公苻晖为豫州牧，镇洛阳，领氐族三千二百户；以巨鹿公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领氐族三千二百户。
这种军事殖民的方式，氐部落贵族是全数赞成的，因为在被征服的地区内，“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
如果王猛不死，他肯定会站在中央集权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这种终究要导致国家分裂的分封制度和军事殖民制度的。我们姑且不管这种军事殖民形式对于以后苻秦的中央集权政治会有如何影响，只消指出，这种落后的军事殖民方式，使苻氏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于其统治地区之后，氐族的部落贵族，必然对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因而使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
另一方面，氐族的人口本来不多，由于从部落发展起来的军事组织，力量比较集中，故能征服其他部落国家，组织集权的中央政府；苻秦政府一旦把氐族十五万户分割到被征服地区的各重要方镇去以后，就造成了氐族武装势力上极度分散的劣势。氐族在关陇的力量，虽然因分散而削弱，相反，自苻坚灭前燕慕容氏以后，“徙关东诸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内有鲜卑四万余户，徙于长安）；处乌丸杂类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北地（今陕西铜川市南）”，丁零翟斌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书·苻坚载记》），成为苻秦王朝的心腹大患，正如赵整《琴歌》所说：“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可是苻坚并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
苻秦对东晋的斗争 王猛临死的时候，苻坚“访以后事”。王猛只讲了两点：“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宁康三年）王猛临死时，东晋正是谢安当国的时候，从前人有一副对联：“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这一南一北的两位地主阶级“贤相”，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当时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晋灭东吴，后来隋灭陈，都是“取乱侮亡”，在对方政治极端腐败的时候大举出兵，才把它灭掉。而这时候的东晋，却不是这样，谢安当国，将相同心，政治相对稳定。所以王猛临死时还劝苻坚“勿以晋为图”。被苻秦征服的鲜卑、羌族上层分子，王猛认为是靠不住的，所以劝苻坚分散他们的势力，翦除其中对苻秦政权最有威胁的野心家。只有这样，苻秦政权才能稳定。王猛的临终遗言，对苻秦王朝说来，应该是有决策意义的。
可是苻坚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已被他用武力所征服，只有东南一隅，与他为敌。他自恃“强兵百万，资仗如山”（《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日夜想灭亡东晋，甚至下诏任命司马曜（东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先给他们在长安修盖住宅，以备灭晋以后，让他们到长安来居住。
在王猛死前二年（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苻坚遣将王统、朱彤率兵二万出汉中，毛当、徐成率兵三万出剑门，进攻东晋的梁、益二州。晋兵连败，苻秦攻下梁、益二州，东晋退守巴东（郡治鱼复，今重庆奉节）、建平（郡治巫，今重庆巫山县）一带。
王猛死后的第三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苻坚命其子长乐公苻丕等率领步骑十七万围攻襄阳。围攻了一年，才把襄阳攻下，生俘东晋襄阳守将朱序。与此同时，苻坚遣将俱难、毛当、彭超等率步骑七万攻下东晋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诸城。然后苻秦又集中步骑六万，围攻东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今江苏宝应），三阿去东晋江防重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只一百里地，三阿被围，建康震动，沿江布防。东晋宰相谢安遣其弟征虏将军谢石统率舟师屯兵涂中（今安徽滁州、全椒一带），遣兄子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援三阿。三阿围解，玄与田洛合众五万，大败秦军，连克盱眙、淮阴，俱难、彭超退兵淮北。苻秦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南兖州刺史，镇湖陆（今山东鱼台西南），王显为扬州刺史，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淮上的战事，胶着在徐州以南、淮水以北一带。
在荆州一线，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桓温弟）畏苻秦强盛，在襄阳失守前，已把荆州治所从江陵移迁到长江之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西北）。公元381年冬，苻秦荆州刺史（镇襄阳）都贵派兵二万进犯东晋的竟陵（今湖北潜江），桓冲派兄子桓石虔率水陆军二万大破秦军，斩首七千级，生俘万人。次年九月，桓冲还派将军朱绰进攻苻秦占领下的襄阳，焚烧沔北田稻，夺取民户六百余户而还。公元383年五月，桓冲亲率大军十万，进攻襄阳。苻坚派其子巨鹿公苻叡率领步骑五万援救襄阳，桓冲退还上明。
