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尚力，盖其师荀卿之思想有以启之。荀卿《天论》即强力之表现，其主张法后王，亦韩非所本。非之言曰：“古人极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王注：《管子》《禁藏篇》云“推引铫耨，以当剑戟”，即此所本。推车，谓推引其车。 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以上明古之可以德化，下言当今不可仿古。 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谓如当今器用大进，乃欲返古之推车。愚者亦知其不可，今为治而求返古之德化，是如弃利器而返求推车也，故云皆推政也。 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八说篇》。 又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之急。 不法常可，古今异宜，故无常可；若执有常可而法之，是以愚悖道也。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中略。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民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言世异则事异，今言事异则一切预备以应万殊之事者，亦不得不随事而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循者，率由义。徐鲁当时恃仁智而不用其力，故削亡于齐荆也。今若由其自有之力而发挥强大，夫何患于齐荆乎？ 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综上所说，可见韩非确承荀卿法后王之思想而持论转激。韩非毁德反智而一以尚力为主，注意。 所谓“去偃王之仁，自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此三语者，是韩非思想之根荄，其一切知见、一切论证、一切主张、一切作风，皆自毁德反智而一归于暴力之大根荄以出发。韩非使秦，当在韩王安六年，即秦始皇十四年，《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并以韩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韩世家》属之王安五年，五字误也，王先慎已辨正之。 始皇未见非时已读其书而深好之，及非使秦，始皇大悦，李斯欲陷之死，始皇犹赦之。韩非虽未见柄用，而其思想竟实行于秦皇，殆有天意乎？使无秦皇其人，则韩非之书恐亦徒托空言耳！个人乘势而显其特殊力量，无论为善为恶，其足以影响世运，固历史时有之事也。当时若无暴力之扫荡一切，晚周以后之局或别是一面目，不至如秦以来二三千年之固陋、委靡、长为夷狄盗贼宰割之局也。韩非学于荀卿，卿固主张强力者。然卿由道家而归于儒，以礼辅世，是秉正义以自强，亦以强而达其义也。强力以行义者，人性之正，人道所由致太平也。孔子以三达德授七十子。三达德者，曰智、曰仁、曰勇，七十后学著录之于《礼经》《中庸》篇，此其昭明如日月，不容息灭者也。智而不仁不勇，是小慧也，非大智也，是私智也，非真智也；仁而不智不勇，是阴柔之德也。妇妪之慈也，非真仁也，非大仁也；勇而不仁不智，是虎狼之毒，洪水横流之暴也，非真勇也，非大勇也。三达德同体而异其方面，故曰“智仁勇，无可孤修其一而舍其二也”。刚健创新而无退屈曰勇，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曰仁。大明不息、周通万物曰智，三德一体也，人性之正也，去仁息智而独强其力，则暴力而已矣，反人性也。韩非学于儒而卒毁儒，其亦不善变矣。世或以荀卿之徒有韩非，遂咎及卿之学，此亦过也。尧舜有均朱，何伤于尧舜乎？天有浮云，地产荆棘，何伤于天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