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中国民族和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赋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普通常讲中国二千年来闭关自守，这话并不合实情。中国是一个门户洞开的国家，本就无关可闭。东南是大海，西边是崇山峻岭，但北方是一带辽阔的平原。在这一条绵长的边疆上，中国并无天然的国防线。不仅门户洞开，而且藩篱尽撤。但在那边，虽没有天然的防线，却有天然的疆界。

北方天气寒冷，没有雨水，广大的草原和沙漠，无法发展农业。仅有很多游牧民族，在此地带飘荡。中国原是一个农业文化的社会，越过此界线，农业无法栽根。农业文化也可说是人类的基本文化，但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为商业文化。德国史家斯宾格勒有一名言，谓“近代商业文化，就是变相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换言之，此两种文化，同样涵有“侵略性”，而农业文化则天然具有“保守性”。古代世界最大游牧民族根据地，即在中国之北方。中国实逼处此，遂不得不建立起一条人造的国防线万里长城。远从战国，直到秦始皇络续建造一条漫长的防线；西起甘肃临洮，东至朝鲜大同江边（并不是到山海关）。若以罗马北部的阿尔卑斯山相比，中国万里长城何啻延长了几十倍，而且也不如阿尔卑斯山有天险可资扼守。

游牧民族的武装，以骑兵为主。马性爱冷喜燥，一到秋冬，全身马毛都长好了，所以说秋高马肥。骑兵的武器是弓箭，弓用胶质制成，所谓角弓。天寒胶凝，弓硬箭远。唐人诗所谓“风劲角弓鸣”。所以游牧民族一到冬季，正值食粮断绝而武装完备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农村里已经是秋收冬藏，酒酿熟了，布织成了，天然的引起北方游牧人的垂涎。这样团聚而流动的游牧队伍，可在荒远漫长的万里长城之任一个缺口蜂拥而入。中国尽有几十万边防劲旅，也是防不胜防，加以当时通讯困难而迟缓，待他处救兵到达，敌骑早已远扬。散处的和平农村，面对着这一飘忽而强大的，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配合的侵略大敌，这真是中国史上从始以来便面对着的一个最困难对付的大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逼得中国只有改采攻势的国防，而不可能常用守势。但若中国要采取攻势，则须先训练一批机动性的远征军队，能求找得对方主力，加以歼灭性的击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略所谓的一劳永逸。但中国军队要向北方边外开拔，运输不便利，大军机动向前，粮食辎重后发，这是行军一大危机。游牧人南来，可以就地觅粮，到处掠夺。中国军队北上，则必携粮随行。因此此项出击，又必在一个短时间内把握有必胜的机权。这样的“开塞出击”，若果有胜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战略，在近塞处战败了，还可越过大沙漠，退到漠北，借沙漠为掩护。只要避免主力被歼灭，待中国大军一退，依然可以越漠南侵。因此中国要求真能一劳永逸的遂行其歼灭战略，势必再进一步，绝漠穷追，求得澈底的成功，才能得到数十年或百年的太平。这当然是一种充满冒险性的孤军深入战，可胜而不可败。用机动的出击，在极寒冷的天气里，要远越关塞到无人烟的大草原，或横跨大沙漠，来寻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数万大军，绕行了旷荡荒凉的万里长程，结果不见敌人一兵一卒，无功而归。亦有提数千骑兵，出其不意地摧破了敌人数倍十数倍之众。这常是一种极惊险极勇敢的表演。必须有极优越的将帅天才，与士兵素质，才能胜任而愉快。而且在中国，要出塞远征，必先训练大队骑兵。无论在黄河流域，抑长江流域，骑队的训练都很困难。因为这里多是密集的农村，而且气候温湿，不适于大批战马之养护。这可想中国历史上对外防御是如何般的一种艰巨工作了。

历史上中国军队取辽东，征高丽，普通都从热河出兵（以往是不从山海关的），必须配合气候，随带粮食，在出征之前就预先计定班师凯旋之期。如果这一次出征，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天气骤变，或是粮运中断，这支军队往往会一去不返。这些都是中国国防先天的难题。汉武帝、唐太宗讨伐匈奴、突厥，及其他的对外武功，大都总是以少取胜。大队结集，反而要吃亏。几路军队，包围合击，出奇制胜，常演出惊险的场面。或是向导迷途，两支军队无法会师。或则前军追击，后军不继，遂致两相隔离，不能呼应，形成孤军，受敌包围，有如霍去病、李靖的战绩，十足可以说明中国民族之富有战斗精神和战斗力量。在其保国守土的绩业上，殆为其他民族所无可比拟。

