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懂得马的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但对于一个可怜的小偷而言，这便是他偷到的最不知如何处理的东西。我回到家里时女管家大吃一惊，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怎样处理那家伙。把它送到某个马厩去绝对不行，报上肯定要刊登出公告，马的模样会被描述出来，那样我们就不敢去取它了。

我们为这个不幸的冒险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马送到一家客栈，并让一个杂务工送一张字条到那家酒店去，就说那位绅士在某个时间丢失的马被留在了某家客栈，可以去那儿领取；那个接过马的女人牵着它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后找不回去了，就把它留在了那儿。我们本来可以等到马的主人登出公告并给予报偿，但我们不想冒险去领它。

所以这既是一次盗窃又不是盗窃，因为从中既没损失什么又没得到什么，再说我也很反感穿着一身乞丐衣服出去。那样做一点效果都没有，另外我还觉得不吉祥，十分险恶。

我在穿着这身打扮期间遇到一帮人，在我交往过的人中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糟糕的，我对他们的行当有了一点了解。他们是些铸造假币的人，向我提出很好的发财路子，不过他们要我担当的角色最为危险。我正是指他们所谓的加工模具，而假如我被捉住则必死无疑，并且是在火刑柱上——瞧，也就是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看起来像个乞丐，但他们却保证只要我愿意干就能得到大量金银。不错，假如我真是一个乞丐或者像当初那样绝望，我也许就同意了，因为对于生活无着的人而言死有什么关系呢？可我目前并非处于那种状况，至少我还用不着去冒那些可怕的风险。另外，我一想到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就恐惧得要死，好象血液都凉了，变得忧郁万分，以致想到此事必然就会不寒而栗。

这也使得我不再打扮成乞丐了，因为尽管我不喜欢那个提议，但我却没有告诉他们，而显得对它欣赏的样子，答应再见面。可我不敢再见他们了——如果见了他们又没同意，却给予了拒绝，尽管我极力保证会在世上保守秘密，他们也会杀了我，以免他们的事出差错，从而如他们所说使自己放心。至于是怎样的放心，那些为了防止危险可以去杀人的家伙心中是明白的、最能作出判断。

这件事和偷马的事都根本不是我预期的行当，对此我决定不再说什么——这样做并不困难。我的本行似乎在另一方面，虽然它也危险重重，但却对我更适合，即使遇到意外我也会有更多办法和机会逃跑。

那段时间还有人几次要我加入到一帮撬窃者当中，不过我也没心思去作那样的冒险，正如我不想铸造假币一样。我曾提出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干，他们要做的是使用计谋钻到一座座房子里去。我本来很愿意去冒险，可他们已经有了3个人，又不想分开，我又不想有太多的人一起行动。所以我没有答应他们，结果他们为自己随后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不过后来我遇见一个女人，她常告诉我自己在海滨冒险怎样成功，我便答应和她一起干，并且干得相当不错。一天我们来到圣凯瑟林的一些荷兰人当中，假装要买暗中运上岸来的物品。我到一座房子里去了两三次，我们看见大量的违禁物，我的同伙有一次弄走3块荷兰黑丝绸，卖了不少钱，我也分得一些。可是我自己去了那么多次却没找到机会下手，便放弃了，因为那些人看见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去产生了怀疑。

这使我受到一点打击，我决心要采取什么行动，因我不习惯经常两手空空回去。所以第二天我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下，漫步来到城市的另一端。我走过“斯特兰德交易所”，但无意在那儿做什么，这时我突然看见此处剧烈地喧闹起来。所有的人——店主和其他人——都站起来极力张望，原来竟然是某个女要人将来到交易所，人们说是女王。我紧靠在一家商店旁边，背对着柜台，好象要让人群过去。这时我的眼睛盯住一包织品，店主正把它拿给站在我旁边的一些女士看，可她和一个女店员却非常专注地望着谁要来了，看他们会进哪家店里；我则趁机将一纸包织品塞入衣袋内，随即离开。因此这个女帽销售商为自己渴望见到女王的行为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我离开店子，似乎被人群推挤着向前，将自己混杂在他们当中，从交易所的另一扇门出去，就这样在他们发现织品丢失前我已走了。我不愿被跟踪，便叫了一辆马车，上去把自己关在里面。我刚一关上车门就看见女帽商的店员和另外约五六人跑到街上大喊，仿佛受了惊吓一般。他们并没有喊“站住，小偷！”因并没有人逃跑，不过我听见有人喊了两三次“有人偷东西”和“是织品”，看见那个女人苦恼地绞着双手，睁大眼睛不断来回望着，像个被吓坏的人那样。拉我的马车夫正爬上驾驶席，但此刻还没有坐好，马还没有动，所以我相当不安。我取出那包织品放好，随时准备把它搁到先前已打开的、就在车夫后面的门帘处。可让我十分满意的是不到半分钟马车便移动了，就是说车夫刚一上去叫马走车就移动了。他驾着马车驶去，我则弄走了偷到的东西，它价值近20英镑。

次日我又把自己打扮一番，不过完全是另一身装束，再次往那条路走去，但直至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才有情况出现。我看见公园里有许多高雅的女士，她们在那条林荫道中散步。其中有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带着一个约9岁的妹妹——我想是这样。我注意到她戴了一只漂亮的金表和一条不错的珍珠项链，有个穿号衣的男仆跟着她们。但在林荫道中男仆通常是不跟在小姐女士们后面的，所以我注意到那个男仆在她们要进入林荫道时停住了，大的那个姑娘让他在那儿等着她们散步回来。

我听见她让男仆停下后便朝他走过去，问他那个小姐是谁，又和他聊了一下，说与她在一起的女孩多么漂亮，她本人是多么文雅，举止多么得体，她多么富有女人气质，多么端庄。这个傻瓜立即告诉了我她是谁，说她是埃塞克斯的托马斯先生的大女儿，她非常有钱，她母亲还不会到城里来，不过她和威廉先生的夫人一起住在沙弗克街，以及很多其它情况——她们由一个女佣和一个年轻女人照顾，另有托马斯先生的马车、马车夫和他本人，那个年轻女人无论在这儿还是在她们家里都是女管家。他告诉我的事情太多了，足以让我采取行动。

我本来打扮得不错，也像她一样戴着金表，于是我离开男仆走到那个姑娘旁边，等她在林荫道里转过一道弯又往前走去后不久，开始向她打招呼，叫她“贝蒂小姐”。我问她什么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信，夫人即她母亲啥时到城里来，她的情况怎样。

我很亲切地谈着她的整个家庭，使她毫不怀疑我对他们一家人都很熟悉。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奇姆夫人（这是照顾她们的那个女人的名字）一起出来，以便让她照料好朱迪思小姐（姑娘的妹妹）。然后我和她聊了好一阵子关于她妹妹的事，说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小姐，问她是否学过法语，以及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这时警卫们突然过来了，大家便跑去看到议会大厦去的国王经过这里。

小姐女士们都跑到林荫道的一边，我把大姑娘扶到道旁的木板边上高高地站着，让她足以能看见；然后我又把小姑娘举起来，在这当中我小心取掉了贝蒂小姐的金表，直到人群散开后她走到林荫道中心时才发现表不在了。

我正是在人群中离开了她们，仿佛急急忙忙地说：“亲爱的贝蒂小姐，照顾好你小妹妹。”可以说我是一下就被人群挤走了，而我当时是不愿意离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一旦过去忙乱的人们会很快平静下来，道路也会马上畅通。但在国王经过时人们总是会蜂拥而至，大声喧哗；所以我毫无差错地把事情办完后丢下两个小姑娘，继续匆忙地在人群中向前挤着，好象是要去看国王。我一直挤到人群前面，最后来到林荫道末端，国王这时走向骑兵卫队，我则朝通道走去，它通往黑马克特的尽头。我在这儿叫来一辆马车坐上去离开了。我承认自己没有遵守许诺，即我并不是过去看望贝蒂小姐的。

我曾一度想冒险继续和贝蒂小姐呆下去，直到她发现表丢了为止，那时也许可以和她一起大喊表没有了，把她送到马车上，我自己也坐进去同她一起回家。由于她似乎很喜欢我，听见我那么爽快地谈着她所有的亲戚和家人后就彻底受骗上当，因此我想很容易把事情再推进一些，至少可以弄到那串珍珠项链。可是我考虑到虽然孩子也许不怀疑我，其他人却会的，而假如我受到搜查就会被发现，所以我想最好带着已到手的东西走掉。

后来我偶然听说那个小姐发现表不见了时，就在公园里大喊大叫起来，让她的男仆到处走走看是否能发现我。她把我的样子很好地描述了一下，他知道就是那个站着和他谈了很久话、并问了他有关她们的许多问题的人。可是我在她赶去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前已远远地离开了。

这以后我又作了一次冒险，它与我以前有过的冒险都不同，那是在科文特加登的一个赌场里。

我看见有些人进进出出，和另一个女人在过道上站了好一会儿，当看见一个好象比普通人更时髦的先生走上来时，我对他说：“先生，请问他们不允许女人进去吗？”“允许，夫人，”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你还可以玩呢。”“我就是想玩一下，先生。”我说。于是他说如果我想玩他愿意把我引过去，我就跟着他到了门口，他往里面看着。“夫人，”他说，“如果你想冒一下险，那些赌徒在那儿。”我看看里面，对朋友大声说：“这儿全都是些男人，我不想去冒险。”听见这话其中一个男人叫道：“你用不着害怕，夫人，这里只有公平的赌徒们。很欢迎你来，你想赌多少都行。”这样我便走近一点，在旁边看着，有人给我拿来一把椅子，我坐下，看见盒子和骰子高速地旋转着，然后对朋友说：“对于我们来说他们赌得太大了，好啦，咱们走吧。”

这些人都很礼貌，一个先生鼓励我说：“嗨，夫人，如果你想试试，如果你敢相信我，我会负责不让你在这儿受到任何欺骗。”“是的，先生，”我微笑着说，“我希望先生们不会欺骗一个女人。”但我仍然拒绝参与赌博，尽管我取出了一小袋钱，他们可以看出我并不缺少钱。

我坐了片刻后一个男人笑着对我说：“嗨，夫人，我看见你不敢为自己下赌注。我和女士们一起赌总会交好运，如果你不为自己下赌注就为我下吧。”我对他说，“先生，我很不愿意把你的钱输掉。”接着又补充道，“我的运气也很好，只是这些先生赌得太大，我不敢拿自己的钱下注。”

“哦，哦，”他说，“这儿有10几尼，夫人，为我下注吧。”于是我接过钱为他下注，他则在一旁看着。结果我一次就把10几尼输掉了，盒子传给了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让我替他下注的先生又给我10几尼，让我立刻下5几尼赌注，结果又让手持盒子的男人赢了5几尼。他为此受到鼓舞，让我接过盒子，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冒险；然而盒子很长时间都保持在我手中，让我赢了他所有的钱，我的衣裙里装了一大把几尼。

这个时候我要把所有赢到的金币交给那个男人——因为那是他的钱——并想让他自己去玩，假装说我对这游戏不是很懂。他笑起来，说只要我运气好懂不懂都没关系，但我不应该离开。然而他还是从中取出最初投进去的15几尼，让我用其余的钱继续玩下去。我本来要让他看看自己赢了多少钱，可他却说：“不，不，别告诉我，我相信你是很诚实的，说出来就会不幸运了。”于是我继续玩着。

我对这个游戏是很懂的，虽然装着不懂；我玩得很谨慎，以便让衣裙里留有不少钱——我时时从中弄一些装进自己衣兜里，但做得很隐秘，一定不让他看见。

我玩了很长时间，为他带来极大的好运。上一次我拿着盒子时他们让我下很高的赌注，我非常大胆地掷着骰，一直赢了近80几尼，但在最后一回掷骰时又输回一半多。所以我站起身来，担心把所有的钱都输回去，对他说：“现在请你来吧，先生，你自己接着玩好啦，我想我已为你赢了不少。”他还要让我继续玩下去，但时间已经晚了，我请他原谅。我让他接着玩时，说我希望他现在能让我讲讲赢的情况，这样我可以看看他赢了多少，我的运气有多好。我告诉他一共有63几尼，并说道：“哈，假如不是因为那次掷的骰子运气不好的话，我就为你赢了100几尼。”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他先不愿收下，说除非我拿一部分起来留给自己，我想怎么用都行。我不同意，明确表示我自己是不愿意要的；如果他有心要那样做，那都是他自己的事。

其余的男人看见我们推来推去，大声叫道：“都给她吧。”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有一个人说：“该死，杰克，和她平分吧。难道你不知道总是应该与女士们保持平等吗？”总之，他和我平分了赢的钱，我得到30几尼，另外还有暗中偷到手的大约43几尼——我为此很抱歉，因为他太慷慨了。

这样我便带回去了73几尼，让老女管家看到我去赌博是多么幸运。但她劝我别再去冒险了，我听从了她的劝告，再没有去过那里。我像她一样明白如果赌博上了瘾，我也许不久就会把赢到的钱以及自己其余所有的钱都输光。

命运就这样对我面带微笑，我干得相当不错，女管家也收获巨大，因为我弄到的东西总有她的一份。当我们日子过得很好，对自己已有的财富感到满意时，这位老妇人真的开始谈起洗手不干的事。可是我不知命运要把我引向何方，对此畏缩迟疑，正如过去我向她提出时她也畏缩迟疑一样。所以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我们又暂时放弃了此种想法，一句话我变得越来越麻木胆大，我所取得的成功也让自己出名到了极点。

我有时也冒然地玩着同样的把戏，而按照惯例是不能这样的，无论次次都怎样成功。不过一般而言我每次出去时都极力改变自己的打扮，总是以新的形象出现。

这是一年当中让人不得安宁的时候，男人们大多出城去了，像唐布里奇和埃普索姆这些地方的人都很多。可伦敦市里的人却很稀少，我想我们这一行也像其它行当一样受了点影响。所以年末时我加入到一伙人当中，他们通常每年都要去斯托布里奇集市，再从那儿去萨福克的贝里集市。我们原以为在那儿会大有收获，但我去看到那里的情况后马上就感到厌倦了，除了仅仅从别人衣袋里偷点东西外简直没啥可干的，即使偷到赃物也难以把它弄走，并且在这儿行窃的机会也没有在伦敦多。整个这趟我在贝里集市只弄到一块金表，在剑桥1弄到一小包亚麻织品，为此我必须离开那里。我玩的是一个老把戏，心想对于一个乡镇上的店铺老板而言是可以的，但在伦敦却不行。

当时我在剑桥镇——而非集市里——的一家亚麻织品店买了价值约7英镑的上等荷兰亚麻布和其它东西。待挑选好后我让他们把货物送到某某旅店，我是在当天上午登记进去的，好象打算晚上在那儿住。

我请布店老板大约在某个时间把货物送到我住的旅店，那时再付钱给他。在约定的时间他让人把东西送来了，我则让一个同伙守在房间门口，当旅店老板的女佣把送货的人带到门口时——他是个年轻的学徒，差不多已是个大男人——我的同伙便告诉他自己的主人已睡了，并说如果他留下东西约一小时后再来，我可能会醒来，并把钱付给他。他很乐意地留下那包织品走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便和自己的女佣一起离开，就在当晚我雇了一匹马，让一个男人把我驮到“新市”去，从那儿坐上一辆乘客不多的、去圣埃德莫贝里的驿车；如上所说，我在那里没啥可干的。我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乡间剧场从一个女人身上偷走一块金表，她不仅高兴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也有点醉了，这就使我行窃容易得多。

我带着这点赃物去了伊普斯威奇，从那儿再到哈威奇，并住进一家旅店，仿佛我是刚从荷兰到达的。我毫不怀疑会在上岸的外国人当中弄到什么财物，但是我发现除了他们的手提箱和荷兰大篮外，他们身上一般都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手提箱和大篮又总是由男仆们守着。然而有天晚上我竟然把一个手提箱从某个先生睡的房间里偷了出来，那时他的男仆在床上睡得很死，我想他醉得很厉害。

我住的房间紧靠着那个荷兰人的房间，我费了好大的力才把那沉重的东西从他那里拖进我屋子，然后来到街上看是否有可能把它弄走。我四处走了好一阵子，发现根本不可能把箱子弄出去或者把箱里的东西转移开，因这个城镇太小，我在这儿完全是个陌生人。于是我返回身，决心又把箱子放回原处。就在此时我听见一个男人大声喊着让人们赶快，说船要开了，潮水将退去。我问他：“你是哪一只船的，朋友？”“去伊普斯威奇的内河船，夫人。”他说。“你要去那里吗？”“嗯，”我说，“如果你能等一下让我去把东西拿来。”“你的东西在哪里，夫人？”他问。“在某家旅店。”我说。“唔，我和你一起去吧，夫人，”他很客气地说，“帮你拿来。”“那么走吧。”我说，让他跟上。