上述苻秦对东晋的局部战争，只是淝水会战前的前哨战，决定双方胜败的大规模的会战正在酝酿中。
公元382年的十月，苻坚召集文武大臣，提出自己的主张，要亲率九十七万大军，一举消灭东晋，让群臣加以讨论。秘书监朱彤随声附和，说什么“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就是说只要大兵压境，东晋就会不战而降。尚书左仆射权翼则带头反对，他认为东晋“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江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未可图也”。太子左卫率石越也认为东晋“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因此“未宜动师”。由于多数朝臣反对出兵，这次廷议议而不决。苻坚单独同他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商量，苻融分析了秦、晋双方的情况，指出“晋主休明，朝臣用命”；“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当时没有灭晋的可能。他还哭着说出自己最大的心事：鲜卑人、羌人、羯人布满在长安附近一带，他们都是苻秦的仇敌，大军一旦东下，关中将会发生极大危险。苻坚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也都规谏苻坚不要出征，苻坚一概不听。鲜卑族的慕容垂、羌族的姚苌却在私下劝苻坚伐晋，慕容垂便以“小不敌大，弱不御强”为理由，请苻坚作出最后决断。事实上在灭掉前凉和攻占梁、益二州以后，苻坚就有进一步征服江东的企图。他对大举伐晋这件事，“内断于心久矣”（《晋书·苻坚载记》），是不可改变的了。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东晋内部的情况。
汉部族很早已经形成，而东晋侨寓政权，正是建筑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基础之上的。那时东晋境内的世家大族，兼并土地，相当剧烈，因此失去田园而流亡的农民，往往逃逸山湖，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1]，但由于强敌压境，江南土著农民和北方流亡到南方的农民，热爱汉族的政权，看到汉族的政权又面临存亡关头，他们是积极支持东晋的抗秦战争的，因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反居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表面上取得暂时的缓和。作为东晋政权支柱的北方世族大地主和江东世族大地主呢，他们也知道倘使“胡马渡江”，他们在江南的庄园利益，首先会受到损害，从他们狭隘的阶层利益打算，也得咬紧牙关，共同对敌。
在东晋江东政权的内部，孝武帝年幼，世族大地主陈郡谢安辅政，桓冲继其兄桓温之位，坐镇荆州。谢安为了培植中央的势力，在桓温过去“土断”政策的基础上，把北来侨民，征募为兵，号称“北府兵”，由谢安兄子谢玄负责训练，已经过七年的时间。这支新军的成立，在荆、扬二州的均势上，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改变了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新军士兵的来源，不是其父祖是北方流亡南下的农民，便是本身是冲破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布置的封锁线而来到江南的农民，热爱汉族政权之情之真，收复失地之情之切，异乎一般的兵士，因此，兵额虽少——不满十万人，而战斗意志，却极坚决。与此相反，苻坚军队虽然号称百万，除了氐族之外，十之八九是汉族人民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被强迫征发而来，根本不愿意作战，哪里还谈得到旺盛的战斗意志呢！
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七月，苻坚下令进攻东晋。他规定在苻秦的统治地区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平民每十丁抽出一丁当兵。“良家子”（门第比较高的富家子弟）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都授与羽林郎的官号。良家子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苻坚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统率这些羽林郎。到八月二十六日，苻坚任命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等所率步骑二十五万先行；任命姚苌为龙骧将军，带领蜀军东下。九月初二，苻坚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黄〕河入石门（即河南荥阳石门，过此石门入蒗荡渠，可通汴水），达于汝颍”（《晋书·苻坚载记》）。这支声势浩大的百万大军，在出师前被苻坚吹嘘为“投〔马〕鞭于〔长〕江，足断其流”（《晋书·苻坚载记》），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苻融指挥的到达颍口（今安徽颍上）的三十万先遣部队。