这一种塞外立功，往往经过了十年或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始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因气候物产种种关系之限制，对战胜所得，又不可能长期占领。中国内地的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终苦于无法移殖。于是大军凯旋之后，最多数十年一百年，塞外游牧人获得休养生息，潜滋暗长，新的力量又在无形中崛起。那不是么？匈奴完了有鲜卑，鲜卑完了有突厥，突厥完了有契丹，以后又有金，有蒙古，有满洲。此只据其最著名者为例。而在中国本土，因经过了一百年八十年的长期太平，武备松弛，人民终老不见兵革，一旦第二次外患又来，逼得中国要重新努力再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攻势防御来再固疆圉。

如是般的循环，直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二千余载。但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仍能屹立于世界，成为世界上现存唯一古老国家，这决不是天幸。印度对外只有一途可通，罗马亦然。陆路除却阿尔卑斯山天险，竟可说是无路可通了。中国则漫长的边防，无险可扼，而且其外面又是最适宜于大量游牧蛮族之屯聚与流转。试问在如此困难的国防情势之下，还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二千多年，若使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

而且中国军人，不但富于“攻击性”，同时也极富于“防御性”。防御性的战斗和攻击性的战斗，此在军队性能上，是相反的两极端，而同时在中国军人身上表现了。其他民族，往往有的善攻不善守，或是善守不善攻。中国历史上的军队，却具备了此相反的两性能。所以中国有时被北方蛮族侵入，往往能就地抗战，以劣势挫敌优势。像唐代安禄山攻睢阳，张巡、许远孤军困守，终于摧挫了敌锋，保全了江、淮，这是历史上极著名之一例。如此之类，举不胜举。故说中国素受异族侵凌，这话固不虚。然也是我们对自己国防的一句警惕话。却不该因此看轻了我们历史上民族传统的强韧战斗精神。

二

汉代匈奴，实在是当时一可怕的强敌。屡次内侵，终未成功。经汉武帝痛快击溃之后，其一支流亡到欧洲，欧洲人却无法抵抗，被打到了罗马，直到现在，欧洲还存在一个匈牙利国，是其遗胤。至于西晋时的“五胡乱华”，这并不是北方蛮族直从塞外入侵冲破了中国防线，而占领到中国之内部。这是许多早已许其移住在中国内地的蛮族乘时捣乱，突起叛变，只是中国内部一种政治崩溃与社会动乱。唐代武功，举世无匹，可不用说。以后便是辽、宋之争。一般人都卑视宋朝，称之为“弱宋”。殊不知宋朝处境的困难，较之汉唐，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一则是五代石敬瑭割弃幽、蓟十六州赠予契丹，到宋初开国，中国东北方疆土，自山西大同到河北北平，早都在辽国之手。西边由山西大同往南，尚有雁门关一条内线可守。而东边河北则只有居庸关到山海关一条外线。逾此向南，从北平保定直到黄河北岸，地势平坦，更无阻塞。宋代的国防形势实太削弱。二则宋代东有辽，西有夏，这两国都是马和铁的最要出产区。中国对付北方，必用骑兵，而产马区均落敌手。养马又须广大草原，或深山长谷，不能一匹匹地分散在农村里养。所以宋朝要训练大队骑兵，根本条件不够。当时曾有人计算过，开辟一块草地养一匹马，这块地就足维持二十五个农民的生活。如以白银茶叶向西夏换马，西夏自不会把上品的马供应。换来马后，散给农村饲养，一户一匹，往往一二年后即羸瘠无用，不堪作战。宋朝在此情况下，应付辽、夏，前后维持了一百六十年的长期，实在比汉唐困难得多。

后来金国南侵，也只占领了黄河两岸，没有能过长江。南宋虽弱，还能保住了半个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部被北方民族占据的，只是蒙古。蒙古人用兵，世界罕有其匹。他们曾横扫欧、亚两洲，然他们所遇到的最大敌人，还是中国。那时中国早分成三个国家：北是金，西是夏，南是宋。而蒙古南犯，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前后五代七十八年，大别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太祖成吉斯汗灭西夏，取到金黄河以北地，但打不过黄河，越不过潼关，便转向西侵，直攻欧洲。

