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的著书和译书的大计划，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十二分的赞成。可是他同时要脱离教书生活，我们就不敢同样的赞成了。这不是说教书比著书译书更重要，也不是说胡先生的感慨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承认，倘使他“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些成绩，”实在远“胜于每日在讲堂上给一百五十学生制造文凭”。我们并且承认，那讲堂上的一百五十学生，虽然不见得个个都只想文凭，少说些，其中至少有一百个并没有想到过别的东西。我看见过有些毕业论文，那里是什么论文，简直是一种习字试验；他们简直是长篇文章，一字不易的抄录；要是抄写些平常人不轻易看见的书还吧了，这些作者还不肯费这些搜寻的功夫，也许还没有这样搜寻的能力，他们只知道都抄谁都有一本的课本。代这样的学生制造文凭，不但不及著书译书，还不如做官，打牌，逛窑子。

可是，只要那讲堂上的一百五十学生，不是个个都只想文凭，只要有五十人，五人，或竟只有一人，他的目的在热诚的求学，这一个人就值得注意和帮助。何况其余的一百四十九人，或是一百人，亦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内中的十人或一人的眼光，有从那一小块长方的文凭转移到大处远处的可能，这十人或一人就更值得注意和帮助。

不错，那二十部世界名著译成了之后，他们也一样得益的。

可是这里却少算了那相聚一堂，时常会面的潜势力。威尔士在他的曾经有过一种主张。因为好的教员难得，他以为几个好教员应当专编讲义，这讲义适用于全国或全世界的各学校。他写书的时候，那无线电传声机还没有发达。后来有人把他的话更推进一步；因为好教员难得，每种功课只须请一位最好的教员，他在一处演讲，全国学校就可以从无线电传声机听讲。我不知道威尔士赞成这话不，不过我想威尔士是极有经验的教育家，他未必肯承认这许多。因为从无线电传声机听讲，和自己看书一样，学生不能与教员接触，也就受不到那由接触而生的影响。

一个教员往往竭他的心力，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他们的眼睛里露出的只是黄昏似的滞钝的光，因此非常的灰心，可是他还尽他的心力，过了多少时，那黄昏似的眼光里忽然露出些朝气，那滞钝的眼色有了活泼的气象，从他们的眉目之间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发生了求学的兴趣，从他们质疑问难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以前看为苦事的现在看做乐事了。一班之中只要有半数，或很少几个人这样，这教员的心力就不算白用了。这就是教员学生相聚一堂的效果。

普通的教员尚且有这样的影响，何况负盛名的学者呢？少年人大都是崇拜英雄者，他们极容易受伟大人格的感化。我们读名人的传记，常常看到他们幼年因为遇到一两个大伟人，得到终身不忘的印象。偶然遇见的尚且如此，日日坐在讲堂中质疑问难的更不必说了。欧洲的大学往往因为有了几个人格伟大的教授，全校的学风甚至于全国的学风，居然一变。中国从前也有许多书院，造成一种特殊的学风，这我们不能完全归功于治学的方法，大部分还得力于人格的陶冶。

中国现在学风的不振，是无可讳言的，尤其令人伤心的，是学者失了求学的兴趣，好学不倦的习惯。然而这并不是学生独有的毛病，社会上谁都差不多这样，就是教授先生们也往往除所教的课本外不读书。在这种情形之下，申斥学生不读书是废话，劝他们求学救国也是枉然。只有一般专心学问的教授们以身作则，由人格的感化，养成好学的学风。他们在短时期间也许不能有看得见的效果，也许竟不能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可是他们的房子不是筑在沙上的，他们的种子不是投在水中的，时日久了，他们的屋子终有完成的一天，他们的种子终有开花结果的一日。像胡先生这样的学者，大学里是万不可少的。

所以如果胡先生觉得著书译书和教书是不能并行兼顾的，教了书就不能实行著译的计划，那我就没有话说，要不然，我希望胡先生还是每天少写一千字，不要脱离教书的生活。如果胡先生像我们一样，愈教书愈感生活的艰难，那我就没有话说，如果胡先生著作所得的版税还可以充补愈积愈多的欠薪，我希望胡先生还是不要脱离教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