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经济、国防，当然是三个很重要的部门，教育也许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门吧！
“教育救国”，这是五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一般意见，几乎都认为教育是救国的主要途径。换言之，救国要从教育着手。可是此一观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却逐渐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对“教育救国”失去信仰了。老实讲，一般关心国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学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师，和一般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国，抑且对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轻视。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教育，从某几个角度看，实在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们所抱的希望与理想。
说来很惭愧，我从民国元年便开始教书生涯。我从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华民国的寿命一般长。至今回想这四十年中，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达到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信仰教育救国者的理想与希望。而且这四十年来的教育情况，实在是愈后愈不如前了。这哪能不深感到一种惭愧呢？但我们也该深深的反省和检讨，这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界之失败，其病根究竟在哪里？
我们讲教育，应该从比较广泛的看法来讲，不要太狭义，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已尽了全部教育之能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小学直升到大学毕业，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国家、社会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我们决不能只以学校时代年轻的一段，作为教育功能之全体。我想我们几十年来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
正为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于是使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踏进了社会，便没有教育了。学校和社会并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学校又不是一回事。在家里并没有教育，跑进社会，跑入政府，都没有教育，只硬抽出中间一段来作为教育时期。青年一出学校，看到社会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才感到须另求适应。至少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门隔离的。学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会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当然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我这番意见，并不专针对今天我们的教育失败而言，我却是看了整个历史上的教训而才有所感的。总之，教育不该仅限于学校，学校教育也不该仅限于青年，这在中西双方的历史教训里，一样地真实的。
二
今天我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将从广义的观念上来讲，同时也如讲政治、经济般，先将西洋历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简述，来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腊讲起，那时希腊社会上有一批所谓“哲人”，也有人称之为“诡辩家”，他们到处游行，教导青年，作为讲演及许多奇怪的辩论，造成当时希腊很坏的风气。在这样情形下产生了苏格拉底，他旨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来挽救当时诡辩学派的流弊。但他实际上也却仍旧沿用诡辩派的方式，换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来启发思想，只重在求得一公认的结论而已。苏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图，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国》，里面有一节很详细地阐述他理想国的教育制度。他说：“一个孩子生下地，就应该交给国家，由儿童公寓抚养，使他们认不得父母，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国家的公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藉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从青年时便指派定造成绝对相异的人物。治国的领袖则归诸哲学家，这国家便是一种哲学理想之实现。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学理想上。柏拉图《理想国》里还讲到共产主义，公妻制度。这真是一本奇怪的书。他只讲理论，并不顾及人生个别的内心要求。但柏拉图此书，对后代西方却是影响甚深。