东晋王朝发表了谢石为征讨大都督（元帅）、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谢安子）、桓伊等率众八万，抗击秦军。又命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增援淮南军事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谢玄率领的北府兵，便成了淝水之战中晋军的主力。
这年十月，秦军就在苻融指挥下，渡过淮水，攻下寿阳，生擒晋将徐元喜。晋将胡彬听到寿阳陷落的消息，退保硖石（在今安徽寿县西北。淮水流经山峡中，两岸山上各有一城，是屏障淮南的重要据点）。苻融要消灭东晋这支在淮水上的援军，命将军梁成率兵五万，屯扎洛涧（即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洛河），不但把淮水水道截断，使胡彬的水军无法东撤；同时也巩固了寿阳秦军的东面防务。谢玄军主力自东向西推进，忌惮梁成军，到达距离洛涧二十五里地就停止前进。胡彬困守在硖石，粮食快要吃完，派人报告谢石说：“今贼（指秦兵）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军捉到送信的人，把他送到苻融那里。苻融赶忙派人去项城报告苻坚说：“贼（指晋兵）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坚听到这个新情况，便把大军留在项城，自己只带轻骑八千，赶往寿阳。
苻坚到了寿阳，派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前往晋营，说谢石等投降。朱序私下对谢石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谢石本来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方针，“欲不战以老秦师”。这时接受朱序的建议，决定趁秦军尚未全部集中，对它的前锋发起攻击。到下一个月，谢玄便派前锋刘牢之带了北府精兵五千人急行到洛涧，奋勇渡河，阵斩秦将梁成及其弟梁云，秦步骑奔溃，抢渡淮水，士卒溺死的有一万五千人。刘牢之纵兵追击，生擒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秦军丢弃的全部军械。洛涧这一仗的胜利，对淝水战争的全局，是起决定性影响的。晋军水陆并进。苻坚同苻融登上寿阳城，看到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在寿县城北四里）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苻坚有点害怕了，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啊，怎么能说他们的力量弱呢！”
着寿阳城东面的淝水布阵。晋兵进至淝水东岸，两军隔水相望。谢玄派人去对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军将领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在兵法里也有这样一句话，“不动如山”（《孙子·军争篇》），就是说军队驻守时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苻坚、苻融却认为可以同意晋方的要求，苻坚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济矣。”这也是符合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的。《孙子·行军篇》就说：“客（敌军）绝（横渡）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由于这时敌军横渡江河，首尾不接，行列混乱，攻击比较有利。苻融于是麾军稍退。可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他们不愿作战，一退即不可止。秦军阵势大乱，不可收拾。谢玄等引兵渡水猛攻。苻融驰骑略阵，想阻止秦军盲目退却，马倒，为晋军所杀。秦军指挥无主，更溃不成军。谢玄等乘胜追击，一直追杀到寿阳城西面三十里的青冈才收军。“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在苻秦军中的朱序和原前凉主张天锡、原东晋寿阳守将徐天喜等一起投奔晋营。晋军收复寿阳，俘虏苻秦淮南（治寿阳）太守郭褒。
东晋王朝取得了这样一次辉煌胜利，但继续扩大战果的工作，却从来没有计划过。宰相谢安虽然有志“混一文轨”，但因父子叔侄都立了大功，遭到朝廷的猜疑，擘画大事，每多顾忌。直到第二年（公元384年）八月，谢安才“奏请乘苻氏倾败，开拓中原，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正式出兵北伐。
在这以前，晋军在淝水大捷胜利形势推动下，东起淮、泗，西至荆、襄，已在陆续出击。公元384年正月，刘牢之进克谯城（今安徽亳州）。桓冲也派上庸（郡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太守郭宝攻取魏兴（郡治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三郡。还派竟陵（郡治石城，今湖北钟祥）太守赵统进攻襄阳。同时，晋将杨期又进据成固（今陕西城固），击走苻秦梁州刺史潘猛。二月间桓冲病死，赵统在继任荆州刺史的桓石民（桓冲兄子）支援下，于四月攻取襄阳，苻秦荆州刺史都贵狼狈逃跑。五月，东晋梁州刺史杨亮（杨期父）便率部五万伐蜀。同年十二月，秦梁州刺史潘猛放弃汉中，逃奔长安。到第二年四月，晋军终于攻克成都，收复益州。这样，淝水战争前被苻秦占领的东晋梁、益二州和战略要地襄阳，都给东晋收复了。
