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报纸，在国际上最闻名的，大概要算《泰晤士报》（“the
times”）首屈一指了。这个报差不多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讲到它的奋斗史，却也颇有趣味，并且令人想到天下成功的事情并非出于偶然的——其间都有若干困苦艰难的经过，和对于这些困苦艰难的抗拒，战斗，克服。
《泰晤士报》的创办人名华尔德（john
walter），于一七八五年一月一日发行第一号。最初并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因为没有遇着盘根错节，利器也无从表见。但是一七八八年的三月六日，机会到了，在这天的前一夜，下议院对于东印度公司问题作彻夜的辩论，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乃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当时办新闻业的人都以为有些新闻报告就是了，迟些早些并不在乎，而《泰晤士报》却能载上当天早晨七点钟的国会新闻，辩论的内容和分裂两派的人数，载有四排之多，随后两天又接连胜过别报的消息，于是才引人注目。当时的报纸，依现在看来，大都是道地十足的“饭桶”，它们对于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很写意地等候着“官报”，华尔德却独出心裁，逐渐在国内外布置着自己的访员，遇着重要的事故发生，他每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预先派出才力可以胜任愉快的专员探取要闻。例如一七八九年七月的法国革命刚发生，他就预料事变的严重，预派有访员用最迅速方法传递要闻，后来十月路易十四和皇后由凡尔赛移到巴黎，以及后来他们先后被杀的消息，英文报纸就只有《泰晤士报》第一家发表出来。有的重要消息竟比所谓“官报”早四十八小时收到，别的那些“饭桶”报纸当然落后了！
据说华尔德的重要特性是赴事的奋勇，决断的敏捷，和意志的坚强。但他的报纸的力量渐增，他的苦头也渐多，曾经数次因严评权贵而被罚金或拘囚，有一次连尝着十六个月的铁窗风味，身体虽受了损坏，但他出狱后还是照旧的干着。他六十三岁告老后，于一八〇二年由他的幼子华尔德第二接下去。他虽是一个廿六岁的青年，但意志的坚强和胆量的壮勇，更胜于他的老子。因他的努力，因他的四十年的惨淡经营，当时的《泰晤士报》被人称为“英国最大的力量”，因为他不但努力于新闻方面的正确和迅速，同时并注意于社论的精警。当时的政府对于这个“新怪物”（“new
monster”）非常的怕，屡次设法要“收买”，甚至在邮递方面加以种种困难，但华尔德始终不屈，想尽种种方法抵抗困难。有人说他的这种始终不屈的奋斗，于今日的英国报界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影响。其实统治者的最笨拙的行为，莫过于想“收买”言论机关，他们不知道别的东西可“买”得来，言论机关是绝对无法“买”得来的，因为言论机关的命根在信用，“收买”就等于宣布它的信用的“死刑”，就等于替它鸣丧钟！
替该报努力的人当然不止这两个，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故事，以见该报已往奋斗史的一斑。现在要略谈该报现在的情形。关于所有权方面，简单地说起来，除若干无力左右政策的小股东外，最大的是两个股东，一为创办人华尔德的玄孙爱德（arthur
walter），一为亚斯德（john jacob
astor）。英国人已把这个报当作一种“国宝”，规定好以后该报如须出售（即换老板），须获得一个委员会的同意，这个委员会是由下面五个人所组成的：（1）英格兰大理院院长，（2）牛津神学院院长，（3）皇家学会会长，（4）会计师公会会长，（5）英格兰银行总裁。
关于《泰晤士报》的特点，可分新闻和言论两方面来说。该报每日普通出六大张，每张四大页，合成二十四页，而最重要的新闻和引人重视的社论（在美国通称editorial，在英国却通称为leader）却都在当中的一张，所以我们每天看《泰晤士报》，一到手就先翻到当中的一张。新闻的一栏称为“帝国和国外”（“imperial
and
foreign”），下面便是一段一段的关于国内外的电讯，每段电讯都另有标题。非遇有非常重大的政闻，大标题总不易见，不像《每日快报》或《每日传知》那样，天天有大标题，而且不止一个。最近在《每日快报》上，因美国电影女明星曼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和男明星范朋克（fairbanks）离婚，便用大标题和相片，占着大半页的显著地位，这在《泰晤士报》上是绝对碰不到的。平心而论，电影明星离婚是否值得那样大吹大擂固成问题，像《泰晤士报》那样死气沉沉的编法却也未敢恭维。不过它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要点，那便是它对于任何新闻不登则已，既登了出来，一定是比较的确实，尤其是关于政治的消息。它因此于无形中养成读者对于它的这种信任心。我有几次对英国朋友或在英国的中国朋友谈起重要的政闻，他们往往要问是不是在《泰晤士报》上看见的，倘说不是，他们还觉有怀疑余地，倘说是，他们便觉得特别重视。不过依我看报的经验，“确实”是一事，有否成见却另是一事。像《泰晤士报》对中日事件的新闻，多登些有利日本的新闻，多登些有害于中国的新闻，在分配中仍可含有厚彼薄此的作用。
关于言论一栏，在英报中《泰晤士报》的社论确有它特殊的风格和精彩。每天大概都有四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章发表，在质和量方面都为其他英报所不及。有人说章秋桐从前在英伦时，天天注意研究《泰晤士报》的社论，颇有心得，所以在他所主撰的曾经风行一时的《甲寅》月刊上，他的文章也颇有类似的风格。讲到“雍容雅度”的十足的“绅士”（“gentleman”）腔调，确有类似之处。
《泰晤士报》在英报中确可算为“铁中铮铮”者，不过在骨子里，对外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对内仍是维持资产阶级势力的立场，却是很显然的事实，所以我们研究该报，仅就技术方面着眼，讲到政治立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廿二，十二，十九，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