柏拉图大弟子亚里士多德，他阐讲教育，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偏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配合这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说：“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点，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该配合国家政体。此话还是脱胎于柏拉图，只没有柏拉图般讲得具体。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看到希腊盛行的诡辩学派和极端个人主义之流弊，他们想要起来补救，提出他们的一套教育理论，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时马其顿已很快并吞了希腊，希腊人也没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论了。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的手里。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来祈祷于上帝与天国，那是有流弊的。直到他们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有国民教育之兴起。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若我们顾名思义，真个人类教育专以国家为前提，由各一国家的政府专为养成其所需要的国民而确定教育制度，决定教育方针，这一种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威廉大帝曾说：“毛奇将军的贡献，还不如我们的小学教师。”从这句话里，便可知道当时德国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们政府的国策。因此，他们的小学教育，几乎等于是军事教育，国家是他们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这一种教育，实在也可有极大的流弊。幸而他们这一种教育，还没有发挥到最高点。但如后来的希脱勒，乃至今天的苏维埃，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那即无异于真在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了。
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那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这一种教育，专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从智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它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则为个人自由与现世享乐。然而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则是中乘之才。同时职业必带有专门性，专门了便不自由。我今天决意做医生，就不可能再想做律师。天给予人的禀赋不同，甲适宜于音乐，乙适宜于文学。社会环境，又如此般复杂。中国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照理讲，民主政治之下，每个人都可做大总统，但事实上，几年内全国只得有一个大总统。数十万军人，只要你有才能，有功绩，照理讲，人人都可做大统帅，但事实上，也只有一个人可当大统帅。譬如赛跑，人人有跑第一的希望，实际上，不论多少人在跑，第一名只限有一个。那岂不其他许多人，全都为来造成这个人的获得第一的么？如果只让他一人跑，也就无所谓第一了。
如果教育专讲知识和职业，对社会必然会发生两大影响：
一、是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你学工，我学医，他学法律，各不相关。
二、是叫人与人尽成为比赛。每一行业里面都免不了有一个竞争，竞争中却只许少数成为杰出的，其余大多数全落后了。那么人生究为的甚么呢？是不是专为陪衬旁人做跑龙套，好来烘托出一两个叫座的主角的呢？
所以知识和职业教育，虽说给你平等机会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限于少数人，失败的必然是大多数。在失败者的内心里，一定会感到苦痛，而产生怨恨。由怨恨自己而怨恨家庭，怨恨社会，变成一种忌刻心理。你成功了，我打倒你。即使我没有成功希望，也要打倒你才甘心。所以这种个人自由的教育，虽有极大贡献，也有上面所讲的病痛。西方人到今天尚不深切感到此种病痛，正为他们在个人自由教育之旁，还有“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之存在。
西方人脱离了学校，跑入社会，担任一份职业，成立家庭，担负一份生活费用。在社会上有成败，有痛苦，有沉闷。可是一到礼拜天，进入教堂，则大家全一样。上帝看人，是无分智愚、成败一律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在这时候，内心上是完全沟通了。由于此种宗教修养，无形中弥漫到全部日常人生中，这在社会风气，心理习惯上，影响是深微难言的。所以今天的西方，虽是科学极发达，总还离不了宗教。假使没有宗教，就会单走上柏拉图“理想国”的道路，不让个人有自由，苏维埃便是一好例。
由上所说，今天的西方教育，大别可分三大类：
一、宗教教育。
二、国民教育，或说国家教育。
三、个人自由的教育，即知识与职业的教育。
西方是在此三项教育之配合下，才发生了他们今天教育之功效。他们教育之成功，在这三方面之配合。他们的弊病，则在这三方面中间的磨擦。苏维埃今天的教育，则专以其中的一项即“国家教育”为中心。个人的知识及职业，均须配合国家意旨，而宗教则根本不存在。若说他们有宗教，便是共产教，把马克思、列宁来代替了耶稣。
三
倘使我们把西方现代教育如此般分析，再回头来看中国的教育，则我们对近五十年来中国教育之失败所在，将更易明了。第一是这五十年来的国家教育，没有尽其很大的责任。这五十年来，不能说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没有相当的成绩，但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国家的信仰未能建立，法律制度天天在摇动。所以一个青年，在小学、中学里有国家，出了大学进入社会，便不免以个人为重，国家为轻了。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在今天，一百个中学毕业生，最多能有十人进大学，其余九十人全失败了。假使我们留心这九十人的心理，他们总觉得这是人生一憾事，而暗暗地在其内心郁存了一个没有解开的结。他们对于成功者，从其内心里并不感到佩服。认为这是机会，是幸运。即使留学生回国，也仍在机会的比赛中，真能找到适合理想工作的，亦还是凤毛麟角，其余也都失败了。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教育，就走上了这条路。于是一般青年，不是颓唐消极，便是过激破坏、种种不满意。一个人不怕生长在穷苦的家庭里，最怕是生长在只有父亲没有母亲，失了温暖的家庭，容易造成他孤僻反抗，不近人情的脾气。今天的中国青年，都像失掉了母亲似的。难怪他们有许多坏脾气。