第二期：太宗窝阔台联宋取金，自汉水借道襄阳，迂回潼关，以拊金之背。但灭了金，仍无法攻宋，又再度西征，越过莫斯科，直捣意大利之威尼斯。

第三期：世祖忽必烈绕道西康、云南，转向回攻襄、樊。其间攻襄阳六年，宋朝还是挣扎着，仍未即就灭亡。

据西方人记载，蒙古西侵，真如秋风之扫落叶，未见有像到中国来那般节节受阻的。可见当时蒙古人所遇最强韧的大敌，还是中国。蒙古武力亦为吞并中国消耗极巨，宋亡而蒙古亦趋衰弱，未到一百年，仍为汉族驱逐出塞。整个蒙古帝国的衰亡，主要还是在中国开始。

再一次的异族入侵，便是满洲。我们往往怀疑当时偌大一个中国，何以竟无法抵抗小小的满洲部落。但满洲侵灭中国，前后也历三十年，其间经过极曲折。中国原是一个和平性的民族，政治比较合理，在升平无事了二三百年之后，一旦仓卒临时征调全国农民来当兵应敌，疆域又如此般辽阔，征发令一下，便致全国骚然。这些弱征，是一个和平文化的社会，发展到百年以上的长时期之后所不易避免的。当时军备存库，也多已是百余年前的腐朽。据历史记载，杨镐领着四路大军出关，临时开库配发军装，铁甲都已锈烂，战袍缝线也都脱断。分配盔甲，肥大的配给了瘦小的，瘦小的分配到了肥大的，十万二十万大军，一时哪能有现成称身军衣？出师前宰牛祭旗的刀，也竟锈钝了割不断牛颈。这样的武装如何能用？而且南方人从没见过冰雪，一旦开上遥远的东北，气候骤异，缩瑟寒冷，军心士气，先受威胁。满洲人是全族皆兵的，他们尽在打仗战阵中生长。他们的帽子，对耳鼻均可御风。上身是皮马褂，这是马上的军装大衣。长袍内襟拖长，可以把两襟左右分开，庇护着骑在马上的两腿和膝盖。两手勒缰和使用武器，有马蹄袖保温不冷。这真所谓主客异形，天然的便吃亏了。加以他们的武器，因是一个战斗民族，所以都是配合着各人身材力量，由私家各自精心铸造。两种社会的全部生活绝不相同，在这样的对比下，中国军队件件见弱，这不是中国人不爱国，或不善打仗，而是太平已久，迫不及备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头追忆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了。他预备攻匈奴，便先期训练骑兵。为要养马，便先到新疆移殖苜蓿，在上林（即当时的皇家公园）辟地试种。他为此曾运送大兵到西域去挑选种马，所谓“汗血天马”是也。马有了，才好练骑兵，待几十万马队训练成熟，这样才一鼓出塞，自然易获胜利。武帝为要攻大理，通西南夷，知道大理有一昆明湖，便在长安仿照昆明湖凿了一个大湖，亦名昆明，用来天天训练水战行船。否则大陆人南下，又何能骤习水战呢？孔子所谓：“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本质问题。

满洲是一个新兴蛮族。正从战斗中长成。明朝二百年来，只怪社会太平太久，然这不是人类文化所应有的理想吗？待其忽然面对强敌，几仗之后，虽经失败，而战斗精神渐旺，还能守住山海关。若使那时国内政治稍得清明，不腐败，没有李闯、张献忠作乱，内部不至闹得不可收拾，山海关守兵不撤，满洲内侵，还是可以抵抗。我们不细读历史，不明白当时种种真相，只知道中国给满洲吞灭了，便说中国民族早已衰败，该亡国了，这真是丧心病狂之见。

中国的对外军事史上，还有一点值得称扬佩服的，是每逢获得大胜仗后，便能适可而止。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罗马人因穷兵黩武，终至覆灭。中国则不然。每逢对外战争，大将军胜利归来，中国人并不热烈崇拜。甚至如西汉陈汤，以单车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遗族郅支强敌，却受国内种种责难。其实这不全是中国人之糊涂。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世人热烈崇拜的，反而都是些失败英雄。他虽失败，我们鼓励他，崇敬他，称扬他，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较之霍去病、李靖、徐达之流，他们事业之一胜一败，而我们对他们的一冷一热，反而成了一反比例。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国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三