谢玄接受北伐的任务，于公元384年八月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九月又派刘牢之攻下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前秦兖州刺史治所），河南城堡，望风归附。十月，晋军进伐青州（州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军至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前秦青州刺史苻朗（苻坚从兄子）来降。谢玄分遣诸将，一度把军事力量推进到（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公元385年，刘牢之还渡河攻占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并进军邺城。东晋君臣们所谓“开拓中原”，或是“经略旧都”，只是想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刘牢之以一军渡河北攻，曾因骄傲轻敌，被慕容垂所败，部众损失了几千人。随后入邺城，“收集亡散，兵复少振”，慕容垂被迫北趋中山（治卢奴，今河北定州），以避晋军的兵锋。可是东晋王朝借口刘牢之在这次战役中打过败仗，就把刘牢之的军队从河北前线撤回来了。其实河北和关中地区不能恢复，河南地区照样不能确保。淝水之战以后不到十年左右，东晋收复的洛阳、虎牢、滑台、这些黄河以南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慕容德（慕容垂弟）甚至在青州（今山东东部）建立起南燕王朝来，这是历史事实的最有力说明。
淝水战前，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国力都比较雄厚，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它们都有统一中原的可能，或已统一中原。所以东晋庾翼、桓温等想要北伐，主观上虽抱着收复中原的宏愿，结果却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淝水战后，北方再度分裂，其中武力较为可观的如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但都没有统一中原的力量；其武装力量、政治条件不如后燕、后秦的，更不用说了。中原既没有统一的力量出现，那么，统一中原的，不是塞外的鲜卑族，便是江南的东晋。而当淝水战后，纷争云扰的局面揭开的时候，北魏拓跋珪刚开始他的复国运动，要巩固他的恒代政权，还不大容易，哪里能谈得到立刻入主中原呢?从这一点看来，淝水之战，是民族大移动中的最大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能否统一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理该不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王国——苻秦消灭南方的汉族王朝东晋，便是东晋收复中原。可是却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主要的原因，在于东晋统治集团苟安江南，没有收复中原失地的决心。
上节提到，东晋的统治集团，从他们狭隘的阶层利益出发，不得不抗御苻秦，淝水一战，氐贵族是打败了，追击氐贵族的时机到来了，可是他们只想保全他们在江南的庄园，并没有统一中国恢复河山的要求。虽以北府兵之善战，收复了黄河以南的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荆州军又克复了蜀地和汉中，而东晋王朝对于黄河以北、潼关以西的地区，却弃而不顾。不但如此，就是对于已收复地区内曾长期受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奴役的汉族人民，不但没有解除他们的痛苦，而且还四出抄掠“生口”，作为奴婢，俘虏他们到江南世族庄园内去强制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2]。东晋统治集团中的有些人更是胡作非为。在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之后，关中汉族人民千余家自拔南奔，东晋的戍防将领，还诬蔑他们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3]。这样，只能给中原人民带来更大的失望。
中原既没有统一的力量出现，东晋的统治阶级又是苟安江表，志在抄掠“生口”，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塞外拓跋氏的势力，在毫无阻拦的情势下，便逐渐发展起来。公元395年，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一役，拓跋氏歼灭了后燕慕容垂的骑兵主力八万人。公元402年，蒙坑（今山西襄汾东南）一战，拓跋氏又消灭了后秦姚兴的步骑各兵种四万人，于是率领其善战的骑兵部队，“入主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
前秦王朝的灭亡 苻坚在淝水大败时，身上中了流矢，单骑逃到淮水北岸。他强迫征调来的军队，绝大部分已经溃散，只有慕容垂带领的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在公元383年十月间奉命出击东晋的郧城（今湖北安陆），没有参加淝水会战，完整地保全了下来。这年十一月，苻坚从寿阳前线到了慕容垂军中，慕容垂护送他前往洛阳。苻坚沿路收集散兵，到达洛阳时有了十多万人。同年年底，苻坚回到长安。
这时河北局面不稳。慕容垂要求到邺城去祭扫先人陵墓，同时安抚河北，苻坚答应了。慕容垂脱离苻坚不久，就自称燕王，打起复国的旗号。鲜卑、丁零、乌桓各族人纷起响应，部众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东进争夺邺城。到公元386年年初，慕容垂自称皇帝，定都中山。河北广大地区终于被他占领了。