旅店里的人一片慌乱，因刚从荷兰驶来了一艘班轮；另有两辆驿车也刚载着乘客从伦敦赶来，以便让他们搭乘另一艘将去荷兰的班轮，而它们于次日也将载着刚上岸的旅客返回。我正是在这片慌乱之中来到旅店的柜台结帐，对女店主说我已买了船票将乘内河船离开。

这些内河船够大的，有不错的设备，它们把乘客从哈威奇送到伦敦。虽然被叫做内河船——这个词在泰唔士河一带被用来指由一个或两个男人划行的小船——但它们可以运载20个乘客或10吨、15吨货物，并且也可在内海上行驶。这一切我都是前一晚询问去伦敦的几种途径时了解到的。

女店主非常客气，她收下我结帐的钱后被叫走了，整座房子都处于一片慌乱中。我离开她，把那个男人带到我房间，将旅行箱——它看起来很像这种箱子——即手提箱交给他，并用一条旧围裙把它包好。他拿着箱子直接朝自己的船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谁也没问我们任何有关箱子的事。至于那个喝醉酒的荷兰男仆，他还在那儿睡着，他的主人和其他外国绅士则极其欢快地在楼下用晚餐。我就这样干净利落地把箱子带到伊普斯威奇，由于是在晚上去的，所以旅店的人只知道我乘哈威奇的内河船去了伦敦，正如我对女店主说的那样。

我在伊普斯威奇的海关官员那里遇到一些麻烦，他们把我的旅行箱——如我所说——挡住，要打开检查。我告诉他们我是愿意接受检查的，不过钥匙在我丈夫那里，而他还没有从哈威奇来；我又对他们说：假如他们检查后发现所有东西都属于男人的用品而不是女人的东西，他们可不要显得奇怪。然而他们一定要打开箱子，我便同意把它砸开，就是说把锁取掉，这并不困难。

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因为箱子先前曾检查过。不过他们见到的几样东西很让我高兴，尤其是有一袋法国皮斯托尔，一些荷兰达克特或雷克斯元，另外主要有两副假发，穿戴用的纺织品、剃刀、洗涤球、香水以及其它绅士所必要的有用品，我把它们都当作是丈夫的，所以才摆脱了他们。

此时相当早，天还没亮，我不太了解该往哪里走。我毫不怀疑自己早上会被跟踪，也许被发现东西在我这里，因此我决定采取新的办法。我公开带着旅行箱——如我所说——去了一家旅店，在把箱里有价值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后，我想其余的废物就不值得我担心了。不过我把它交给女店主保管好，给她一定的费用，以便我回来取，之后我就走到了街上。

我远离旅店进入镇里时，遇见一个刚打开门的老妇人，便与她攀谈起来，漫无边际地问了她许多问题。不过在闲聊中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该镇所处的位置，我正位于一条通向哈德勒的街道，并得知某条街通向河滨，某条街通向镇中心，最后了解到某条街通向切斯特——去伦敦的路便在那边。

这个老妇人不久便让我达到了目的，因我只想知道哪条路是去伦敦的。然后我尽快地走开了，并非我打算步行去伦敦或切斯特，而是我想静静地离开伊普斯威奇。

我四处走了两三英里，这时遇见一个普通的乡下人，他正忙着什么我不了解的农活。我问了他很多问题，最初与我想知道的情况都不太沾边，不过最后我对他说我要去伦敦，驿车已经满员了，我无法弄到座位，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可去哪里雇一匹两人骑的马和一个诚实的男人骑马把我驮到切斯特去，以便我在那儿的驿车上弄到座位。这个诚实的农民认真地看着我，半分多钟一言不语，然后搔着头说，“你说一匹两人骑的马，去切斯特？啊，是的，夫人，哎呀，只要给钱要多少马都行。”“哦，朋友，”我说，“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我并没有想到不给钱呀。”“噢，可是，夫人，”他说，“你准备给多少呢？”“不知道，”我又说，“朋友，我不知道你们这儿乡下的价格，我是个外地人。但如果你能尽量便宜地为我弄到一匹马，我会给你点什么的。”

“唔，你说得也诚实。”乡下人说。“如果你知道了全部情况，”我心想，“就明白并不诚实了。”“瞧，夫人，”他说，“我有一匹可让两人骑的马，你愿意的话我不介意把你带过去。”“是吗？”我说。“哦，我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你愿意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并合情合理地付给你钱。”“唉，瞧你，夫人，”他说，“我也不会对你不合理的。如果我把你带到切斯特，可付我5先令，因我今晚不容易赶回来了。”

总之我雇用了这个诚实的男人和他的马，可到达路上的一个小镇时（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只知它在一条河旁），我假装很不舒服，这晚不能再继续赶路；如果他和我暂时在那儿逗留一下——因我人生地不熟——我会非常愿意付给他报酬。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那些荷兰绅士和他们的仆人那天会上路，不是坐在驿车里就是在驿站上，也许那个醉鬼或其他在哈威奇见过我的某个人又会碰见我；我想逗留一天后他们都会过去的。

我们在那儿呆了一晚上，次日早上我出发时也不是很早，所以近10点钟我才赶到切斯特。看见自己曾经有过许多快乐日子的城镇我太高兴了，极力打听我以前那些很好的老朋友们，可难以弄清，他们都不是死了就是迁移走。年轻的小姐们都已嫁人或去了伦敦，老先生和曾经是我早年的恩人的老妇们都已去世。最让我不安的是，那个年轻的先生——我的第一个情人，后来又成了我表兄——也已死了。他留下两个儿子，现已长成大男人，他们也都迁到伦敦。

我在切斯特让这个老兄离开，并隐匿姓名身份在这儿呆了三四天，然后乘上一辆运货车，不愿意冒险在哈威奇的驿车里让人看见。但我本来用不着如此小心，因为在哈威奇只有那座房子的那个女人会认识我；并且由于她当时匆匆忙忙，只借着烛光见过我一次，要因此认为她发现了我是不合理的。

我现在回到了伦敦，虽然先前幸运的冒险使我收获不小，但我并不喜欢再到乡镇上去游荡，假如我这一行干到死的话我也不想再到外地去冒险。我把自己这次出去的经历告诉了女管家，她对我的哈威奇之行很感兴趣。在与我谈到这些情况时她说盗贼是一个从别人的失误中看到好处的家伙，对于一个机警积极的人而言机会总是很多，所以她认为像我这样在本行中如此机敏的人不管去哪里一般都会有收获的。

另外，我故事的每一个方面如果给予恰当考虑，对于诚实的人们也许不无益处，让这样那样的人都提高应有的警惕，以防遭到类似袭击；让他们与任何类型的陌生人交往时眼睛注意周围，因为十有八九他们都会遇上某种陷阱。的确，我一生的教训都应该让明智而有见识的读者去获得，我是没有资格向他们说教的。让一个邪恶十足、可耻无比的家伙的人生经历，成为给予本书读者有益警示的宝库吧。

我现在正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回来以后，我由于自己犯下的太多罪过和取得的空前成功，如上所述已毫无心思放弃这一行当——如果以其他人的例子进行判断，我必然最终会遭遇悲哀和不幸。

在随后的那个圣诞节晚上，我在自己一长串的罪过中又要增添一个。我走到外面去看能遇上什么东西，在经过福斯特巷的一家银匠铺时我的确看到一种诱惑，因自己所从事的行当而无法抵抗它——店铺里一个人也没有，只见许多餐具散乱地搁在窗内和机座旁，我想银匠可能在店铺的一边干活。

我大胆地走进去，正要伸手把一只餐具拿走——不管这个店铺的人多么小心谨慎——但是街对面的一座房里有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见我走进去，而店里又没有人，便跑过来，也没问我是做什么的或者是谁就把我抓住，大声喊叫这座房子的人。

我这时并没有碰店里的任何东西，瞥见有人跑过来我十分镇静，甚至用力踏着地板，正要叫喊时那家伙就把双手放到了我身上。

然而由于我在极其危险之中时总是非常勇敢，所以在他把双手放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毫不畏惧，只装做进去买半打银匙；而对我十分有幸的是这家银匠店既卖餐具又为其它店铺加工餐具。那家伙对此加以嘲笑，说自己如何帮了邻居的大忙，认为我并非去买东西而是去偷东西的。此刻聚集起了一大群人，店主也从附近什么地方被找回来，我对他说在那儿大喊大叫谈论这事没有意义，说那个坚持认为我是进去偷东西的人必须证实。我希望什么也别再说，先到一个地方法官那里去，因我开始看出自己应该对这个抓住我的人严厉一些。

店铺的男女主人的确没有街对面的男人那么凶暴，男主人说：“夫人，你到我店里来也许怀着好意，可是看到我这样的店子没任何人时进去好象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也不能对自己如此好心的邻居缺乏公正，不认为他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总体而言我并未发现你企图偷取什么，我真不知该如何办。”我坚持让他一起到地方法官那里去，假如证明我有那种不良企图我甘愿接受，但假如不能证明我就要求赔偿。

我们这样争论着，一群人围聚在门口，正在此时本市的高级行政官和法官t.b先生经过，银匠得知后恳请他进来对此案作出裁决。

说句公道话，银匠把情况讲述得相当公正恰当，而那个过来抓住我的人仍然显得过于激动愚蠢，这对我也不无好处。接着轮到我说话了，我告诉法官大人自己是个外地人，刚从北方来，住在某某地方，当时我正经过这条街，走进银匠店买半打匙子。非常幸运的是我衣兜里有一只旧银匙，并把它拿出来，对法官说我把它带在身上是想使它与半打新匙子相配，以便让买的匙子与我乡下的那些相配；我看见店里没有人就用力踏着地板，想让人听见，同时我还大声叫喊；店里的确散乱地放着餐具，但谁也不能说我碰了其中任何一只；这时一个人从街上跑进店铺，我正叫喊房子里的人时他双手凶猛地抓住了我；而假如他真心要帮助邻居，就应该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是否会拿什么东西，然后再当场抓住我。“说得很对。”高级市政官说，转向抓住我的男人，问他我是否真的踏了地板。他说是的，但也许因为他来了。“不对，”市政官说，打断他，“你自相矛盾，刚才你还说她在店里时背对着你，直到被抓住才看见你。”瞧，我的背确实斜对着街上，但由于我干的行当需要自己眼观八方，因此如上所说我的确瞥见他跑过来，只是他没有发觉而已。

市政官在充分听取情况后，说他认为银匠的邻居弄错了，我是无辜的，而银匠和他妻子也表示默认，我因此被放走。但我正要离开时市政官却说：“等等，夫人，如果你本来想买匙子，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被弄错了就让我这个朋友失去一个顾客。”我立即回答：“不会，先生，我带了一只匙子做样品，假如他的匙子能与它相配我仍然会买的。”于是银匠给我看了一些样式完全相同的匙子，并称了一下，共计35先令。我取出钱包付给他，包里装有近20几尼——不管怎样我出去时总带着这么多钱，我发现这样做无论此次还是其它时候都派上了用处。

市政官看见我的钱时，说：“唔，夫人，我现在相信你被冤枉了，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提出让你买一些匙子，直到你付过钱后再走。假如你没有钱买它们，我就会怀疑你并不是到店里去买东西的——凡是怀有那种意图的人——你即被指控怀有此种意图——衣兜里很少装有我看见你带的那么多钱。”

我微笑着对市政官大人说，那么我得到他的支持要归功于自己身上的钱了，但我希望他也要看到他先前那样公正地对待我不无理由。他说是的，不过这事证实了他的看法，使他现在深信我是受了伤害。所以我从一件差点让自己遭到毁灭的事件中完全摆脱出来。

这以后才过了3天，我像通常那样根本没有因为先前的危险而变得谨慎一些，仍然干着长期以来所干的勾当，看见一座房子的门打开便冒险进入，满以为没被发觉，偷走了两块很富丽的有花卉图案的丝绸——人们称之为丝锦锻。这儿既非绸布店又非绸布商的仓库，看起来像一座私人住宅，主人好象是个替织布工把产品卖给绸布商的中间人或代理商的男人。

让我把这不幸的故事长话短说吧，我正要出门时突然遇到两个女佣，她们吃惊地张开大嘴，一个把我拉进屋里，另一个则把门关上。我本来会向她们求饶的，但是根本没有这个余地，两个凶恶的家伙真是狂暴到极点。她们抓扯我的衣服，大声威胁咆哮，好象要杀了我。女主人随后赶来，接着是男主人，都显得无比愤怒。

我极力向男主人说好话，告诉他当时门开着，那些东西使我受到诱惑，又说我如何贫穷艰难，而贫穷是很多人都无法抵挡的；我流着眼泪求他可怜我。女主人受了感动，同情起我来，想放我走，也几乎说服丈夫这样做。可是粗鲁的女佣甚至没得到主人的吩咐就跑去叫来了一个警察，此时男主人说他必须把这事做下去，我必须到一个法官那里去。他又对妻子说如果把我放走他会自找麻烦的。

看见警察我确实大为震惊，心想身子真要陷到地里了。我晕过去，其他人的确也认为我差点死掉，这时女主人又为我说情，恳求丈夫饶了我，把我放走，因为他们啥也没丢失。我主动向他提出支付那两块丝绸，不管有多贵，虽然我并没有弄到手。我又争辩说东西仍在他手里，他真的什么也没损失，所以仅仅因为我企图要偷走它们就一定要我的命，未免太残酷了。我也让警察想到，自己既没把任何门砸开进去又没拿走任何东西，我去向法官为自己这样辩护时他也会放了我。可第一个挡住我的粗鲁女佣证实说我出去时手里拿着货物，是她阻止了我，把我拉回去，法官因此将我送进新门监狱——那个可怕的地方！一提到它的名字我的血就凉了，我的许多同伙正是被关在这里并由此走向致命的绞架，我的母亲在这里受尽了痛苦，我在这里来到世上，无法指望在此得到拯救，只有可耻地死去——总之，这个地方早就在等着我了，而我凭着高超的技术和众多的成功长期逍遥在外。

我现在真的受到了惩罚，当自己刚被带进监狱，看到它周围那一切可怕阴郁的景象时，我所感到的恐惧无法形容。我自认为完蛋了，只想着将要臭名远扬地离开人世：那恶魔般的声音，那些咆哮、诅咒和喧闹，那种恶臭与肮脏，以及我看见的所有使人痛苦畏惧的东西，都使得这里本身就成了地狱的象征，成了进入地狱的一种入口。

我现在责备自己，因为如上所述我曾凭着理性，凭着经济条件大有好转、并且躲过了不少危险的意识，受到过许多暗示——要我在处境良好的时候洗手不干，而我又是如何阻止了这些暗示，使自己对于所有担忧都麻木不仁。我似乎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很快推到这悲哀的一天，如今我将在绞刑架上彻底赎罪；我将付出鲜血，受到正义的审判，将彻底结束自己生命以及所有罪行。这一切毫无头绪地涌入我心里，使我万分悲哀绝望。

这时我真心地为自己整个昔日的生活感到忏悔，但这种忏悔并没有让我获得丝毫满足和平静，因为正如我内心所想到的，这是在我无力进一步犯罪之后产生的忏悔。我感到悲痛似乎并非由于自己犯下了那样的罪行和触犯了上帝与邻人，而是由于我会因此受到惩罚。我想，我忏悔的不是自己犯了罪，而是自己将遭受痛苦，所以这种忏悔根本无法给我的内心带来安慰。

自从进了这个悲惨的地方后我几天几夜都没睡觉，为自己本来早已在这儿死去但仍然活着觉得欣慰，虽然我对于死亡的也并非像应有的那样害怕。说实在的，在我的心中最让我恐惧的就是这个地方，最让我作呕的就是那儿的同伙们。啊，只要我能被送到世上的任何地方而不是新门监狱，我就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接下来，那些比我先到这里的铁石心肠的家伙怎样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啊！什么！弗兰德斯夫人最终进了新门监狱？什么！玛丽夫人，莫莉夫人，都是与众所周知的莫尔·弗兰德斯相称的名字！他们说，他们认为我能这么久没被抓住都是魔鬼帮了我，他们多年以前就以为我要进来了，现在我终于进来了吗？然后他们不无沮丧地嘲笑我，对我表示欢迎，希望我高兴起来，祝愿我有一个好心情，别太难过，事情不像我担心的那么糟糕，诸如此类。接着他们要来白兰地为我干杯，不过把一切账都让我付，说我刚进入这所大学——他们这样称监狱——衣兜里必定有钱，而他们是身无分文的。

