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再次重印之际，我很高兴地接受了编者要我“再说几句”的诚挚邀请。我虽然满意于人们对本书的需要，但也不乏忧虑，即本书现在是否值得人们进行研究——假定以前值得研究的话——或者本书从前可能做出了无论何种成绩，但现在应该悄悄地让位于后来者了。实际上，相对于历史的行进、经济学的进步（至少是在动）以及笔者本人思想的发展，本书在几个方面有些过时了。当前的情况已无法用1933年我为伦敦第一次重印时所写的前言来涵盖。在此15年中，从我们眼前流过的历史长河，多数时间浊浪滔天。加之，那篇 前言是一位疲劳的大学教师在学期之末急于赶去度假的情况下写就的。现在回过头来读那篇前言，有的部分简直就像是未完成的草稿，其内容也明显反映出笔者当时的一些成见。但我也略感满足，因为我注意到，事物的发展趋势几乎无法驳斥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3年8月时的某些预感。1940年伦敦第五次印刷时我又加了一篇“增记”，该增记在理论分析上相对来说更为直接地切中题意，现在，我想再作些修正并进一步加以阐发。 ［1］

将消费理论和包括资本生产在内的生产理论作为囊括了分析经济学主体（分配理论不过是个脚注而已）的两个主要论题，即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关系主要影响的是后一个部分。现在，我想对本书新的读者谈谈我的观点，尤其是在这一点上。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围绕资本理论进行讨论的，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一点是一般经济分析的中心以及初学者的难题（pons asinormum）。原文从现实生产的角度，发展出“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企业家”在一给定时间里购买生产服务，并将它们转换为在下一个时间出售的产品。这一观点表明了一种“生产期间”，尽管该观点并没有忠于由李嘉图发端、由庞巴维克发展并推广的理论。早在1930年代初，我已渐渐相信，这种关于生产和资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当时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提出我的看法。我也认识到，我的观点的改变也要求我对自己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理论进行重新阐述（参见1935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文章，尤其是脚注，第79—80页）。现在事情似乎很明显，利润一定会根据某个既定时间段，即一个或长或短的会计时间推算出来。在这样一段时间内，一家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利润，就是实际收入与支出（包括定金和贷款）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通过同一时间内资产总价值的变化而增大或减少。（在这一阶段内要假定固定价值的货币单位。）会计期可以按人的意愿在数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短一些（以减少货币变动率的实际变化）。

由此我们立刻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确定性和利润理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资产价值及其变动问题。这就涉及到了资本以及资本利润率学说，但又区别于利息理论。因为，这些价值是靠对未来收 人流的资本化获得的。预期收益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资本化的比率，几乎都是不确定的，但所有这些数据显然都在已经结清而且平衡并显示出在某一特定时刻账目状况的账簿资产上，有合乎逻辑的体现。通常，价值包含了对未来可分配范围之外的东西的一种预期，严格地说，如果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采取一次总的清算的话（世界末日），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了。（实际的清算涉及某些资产向其他账户的转移。）

由此我们还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存在将生产和消费分割开的生产期间或时间间隔。如果两者的时间间隔相等（“静止经济”的通常含义），严格地说，两者也就是同时发生的；任何“投入要素”的维持和置换，都只是被耗费的“服务”的生产组成部分。消费可能超过生产，其间的差额代表着资本抽资、减少投资或资本的“耗费”。两者之混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相反的事实，这一点在现代产业文明社会尤为典型，即生产超过消费，其差额代表的是资本的投资或资本的生产，这一点始终意味着超过维持的净生产，其中包括置换以及形式上的不管何种变化。根据表面的印象，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资本品的生产以及随之用来产生收入的生产，是间接的未来产品的生产，资本的量将与间接的程度或是生产与消费间的时间间隔相一致。然而，稍为对其进行一下严格的探讨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一个静止的或进步的经济体中，投资实际上是永久性的，在现实中，几乎每一个投资项目都有永久性的承诺，甚至用收益进行的再投资也是这样——除非或直到其所有者因某些意外的事情需要对其进行清算。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这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净清算。再者，与以前的投资相 比，对任何资本增值的有计划清算，也不存在一对一或整体对整体的具体的对应。资本的生产不能视作为其未来收益的间接生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两种生产行为，尽管这涉及到了双重计算，在任何情况下，生产的结果不是消耗了服务就是资本有了增长，严格地说，这种结果总是与生产本身同时发生的。