苻坚南征时，命太子苻宏监国。留氐族弱卒数万人戍守长安。当时“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晋书·苻坚载记》），关中形势对于苻秦王朝极不利。苻坚败归长安不久，鲜卑贵族慕容泓（前燕主慕容弟）招集被奴役的马牧鲜卑，众至十余万人，屯兵华阴。苻坚令其子巨鹿公苻叡率领羌部落贵族姚苌等领兵五万，进攻慕容泓。苻叡粗猛轻敌，又不顾士卒死活，结果战败，为慕容泓军所杀。姚苌一方面怕苻坚加罪于他，一方面也看到氐人势力已衰，羌族是关中的一支巨大力量，只要把留在关中的鲜卑人赶出潼关，羌族就可以取代氐族而称王关中。姚苌于是出奔渭水北岸，在羌人和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公元384年夏进屯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耀州东南）。苻坚亲率步骑二万进攻姚苌，先胜后败。后因慕容冲军逼近长安，苻坚只得引兵回长安。
慕容冲是慕容泓的弟弟。慕容泓的部下杀泓立冲，进逼长安。从公元384年六月到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包围了一年之久。慕容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五月，苻坚留太子苻宏守长安，自率数百骑，和妻张夫人，幼子苻诜，二女苻宝、苻锦逃往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到了七月，姚苌派骑兵包围五将山，活捉了苻坚及其家属，苻坚被勒死在新平（郡治漆，今陕西彬县）佛寺里，张夫人、苻诜等都自杀。
苻坚的太子苻宏守不住长安，率领数千骑兵和母、妻等逃奔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八十里），辗转投奔东晋。
淝水战前，苻坚以庶长子苻丕镇邺城。淝水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率部二十多万人，围困邺城，“苻丕在邺粮竭，马无草，削松木而食之”（《晋书·苻坚载记》）。慕容垂见邺城一时攻不下来，北屯新城（今河北肥乡西），想诱使苻丕西归。可是苻丕并没有撤出邺城，反而向东晋统兵北伐的谢玄求援。谢玄派刘牢之等率兵二万自黎阳东援邺城，并由水陆两路运米二千斛，来接济邺城守军。后来晋将刘牢之奉命撤兵，苻丕只得放弃邺城，率邺中男女六万余口，往西退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苻丕到达晋阳后，始知长安失守，苻坚已死，苻宏投奔东晋，他就在晋阳称起皇帝来了。氐族的根据地在关中，苻丕要谋发展，还得返回关中。苻丕留大将王腾守晋阳，自己带领步骑四万，进占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当时关中的鲜卑族人在慕容永率领下，正向关东撤退，因河南已为晋军占领，要经由河东回到河北去，苻丕却不允许他们假道，引起了一场激战，结果苻丕大败，率数千骑南奔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他想偷袭洛阳，遭到晋将冯该的邀击，被冯该所杀。他的残余势力，大部分回到关中，小部分为西燕慕容永所接收。这是公元386年十月间的事情。
苻坚族孙苻登，勇悍善战。枹罕（今甘肃临夏）的氐族豪帅推举他为都督陇右诸军事、雍河二州牧，他率兵五万东下，攻取南安（郡治道，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地。苻丕既死，关陇的氐族残余势力拥护苻登做皇帝。当时胡、汉各族归附他的有十余万人之多。他和姚苌及其弟硕德连年作战，互有胜负。到公元394年，为姚苌子姚兴所败，兵溃被杀。苻登子苻崇奔湟中（今青海西宁、湟中一带），为西秦乞伏乾归所逐杀。前秦亡。自公元350至394年，前秦立国凡四十五年而亡。
前秦苻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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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遭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公元376—396年）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
[2] 《晋书·殷仲堪传》：谢玄镇京口……以为长史……仲堪致书于玄曰：“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怨苦之气，感伤和理。……当世大人既慨然经略，将以救其涂炭，而使理之于此，良可叹息！愿节下……隐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顷闻抄掠所得，多皆采饥人，壮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亲，行者倾筐以顾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絷，生离死绝，求之于情，可伤之甚！……必使边界无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发，必声振沙漠，二寇（慕容垂、姚苌）之党，将靡然向风，何忧黄河之不济，函谷之不开哉！”
[3] 《法苑珠林》卷82引《冥祥记》：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共械，衔身掘坑，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崇……夜中械忽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遂至京师，具列冤氏（抑），帝乃悉如（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为编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