我问其中一个犯人她来这儿多久了，她说4个月。我又问她刚进来时觉得这里怎样，她说就像我现在觉得的那么令人恐惧可怕，她当时认为自己下了地狱。“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她补充说，“但感到这是很正常的。我并不为此觉得不安。”“我想，”我说，“你没有危险会遇到什么吧？”“不，”她说，“你说错了，我肯定会有危险的，我被判了死刑，只是我提出自己已怀孕。但事实上我像审判我的法官一样没有怀孕，正等着下次开庭时被传唤。“传唤”是指一个女犯因怀孕被缓期执行死刑但后来证明她并未怀孕，或者怀了孕已分娩，此时她就要被传唤接受先前的审判。“唔，”我说，“你现在如此安心平静吗？”“哈，”她说，“我也没办法。悲伤又有啥意义呢？如果我被绞死，不就完了而已。”说罢她转身走开，一边跳着舞，哼着下面一支新门监狱的美妙歌儿：

“如果我在绞索上晃荡，

我将听见那个钟声敲响，

然后可怜的詹尼就会消亡。

我提到这事，是因为它也许值得引起今后会遭遇同样不幸、被送进新门监狱那个可怕地方的犯人注意——时间、贫困以及与里面那些可怜人进行的交谈，将怎样使得犯人们对这里习以为常，怎样最终使得他们甘心呆在这个最初让自己恐惧到极点的地方，并在痛苦中厚颜无耻地寻欢作乐，就像自己根本没有这种痛苦时那样。

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说，这个魔鬼不如人们画的那么邪恶，因为确实没有任何颜料能把那个地方描绘得栩栩如生，除了在那儿遭受过痛苦的人也没有任何人能对它产生正确的想象。而地狱如何竟然逐渐变得自然正常起来，不仅可以容忍而且甚至让人愉快，没有像我这样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就在我被送进新门监狱的当天晚上我把消息带给了老女管家，你能肯定她为此感到意外，几乎像里面的我一样在外面艰难地度过了一夜。

次日上午她来看望我，尽可能地给予安慰，但她看出那是毫无意义的。但正如她所说，在重压下消沉只是在增加重压，她立即努力采取所有适当办法阻止我们担心的结果发生，首先找到那两个把我抓住的凶暴的女佣。她对她们进行收买，说服她们，给她们钱，总之试图用一切能想到的办法阻止起诉。她提出给其中一个女佣100英镑让她离开女主人，不要站出来指控我。可是她很坚决，说虽然自己是个一年工资才约3英镑的女佣，但她表示拒绝，并且女管家相信给500英镑她也会拒绝的。然后她又向另一个女佣进攻，这个女佣的心肠没有那么硬，有时好象愿意给予同情。可第一个女佣不同意她让步，甚至不让女管家和她谈话，威胁女管家要让人把她监禁起来，因为她对证人行贿。

接着她转向男主人，就是说那个东西被偷的男人，尤其是他妻子，她当初还有意怜悯我。女管家发现她现在仍然如此，可是那个男人却声称一定要起诉，不然他就会因违背保证而丧失保证金。

女管家说她找朋友们帮他把保证金提出来——如人们所说——这样他就不会有损失，可是除了他站出来指控我外，不可能让他相信自己在世上是安全的。所以我就有了3个指控我的证人，即主人和他的两个佣人，就是说我必死无疑了，我现在只有考虑死亡一事。而我这一考虑的基础却是可悲的。如上所述，我的一切忏悔似乎都只是由于害怕死亡所致，并非为我过的那种邪恶生活真诚地感到悔恨——正是这种邪恶生活给我带来了不幸——也并非为我触犯了上帝感到悔恨，他现在突然之间成了审判我的法官。

我极度恐惧地在这儿度过许多日子，仿佛看见了死神，日夜只想着绞架和绞索，以及邪恶的幽灵和魔鬼。我既对死神非常担忧，又对指责我过去那种可怕生活的良心感到畏惧，因此受尽折磨。

新门监狱的死囚忏悔牧师来到我身边，按照他的方式谈了一会儿，不过他所有的神力都在于让我对自己的罪过忏悔，如他所说（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要彻底透露，诸如此类；他说如果不这样上帝就绝对不会宽恕我。他说的话几乎不得要领，我一点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安慰。后来我发现这个可怜的家伙早上在向我反复灌输坦白忏悔的事，中午却喝醉了酒——这件事情令人震惊，我开始由于这个人本身渐渐厌恶起他和他的工作来，因此要求他别再来烦我了。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但通过女管家不屈不挠、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最初开庭期间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起诉——我指伦敦市政厅的大陪审团。所以我还有一个月或5个星期，无疑我应该把这看做是他们给了我充分时间让我好好反省过去，并为今后作好准备。我应该把这看做是让我进行忏悔的时刻，并且确实这样去做了，可是我并没有照办。我像先前一样很遗憾进了新门监狱，但几乎没有忏悔的表示。

相反，我也像山谷中的水一样——它无论落到什么上面都被石化并变成石头——与这样一群地狱之犬不断的谈话，也对自己产生了与其他犯人相同的一般作用。我退化成了石头，最初变得愚蠢无知，然后是迟钝麻木，最后也像他们一样疯狂地寻欢作乐。总之我在这里自然而然地过着愉快安心的生活，好象我的确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这种情况几乎难以想象：我们的天性竟然能退化到如此程度，以致可以使本身是极其不幸的事变得令人愉快舒心。我所面临的处境我想再糟糕不过了——我真是悲惨到极点，任何像我这样有生命、健康和金钱相助的人，其悲惨程度也不过如此。

我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足以打垮任何一个尚有一丝思考能力的人，和对于今生的幸福或来世的痛苦尚有某些意识的人。我最初确实还有一点悔恨，只是根本没有忏悔，而现在我是两者都没有了。我被指控犯罪，将被处以死刑，其证据确凿，我根本无法不服罪。我有了惯犯的名声，等待的只有死亡，我也毫无逃跑的念头，并且我内心异常地冷漠麻木。我没有烦恼，没有担忧，没有悲哀，最初的惊吓已经不复存在。可以说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意识、理性和良心都已休眠。我40年来所走过的罪恶历程错综复杂，我曾经卖淫、通奸、乱伦、撒谎和盗窃，总之从大约18岁开始到60岁我除了杀人和叛国外无恶不作。如今我深深陷入被惩罚的痛苦中，可耻的死神已来到门口，而我对自己的处境已漠不关心，丝毫没想到上天或地狱，不管怎样我只是被轻轻碰了一下，仿佛微微觉得有点疼痛，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我既没有勇气恳求上帝宽恕，也的确连想都没想到这点。我认为，在这样简短的描述中我让人们看到了世上最为深重的不幸。

一切可怕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恐怖的地方已为我所熟悉，对于监狱中的噪杂喧闹的声音，我也像发出这些声音的人一样不再感到烦躁。一句话，我成了一个纯粹的新门监狱的家伙，像其中的任何犯人一样可恶无耻，而且我几乎不再保持自己迄今为止在谈话中所具有的那种良好教养与举止的习惯。我彻底堕落了，甚至堕落得比我原来的样子还要严重。

在这种麻木不仁的生活当中我又遇到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它使我又产生出一点悲哀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先前的确已丧失。一天晚上我听说头一晚深夜时有3个拦路强盗被送进监狱，他们曾在我想是霍斯罗灌木林的地方抢劫，被追赶到郊区的呜克斯布里奇，在那儿他们经过勇敢的抵抗后被抓获，许多乡下人受了伤，有几个还送了命。

毫不奇怪我们这些犯人都很想看看这些勇敢优秀的先生，人们大谈着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同伙是谁；尤其因为人们在谈说他们早上将被转移到供采访的“采访院”，在付给监狱长钱后得以享受到那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于是我们女犯便来到一个地方，以便肯定能看见他们。可是当第一个人出现时我认出他就是我在兰开夏郡的那个丈夫，那个和我在邓斯特布尔曾经生活得很好的人，那个如上所述我后来嫁给前一丈夫时在布里克希尔看见过的人，此刻我所感到的震惊和意外无法形容。

眼见这一情景我吃惊得哑口无言，既不知说什么又不知做啥好。他并没认出我，这使我一时得到安慰。我离开了同伴，隐退到这个可怕地方能够让人隐退的地点，痛哭了好一阵子。“我是个多么坏的家伙，”我说，“我给多少可怜的人带去了不幸啊！我让多少绝望的人走向毁灭啊！”我把这个男人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自己头上。他在切斯特时曾告诉我那个婚姻把他给毁了，由于我的原因他被弄得倾家荡产，因为他原以为我有不少钱，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债。他说他是可以去参军扛枪的，或者买一匹马参加巡回比赛——如他所说。尽管我从没对他说自己有钱，实际上并没欺骗他，不过我却极力让他产生那样的想法，所以我是他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

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只是更加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更加强烈的感想。我日夜痛苦不安，尤其是他们告诉我他是这伙人的头目，犯下过许多抢劫，连一些有名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傻瓜；即使英国再没有男人了他也必定会被绞死；有大量的人将指控他。

我为他感到极度悲伤，相比之下我对自己的处境倒不觉得那么烦恼，我为他的遭遇而大加自责。我为自己的不幸和他遭受的毁灭感到痛哭，以致我又像先前那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再次有了最初对于我所过的这种可怕生活的想法。当这些事情又出现时，我对这个地方和这里的生活方式的憎恶也再次产生，总而言之我完全变得了另一个人。

我在对他感到悲哀之际，接到通知于随后开庭时大陪审团将对我进行指控，我会被判处死刑。我的内心先前已被触动，那种我所获得的可鄙的冒失减少了，我在心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总之我开始思考，而思考的确是从地狱到天堂所迈出的真正的一步。我前面谈得不少的那种麻木状态与心境，不过是在剥夺自己的思想；而恢复了思想的人便恢复了自我。

瞧，我一旦开始思考后，突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帝啊！我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肯定会败诉的，等待我的只有死亡！我没有朋友，该怎么办？我肯定会败诉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我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会说，在经过这么长时间后，这是第一个震动我心灵的悲哀的想法，而即使这种想法也只是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所产生的恐惧而已，其中毫无一点真诚的忏悔。我感到万分沮丧，忧郁不堪，由于没有朋友倾诉自己的忧思，我负担着沉重的压力，以致每天都要晕过去几次。我让人叫来女管家，说句公道话她尽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责任。她千方百计地阻止大陪审团对本案作出裁决，找到其中的几个陪审员并与他们交谈，努力让他们看在没有偷走任何东西也没有破门入屋的份上，对我给予同情。但一切都不起作用，那两个女佣极力发誓我有盗窃行为，陪审团因此裁决我犯有偷窃和破门入屋罪——即从事重罪和盗窃活动。

当他们把消息带来时我昏了过去，醒来后我想到自己差点在这一打击之下死去。女管家对我真像个母亲，她同情我，为我而一起哭泣。可是她并帮不了我，更让人恐惧的是整个法庭的人都说我应该被处死。我能听见他们不断在私下谈论着，看见他们摇头，像通常那样说很遗憾之类的话。但仍然没有人来告诉我他们的想法，最后其中一个看守才悄悄来到我身边叹息着说：“唉，弗兰德斯夫人，你将在星期5被审判（这天已是星期3）。你打算咋办呢？”我脸色变得苍白无血，说：“天知道我该咋办，我自己啥也不知道。”“哎呀，”他说，“我不会让你怀有希望，你还是作好死的准备吧，我猜想你会败诉的。由于你是个惯犯，我看你几乎得不到什么宽恕。他们说，”他补充道，“你的案子清楚明白，证人极力发誓指控你，对此无法阻止。”

这对一个有如此重负的人而言他的命脉又被狠狠地刺中，我好一会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无论好话坏话。最后我突然哭起来，对他说：“啊，先生，我该咋办呢？”“咋办！”他说。“请一个牧师来和他谈谈，因为，真的，弗兰德斯夫人，除非你有很好的朋友，不然你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女人。”

这真是坦诚相待，不过对于我却太无情了，至少我这么认为。他使我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彻夜难眠。此时我开始念祷文，自从我前一个丈夫去世或那以后不久我几乎没这样做了。我的确很可以称其为念祷文，因我无比困惑和恐惧，虽然大声重复着“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这句通常的话，但我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可悲的罪人——事实上我是——没有觉得是在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在乞求宽恕。我只一心想着自己的处境，想着将被判处死刑，必死无疑，为此我整夜哭喊着：“上帝啊！我会有什么结果呢？上帝啊！我该咋办呢？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诸如此类。

痛苦而不幸的女管家这时像我一样焦虑，甚至远远比我更悔恨，尽管她绝不会受到审判。虽然她和我一样应该受审判——她自己也这么说——但许多年来她并没有做什么，只是从我和其他人手里收取偷窃到的赃物，并怂恿我们去行窃。不过她也在哭，变得像个精神错乱的人，难过地绞着双手，大喊她完了，认为上天在诅咒她，说她真该死，把所有的朋友都给毁了——她把一个又一个的人送上绞台，让他们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她计算出一共有10个或11个，有的人我曾经讲到，而现在她又把我给毁了，因我本来是要洗手不干的，她却说服我继续干下去。我打断她。“不，母亲，不，”我说，“别那样讲。在我又偷到那个绸布商的钱后，在我从哈威奇回来后，你本来让我不要再干了，可我不听。所以不应该怪你，是我把自己毁了的，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个悲惨的境地。”我们就这样一起呆了数小时。

瞧，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起诉在进行着，星期4我被带到法庭，如他们所说接受提审，并定在次日接受审判。在提审当中我不服罪，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只是有犯下重罪和盗窃的迹象，即有迹象偷窃安东尼·约翰逊的两块价值46英镑的丝锦锻，也有迹象破门入屋。可我非常清楚他们不能声称我已破门入屋了，甚至连拉开门闩的事也没做。

星期5我被带去接受审判，两三天来我痛哭不止，弄得十分疲倦，所以星期4晚上睡得比预料的还好；我没想到自己竟然有了更多的勇气去受审。

审判开始后念了诉状，我本来要讲话，但他们说必须先听证人讲话，然后再给我时间讲。证人就是那两个女佣，的确是两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因为虽然总体而言情况不假，但她们尽量夸大其词，发誓说我已完全把东西据为己有，将它们藏在衣服里正要带走，被她们发现的时候我的一只脚已跨过门槛，然后我又把另一只脚跨出去。所以我带着赃物已完全离开房子走到街上后，才被她们当场抓住。一般说来有这个事实，但我坚持说我并没把脚跨出门槛时就被她们挡住了。可这没有多少说服力，因我拿到了货物，如果不被抓住的话就会带着它们离开。

我辩护说自己什么也没偷，他们什么也没丢失，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是想买东西。如果说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却把东西拿在了手里，这也不能断定我是想偷它们——我只是把它们拿到门口以便在光线更好的地方看看。

法庭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一点，对我打算买东西的事给予某种嘲笑，说那根本不是卖东西的店铺。至于把东西拿到门口去看的事，女佣无礼地加以取笑，绞尽脑汁挖苦，对法庭说我已把货物看得相当仔细并大加赞许，因我已把它们包好正要带走。

总之我被判处犯下重罪，但被宣告无盗窃行为——这对我只是小小的安慰，因前者已让我被判处死刑，后者也不会比这更严重了。第二天我被带去接受可怕的判决，当他们问我对于判决我有什么反对的话要说时，我站在那儿一时哑口无言。不过有人大声让我对法官们说话，这样他们也许能提出对我有利的意见。于是我受到鼓舞，告诉他们我对于阻止判决一事没啥说的，不过为了求得法庭的同情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希望他们鉴于某些情况给予本案某种宽容——我并没有破门入屋，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谁也没有损失什么，物主也乐意给予我一些同情（他确实很有这种诚意），我最多不过是初犯，以前从没有出现在任何法庭面前。一句话，我讲话的勇气超过了自己的想象，语调感人至深，尽管流着眼泪，但并没有影响自己发表意见；我能看见那些听我说话的人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法官们严肃而默然地坐着，平静地听我把想说的话说完，但却不置可否，只宣判对我处以死刑。这个判决犹如死亡本身，令我不知所措。我的精神已不复存在。我没有了舌头说话，也没有了眼睛可以仰望上帝或人类。

