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一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出版的，本期出版又是十二月十二日了。我们与读者以文字相见已经一年。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正值直系初败，奉系气焰渐张，本刊周年，又正看着奉系败亡逐北下。这一年中，时局多故，外患日迫，教育界尤其表现不安的现象，可是我们回顾本刊这一年来的成绩，几乎没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希望当时没有说，就这一点似乎已经可以自豪了。

本刊的态度，可以说在中国的评论界里开一新例。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他们是抱着“mycountry，rightorwrong”那种见地的。在他们看来，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凡是朋友，什么都是对的，凡是仇敌，什么都是错的。除了这样的善恶是非，就没有善恶是非。欧洲人在十八世纪以前，本也是这样的：世间只有两种权力，一种属于上帝，一种属于魔鬼；好人不会有半点过错，恶人不会有一善足取。中国的物质文明本来不过十八世纪的欧洲那样，精神文明，虽然许多黄帝的子孙在那里大吹大擂，实在还赶不上人家的十八世纪。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权的声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在以好恶为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了解。十八世纪的人是不能一步便跨到二十世纪的。然而一年以来，一般人已经并不觉得这种态度的特别了。

本刊的第二种供献，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这也许是“绅士的臭架子”。可是我们觉得不研究事实的真相，随口骂人，三尺童子也很能自己为之，用不着费偌大的精力时间办一个报来，专做那种事。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远有些嫌它肉麻。

至于本刊的文艺部分，别的不敢说，至少在中国的新文坛里添了几篇极有价值的创作和批评。这一部分是绝对的公开的，投稿的人不论社内或社外，有名或无名，文坛的老将或新进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样的看待。在我们发表的文字里，固然有许多名字是家喻户晓的，然而有几篇是我们至今还不认识的朋友的处女作。我们看稿的标准也许比较严格些。这一层我们得到读者的合作的。我们偶然有时把标准微少放低此，少不了便有读者写信来责问。这种信件真给我们不少的鼓励，因为平时懒得复，现在一总的道谢吧。至于对于投稿的人，我们自然同样的感激。我们只恨本刊的篇幅太少了，所以来稿往往得压了多时才发表，有时连极有兴味的文字都不得不割爱。

不过一个月以前那位镇威上将军手下有三十万大兵，现在呢，不得不光身托庇于外人了。军阀们好像一种虫豸，澎涨极大的时期便免不了分裂，这在民国已经成一种公例，可是总没有这两年的分裂得快的了。这种方法是最容易效法的了，将来同样的事还多着呢，可是以后谁还相信谁呢？军阀的争斗，本不过是“鸡虫得失”，我们张开了眼睛瞧着吧。

可是有一层我们倒值得注意的。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支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们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现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冯，东北的郭，东南的孙传芳，广东的蒋介石，都是兵力极充足的军人，同时又是神出鬼没的政客。他们能同军人打仗。他们也能同政客弄手段。很少军人是他的对手，也很少政客斗得他们赢。他们这四位再加上一个地盘还没有巩固的吴佩孚，大约中国最近几年的命运在他们手掌之中了。

（我实替大政客先生们发愁，他们的铁饭碗恐怕打破了！）冯玉祥是一种清教徒，蒋介石也是不赌，不狎妓，不饮酒，不吸烟的，吴佩孚虽然做几句歪诗，喝几杯老酒，做人方面是竭力模仿古代的儒将的，听说郭松龄的私德也非常的清介，（只有孙如何，好坏都没听说过），这总算是一种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