讲到国防，一定要讲军队，我再从大体来一讲中国历史上兵的来源和军队的制度。

春秋时，中国只有贵族兵，那时仅贵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装参加军队，平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军中勤务，如浚沟、筑垒、运输、做饭等工作。战国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步兵。那时大都是募兵制度，平民遂得正式当兵。

到汉代，始有确定的“义务兵役制”。汉代是全国皆兵的，壮丁从二十三岁起全应服兵役。为何规定二十三岁起呢？其中却有道理。因为二十岁成丁，照理该能独立营生。中国的农民经济，通常是三年耕可以有一年之蓄，每年积蓄其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三年便可余一年粮。一壮丁自二十岁至二十二岁耕种了三年，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家中可以使用他过去三年的贮蓄，无饥馁之忧了。可见当时小小一项制度的规定，也顾及民生休戚。那时兵役共有三种。一是到中央当卫兵，一是到边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见习。无论丞相之子，也一律要服兵役。当时中央政府的卫兵，数额最高有七万余人，这是由政府供养的。至于边防戍役，旅途经费由民间应役的自己担负，因此平时国家军费开支极节省。倘遇对外作战，除了正在兵役期限的以外，另有一种志愿兵。此等人，平日在家养马射箭，自行练习，一旦国家有事，报名参加，即所谓“良家子从军”。如李广一家从祖上直及其孙李陵，世代都是期望着得机会志愿从军建功立业的。

到三国时，“国民兵”变成“部曲兵”，形同私家军队。当时中央政府覆灭，地方政权亦随之崩溃，到处土匪横行，大门第组织自卫军，农民亦归附参加，像张绣、典韦等，都有他们的私属部曲。在那时，则几乎只有军队，没有农民了。有邓艾等替曹魏划策，叫军队集体耕田，此即谓之“屯田”。晋代五胡乱华，五胡军队可称为“部族兵”。匈奴人有匈奴军队，鲜卑人有鲜卑军队，他们全部族每一壮丁都是兵。另外中国人当兵，叫“签丁兵”，由壮丁用抽签方式临时征发。或二丁抽一，三丁抽一，五丁、八丁、十二丁抽一不等。符坚淝水之战，他军队前线已到安徽淮河，后方尚未出长安城，可谓浩浩荡荡，盛极无比。所以他夸说只要我军队人投一鞭，便可把长江水流塞断，安然而渡。然符坚，一到淝水边，偶而登山，隔水遥观东晋阵容，即怅然失色。称许为旗帜鲜明，自叹勿如。这为什么呢？正因当时东晋已采用“募兵制”，合格的壮丁始得入伍当兵，身材服装均整齐划一。符坚军队却杂乱不齐，有各种胡人的部族兵和中国的签丁兵，衣服旗帜、行列阵容完全杂凑，宜乎一见晋兵，便自心怯。可见募兵制也有优点。但招募的军队，贵能及锋而试，过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容易衰颓。东晋“北府军”自淝水战胜，以迄刘裕北伐，是极盛时期，那是当时招募来的那批军队的最有用时期，但久了便不行。

到了北周，那时鲜卑部族兵已不够用，拉来壮丁又不行，募兵又要长期消耗国家军饷，遂改行“府兵制”。选择有家业的壮丁，令其长期当兵。有事出征，平居则自耕自养。当时户口分上、中、下三等九级，下等三级人是不准当兵的，只上、中二等六级户口可服兵役。当了兵，一切田租捐税均豁免。北周终于凭藉此府兵制度统一了全中国。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制度而创立下极伟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农，与汉代之全农皆兵，同为“兵农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制则更为合理。当兵的都有相当田地，家业穷苦的农民，不得充兵役，如是则兵员素质，无论在智识上、体格上、品德上，皆无形提高，而且较为整齐。较之募兵制度自更优越了。签丁兵不容说，中国户口盛，实在也不需全农皆兵。