可怜的女管家忧郁万分，先前安慰我的她现在自己也需要安慰了，她时而悲哀时而愤怒，变得像疯人院里的任何疯女人那样精神错乱。她不只是为我忧郁不堪，也为意识到自己的邪恶生活惊恐不已。她回顾自己的人生，其感受与我的截然不同，她对自己的罪行悔恨到了极点，对其带来的不幸感到十分忧伤。她也请了一位牧师——一个严肃、虔诚和善良的男人——在他的帮助下相当真诚地进行忏悔，让我和牧师都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忏悔者。更有甚者，她不仅在当时那样的关头如此，而且我得知她一直坚持到临终的一天。

我此时的情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的面前只有死亡，由于没有任何朋友能给予帮助，我只等待着在死亡令中见到自己的名字——它将于下周星期5下发执行，与我一起被处死的另有5人。

与此同时不幸的女管家让一个牧师来到我身边，看望我。他认认真真地劝我对自己的所有罪过忏悔，别再轻率地对待自己的灵魂，别再奢望得到生命——他说他得知对此已毫无指望的余地——而要全心全意地仰望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乞求宽恕。他从《圣经》中引用适当的语句支持他的谈话，这些语句鼓励即便是最大的罪人进行忏悔，改邪归正。他说完后也跪下和我一起祈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忏悔的真正迹象。我开始怀着憎恶的心情回顾过去的生活，由于对时世的另一面有了某种认识，生活中的事情便开始呈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面貌——我相信此刻它们对于任何人都会这样。你对于幸福、人生的快乐和悲哀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我思想里一片空白，对于我所知道的生活里的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仿佛认为什么事情有多重要——即便世上最可贵的事情——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来世”一词呈现出许多难以理解的附加意义，我对于它也有了更多的理解，但不知如何表达。其中我觉得，当我回想到正是为了那些可鄙的小事我们才丧失了来世的幸福时，每一件快乐的事——即我们曾经以为是快乐的事——就显得多么荒唐可笑啊。

有了这些想法，我毫无疑问对于自己过去那种恶劣行为给予严厉指责，是我使自己丧失了在即将进入的来世获得幸福的希望，相反我只能在那儿悲哀痛苦了，而这一切都伴随着关于来世的可怕的附加意义。

我不能够向任何人讲清楚有关告诫的话，只是把呈现在我眼前的事情尽量以其本来面目讲述出来，而经过这种讲述之后它们当时留给我的生动印象已大打折扣。的确，那些印象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或者如果能够说明，我也是个不擅长以言语表达的女人。每个严肃的读者都应根据自己情况给予恰当的考虑，任何人时而都会对此有所感受；我是指他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事情，而对其中与自己有关的事却不是看得很明白。

不过还是回到我自己的事上吧。牧师说只要我认为方便，就尽可能地讲讲自己对于除生命外的事情的认识。他说他不是此处的罪犯忏悔牧师，那种牧师的职责是让犯人作出忏悔，从而进一步查出其他的罪犯；他的职责是让我能非常自由地进行交谈，以便消除我的思想负担，使他能尽力安慰我。他保证不管我说了什么他都会守口如瓶，保守秘密，好象只有上帝和我本人才知道；他并不是一心要了解我的任何情况，而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给予我适当的忠告，祈求上帝保佑我。

他对待我的那种真诚友好的方式打开了我所有感情的闸门。他以这种方式进入我的灵魂深处，我把自己整个的邪恶生活都向他讲述出来。一句话，我简明地告诉了他我的全部经历，把自己50年来的所作所为像微型画一般呈现在他眼前。

我对他什么也没隐瞒，他因此极力劝告我真诚地忏悔，向我解释他所说的忏悔的含义，然后充分表示了无限的宽恕——那是上天对于众多罪犯所表示的宽恕，使我对于似乎绝望或怀疑会被上天接纳的事无话可说。第一夜他即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了我。

次日早上他又来看我，继续以其方式向我解释得到上帝无限宽恕的条件。他说没有什么困难的，只需真诚地渴望得到它，愿意接受它即可；只需对那些使我理应受到上帝惩罚的事真心实意地懊悔和憎恨即可。我无法重复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的那些绝妙的话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出他使我的心得以复苏，让我达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精神状态。我为过去的事情满怀耻辱，泪流不止，但同时暗暗为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忏悔者、并获得一个忏悔者那样的安慰感到惊喜——我指得到宽恕的希望。我思绪万千，这些思绪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高尚，以致我想自己此刻能够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走出去接受死刑，作为一名忏悔者把自己的整个灵魂投入到那无限的宽恕之怀抱当中。

仁慈的人眼见这些情况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深受感动，他感谢上帝让自己来看我，决定陪着我呆到最后一刻。

在我们被判决之后过了整整12天才有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如他们所说传下来了死亡令，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在其中。这对于我新的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确实消沉下去，接连两次晕倒，一个字也没说。好心的牧师为我深感痛苦，用他先前那些理由和令人感动、很有说服力的话安慰我，直到晚上监狱看守不让他再呆下去了他才离开——否则他就会整夜和我一起被锁在里面，而他是不愿意这样的。

第二天我始终没看见他，非常疑惑，因为那不过是定好的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我万分沮丧难过，精神的确几乎要垮了，因没有了他先前来给予我的那么多安慰。我怀着极大的耐心、带着你能想象的巨大精神压力等待着，直到下午4点他才来到我单独的牢房。我用钱——在那种地方没有钱啥也办不成——得到了恩惠，没有与其他死囚犯一起关死囚牢里，而是被单独关进一间肮脏的小屋。

当我甚至还没看见他，只是听见门口传来他的声音时，我的心已高兴得怦怦直跳。不过让每个人对我当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作出判断吧：他简短讲了一下自己没能来的原因，让我看到都是由于我的事给耽搁了；他说他从处理我案子的首席法官那里得到一个有利的报告，一句话他给我带来了死刑缓期执行令。

他极其谨慎地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假如把它隐瞒起来，那是倍加残酷的。正如先前我被悲哀弄得心烦意乱一样，现在我又被喜悦弄得心烦意乱，比最初更加危险地晕劂过去，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

这个好心的人非常虔诚地告诫我，让我别因缓刑令带来的欢乐而忘记了往日的悲哀，说他得去把这份命令登记入册，给司法长官们过目。直到要走时他才站起身，无比真诚地祈求上帝保佑我，让我真心实意地忏悔，让我在实际复活之后不要回到过去那种愚蠢的生活上去——我已庄严地下定决心予以抛弃。我对他的请求衷心赞同，并且我必须承认，上帝这样宽恕我，饶我一命，使我感受到了他的仁慈；我这一夜所受到的影响，我对于自己的罪过所产生的憎恨，自己整个以前的生活中都没有这么深远重大。

这也许会被认为是自相矛盾，与本书的宗旨相去甚远。尤其是我想到许多大概对我那部分邪恶故事感兴趣的人，对此并不欣赏——可正是这部分才是我人生的精华，对我最为有利，对别人也最有启发性。不过我希望能以此使自己的故事完满一些。有的人会说他们更欣赏我的罪过而非忏悔，宁愿我的故事完全是个悲剧——本来也很可能如此——而上述情况对于这样的人真是一个严厉的讽刺。

不过我继续讲述下去吧。次日早上监狱里的情景实在令人可悲。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听见圣塞皮尔克教堂的大钟敲响了钟声，它又迎来新的一天。钟声一敲响就从死囚牢里传来凄凉的呻吟和哭叫，牢里有6个可怜的人这天要被处死，有的犯了这种罪，有的犯了那种罪，有两个犯的是凶杀罪。

随后牢房里的其他一些犯人便发出混淆不清的喧嚷，他们为即将死去的可怜人笨拙地表示出遗憾，不过彼此的方式都大不一样。有的为死囚哭泣，有的粗野地说“好哇”，并祝他们一路走好，有的诅咒那些使他们陷入绝境的人，不少人同情他们，只有寥寥几个人才祈求上帝保佑他们。

我此时几乎无法保持应有的镇静，以便感谢仁慈的上苍把我从毁灭的魔爪中夺出来——事实如此。我实际上变得哑口无言，想到此种情况便深受打击，无法表达我的内心感受。因为感情在这样的时刻无疑会万分激动不安，难以一时恢复正常的状态。

这段时间可怜的死囚犯们一直准备着被处死，人们所称的罪犯忏悔牧师忙个不停，让他们要服从对自己的判决——瞧，整个这期间我都直打哆嗦，即使我处于前一天的那种状况也只能哆嗦得这么厉害了。我颤抖得真是惊人，不安到了极点，好象我患了疟疾一般，所以我说出的话和脸上的表情都让我显得像个疯子。犯人一被全部押进囚车离开后——我是没有勇气看他们的——我就不由自主、精神错乱地一阵哭叫，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简直不知所措。我即便使出浑身力量和勇气也无法予以阻止。

我就这样哭叫了近两小时，我相信直到他们都已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感到一种带着卑微、悔恨与庄严的欣慰，这的确是一种狂喜或充满感激的心情，我怀着此种心情度过了大半天。

晚上仁慈的牧师又来看我，向我讲着通常那些美好的话语。他祝贺我获得了一段可以忏悔的时间，而那6个可怜的人已成定局，他们现在不可能再得到拯救。他极力敦促我保持自己面临来世时对于人生之事所怀有的看法，最后告诉我不要认为一切都已过去，他说缓刑并非赦免，对结果如何他无法负责。然而我得到了这个宽恕，有了更多的时间，我应该对这段时间善加利用。

这次谈话使我心里感到某种忧伤，似乎我等待着此事仍然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不过他对此没有把握，而我当时也没问他。他已说过他会竭尽全力促成一个好的结局，他希望有这种可能，但不会让我确定无疑。结果表明他那样说是有理由的。

大约过了两周，我不无理由地又担忧着自己的名字在随后的开庭期将出现在死刑令中。在提出希望流放的谦卑的请求之后，好不容易我才幸免一死。我注意到自己的名声很不好，人们普遍认为我是个惯犯，尽管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并不十分公正。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惯犯，无论法官如何看待我，因我以前从未接受过他们的审判。所以他们并不能指控我是惯犯，但首席法官仍乐于按照他认为恰当的方式对我的案子作出裁决。

我现在的确肯定可以活命了，不过法庭下令将我流放，那种情况也是残酷的。瞧，流放本身就无情，只是相对看起来要好些。因此我对这个判决以及我必须作出的选择无话可说。我们宁可选择别的任何方式也不会选择死亡，尤其当死亡伴随着令人难过的前景时——正如我的情况。

好心的牧师本来与我素不相识，但通过他的努力我得以被缓期执行，他为此也真诚地感到痛心。他说他希望在良好开导的影响下我已结束了往昔的日子，希望我没有忘记自己先前的痛苦，置身在那些被流放的可鄙的人群中别再次放荡起来；他说如果我在他们当中不会变得又像过去一样邪恶的话，我必须得到仁慈的上帝暗中非同寻常的帮助。

我已好一段时间没提到女管家了，她曾病得很危险，几乎临近死亡，像我因受到判决临近死亡那样——她成了一个相当虔诚的忏悔者。瞧，我既没提到她，整个这段时间也没见到她。不过她现在已康复，刚好能出来了，所以她便来看我。

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说我时而担忧时而充满希望，焦虑不安。我又说自己是怎样幸免一死的，根据什么条件。当牧师对我与那些通常被流放的可恶家伙混在一起又会走上邪恶表示担心时，她也在场。我自己心里确实也产生了一种忧思，知道那帮可怕的坏蛋总会被一起送走，于是我对女管家说这位好心牧师的担忧不无理由。“唔，唔，”她说，“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受到那些可怕的让人儆省的家伙引诱。”等牧师一走后她就告诉我她不会让我失去信心的，也许可以找到什么方式途径让我受到特殊处理，这一点她将随后再进一步和我谈。

我认真地看着她，心想她显得比平常更加快乐的样子，立即思绪万千，想着被释放的事，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能采取什么可行的办法。而我又对此极为关切，不听到她解释就不让她走——尽管她很不情愿，但在我一再坚持下她才简短地这样回答：“唉，你不是有钱吗？你一生当中是否知道有谁衣兜里装着100英镑去流放的呢？我敢说没有，孩子。”她说。

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但对她说除了严格执行命令外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因为我将接受的重处已被视为一种宽恕，无疑会严格执行的。然后她只是说道“咱们尽力而为吧”，便离开了我。

这以后我在监狱里又呆了近15个星期。此时我不知什么原因被送上一艘泰晤士河的船，同行的另有13名我在新门监狱期间遇到过的最冷酷邪恶的家伙。如果描述出这帮人究竟冒失无礼、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在航行途中怎样行为不轨，其故事实在比我的还长呢。关于他们的情况我有一份十分有趣的记录，那是运送他们的船长给我的，他让大副作了详细记载。

这儿再讲述我在那段时间遇到的一切区区小事，也许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我指最后得到流放的命令到上船这段时间。我的故事已近尾声，没有了讲它们的余地；但对于涉及到我和兰开夏郡那个丈夫的某种事情，我却不能省略。

如上所述，他从这所普通监狱关押重犯的那边与3个同伙一起被转移到采访院，因一段时间后人们又抓到一个。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在这儿呆了近3个月都没接受审判。似乎他们设法贿赂或收买了要来指控他们的人，缺乏被定罪的证据。经过某种让人费解的事后法院方得到指控其中两人的足够证据，这两人因此被带走，而另两名罪犯——我兰开夏郡的丈夫是其中之一——的案子仍然悬而未决。我想他们获得了一个确切证据指控这两个犯人，但法律要求必须有两名证人，而他们无法办到。然而他们又决不予以放弃，深信最终会得到证据的。为此我想他们刊登了启事，说某某人已被抓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去探监。

我利用这个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假装说我在邓斯特布尔的驿车里被抢劫过，想去看看那两个拦路抢劫者。不过我走进采访院时已把自己很好地掩饰起来，将面部严严实实地蒙住，他根本看不清我，不知道我是谁。回去后我便公开说自己对他们非常了解。

监狱里立即传开了，说莫尔·弗兰德斯将要作为证人对其中一个拦路抢劫者进行指控，说我会因此免于被流放。

他们听说了此事，我丈夫马上要求见一下这个对他如此了解并将作为证人指控他的弗兰德斯夫人，我因此得到许可去见他。我穿上在监狱里可以穿的最好衣服尽量打扮自己，并且戴着头巾，来到采访院。他开始没说什么，只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说“是的，很认识”，但由于我的面部掩盖着，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平常的那种，他根本没猜到我是谁。他问我在哪里见过他，我说在邓斯特布尔与布里克希尔之间。这时我转向旁边的看守，问我是否可以与犯人单独谈谈，他说“行，行”，便很礼貌地退出了。

他一离开后我就把门关上，抛开头巾，突然痛哭起来。“亲爱的，”我说，“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变得脸色苍白，站在那儿哑口无言，像个遭到雷击的人一般，无法克服这个意外的打击，只是说道：“让我坐下吧。”他坐在桌旁，头靠着手，像个傻瓜一样盯住地面。而我仍在痛哭，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当感情发泄之后，我重复着同样的话：“亲爱的，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回答说“认识”，便很久没再说什么。

他在震惊中又过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说：“你怎么能如此残酷呢？”我真不明白他的意思，回答道：“你怎能说我残酷呀？”“在这样一种地方，”他说，“来看我——这不是在侮辱我吗？我并没有抢劫你，至少没在公路上。”

我因此发觉他对我悲惨的处境一无所知，以为我听说他被送到这儿后，专门来谴责他把我抛弃了。不过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他，不能让他这样伤害我。我简短地说自己远远不是来侮辱他的，充其量是来寻求彼此的安慰；当我告诉他自己的处境从许多方面讲都比他的更加糟糕，并没有侮辱他的意图，这时他就会很容易被说服的。他听说我的处境比他的更糟，显得有点焦虑，不过带着某种微笑说：“怎么会呢？你看见我被带上脚镣关在新门监狱，我的两个同伙已被处死，还能说你的处境比我的更糟吗？”