另一种结果是，按照逻辑的分类，各种有用的投入要素都一定包括在资本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放弃“基本”要素的概念。而明显的事实是，现实世界中所有的经济价值，从经济意义上说，都是过去生产出来的，除非预测或计算有误，否则相同价值的成本相等。甚至人类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是一个例外。在奴隶社会中，这一点非常明显，也不会引出什么难题。但在自由社会里出现的问题，就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因为，人既不能买又不能卖，对人的投资不能在一种极为相似的经济情况下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将维持“一个工人”的消费，与工人有目的的消费本身，确切地区分开来。但有一点很清楚，人，尤其是人的生产能力，其生产、维持与替换是有经济成本的，因此本质上它与我们认可的资本品相似。就“自然要素”而论，其现在价值可以追溯到勘察、开发以及诸如此类的生产活动（投资），其中包括“等待”，为保证人类和其他利用过的资源的回报的一种牺牲，以及已付出的税赋和其他成本。这也适用于各种分类的要素，但因为预测错误或对冒险采取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态度，它不适用于特殊的要素。从长期看，只要它们体现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误差，不是需要从正负两方面进行价值估算的某种“偏差”，我们就假定，它们是均衡的。

放弃经不住推敲的最终资财（ultimate resources）的概念，以 及作为中介产品的资本品的概念和生产期间的概念，对生产的正确描述就不应使用“经济循环”（kreislauf ）的概念，而应使用一个包罗一切要素包括人的与非人的复合投入要素的概念，这一复合投入要素不仅不断地维持着自身，而且还另外生产出一个可以用来消费或再投资的回报。由于是以唯一可能的衡量标准——价值为衡量尺度，所以这就是资本。资本的量则取决于资本的预期净收益（这要取决于经济中有影响力的所有条件）以及资本化率。其中所涉及的原理与鲁滨逊社会或一个以无论何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相同。“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是单位资本除以成本的商，即牺牲了的消费和牺牲的任何新种类的每年每单位将会带来一份长期净收入的新资财除以成本的商。投入的新投资不仅有“资本品”（过程含义上的物品、机器等）、自然要素和人力，而且还有技术和科研、社会遗存和艺术品以及各种耗费，或是包括所有要素的服务在内的投资本身。在一个金钱社会里，如此决定并限定的回报率也确定了贷款的“自然”利率。应该注意的是，所有要素的收益和价值形式都取决于一种文化或文明的非物质方面，实际上，除了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生物人以及某些类似物外，每样东西都和资本相同，是一种累积的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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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特征，也是本书最为明显的缺点，即它实质上缺乏对“经济循环”和类似问题的分析，实际上自1929年以降，经济循环作为商业活动中不确定性和利润——尤其是损失的主要的唯一的源泉，吸引了经济学家和公众的注意。这一论题也隶属于生产理论。就单独一本书的范围而言（尤其是，本书原 来是我1916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笔者仍然认为，采用一系列限制性的假设，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科学方法。无疑，对古典一新古典一派的批评是较为合理的，即古典一新古典面对这种问题时的反应，以及在思想体系中为这类现象找到一席之地的动作，是如此之缓慢和犹豫。由于缺乏相应的具体知识和训练，我感觉我的多数努力过于偏离了同样重要且需要努力耕耘的经济学的这一方向，笔者继续停留在就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争辩的边缘，这些问题是自引发大萧条的大崩溃以来，最大程度地赢得了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1930年代早期）当然不是一个全新的论题，甚至在1915年我选择博士论文的论题时，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古典经济学说的空白正由各国学者进行填补，但在美国，尤其是在1907年的恐慌之后，常常还有对以完全市场和“中性”货币以及资源的完全使用为基础的理论的无端攻击。然而，大萧条，尤其是1935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本书只能就这些事件的最新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扼要地作几点评论。对大多数这种发展，以及这种最新的“时新经济学”，我仍然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不仅尤其适用于“货币学派”利息理论，而且也适用于使货币理论成为系统经济学的核心和出发点的全部规则（将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特例”看待），在许多方面，这也尤为适用于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理论。这正是我们期望从凯恩斯著作中看到的进展，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在对引起混乱和非均衡的货币现象的重要作用进行的令人生厌的讨论，而不是对所提出的具体问题的解决。至于繁荣、萧条和失业理论中的诸种问题，我敢肯定，对这些 问题的分析将以这一事实为起点，即任何一个投机性市场通常都表现出不稳定均衡以及价格在一个不确定的有限范围内波动的趋势。相应地，周期被认为与易于引起投机的所有耐用品和专用物品的生产相关。“这种”周期的特殊问题就是与具体行业相对的经济整体中的扩张和紧缩问题，在具体行业中，人们认为一定时期和一定幅度内的差异可能会相互抵消。

