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况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多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集中于对古典著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辞的内容。对这些字的正确解释需要把发现的甲骨与称职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结合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本行是读书，而视从事体力劳动于学习无益，因此，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体力需要，必然要求学术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新形势，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社会革命，而最终又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转移。

自始至终负责安阳发掘的李济先生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已作好了准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主要集中精力寻找远古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李先生回国后，结识了那些正忙于探寻古代中国历史奥秘的外国杰出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即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探寻、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献和仔细的田野考古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他受过两种训练，足以把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和把此时代置于中国信史的适当地位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李先生现在是对安阳发掘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对一些考古学者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资料中所获知识进行总结的最合适的人。

前两章中，李先生一开场就介绍了现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认识中药中的“龙骨”其实就是记叙早期青铜时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领域的文献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细节。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说明了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景，并叙述了几个杰出的外国人的贡献。接着就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难，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最初合作以及该馆与研究所的最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的历次发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对安阳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做了回顾，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几章介绍了日军进犯南京前史语所逃难的情况。他们历经漫长艰难的跋涉，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能搬运的图书技术器械迁到中国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得搬迁。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研究所临时住址一经安顿，他们立即恢复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和平，但未给中国以和平。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能的那个智力和体力的革命在继续升级。研究所很快被迫迁往台湾，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最后几章概述了安阳的种种发现及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进行研究而产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许因政治考虑而永远停止这个项目，或是用政治见解来渲染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是值得大大称赞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的发掘，安阳是个典范，对那些继续从事中国考古的人也是个鼓舞。

米勒德·b．罗杰斯

华盛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