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里普斯眼下在哪儿呀？夜间在暴风雪中走着走着，他给弄糊涂了。那个可怕的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家不再像个家了，就动身去芝加哥。露西为什么出走呀？邋遢妹现在怎么啦？他，斯克里普斯，可不知道。倒不是说他在意。这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了。如今什么都没了。他正站在齐膝深的积雪里，面对着一个车站。车站上用大字写着：

佩托斯基

那儿有一堆鹿，是猎户们从密歇根州上半岛运来的，一只鹿堆在另一只上面，都是死的，僵硬了，在站台上被飘来的雪半掩着。斯克里普斯又念了一遍这些字样。这儿真是佩托斯基吗？[本想去南方的芝加哥或大急流城，可是在暴风雪中朝北走了，来到了佩托斯基。]

车站的屋里有个男人，在一扇小窗内嗒嗒嗒地敲打着什么东西。他朝外望望斯克里普斯。他是个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凭某种迹象认为他正是。

他走出地上的积雪，向窗口走去。那人在窗内正忙着敲打发报机的电键。

“你是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问。

“对，先生，”那人说。“我是发报员。”

“真太好了！”

发报员怀疑地瞅着他。这个人毕竟对他算什么呀？

“当发报员难吗？”斯克里普斯问。他想直截了当地问这人这里是否真是佩托斯基。他可不熟悉美国北部的这片广大地区，但是希望不失礼貌。

发报员惊讶地望着他。

“听着，”他问，“你是个相公吗？”

“不，”斯克里普斯说。“我不知道相公[意为男同性恋者。]是什么意思。”

“哦，”发报员说，“你随身带着只鸟儿干吗？”

“鸟儿？”斯克里普斯问。“什么鸟儿？”

“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那一只。”斯克里普斯觉得困惑不解了。这发报员是哪号人啊？哪号人干发报这一行的呢？他们像作曲家吗？他们像艺术家吗？他们像作家吗？他们像那些在我们的全国性周刊上撰写广告的广告界人士吗？要不，他们像那些欧洲人，被大战弄得憔悴消瘦，最好的年华已经消逝了吗？他能把经历源源本本地告诉这个发报员吗？他能理解吗？

“我当时在回家去，”他开口说。“我经过了曼塞罗那中学的门前——”

“我在曼塞罗那认识过一个姑娘，”发报员说。“没准你也认识。爱塞尔·恩赖特。”

再谈下去没好处了。他要长话短说。他要只讲基本的要点。再说，真冷得够呛。站在这刮着大风的站台上真冷。他有几分明白讲下去没用。他回头打量着那些码成一堆的鹿，僵硬而冰冷。没准它们也曾是对对情侣。有些是公鹿而有些是母鹿。公鹿长着角。这样你才能辨别。拿猫来说，那就比较难了。人家在法国阉割猫儿，倒并不阉割马儿。法国远得很哪。

“我妻子抛弃了我，”斯克里普斯突如其来地说。

“如果你带着只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该死的鸟儿四处转悠，那就难怪你妻子要抛弃你了，”发报员说。

“这个城市叫什么？”斯克里普斯问。两人之间曾有过精神上融洽交流的那难得的一刻，已经消逝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过这种时刻。不过他们原是可以有的。如今可没有用了。要抓住已经过去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是已经飞走的东西啊。

“佩托斯基，”发报员回答。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转身走进这寂静无人的北方城市。他运气好，口袋里还有四百五十元。就在他陪老婆动身去作那次酗酒旅行之前，他卖掉了一篇短篇小说给乔治·霍拉斯·洛里默[乔治·霍拉斯·洛里默（1867—1937）在《星期六晚邮报》任职30余年（1899—1937），从普通编辑升任主编。该周刊大量刊出许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本人究竟干吗要出走呢？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究竟怎么啦？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大街上朝他走来。他们对他瞧瞧，可是脸上不动声色。他们脸上的表情保持着原样。他们走进麦卡锡理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