我相信，在以货币表示的一般耐用品市场上所应用的相同原则中，我们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从对货币未来价值，即与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截然不同的货币未来价值的投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投机大部分都不是有意识的，但因了这个原因，其结果往往更为重要。任何合理的货币理论以及一般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是在“真实”货币（价值单位除外）的两种主要职能间，即，作为一种物物交换的支付中介和“价值储存”或持有财富的形式这两种职能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前一种职能中，支付主要是对服务的支付，其中也包括对储藏的财富和预期的财富的支付，作为一种已确立的支付的“制度”体系的职能，货币的流通速度相对来说较为稳定。然而，货币作为储存财富的功用，与真实物品和以货币表现的票据（obligations）相比，在假定货币量不变的条件下，其自然预期必定会因流通速度和价值的周期波动而有不同。无论价格什么时候上涨或将要上涨，所有持有这类看涨价格财富的人，都会通过将货币转换为物品，通过购置和建造——以及相反的行为，来促使其上涨。在这种条件下，与类似小麦这种商品的世界贸易截然不同（尽管小麦的价格也显示出相当幅度的起伏），这里不存在明确且众所周知的引导投机并限制波动幅度的 均衡条件。投机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般价格的变动幅度也相应很大，其原因部分在于影响货币和价格，包括现实世界中银行体系及政府行为的基本情况，也包括商品供需的“真实”因素。因此，人们通常宁愿根据当时的商业情操——别人认为其他人在想什么和计划什么——来制定企业策略，而不是根据最终决定价格的条件来计算价格应值几何。

我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理由是，我根据这些事实——某些事实，或多数事实，或得到凯恩斯及其他人认可的所有事实——相信“流动性”的供需曲线没有牢固的基础，也不是行为的理性依据，而是一种有害且给人以误导的理论“假设”。我觉得，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庇古的方法较为合理，庇古指出，要靠稳定“信心”或逆从萧条到繁荣的商业心理趋势而行为，并由此而产生出一种必然反应，以维持价格的稳定。就萧条时期采用的政策而言，“乘数”的概念基于一种逆向逻辑，其目的在于减少囤积，而不是蓄意的直接的通货膨胀。所有的储蓄都是蓄意囤积的观点，甚至比幼稚地接受萨伊定理更为荒谬。将过多的储蓄视作为一种威胁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人们愿意储蓄和囤积，那么实际上，在生产超过消费的范围内，有效的货币政策会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因为，超额现金的供给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从政治上讲，稳定的问题就是依靠法治达到一定的目标。因为，除了政治障碍以外，管理者的过分谨慎也会毁掉人们信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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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消费理论，即规范经济分析的另一主要分支，我预先要对新读者说的东西，一定会简明扼要。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一主题允 许人们进行不太确定的分析，因此，任何充分的讨论都会过于冗长。大约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的同时，“效用递减”学说正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论之中。这场争论由希克斯、艾伦和亨利 · 舒尔茨等人发起，他们分别重新发掘出e. 斯拉斯基（e. slutsky）的著作，并着手对其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则主要通过数学阐释而广为传播。在本书中，我略带贬抑地对效用原理做了讨论（第三章），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把它归人了“有害的”学说范围之内。结合课堂上的讨论和对抨击该学说的新文献的批评性思考，深入的研究使我相信，近似于传统形式——但完全与享乐主义相分离——的效用理论是合理的，在一般经济学分析中也是必需的。但我们在描述、绘制和解释曲线时，必须谨慎从事。埃奇沃思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与相对效用曲线基本相同，但在某些含义上略胜一筹。所有的平面曲线在表示两个以上商品的体系时，都有严格的限制，对用货币表示的单个商品的需求曲线，这一点尤为如此。我们不能假设所有“其他条件相同”，尤其是不能在必须假设所有其他价格不变和个人的实际收入不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作出如此假设。与近来一些著述的倾向相反，我偏向于后一种选择，因为它有效地将货币问题与相对价格问题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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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前的历史趋势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思维中的动向，我最后想谈谈经济学原理的实际意义。本书所描述的经济学形态，是在启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使用的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语词，以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为其特征。在一种于19世纪传播到全世界的社会体制中——始于英国，然后通 过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的强力推动——这些理念获得了双重的体现：政治上，通过选举和责任代议制在普选政府中得到了体现；经济上，在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中得到了体现。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受到抨击，而且明显处于守势，尤其是最近数十年间，经济方面的个人主义还在退却。在英国，自由企业甚至遭到了李嘉图同时代人的抨击，已经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始于《共产党宣言》出版的1848年，j. s.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也在那年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是意大利和德国议会政体向反共产主义的政党投降，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变化。相同的症候还有英国和美国国内各种形式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成长，在英国，这一点由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权力而表现出来。由于这里不准备就这么多变化所引出的大量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与解读本书相关的一些评论。