所谓府兵之“府”，与地方行政划开，专择战略要点设立，非边防冲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区，便根本不需要设立府兵。当时每府有一支军队，小则八百人，多则一千二百人。据统计：全国最高可能约八百府，共可得八十万军队，分配在各战略要点，实际已足够应用了。而国家则无需分文军饷。因府兵有田亩自给，中央只派几个教练官就农隙督教。及遇出征，某一府兵阵亡了，申报到政府，即由政府派人去其家唁慰，并致送抚恤金，赐予爵位。府兵都是有身家的，都知自爱，都能忠勇奋发，以此屡立奇功。将军在中央供职，无官有勋。作战时带兵赴敌，战事完了，兵归府，将回中央，亦绝没有军人干政之事。可见唐代武功和当时制度有关。

待到唐玄宗开疆拓土，一意向外扩张，府兵制度遂渐次破坏。旧例军队戍边，期满即调防回府。后因军事长期不辍，军队久驻边疆，不令回府，那府区也不认真，不另派人接防，此人只能永留不归，如是则使人视从军为畏途。同时出征军人，本都富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儿，遇从军出发，常携带许多绢帛私货随时自备私用。边将贪污，想法中饱，将府兵带来绢帛令其登记存库。名义上代为保藏，俟其需要用时领取。实则对有绢货人责令加倍作苦工，求其速死，以便没收其财产。这辈打仗或做苦工死的，边将也都不造具名册呈报中央，中央即无名册转到各府，军人家属犹在梦求征人平安归来。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此积弊一多，府兵纷纷逃亡，大好制度因此瓦解。可知每一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

唐代自府兵后改变为“镇兵”，即藩镇自有之兵。当时中国边防，渐引用番将，所带镇兵，亦杂用大量胡卒，于是有“安史之乱”。乱平后，边防节度使依然存在，各将其辖下所有壮丁尽量编成军队，每一节度使都蓄有精兵八万十万以上。再就其中挑选一万或几千人为卫兵，常驻衙内，称为衙门兵。更于卫兵中挑出二三百最精锐部队，收为养子。如是递分等级，层层统制。衙门里每日宰牛杀羊，犒劳士卒。军队马鞍旗帜均用锦制绣花，更有加以金银嵌饰的，远望如云锦霞彩，光耀夺目。地方的全部经费都耗在养兵上。节度使间又互通姻亲，联成一气，中央对之无可奈何。如此般的拥兵割据，各自世袭。所以唐代藩镇，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痛恨的军阀。

以后经过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来再建一统之局，真是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罗马帝国末年相比，便知中国民族毕竟伟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绝处逢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当时一大转机，那时军人也觉悟了，经太祖一席谈，将兵权交回中央，那真是当时国家制度一极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经流血而完成了。但那时国力已经不行，河北、山西两省，大半为契丹所据，既有大敌在前，又不能痛快裁兵，宋太祖乃在军队中挑选精锐的改编为“禁军”，余下老弱残卒，谓之“厢军”，一时不好遣散，只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这都是不能上阵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朝代，穷的原因，就为要养兵。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时代，因为是募兵制，来应募的体质虽健，大多是无业游民，德性智识都低下，军队素质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阵，连体质也要逐年降低。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点。但从唐代藩镇割据，吸尽民间精血来各养私兵，到宋代总算把兵队都统一到中央，这已是大不易事。若论祸源，应远溯到唐玄宗之穷兵黩武。唐没后的中国，不变成罗马覆亡后之黑暗时代，那已是宋人功绩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当兵资格，中国人是没份的。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又效法唐代府兵制。他尝说：“我要养百万大军，而不用民间一粒米。”那时的军队，叫“卫所兵”。小单位的军队谓之“所”，大单位的军队谓之“卫”。明代的“卫所”，略如唐代的“府”，皆与行政区域分划开的驻军区域。一卫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户所一百二十人。每一兵给以若干耕地，令其自耕自给。上等的田二十亩，次等的田三十亩，荒地七十至一百亩。但卫所兵仍须纳粮，纳来的粮用以养将。有明一代武功，远及蒙古、朝鲜、新疆、安南，亦见卫所制度之效用。后经长时间的太平，卫所制度也又腐败了。

满洲入据中国，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谓“八旗兵”。汉人参加的军队，谓之“绿营兵”。那是有等级的。绿营兵的饷额待遇不能与八旗兵相比。到太平天国起，八旗、绿营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训练湘军、淮军。开始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后来成为正式劲旅。这种军队的编制，又可称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乡，把乡邻、亲戚、朋友招来当兵当将，长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变，结果成了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这亦是一种变相的私人军队，变相的部曲兵。