西方社会的母亲就是耶稣，耶稣能够给他们温暖，安慰。一逢礼拜天，进去教堂，人与人之间，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了沟通。日常竞赛的成败优劣，在教堂里全停止消失了。每一人在晚上，还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了解他，抚慰他，目前虽失败，将来一样可以进天国。所以说到西方最理想的个人自由，实在莫如信仰上帝。耶稣的十字架，便是西方社会个人自由的最高标记。纵使在当时，尽人认为耶稣可杀，但耶稣个人的自由精神，可以直接接触到上帝，可以获得上帝的爱与救。耶稣的内心，还是胜利，还是满足了。
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则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人世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向上的希望与理想。人的智慧有愚智，体质有强弱，家庭经济有贫富，投入社会又有多样复杂的不同环境，人好像生来就不平等，不自由的。学校教育若仅是鼓励个人上进，仅注意到让每一人都接受知识和职业技能，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的失败”，及其内心情绪上的“真实苦闷”，这单方面的教育，又何能达到其理想的效能？
倘使此五十年来，中国政治上轨道，经济有基础，在这样的单注重个人自由竞赛的教育风气之培植下，中国也一定会走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途径。大家的竞赛精神，没有痛快发泄，便鼓着向外冲。日本便是一好例。若无向外冲的可能，则必回头向里，便易造成社会内部的斗争情绪。今天共产主义在中国抓到一般青年之追随，便是这一股情绪在作梗。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真能引导着他们。情绪到了需要发泄的时候，是不问理论的。我们该注意疏导时代的情绪，这就应该注意到广义的、多方面的、全人生的教育。
中国今天还是只知有单型的一条线的短暂时期中的教育。在政府的意想中，只知有国民教育的重要。但在社会人心的实际反映上，却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赛的机会教育在鼓荡。中国人进小学，进中学，都是别有用心，都想借了国家教育的机会，来爬上他们个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趋向求知识谋职业的道路去各自奔竞。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于是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仅不见有成效，还更发生了许多反作用。
四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自己传统下的“广义”的教育吧！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所尽力发挥提倡的一种教育思想，和上述西方三大教育派别各不同。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这一种教育之内里，便包含着一种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又不同。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即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理想，与最高信念。即此便足给予每个人以莫大的鼓励。多方面的人，在各自一条生活线上，同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儒家这一理论，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这一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其极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人内心同样得到安慰与满足。
西方社会最尊的是牧师，是耶稣。中国社会最尊的是“先生”即师，是“圣人”。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先师”。耶稣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因此中国人常说“尊师重道”，历史上从来都如此。道寄托在师，在先生，在士君子的身上。西方人的道，是耶稣出世之道，由上帝那边来。中国人的道，是现世眼前的道，由孔子来。也可说是从人人“天性”中来。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这在中国人认为是对人最侮辱的话。中国人看“道”，是高于一切的。因此从“道”来看世界，则一切无分高下，都属平等。虽高贵如皇帝，亦要尊师重道。在孔子庙堂里，在孔子教训下，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说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实可比拟西方的宗教。
西方人因有他们的宗教，故可推行他们近代的国家教育，而不致有甚么流弊。我们没有像西方般的宗教，如果抹杀孔子，专讲国家教育，则皇帝大总统便成至高无上。人无疑都是一样的，相差不过在“权”与“位”，权与位由竞赛而得，得到的必然是少数，得不到的必然是多数。没有宗教教育而专来推行国家教育，其势必走上极权政治，其势必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所代表的是“法统”，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统”，道统远超乎法统之上。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统”的，士君子是“宣扬道统”的，而“士”则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孟子有一天要去拜访齐宣王，恰巧齐宣王也有事要找孟子，派了一个人来请。孟子说：他适有病不能去。孟子随即故意出外访友。门弟子询问孟子：“先生本有意访王，何以王来请，却又推病不往。既推病，却又仍出访友？”孟子说：“人生有位、有德、有寿。齐王位高于我，德未必若我，年龄又低于我，我不能受其召而往。”