“好啦，亲爱的，”我说，“让我讲述或让你听取我不幸的故事，对于我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假如你听到了我的故事，你很快就会同意我的话，即我的处境比你的更加糟糕。”“那怎么可能？”他说，“因为我下一次开庭就要被判处死刑。”“可能的，”我说，“当我告诉你早在3次开庭前我就曾被判处死刑，现在是个判了死刑的人，事情就很有可能了。难道我的情况不比你的更糟吗？”

之后他确实又站着沉默起来，好象震惊得说不出话，片刻后又突然一惊，说：“一对不幸的夫妻！这怎么可能呢？”我握住他的手，说：“好啦，亲爱的，请坐下看看咱们谁受的苦难更多吧。我也是这座监狱的一个囚犯，处境远比你的糟糕。当你听说我的具体情况，知道我不是来侮辱你后，你会相信的。”于是我们一起坐下来，我告诉了他很多自己认为方便讲的事，最后谈到我曾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与一伙人混在一起，他们采取某种我完全不熟悉的方式作案，想以此让我从困境中解脱。我和他们去袭击一座商人的房子时，正好在门口被抓住，那个女佣把我拉进去。我说我既没砸坏门锁又没拿走任何东西，但仍然被宣判有罪，处以死刑，只是法官们意识到我所处的困境后，同意将我流放。

我告诉他由于自己在监狱里被当作莫尔·弗兰德斯——一个他们只听说但从未一见的又成功又出名的盗贼——所以我的情况更加恶劣。不过他知道我并不叫这个名字。我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运气不好。有了这名字我就被当作是个惯犯，虽然他们才第一次抓住我犯案。我仔细讲了自从那次看见他后我都遭遇了什么，不过告诉他正如他以为的那样我先前也见过他；接着我讲了在布里克希尔是如何看见他的，他如何被追赶，在我对人们说了我认识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绅士后，他们如何停止了捉贼的叫喊，那个高尚的警察如何回去了。

他极为专注地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对于具体细节觉得好笑，因为我这一切完全是跟随着他在做。而当我讲到布里克希尔的那段经历时他感到吃惊。“难道，亲爱的，”他说，“是你阻止了布里克希尔那帮人吗？”“嗯，”我说，“确实是我。”然后我把看见他在那儿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唉，这么说，”他说道，“当时都是你救了我的命。我真高兴欠着你一条命，现在我要偿还这笔债了，我要么把你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要么在这个行动中送死。”

我对他说千万别那样做，太危险了，不值得为了救一个不值救的人去冒险送命。他说绝不是那么回事，我的生命对于他而言抵得上全世界，是我给了他新生。“因为，”他说，“我在最后被抓住以前，只有那次才遇到过真正的危险。”的确，他当时的危险在于相信在那条路上不会被追踪，因他们离开霍克勒完全上了另一条路，越过封闭的乡下到了布里克希尔，满以为不会被任何人看见。

他长长地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那的确极其非同寻常，无比有趣。他说在和我结婚以前他在此条道上已走了大约12年，那个叫他哥哥的女人并非他的什么亲戚，而是他们的同伙。她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一直住在城里，有不少的熟人，为他们提供某某人出城了的准确消息，使得他们有几次收获可观。她把我带到他那里时，以为替他弄到了一个有钱的女人，但不幸却失望了，这一点他的确也不能怪她。假如我真的有一笔财产——她听说我是有的——他就决心改邪归正从此过上新的生活，但他决不公开露面，直到宣布大赦，或者他能够花钱让自己获得特赦为止，以便过上完全安心平静的日子。然而由于结果是另一回事，他才不得不重操旧业。

他讲了许多自己的一些冒险经历，尤其是一次在里奇菲尔德附近他抢劫了西切斯特的驿车，弄到大量赃物。那以后他如何在西部去威尔特郡的波弗德集市买羊时，抢劫了5个牧场主。他说那两次他弄到很多钱，假如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他无疑会接受我的建议同我一起去弗吉尼亚，也可于某个种植园或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定居。

他说他给我写过3封信，地址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写的，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知道有那么回事，不过收到信时我正与后来的丈夫生活着，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就没有答复，让他以为信给寄丢了。

他为此感到失望，说从此又干起老行当来，不过他说由于自己已弄到不少钱，他便没像先前那么卖命。这时他讲述了在路上与一些男人进行的几次殊死搏斗，说那些人怎么也不愿意交出钱。他给我看了几处伤口，有一两处伤的确相当严重，尤其是被手枪子弹击中胳膊以及被剑刺穿身子的地方——幸好没伤着要害部位，他又被治愈了。他的一个同伙非常忠诚友好，一直呆在他身边，骑马驮着他走过近80英里，然后设法使他的胳膊得到治疗。当时他们在远离受伤地点的一个不小城市里找到一位外科医生，假装说他们是旅行去卡莱尔的绅士，在路上遭到拦路抢劫者的袭击，有一个强盗用枪击中了他的胳膊。

他说朋友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他一直躺到伤口痊愈为止。他还对我讲述了许多奇特的冒险故事，我很想继续讲下去，可本书讲的是我的故事而不是他的。

接着我询问他目前的处境，问他接受审判时预料会有什么结果。他说他们没有指控他的证据，至于他们被指控犯下的那3次抢劫，很幸运他只参加了其中一次，也只有一个证人对此加以证实，所以尚不充分。不过他们预料还有人会站出来，而他第一次看见我时曾以为我就是来指控他的。如果再没有另外的人指控他，他就希望自己被宣判无罪。他作了某种暗示：如果他甘愿被流放，就会得到同意而不用接受审判；但是他对此却没有任何勇气和想法，而觉得接受绞刑倒是要容易得多。

我责怪他有这样的想法。首先因为，假如他被流放，也许对于富有男子气慨、勇敢胆大的他来说有上百种办法重获新生，也许能采取什么措施在没被流放之前就获得释放。他对此笑起来，说他再喜欢最后这种状况不过了，因他对被像罗马人把奴隶弄到矿井去干活那样送到种植园有一种恐惧。他说能改变自己的状况倒是比送上绞架好受得多，所有被贫困的处境逼上那条道路的男人一般都这样认为；而你至少可以在被处死的地方结束眼前的一切苦难。至于随后的事，他觉得一个男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周里，由于受着监狱和死囚牢里的折磨，他可能会真诚地忏悔，正如他被送到美洲的森林和荒野中时一样。他说男子汉们是决不甘愿受苦役的，那只是在强迫他们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其处境要糟糕得多，一想到这点他就无法忍受。

我尽最大努力说服他，并且以众所周知的女人的方式感染他——我指眼泪。我说被当众处以死刑多么丢脸，它给一个男人带来的精神压力，超过了他被流放时可能遇到的任何耻辱所带来的负担；假如是另一种情况，他至少可以活命，而在这儿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与船长处理好关系对他来说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他们一般而言都是好心的人；尤其是如果有钱的话，到了弗吉尼亚让自己解脱出来真是轻而易举。

他急切地看着我，我猜想他是没有钱的意思，但是我错了，他是指另外的意思。“你刚才暗示我，亲爱的，”他说，“我可以在没被流放之前就获得释放，我明白你是说我可能在这儿花钱使自己免于被流放。我宁愿花200英镑不去那儿，也不愿花100英镑去了那儿后再设法获得自由。”“那是因为，亲爱的，”我说，“你对那里不如我了解。”“也许吧，”他说，“然而我相信——你也知道——你会像我一样的，除非正如你告诉我的那样你母亲在那儿。”

我对他说至于我母亲，她一定去世很多年了。至于我可能在那儿有的其他亲戚，我并不认识他们，由于这么些年来自己遭遇着不幸，我并没和他们有任何联系。如果我以被流放的重罪犯的身份第一次去看望他们，他不难相信我是会受到冷遇的。因此如果我要去那儿，也决心不去看他们。不过我对到那里去的事怀有许多期待，所以打消了所有的不安。假如他感到自己也必须去那里，我会轻易地告诉他如何应对事情，使自己根本不会服苦役，特别是我发现他并不缺少钱——在目前的处境下钱是唯一的朋友。

这时他带着笑容，说他并没告诉我自己有钱。我马上打断他，说我希望他可别听了我的话后，误以为如果他有钱的话我就指望得到一点；另一方面，虽然我的钱不多，但也不缺乏，在我还有一些的时候我宁愿给他一点而不是要他的——因为不管他有多少钱，我知道面临被流放的困境他都是完全用得着的。

他十分温和地表达着自己对这此的看法，说他的钱并不多，但假如我需要他决不会把钱隐藏起来；他又向我保证自己的话中不存在任何那些担忧，他只是一心想知道我要表明什么意思；他说他在这儿知道该如何办，但到了那儿他就成了世上最无能的家伙了。

我说他把自己给吓住了，而这事本来没啥可怕的；如果他有钱——我很高兴听说他有——就不仅能够避免大家认为的因流放受到的苦役，而且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开始自己谋生，他在这方面是能够成功的，只需作出通常的努力即可。我让他一定要记住多年前我曾告诫过他的话，提出要让我们在世上重新获得财富。现在我要告诉他，为了让他确信这事是很确定的——我对于采取什么措施非常了解——也为了让他对成功的可能充满信心，他会首先看见我让自己得到解脱，根本用不着去流放。然后我会自由自在、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去，也许带上足够的钱以便满足他的需要。我说我提出这样的办法并非由于没有他的帮助我难以生活，而是由于我认为，我们共同的不幸已足以让彼此重新和好，离开世上这个地方，去谁也不会因过去的事而指责我们的地方过日子。那儿没有了死囚牢带来的痛苦，在那儿当想到敌人已完全把我们忘记，我们将作为新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与任何人相互都无话可说，那时我们就会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回顾自己往昔所有的灾难。

我用许多理由极力劝说他，对于他所有那些激烈的反对意见作了非常有效的回答，以致他与我拥抱在一起，说我对他如此真诚，让他激动万分；说他会听从我的劝告，一心听天由命，希望以此得到一个如此忠诚的顾问和他遭遇不幸时如此好心的伴侣的安慰。不过他仍让我别忘了先前提到过的事，即也许有什么办法让他在被送去流放前就获得释放，有可能根本用不着再被流放了，他说如果这样就要好得多。我说他会看见并且很满意我对此也将竭尽全力，即使不成功我也会把其余的事办好。

经过这次长谈后我们告别了，其中所表明的仁慈与感情，我想与我们在邓斯特布尔分手时所表现出的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此时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为什么拒绝和我一起到伦敦，为什么我们在那儿分手后他说与我共同去伦敦不方便，不然他是会那样做的。我先前说过假如把他的生活经历讲述出来，其故事比我的有趣得多。的确，在他的故事中最有趣的在于，他在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当里整整干了25年却从未被抓住，他所取得的成功实属罕见。他甚至有时过得相当不错，会到某个地方去隐居一两年，靠自己的钱生活，并且还雇用一个男仆侍候他。他经常坐在咖啡馆里听见被抢劫的人讲述自己如何遭到抢劫，他们讲到的那些地点和情况使他不难想到那正是自己干的。

当他不幸把我当作是个有钱人与我结婚时，他好象就是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利物浦附近。假如我真像他以为的那样有钱，我深信他会从此过上诚实的生活。

他虽然遇到一些不幸，但有一点却是幸运的，即那次抢劫他实际上并不在现场——他们就是由于此事被送进了监狱——所以任何被抢劫的人都无法断定有他。但由于他与那帮犯案的人一起被抓获，所以好象有个固执己见的人极其肯定有他参与。于是刊登出了的公告，人们指望有更多的证人指控他，他因此一直被关押着。

然而据我所知，将他流放的意图是通过某位要人调解说情后提出来的，这位要人极力让他接受。他也知道可能会有几个人出来指控自己，并且我想他的朋友是对的，便日夜劝他别再拖延下去了。

他终于好不容易才同意。由于法庭并不在他的请求下——正如我一样——同意将他流放，所以他发现要想避免自己去流放是困难的，我先前也说他会有这种情况；他的朋友已为他作了担保，保证他会自己去流放，并于规定的期限内绝不返回。

这一麻烦打破了我所有的措施，因我后来为使自己得到释放采取的办法完全徒劳无益。我只有放弃他，让他独自去美洲，而他说自己宁愿马上被绞死也不愿那样做。

现在我得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被流放的时间已经临近。女管家——她仍然是我可靠的朋友——试图为我获得赦免，但却无法办到，除非花费相当大一笔钱，而我是承受不起的，那样会把我弄得身无分文——除非我已决定重操旧业，处境比流放还糟糕。因为在那儿我可以活命，而在这里只有送死。好心的牧师出于另一原因也极力阻止流放我，但他得到回答说，在他当初的恳求下已饶了我一命，所以他不应该再提要求了。看得出他为我将离开的事感到苦恼，因为如他所说，他担心我会丧失最初面临死亡时所受到的美好影响——这些影响在他的开导下有增无减。这位虔诚的绅士对此极为担忧。

另一方面我现在对此并不十分焦虑，不过我没有让牧师知道其中的原因，直到最后他也只知道我是极不情愿、相当痛苦地离开的。

那是在5月份，我与另外13名犯人被移交给一个去弗吉尼亚做生意的商人，登上一艘航行于德普弗德流域的船。监狱长把我们送到船上，船长便负责把我们看管起来。

这一夜我们被啪地一下关在了船舱下面，彼此挤得很紧，我想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船次日早上启航，沿河向一个叫“巴格拜洞”的地方驶去，他们说是船长同意这样做的，以便让我们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不过船到达那儿时我们被允许到甲板上去，但不是到上层后甲板区，那是专门留给船长和乘客使用的地方。

根据头上男人们的声音和船的移动，我发觉他们开始了航行，最初大为吃惊，担心我们离开时他们不让朋友来看我们。但不久我就放心了，发现船已抛锚，一些人通知我们说次日早上我们可以在甲板上让朋友们来探望。

那晚整夜我都像其他犯人一样躺在坚硬的甲板上，不过后来我们有寝具的人都得到一些小舱，以便在里面睡觉；还有了存放装有衣服和亚麻织品（如果我们有的话）的大小衣箱的地方。我们很有必要把衣物放进去，因为有的人什么衬衣、内衣、亚麻织品或羊毛服都没有，只有他们穿在身上的那点衣服，或者还有一点点钱。但我却发现他们在船上过得很自在，尤其是女人，她们可以为水手们洗衣服等挣到钱，足以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次日上午我们被允许到甲板上去，我问一个官员可否送一封信到岸上去，以便让朋友们知道我在哪里，请他们给我送来一些必要的东西。他是水手长，一个十分礼貌客气的男人，他说我想办什么事都可以，他保证让我如愿。我说除送一封信外也没别的事，他回答说轮船的小艇在下一次涨潮时将要去伦敦，他会设法把我的信带过去。

因此当小艇要离开时水手长前来通知我，说他自己也要去，如果我的信准备好了他会负责送到。我先前已弄到笔、墨和纸，给女管家写了一封信，另外附了一封信给我那个狱中同伴——不过我到最后也没让她知道他是我丈夫。在给女管家的信中我讲了船停靠的地方，敦促她把为我此次远行准备好的东西送来。

我把信交给水手长时另外给了他一先令，我说是给杂务工的费用，先前我已请他一上岸就让杂务工把信带过去，如果可能还能给我捎个信回来，这样我就会知道自己的东西咋样了。“因为，先生，”我说，“如果我得不到这些情况船就离开了，我可就完啦。”

我给他钱的时候，有意让他看见我带的东西比一般囚犯的好一点，我的钱包里有不少钱。我发现他一看见钱后对我的态度就大变了样。尽管他先前的确也礼貌，对于我这个遭遇不幸的女人自然怀着某种同情，但他后来对我就与众不同了，极力让我在船上受到更好的待遇——否则我是享受不到的，这在后面适当时会表现出来。

他非常真诚地把信送到女管家手里并带回她给我的信，同时又把那枚先令交给我。“给你，”他说，“这是你的钱，我亲自把信送去的。”我不知说什么，对此大为吃惊，过一会儿后我说道：“先生，你太好了，那么雇车的钱总该是你自己付的吧。”

“不，不，”他说，“我已经被多付了钱。那位女士是谁？你姐姐吗？”

“不是，先生，”我说，“她并不是我的亲戚，只是很好的朋友，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朋友。”“哦，”他说，“这样的朋友可不多。唉，她为你哭得像个孩子。”“不错，”我又说，“我相信只要能把我从这种可怕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付100英镑她也是愿意的。”

