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孟却斯特（manchester）——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发祥地——它的大名，我们早已震耳欲聋了。记者因于十一月底往爱尔兰观察那老大民族的解放运动，顺道到孟却斯特和利物浦勾留了一星期。孟却斯特以棉织物著名于世，最重要的市场是印度和中国。自由主义对于殖民地取柔和政策，也是出于要保持或扩充市场的苦心；像日本那样一手拿手枪，一手拿东洋货迫你买的办法，比之于自由主义当然是笨拙得不堪的。孟却斯特是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而同时又是自由主义的发祥地，这里面的联系，也就意在不言中了。
在英国主持这自由主义最力的，是和《泰晤士报》在英国言论界分庭抗礼的《孟却斯特导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曾带了伦敦西友的介绍信，承该报副主笔华雷斯（mr. a. s.
wallace）殷勤招待，作详细的参观和谈话。《孟却斯特导报》的编制，和《泰晤士报》大略相似，没有什么特点足述，规模也差不多，我以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担任该报主笔至五十七年之久，使该报由一地的报纸成为全国的报纸，成为国际的报纸，该报的创造者史各特（c.
p. scott 1846－1932）。
在世界新闻界上有今日地位的《孟却斯特导报》，史各特虽被称为创造者（“creator”），但该报的创办人却是他的姑丈推勒（john edward
taylor），当史各特还在牛津大学肄业的时候，该报已由推勒的儿子推勒第二继续经营，他的年龄比史各特大得多，但却看中了他的这位表弟是个特出的人材，劝他准备着加入该报。史各特由牛津毕业后，先往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scotsman”为苏格兰最著名的日报）去实习，在名主笔卢塞尔（alexander
russel）手下襄助了一年，便到《孟却斯特导报》服务，到该报后又在副主笔古柏（john
couper）指导之下实习一年，然后才正式担任该报主笔，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该报刚举行了五十周年纪念。一九二一年该报举行一百周年纪念，同时刚巧是他担任该报笔政的五十周年纪念。记者屡提起这些年数，意在注重事业需要长时期的继续努力。推勒看定了这个人材，便丝毫不加牵掣地任他放手办去，长时期的放手办去，这也是有不可及之处。一九二九年，史各特已八十三岁，自动辞去主笔职务，但仍任该报常务董事，直至八十六岁死的时候，他的一生真是全部分尽瘁于这一件事业。死后英国新闻界公认他是“近代英国新闻业上最杰出的人物”（“the
most distinguished figure in english journalism of modern times”）。
关于史各特的生平，据记者管见所及，觉得有几点值得我们记述的：
（一）他一生在办报，也一生继续不断的在求学——广义的求学。我们看到他生平所作的私人日记，便可看出他“求学”之勤。他每和各种专家谈话之后，便把内容很详尽的在日记中写了许多页数，并非准备发表，只不过作为写社评时的参考，只不过作为增进自己学识的工具，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同事觉得某特殊问题在他定是外行，不料他却能说来如数家珍，引起不少的惊奇，这不是他能变戏法，只是他平日“继续不断的在求学”的自然结果。寻常学校里的学生也纪录教师的讲辞（所谓“take
note”），不过史各特的“学校”是全社会，随时随地都能得到他的“教师”。在寻常学校里对于教师讲辞的纪录，也许是为着要敷衍考试而不得不勉强耐着性儿记些下来，在史各特却是像饥渴似的自动地追求着。
（二）他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张，能够很勇敢地坚持到底，不屈不挠的坚持到底。例如他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对南非洲波耳（boer）战争，虽受许多人攻击，甚至他的报馆和家里都有受人“打倒”的危险，在最严重的时候不得不由警察保护，而营业上也受着不少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便勇往直前，毫不怯弱（在这样危殆的时期，推勒仍信任他，这也是很可佩服的）。
（三）史各特能把友谊和公论分得清楚。他虽曾经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却始终未置身政界。可是历来有不少的首相或阁员向他征求意见，他立于朋友或顾问的地位，对于当前政治问题也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他不因为和这些人有了多少的友谊，便影响到他在言论上的独立的态度。例如大战时路易乔治（lloyd
george）任首相，遇着重要的国事问题总要请教他，和他友谊很厚，但是他对于乔治的政策，认为对的虽极力拥护，认为不对的，也极力攻击（这都有具体的问题为证，为避烦屑，不具引）。
最后关于他对新闻业的态度，还有几句话可以说一下。他说：“新闻业的根本意义，实包含忠实，纯洁，勇敢，公正，和对于读者及社会的责任的感觉……新闻纸的最基本的一种职务是在采访新闻，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不畏艰险的保全真实，不应有丝毫成见参杂其间。评论尽可以自由，但是事实是神圣的，歪曲事实以作宣传，这是最可痛恨的。反对者的声音也应有被听取的权利，并不应少于赞助者的声音所能得到被听取的机会……”
史各特当然是过去的人物，他的中心思想也是过去的不合现时代的陈物，但是他一生对于新闻事业的继续不断的勇敢的忠实的努力精神，却还值得我们的注意。（其实这种努力的精神并不限于新闻事业，在任何有益社会大众的事业，都是一样的可贵。）
廿二，十二，廿四晚，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