孟子是要保持道统尊严，不屈抑于法统之下。汉高祖统一了中国，路经山东，首先到曲阜拜谒孔庙。东汉章帝为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东郡，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上坐，帝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君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这是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统的师之面前的随手偶拾的两个例。像此类事，充满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只是说皇帝要做人，也要讲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严，就也得要尊师。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那时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凌驾在教育精神之上。东晋南北朝时，又引起一新争端，争的是究竟“沙门该不该拜王者”，这仍是“道统”与“法统”之争。和尚（沙门）是传道的，并非皇帝下属，故不该拜王者。逐渐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转变成王者要拜沙门。梁武帝不必说，即如唐太宗，也要礼拜玄奘法师，尊为国师。玄奘是传道的，玄奘便该为师。唐太宗仅是一王者，王者仅是守法的，哪得兼为人师呢？哪得与师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韩退之“辟佛”“尊师”的诤议。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是指智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而言。传道才更是师之真职分。韩愈所争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释迦、老子。释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道不在，因此亦不得为人师。
那时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论，他们说“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国儒家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故中国人较易接受。可见中国人传统的道统观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尊道崇道，只是尊崇人。人的尊严，在道德人格上具体呈露了。在师的位分下具体代表了。耶稣教来中国，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稣也只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为上帝，皆可为耶稣。耶稣教人获得满足的在出世，在身后，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而中国人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僧徒改口说人人皆可当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是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复活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再想做佛菩萨，仍想做士君子、做圣贤了。这时期最伟大的人物，首先允推范仲淹范文正公。当他为秀才时，他并没有担当得国家大任，但已经在其内心以天下为己任。他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与宗教精神。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实尊严。后来范文正率军到陕西，有一位十八岁青年张横渠先生，上他一本有关军事计划的万言书。范文正立刻召见，勉慰有加地说：“你正当青年，应该多读书求道。这些事暂不要理会。”因赠与《中庸》一册，这是先秦儒家讲人生最高哲理的书。张横渠经此鼓励，从此闭门折节求学，卒成一代大儒。他后来尝说：一个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细细体会范文正和张横渠两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之所谓“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所以说它是“人文精神”。抱负这种精神的，先该牺牲着为个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说它具有“宗教精神”。因其不主张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张为自己打算，所以说它有宗教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体复活了。
王荆公名满天下，宋朝皇帝请他教读，王荆公要求自己坐讲，皇帝立听。人问之，对曰：“我坐而讲，皇帝立而听，我并不是要皇帝尊重我个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讲的道。”中国人讲的道是代表现世大众，天下人类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师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师”。此后程伊川做经筵讲官，也是要坐而讲，皇帝立而听。这些事，依然是中国人在力争“道统应该尊过法统”的传统意见。
但我为什么要不惮烦地来反复讲述这些事呢？这些事，现在说来，似乎与时代隔远了，或许我们听了会不感得兴趣。但我们该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这社会才能团结存在。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