“是吗？”他问。“如果给一半的钱，我想我也能够设法把你放走。”不过他说得很小声，以免被人听见。

“啊！先生，”我说，“不过我那样被放走后好象又会被抓住，那可就会要了我的命。”“不会的，”他说，“可一旦你离开这艘船，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我可说不准那以后的事。”我们便暂时停止了这种谈话。

与此同时，对我忠诚到底的女管家把我的信送给了监狱里的丈夫，并得到一封回信。她次日亲自来了，并首先带来一张人们所谓的海床及其全部通常的东西。她又给我带来一个水手箱——即专为水手们制作的箱子，里面装有一切方便的用具和几乎我需要的所有物品。在箱子一角有个隐秘的抽屉，里面有我储蓄的钱，就是说我决定要带走的钱都在这里。我吩咐留下一部分钱，以便在我定居下来后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寄来，因为钱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用处，那里所有的东西都用烟叶换取，把钱带到那里会大受损失。

但我的情况特殊，让我钱和物都不带上就离开是绝不合适的。不过我作为一个可怜的罪犯，一上岸就会被出卖，带上一大堆东西便可能引起注意，也许还会遭到抢劫。所以我只带了部分钱财，其余的留在女管家那里。

女管家还带来许多其它物品，但我显得条件太好了是不恰当的，至少在我不了解船长前是如此。她来到船上时我心想她真的差点丧命，一看见我的那个样子，想到就要在那种情况下和我分手，她心情沉重，哭得很伤心，我好久都无法和她说话。

我利用这时看自己那个狱中同伴的信，大为困惑。他说他不可能被及时放走，以便和我乘上同一艘船。更有甚者，他开始怀疑他们是否会让他坐上一艘自己喜欢的船离开，尽管他的确甘愿自己去流放；他们也许会把他送上他们所指定的船，将他像其余犯人一样交托给船长。这使他失去了信心，因为只有到达弗吉尼亚后他才会和我见面了。他几乎要绝望，这是由于从另一方面看，假如我没有到达那儿，假如我在海上遇到什么意外或者不幸遇难，他在世上就彻底完蛋了。

这真让人一片茫然，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把水手长的事告诉了女管家，她非常急于让我与他谈判，可我一点这种心思都没有，除非我得知了丈夫——或如她所称的狱中同伴——是否可以与我一起走。最后我不得不把整个情况告诉她，只是没讲出他是我丈夫。我说我已经和他商定好，如果他被允许坐同一艘船离开我就与他一起走，我发现他身上有钱。

接着我告诉她我们到了那儿后打算怎么办，怎样种植、定居，总之不再以任何过去那种冒险让自己富有起来。我还对她说了一个大秘密：他一到船上我们就将结婚。

她听说这事后很快就乐意让我离开，并马上设法让他及时得到解脱，以便他能和我坐上同一艘船。这事终于得以通过，尽管费了不少力，还受到流放犯一切应有的对待。可他并不能算是这样的罪犯，因尚未受到审判，所以他感到十分屈辱。现在我们的命运已被决定，我们两人都上了船，真的要去弗吉尼亚了。作为流放犯我们的处境很可鄙，注定要被当作奴隶卖掉，我的期限是5年；他则受着契约和保证的限制，在有生之年都不准返回英国，他为此沮丧万分。他像个囚犯一样被带上船，这种屈辱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最初曾说他可以自己去流放，那样他就能像个男子汉自由地离开。不错，并没有命令等他到达那儿后就把他像我们一样卖掉，他因此必须付给船长船费，而我们是不需要的。至于其它的事，他则像个孩子除了听从吩咐外啥也不懂该咋办。

然而整整3个星期我都无法安心，不知道是否能与丈夫一起走，因此对于那个真诚的水手长的建议难以决定如何或以什么方式去接受，这真让他觉得有点奇怪。

我终于看见了丈夫走上船来。他显得沮丧生气，高傲的心充满愤怒与鄙视——他被新门监狱的3个看守拖上来，像个罪犯一样带到船上，而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审判。他让朋友们为自己大声喊冤，似乎有一些影响力；但他们这样做时遭到阻止，得知他已受到够好的恩赐，并听说了自从最后同意让他流放后的情况——他没有受到新的起诉应该觉得自己的待遇很不错了。这个回答使他平静下来，因他太了解如果不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以及他能期望得到怎样的机会。他曾被说服接受流放的提议，现在他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他对于这些地狱之犬——如他所称——感到的懊恼稍微过去一点后，他显得更加平静，变得愉快起来。我说真高兴他又从他们手中摆脱了，他一下把我抱在怀里，极其温和地承认说是我给了他最好的建议。“亲爱的，”他说，“你两次救了我的命，从此我这条命都甘愿为你效劳，我会永远听你的。”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各自有多少钱。他对我很诚实，说他刚进监狱时钱很多，但由于他像个绅士一样住在那儿，花费不少，还要花掉更多的钱去交朋友，支付律师费——那是很昂贵的。总之他现在剩下的所有钱就是带在身上的108英镑金币。

我同样诚实地告诉了他我的积蓄，就是说我带在身上的钱；我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把其余的钱留作备用。这样万一我死了，我留给他的钱已经足够，而留在女管家那里的钱就归她所有了——她确实很应该得到我的那些存款。

我随身带的钱有246英镑，另外有一些零散的先令。所以我们一共有354英镑，但这可算是世上凑到一起让人开始新生活最糟糕的一笔财产了。

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带着现钱——这是带到种植园去的无利可图的东西。我相信他在世上所有的钱确实就他说的那么多。至于我，在遭遇这次灾难时我银行里还有700到800英镑，并有一个世上最可靠的朋友替我代管——她是个没有任何信条的女人——而目前如上所说我仍有300英镑存放在她手里。此外我还带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两块金表，一些小餐具，一些戒子，全部是偷来的。我就带着这些财产，在61岁的时候，仅仅以一个被缓期执行绞刑、受命去流放的可怜罪犯的身份，奔向一个新世界——正如我所说的。我的衣服简陋朴素，但并不破烂或肮脏，整条船上没人知道我带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由于我有许多很好的衣服和不少亚麻织品——我已让人把它们打包装在两口大箱里——我便通过船运把它们带走，不是作为我的物品而是寄给弗吉尼亚我的那个真名收，装运单就揣在我衣兜里。餐具、手表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在这些箱中，只是钱除外，我把它单独放在水手箱一个隐秘的抽屉内，既不会被发现也不能打开，除非把箱子劈成碎块。

船现在开始装得满满的了。有一些乘客并非因为犯罪被送到船上，所以他们在大房舱和其它地方得到了铺位，而我们这些罪犯则被赶到船舱下面，我不知是啥地方。待丈夫上船后，我便去找水手长谈谈，他最初即向我表示了友好。我说他已在很多事情上像朋友一样帮助了我，我却没作出任何适当的报答，说罢我把一几尼钱放到他手上。我告诉他我丈夫已经上船，虽然我们目前面处境不幸，但我们与那些一同来的可怜人是有区别的，想知道是否可以说服船长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为此我们会让他感到满意，对他所付出的辛劳给予报答。我看得出他非常高兴地接过几尼，并保证会帮这个忙。

这时他对我们说，船长是世上最好心的人之一，他相信船长会不难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我们提供方便的住处。为了让我放心，他说下一次涨潮时他会专门去对船长说说。次日早上我碰巧比平常多睡了一点，起床后我四处看看，发现水手长在一些男人中间忙着通常的事。看见他在那儿我有点忧愁，走过去和他说话，他看到我后也走过来，但我没让他先开口便微笑着说：“先生，我想你把我们忘了，我看见你现在挺忙的。”他立即转过身，说：“跟我来吧，你会明白的。”于是他把我领到大房舱里，那儿坐着一位绅士般模样的人在写什么，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

“瞧，”水手长对正写东西的男人说，“这就是船长对你说过的女士。”然后他转身对我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的事情，专门去了船长的房间把你的话如实地告诉了他，说你希望让自己和丈夫得到方便的住处。船长就专门让这位先生——他是本船的大副——带你好好看一下，要让你们住得满意，并叫我向你保证你们不会受到应有的那种待遇，而是会像其他乘客一样受到尊重。”

大副随即和我说起来，并没给我时间感谢水手长一番好意。他证实水手长说的话不假，并补充说船长乐意表示他的善良与仁慈，特别是对于遭遇不幸的人。说罢他带我看了几间组合起来的船舱，有的在大房舱里，有的是专门为乘客从统舱里隔出来的，这儿面向大房舱。他让我选择愿意住在哪里，我选择了统舱里的一间小舱，里面的设施很不错，可以放好我们的大小箱子，另有一张餐桌。

之后大副又说水手长把我和我丈夫说得非常好，他因此被吩咐告诉我，如果我们认为合适可以在整个航行当中和他一起用餐，享受乘客的一般条件；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另外付一些餐费，如果不愿意他仍然像平常一样支付自己的，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吃饭。在经历了众多艰难困苦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我感谢他，说船长可以向我们提出条件，并请他让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丈夫的身体还不是很好，仍然呆在舱里。因此我就离开了，这时丈夫由于所受到的屈辱（他这么认为）还是那么沮丧，并没有恢复正常。我告诉他我们将会在船上受到怎样的待遇时，他立即精神振奋，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脸上显露出新的生机与勇气。最伟大的精神受到痛苦的沉重打击时，也会变得极为沮丧不堪，的确如此。

一会儿后丈夫才恢复过来，他和我一起去为大副所表示的仁慈予以感谢，并通过他向船长表达应有的谢意，主动提出预先支付他为运送我们以及帮我们弄到方便条件所要求的任何费用。大副对他说船长下午将到船上去，他会把这一切交给船长处理。下午船长到了船上，我们发现他真的像水手长描述的那样礼貌客气。我丈夫的谈话使他非常高兴，一句话他不让我们住在自己选定的舱里，而是给了我们一间我先前说的面向大房舱的小舱。

他的条件也并不过分，或者说这个男人并不是一心想诈取我们，因我们只花15几尼就算付过了所有船费和餐费。我们坐在船长的桌旁与他共餐，受到极好的款待。

船长睡在大房舱的另一部分，他已把自己的艉楼甲板室——如他们所说——让给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后者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他们自己用餐。船上另有一些普通乘客，他们住在统舱里。至于我们过去的那些同伙，他们则被留在船舱下面，很少到甲板上来。

我不由自主地把发生的情况通知女管家，只有让真正关心我的她分享到我的好运气才是恰当的。此外我想请她帮我弄来一些必须的物品，我以前不好意思让人看见自己有它们。但现在我有了一间船舱和存放物品的地方，就要来很多好东西以便航行中过得舒适一些，有白兰地酒、糖和柠檬等，用它们做成潘趣酒款待我们的船长恩人，另有许多吃喝的东西，有一张更大的床及其配套寝具。总之，我们决心做到什么也不缺。

待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就要开始自称是英国殖民者，可直到现在我都没设法在这方面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对于在那种情况下需要什么是很了解的，尤其是殖民者们干活、建房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和家具，这些东西在那个地方去买必然要贵一倍。

我与女管家谈起这事，她便去拜访船长，说她希望能为自己的两个不幸的表兄妹——她这样叫我们——想到办法，让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后获得自由，接着与他进一步商谈有关措施和条件，我将在适当时再予以说明。在这样对船长讲过之后，她又让他知道虽然处境不幸的我们只好去流放，但我们并不缺乏装备在那个地方干起来，我们也决心作为殖民者在那里定居。船长很乐意帮助，告诉她应如何着手此种工作，说对于勤劳的人而言以这种方式重新获得财富是多么容易和可靠。“夫人，”他说，“我发现你表兄妹的处境是不好，但在那个地方任何处境更糟糕的人都不会觉得耻辱，只要他们到达那里后的确对那儿的事情有很好的见识。”

随后她向他打听我们必须带些什么过去，他像个无所不知的人一样对她说：“夫人，你的表兄妹首先必须找到某个人把他们作为奴隶买下来，这样才与他们被流放的处境相符合。然后他们就可凭借那人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要么买下已经建好的种植园，要么买下当地政府的土地愿怎么开始干起来都行，两种办法均可。”她请求他在第一种途径上给予帮助，他便答应把这事交给他去办，并且的确说到做到。至于其它的，他答应为我们推荐能给予最佳建议而不会欺骗我们的人，这一点再让人满意不过了。

她问他有无必要为我们配备一些用于种植的工具和物资，他说：“当然有必要。”她便请他对此提供帮助，说不管花多少钱她都要为我们配备好一切便利的东西。他因此给她开了一张作为殖民者所必需的东西的清单，根据他的计算大约要花80或100英镑。总之她相当熟练地买到这些物品，好象她是个弗吉尼亚的老商人；只是在我的要求下，她买的物品比他清单上的超出了一倍。

她把这些东西以自己的名义送到船上，从船长那里拿到装运单，并在它们上面签字转让给我丈夫，后来又以她的名义为这些货物保了险。这样无论如何，不管遇到什么灾难，我们都作好了准备。

我应该告诉读者，我丈夫把他自己存下的108英镑全部交给她，作了这样的投资——如上所说，他身上就带着这些金币。此外我又给了她不少钱，这样我便一点没花费存放在她手里的钱。但毕竟我们还有近200英镑现金，去那里开始我们的生活足够了。

我们为自己这样有幸得到如此好的条件感到欢欣鼓舞，从巴格拜洞出发到格雷夫森德，船在这儿又停留了10天，船长此时才真正上来，并在到达目的地前不再下去。在这里期间他让我们享受到一种根本没理由指望享有的礼遇，即让我们到岸上去消除一下疲劳，只要保证不离开他能平静地回到船上即可。这证明了他对我们是信任的，让我丈夫激动不已，他纯粹出于感激之情告诉船长，对这样的恩赐他无法作出恰当的报答，所以无法想到要接受它，并且让船长冒这样的风险他也不能安心。在彼此客气一番后我把一个钱包交给丈夫，里面有80几尼，他又把钱交到船长手上。“瞧，船长，”他说，“这是我们表示忠实的部分保证金，假如我们不管怎样地对你不忠实，这钱就是你的了。”这样我们便上了岸。

船长确实深信我们决意要回去的，因我们已为在那儿定居作好充分准备，似乎没有理由冒着很可能遇到的生命危险选择留在这儿。总而言之我们与船长一起到了岸上，在格雷夫森德吃过晚饭，过得极其开心，并在吃饭的那座房里过了一整夜，次日早上非常忠实地与船长回到船上。我们在这里买了几十瓶好啤酒，一些葡萄酒、禽肉以及其它我们认为会在船上受欢迎的东西。

女管家一直和我们共同去了多佛海峡的近岸锚地，船长的妻子也去了，女管家和她一起回去的。我同自己的亲生母亲分别也没有同女管家分别那么悲哀，从此我再没见过她。在我们到了近岸锚地后的第三天即遇上顺利的东风，在4月10日这天便由此启航。我们没有停留一直向前航行，直到被一阵巨大的强风刮到爱尔兰海岸，船才在一条我不记得其名的河流附近一个小湾抛锚；不过据说这条河来自里麦雷克，是爱尔兰最大的河流。

恶劣的天气使我们在这儿停留了一些时间，仍像最初一样亲切和蔼的船长又把我们两个带到岸上。船长现在这样做的确对我丈夫很好，因大海让他相当难受，尤其在刮狂风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又买了一些新鲜食物，有牛肉、猪肉、羊肉和禽肉，船长腌制了五六桶牛肉以便让船上的食物吃得久一点。我们在这里只呆了5天，此时天气变得温和起来，风也顺了，我们再次启航，42天后安全到达了弗吉尼亚海岸。

临近海岸时船长把我叫到他身边，说从我的话中他看出我有一些亲戚在这里，自己以前来过，所以他认为我明白船到岸后他们处理囚犯的习惯方式。我说不明白，至于我在那儿的亲戚，他可以相信我作为一名犯人是决不会让他们知道我的；至于别的事情，我们完全请他帮忙，他也乐意答应这样做。他说我必须在这里找到某人把我作为奴隶买去，在地方长官询问我的情况时这人必须负责回答。我说我们会照他的吩咐去做，于是他带来一个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殖民者的人，与其商谈买我这个奴隶，而船长并没得到命令要卖我丈夫。我在此被正式卖给这个人，跟着他上了岸。船长也一起上岸，把我们带到某座房子，它是否被称作小旅馆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买了一碗用朗姆酒制作的潘趣酒等，十分开心。一些时间后那个殖民者就给了我们一份释放证，和已经为他忠诚效劳的确认证，次日早上我便不再受到他的约束，可以自由行动了。