首先，我必须着重强调一下在经济学的古典形态或价格机制形态（price-mechanics）方面常常表达的一种错误观点，其错误是如此之荒谬，以致它实际上只适用于经济上按照现代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模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些不正确的观点的提出和强化，依据的是历史发展中在时间上巧合的一些事实，从许多分析细节上看，情况也的确如此。但就其根本来看，我们有两个理由认为它是错误的。第一，社会主义或独裁主义运动并没有试图提出，或是认真提出废除作为实际经济组织主要特征的、且是为了获取金钱而在（多少有些自由的）市场上所从事的商品和服务的买卖。而要做到一点，就必须从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回复到原始的生活方式， 否则就没有可能。因为，资源的分配、生产的技术管理和产品的定量配给，都会成为无法解决的管理问题，即使对个人自由的关怀，也会被抛入垃圾堆。（这里甚至无需指明，对物品和服务开放的市场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的选择自由，才是唯一一种能够从双方利益出发，提供大规模协作的机制。）但是第二，分析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完全就是经济行为的原则，也就是不管什么社会和政治的形态，只不过是借助于所使用的手段，通过个人和群体，有效地达成自己目的的原则。甚至在将绝对的君权和对人的绝对的所有权以及对土地和财货的所有权集于一身的“专制君主”的统治下，人们还是一样要作出选择和决策，以使自己的活动更为有效，而不是浪费时间做无用功。而且，经济与组织的抽象原则也并不在乎是谁在作出决策，或者说，不在乎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和技术，以及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其次，我最后想就社会道德信念，即观念形态的立场，做一个简单的声明。我当然不相信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我也清楚没有哪位声誉卓著的经济学家相信这个字眼。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以及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都没有完全否定政府的职能，并将其职能只限制在保障个人自由和防御外敌的攻击上。人们都不否认“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的说法，事实上，社会创造人远甚于人创造社会，从审慎的思考和行动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但我相信，个人主义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学。其选择在于两者之间，即允许人民通过双方同意而确定协作的一般形式和条件，或是让所有行为服从于某些对权力拥有法定权利基础的终极权威。理性及历史两方面的经验似乎表明，不管自由社会多不成 熟，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独裁统治虽然较为糟糕，但多数人的统治或许才是最坏的暴政。对一位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对其自己负责，即“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担当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是一项正当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它也似乎证明，代议制政体与自由交换及自由企业制度两者，对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都取决于道德评判或偏好，同时也很容易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些反对者要么相信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要么相信实行民主的集体主义可以保存个人的基本自由和责任感。英国和美国，或许还有别的一些国家，正趋向于国家全面参与管理经济生活，但表面上却在关注源自启蒙运动的理想，即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这一问题也值得商榷；实际上，除非人们讨论到政治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细节问题，理论才具有抽象的魅力。但我相信，从经济学上说，任何国家行为的重大扩张都与政治自由不相一致，这种“管制”会要求更多的管制，并趋向于陷入全面的严格控制——在没有走到极端之前，还要求对思想和言论进行严格管制——无论是否伴随着对权力的生死争夺，最终都会走向专制主义。此外，国家的扩张一定会损害到家庭以及民办和公办的机构，一定会使两国之间的冲突加剧，正是这样，一个巨大威胁，即人类的灾难性结局已经隐隐出现。

另一方面，自由企业本身也存在一种促使权力集中、不平等加剧的自然趋势，而政治行为似乎是仅有的一种抵御手段。通过把权力——物质的、知识的、组织的以及道德或心理的——交到人们尤其是普通人手中，自由主义在一个短时期内创造出的巨大的物 质进步和知识进步，已经超过了它自身公平地分配权力并明智地使用权力的范围，成了促使其自身毁灭的征兆。在不久的将来，现代文明的问题，只有通过在相互冲突的善与相互关联的恶之间争取最大可能的相互妥协来加以解决。需承担责任的公民需要具备大量且多种多样的知识和道德素养。诸如本书这类读物就是希望在一个适当而且基本的方面作出一些贡献，即将开放市场的机制作为一种协作方法来进行理解。因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既不同于蜂巢中的蜜蜂，也不同于棋局中少数巨头争夺权力的棋子，这种组织形式自人之成为人以来，肯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弗兰克 · h.　奈特

1948年10月于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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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新写的前言是两年前为西班牙文译本所写前言的定稿，西班牙文译本今年终于出版了：m. 阿吉拉出版公司（m. aguilar），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