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稣；苏维埃大家敬重马克思、列宁；现在中国，这五十年来，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共同中心。于是在银行服务的只知敬重银行行长，在医院服务的只知敬重医院院长，这社会自然会四分五裂，必然会引起派系争端。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我们必得要求有一个最高中心，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与最高对象。这一个对象，为人人所共同情愿向之低头而受教的。但这个中心与对象，却不该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与对象，又须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则岂不变成了一个专用来压迫人的东西吗？此在中国，便是“人皆可以为圣人”的道理。圣人只是一种人格尊严，而这一种人格，又并不是什么难做的，却是人人能做的。我做一件事，若让旁人做，也只能如我般，不能比我做得更好些；即使圣人来，也只便如此，那我便即是圣人，就是第一等人，就获得了我的人格尊严。这不从智识讲，不从才能讲，只从“心地”讲，只从“道德”讲。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设使叫我做一个数十万大军的统帅，我才力智谋有不能，那是无可勉强的。但如我做一小兵，我勇敢地服从命令，忠诚地牺牲生命，那在我是没有什么不能的。然而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就小兵论小兵，也有这小兵的人格尊严，那小兵便是一圣人。因为任何圣人来当此小兵，也只能如此小兵般当，圣人不能比我当小兵更当得好些。当小兵是我的职分，如何当却是我的道德人格。圣人只论人格高卑，不论职分大小。天地间只要不能没有小兵的职分，那如何说当小兵的便不能就是圣人，就是第一等的人呢？明代王阳明先生，发挥“良知之学”，后来说成“满街都是圣人”，简言之便是此理。
中国人崇拜道德，崇拜圣人，连皇帝在内，也该同样的向圣人和道德人格崇拜。因此有时，皇帝该崇拜一小吏，大统帅该崇拜一小卒。满洲人进中国，是极端专制的，但也不敢违背此理。他们一面崇拜孔子，一面又崇拜喇嘛。拜孔子，用来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拢蒙、藏民族。若只教崇拜满洲皇帝，他们也不能维持两百余年的政权。但毕竟中国的圣人高过了蒙、藏人崇拜的喇嘛，因为圣人是一种人格尊严，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最平等、最博爱的，有当于人心所共同要求的；可崇拜、可敬仰、可奉为教育最高理想的合理的对象。
五
今天的中国人，连当年满洲人的智识也没有。今天中国教育精神上所最缺乏的，若比拟西方来说，不是国家教育，也不是个人自由的知识职业教育，今天中国仅缺少了宗教教育。中国原有一个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抄袭别人的，我们偏要高呼“打倒孔家店”，高呼“全盘西化”，但又不能诚心接受耶稣教，于是进来了共产主义，叫人共同来崇拜马克思。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意见该陈述。我们总该以“文化来领导政治”，不该以政治来领导文化。教育是代表文化的，不是代表政治的。
或许有人说，此后中国的教育，应该积极提倡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该有限度，否则必出大毛病。西方人讲个人自由，有两大限度。一是不超过国家和民族，一是不超过上帝和耶稣。因此他们讲自由，可以没有大毛病。
也有人说，此后中国的教育，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但国家民族是空洞的一句话，谁真代表着这国家与民族呢？若把政府来代表，这便要走上极权。理论尽高的是柏拉图，当前最具体的是列宁和史太林。若说代表国家民族的是平民大众，我们正为要教育平民大众，又谁是代表此平民大众呢？
说到这里，只有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此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才是真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中国此后的教育最高精神，必然要向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找求，这是无可怀疑的。今天的中国人，往往不探本而求其末，所以要在小节处吹毛求疵，打倒历史、打倒文化、打倒一切传统。教育的大纲领、大精神，永远没有能提出来，那确是一件最大危险的事。知识愈发达，人生相互间的距离愈远；竞争愈烈，则人生之痛苦愈深；个人愈自由，将愈不平等，社会将日见其不稳。中国人所讲的道，便是稳定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正缺乏此一稳定基础，而仅知专从教育制度或教科用书上求改进，拼命抄袭西方，那是缘木求鱼。
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这事并不需得我们来悲观。唐末藩镇割据，接着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宋初建国，未到百年，便出了两个大人物，范文正和胡安定。范文正是中国一伟大的政治家，胡安定是中国一伟大的教育家。范文正幼年丧父，其母再嫁，他借读僧寺，穷无以生，但仍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其人格精神，可谓崇高伟大。胡安定江苏人，曾在泰山半山腰一个道士庙里读书，他每逢接到家书，上有“平安”二字，即弃投涧水，恐开读了乱其向学之心。他在寺读书十年，才从黑暗中获得了光明。范文正聘其办学，不数十年，中国新时代降临了。此下宋代的风气和人才，便由他两人提倡培植起来。这比西方中古黑暗时期的一辈基督教会的教士，所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贡献，是有胜无愧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榜样。
好了，让我总结这一次的讲演吧！总之，一国家、一社会，必须具有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个人生的“道”，既不偏政治，也不偏科学，也不是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的。若今天有人能发明这个“道”，其人便是新孔子、新耶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自会崇奉他，信仰他。若果今天没人发明得新的，从前孔子讲的道，在我们中国讲来并不错，我们不该轻易喊打倒。空喊也没用。我们该回过头来，细心体味，再五体投地的崇拜奉行，如此才始谈得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