船长为自己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要求得到60英担烟叶，他说这是自己负责为船老板弄的。我们便为他买来烟叶，并另外送了他20几尼，使他满意极了。

由于种种原因，这里再详细讲述我们于弗吉尼亚的哪一部分殖民地居住下来是不恰当的，这样说就足够了：船把我们带入波托马克大河，最初我们打算在这一带定居，尽管后来改变了主意。

我们把所有货物弄到岸上并放入一间仓库——在上岸处的一个小地方或村子我们租到它和一个存放处——之后办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打听我母亲和那个哥哥的情况（正如我前面所详细讲述的，即与我结婚的那个要命的人）。我略一询问就得知了某某夫人，即我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个哥哥或者丈夫还活着，更糟糕的是我发现他已从我所居住的种植园迁移，与一个儿子同住在我们上岸并租了一间仓库的那个地方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里。

我开始有点吃惊，不过由于大胆地相信他不可能认出我，所以我不仅非常放心而且很想看见他，如可能不让他看见我的话。为此我打听到了他居住的种植园，并在当地找到一个所谓的打杂女工，和她一起朝那个地方漫步而去，好象我只是想看看这里和周围。我终于走得很近了，看见那座住房。我问一同去的女人这个种植园是谁的，她说是一个男人的，然后看一下右边，说：“瞧，就是那个先生的，他和父亲在一起。”“他们的教名是啥？”我问。“我不知道老人的教名，”她说，“不过他儿子的叫汉弗莱。我想，”她说，“他父亲的也一样吧。”如果你能的话，不难猜到我当时是怎样地既欢喜又惊慌，因我立即知道他正是我和那个她让我看见的父亲所生的儿子，而那父亲就是我的亲哥哥。我没有戴面罩，不过把头巾拉下来遮住面部，这样我便相信他在与我分别20多年后——并且根本想不到我会来到世上这个地方——是不会认出我来的。可我并不需要那么小心谨慎，因他由于患上某种眼病视力越来越差，只能看着走走路，不会撞到树上或掉进沟里。待他们靠近时我问：“他认识你吗，欧文夫人？”（人们这样叫她）“认识，”她说，“他听见我说话就知道是我，但他的视力不好，不管我还是别人都看不出来。”然后她把上述他的视力情况告诉了我。我感到放心了，又把头巾拉开，让他们从我身边经过。作为一个母亲，这样看见自己的儿子——一个英俊标致、茁壮成长的男人——却不敢和他相认，不敢对他有任何注意，那真是一件可悲的事。请读到这里的每个有孩子的母亲想想吧，想想我怀着怎样巨大的痛苦克制自己，我多么渴望抱着他痛哭一场，我内心多么激动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正如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痛苦一样！他从我身边走过后，我站在那儿一直注视他，浑身哆嗦。然后我在刚才注意到的一片草地上坐下，好象要躺下休息，不过身子转离开她，爬在地上哭泣，吻着他刚才踩过的那片土地。

我无法隐瞒自己难过的心情，被那个女人觉察到了，她认为我身体不适，我只得承认。于是她催促我站起来，因地面潮湿，对身体不好。我便站起来走了。

在返回的途中我仍然谈着那个男人和他儿子，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令人忧郁的事。打杂女工好象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要给我讲个故事，开始说道：“在那个男人以前住的地方，周围传说着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是什么？”我问。“唉，”她说，“那个老先生年轻时去过英国，在那儿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是在这儿所见过的最好的女人。他娶了她，把她带到这里的母亲身边，那时他母亲还活着。他同她在这儿生活了几年，”她继续说，“她生下几个孩子，现在与他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其中一个。但后来他的老母亲告诉了她什么与自己相关的事，以及自己在英国的一些很糟糕的情况，让她的儿媳妇大为震惊和不安起来。总之，在对事情进一步查问后，好象让人最不可思议的是，老妇人竟然是她儿媳妇的亲生母亲，这样她的儿子就与儿媳妇是亲兄妹，那个家庭因此惊恐万分，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几乎给毁了。年轻女人不愿和他再生活下去，他一段时间精神错乱，最后女人离开这里去了英国，从此没有任何消息。”

不难相信这个故事使我受到异常的影响，但我对于当时自己那种心烦意乱的状况却无法形容。我对这个故事显得很吃惊，问了她无数具体细节，我发现她无所不知。最后我开始了解这个家庭的处境，那个老妇——我指自己母亲——是如何死的，如何留下财产的。因母亲曾十分认真地向我保证过她死时会为我做点什么，留下一些财产，这样如果我还活着，就应该以某种方式来取它，而不会受到儿子——我哥哥和以前的丈夫——的阻止。她说她并不确切知道财产是如何安排的，但听说我母亲留下一笔钱，以她的种植园作为支付方式，以便在得知女儿的消息时能对她作些补偿，无论她在英国还是其它地方。这笔被信托的财产现留在那个做儿子的手里，就是我们看见与他父亲一起的人。

这个消息对我太好了，不可小看，你可以肯定它让我思绪万千——我想着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怎样让自己与亲人相认，或者是否应该与他们相认。

对于现在所面临的困惑我自己实在无力解决，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我日夜心情沉重，既睡不着觉又无法交流，被丈夫觉察到了，他不明白我为啥会痛苦，极力让我高兴，但毫无用处。他不断让我告诉他遇到啥烦恼，我迟迟不说，最后在他再三要求下我才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显然也并不假的故事。我说我感到烦恼的是自己发现我们必须迁到别处去住，改变定居的计划，因我发现如果住在那儿我就会被认出来。由于母亲已去世，有几个亲戚来到了我们现在住的那片地方，我要么会让他们知道我——处于我目前的境况从很多方面看都不适合——要么迁移。我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感到忧愁。

他对此表示同意，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况让任何人知道都是绝不恰当的，因此他说只要我觉得合适，他愿意迁到该国的任何地方或甚至任何其它地方。可现在我又遇到另外的问题，即假如我迁到另一个殖民地，就再无法对母亲留下的东西进行应有的查询了。再者，我简直无法想到把自己前一个婚姻的秘密泄露给现在这个丈夫，那段故事是经不起讲述的，我也不知道讲了会有啥后果。并且，这个地方的所有人也必然会知道我是谁，以及我现在的处境如何。

这种困惑持续了很久，让我丈夫极度不安，他认为我对他不坦率，没有让他了解我的所有苦恼。他经常说很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让我不信任他，不管什么事情，尤其是如果事情令人十分悲哀痛苦的话。的确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要信任他，因为男人从妻子那里最应该得到的就是信任。然而我又不知如何把此事向他坦白。可如果不把自己的事对任何人有所倾谈，那么我的精神负担就会过于沉重。无论人们怎样乐于说我们女人不能够保守秘密——不管是女人的秘密还是男人的——凡重大的秘密，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密友、一个知心朋友倾谈其中的欢乐或痛苦，无论情况如何，否则我们的精神负担就会倍增，也许会变得难以承受。这一点我请人们去予以证实。

正因为如此，男人和女人们，甚至那些在其它方面出类拔萃的男人们，才经常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软弱，无法独自承受心中的欢乐或痛苦，不得不把它们泄露出来——即使仅仅为了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让伴随而来的精神压力得到解脱。这绝非愚蠢的标志，而是事情发展的自然结果。这样的人，如果对此种压力继续抗争下去，也必定会在睡梦中把秘密泄露出来，无论这个秘密具有怎样致命的性质，也不管被泄露给的人是谁。自然所必需的事有时会对犯下重大罪恶——特别是暗杀——的人心里产生强烈影响，使他们非要把此事透露出来不可，尽管结果必然会让他们自己遭受毁灭。瞧，虽然神圣的法官的确应该为得到那一切发现和忏悔感到荣耀，但之所以取得那些非同寻常的效果，必定也是上帝通常借助自然之手，充分利用了相同的自然因素所致。

我长期与罪行和罪犯打交道，可以对此举出几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我被关在新门监狱时，认识一个被称作“夜蝇”的人。我从那时起也不知道他们用这个词指什么，但他是个被默许可以每天晚上出去的人，这时他便会玩弄诡计，让被称为“捉贼者”的诚实的人次日去发现他的诡计，然后归还前一夜偷到的东西，并因此获得奖赏。这个家伙必定会在睡梦中把自己的整个行为说出来——他采取的每一步，偷到的东西，在哪里偷到的，就好象他醒着时所讲的那么肯定。所以他被放出监狱之后，不得不把自己锁起来，或者被他的老板起来，这样谁也听不到他说话。但另一方面，假如让他把一切详细情况都讲出来，把四处去所取得的成功充分告诉任何朋友、同伙或老板——我可以这样称他们——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正常，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安然入睡。

由于这样发表关于我生活的故事在于让人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应有寓意，让每个读者获得启发、告诫、警示和改进，所以我希望别认为上述一事毫无必要地偏离了正题——因为有些人对于自己或他人心中的重大秘密是非讲出来不可的。

在这种负担的压迫下，我对于上述处境感到苦恼，唯一的安慰是我尽可能让丈夫了解一些情况，我认为它们会使他相信我们有必要考虑在世上别的地方定居的事。下一个我们所面临的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去哪里的英国殖民地定居。丈夫对于这个地方完全陌生，对一些地方的位置甚至没有一点地理知识。而我直至写到这儿时也不知道“地理”一词的意思，只从长期与来往于那里的人们的谈话中有了一般知识。我明白：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东泽西和西泽西、纽约、新英格兰都在弗吉尼亚北部，所以它们的气候都更寒冷，我因此也不喜欢。因我天生喜欢暖和的天气，现在上了年纪，我就更不想到寒冷的地方去了。我便想到去卡罗莱纳，它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最南边的殖民地。我打算去那儿，更因为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随时轻易能回来过问母亲的财产并要求得到它们。

这样决定之后，我便向丈夫提出离开此地，把我们的财产搬到卡罗莱纳去，我们决心在那儿定居。因丈夫很同意我的第一个看法，即留在我们这儿根本不恰当；我让他确信别人会知道我们的事，而其余的情况我则对他隐瞒着。

但此时我又发现一个困难。那个主要的问题仍然让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无法想到离开这里而又不以某种方式对母亲为我做了什么这样一件大事查询一下。我也难以想到在离开的时候，不让自己过去的丈夫（哥哥）或我的孩子（他儿子）知道，我只是愿意这样做时完全对现在这个丈夫隐瞒，或者对他们隐瞒我有现在这个丈夫。

我对于该如何办想了无数的办法。本来我很乐意让丈夫先到卡罗莱纳去，然后自己再着手办事，但这是不行的，没有我他就不愿意走；他对那里和怎样在任何地方定居都不熟悉。于是我想我们两人先离开，待定居好后我再回到弗吉尼亚，可我知道即使那时他也不愿意和我分开，把他一个人留下。事情明摆着：他天生是个绅士般的人，不仅不熟悉情况而且也有一种惰性，待我们真的定居下来后，他会宁愿带着枪钻到林子里去——那儿的人把这叫做打猎，是印第安人通常要做的。瞧，他宁愿那样也不照料一下种植园里的一般活儿。

因此这些就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不知如何处理。我强烈地感到要把自己的情况透露给原来的丈夫，这种感觉难以阻挡，尤其因为我想到假如他活着时我不那样做，也许以后根本没法让儿子相信我真的是同一个人，我就是他母亲。那样我不仅会失去亲人的帮助和安慰，而且会失去母亲给我留下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我认为让他们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绝不恰当，无论涉及到我有一个丈夫的事还是我被作为囚犯带到这里的情况——从两方面考虑我都绝对有必要迁离这儿，以后再从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身份回来。

怀着这些考虑，我继续对丈夫说我们绝对有必要离开波托马克河，因在这儿我们会很快被人们知道，而假如到世上任何别的地方去，我们就可以像任何一个家庭那样带着好名声去那儿种植。由于当地居民总是喜欢带着财产的家庭到他们当中去种植，所以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处境泄露出去。

我还告诉他自己在这里有几个亲戚——我现在不敢与他们相认，因他们不久便会知道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让我的情况暴露无遗——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已故的母亲在这里给我留下了什么，也许数量不少，我很值得花时间去查询一下。可是要这样做也必然会公开暴露我们的情况，除非我们离开这里；然后不管在哪里定居我都可以再回来，好象是来看望我的哥哥和侄子们，与他们相认，并查询一下属于我的东西，受到尊敬，同时获得公正的对待。而假如我现在这样做，便只会遇到麻烦，比如强行去得到自己的东西，并遭遭遇诅咒、反抗和各种侮辱，而这也许是他不忍看到的。假如不得不提出合法的证据，以证明我真是她的女儿，我也许会措手不及，只好到英国去求助，最终有可能失败，得不到自己的财物。凭着这些理由，丈夫至此又知道了所需要的整个秘密，我们便决定离开，到另一个殖民地去寻找定居处，而一开始就把卡罗莱纳选定了。

为此我们着手了解去卡罗莱纳的船只，很快便得知在河湾的另一边——如人们所说——即在马里兰，有一艘满载大米和其它货物的船从卡罗莱纳驶来，并将返回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租了一只单桅帆船装运货物，仿佛要与波托马克河永别一般，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向马里兰驶去。

这是一次漫长难受的航行，我丈夫说比他从英国来这里的整个航行还糟糕，因天气恶劣，河水汹涌，船小又不方便。在沿波托马克河驶了足足100海里时，我们来到一个被叫做威斯特摩兰郡的地点。这条河迄今是弗吉尼亚最大的河流，我听说也是世上流入另一河流而非直接进入海里的最大河流；在穿越它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恶劣天气，时时面临极大危险，因虽然人们只把它叫做一条河，但它经常都极其广阔，以致我们来到河中间时一连数里格都看不见河岸。接着我们穿越切莎皮克大湾，它就是波托马克河涌入的地点，有近30海里宽，这样我们的航行足足有200海里，而载着我们所有财产的船只又是如此简陋拙劣。假如不幸遇到意外，我们最终会多么悲惨啊——比如失去财物，只留得一命，在一个荒凉陌生的地方被弄得赤身裸体，一贫如洗，在整个附近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一想到这我就感到十分恐惧，即便在危险过去之后。

唔，经过5天的航行后我们来到被称为“菲力点”的地方，发现去卡罗莱纳的船已装载好于3天前离开。这让人失望，然而我是不会为任何事气馁的，对丈夫说既然去不了卡罗莱纳，而我们到达的这个地方又肥沃有益，我们不妨看看能否在这儿找到改变处境的办法，如果他喜欢的话我们也可在此定居。

我们立即上了岸，可是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供生活或储藏东西的方便条件。不过我们在这儿遇到一个相当诚实的基督教贵格会教徒，他指点说我们可以去东边约60英里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河湾的入口附近。他说他就住在那里，我们可在那儿安顿下来，要么开始种植，要么等找到另一个更便利的地方再去种植。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我们就同意了，这个贵格会教徒也与一道同行。

我们在这儿买了两个仆人，即一个坐一艘利物浦的船刚上岸的英国女仆和一个黑人男仆——对于所有打算在那儿定居的人这些都是绝对必需的。这个诚实的贵格会教徒对我们很有帮助，待到达他所建议的地点时，他为我们找了一间贮藏货物的便利的仓库，以及我们和仆人的住处。大约两个月后，在他的指点下我们从当地政府那里买下一大片土地，以便建立自己的种植园。这样就把去卡罗莱纳的念头完全搁在一边，因在这儿我们受到相当不错的欢迎并了有方便的住处，直到我们能够把事情准备好，让足够的土地得到治理，还有了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这一切都在那个贵格会教徒的指点下办成，所以一年下来我们让近50英亩土地得到整治，一部分圈为私有，有的种上烟叶，虽然不多。另外我们有了园圃和谷物地，足以让仆人也有蔬菜和面包吃。

此时我极力说服丈夫让我回到河湾那边去打听一下朋友们。他现在更愿意一些，因除了从他们所说的打猎中消遣外——他很喜欢打猎——他自己手头还有足够的事要做。的确我们两人经常对视着，有时真感到无比快乐，这是由于我们想到现在的处境远远比过去好了，不但比在新门监狱时好，而且也比我们从事那种邪恶勾当期间最顺利的时候还好。