现在我们试比看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入侵时有，不用多论。募兵虽有优点，但也只能用于一时，不能长久豢养。国家也不堪负担此长期的军饷。国民义务兵，欧洲直到近代由普鲁士开始实行，而中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是全国皆兵了。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签丁兵硬拉来的，当然不能用，还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卫所兵。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变相，一面是部曲兵的变相，也要不得。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强有弱，虽则原因复杂，而兵制影响也重要。现在我们在积弱之余，笼统埋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质，那都是不通历史的瞎说话。

四

现在我们再该讲到的一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武装”与“经济”的配合。中国既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的国家，国防武装，主要的便在如何与农村生产相调节。上面所讲汉、唐两代的兵农合一，便由这一原则之要求而产生。但农业是安住的，农村是散漫分布的，而军队则需集合，需流动，尤需特别注重边疆，在此形势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现。

“屯田制度”是一种用军队来耕种的制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个临时的战斗集团，同时即成为一个平时的生产集团。武力之所至，同时亦即是财力之所达。军队推行到那里，农业也同时推进到那里。因此对外战争，紧接着对外垦殖。远在西周封建，其实早就是一种农民集团之武装移民。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诸侯，圈定了一块土地，浚深沟，筑高封，中心建设一都市，当时称为“国”。四围开辟农田，即是封建诸侯所经营的“井田”。把井田的经济生产来营养都市，把都市的贵族士兵来护卫井田。当时每一个侯国，同时便是一个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单位。西周封建所面对的现实形势，本是一个农、牧并存，华、夷杂处的古中国。从事游牧的，乃当时之所谓戎狄；有城郭建筑，从事耕稼的，当时谓之华夏。西周封建，是把华夏农业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游牧文化的广辽大陆，而逐渐使此广辽大陆普遍“华夏化”，那即是这一种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生产战斗集团之成绩。

但此集团中，却显然分成“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都市国人是贵族，井田农夫是平民，而且那时是贵族负担战斗，平民从事生产，责任显相划分。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晁错所讲移民殖边的一切规划，便可想象到西周当年向东封建的大概情形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拥有深远伟大的历史经验之一例。两汉的屯田，不仅在边塞，而且还深入到国外。这是尽人所知的。东汉只为罢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边塞动乱，而逐渐地蔓延到全中国。

其实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变相的运用。屯田主要在戍守边疆和控领国外，而府兵则在内地屯田。而唐代的边外屯田，北方远至瀚海都护府，东北远至百济，西北远至西域及青海，国力远扩，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宋代禁军，分番戍边，仆仆道途，却没有在边境上扎下来屯田。宋代的厢军，只在地方充劳役，当杂差，也没有教他们耕作与生产。只因这一制度之颓废，便影响到全部国力。

明代的卫所制，显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这制度也直扩到边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汉、唐相仿佛。如云南全境之开辟，断然须归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其时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东北曾拟屯田至朝鲜而未果。这一制度之兴废，也显然与明代国力消长成正比。

我们根据上述，正见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不仅武力应与经济相配合，而引致富强之途径，又必与其国家民族之文化教育与国民性之深厚内在处相融结。目下的中国，正为欣羡西方之富强，而忽略了自己本国历史文化之演进意义，鄙视了自己国民性之独特优长，那真所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宜乎是要愈走愈远，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现在我们再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将官。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这在唐朝前期，几乎成为常例。但亦并不是以他的军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没有军队，所以这也决不是军人干政，只见当时之文武不分界线而已。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明代的“铨选”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即如明、清两代的总督巡抚，照理该是武职，而实际则是文臣。

说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抵宋代才有这句话。五代时强拉壮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面上刺以花纹，宋代因而不革。狄青出身行伍，后为大将，亦面刺花纹，遂使一般人看不起当兵的。纵为国家立下大功，当时人对他还是看不起。重文轻武，乃是宋朝人风气。这也因唐代藩镇造孽，处处是壮丁入伍，当兵是好行业，循至读书人太少了。宋代尽力尊重文人，轻视武人，此一风气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矫挽积弊，有可原谅的。