我们目前的情况非常不错。我们用35英镑现金从殖民地的业主那里买到土地，只要我们活着时就有一个足够大的种植园；至于孩子，我如今已不可能再有了。

而我们的好运并没就此结束。如上所述，我穿过河湾去了我的哥哥——曾经是丈夫——住的地方。不过我没有到先前那个村子，而是沿波托马克河东面被叫做拉帕汉诺克河的大河驶去，这样到达了他那个巨大的种植园背面，然后从一片可以通航的流入拉帕汉诺克河的小湾来到离他的种植园很近的地方。

这时我已完全下定决心直截了当地去找哥哥（丈夫）并告诉他我是谁。只是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我这样鲁莽地去拜访他会使他有多么生气，我便决定先给他写一封信让他知道我是谁，告诉他我不是凭着过去那种关系——我希望他已经把它忘了——来找他麻烦的，而是作为一个妹妹来向哥哥寻求帮助，因母亲去世时曾给我留下一些财产，我相信他在此事上会公正地对待我，特别是考虑到我千里迢迢来寻求得到它。

我在信中对于他儿子说了一些非常温和亲切的话，我说他知道孩子也是我的，由于我嫁给他也正如他娶我一样没有罪——我们当时谁都不知道彼此是亲戚——所以我希望他能满足我看一下自己唯一的孩子的强烈渴望，也让孩子看到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对他怀着怎样深厚的感情，而我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什么印象。

我确实相信他收到这封信后会马上把它拿给儿子看，知道他的视力很不好，无法看清。可结果还要好些，由于视力差，他便让儿子拆开所有给他寄来的信；在我的信差把信送去时老先生不在家里或到别处去了，所以信就直接交到我儿子手里，他打开信并读了其中的内容。

一会儿后他把信差叫进去，问让送这封信的人在哪里。信差告诉了地址，大约有7英里远，于是他让信差等等，让人准备好一匹马，带上两个仆人跟着信差到我这里来了。请任何人判断一下吧，信差回来对我说老先生不在家，但他的儿子与自己一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多么惊愕啊！我简直给惊呆了，不知道会是和平还是战争，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只有短暂的思考时间，儿子就在信差后面，此刻他走进我的住处，在门口问信差什么。我听不清楚，猜想大概在问派他去的女士是谁？因信差说：“在那儿，先生。”听见这话他径直朝我走来，吻我，把我抱在怀里，激动万分地与我拥抱，以致说不出话来；但我能感觉到他像一个只能无声地哭泣的孩子那样胸口起伏着，颤动着。

我发现（这并不困难）他不是作为陌生人而是作为儿子来到母亲身边————确实是一个从不知道自己母亲是啥模样的儿子，我心中的喜悦无法表达或形容。一句话，我们母子俩俯在彼此身上哭了很久，最后他先开口说话。“亲爱的母亲，”他说，“你仍然活着？我根本没想到会亲眼看见你。”至于我，我好长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两个恢复一点平静并能够谈话后，他把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没把我的信给父亲看，也没说什么；奶奶留给我的东西在他手里，他会公正地对待我，让我完全称心如意；至于父亲，他已年老体弱，身心都不好，极其烦躁易怒，几乎成了瞎子，什么都不能做。对于这样一件难办的事他怀疑是否应了解一下该如何行动，所以他就亲自来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见到我的愿望——他对此无法克制——又是为了让我知道情况后，由我自己决定是否与他父亲相认。

这真是处理得非常谨慎明智，让我发现儿子已成了一个有理性的男人，用不着我指点了。我说我并不吃惊他父亲成了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因为在我离开时他的大脑就受了点影响，而他的烦躁主要由于我在知道他是我哥哥后，不愿听从劝告仍与他作为夫妻一起生活。我说他比我更了解父亲的现状，所以该怎么办我乐意听他的意见；对于见他父亲的事我并不在乎，既然已先见到了他——他已把最好的消息带给我，即他的奶奶把留给我的东西托付给了他，他现在已知道我是谁，我便毫不怀疑他会照自己说的那样公正地对待我。然后我又问母亲去世多久了，在哪里去世的，并讲了这个家庭的许多详细情况，使他对于我的的确确就是他母亲的事没有了丝毫怀疑。

儿子接着问我住在哪里，情况怎样。我说我在河湾的马里兰那一边有个特别的朋友，我就住在他的种植园里，那个朋友与我坐同一艘船从英国来；至于在河湾那边他住的地方，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处。他说如果愿意我可以同他回家一起生活，直到死去，而父亲谁也不知道，绝不会猜到我是谁。我考虑片刻，说虽然离开他去别处生活实在让我非常不安，但我也不能认为同他生活在一座房子里，总是面对着那个曾给我平静的生活带来巨大打击的可怜人，会是世上最让人愉快的事。尽管我会很高兴有他（我儿子）作伴或者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但我却无法想到住在那座房子里自己还必须保持克制，害怕会在谈话中把自己暴露。在同作为我儿子的他的谈话中，我必然会畅所欲言，而这就会使整个事情被暴露，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他承认我说得对。“不过，亲爱的妈妈，”他说，“你要尽量离我近一些。”于是他让我骑到马背上，把我带到与他自己的种植园相邻的另一个种植园，让我在这儿受到最好的款待——即使在他家里也只能这么好了。他把我留下后便回去，说次日再来谈谈那件主要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叫我姑母，拿了一些钱给那儿的人——他们好象是他的佃户——让他们对我尽量尊重。他离开大约两小时后，便派来一个女仆和一个黑人男仆侍候我，我的晚饭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仿佛来到一个新世界，几乎开始想到要是根本没把兰开夏郡的那个丈夫从英国带来才好呢。

然而这个愿望也并非出于真心，因我像一开始那个非常爱自己兰开夏郡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最值得享有这种爱的。而我这里只是顺便说说。

次日差不多在我刚起床后儿子就又来看我。谈过一会儿话，他先取出一只鹿皮袋给我，里面装有55块西班牙皮斯托尔，说是给我的从英国来的费用；虽然他不应该打听，但他应该想到我身上没有带多少钱，人们通常都不会带很多钱到那个地方来。接着他拿出奶奶的遗嘱念给我听，由此表明她把约克河岸的一个种植园以及园里的仆人和牲畜都留给了我及我的继承人（假如我有孩子），并把它们托付我的这个儿子，让他一旦得知我的消息后就交付给我；如果我没有继承人，那么我通过立遗嘱把财产留给谁都行；不过她把种植园的收入留给了该儿子，直至得到我的消息；如果我已不在人世，那么财产归他和他的继承人所有。

这个种植园虽然在另一个地方，但他说他并没有出租，而是交给一个雇工头儿管理，因为他自己管理着附近父亲的种植园，只是每年过去照料三四次。我问他觉得那个种植园能值多少，他说假如我拿去出租他每年可以给我约60镑，但假如我要靠种植它为生，它的价值会多得多，他认为我每年能有约150镑的收入。但鉴于我可能要么在河湾那边定居，要么想回英国去，他便说如果我让他做管家，他会像管理自己的种植园一样好好照理它，并相信他应该能每年给我送来价值约100镑的烟叶，有时会更多。

这些就是我所得到的无比奇异的消息，也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的心也的确更加庄重地（我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庄重）仰望着上帝之手，满怀感激之情——是上帝之手为我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我自己也许是被允许在世上生存下去的邪恶的最大奇迹。我必须另外注意到的是，不仅在这一次，甚至在所有其它让我感激的场合，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那么仁慈，而我却一直以邪恶的行为回报他，此时我过去的邪恶和令人憎恨的生活就显得可怕无比，我对于它也憎恶到极点，并以此自责。

不过我把这些想法留给读者去加以提升吧，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其中的原因；我则继续讲述事实。儿子待我那么亲切，为我提出多么好的建议，使我在听他谈话时几乎泪流不止。的确，我只是在略为平静一点后才能和他说几句，不过最后我奇迹般地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说我很高兴把留给我的东西交到自己儿子手里，至于继承权的事，我在世上除他外没别的孩子，如果结婚也已过了生育的年龄。因此我希望他起草一份文件，我会在上面签字，同意我去世后所有财产都归他和他的继承人。同时我微笑着问他为啥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他很快温和地回答说，弗吉尼亚并不产生很多的妻子，既然我谈到回英国去，不妨从伦敦给他找一个妻子来。

这便是我们第一天谈话的主要内容，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快乐的一天，它使我得到了最为真实的满足。这以后他每天都来看我，大部分时间陪着我，并把我带到他的几个朋友家，让我受到极为尊重的款待。我还有几次去他自己家里吃饭，他总是注意不让半死的父亲在近旁，以免我们彼此看见。我送给他一件礼物，那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一只金表——我说自己箱子里有两只，在他第三次来看我时我碰巧带着一只，就给了他。我说自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赠送，不过希望他为了我时而吻一下这只表。顺便说说，我的确没告诉他这是我在伦敦的聚会所里从一位女士身上偷来的。

他迟疑了片刻，好象不知是否该要。我坚持让他收下，这金表也并不比他那只装满西班牙金币的皮革袋便宜多少，尽管还是以伦敦的价格计算的，不然以这儿的价格计算它会贵一倍。他最后收下了，并吻它，说只要我活着他就要为这只表报答我。

几天后他带来起草的赠与文件和公证人，我爽快地在上面签了字，吻过无数遍后交给他——毫无疑问，一个母亲和一个亲切孝顺的孩子在传递东西时，感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次日他给我带来一份亲自签字盖章的合同，其中规定他应为我管理好种植园，无论我在哪里都将收入汇到指定的地点，并且保证每年要支付我100镑。之后他说由于我是在庄稼收割前来索取自己财产的，我便有权利获得本年度的收入，于是他付了我100镑的西班牙硬币，让我给他一份收据说明全年的已付清，时间迄至下一年的圣诞节——此时大约在8月末。

我在这里呆了5个多星期，真是好不容易才离开。不仅如此，儿子本来还要陪我一起到河湾那边去，但我绝不同意。可他要用自己的单桅帆船送我，船造得像一只快艇，既可用来娱乐又可做事。我同意他送我，这样在充分表示了孝顺和深情之后他让我走了，两天后我安全回到朋友即那个贵格会教徒的地方。

我随身带去了种植园需用的3匹有挽具和马鞍的马、一些猪、两条牛和许多其它东西，它们是一个女人在世上有过的最亲切可爱的孩子所送的礼物。我把这次旅行的所有详情告诉了丈夫，只是将儿子叫做表弟。我先说自己把表弄丢了，他好象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然后我说表弟对我多么好，母亲给我留下怎样一个种植园，表弟一直为我保管着，希望什么时候听到我的消息。我又说我已把种植园交给表弟管理，他会尽心尽职地向我报告其收益情况。接着我给他拿出作为第一年收入的100镑银币，并取出装有皮斯托尔币的鹿皮袋，说：“瞧，亲爱的，金表在这里。”丈夫说：“这么看来对于所有被宽恕感动的理智的人，上帝的仁慈必然都会产生同样效果。”他欣喜若狂地举起双手，又说道：“上帝为我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都做了什么啊！”随后我让他知道除这一切外我还让帆船带来了什么东西，我指那些马、猪和牛及其它种植园需要的备用品，使他更加意外，充满感激之情。从此我认为他由一个放荡者、拦路抢劫者和强盗被上帝的仁慈转化成一个最真诚的忏悔者，一个彻底改过自新的人。凭着这一事实的证明我可以把他的故事讲述得更长一些，不过我怀疑他的这部分故事不如他先前邪恶的故事那么有意思。

可本书讲的是我的故事，不是丈夫的。所以让我回到自己的情况上来吧。我们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种植园，得到那儿的朋友们的帮助和指点，特别是那个真诚的贵格会教徒，事实证明他是我们的一个忠诚可靠、慷慨大方的朋友。我们取得极大成功，因如上所述一开始就有了很好的贮备，现在又另外增加150镑。于是我们添了一些仆人，并修建一座相当不错的房子，年年都要治理一大片土地。次年我写信给老女管家，让她分享我们成功的欢乐，告诉她如何处理我前面讲过的留在她那里的250镑，要求买成货物寄来。她像往常那样热情忠实地照办，所有东西都安全寄来。

此时我和丈夫都有了各种各样的衣物，我特别注意给他买了所有我知道他喜欢的东西，如两副不错的长假发，两把银柄剑，三四支猎枪，一副精制的马鞍，一些漂亮的手枪和枪套，一副鲜红色披风——总之一切我能想到的东西，为的是向他表达恩情，让他恢复本来的样子，即一个相当英俊的绅士。我还定购了大量需要的家用器具和我们两人的亚麻织品。我自己并不需要多少衣物或亚麻织品，先前就有了不少。其余的船货有各种铁制品，马具，各种工具，仆人穿的衣服，呢子，毛料，哔叽，以及仆人需要的所有东西，这一切都是在那个贵格会教徒的指点下办成的。整批船货都安全完好地运到，另外还带来3个女仆，她们是老女管家替我选到的身强力壮的女人，很适合来这个地方干我们安排的活儿。有个女人碰巧大着肚子，她后来承认是船在到达格雷夫森德前与一个水手怀上孩子的，这样在我们上岸后约7个月她即生下一个胖小子。

你可以想到，这批从英国运来的船货是有点让我丈夫感到惊讶，他看到那些具体的东西后一天他谈话中说道：“亲爱的，这一切是啥意思呢？我担心你会让我们负债累累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呀？”我微笑着告诉他说全部都付过了钱，然后说由于不知道在航行途中会遇到什么事，鉴于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处境，我便没有把自己的整个财产带来，而是留了不少在朋友手里；既然现在我们已安全来到这里并以某种方式定居下来，我就吩咐把财产都弄过来了，正如他看见的。

他因此大为震惊，站着用指头计算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最后他才开口道：“等等，咱们想一想。”他仍用指头计算着，先从拇指开始。“最初有246镑现金，然后有两只金表，一些钻戒和餐具。”他说，数到食指上，再移到下一个指头。“在这儿的约克河有一个种植园，每年100镑收入，接着是150镑现金，之后是一帆船的马、牛、猪和其它货物。”他又数到拇指上。“瞧，”他说，“还有在英国价值250镑的船货，而在这里它们的价值要翻一番。”“喂，”我说，“你那是啥意思？”“啥意思？”他说。“唉，谁说我娶到兰开夏郡的老婆时被欺骗了？我想我已经娶到了一个有钱的女人，而且是个相当有钱的女人。”他说。

总之，我们现在的情况相当可观，一年比一年好。自己的新种植园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在我们以它为生的8年时间里其收益每年至少达到300镑——我指在英国要值那么多。

我在家中又过了一年后，便到河湾那边去看望儿子，同时领取我种植园另一年的收入。一上岸我就吃惊地听说自己以前那个丈夫已经去世，刚下葬两周。我承认这并非是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因我可以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出现在人们面前了。于是在离开儿子时我对他说，我想我应该嫁给一个在自己种植园附近也有个种植园的绅士；虽然以前就我所承担的任何责任而言，从法律上讲我都是可以自由结婚的，但我感到畏缩，担心那个道德上的污点会被人们再次想起，让我的丈夫不得安宁。儿子仍像先前那样对我亲切、孝顺而体贴，在他自己的家中款待我，付给我100镑钱，又给了许多礼物把我送回去。

这以后过了一些时间，我让儿子知道自己已结婚，邀请他来看望我们，丈夫也很礼貌地给他写去一封信邀请他来看望自己。因此几个月后他便来了，正好碰上我的船货从英国运到，我让他相信它们是我丈夫的而不是我的。

必须指出的是当那个不幸的老人——即我的哥哥（丈夫）——去世后，我才毫无拘束地把整个那件事对丈夫讲了，并说这个我以前叫做表弟的人就是那次错误结合所生下的儿子。他十分平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说即使那个我们所称的老人还活着他也同样会心平气和的。“因为，”他说，“这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那个错误不可能阻止。”丈夫只是责备他让我隐瞒此事，甚至在我知道他是我哥哥后还让我作为妻子与他一起生活，丈夫说可耻的就是这点。因此所有这些小麻烦都轻易得到了解决，我和丈夫日子过得无比开心惬意。我们现在已成老人，我回到英国，快70岁了，丈夫68岁；我被流放的期限已经远远超过。现在，尽管我们两人经历了所有的不幸，十分劳累，但身心是健康良好的。我离开后丈夫在那儿又呆了一些时间处理事务，最初我打算回到他身边去，但在他的要求下我改变了主意。后来他也回到伦敦，我们决定在这儿度过余生，对往昔邪恶的生活怀着真诚的忏悔。

写于18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