现在要讲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随军，至今俗语相传称之为“军师”，这很近似于近代欧洲之所谓“参谋人才”。他们正式的在军事制度中设有参谋，也由近代普鲁士开始。但中国此项人才，早在战国时已出现，如齐国孙膑便是一例。到楚、汉相争时的张良，所谓“运筹帏幄”之中，这显然是参谋的专职。因为中国土地大，一有战争，往往是大局面的，双方胜败，并不在局部阵地的进退得失上决定。因此作战必先有全盘的战略。西洋方面，直到近代国际战争，才始有通盘战局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发明的“地缘”政治，主要还是一项通盘战略的研究。换言之，即是大局面作战之策划。在中国历史上，如刘、项之战，双方对阵，全国各地皆有接触，作战必须有全盘策略，决不是任意混战所能取胜的。所以很早就知军队该分前、后方，而又知参谋人才之重要。韩信便是前方大统帅，萧何是后勤指挥，张良便是参谋部。三国时著名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其实都是参谋人才，非前敌统帅人才。大抵中国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参军，都由这一需要而起。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战略，实际并未曾应用，而详细记载在历史上的，这在安史乱时，安禄山率兵由北京越黄河攻洛阳，西向至长安，唐明皇入蜀，肃宗在临武指挥勤王师恢复两京。当时谋士李泌献计，以一支兵屯陕西北部牵制长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牵制洛阳，虚张声势，使安史军队到处设防，然后以奇兵潜从绥远绕察哈尔，越居庸关，直拊北京之背，先解决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所谓“犁庭捣穴”之策。倘使当时唐肃宗听从此说，安史余孽不会再盘踞河北，藩镇之祸不致拖长，也许此下中国历史也便不是如今这样的了。但肃宗说：“方今上皇蒙难，不复两京，无以对国人。”遂决计先攻长安，再攻洛阳，安史兵队节节退却，河北三镇老巢，终于仍落在安史部下。即如近代曾国藩能败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盘战略，下武汉后率水师沿江东进，步步控制长江，坚守安庆，再下苏杭，包围南京，洪杨终归覆灭。

如上述，汉代之张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国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参谋总部的人选，并不是实际统军的大元帅。张良、李泌从未亲带军队作战，曾国藩在前线，自己带军，每战必北，但亦终于胜利了。因为大局面作战下参谋人才之重要，这可说明中国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军中，其地位更重于武将之内在意义。

因此从中国历史看，我总觉得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即如上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人，都是极好例证。其他还是举不胜举呀！

让我再讲到中国的军事学，且简单一讲中国的三部军事书籍：

第一部要讲《孙武兵法》，我疑心此书并非吴国孙武所著，实在是齐国孙膑的书。这一部书，不仅讲战术战略均极高明，而且从人生最高哲理中发挥出一种“战斗哲学”，至今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部兵事学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继光的《练兵记实》，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论来练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个性来分别训练兵种，以道德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军事学配合，发挥出一部最上乘的“练兵学”，实在是东西方军事书籍中从无如此造诣的。

第三是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一部中国军事地理书。凡中国历史上用兵所经的地方，进退攻守形势，都有详细分析。从中国三千年历史的实际军事经验来综合出一部中国的战略地理，这是一部卷帙极浩繁的大著作。日本人对此书非常重视，书内所列，无论乡村小河，丘陵小道，只要发生过军事关系的都有记载，日本人曾为之编索引，用便检查。他们侵入中国，此书即作为用兵向导。顾先生是明末遗民，他曾亲身从事革命，失败后著此书，重要在推翻一个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见，即总认为只有北方打击南方，很少南方打击北方。顾先生的意思，只要运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边打出，完成统一大业。此书最要用心，是要唤起将来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于北方始可用兵统一南方。清初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汉，是其失败主因。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致失败。曾国藩的胜利，乃在占住武汉，始终没有丢。这些军事上的实际教训，都合顾祖禹那部书的分析。

我们只举以上三部书，即可见中国文人对于军事战略、战术、训练方法以及军事地理的研究，实在都有极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国的国防，仍然在北方。林则徐在一百年前鸦片之战以后说：“中国大敌，并非英国，而是俄罗斯。”这话还是应验。中国北方敌人，二千年来，都被我们解决了，今天便不该无法解决。我看到西方罗马帝国，抵不住北方蛮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仑大兵进入莫斯科，而狼狈退却，常想起中国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绝漠远征的艰苦伟大的成功。今后应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国防，那是我们的责任了。